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学生像母亲一样是奥巴马的热情支持者，他们知道母亲在说些什么，他们发出激动的欢呼声。
母亲继续说：“过去十八年来，我从遇到的难民那里学会了对未来抱有希望——这也是帮助我度过人生的信念，我也知道这对2008届的毕业生来说意义重大。我衷心祝愿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比我更坚持这个信念。”
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身边坐着一千名骄傲的父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眼含热泪，但那是目睹孩子毕业的喜悦之泪。我想起母亲说的关于她死后回复的吊唁信的话，我看着好几排前来支持母亲的家人和朋友们，知道不久之后他们将会寄给我吊唁信，我也将会一一回复，像母亲要求的那样，不要太悲伤，署名要亲切，还要用蓝墨水。
毕业典礼的奇特之处在于，很多人都认为这是某个阶段的完结，高中时代或大学阶段的句号。但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结束，而在于开始，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正念
那顶假发在2008年8月再次现身。母亲之前完全没有戴过它，因为她的头发还剩不少，外出时不会觉得难为情。但随着化疗次数越来越多，她觉得还是改改那顶假发吧。母亲和她的瑜伽老师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她带着母亲做整体疗法，比如生物反馈和冥想。这位老师知道有人能把假发弄得好看一些，把颜色改得更适合母亲本身的发色，尺寸也改小一点。
我们在初夏阅读了好几本与当下时事、即将开始的总统大选，以及和奥巴马有关的书。母亲对奥巴马的喜爱与敬重也日益加深。但在我们的八月读书会，母亲想要做点改变，于是我们决定讨论卡巴金一系列关于正念与冥想的书。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多舛的生命之旅》，这本书详细介绍了禅修，以及在生活中发现抗压之道，都有助于疗愈。卡巴金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分子生物学博士，也是该校医学院减压诊所的发起人。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0年，描述了他自己和其他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提供以心性疗愈身体的方式。我们现在看的是他1994年出版的《正念》，这本书主要介绍的是正念与禅修，讲述活在当下，不仅是靠减压强化疗愈的效果，而是让生命的每一分钟都过得踏实。“正念是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觉察，即有意识地觉察，活在当下，不做判断。”卡巴金这样写道，“这种专注力可以培养人们的感知、清明以及接受当下现实的能力。”
“你该试试瑜伽，甚至试试禅修。我觉得真的有帮助。”我们坐在一起时母亲对我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我没时间。”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我的回答听起来多么荒谬，跟母亲比起来，我的时间太多了。“不过看看这类书我觉得也会有帮助。”我抱有希望地补充，“也许阅读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禅修了。”
“可能吧。”母亲说，“但肯定跟真正地做瑜伽不同。”
卡巴金的近作《恢复理智》中有一段话，我把它标记出来给母亲看。很遗憾，我不记得我标记在哪一段，又为何标记，甚至连书放哪儿了都想不起来。这本书我还帮助编辑过，所以找不到这本书尤其让我生气。我很确定，最后一定能在我公寓的某个乱纸堆里找到它，只是现在我太过激动，根本找不到，这可能验证了母亲的话。
“你看起来累坏了。”每次母亲看见我都会这么说。我的确很累，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开设一个烹饪网站。于是我满城乱跑，到处开会，酷暑加上神经紧绷让我大汗淋漓，我要跟合作伙伴谈网站设计、投资架构，要在跟朋友租来的四层楼的办公室里跑上跑下，还要在他们的葡萄酒店里稍作停留，简短聊聊，然后带一瓶葡萄酒回家或是去吃晚餐。我对我的哥哥妹妹说起过我们忙碌的生活。我们希望自己这么忙，因为如果我们突然慢了下来，与母亲突然多了许多共处的时间，这可能会让她觉得，我们认为她很快就会去世了。此外，母亲并不希望我们盘旋在她四周。当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她还有自己要见的人、要做的事。
初秋过去了，母亲那段时间总体来说感觉挺好，当然也少不了难过的日子。自从她被确诊以来，至今差不多有一年了。几次高烧让她数度进出医院，有时甚至还需要留院治疗。2008年9月的一次住院治疗中，我们第一次目睹了母亲的痛苦，她自己也说出了难过的话。那一幕让人目不忍视：她咬着下唇，紧闭双眼，痛到全身弓起。当疼痛有所缓解后，母亲立即要了一片止痛药。在那之前，母亲从未要求吃过任何药效强过雅维的止痛药。那天，医生给了她一片扑热息痛片后她才好了一些。
