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格林斯特德观察家报》曾报道“一千五百名反对妇女投票的暴徒包围了他们，向他们投掷泥团、熟透的西红柿和发臭的鸡蛋”。
反对的暴徒们朝着第一家收留女性参政倡议人士的房屋大肆攻击，直到前门因扭曲而变形。警察只好把倡议人士从后门带走，送往协会设在多赛亚姆酒吧顶楼的分会办事处，在那躲了几个小时，听着外面的人群持续不断地叫嚷着要让他们见血。
在长达六周的运动中，这是唯一一起暴力事件，艾黛娜和其母亲的参与，足以证明社会对于艾黛娜的不满。”
父母都很喜欢《脱缰之马》——父亲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对那个时代的痴迷。而对于母亲来说，令她感动的是坚强的女性在那个时代、那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也因为会让她想到自己而产生极大的共鸣，反正由女性作家或者以女性为主的书，她都会找来看。
我不确定她是怎么找到苏珊·佩德森的《埃利诺·拉斯伯恩以及良心政治》的，不过那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看的书。拉斯伯恩是一位英国女权主义者和国会议员，母亲对这本新传记如醉如痴。全书讲述了拉斯伯恩的政治生涯，也提到了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终生的感情。当我问母亲最喜欢这本传记里的哪个部分时，她说：“她必须找到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东西是伸手即来的，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而且这本书让我看到，妇女投票权运动涉及了多少工作、机构和计划，一切都太让我着迷了。现在有太多的年轻女人把投票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每当我看到有机会但怕麻烦不愿去投票的女人的时候，我都会感到非常不安。她们应该要了解这些女人的故事，去了解前人耗费了多少努力才争取到了投票权，这样她们就不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了。”
有趣的是，我们同时找到的下一本书刚好也是女性系列的。《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作者是记者希拉·韦勒，全书记录了创作女歌手卡罗儿·金、琼尼·米歇尔、卡莉·西蒙的人生。我从没听说过母亲是她们中任何一人的粉丝，不过我想她应该喜欢她们三个，而且我还记得以前在收音机播放《你有一个好友》和《从上看从下看》时，她跟着音乐哼哼的情景。而且我确定我妹妹听过几千遍卡莉·西蒙和詹姆士·泰勒唱的《知更鸟》，那也是母亲喜欢的歌之一。这些女歌手跟母亲处于不同年代，至少年轻十岁，出生于二战末期而不是经历过二战时代的人。但母亲对她们，就像对与她共事过的年轻女同事一样，投注了慷慨的大姐姐般的情感。
母亲觉得自己这代人与下一代女性之间有特殊的隔阂，因为她们享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和选择，而母亲那代人从未有过轻而易举获得的任何权利。韦勒描写了这一代女性共有的“伤害、愤怒、更高的自我认识，以及更高的期待，束缚了上一代妇女人生的东西，不再能够束缚她们，她们不愿像以前一样被排挤在人生机遇之外。”母亲是第一代开始谋求新生活的女性——她已婚，有子女并且有事业。她说自己已经太过忙碌，无法停下来想一想有过怎样的期盼，或者有没有过期盼。
“我想到过去。”她告诉我，“想起我在布里尔利念书时的女校长，她太棒了，就是她告诉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她总是说，姑娘们，你们可以有丈夫、有家庭、有事业，你们可以兼顾一切。你们三个还小的时候，我总是尽量参加你们所有的学校活动，为你们准备义卖的东西、照顾你们和你爸爸、做晚饭、整理家务，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我真的精疲力竭，但每次想起学生时代校长说的那些话，就又咬紧牙关撑下去了。多年后在一次校友会上，我告诉校长我真的应付了所有的一切——丈夫、事业、三个孩子，但总觉得疲惫不堪，甚至精疲力尽。她说：“哎，亲爱的，我是不是忘了说，你可以拥有一切，但是，你需要很多帮助！”
母亲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向她求助的年轻女性，也告诉她们，帮助有很多种形式：一个大家庭、夫妻间有一个人待在家里、请朋友帮忙，除此以外，如果负担得起，还可以请人整理家务。
她也告诉后辈，她对于自己的事业或者家庭生活都没有遗憾，那些对此有遗憾的朋友是因为她们没能努力做到一切，往往全身投入婚姻，最后却劳燕分飞，或只专注于事业，却在上了年纪后被事业抛弃。
2009年4月7日，星期二，我和母亲又坐在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候诊室里，读书会又如期举行了。母亲双脚浮肿，我问她是不是很疼。
