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者上了意式青蒜土豆团子配红芥菜之后说：“接下来是甜点。还要再来点星星吗？”我摇摇头。两杯对我来说已经够多了。我对抗抑郁药物和止疼药的耐受性都比一般人高，香槟也不例外；两杯之后，我觉得心里暖洋洋的，但还不至于晕头转向。但我不想喝醉。像今天这样的夜晚可不是平时常有的，我想要记住今晚。
侍者离开后，奥古斯塔斯依旧扬起一边嘴角微笑，望着运河下游，而我往上游望去。可看的东西太多，因此沉默并不让人觉得尴尬，但我想要一切都完美无瑕。也许已经堪称完美了，但我总感觉好像有人努力把我想象中的阿姆斯特丹呈现在我面前，结果反而很难忘记这顿晚餐，包括这趟旅行本身，都是癌症福利。我只希望我们自在地聊天、开玩笑，就像在家里的沙发上一样，可面前这一切的背后却有某种紧张感挥之不去。
“这不是我参加葬礼穿的西服，”过了一会儿他说，“最初得知我的病情时——嗯，他们告诉我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治愈可能。我知道这已经是很大的胜算了，但我一直在想，这无异于一场俄罗斯轮盘赌。我是说，我要经历地狱般的六个月到一年，丢掉一条腿，可到头来，还是有可能不起作用，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说，但其实我不明白。我从来就是晚期，所有的治疗目的都是为了延长生命，而不是治好癌症。法兰昔弗给我的癌症历程带来了几分模糊的可能，但我和奥古斯塔斯不同：在我确诊的那天，生命的终章就已经笔墨落定；而格斯则像大部分癌症幸存者一样，活在不确定性里。
“对了。”他说，“于是我从头到尾折腾了个够，为那一天做准备。我们在皇冠山公墓买了一小块地，有一天我和爸爸去转了一圈，我自己选了个地方。我把自己的葬礼整个都计划好了，最后，就在做手术之前，我问爸妈我能不能买身西服，嗯，真正的好礼服，万一我挂了，嗯。后来吧，总之，我一直没机会穿。直到今天。”
“所以这是你进棺材穿的礼服。”
“对。你没有准备进棺材穿的礼服吗？”
“有啊，”我说，“是我为十五岁生日宴会买的一条连衣裙。但我可不想在约会时穿那个。”
他的眼睛一亮。“我们这算是在约会？”他问。
我垂下眼帘，感觉有点儿难为情：“别追问啦。”
我们俩都吃得好饱，但甜点太美味了——鲜美多汁、口味浓郁的百香果奶油布丁，不尝一点儿简直辜负人生，于是我们慢慢吞吞地吃着甜点，希望肚子重新饿起来。太阳就像个坚决不愿上床睡觉的两岁小孩，已经过了八点半，还到处一片光明。
突然，奥古斯塔斯没头没脑地问道：“你相信永生吗？”
“我觉得永久是个错误观念。”我答道。
他得意地一笑：“你才是个错误观念。”
“我知道，所以我才被踢出局，提前结束游戏。”
“一点儿也不好笑。”他眼睛望着街道说。两个女孩骑一辆车路过，其中一个侧坐在后座上。
“好啦，”我说，“开个玩笑嘛。”
“想到你提前出局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好笑，”他说，“不过，说正经的，关于永生你怎么想？”
“不相信。”我说，然后又修正了一下，“嗯，也许我不会走极端全盘否定。你呢？”
“我相信，”他的声音里自信满满，“绝对存在。不是说在天堂里骑着独角兽弹竖琴、住在云朵做的大房子里那种，但我相信有死后的生命。我相信一定有点儿‘什么’，一直相信。”
“真的？”我惊诧了。坦白说，我一直把相信有天堂的人和智力缺陷联系在一起，但格斯，他不傻啊。
“是啊，”他平静地说，“我觉得《无比美妙的痛苦》里那句话说得好：‘初升的太阳在她黯淡的眼中太过明亮。’我觉得，那就是上帝——初升的太阳，光明过于明亮，她的眼睛‘黯淡’，但并非失去光亮。我不相信我们死后还会回这个尘世纠缠生者或者安慰生者，但我觉得总会发生点儿什么。”
“可你还害怕被遗忘。”
“当然，我害怕在尘世里被遗忘。可是，我是说，倒不是学我爸妈的腔调，但是我相信人类是有灵魂的，而且我相信灵魂能长存。害怕遗忘是另一回事，我害怕献出了生命却什么也换不来。如果活着的时候没有为大众福祉做出贡献，至少应该可以为大众福祉而死，明白吗？我害怕的是我不管活着还是死去都毫无意义。”