“我感觉自己像个爱发牢骚和抱怨的人。”吃药时母亲这样说。
我跟父亲站在那里，我们知道不该笑，但我们都笑了出来。母亲生气地看着我们。
“妈妈，你有癌症。你可以要求吃止痛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知道。”母亲说，音调有点上扬，“可是我并不需要止痛片。”母亲停了一下，“我在想罗杰第一次跟我说的话，他告诉我，我将会痛不欲生。”她和罗杰后来又聊了很多次，罗杰来纽约的那次，他们还见了面。几年前，罗杰照顾完患了艾滋病的兄长和胰腺癌病人，离开了纽约的朋友和忙碌的生活，搬去了丹佛，从事一项更富挑战性的同性恋权益基金会的工作。我和母亲从未告诉过罗杰，那第一次谈话曾经如何刺激了母亲，我和母亲与他的友谊也丝毫未减。“我想，那次可怕的谈话其实是一件好事，也许是他故意那么做的。无论现在我有多么难受，我总是想着，好吧，这还没有罗杰说得那么糟糕。这个方法真有效。我有些担心罗杰，他的背痛很严重，人们理解不了他随时随地忍受背痛之苦，他不像我这样，好日子和坏日子交替着，他只有不断的疼痛。”
当我和母亲再次去找奥赖利医生做检查时，拿到了母亲上一次住院的完整报告。上次母亲痛不欲生的症状并不是癌症引起的，而是她的结肠发炎了，几乎可以确定是可复发的细菌感染，那是一种很难治疗的病菌，母亲在之前的一次住院中染上的。母亲的化疗要暂停一阵子，休息一下再开始新的化疗，最近的化疗药物副作用太大，让病患难以忍受，而且效果也不如预期。
至于肿瘤，仍然比一年前母亲第一次检查时要小——现在大概占到她肝脏的8％。奥赖利医生讲话时，我就边记边发问。每次我都会这样做，如果我没有一一记下，我就什么也记不住。
奥赖利医生有些话要对母亲说，她坐了下来，问母亲使用那么多针头的感觉。母亲看起来像个注射毒品者，手臂上遍布着针眼。那是无休止地抽血检查和化疗的结果。奥赖利医生说她想要在母亲胸骨上方皮下植入一个人工血管，这能让打针简单一些，也能在新一轮的治疗中用得上，在新的治疗中母亲要接上一个装化疗药品的小瓶子，挂几天药水，直到药物滴完才能取下来，医院会教我们如何挂上小瓶，如何拆下来，母亲也可以随时去诊所请工作人员帮忙。
奥赖利医生认为母亲最好选择尝试药品5-FU，并与亚叶酸一起使用，可以加强抗癌效果。奥赖利医生又提醒了我们，这种治疗会带来口腔疼痛、腹泻、手脚敏感疼痛等副作用，不过跟之前疼痛的程度相比，这次会轻一些。
如果我们需要的话，还可以看看说明书。
我很喜欢“书”这个字眼。所以我们的读书会现在也纳入了制药公司的伙计们写的药品说明书。母亲接过了说明书，像往常一样一再地谢过奥赖利医生，然后准备离开。
我提醒母亲，她还有一个想问的问题。
“没关系的，威尔。”母亲说。
奥赖利医生想知道母亲的问题。
“不必麻烦医生了。”母亲一边说，一边对我不理会她的暗示感到恼怒。
“我妈妈在11月12日有个很重要的晚宴。”我说。
“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晚餐。”母亲补充道。
“她真的很想参加，也想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些。”我接着说，“我听说利他林可能有效，是真的吗？”
我在高中时吃过不少这种药，至今有相当多的朋友仍在使用，所以我知道这些。利他林是一种速效药，它能让婴儿稳定下来，也能让成年人提神。
“对，这是个好建议。”奥赖利医生说，“许多病人都觉得它有效果。我给你开个单子。”她对母亲说：“你哪天没有什么重要事情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片，看看反应如何。”
母亲对利他林很满意，她还发现这种药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作用——它能帮助母亲更好地看书了。母亲第一次尝试使用利他林的那天，又累又疲倦，无法集中精神。服下了利他林后，她就拿起托马斯·曼的《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开始阅读，那是一本一千五百页的长篇。朋友送给她那天她就一直在断断续续地看着，从1926年看到1942年，至今也没有看完。在此期间，托马斯·曼还写了《威尼斯之死》、《托尼奥·克律格》、《魔山》和《马里奥与魔术师》。靠着利他林，母亲发现自己沉浸在书中的世界，根本无暇站起来走出去换口气，而与此同时，我还在公寓里苦苦寻找那本失踪的卡巴金的书。母亲看完《约瑟与他的兄弟们》后，她就把那本书给了我，这是我们下一次读书会要讨论的书，但她却忘了给我利他林。
我尝试了数次去阅读这本书但总是中途放弃，最终我只能向母亲承认了这一点。
“看完这本书很不容易。”她说，“但它非常精彩，而且也相当有趣。”
“真的？”我问，声音里充满质疑。