“不会。”她说，“不疼。就是不太舒服。”
有两个原因让她不太舒服，首先是塞伊（母亲最小的孙子）的四岁生日，另外就是今天会确认母亲的情况是否符合实验治疗的资格。
被叫进奥赖利医生办公室之前，我问母亲是否记得《全家福》里的那个谜语。“当然记得。”母亲说，“我认为那个小故事改变了许多人的观念，哪怕是那些自以为思想先进的人，也会在冥思苦想答案后幡然醒悟，他们已经毫无疑问地先行确定：医生一定是个男人。”
我想着《像我们这样的女孩》中的女性，还有跟我同时代的女性和她们的女儿，便问母亲：“你想过女性的一切会变得与你那个时代如此不同吗？”
“当然想过。”她说，“你看看六七十年代大学里那些杰出的年轻女性，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她们。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有许许多多的讨论、聚会，还有书。但我觉得现在的人们恐怕理解不了当时的危险。我认为女性应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她们有能力做她们想做的事情，留在家里抚养孩子和开拓自己的事业都是有意义的决定。只是我不是很赞同高学历的人窝在家里。社会给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你在竞争激烈的大学里占据过一席之地，就应该善用你所接受过的教育去帮助别人。我知道很多人不赞同我这一点。”
我正要说点什么，母亲稍微转换了一下话题。
“但我也同样不赞成那些职业女性的母亲鄙视全职母亲，指责她们过度保护孩子。但职业女性跟全职母亲一样都会溺爱孩子，没准会更严重，为了弥补负罪感。对任何人来说，能够教给孩子的最好东西，就是让他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必须负担责任与义务，这绝不是谁专属的能力。”我有种感觉，母亲一定跟许多年轻女性多次表达过这种观点。她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脸上的光彩又回来了，我强烈地感觉到，她绝不会就此放弃，还有很多事等着她去完成。
奥赖利医生也是如此。
我们被叫进办公室时，奥赖利医生已经在里面了。她靠着检查台，先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母亲的检查结果显示，最近的细菌感染已经消失，抗生素起效了。母亲的脚要做超声波，如果没有血块阻塞，利尿剂就能够缓解肿胀。腹部不适只是局部的肠胃毛病，与癌症没有直接关系。奥赖利医生对母亲的高烧也没有过分担心。
“至于化疗……”奥赖利医生开口说，然后她停顿了一下，双眼没有离开过母亲。“我想还是得放弃一些实验性治疗，因为需要再做一次切片检查来确定你是否适合。我们本想用之前的采样，但采样太小无法确切检验。你的身体已经没办法再做一次新的切片检查，所以我不建议你做。”
“当然。”母亲立刻表示，“我不想再做新的切片了，绝对不做。”
“现在有一些有希望的药品实验，可能你会适合其中一种，我会把你放进名单里，如果你符合标准，治疗又还有名额的话，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做。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尝试丝裂霉菌，有些病人跟你一样做过好几种化疗之后再用这种药，发现肿瘤的生长速度减缓。一个月只要进行一次治疗，我们可以在等待测试名额的时候，试用几个月。”
奥赖利医生随后描述了常见的化疗副作用：恶心、口腔疼痛、脱发、疲劳。但母亲对此已经不在乎了，她现在已经习惯了这些副作用。
下一次扫描在两个月之后。
“你感觉怎么样？”奥赖利医生问，“胃口好点了没有？觉得累吗？”
“我让自己尽量多吃点。”母亲说，“但什么都不合胃口。所以我就吃很多果冻。我还有力气见朋友、听音乐会、看书。不管我有多疲劳，我还是能够看书。可能是过去一边带孩子一边工作养成的习惯，我想我已经习惯了总是精疲力尽。如果要等到休息好了才去看书，那就什么书也看不成了。”
法兰西组曲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不管我们聊什么话题，最后总是绕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上来。
母亲还得去看一次医生，所以我跟她又像往常一样在候诊室里见面。这一天所有的椅子都坐满了，我们只能坐在窗前的塑料沙发上。大家都想在周末假期前再做一次化疗。
“天使那里有什么好消息吗？”母亲问。天使是一群投资人的简称，好几个月前他们就表示有意愿投资我的烹饪网站，只是每次都差那么临门一脚。我的钱快花光了。
“没有什么消息。”我们俩低头看着手中的《法兰西组曲》。“你们找到阿富汗图书馆计划的办公地点了吗？”
“没有。你想想那边的经济，能租个桌子都算不错了。”
“我想也是。”
停了一下，母亲又说：“我想闭一会眼睛。”说归说，但她没有。
“好吧，我看会书。”
“你看到哪了？”母亲问我。
“我刚看到儿子逃跑出来要去参加抵抗军。”
“他不该那么做。”母亲说，这时她闭上了眼睛。
在她没饱受这些残酷的化疗之前，无论何时当母亲说要“闭上眼睛”，我们都不清楚她是要睡觉、沉思，还是只是闭上眼睛而已。所以我们学会了对此留意，因为她总会在我们说些不该说的话或做些不该做的事的时候，突然睁开眼睛。