我只是摇头。
“怎么？”他问。
“你着魔了，尽想着死有所为，或者死后留下点了不起的英雄主义符号什么的。真是怪异。”
“每个人都想活得非同寻常。”
“不是每个人都如此。”我简直无法掩饰我的恼怒。
“你生气了？”
“我只不过……”我开了口，可是却说不下去了。“只不过，”我再次开口，烛光在我们俩之间摇曳，“你那么说太伤人了，说要为追求什么而活，为追求什么而死，否则就毫无意义。对我说这样的话真是太过分了。”
不知为什么，我感觉自己这样就像个小孩。我吃了一口甜点，努力做出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对不起，”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说的时候想的是我自己。”
“是啊，没错。”我肚子太饱，无论如何吃不完甜点了。事实上，我有点担心自己可能会吐，因为吃完东西后呕吐对我是常事（不是因为神经性贪食症，是因为癌）。我把甜点盘子推到格斯面前，他摇摇头。
“对不起。”他又说了一次，隔着桌子伸过手来握住我的手，我由他握着，“我的情形有可能更糟的，你知道。”
“怎么会？”我逗他。
“那个，我家浴室墙上有一幅书法作品，写着：‘每天都沐浴在上帝慈爱的话语中’。海蓁，我有可能比现在糟糕得多的。”
“这样沐浴貌似不大卫生啊。”我说。
“我可能更糟的。”
“知道了，你可能更糟。”我微笑。他是真的喜欢我。也许是我自恋什么的，但那一刻，在橙意餐厅，当我意识到这点，我变得更喜欢他了。
侍者来收甜点餐具时说：“二位的晚餐已经由彼得·范·豪滕先生付过钱了。”
奥古斯塔斯微笑：“这位彼得·范·豪滕老兄真不赖。”
天黑下来了，我们沿着运河走去。从橙意餐厅往北走了一个街区后，我们停下来在长椅上休息，周围是锁在自行车停车架上的自行车，锈迹斑斑，有的还锁在一起。我们并排坐着，面朝运河，他用一只胳膊环抱着我。
我可以远远地看到红灯区那边的一片光晕，尽管那儿叫“红”灯区，但从那片地区散发出来的却是一种阴森诡异的绿光。我想象着成千上万旅游者在窄窄的街巷里酩酊大醉，在弹子球赌场乐而忘返。
“我简直不敢相信明天他就要告诉我们了。”我说，“有史以来最好的小说，而彼得·范·豪滕明天就要告诉我们那个众所周知未曾付诸笔墨的结局了。”
“而且他还帮我们付了晚餐的钱。”奥古斯塔斯说。
“我忍不住想象他要先对我们搜身检查，没有录音设备才肯告诉我们呢。然后他会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坐在我们俩之间，小声透露安娜的妈妈到底有没有嫁给荷兰郁金香老爹。”
“别忘了仓鼠西西弗斯。”奥古斯塔斯提醒。
“对对，当然还要讲仓鼠西西弗斯的命运如何。”我向前俯身，往运河望去。运河里有那么多榆树的苍白花瓣，多得荒唐。“只为我们而存在的续集。”我说。
“那么你猜结果怎样？”他问。
“我真的不知道。我思来想去，考虑了差不多有一千遍了。每次重看那本书，我就会冒出个新想法，你知道吗？”他点点头。“你有什么推测吗？”我问他。
“有啊。我猜荷兰郁金香老爹不是骗子，但也不是真的那么有钱，虽然他让别人都以为他很有钱。我觉得安娜死了之后，安娜的妈妈跟他一起去了荷兰，她以为他们会永远一起住在荷兰，但结果还是做不到，因为她想离女儿近一些。”
我以前从没意识到，关于这本书他有那么多想法，原来《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本身对格斯也那么重要，并不光是因为我。
在我们脚下，河水轻轻拍打着石头垒成的堤岸；一群人成群结伴骑着自行车路过我们身边，用带喉音的荷兰语机关枪一般急速地互相嚷嚷；不比我身高长多少的那些小船积满了水在运河里载沉载浮；太过沉静又沉静了太长时间的水散发出奇异的气味。他的胳膊把我往怀里紧了紧；他那条真正的腿和我的腿挨得紧紧的，从大腿根一直到脚尖。我往他身上靠过去一点，他一皱眉头。“抱歉，你没事吧？”