“你看前言了吗？连译者也不建议从开头看起。他说你最好从一百页开始看，看完之后再回头来看开头。”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应该一切安好，因为化疗将停止一段时间，母亲可以趁这时候去度假，把身体养好一点，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治疗。但她仍然不时高烧，每次都得去医院。有一次，母亲又被葡萄状球菌感染了，父亲那个晚上跑遍了附近的药房为了找能治疗这种症状的、价值六百美元的抗生素。隔了几天，父亲才告诉了我们这件事。几个小时后母亲体温再次飙升，那时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早就关门了。
母亲努力与所有的朋友保持联系，他们通过电邮问候彼此，有时还会见面。她很喜欢去见朋友，也会根据约会的时间调整生活作息。如果有朋友到访，母亲会调整用药的时间，好让自己有精力陪客人。她会坐在最喜欢的沙发一角，在桌上放点零食，白天就准备一些冰激凌、咖啡或茶，晚上则喝苏打水或葡萄酒。当访客与母亲聊半个小时后就会发现，她的精力正在逐渐流失，脸部紧绷，因为她在努力集中精力与客人谈话。
到了十月底，母亲才开始感觉有所好转。新的抗生素药终于奏效了。父亲陪母亲去医院，让医生帮她装入人造血管。在母亲第一次挂上药瓶的时候，我陪了她一整天。医生们给我演示如何在药水滴完后取下药瓶，我很不喜欢操纵机械，但我用心学了，并成功做到了。
那天仿佛特别漫长，伴随着无尽的等待。我在将近八个小时的等待中喝了许多杯摩卡，我和母亲也聊了很久。我们都刚看过《吉利德》的作者玛莉莲·罗宾逊的新作《家园》。托马斯·曼需要再往后等等了，因为我还没看完他那一千五百页的巨著。《家园》是一本当代小说，重新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对读者来说颇有挑战。这个故事具有圣经版的原型，也有罗宾逊的创新，令那些想对父母开诚布公的子女感到不安。
“浪子的故事总是让我觉得难以接受。”我告诉母亲，“那个不孝子的归来受到那么满腔热情的欢迎，是因为他制造了太多的麻烦，而不是原谅了他的所作所为。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是衣锦还乡，而不是贫困潦倒地回来，人们还会宰杀肥牛来庆祝他归来吗？我看不会。”
“我认为会的。”母亲说，“这个故事的重点在于浪子回头，讲的是救赎，而不是饥饿。”
“我觉得不是。”我说，我不同意母亲的观点。
我哥哥可不是什么浪子，他一直都在工作，也养出了三个优秀的孩子。但他还是比我有大的野心，更崇尚自由，或许也更直率。他的浓密黑发让他看起来有点像《飘》里的雷特，我更像阿什莉（好吧，他不是克拉克·盖博，我也不是莱斯利·霍华德，但主要的意思是指我们迥然不同）。有时他会离家出走，比我走得还要远。他偶尔也会跟父母起争执、意见不合，其激烈程度是我望尘莫及的。离家出走之后，有时是几个小时，有时是几天，他就会回家，只要他恢复以往的热情，变成当初的好儿子，全家人就会松一口气，然后大家又其乐融融了，甚至让我异常嫉妒。母亲和我讨论《家园》之后，我跟哥哥开玩笑说，如果我再坏一点就好了。道格向我保证那些都是夸大其辞的赞美。他还告诉我一件我忽略了的事情：母亲终于成功地让我阅读宗教和信仰方面的书籍了，甚至是《圣经》的故事，而这是母亲多年来一直希望做到的事情。
现在母亲的胸口装入了人造血管，这意味着她不必每隔几周就到医院做好几个小时的化疗了，只要每隔两周挂几天的药瓶，她就可以在家和城市里自由行动了。她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她感觉自己像是个人体炸弹，但马上又说：“这可不是抱怨哦！”
我也从未见到母亲这么神经质过。这并非是因为新的治疗方法，而是几周后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她整个人异常焦虑。母亲的一个朋友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民主党内非常活跃，她的儿子也在为奥巴马助选，她总是花上几个钟头与母亲分析选票的变化，还一再告诉她形势不佳。如果没有安眠药，我觉得母亲肯定根本无法入睡。她告诉我们所有人，如果奥巴马没有获选，她就离开美国，不管有没有癌症。
“你看过奥巴马的自传没有？”在某天早晨的电话中她这样问我。
我没有看过。
“你必须得看看。”她说。
我发誓说我一定会看。
“我说真的，威尔。我真不敢相信你还没有看过，你一定会爱上这本书的。”
大选前夕，一直到选举结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必须承认奥巴马能否获选总统与母亲的病情能否好转存在着很大的关系。这不是迷信，如果奥巴马落选，我担心母亲的情绪会极度低落。我特别看了卡巴金的研究，以及抑郁与健康之间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
得知奥巴马竞选胜利的一刻，我充满了希望。我知道母亲不会痊愈，但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母亲的情况会有所好转。也许这不是迷信。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没有利他林的帮助，母亲也有的是精神头，连去医院都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她有些脱水，这是她服用的药物产生的副作用。现在距离国际救援委员会的年度晚宴只有几天了，她非常确定那天她的精神会很好。
晚宴的前一天，我终于发现了藏在床下的那本找寻已久的卡巴金的《恢复理智》，这也是一本大部头。