母亲继续闭着眼睛，我继续看书。我急切地想要知道这个小兵发生了什么事，也替他担心。过了一会儿，我发现母亲的眼睛又睁开了。
“我同意。”我说，“他不该跑去参军。这很明显是不智之举，法国都投降了。而且他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只会制造麻烦。”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母亲说，“他不该参军的原因是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不该参军打仗。我看到那个部分的时候不停地想到伊斯梅尔·比阿早年作为童军在塞拉里昂的回忆，《长路漫漫》里的，还会想到缅甸的儿童士兵。”
母亲的眼睛又闭上了几分钟，然后继续说：“人缺乏同情心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当父母看着自己孩子的照片时，能想象孩子拿着真枪在杀人吗？他们能想象孩子们拿着的不是玩具喷水枪和玩具刀剑而是砍刀和真枪吗？”
然而，即便手持真实武器的孩子已然让人惊心，但那仍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为母亲见识过文明的外表是多么浅薄而不堪一击。我们不仅谈论比亚、埃格斯，也再一次提起《蝇王》，那本关于人类如何迅速变得野蛮残酷的终极作品。也谈论了一切最终会在所有人的心中留下多么深刻的伤痕，那伤痕又会多么长久地存在。
母亲相信童兵也会有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比亚还有其他那些母亲在世界各地遇到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比亚2004年大学毕业，2007年出书，并从此成为人权运动的战士。1993年在利比亚，母亲访问了“受战争影响儿童之家”。那里不允许拍照，哪怕在是幼儿园。“受战争影响”是他们用来指代童军的名词。起初这个地方的名字是“少年犯感化中心”，但孩子们更喜欢听到他们将会回家。孩子们会在那里待上六个月。有三间宿舍组成，庇护九岁到十六岁的男孩。起初，十四岁是上限，但很快人们意识到，十六岁仍是孩子的年纪。母亲在报告中写道：“他们睡在上下铺，几乎身无一物。但对于曾经经历过恐怖、折磨以及创伤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对彼此很友善。我所看见的男孩们，是微笑的、安静的、友好的。”
他们的生活有固定的时间表——六点起床做家务，如果有水的话就洗澡。早饭在七点半开始，中午之前上文化课，接下来是一小时的心理辅导，然后是午餐，他们要帮忙准备午餐，接下来休息，再然后是职业培训、娱乐、晚餐，八点上床睡觉。
“太不可思议了。”母亲说，“时间表真的很有效果。他们都是孩子，希望有人能告诉他们做些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也是把他们带回正轨的方法。”
在母亲看来，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照顾那些被强征上战场拿着刀枪杀人的孩子，也不只是那些身不由己，像《蝇王》里那样被人性黑暗面操控的孩子，而是要关注到世界上还有哪些孩子可能遭受这种命运，并在悲剧发生前阻止。
《法兰西组曲》几年前在美国刚刚出版时，我和母亲就很想一睹为快，只是直到现在，我们才真正读到它。这本书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当纳粹占领巴黎时，犹太作家内米洛夫斯基与她的丈夫刚刚皈依为天主教徒，他们先把一对女儿送到勃艮第，再与她们在那里会合。但在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与丈夫被出卖，他们被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米洛夫斯基最终在那里死于伤寒。临死之前，她给了女儿丹妮丝一个装着一本笔记本的手提箱。
丹妮丝和妹妹在修道院撑到战争结束。直到1990年，丹妮丝才发现那些她悉心保存、字迹微小难辨的手札，并非母亲的日记，是已撰写完成的两章手稿，也就是这部伟大小说的主要内容，写于纳粹占领巴黎时期，并取名为《法兰西组曲》。内米洛夫斯基在写书之时，曾表示“我在滚烫的熔岩浆里写作”，事实也是这样的。
我手上的这本《法兰西组曲》是美国版本，母亲的是英国版，不知是别人送的还是她在某次伦敦旅行中自己买的。英文版的跋是法文版的序。母亲读这段时我刚好在她旁边，那一段写着：
“1942年7月13日，法国警察敲响了内米洛夫斯基的家门，将她逮捕。”
7月13日是我的生日（但我生于1962年，而不是1942年）。内米洛夫斯基被捕的日子，正好在我出生前二十年的同一天，这当然只是数字上的巧合，不具任何意义，却足以让我觉得，这件事的发生离我并不遥远。我第一次知道二战还是在五岁，二十五年前对一个孩子来说就像一百万年前般久远。随着我逐渐长大，它竟变得越来越近。对我来说，那时候的事好像就是昨天发生的。母亲一再提醒我，不用去翻寻久远的历史，甚至不用翻阅史书，残暴近在咫尺。卢旺达与达尔福尔两地发生的种族灭绝惨剧，就眼睁睁地发生在我们面前。
