母亲用一首名为“我悲痛”的诗来描述这一切。这首诗是1989年一位十六岁的越南姑娘辛迪·常在香港一个用铁丝网围成的难民营完成的。我们在一次读书会上，我不记得确切的时间了，但是在母亲做化疗的一个冬天，我让她说出几位曾经改变过她人生的作家。“有好多。”母亲立刻说，“我都不知道从哪说起。真的，无论什么时候，你读到一本好书，它都能改变你的生活，哪怕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她停顿了两秒，然后补充道，“不过，我肯定会把辛迪·常的名字放在最前面。”
我悲痛
谁会愿意倾听我的感受？
谁会愿意倾听我无用的国度？
战争之后，我的皮肤已被损毁。
我的体内留有子弹的伤痕。
尽管我悲痛、遗憾、承受苦难，
谁会愿意倾听我的感受？
我悲痛、遗憾、承受苦难，
谁会愿意知道我的感受？
我悲痛并非因我损坏的身体。
我悲痛是因为人们无法公正对待我。
谁会愿意知道我的感受？
非普通读者
2008年1月开始，母亲对她的伦敦之行充满期待，这是她知道诊断结果之后的第一次旅行。出发前的那个星期，母亲的病情很不稳定，但她坚持了下来，让自己能够承受飞行之苦。由于母亲身体不佳，奥赖利医生在母亲出发前，为母亲重新安排了化疗，把周五要做的化疗提前了一个星期，调至周二，也就是母亲出发的前一天。母亲担心她能否度过在伦敦的一个星期。但我确信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止母亲去伦敦。
1955年，母亲前往伦敦学习戏剧的时候就爱上了它。我想这是因为母亲在这个地方第一次感觉自己是个成年人了。玛丽·安当时二十一岁了，离结婚生子还有七年。她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感受到彻底的快乐，永远也不想再放弃我的自由了。对于像我这样被保护、被宠爱的孩子来说，独立自主实在是太棒了。我真的希望我的一些朋友也能到这里来。每当我看见了美好的事物，想着能找人一起分享就太好了。”
另外一封信中写道：“伦敦是个有魔力的城市，至少我这么认为。不管天气多寒冷、多恶劣，街上的人总会对你微笑。当你向人问路时，他们不但会告诉你怎么走，如果可以，他们还会带你过去。没有人匆匆忙忙地赶路，每个人都出奇地礼貌。还有好多神奇的地方可以去，有让你喜爱的演唱会，每周还有许多的艺术展览，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去教堂，在那里做礼拜太美好了，唱诗班都经过良好的训练，在那里你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平和安详。”
你喜欢上的第一个城市总是会对你有着非凡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母亲之后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到伦敦。父亲也同样喜爱是一大因素。我九岁时，父母利用休假带着我们在伦敦住了一年，后来几乎每个夏天，我们都会去英国，当然也不会错过伦敦。
重回伦敦除了给母亲带来愉悦，也许还有让她一直怀念的事情。母亲的初次到访似乎相当浪漫，她觉得那里的每个人都对她友好，可能是因为伦敦的确生机勃勃，但也可能是二十一岁玛丽·安的青春与美貌。
这次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旅行有一个非常折腾的开始。母亲刚到伦敦，就发起了高烧。父亲直接带她去医院，但一到医院，高烧就退了。在医生还没来得及量体温就退烧的母亲，虽然松了一口气，但感觉很郁闷。尽管对于正在进行化疗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但母亲还是担心别人会以为她得了臆想症。我们讨论过这个，我试图告诉过她，既然真的患有病，就不要担心别人说她是在幻想。她是个很能忍耐的人，但还是担心有人以为她抱怨的病痛并不存在，只是她的臆想。
余下的伦敦之旅变得好了起来。妮娜和萨莉带着孩子从日内瓦飞到伦敦来看她。母亲还去参加了一位朋友七十岁的生日派对，还去见到了一堆好朋友。她写了两篇热情洋溢的博文发给我，说她正在伦敦与国际救援组织的同事开会。她十年前发起建立的国际救援组织伦敦分部，现在每年为国际救援组织贡献三千万英镑的资金，并且还能独立执行自己的项目。
母亲回到纽约时，是我们的读书会该要选一本新书的时候了。我们决定选一本背景设在不列颠群岛的书。最后选了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威廉·崔佛的《弗莉西亚的旅行》。这本1994年出版的杰出的小说，讲述了一个怀有身孕却一无所有的年轻女人，从居住的小镇逃离去找寻让她怀孕的男人。她在英格兰中部到处游荡，绝望地寻找着男人说的割草机工厂，却错误地信任了一位肥胖孤独的陌生男人的善意。这个陌生的男人生活在自己的记忆中，大脑里面都是他过去认识的一些女子。
我和母亲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