他吐气般说了个“还好”，声音明显很痛苦。
“对不起，”我说，“肩膀太骨感。”
“没事的，”他说，“事实上，感觉很好。”
我们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最终他的手弃我的肩膀而去，停留在我身后的长椅上。大部分时候我们没有交谈，只静静注视着运河。我想了很多：他们是如何保住这块本应已经沉到水下的土地的，对玛丽亚医生来说，我也像是阿姆斯特丹，载沉载浮，几近倾覆。这又让我想到了死。“我能问你卡罗琳·玛瑟斯的事吗？”
“瞧你还说死后万事皆休。”他回答时没有看我，“不过，当然可以。你想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如果我死了，他会不会没事。我不想当手榴弹，不要变成我所爱的人们生活中的恶性力量。“就是，嗯，发生了什么。”
他叹了口气，呼出的气息那么悠长，对于我的垃圾肺来说简直好像是在炫耀了。他把一根新的香烟叼在嘴边。“你知道吧，大家都知道——最少有人玩的地方就是医院的游乐场？”我点点头。“嗯，我在纪念医院住过几个礼拜，做手术锯腿什么的。我的病房在五楼，正好能看到游乐场，当然，那个游乐场总是杳无人迹。我简直被医院天井里空荡荡的游乐场这个隐喻的回响给淹没了。可是，后来，有那么一个女孩儿，独自一人出现在游乐场里，她每天都去，孤零零地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于是我让一个比较和善的护士去帮我打探一下，结果那个护士带她上楼来看我了。那就是卡罗琳，然后我就发挥我所向披靡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她的芳心。”他停了下来，于是我决定开口。
“你可没那么魅力非凡。”我说。他拒不相信，露出嘲弄的神情。“你主要就是长得帅、身材好。”我解释。
他一笑置之。“关于死者有这么一回事。”他说，然后又停下来，想了想，“有这么一回事：如果你不用理想化的语言美化他们，你就会显得像个浑蛋。但事实……很复杂，我想。比如说，你熟悉那种坚忍克己的癌症患者形象吧，以超人的毅力英勇地与病魔搏斗，永不抱怨，一直微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诸如此类？”
“的确如此。”我说，“他们心地善良、灵魂慷慨，每一呼吸都是‘对我们所有人的莫大鼓舞’。他们那么坚强有力！我们对他们钦慕已极！”
“没错。但事实上——我是说，当然咱们俩不在此列——得癌的孩子从统计学上来讲并不见得比一般人更厉害、更有爱心，或者更坚持不懈什么的。拿卡罗琳来说吧，她总是郁郁寡欢、喜怒无常，但我喜欢她这样。我喜欢那种感觉：就好像她选中了我，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她不讨厌的人。于是我们所有在一起的时间都用于抱怨别人指责别人，你知道吗？抱怨护士，还有别的孩子，还有我们的家庭，还有所有一切。但我不知道是她原本如此还是肿瘤使然。我是说，卡罗琳的一个护士有一次对我说，肿瘤也有不同的医学分类，她得的那种肿瘤被叫作‘王八蛋肿瘤’，因为它会把人变成怪物。所以，这个姑娘失去了五分之一的大脑，又刚刚复发了‘王八蛋肿瘤’，所以她不是那种坚忍的英雄主义癌症小孩的光辉典范。她……那个，诚实地说，她就是个泼妇。但你不能那么说，因为她得了这种肿瘤，而且她，我是说，她，已经死了。而她有足够的理由不讨人喜欢，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知道《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有一段，安娜正穿过足球场去上体育课还是什么的，突然摔倒了，趴在草地上，就是那时候她明白癌症又回来了，转移到了神经系统。然后她爬不起来，脸就贴在足球场地上，离草只有一寸远，她只能趴在那儿，看着近在咫尺的草，注意到光线如何落在草叶上……我不记得原话了，反正就是安娜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惠特曼式的启示，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定义就是，有机会为造物的神奇壮丽而惊叹什么的。你记得那段吗？”