《法兰西组曲》是作者以难民的身份写下的占领区难民的生活。母亲工作过的国际救援委员会几乎就是在小说开始的时间成立的，委员会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倡议下成立，旨在从欧洲纳粹的铁蹄下援救犹太人。这是一本刻画入微的作品，混合了喜剧与暴力场景，书中文字传递的力量，作者遭到谋杀的事实，以及千百万桩纳粹及其帮凶犯下的罪行，让人读起来心碎。
2009年5月，大卫·罗德仍然毫无音信，母亲对此也越来越担忧。同时，她决定图书馆计划开始破土动工。这件事由于种种原因，已经被延迟了多时，在阿富汗建造任何东西都异常困难。唯一的工作人员到现在依旧没有办公室可用，日以继夜地为这项计划募款并积极宣传。其他参与者也都忙着剪辑移动图书馆的一段视频，杜普利会在视频中出现，这段视频会用在筹款上。一旦开始实施计划，运输图书，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我的一个朋友负责拍片，他的安全返回让所有人都深感欣慰。总而言之，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母亲不知道如何完成一切。可是她说她会完成的。
我们再次回到医院，母亲要做丝裂霉素的输液，我们的谈话又回到了《法兰西组曲》上来。我也提到了我的失眠——看完这本书的那晚，我彻夜难眠。
“我只是觉得有负罪感，没有为这个世界多做点什么。”我说，“我的意思是看完《法兰西组曲》后我想：为什么美国人不多了解、多做一些事呢？我明知全世界有那么多问题，童兵、大屠杀和人口贩卖……而我几乎什么努力都没做。”
母亲歪着头，咬住下唇，这也是我经常为之迷惑不解的一个表情，当我忘记了如她希望的那样联系某人或者在我向她询问什么地方的方向，而她已经确定之前告诉过我的时候，她就会流露出这样的表情。“我爱那些在旅途中遇到的人们，威尔。”她说，“我喜欢听到他们的故事，认识他们，找到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任何帮助。这样，我的生命才得到无法用语言表述的丰富。当然你可以永远做更多，你也应该如此——但重要的是，你应该做你力所能及的，不管何时。只要尽力，那就是你能做的一切。太多人总是找借口说他们能力有限，于是决定什么也不做。那永远都不是个好借口。哪怕只是签个字，寄去一点小东西或者邀请一个刚刚到来的难民家庭一起过个感恩节，都好过什么也不做。”
“那么去昂贵餐厅吃饭之类的事呢？”我问，冒着再次看到母亲那个表情的风险。
“让自己吃顿好的无可厚非，只要你能付得起，但没有必要每晚都那样。大餐应该留给特别的日子。能提出这些疑问是幸运的，表示你肩负了额外的责任，会要求自己去做点什么事。我要强调，我不是说你只要做点事就可以对自己有交待。每次我听到有钱人只在他们子女就读期间为子女所在的学校捐款，我总是很失望，当然，那也算慈善，可那是相当自私的慈善。如果他们能从捐给自己孩子学校的善款中拿出一部分给其他学校，想想看，那将帮到多少人。”
“我的许多朋友说，他们想要做点什么，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始。如果有人这么问你，你会怎么回答？”
“这样啊。”母亲说，“人们应该善用自己的才能。如果你在公关界，你就帮慈善机构做公关。因为慈善机构需要有人协助筹款，所以这件事谁都可以做。我经常碰到银行经理或律师表示想立即前往难民营工作，不过还要酬劳。我就对他们说，你会雇用一个只有服务难民经验的人去当银行经理或律师吗？这是个专业的工作。”所以我让这些人从志愿者或捐款开始做起，之后再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受训来做这一类的工作。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忙的话，金钱是最快速的了，哪怕只能捐助一点点。”
然后母亲微笑着补充，“你还可以告诉那些希望更多了解世界，又不知道如何找到动力的人，让他们多读读书。”母亲停顿了一下，“但这都不是让你整夜睡不着的原因，对吗？”
“是的，妈妈，不是这些原因。”我花了一点时间才能接着讲，“我整晚没睡是在想以后……怎么办。”我其实想说“没有你”，却忍住了。我说不出口，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母亲伸手摸了摸我的脸，像是在抚去我脸上的尘土或是泪水。
“你都不生气吗？”我脱口而出，“我很生气！”
“有时候，当然会。”她说。
那天母亲告诉了我另外一件事——或者说，是给我看了另外一件事。她去洗手间的时候，把翻开的《每日的力量》留在了椅子上。那天的内容是爱默生的一段话，它这么写道：
“那些适于我们，围绕我们的美丽与奇迹，是快乐、勇敢，以及实现愿望的努力。为什么不让那颗饱受滋养的心，信任自身存在的力量呢？难道心不能不辜负始终温柔地引领、教诲的灵魂，倾听灵魂之声，相信未来是值得过去所有的付出呢？
芒果的滋味
梅西百货公司的大门正对面，曼哈顿的中心区域，有一栋名为“哥谭大厅”的宴会大楼，那里曾经是一座银行。哥谭大厅的建筑规模极其宏大，主厅成洞穴状，富丽堂皇得令人咋舌。当初的银行可以说是一座吸金的神庙，为了让到访者感到可以把钱放心地交到银行手里，所以银行家极尽所能地花钱打造了这座恢宏的建筑。