“如果你去了其他城镇，你总会见到一些人。”母亲这样说。我们在医院里碰的面，母亲刚从伦敦回来没几天。“你并不会多想她可能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他可能是挨家挨户试图说服人们皈依宗教的人，或者刚与一个年轻女人一起喝茶的男人。这本书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崔佛不仅仅向你介绍这些人，还向你清楚地介绍了这些人是如何变成那个样子的。”
母亲给我看折起来的那一页：“街上那些人躲起来，也许是因为酒精诱惑，也许是因为绝望，才陷入沉睡，梦着他们曾经的生活。”
“我觉得这本书太可怕了。”我一时忘记了母亲那个古怪的阅读习惯，“这样的结尾把我吓着了。你觉得呢？”
“当然不，我先看了结尾。我觉得我肯定承受不了悬念的折磨，所以一定要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然会担心得不得了。”
显而易见，母亲不是一个悬念小说迷，她喜欢的那些故事场景都设在某个特定的地方，比方说唐娜·列昂的威尼斯，丹尼斯·利汉盖尔的波士顿，柯林·科特里尔的万象，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博茨瓦纳和爱丁堡。在每个作家的作品中，无论是犯罪还是破案，地点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也要求作家对当地的特质和奇闻有着非常深厚的知识。母亲喜欢的伟大的悬念作家，都是有能够对一座城市、一个小镇赋予性格的能力，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可以藏人，有钱时可以去那里，没钱的时候也可以藏在那里，那里可以让你销声匿迹，也可以让你鹤立鸡群。
继续我们的英国主题，我们选的下一本书是《非普通读者》，这是作家艾伦·班尼特在半年前出版的书。母亲注定是要爱上这本书的，她不可能不爱。这是她最喜欢的一位作家之一。故事的背景设在伦敦，主角是英国女王。但书中真正吸引母亲的是作家对于配角的塑造，特别是那个让女王迷上阅读，“染着黄色头发穿着工作服的男孩”，还有让女王获得新生活的克劳德爵士，以及最后出人意料、极富魅力的结尾。
而且，一个爱书之人怎么可能不爱上这本爱书之作呢？在我们都看完了小说后，母亲坐在家中，指出她最喜欢的三个段落给我看。无论何时，当母亲发现她喜欢的一段话，她不会念给我听，而是把整本书递给我，用手指指着示意我从哪里开始读到哪里。这时会出现半强迫的情况，母亲确定我的眼睛找到了书中正确的位置，她才会抬起手指。就好像跑接力赛时，确定交棒后才会放手。
“当然。”女王说，“但听取摘要不是真正的阅读。事实上，摘要与阅读是两码事。摘要是浓缩、切割、要言不烦；而阅读是博采广纳、铺陈扩散，并且持续不断地增长和延展。”
“打发时间？”女王说。“看书不是用来打发时间的。
看书是为了接触其他生命和其他国家的。我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才看书的呀，凯文爵士，我还苦于没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呢。如果想打发时间，不如去新西兰好了。”
女王想，阅读之所以对她有吸引力，在于它的中立：这正是文学最尊贵之处。书不关心是谁在阅读它们，或者有谁没看它们。所有的读者都是平等的，包括她在内。
在班尼特的书中，一个备受瞩目的人物最终请辞。好几个月以来，我都在想着辞职创办一个网站，就在母亲去伦敦的前夕，我终于鼓起勇气准备辞职，虽然我还不知道究竟要办一个什么性质的网站。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在纠结着是告诉老板我要离开一段时间，还是告诉他我一定要辞职。最后我选择了后者。
“这真是个好消息。”当我告诉母亲时，她这样说。
“是的。”我说，“我很害怕，又很兴奋。讽刺的是，从图书出版的工作岗位辞职后，我发现我有更多的时间看书了。”
“也许还能写点什么？”母亲建议。
“那我倒不觉得。”我说。
跟母亲聊过艾伦·班尼特之后的几天，我们在侄女的四岁生日会上碰面。我和大卫到达的时候，现场已经是一片欢乐了。大家正在玩“钉驴尾巴”的游戏，这是专门为孩子们设计的游戏，因为无论有没有钉到，孩子们都会爆发出欢笑声。现场为大人准备了很多酒水。纽约的父母们穿插其间，啜饮着葡萄酒或咖啡，孩子大的就鼓励他们去玩游戏，孩子小的就让他们站在一边，嘴里吸着一只大拇指，另一只手抱着妈妈的大腿。
母亲站在人群中，头发明显地稀少了。尽管室内很热，她还是穿着两件毛衣。过生日的小姑娘露西有点发烧，但仍然拼命地在派对里玩个痛快。她的祖母跟她一样在硬撑。每个人都警告母亲，作为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人，她不该跟感冒的人待在一起，打招呼的时候最好不要亲吻或者拥抱，也不要坐地铁或公交车。但母亲不想那么活着，她还是跟一群孩子混在一起，尽管有一半的孩子流着鼻涕，咳嗽个不停，她还是玩得很开心。
过了一会儿，我知道母亲开始疲惫了。她在电话里告诉过我她的脚疼，不管是站着还是走路都很不舒服。她从孩子堆里出来，朝着父亲、大卫和我走过来。