我做过标记想要给母亲看的那页，是关于打扰的。卡巴金在那个部分指出我们都知道打断别人是不对的，但我们却不断地打断自己。我们通过不停查阅邮件来检查来信，即使手边在做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也要停下来接电话，就是不肯把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或者我们不愿意把一件事彻底想清楚，却让自己被临时出现的事情或欲望干扰。
我意识到，不管我还剩下多少时间跟母亲在一起，我都需要更专心，更小心，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来打断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注意到每一家医院都是一家干扰制造厂，有一堆人会来打扰你、催促你、问你问题。但现代生活本身就存在着干扰：电话、电邮、短信、新闻、电视，以及我们永无宁日的大脑。你能给予别人的最佳礼物，就是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我总是不停地走神，没有人能得到我的全神贯注，哪怕是我自己。
国际救援委员会晚宴举办的当天，我一早给母亲打电话，问她打算什么时候到场。她说：“上菜之前。这样我才能保存体力。我没办法在之前的鸡尾酒会一直站着。”晚宴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金碧辉煌的大厅举行，晚宴和颁奖仪式一如既往地感人肺腑。整个晚上，我看着母亲迎接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
要如何做到这点？你怎么样才能与五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交谈，不打扰别人也不会被打断？我突然明白了卡巴金说的正念，这不是什么把戏也不是花招，而是活在此时此刻。当我与你在一起，此时，我的眼中就只有你。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甜点之前，大会播放了一个名为《从伤害中返回家园》的影片，影片以难民重新团聚后互相拥抱的镜头结尾，片中母亲紧紧地拥抱着孩子们。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大厅一千名在场的人都流出了眼泪，我们这桌的朋友也在啜泣着。那是一个非常感人的夜晚。卡巴金这样写道：“你无法阻止波涛汹涌，但你可以学会踏浪而行。”
奥巴马成功当选总统，自由奖的颁奖晚宴也很成功，母亲非常开心。葡萄状球菌感染似乎奇迹般地消失了。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忙，我的网站合作伙伴（一个我大学时认识的电子专家和一位在出版业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和我真的将烹饪网站完成上线了，完美无缺。这时，我最喜欢的节日，感恩节也快要来了。
我和兄妹们从网上得到的信息说，患有胰腺癌的人活不过六个月，而母亲已经撑过了一年。周五我会陪母亲去看医生，给她装入另一个“自杀炸弹”药瓶，我们的读书会也将在那天开始。母亲迫不及待地要告诉医生她的使用心得，她知道奥赖利医生听了会很高兴的。也得感谢利他林的帮忙，有了它，才能让母亲得以享受整个晚宴。
母亲的看诊时间是十一点十五分。我在十点四十五分就到了医院，如果医生许可的话，我们就能提前看诊。当我来到等候室的时候，母亲坐在她通常坐着的椅子上。但她看起来非常糟糕，有点不太对劲。
“你听说大卫的事了吗？”她问我。我认识很多叫大卫的人，我不得不问母亲是哪一个。“大卫·罗德，那个年轻的《纽约时报》的记者。”她说，“他是我的朋友，也是阿富汗项目的董事成员。”
“没有，怎么了？”
“他在阿富汗被绑架了。他原本在那里做研究，这太可怕了，所有人都快急疯了。你不能对任何人说起这件事，他们需要完全保密，也许这样才能把大卫救出来。”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
“另外一个董事成员从杜普利那里听说的。”母亲指的是南茜·哈奇·杜普利，她还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图书馆的计划工作。“大卫和杜普利几天前在喀布尔一起吃过晚饭。她说她提醒过大卫，有些地方不安全，最好不要去。但是大卫说他需要更多的资料写书，而且他非常信任那些帮助他的人。该死！”她说。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该死”这个咒骂的字眼。
我们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她咬着下嘴唇。
“对不起。”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今天真的很想跟你聊聊奥巴马和托马斯·曼的书。但我现在恐怕无法再讲别的事情了。你知道吗？大卫几个月前才刚刚结婚，克里斯蒂现在一定很伤心。我回家后要尽快写信给她，还要问杜普利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做完这些后，我会为他祷告。”