2009年的这一天，哥谭大厅聚集了一千多位客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他们济济一堂，来此庆祝妇女委员会之难民妇女儿童委员会（现更名为“妇女难民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日。
大厅里有些许凉意，我看着母亲，她似乎不觉得冷。她戴着珍珠项链，围着一条色彩鲜艳的围巾，穿着一件草绿色立领丝质衬衫，外面披着一件大衣。她的身边围满了人，有她在纽约办公室里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和曾经一起旅行世界的朋友。
母亲的化疗已经持续十八个月了，这段时间以来，她不断出现口腔疼、脚肿、呕吐、头痛、体重减轻、虚弱、腹泻、痉挛、高烧等症状，有时会在医生办公室、急诊室和医院里待上很长时间，母亲一直忍耐着。她自己已经花费了几万美元了，医疗保险也花了不下数十万。但此刻看见她站在这里，与所有的朋友、同事一起庆祝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妇孺援助满二十周年，并愿意用自己余下的生命继续付出的时候，这一切的一切，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
母亲与她的老朋友们共进午餐、与孙子一起玩乐。亲自探望她的有六个好姐妹，从六十岁到九十岁不等，她们每年都会聚在一起，已经超过三十年了。母亲和父亲有两个共同的好友，一位是哈佛有名的学者（现已退休），一位是母亲在董事会认识的大学校长，他们每天通电话，经常出去吃饭、看电影、逛街。这些，怎么能用金钱衡量呢？母亲会花上很长时间听音乐会、看书、欣赏陶瓷，虽然是这么简单的事，但能用数字来定价吗？
但母亲真的在计算费用。她也对我们所有人清楚地表示过，时间到了，她就会喊停。
大厅内人山人海，服务生很难穿过人群清理桌子上的餐具。母亲认为这种午餐只要一个盘子就好，不需要中途清理，在桌子上放几块饼干当甜点就可以了，这些事情稍后她会提醒妇女难民委员会的朋友。
丽芙·乌尔曼是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创办人之一，她在现场做了发言，并在发言中向母亲致敬，她说玛丽·安·施瓦尔贝不仅让她身为妇女难民委员会的一员而自豪，也让她身为女性而骄傲。委员会的现任会长卡罗林·梅金森在之前的讲话中也用幽默的语言讲述了母亲第一次向她筹款的情景，后来她们成了朋友，最后母亲竟然说服她来管理这个机构。我想，当人们仍在世的时候肯定他们的贡献，这一切是多么美好。
在致谢之后，委员会播放了一段历史影片，是关于母亲早年在委员会时的事。然后是午餐，大家随便聊了聊，最后是“勇气之声”颁奖典礼。沙迈尔·阿齐米是塔利班倒台后第一个重返阿富汗的女医生，她从巴基斯坦带去了一队女医生，为阿富汗的孕妇和儿童提供医疗照顾，这些，是任何男性医生无法提供的。我想起了我与母亲关于勇气和服务的话。
接下来的“勇气之声”奖颁给了玛利亚涂·卡马拉，这位年轻的女子是《芒果的滋味》的作者。母亲为我们的读书会选了这本书，我们前一晚刚刚看完。
所有人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玛利亚涂·卡马拉没有双手。大家看着她用残肢自豪地接过奖杯，并把它轻轻地放在了身后的桌子上。她很美，长长的头发被盘起，犹如戴着一顶皇冠，身穿金黄色的非洲印花长袍，肩上披着橘色的围巾，她的声音清晰洪亮，带有明显的非洲语调和加拿大母音。
玛利亚涂出生于塞拉利昂，反叛军抓住她的时候，她才十二岁。反叛军里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起初，她被逼着目睹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恐怖景象——亲眼看着熟识的人被虐待和杀害。在书中，她描述了几个反叛军男孩如何把有二十人避难的屋子用木板钉起来，然后将屋子付之一炬，把人活活烧死的情形。
被劫持了一段时间之后，玛利亚涂以为反叛军会让她完好无损地离开。但就在她要走的时候，被拦了下来，他们让她必须选择剁掉哪只手才能走，他们问她：“想好是哪只手了吗？你想先没了哪只？”
“三个男孩拖着我的手臂，把我拉起来，我不断乱踢着、尖叫着，试图挣脱。尽管他们只是小男孩，但我又疲倦又虚弱，只能任他们摆布。他们把我拖到屋外，扔在一块大岩石前。”她恳求他们不要伤害她，告诉男孩们她跟他们一样大，跟他们说着相同的语言，他们可以成为朋友。她问为什么要伤害一个愿意喜欢他们的人。
男孩们说只有砍下她的双手，她才无法投票。他们告诉她不会杀死她，只要她去找总统，给他看看他们对她做了些什么。他们说：“现在你没有办法为他投票了，让总统送你一双新的手吧！”
他们砍了两次才砍断她的右手。“第一刀下去的时候没有砍断骨头，手骨只是裂开，凹凸不平的。”她这样写道。而左手，砍了三次才被砍断。
书中继续写着：“我的双眼半合着，在余光里，看见叛军男孩互相击掌，我能听见他们的大笑。在我晕过去之前，我问自己：‘总统是什么？’”