我们一如既往地谈论着各自的计划。母亲正在准备去维罗海滩的旅行，简直是迫不及待。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五我要陪她一起去见医生、做化疗。我们还谈了谈伦敦。
母亲说，在伦敦她和父亲去一些她喜爱的地方，都是尽量走路去的。她甚至还去看了看考特莱特街20号，她在20世纪50年代住过的房子。她还去见了她最大的教子和他的家人，以及在那里第一年就认识的朋友们。这位教子的母亲患有早期老年痴呆症，看到家人们给予这个老人的关心与爱，母亲深受感动，因为要照料一位患病的母亲非常不容易。
“我觉得自己好幸运。”母亲对我说，“我无法想象，如果记不住我爱的人、不能看书、不记得我看过的书、不能去喜欢的地方、记不得发生过的所有美好。”
我们看着露西玩耍了一会儿，还跟她七岁的哥哥艾德里安聊了聊。小男孩作为今天派对的娱乐总监，刚刚才从工作岗位上下来休息了一小会儿。
“只有一件事让我感到遗憾。”当艾德里安回到孩子群里时，母亲说，“那就是不能看着这些小家伙长大。我很想带他们去百老汇看音乐剧，去伦敦旅行。”
母亲最近从电视里看到了电影《欢乐梅姑》，这是由她之前的老板罗莎琳·拉塞尔及其好友皮帕·斯科特主演的。皮帕在剧中扮演天真的少女。我猜母亲会这样想的原因是，小说中梅姑带着她的侄子踏上奇妙的世界旅程，并对她说：“生活是一场宴席，大多数的弱者却饿得会死。”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在母亲即将离开人世的过程中，令我们难过的不只是她的离去，还有我们未来梦想的破碎。已经走了的人，你并不会真正地失去他，因为你拥有与之相关的所有回忆。我会永远记得六岁时在英国戈德尔明学会了系鞋带；在英格兰的那年，妮娜喝了太多的利宾纳黑莓加仑糖浆，被大家取了个绰号叫妮娜·利宾纳；还有我和母亲在伦敦看《吉赛尔》，那是我第一次看芭蕾舞表演，巴里什尼科夫和格尔塞·柯克兰的舞姿无与伦比，现场观众起立鼓掌整整七次，母亲和我站在一起，因为激动而泪流满面；还有我们一起看过的戏剧，珍妮特·苏斯曼出演的《海达·高布乐》以及保罗·斯科菲尔德出演的《狐狸》。我甚至会记得那些当时觉得很糟糕但现在回想起来很搞笑的日子：我们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到达威尔士的时候，我跟兄妹们坐在汽车后座，我已经吐得不行了，还弄脏了哥哥和妹妹的衣服，却发现没有预订酒店，没有房间可以住了；我们把车子开到凯里风景区时，妹妹几乎把胆汁都吐出来了。
但我们只能放弃梦想了：带孩子去看百老汇表演，去泰特美术馆，去哈罗德百货那令人惊叹的食品大厅和玩具店；不能让小家伙们回忆起他们的祖母只有稍纵即逝的印象或来自照片的想象；不能让母亲参加他们的派对，不能为他们买衣服，不能看他们带回家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我们终将放弃梦想：不能让孩子们享受祖母给予的爱；不能让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如同他们的父母一样深爱着他们，那就是他们的祖母，她全心全意接受他们的一切，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棒的孩子。这是我对未来比较理想化的预测，虽然只是脑海中的想法，不过我想哥哥、妹妹、父亲以及母亲自己，应该都跟我想得差不多。
我明白了一点，当深爱的人将要死去时，可能同时要做的是庆祝过往，活在当下，并为未来哀悼。
但还是有一个念头能让我微笑。我会记得母亲喜爱的书，当孩子们长大了，我会给他们看这些书，并告诉他们这些是他的祖母喜爱的。小家伙们可能没看见过不列颠群岛，但可以从作家的眼中看到。孩子们很快就能够阅读伊迪丝·内斯比特的《铁道儿童》、亚瑟·兰塞姆的《燕子号与亚马逊号》，最后是爱丽丝·默多克以及艾伦·班尼特的书。他们都会成为阅读者，甚至不是普通的读者。
蜥蜴笼
这些日子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从好日子到坏日子，再从坏日子又回到好日子。每次门诊结束，我们才会知道下一次门诊是什么时候，书也一本又一本地看着。
每次与母亲谈话，她都会问我是否读完了凯伦·康纳利的《蜥蜴笼》。母亲非常喜爱这本在一年前出版的以缅甸为背景的小说。
2008年1月底，某个天气寒冷潮湿的一天，我终于告诉母亲说：“我看过《蜥蜴笼》了。我脑子里还一直在想这本书，停不了。”
故事从一名生为孤儿的小男孩讲述他与一位名叫泰莎的政治犯之间发生的事情开始。泰莎是一位作曲者。书中描写了他在狱中生活的种种残酷景象。在狱中，身为佛教徒的泰莎必须捉活蜥蜴来吃。杀生、吃肉违背了他的信仰，但他只是为了自身的存活。这并非他痛苦的全部，却具有极强烈的象征意义。这是一本极有力的书，也表述了人们想通过写作，与他人取得联系，想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讲述出来，再流传出去。
书的前面是小男孩和他在监狱中的朋友们说话。他说了朋友们的名字之后，说：“那些书……我的朋友们是书。”尽管他还无法阅读它们，因为他还不识字，但它们的存在仍然为小男孩带来了安慰。