母亲可以祷告，我只能尝试正念。除了这些，我们帮不上大卫的忙，但母亲并不这样想。
“阿富汗情况越糟糕，我们盖图书馆的信念就越要坚定。
这可能不是什么伟大的事，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母亲接着说。
我终于明白，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能够集中注意力，而我无法做到的原因，也是她可以把心思放在我和其他每一个人身上的秘诀。她甚至会用情绪来激励自己，帮助自己专注。母亲的重点永远放在那些需要去完成的事情上。我一定要趁她还在这里，还能教我的时候，好好学习这一点。
心
选举刚刚结束的秋天，我们的读书会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在看书的空当，我们不时回过头去看短篇故事集，比如《纽约客》中刊登的故事、选集，还有我在维罗海滩买的毛姆短篇故事集。
毛姆的书中写了一个故事《司事》，我们和母亲都非常喜欢。
《司事》跟毛姆的其他故事一样，会让你莞尔一笑。故事的开头是一个谦卑的男人突然被辞退，那是他唯一会做的工作，新工作的要求他还远远达不到。我想母亲喜欢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是，它讲了命运和人生中可能遇到的财务或其他方面的意外之喜。在失去工作之后，主人公身上发生的一切竟然开始奇迹般地好转。因为母亲认识很多命运跌宕起伏的人，所以这些讲述人生重归美好的故事总是对她有着特别的吸引力。
《司事》对于2008年的11月来说，是个讽刺的警示。那时，金融界开始衰败，股市轰然坍塌，雷曼兄弟一败涂地，甚至连美国汽车产业也濒临破产的边缘。在故事的结尾，一位银行家怂恿我们如今富裕了的主人公将所有的现金全部转成“金边债券”，幸运的是，他不愿这么做，在后来的故事中发现，他也没办法这么做。
我和母亲在读书会花了大量的时间来讨论市场和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很难对这个话题避而不谈，因为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这类报道，我们俩还都爱看报纸。金融危机对我也有影响，因为我还在为刚刚建立的网站筹募资金。不用说，那个时候可没有人愿意掏出钞票来，我也开始质疑，一再从自己的私人积蓄中拿出钱来是否是明智之举。
有时我和母亲坐在一起，我喝着摩卡，凝视着十一月灰色的天空，如果找不到话题可聊，我就会翻出手机，查看手机上的股票行情，随时将坏消息报告给母亲（我们身边坐着的几个人对此也很好奇）：今天跌了一百点、二百点，甚至三百点。母亲对股市的消息又爱又恨。她很想知道，但知道后只会让她更加郁闷。她想要留点钱给我们和孙辈们当教育基金，还有她最爱的慈善事业。她曾经给过我一个慈善团体的名单列表，可以告知这些人把钱捐献给慈善机构。可是除了那些她曾经服务过的地方外，她还在那么多的董事会中任过职，所以，控制名单中的慈善团体的数量让她觉得很为难。所以她不时地会让我添加一个慈善机构的名称，一加再加，但三思之后，她又重新将数量减少到四五个。她总是试图放进不同的机构，并把那些在过去几年她无法全心投入的几家填进去。
由于我的新事业是一个烹饪网站，所以我经常会谈论与厨师和菜谱有关的话题，所有这些都围绕着母亲来聊，因为她的胃口越来越差了。一个朋友从威尼斯带热巧克力送给她，她很喜欢，于是我们搜遍全城想替她买类似的巧克力。除此之外，她还喜欢果冻和清汤。她依旧继续参加晚宴，也会尽量吃东西。今年的感恩节，母亲决定要办一个小型的晚宴，只有家人和几个朋友就够了。去年她身体疲惫，没办法参加汤姆和安迪家的感恩节聚餐，今年她决定亲自主持一顿晚餐。哥哥的首任妻子法比恩和我们关系很好，两年前母亲甚至还飞到欧洲去参加她和新一任丈夫的婚礼，今年她特地从巴黎来看母亲，这次感恩节晚餐她也会参加。我们计划早点开始，也早早结束，但像火鸡、派、球芽甘蓝和红薯这样的美食一个都不会少。
“妈妈，你确定能自己主持晚餐吗？”我们都这样问她。
“如果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回屋休息。不过我今年有太多需要感谢的了，我根本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我也想到了那些无法来这里的人们。我一直在为大卫·罗德祈祷，希望他能够回家过感恩节，但现在看起来是不可能了。所以，现在我祈求他能在圣诞节回来，跟他的妻子一起团聚。”
母亲一直跟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着联系，不断打听大卫的消息。但所有人都认为，保持低调，什么都不说，才是救回大卫最好的方法，所以她不能透露给别人这件事。杜普利通过一些渠道得知，以塔利班的绑架记录来看，大卫的状况还算可以，但无论采取何种活动都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现在母亲已经不说大卫的名字了，只把他称为“我们的年轻朋友”，她也提醒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杜普利无比确信大卫一定能回得来，但也告诉母亲，整个地区的情况每天都在急转直下。她曾在白沙瓦停留过很长时间，那里被她称作“绑架之都”，不到万不得已，她绝对不会出门。