如果参加午餐的人对于他们为何出席或者对他们捐的钱是否被合理使用怀有疑问的话，阿齐米医生和玛利亚涂的出现会为他们消除所有顾虑。玛利亚涂与加拿大的记者苏珊·麦克利兰合写了这本书，书名之所以叫《芒果的滋味》，是因为当玛利亚涂恢复意识之后，想办法用双脚把伤口用衣服包上，她在毒蛇出没的小路上连夜行走，最后终于遇到一个愿意帮助她的男人。男人有一个芒果，便把芒果递到她的嘴边，但她摇了摇头，“我不能靠他的手吃东西，像婴儿一样被人喂是不对的。”她努力用伤残的双臂举起芒果，吃了几口。她必须要做到靠自己吃东西，只有这样她才有活下去的动力。
《芒果的滋味》写得优美而简洁有力。故事还讲述了作者如何在性侵后努力活下去；如何联系上同样惨遭断臂的幼时好友；如何在塞拉利昂的受害者中组建了一个家庭；如何因为加入了一个戏剧团而获得救赎，通过巡回演出向人们讲述战乱与艾滋病，在那里她发现了自己的声音；如何移民到加拿大，在展开新生活的时候还不忘与塞拉利昂保持联系，并帮助当地的受害妇女和儿童重建家园。
玛利亚涂的故事中最为感人的地方是她如何学会了宽恕。她住的难民营里来了一个剧团，她与团员一起参演了一部戏剧，戏剧中有个场景，讲述的是反叛军首领给男孩们分发毒品，“让他们变得更有胆量”，有人不从，便遭到毒打。
在倒数第二幕戏中，反叛军男孩们挤在一起痛哭流涕。他们对彼此承认罪行，希望能够回家，回到各自从前的生活中，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不必奢望就能得到的梦想。
我坐在地上，看着这一幕，意识到那些伤害过我的反叛军男孩们一定也有自己的亲人。我回想起那个希望我跟他们一起加入游击队的叛军男孩，“他也会叫我去杀人吗？”我不禁这么想。
在书的结尾，有人让作者见见伊斯梅尔·比阿，塞拉利昂反叛军的前童军，《长路漫漫》的作者。起初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见他，也不知能不能面对，最后，她决定不再多想，答应下来。比阿激动地为她的书撰写了前言，并出席了这次妇女难民委员会的午餐会。
当发言结束的时候，我向母亲挥手道别，母亲还不准备回家。她被朋友和同事们团团围住，他们想要告诉母亲他们有多么爱她，多么高兴能够在这里见到她。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母亲能来参加这次午餐会，也让自己亲眼目睹这一切，并把这个画面永远地保存在脑海里：这个瘦小的、白发苍苍的女士，被那些对她又爱又敬的人层层围绕。
午餐会后的几天，母亲的病情逐步恶化。尽管她常常把精力存起来备用，但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一个星期后，我去家里看她时，发现母亲紧咬着下唇，她看起来非常难受，但她还是有几件事想要告诉我。
“我生病不久就做了第一次核磁共振，他们提醒我检查过程中会出现可怕的噪音，那是机器发出来的，很多人都会非常不适应。但说真的，事后我告诉他们说，这比我以前从西非难民营回来时坐过的俄罗斯直升机好受多了。这让我想动动笔，写点东西，关于我们享受着医疗保险的人多么幸运，却不懂珍惜，认为一切理所当然，还有那个在午餐会上发言的、写下《芒果的滋味》的年轻女人，她很令人佩服。我不知道怎么做，你帮我想一想。”
母亲的桌前放着一本打开的《芒果的滋味》。她标记出了其中一段，是作者在加拿大政府工作的朋友对作者说的：“在北美洲，许多孩子都不把上学当一回事，认为受到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度，你才会明白教育能带来多大的好处。教育能够为你打开许多门。你也许没有双手，但你仍有大脑。我认为你非常聪明。要善用你的聪明才智，你会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路。”
“我也想写写难民营和勇气。”母亲说，“让人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得不立刻逃命，抛下所有熟悉和喜爱的一切，那将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想要写写全世界的年轻人，以他们为主题，写下他们经历过的感人的故事，以及为何没有人信任他们，或他们对自己抱有怀疑。还有难民营的男孩子们，我们应该让他们有些事可做。还有战时的教育问题，这太重要了，因为只有教育才能够给孩子们稳定感与希望。哪怕外面枪林弹雨，你也要找到方法让孩子们学习。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力气写下这些。”
“我来帮你写。”
“你可没时间做这个。”
“我可以抽出时间，而且我很愿意。”
“我也一直在想。”母亲继续说，“关于那些我们看过的书。你肯定还有其他一些想看的书，不只是我给你看的那些。”
“没有。好吧，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这样想，但我很喜欢我们一起看过的书，包括《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
“我也是。但你没把那本书全部看完吧？”
“还没有，不过一定会看完的。”
“你真的不必这样。”母亲说，这句话感觉真的很怪异。我知道她喜爱约瑟夫系列，尽管起初她觉得这本书很可怕。然后她补充说：“你做得已经够多了，你们都做得够多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再交谈。我能听见母亲的呼吸比平时更为沉重。她闭上眼睛，这一次她没有睡觉，好像在努力回想什么事情，又或者她觉得身体有些痛。