接着泰莎积攒香烟，因为香烟是用报纸卷成的，上面有一些废弃的话语，偶尔还会有怪异的现代诗，那是通往文明的命脉。很快，一支钢笔进入了泰莎的生活，但又消失了。泰莎、小男孩，以及一个与他们为友的监狱看守三人之间的生命交集、苦难和救赎，就是从这支钢笔的消失开始一一展开。在监狱的高墙之外，任何反对的声音都是被禁止的，康纳利写道：“只要有纸张，人们就会书写，在你看到的房间书写，在他们脑海中的密室里书写，正如那些被禁止说出来的话一样有人耳语着。”
在电脑时代，一个政治犯和他辛苦收集的废纸片，一个因为丢失一支钢笔而大乱的监狱，还有作者对书写以及印刷文字的认可，在书中都有深刻的描写。在我们这个网络的世界里，不仅是监狱这样的地方接收不到电子信息，有些国家也是。比如缅甸。此时此刻，一如既往，自由只能依靠墨水来表达。
“泰莎在被严刑拷打之后说出那个了不起的祈祷词，你认为怎么样？”母亲问我。我们坐在一起时，化疗药物正慢慢地流进她的手臂。“我把那段话复印了下来，夹进那本《每日的力量》里，就在我手提包里放着。”
我递给母亲放在椅子上的手提包。母亲用没打针的那只手小心地掏出书来递给我。这张写着《蜥蜴笼》里的那段让母亲难以忘怀的祷告文字影印本，整整齐齐地夹在书里面。那是泰莎曾经用来平静心情的佛教冥想，不仅能让他忘记身体上的疼痛，也忘记悲伤与愤怒。
他开始轻声念诵祷文：“愿世间众生，远离苦难；愿世间众生，忘记仇恨；愿世间众生，不受伤害；愿世间众生，免受病痛；愿世间众生，守护幸福。”
“我特别喜欢最后的守护幸福。”母亲说。
“当别人对你毒打时，你又怎么守护自己的幸福呢？”
我问。
“这就是关键，威尔。你无法控制自己被人毒打，但你有办法保护你幸福的多少。只要一个人能够守护自己的幸福，那么他会留住让生命值得为之活下去的东西；而当他已不能守护自己的幸福时，也明白，他已经尽力了，没有遗憾了。”在我的心中，暗自把“别人对你毒打”换成了“得了癌症”。
“这真的对人很有启发。”我说。
“是的，但《蜥蜴笼》不仅是启发你，还让你发出不平的声音。”
我们经常说，一本书并非仅仅关乎一个特定的年代或地方，它还展示着普世人性。这样的话语也许适合《安妮日记》、埃利·威塞尔的《夜》、伊斯梅尔·比亚的《长路漫漫》。但是，认为一本书表达的信息超越了时间、地点和忽略掉书本创作时的条理完全是两回事。母亲觉得我们的结论都下得太快，无论是对这些书还是《蜥蜴笼》都犯了这个毛病。固然，这本书彰显了人类的勇气，但它也指出了缅甸的人权现状。当我们阅读《蜥蜴笼》时，当作者在写这本书时，缅甸的情况都能让人愤怒并激起反抗。康纳利是一位加拿大诗人和纪实作家，曾多次前往缅甸，直到她的签证被缅甸政府拒签。她还曾在泰国、缅甸边界居住过将近两年，她对那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并决心为之做点什么。
在与母亲聊过《蜥蜴笼》一周后，我又去看她，注意到一封即将寄出的信，收件人是美国缅甸运动组织。这不是母亲与这个国家第一次接触。她曾在1993年为妇女委员会出访缅甸。她在那里甚至会见了缅甸合法选举产生的领袖昂山素季，当时她正处于刚刚从软禁中解禁的短暂时期。她们一起谈论了妇女权益、健康问题，以及难民问题——永远的难民问题。
《蜥蜴笼》唤起了母亲为缅甸运动捐款的心，也激励她投入阿富汗计划，因为这本书强调书籍、阅读与写作的重要性。阿富汗图书馆在那年一月又新增了一名董事会成员，一位杰出的阿富汗外交官。事情在向前推进着。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资金，大量的资金，不是几千美元而已，是上百万美元。如果没有钱，喀布尔的局面永远无法突破，书籍只能堆积在仓库里，移动图书馆也不会到达阿富汗村庄。
母亲总是会向愿意聆听的人传播图书馆的事情。
在我们的读书会上，我从母亲身上还学到了一点：永远不要对人妄加论断。你永远无法知道谁能够以及谁愿意帮助你，除非你向他们开口。所以永远不要因为一个人的年龄、工作或财政情况等而断定一个人不能或不愿帮助你。
母亲告诉我：“在波斯尼亚战争时，我曾经给一群高中孩子做演讲，第二天其中一个孩子给我打来电话。她是一位企业高层的女儿，在前一个晚上的晚餐中，她说服父亲捐赠了数额巨大的供给品，还支付了空运到波斯尼亚的邮资。这也是为什么我告诉所有人兴建图书馆的原因，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帮助你。”
就连给母亲治疗的医生和护士们、出租车司机、一起晚餐的朋友，以及熟食店遇到的陌生人也知道了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有一天我开玩笑说：“妈妈，有时我想如果你的公寓着火了，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在让他们进去灭火之前，你也会先告诉他们阿富汗图书馆的事。”
“我不至于那么糟糕啦，”母亲回答，“但我可能会在他们灭完火后告诉他们。”
博来·法拉先生