杜普利的乐观为母亲带来了许多希望，现在她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查收一下邮件，看看是否有大卫的消息。她每天都为大卫祈祷，在每周上教堂做礼拜的时候也会说起他，并让教堂里所有的人一起为大卫祈祷，不过不说他的全名，只说“大卫”。奥巴马的选举让母亲费了大半年的心思，而现在，大卫被绑架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两件事在母亲心中占据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母亲和大卫并非彼此熟识，也没有认识很长时间，但对母亲而言，大卫是她新结交的一位忠诚的朋友，她觉得所有老派记者都是如此，他们是一股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重要力量。
我不太记得感恩节的晚餐了，但我记得在晚餐之前，母亲告诉我，她与父亲去看了教堂里的骨灰安置所，想看看以后自己的骨灰会放在哪儿。我记得那天很冷，很久以来母亲第一次为了食物而兴奋，尽管主要是为了剩菜。她告诉我她打算用火鸡骨架熬汤，再加入豌豆、蘑菇和奶油，最后放入火鸡肉。
晚饭期间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但我也记得有那么几次她出现了疲态。她脸上的光彩消失了，她要费好大力才能不让沉重的眼皮合上。然后，突然间地，好像有谁扳动了开关，她脸上的神采又回来了，双眼睁大，也有力气了。原本她已经撑不下去了，却能在一瞬间恢复正常，微笑也还是那么迷人。
感恩节后，母亲的身边围绕着比以往更多的亲人和朋友，大家几乎都以她为中心。在她生病的初期，她有时会想要一个人待着，而现在，她根本没有独处的机会，但她觉得这样也很好。
我十四岁时，有一次心血来潮，一个人去林肯中心的长凳上坐着。我坐在静止的喷泉旁，脑子里充满浪漫的孤独感。那天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我坐在那里感到全身暖意融融。我坐在那里，无比佩服自己，我一边望着人群，一边享受着孤独。然后有人坐在了我的身边，那是个白发苍苍的女人，可能有七十岁了，或者八十多岁了。她看起来有些邋遢，我暗自祈祷，希望她不要跟我说话，可她还是开口了。
“你有朋友吗？”她问。
我说我有，我有许多朋友。
“那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应该跟你的朋友们在一起。”
当我与母亲坐着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回忆起了这段经历。坐在我们周围的大多数病人都是由儿子、女儿、配偶、朋友陪着，但也有人独自坐着。当进去抽血时，他们得自己拿着大衣，或是请一个陌生人帮他们看着。
近来我常常思考孤独，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看夏目漱石于1914年出版的著作《心》，也是夏目漱石从东京皇家大学的教授职位退休之后撰写的十五本小说之一。这本书我在大学期间看过，那个时候我正在上这本书的译者埃底温·麦克莱伦的课。夏目漱石对于友谊的复杂本质所做的探索，特别是身份、地位不等的师生情谊，让我目瞪口呆。我想让母亲看看这本书，自己也想重读一遍。
当我和母亲讨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彼此都被书中的同样一句话震感了，那是老师对年轻学生阐述的孤独，老师说：“如今我们生活在充满自由、独立、利己的环境，而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这句话让年轻人无言以对，因为真相对于他们来说太过沉重了。
我问母亲有没有感到孤单过，“没有。”她说。当她担任妇女委员会的理事长期间，她曾被困在西非一个荒凉的难民营里，无法按原定计划回家，所以她曾一度厌倦旅行，很想待在家里不出门。但她说，想念别人与孤身一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
我告诉母亲，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搬去香港住的时候，我感觉是非常孤独，那时我还不认识大卫。一天早晨醒来，我意识到我飞越了大半个地球，只希望有人能主动认识我，而不是努力去认识别人。
“你怎么会孤独呢？”母亲说，“有那么多人想要跟你分享他们的故事，讲述他们的生活、家人、梦想、计划。”但此刻母亲无法克制自己不去想大卫·罗德，想着他离开妻子和书籍，甚至永远也见不到那些想要与他分享彼此故事的人，他该有多寂寞啊。
盐的代价
派翠西亚·海史密斯用笔名在1952年出版了《盐的代价》，这本书创造了超过一百万本的销售佳绩。海史密斯（根据她的后记）三十岁之前写了她的处女作《火车上的陌生人》，这是一部悬念小说，后来被希区柯克搬上了电影荧幕。出版社希望她再写一本类似的书，然后才有了《盐的代价》。从某种角度来说，《盐的代价》也有悬疑之处，基本上她完成了出版社交付的任务，但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同性之爱。原来的出版社拒绝出版这本书，然后改由另一家出版。此后不久，海史密斯就要推出最为人所熟知的雷普利系列小说。我看过《天才雷普利》，但却对派翠西亚·海史密斯一无所知。母亲很喜欢派翠西亚的书，但从未看过这本《盐的代价》。