“你没事吧，妈妈？”我说。我想要说好多话，关于读书会、关于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关于我对此是多么感激，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似乎永远都不是时候。我也知道我一定会流泪，但我并不想那样，尤其不要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想让母亲来安慰我，或许，我担心一旦开始流泪就再也无法停止。
“没事，我离开一下，马上回来。”母亲说，然后突然起身离开房间。十分钟过去了，我在犹豫是否需要过去看看她，这时母亲回来了，手里端着一个茶盘。茶盘上放着茶壶、滤网、两个茶杯、牛奶、砂糖，甚至还有茶壶保温罩。我连忙站起来从她手中接过茶盘，放在桌上。母亲为我们倒了茶：“我觉得喝点茶会好些。”
喝了茶确实感觉好些了。“有时候，只要做点事就会让情绪稳定下来，哪怕是泡茶这种小事。”她说。
“你说过还有别的事情想要告诉我，是什么？”我问。
“我的讣告。我已经把我的经历都整理好了，包括去过的地方和一些其他的事。我知道这会花很多时间，但也想请你帮我写。我也写好了一些信，孩子们每人一封，等他们长大一点再给他们看。我希望他们知道祖母多么爱他们，把每一个人都视为珍宝。我相信你能妥善保管这些信，以后会送给他们每一个人手中。”
这时，我哥哥来了。
“太好了，你哥哥也来了，你们俩一起再看一下我的假发。我觉得它好看点了，现在颜色也不那么深了，尺寸也改小了。对了，道格，我还要再跟你聊一下葬礼的问题，看看要唱哪首赞美诗，念哪一段经文。”母亲和道格谈过好几次这个事了。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真的要对所有人说清楚，如果他们打算一直哭哭啼啼的话，就别来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我还没死呢。”
2009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大卫和我去拜访了我们的朋友汤姆和安迪。在母亲确诊出癌症的第一年，我们在他们家度过了感恩节，那里的风景非常美。大卫和我把自己当成那里的常客，不停地去骚扰他们，但汤姆和安迪似乎并不介意。到达那里一个小时之后，电话响了，是拉里·克莱默打来的。拉里是母亲在50年代伦敦戏剧团的好友，我也在大学的时候跟他熟悉起来，我们俩还与另一位朋友合写了一部电视剧。
我一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一定是个坏消息，他说：“威尔，我是拉里。”
“拉里，怎么了？”
“罗杰自杀了。他从丹佛开车到墨西哥州的一个小镇时，开枪自杀了。”拉里沮丧极了，他曾是罗杰最好的朋友。
挂掉电话后，我打给母亲，跟她说了这件事。十八个月前，罗杰与母亲的谈话曾让她恐慌不已，我们最近一次跟他通电话时他还抱怨背痛越来越严重了，之前做的手术根本没效果。他也跟母亲说过做同性恋运动很孤单，一起办活动的人都彼此恶语相向。母亲还建议他改做帮助难民的工作，因为不管条件多么恶劣，不管来自哪里，聚在一起帮助难民的人都会对彼此友好，互相照料。然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罗杰的抑郁症。
拉里说，罗杰总说有天会杀了自己，还表示要是这天真的来了，他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真的不想活了。“是的。”母亲说，“人们可能会有自杀的念头，但没有人想要陷入抑郁、疼痛、孤独或者伤害之中。当这一切都超过承受范围，总有一天会选择解脱自己。我真不希望事情变成这样。罗杰是个多么好的人啊，为别人做了那么多事情。威尔，我打算明天去教堂，我要为罗杰祷祷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问母亲下一次去医院就诊的时间。
“星期五。星期三要做扫描，我要好好想想是否进行实验疗法，如果有名额的话。我已经把所有的文件都寄给你妹妹了，我也许不做了。他们现在是第一期实验计划，还不确定用多少剂量，效果也不知道好不好。而且还得住院，做许多许多的检查。这总得有人去做实验品，这样以后才能帮其他的人。但我真的不想把剩下的时间都耗在医院里。看看医生和你妹妹怎么说吧，然后我再做决定。”
“在那之前，我打算去看马克·莫里斯舞蹈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三个小时呢，我知道自己可能撑不了那么久，但哪怕感觉很糟，但眼睛还是在享受优美的舞台表演，这可比待在客厅瞪着墙壁来得强。再说，这可是有趣的普罗科菲耶夫版，你知道他的版本吗？”
“我不知道。”我说，“什么样的？”
“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修士告诉罗密欧，朱丽叶并没有死，只是吃了药，所以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活了下来。我想现在应该去看一场欢乐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了，让自己高兴高兴，我们都该高兴高兴。”