就在我辞去出版社工作之前，公司刚好要替兰迪·波许出版《最后的演讲》。波许是一位四十七岁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是一位教授，罹患胰腺癌。全书以《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杰弗里·查斯洛撰写的关于波许的文章开篇。当时波许受他所在的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邀请，在学校设立的“最后的演讲”系列发表演讲，主题是“如果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次演讲，你将会对听众说些什么。”讽刺的是，波许教授深知这恰恰是他的最后一次演讲，他利用这最后的演说将他学到的东西告知于众，不仅是向在场的听众，还向一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人——他年幼的孩子。我告诉了之前的同事关于母亲的病，他们在书稿完成后立刻打印了一份给我。我当时正准备赶去佛罗里达陪母亲两个星期。于是，我带着书稿上了路。
母亲整个二月都待在佛罗里达。父亲在那儿过了两个星期，但由于工作，他已经在赶回纽约的路上。哥哥、妹妹及其家人也都去过了。于是我在父亲返回纽约的当天飞向了西棕榈滩。这段时间我就先开他们两个在当地租赁的车代步。
母亲热爱维罗的一切，从天气、海滩、从朋友那租来的房子、民俗风情、小而精彩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的演讲，甚至连走道出奇宽敞的超市也让她喜爱。镇上还有美国非常棒的独立书店之一，“维罗海滩图书中心”。我把行李箱扔进卧室后，立刻与母亲坐下来了解她的安排。
“首先，我想去找几本书来看。我喜欢的作家的书和诗集，也很想花时间重读一遍，像简·奥斯丁、T.S.爱略特、华莱士·斯蒂文森，还有伊丽莎白·毕索。新书旧书混杂着。母亲总是能保持一种平衡，不断把她童年时期的老朋友介绍给她刚刚认识的新朋友，去一个熟悉城镇的途中总会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稍作停留，她在阅读她最喜欢的作家的书时，也会阅读些新作家的作品。
母亲说话的时候，我很近地看着她。她的头发又稀疏了些，纤细、扁平，颜色就像在太阳下暴晒的鸡骨头一样灰白暗淡。她的体重不断减轻，消瘦得非常明显，无论穿着多少件衣服也让人忽视不了——那些衣服都是为了抵挡室外的太阳以及在佛罗里达的店铺、家里、餐厅里无处不在的冷气。但母亲还是看起来不错，跟我几个星期前在纽约一个刺骨寒冷的日子看到她时好多了，她当时看起来疲惫不堪。
母亲说在她起程前往维罗海滩之前，跟妇女委员会的同事一起吃了午饭。她想要告诉每个人关于阿富汗图书馆的事情，可大家却把午餐变成了一个小庆祝会――表扬母亲从开始运营这个机构至今做出的贡献。她们送给母亲一个剪贴簿，里面是她访问各种难民营时的照片，也有妇女委员会所有伙伴的照片。母亲为此深受感动。
哦，还有一样东西要向我展示，她让我先等待。那是一个惊喜。
我坐在她公寓里厨房桌子旁等着。母亲离开厨房去了她的卧室。许多分钟过去了，母亲还是没有出来。
“妈妈，你没事吧？还好吗？”
“没事，等会儿。我马上就出来。”
一般来说母亲不喜欢惊喜，所以我也没法想象这个惊喜会是什么。然后，母亲终于出现了，那个惊喜印入了我的眼帘。母亲戴着一顶假发，很大，像杰奎琳·肯尼迪的一样蓬松，里面还掺杂着几缕不同的灰发，还有些黑发。假发怪异地套在母亲头上，她试图把它戴好，但不管怎么弄就是不对劲，感觉上更像是一个帽子。
“不错吧，对吗？”母亲说。
我发誓坚决不能掉下眼泪。
“相当不错。”我说。
“可能还需要做点造型，这个假发太大了点，我觉得它不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病人。我现在还有些头发，已经觉得很幸运了，但头发越来越少，所以就买了这顶假发。不过，能在化疗了六个月后还能有头发，这已经超过我的预期了。所以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你妹妹觉得这颜色不太合适，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调一下颜色。”
“颜色是有点深了，但戴起来很好看。你看起来很好看，妈妈。”
“我去把它放好，然后我们就去做别的，好好享受在一起的时间。”成长过程中，我对母亲撒谎时几乎总会被看穿。一部分是因为母亲惊人的记忆力。我十二岁，正要打算开始一次被禁止的旅行，坐地铁从剑桥郊区去往臭名昭著的波士顿市区，那里有家杰克玩笑商店，我能从那儿买到假的呕吐物、电人握手器，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你要去哪？”她在我溜出门时这么问我。“去吉米家。”我撒谎道。“可是我记得你几个月之前说过，吉米全家这个礼拜要去吉米的祖母家，他祖母家可在阿什维尔呢。”糟了。
从那时起，母亲几个月都没有再戴那顶假发了。
那个下午，我们按原计划去了维罗海滩图书中心。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跟母亲一起去书店时，我们都会兵分两路，这样能够让我们的搜索能力加倍。大约十五分钟后我们再碰头，彼此简单介绍一下各自搜寻的成果。就像你在一个意外发现的花园里独自游玩，然后觉得有必要告诉你的同伴发现的珍宝一般——快看啊，这里有水仙花、绣球花，还有玫瑰花园！我们母子就是这样分享彼此的意外发现。