2008年12月，在等待奥赖利医生的时候，我才拿回《盐的代价》，母亲已经看完了。每次当我放下书去买一杯摩卡、查收一下我的邮件，或者打个电话，回来时我都会看到母亲偷偷地把书拿起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着书里的内容，好像我放在那里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包饼干，她趁我不在使劲偷吃我的饼干。
《盐的代价》讲述了一个名叫特雷莎的年轻女人，她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但她最终却在一家商店做了一名临时售货员，那是一家卖洋娃娃的商店，与海史密斯经历的一样。她孤独而百无聊赖，她有一个男朋友，但不爱他，她和一位同在店里工作的老女人打发了郁闷的一晚，她悲伤地想着，也许这就是自己一生的写照。
我们开始讨论时，母亲说：“当你在纽约或者其他地方漫步，你能看到许多人与书里这个年轻女人很像，不算绝望，但依旧悲伤、孤独。这是好书的过人之处。它们不仅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还让你用不同的角度观察身边所有的人。”
在小说中，顾客们来来往往，但有一个人突然对特雷莎说了一句改变她们两个人命运的话：“圣诞快乐。”从来没有顾客对她打招呼，毕竟她只是一个在柜台后面卖东西的姑娘。但一位美丽迷人的已婚妇女对她说出了这句善意的问候——圣诞快乐。从此，特蕾莎开始了一段自助旅行，在旅途中，她将找回自己，发现真爱。
看完这一段后，我放下书，开始思考母亲对待别人的态度。每一个进入她所在的化疗室的人都会受到她温暖的注视或是一句感谢，无论是那些帮她拿来果汁、围巾、枕头和检查化疗药物的人，还是拿着仪器匆匆进门的护士，或者那位帮助母亲确认门诊日期的接待员和保安先生，母亲都同等对待。
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一直强调感谢的重要性。我们有三个很疼爱我们的姨妈，她们总是觉得每当给我们寄礼物，感谢信就会马上从信箱里蹦出来。如果没有马上寄感谢信，全家所有的近亲、远亲都会知道你不知感恩（这也将意味着以后再也收不到礼物了），而且这件事还会传到你的耳朵里。感谢信也不可敷衍了事，必须得尽心尽力地为每一份礼物写一封有针对性和说服力的说辞。所以，圣诞节下午就意味着要加班赶点地写感谢信。作为小孩子，我们痛恨这个差事，但当我看着母亲在医院里满面笑容地感谢别人时，我意识到她一直试图教给我们的事：感谢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愉悦。
在《盐的代价》中，小说开头描写的圣诞节是特雷莎人生重要的一刻。在我们家，圣诞节永远是件大事，我们会相互祝贺，但有时确实很累。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几乎没有圣诞节的一年。
在我八岁，哥哥九岁，妹妹四岁的那年，我们住在漂亮的剑桥街上一栋木式阁楼里，颇有风情。当时在下雪，我们点起了壁炉，圣诞袜悬挂在壁炉前。我们本该会坐在客厅里，周围满是书籍，高高的圣诞树下放着一堆礼物，稍后圣诞老人还会送来一些。
只要从壁炉前稍微离开一点就会觉得冷，因为父亲觉得多穿衣服比开暖气实在，所以我们家的温度一直处于冷藏和冷冻之中。
每年母亲都会在睡觉前读圣诞故事给我们听。她坐在壁炉前的摇椅上，舒服地蜷着腿，妮娜坐在母亲身边，道格和我坐在另一个有绣花靠垫的矮凳子上。
这一年，一如往常，母亲开始读到：“那些日子里奥古斯都·凯撒下了一条新命令……”
由于我在出版业工作了几十年的缘故，我有很多机会听人念书，多半都令我生厌。很多作家喜欢用那种虚假或者唱歌似的朗读方式，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像念咒一样。当然会有例外――托尼·墨里森、戴夫·艾格斯、大卫·希德莉斯、尼基·乔凡尼和约翰·欧文读《为欧文·米尼祈祷》时，简直令人陶醉，那是我和母亲喜爱的书。大多数文学活动最糟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作者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朗读，什么时候该闭嘴坐下来。
但母亲有一把好嗓子，不仅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还因为她的声音真的很悦耳，她念书时，是真的在讲故事，也许是她在伦敦受过表演课训练的缘故吧。我想她对自己的念书技巧感到很自豪，她的声音听起来兼具英、美风格，清晰而响亮。
母亲朗读的时候，壁炉里火光熊熊，我们三个小孩都围着她。突然，其中一个孩子开始傻笑，我不确定是谁了，好吧，其实我知道，哪怕事隔多年说出这个名字还有点背叛兄弟姐妹的感觉。母亲继续读着，我不清楚当时她是否听到或者注意到这个笑声，可能她只是想专心念书，不想打断情绪。