刺猬的优雅
就在我们找不到想看的书的时候，妙莉叶·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从我记事以来，那是母亲第一次找不到任何想读的书。她拿起一本书，看几章，不是把它们放在床边，就是放在公寓大厅里给邻居们翻阅。我想可能是她的身体情况很糟，但她又不愿承认。所以只好选些诗歌来读，我和母亲都很喜欢玛丽·奥利芙的诗——她诗里的细腻与自省，能够让人用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我们尤其喜欢那几首表达不满的诗，指责人们多么没有耐性，不懂得欣赏周遭的世界。我们也看了妮基·乔瓦尼与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作。然后有人向母亲推荐了芭贝里的《刺猬的优雅》。作者是一位哲学老师，1969年出生于卡萨布兰卡，目前定居日本，这本书几年前在法国首次出版。
母亲一开始就爱上了这本小说的场景。格勒内勒大街上的7号公寓大楼，芭贝里把它描述为八层高的奢华公寓，“老旧的木制电梯，有黑色的栅栏和两道门”。母亲也为书中另一个人物小津先生那个“宽敞又美丽”的公寓而倾倒。我们的叙述者是大楼的看门人，她很期待一个日式的装潢，“尽管有推拉门、盆栽、厚厚的灰边黑地毯，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亚洲风格的东西，比如黑漆咖啡桌、窗户前高低不等的竹帘，让室内弥漫着一种东方的情调，可是扶手椅、沙发、落地灯、书架却都是欧式的格调”。在小说中，这间公寓是一方充满礼貌、善意和优雅的乐土。
爱上小说里的公寓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这和看门人米歇尔太太爱上小津先生的家一个道理，你会想要过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人生。这个地方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因为母亲会根据自己的想象，再结合实际的建筑，创造出自己希望的场景。每当母亲看到宣传单上有自己喜欢的房子，她就会开始计划。
“我们可以每年夏天来这个房子住几个星期，其他的时间就租出去。尼科和艾德里安会喜欢这里的。附近还有个酒店，你和大卫可以住在那里。”不知怎么回事，在母亲想象的规划里，大卫和我最后总是住在附近的酒店，我们倒是不介意，我喜欢住酒店，所以我就加入她的规划，帮她完善一些细节，比如早上可以去喝杯咖啡，然后下午还可以回到酒店小睡一下，或者去做SPA。“这间卧室留给米洛和塞伊。露西会喜欢沙发床，因为它在客厅里，阳光非常好……”
在母亲生命最后的这段时间，我们在等候室等待医生或化疗时，关注的房地产信息大多数都是在纽约附近。但有时，受我们看的书的影响，母亲会关注一些远离美国的房子，比如达尔马提亚海岸、黑森林、萨里、普罗旺斯、泰国华欣。《刺猬的优雅》把我和母亲直接带入了小津先生的巴黎公寓，或是类似这间公寓的地方。我们开始规划在那里的生活。我们担心电梯太小，父亲爬楼梯会喘，所以觉得二楼会更好一些（欧洲人喜欢一楼）。一定要离博物馆近一些，孩子们也需要去公园，靠近巴黎卢森堡公园就好了。如果小说能带给你什么信息（当然它能教会你的远远不只这个），那就是交通问题。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十岁之前，绝不能让孩子们自己穿过蒙帕拿斯大道那条马路。
我们要重新装修公寓，让生活更符合室内和室外的风格。我们不要那种在电影或电视里看到的公寓，看得太多了，让人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我们可以在房间中远眺蓝天下的亚诺河，或是去看唐娜·列昂笔下的威尼斯。我们会想象各种细节，这才是最好玩的部分，比如我们要在那里住几个晚上？要在家里吃还是出去吃？
在我们爱上芭贝里笔下的建筑时，我们也同样爱上了她笔下的人物：米歇尔太太、小津先生、帕洛玛。帕洛玛是个对人生厌烦的小姑娘，脑袋里想着十三岁的时候要自杀和纵火。《刺猬的优雅》从很多角度来说，是一本关于书（以及电影）的书，讲的是书能教给我们什么，以及如何打开我们的眼界。说到底，这本书与所有伟大的作品一样，讲的都是人，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以及如何彼此拯救和自我拯救。米歇尔太太第一次吃到寿司的时候，感到一阵狂喜。在接下来的对话中，她体会到了一种赦免式的解脱感，而她，也把这种体会传达给了帕洛玛。
希望我这样讲不会剧透太多，小说虽然以死亡结尾，却也是一种人生的幻境，芭贝里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来结束全书——永恒从未存在过，这是我跟母亲讨论的话题，即便以死亡收场，却也让人觉得比看罗密欧与朱丽叶大团圆的结局更值得喜悦。我问母亲为什么会这样，她说，愉悦不是因为书里角色人物的生与死，而是他们体现或表达的东西，或者他们是否让人们永远记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