“你知道这个作者出了本新书吗？你觉得怎么样？”母亲可能会问。
“我不喜欢他后来出的那几本。”我可能这么回答。
“那你干吗还要去读它们呢？”
“我是那些书的编辑。”
或者，“你听说过这本书吗？”
“知道啊，我肯定看过一点，但记不清是太好还是太糟了。”
书店里有各种意外的惊喜。从名字的字母排序开始：在寻找一本小说的时候，一看到作者的姓名，你可能想起另外一个姓或名雷同的作者的某一本书正是你一直想看而忘记买的。视觉方面：封面的闪亮封套可能会吸引你的眼球。偶然性：出于迷信，我几乎总觉得有必要买下那本被我弄翻的书。还有被提示：我和母亲都比较关注书店“推荐区”的书，特别是附有黄色的即时贴或手写的货架插卡的书。货架插卡——这是我喜爱的一个书店新词，因为它活灵活现地刻画了一个与你谈话的书架，或是一个与书架谈话的人。
这次书店之行后，我带回了约瑟夫·铁伊的《博来·法拉先生》，还有不小心被我碰到从书架上掉下来的《萨默塞特·毛姆选集》。母亲选了杰罗米·K.杰罗米的《三人同舟》，记述了1889年的一次滑稽的船游旅行。我们的一个朋友坚持说母亲看过这本书。我很确定母亲看过，但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本书。
“妈妈，我还从纽约带了本书来。”我们离开书店走向汽车的时候，我说。那天佛罗里达的天气挺冷的。我的停车水平很差，不像一般的驾驶员把车停在靠近大门，但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停得进去的地方，而是选择即使是重型机车司机喝醉了酒都能停进去，离门口很远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之前告诉过你的那本书稿——《最后的演讲》，卡耐基·梅隆教授写的，患有胰腺癌症的那个。”
“他还好吗？”母亲问。
“我想他还在坚持着。几个星期之前，就在我辞职之前，我跟他通过一次电话。他人非常好。”
“我在卢斯特花园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他们非常爱他。”母亲最近与卢斯特基金的人在联系。这是一个致力于为胰腺癌相关研究筹措资金的机构，也着力于提供提高民众对胰腺癌症状的意识以及改进治疗方式，它的成立是为了纪念一位在五十四岁时死于胰腺癌症的有线电视公司的管理人。
我不确定母亲是否想要读一本开头就很惨淡的书，作者在开始就清楚地说他知道自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了。我们回到母亲的住处后，我决定把书稿放在早餐桌上，当作我的“员工推荐区”。这样，母亲就可以随手翻看两页来决定是否去读这本书。
“你怎么不去沙滩走走？我打算把脚抬起来休息一下。”
于是母亲坐在沙发上，我手里拿着铁伊的书走了出去。
我坐在可以眺望大海的椅子上，不知不觉竟待了很长时间。在沙滩上阅读是一个理论胜过实际的事情。阳光太烈，我的太阳镜不是渐进式镜片，所以我需要把眼镜摘下来看书。人们走动时还搅起微型的沙尘暴。炎热的天气让人口干舌燥，清澈的海水让人想放下书去游泳。有时我拿的书不适合，当周围是歇斯底里兴奋尖叫的孩子们时，太过严肃的书根本看不下去，在欢笑的情景下也很难保持严肃的心态。
但今天真的是个在沙滩上阅读的好日子，《博来·法拉先生》一翻开就吸引了我。这本书写于1949年，让我想起派翠西亚·海史密斯在时隔六年之后出版的引起轰动的《天才雷普利》。这两本书里都包含谋杀、谎言以及江湖骗子。铁伊机智之处在于：凶手是唯一知道江湖骗子底细的人，但他无法揭穿这个事实，因为会牵连到自身。除了情节之外，书中关于英国乡间生活的描写也让人陶醉：银盘服务、马匹、起居室的下午茶，还有盛装晚宴，丝毫不会沉闷。
铁伊于1952年因癌症去世，享年五十五岁。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麦金托什，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内斯，是水果商人和教师的女儿。她从不接受采访，也没有亲近的朋友。我不仅没有看过她的书，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名字。但我发现《博来·法拉先生》激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很兴奋地把这本书拿给母亲。
看书的时候，我不时地都会强迫自己停止，放下书本好好想一想。我想的事情跟我说的谎言有关。如果我告诉母亲那个假发不好看，会对她更好吗？可能不会。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也想不起来母亲有哪一次对我说谎。只是把我的玩具海龟送给了孤儿们那件事，也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样找另外的假海龟代替。她也说过其他的谎，明明事情很棘手，她还保证说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那么她这是在说谎吗？她说她不疼，但我们在私底下看见她的时候发现她满面痛苦，深吸一口气，或是紧咬着下嘴唇。