然后，另外一个又开始傻笑，接着是第三个。我们知道不该这样，但就是忍不住。我们并不知道在笑什么，仅仅是因为过度兴奋、傻气、期待……也许都有。我们越是努力想要停止就越笑得厉害，最后我们笑开了锅。
“啪”，圣经被用力合上了，笑容僵在了我们的脸上。屋里的空气瞬间凝结，我们从未见过母亲如此生气。
“也许今年不该有圣诞节。”
圣诞节每年都有，但是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是在惴惴不安和极度紧张中度过的。我们既担心圣诞礼物没了，也为毁掉了圣诞夜后悔万分，更怕母亲的那股怒气。
“妈妈，你还记得我们对着圣诞故事大笑不停，你把我们都轰回去睡觉的那次吗？”在讨论《盐的代价》时，我这样问母亲。
有些回忆会让人不禁微笑，这段可不会。
孩子们会在事后透过父母的行为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想法。有兄弟姐妹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大家一起分析。成年后我与妹妹谈论过这件事，得到了以下结论：
1.母亲认为哪怕是小孩子，也要教给他们负责任的态度，让他们认识到：言语、笑声，甚至随便的一瞥，都会产生某些后果。
2.母亲认为宗教不能拿来开玩笑，尽管她觉得没必要下这种禁令。
3.母亲不喜欢装白痴的行为。
4.无论是写下来、印在纸上还是读出来的文字，都应该给予极大的尊重。
让母亲如此勃然大怒的事情没有几件，但我还记得另外一件。大概是我9岁时，被一个调皮鬼怂恿，把一张印有纳粹党徽的刺身贴印在了手臂上。母亲看到后气得浑身发抖，她给我讲了这个标志所代表的历史，并告诉我，那些经历过大屠杀或有亲人死于那场浩劫的朋友如果看到我身上这个邪恶的标志，心里会有多难过。母亲用力擦洗我的胳膊，疼得像刷到了骨头上一样，在所有的痕迹完全消失之前，我别想离开房间半步。
“你会跟家人一起过节吗？”十二月的时候，有陌生人这样问我很正常。认识我的人也会这样问，然后再询问一下母亲的情况。当遇到关于母亲的疑问，我让他们去看博客——仍然用我的口气，但却是母亲写的。通常我只是说：“整体来说还不错。”或者类似的话，然后我会补充两句：“所有的外孙都要过来，母亲高兴坏了。”再熟点的朋友可能会问：“你过得怎么样？”这让我难以回答，于是我会说母亲希望我说的话：“我们很幸运，能得到这么好的照顾，还有这么多时间，这原本都是奢望啊。”
朋友问的第二个问题会让我注意到语调有些不同，尤其当他们的父母中有人刚死于癌症的时候，就像我们在看同一本书，有人速度快，早早就看完了，而我刚看到一半，那句“你过得怎么样？”的真实含义是“我大概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母亲还没有死，我不该表现得太悲伤，好像她要不久于人世似的。母亲不是第一个要死的人，我也不是第一个要失去母亲的人，就好像我们在看同样的书，但我们中有人赶在了其他人之前：他们可能已经看到了结尾，而我仍然身在书中的某个部分。一句“你怎么样了？”真实含义是“我想我应该了解你现在的感受。”
然而大多数时候，当朋友问我对母亲生病的感受时，我总是觉得不自然和尴尬，立即转变话题，即使只是一些单纯的问候。还有就是，只要碰到某个人快死了这个话题，人们的态度都会很奇怪，好像即将死亡的人只该在医院或私下说起，而且没人愿意详细深究。
过度依赖母亲在过去的校园里还被视为一件耻辱。现在可能不像我小时候那么严重了，但依然存在。我认识的大多数男人都承认自己喜欢看父子言归于好的书，像提姆·拉瑟特的《父亲教我的事》、杰弗利·沃尔夫的《骗子公爵》、派特·康洛伊的《伟大的桑蒂尼》等。但如果这些男人喜欢詹姆斯·麦克布莱德的《水的颜色》或J.R.莫林格的《温柔酒吧》，会略感尴尬。也许谈起《水的颜色》会说这是一本关于种族的书，谈起《温柔酒吧》会说它是对酒吧生活乐趣的描写，但这两本书实际上讲的是母子之间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坦率地说，两本书的主题都被认为有点同性恋的味道，应该归于科尔姆·托宾或安德烈·霍勒伦的作品。这个观念可能也是让我谈论悲伤之情时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之一。
所以我倾向于回答：“是的，我会跟家人一起过节；总的来说，母亲非常好；我也很好。”
2008年的圣诞前夜，母亲带着所有的孩子们去了教堂（他们都来到纽约过节），最小的那个坐在圣坛台前的地板上，满脸惊恐地听着牧师讲着圣诞故事。感谢上帝，没有一个孩子在中途傻笑。哥哥和南茜准备了圣诞晚餐，像往年一样，甜点也是自制的英式葡萄布丁。一百多年来，母亲家的所有女性每年聚在一起，严格按照家传的手写菜谱一起来制作圣诞布丁，母亲已经参加过六十几次了，今年也不例外，但她做了一点小变化：所有的男士也被邀请进来了。她希望自己的儿孙都能参加这个活动，如果小男孩都能参加，那么男人也应该可以。
新年夜比圣诞夜要安静一些，我们在父母家早早地举行了庆祝，还吃了一大桶母亲的学生（现在是母亲的朋友）寄来的鱼子酱，这个学生从伊朗来哈佛读书的时候住在我们家。母亲总是告诉学生们，她会在高中和大学期间好好照顾他们，等他们长大后，不需要什么物质感谢，只要买东西给她吃就可以了。学生们不仅仅好好照做，还寄给母亲无数的卡片和各式各样的礼物，整间公寓都被塞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