该是到了离开海滩回到公寓的时候。我走进门时，母亲还是坐在沙发上，背对着我。她面前的咖啡桌上放了一沓纸张，是《最后的演讲》。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她。
“看这本书，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真的吗？”我觉得有必要表达得更清楚一点，“但你跟他的情况一样啊。”
“当然。但是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他再也没有机会看着他们长大了，也再没机会知道当爷爷的感觉。”
大陆漂移
许多人愿意谈论死亡，但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即将到来的死亡。母亲正好相反，所有问她这一问题的人，她都清楚地向其明白表示：她知道自己患上了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而这疾病最终也会让她死去。任何提到一年之后的话题（比如，一个朋友孩子的婚礼），都会将这个死亡话题摆上桌面。母亲通常会说她很乐意参加，如果她还在，身体还允许的话。但有时她就会非常直率地说她认为到时她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有些人继续忽略母亲谈论自己癌症的方式。“我肯定你能好起来的。”他们会这么说，或者说“你会战胜这个病的”，或者他们会讲述那些得了绝症的朋友、亲戚或明星们，如何奇迹般地从一个毫无希望的绝症中痊愈的故事。
一谈到这些，母亲偶然会表达她的挫折感。人们愿意相信她会好起来，有时，我觉得她真的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也真的认为会有奇迹的存在。有些日子她想要谈论她的死亡，有些日子她不想谈。有时就是上一分钟和下一分钟的转变，感觉就好像坐进一辆横冲直撞的车里，司机随心所欲地更换车道，也不给别人任何信号。这一分钟我们都在谈论她的葬礼，突然之间她就盯着亚历山大·麦考尔·史密斯的电视剧《第一女子侦探社》，然后不喘一口气地立刻又回到葬礼的话题上，教堂里不要摆花；道格负责所有的仪式方面的事宜（他们已经就念诵什么悼词、演奏什么音乐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整个仪式绝对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母亲被诊断为患有癌症之前的几年，在她和父亲发现了善终运动以及了解了临终护理的含义后，他们就跟我们谈过自己安乐死的决定以及他们的遗嘱，还有其他已经签署完毕的法律文件。他们强调说希望在家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当他们的生命迹象衰败后，如果有明确迹象表明他们的生命已经终止，不要用任何的举措来试图挽救他们。可能这也是母亲为何能平静地讨论自己的死亡以及后事的原因。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有次从伦敦来到纽约，生病了。她在纽约的所有时间都蜷缩在我朋友的公寓里。整个星期，白天黑夜都在看美国电视，她最后宣称自己最终搞明白了美国人。“关于美国人，”她说，“就是无时无刻不对所有一切无比关心。”
可母亲不是这样。她之所以那么有效率，是因为她凡事都有先后之分。她竭尽所能地为她关心的事情忙碌，但每次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阿富汗图书馆。所以她每天通过大量的电话、会议来推进这件事情。需要设计和分发的宣传册，还有被邀请来参加慈善活动的名单。有各种相关的提案需要审阅，有需要通过的图书馆的建筑构思，还需要考虑图书馆管理以及运输后勤方面的问题。但安全问题是首要问题。母亲告诉我，她特别关心同为董事会成员的朋友大卫的安危，他是《纽约时报》的记者，正在坎大哈进行战地报道，但却不是美军编制内的战地记者。
“妈妈。”有天当她看起来特别疲惫的时候，我说，“如果你想要放松一下，待在家里，听听音乐，所有人都会理解的。”
“我知道。”母亲说，“我肯定会慢下来的，只要关于图书馆的事都安排好了。我打算再多做一点点工作来帮助筹款，之后我就把一切工作都交出去。”
2008年3月16日，回到了纽约后，我们去医院领取母亲确诊后的第二次检查结果。她对化疗药物之中的希罗达反应强烈，所以停用了它。我们被告知过，这样一来，这一次的检查结果可能就不如第一次的好。
母亲感觉好点了，体重增加了些，精力也恢复了一点。虽然她不认为会有什么糟糕的消息，但还是对任何消息都做好了准备。我回想起大学时候听说的一个很戏剧的故事，是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男人告诉我的。每当我需要提醒自己：好消息与坏消息都是相对于你的预期而言，而非独立存在的，我都会想起这个故事。
这个男人从耶鲁大学毕业后直接加入了中央情报局，当时正值战争，在他第一次的行动过程中，就被敌国击中俘虏了。他甘心忍受可能要在敌国坐牢几年的事实，只是祈祷刑期不要超过五年。这样他就能够忍受，再久的话就会让他崩溃。两年的监禁生活过去了，他与一大群犯人被传唤到法庭。他们会逐一得知自己的刑期。他听到的第一个宣判是：死刑；第二个：死刑；第三个：死刑。突然间，他发现自己在祈求，哪怕能够活在牢里也好。他能够忍受更长的刑期，只要能活着。而他也确实获得了无期徒刑，他为此感到高兴。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母亲，她笑了。
“没发现新的肿瘤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她说。
父亲很快来了，接着我们被叫到检查室里等候奥赖利医生，几分钟之后她来到我们中间。她穿着白大褂，但这次我注意到她戴了一条精致的金项链。她的双眼比往常更为明亮，灰蓝色的眼睛像宝石一样映衬着她红润的皮肤。她的发型是青少年男孩偶像的那种波波头。可能是我的想象吧，我感觉她的脚步似乎更为轻盈，她想要告诉我们一些消息，但她似乎更想要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佛罗里达怎么样？那里的治疗做得如何？水泡和口腔疼痛好很多了吗？便秘和腹泻呢？），接下来就是揭晓检查结果的时间了。
“好吧，我要告诉你。”奥赖利医生说，“结果非常好。
没有新的肿瘤，以前的肿瘤也都有所缩小。这是非常显著的效果，你还胖了一点，身体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母亲说。
“简直是判若两人。”奥赖利医生说。
“妈妈的肿瘤缩小了多少？”我问。
“你第一次来的时候，肝脏部位大概有30％的面积是肿瘤。”她说。她总是以母亲为回答对象，无论提问人是谁，她总是看着母亲，“现在是接近15％。”
我想起了唐尼，那个中央情报局探员，因为得到无期徒刑而欢天喜地。只有当你30％的肝脏充满了癌细胞的时候，这个15％的消息才是个好消息。当然，只要数字继续减小，那么无论怎么看都是一个好消息了。我看着母亲，她脸颊上的光彩重新又回来了。父亲眉开眼笑，而几分钟之前他的浅笑还有一丝紧张不安。一回到候诊室，我就立刻给妹妹和哥哥，还有叔叔打电话通报了这个消息。
母亲可能还有更多的时间。
父亲离开了，我陪着母亲做化疗，我们坐在一起。“我猜每一个人为我做的祈祷都起了作用。”她说，“我必须得让弗莱德知道。”弗莱德是麦迪逊大街长老会的牧师。
“你有伍德霍斯的书吗？”她问我，一刻都不想耽误。
“有啊，就在我包里。太有意思了。”
P.G伍德霍斯的吉夫斯小说系列非常让人愉悦。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拥有不可思议能力的管家以及他贴心但倒霉的员工的。我最年长的教子是个古典主义者，职业是律师，他是吉夫斯小说的大粉丝，他的父母是我和我父母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坚持让我们再给伍德霍斯一次机会。
“我以前都没耐心看伍德霍斯的书。”母亲说，“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故事很精彩，甜蜜多过犯傻，不像《博来·法拉先生》那么傻。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那么喜欢那本书。”我在佛罗里达看的是约瑟芬·铁伊的书，是少数让我母亲和我意见不一致的书。
母亲说小说的惊讶结尾完全是可以被预见的，哪怕她没有先去看结尾，也不会觉得惊讶。另外她也觉得里面的人物非常无趣。我被这个评论搞得有点生气。
“我就是喜欢这本书。”我的辩词并不有力，“但是你不觉得看些傻傻的书，可以用来转移注意力，不去想一些事情？”
“现在我可看不下去愚蠢的书了，因为有那么多好书等着我去看，去重看。而且，我发现如果一本书太愚蠢，通常是因为作者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或者那本书毫无价值，又或者因为整本书就是一个从头玩到尾的把戏。如果你先看了结尾，你就不想在这本书上浪费时间了，哪怕一本写得很好的书也可能是愚蠢而浪费时间的。但伍德霍斯的大部分书都不是这样。我并没有发现他的故事愚蠢。我喜欢他的人物：博迪、吉夫斯。他们有点荒诞但又讨人喜爱。我也喜欢伍德霍斯的人物们搜集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袜子、银子、单片眼镜。这让我想起我自己那些喜欢收集奇怪东西的朋友，比如用麻将牌做成的首饰，还有女子仪仗乐队的明信片。他显然非常享受那个由晚餐、订婚、贵妇姨妈组成的世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威尔。这本书有趣，但不愚蠢。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