“我记得那段。”我说。
“所以后来，当我被化疗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决定要打心底里充满希望。不是专门关于活下来这个问题，而是跟书里的安娜一样，我觉得，能够感受到惊叹之情本身就足以让我兴奋不已、感激不尽。
“可同时，卡罗琳的病情每况愈下。她过了一段时间后回家住了，有那么几次，我以为我们可以，那个，正常交往了，但其实，不行，因为她的思想和言语之间根本没有分隔。这很不幸，令人不快，而且常常很伤人。可是，我是说，你不能甩一个生了脑瘤的姑娘。何况，她父母喜欢我，她还有个小弟弟，是个非常棒的小孩。我的意思是，你怎么能跟她分手呢？她就快死了。
“过程简直永无休止。花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对我来说这一年里交往的对象是这么个姑娘：她会突然没头没脑开始大笑，嗯，然后指着我的假腿，管我叫‘残腿人’。”
“太糟了。”我说。
“是啊，我是说，那是因为脑瘤。肿瘤吃掉了她的脑子，你知道吗？但也许不是因为脑瘤。我无从得知，因为这两者无法分离，她和肿瘤。但她后来病得越来越重，她会重复讲同样的故事，自己评论，然后哈哈大笑，哪怕那个故事她当天已经说了一百次了。比方说，她一连几个礼拜开同一个玩笑：‘格斯的两条腿棒极了——哦，不对，是独腿。’然后她就会笑得像疯子一样。”
“哦，格斯，”我说，“这……”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没看我，我也不敢看他，怕太唐突。我感觉到他往前挪了挪。他把嘴里的烟拿下来，定定地看着，用拇指和食指捻了一会儿，然后又放回嘴里。
“嗯，”他说，“公平地说，我的独腿的确棒极了。”
“我很难过，”我说，“我真的很难过。”
“都没事了，海蓁·格蕾丝。但有一点我要说清楚，在互助小组，当我以为看到了卡罗琳·玛瑟斯的鬼魂的时候，我并非喜出望外。我是盯着你看了，但并不是出于怀念，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他从口袋里拿出烟盒，把烟放了回去。
“我很抱歉。”我说。
“我也是。”他说。
“我根本不想让你遭受那样的事。”我对他说。
“哦，我一点儿也不介意，海蓁·格蕾丝。我的心能为你而碎，是我的荣幸。”
* * *
12
我在荷兰的早上四点醒来，神采奕奕，一切重新入睡的企图都告失败，于是我躺在那儿，任凭呼吸机将气体泵进去、吸出来。我喜欢听宠物龙的呼吸声，但心里还是希望能自己决定怎么呼吸。
我重新读起《无比美妙的痛苦》，直到六点左右妈妈醒来，翻个身凑到我身边。她把头挨在我肩上蹭了蹭，这让我感觉很不舒服，隐约有点奥古斯丁 [1] 的感觉。
酒店把早餐给我们送到了房间，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早餐主打肉类熟食，还有许多别的食物也都颠覆了传统美国早餐的构成。我本来打算今天穿去见彼得·范·豪滕的裙子昨天去橙意吃晚餐的时候已经提前穿了。于是，冲完淋浴，好歹把头发弄得平整些之后，我花了半个小时跟妈妈逐一讨论余下的选择中各自的优缺点。一番激烈辩论之后，我最终决定照着书里的安娜打扮自己：穿她常穿的匡威帆布鞋和深色牛仔裤，再配一件浅蓝色T恤。
T恤胸前印了勒内·马格里特 [2] 一幅著名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他画了一只烟斗，然后在下面用连笔草体写道：Ceci n’est pas unepipe.（“这不是烟斗。”）
“我实在搞不懂这件T恤。”妈妈说。
“彼得·范·豪滕会懂的，相信我。《无比美妙的痛苦》里提到马格里特大概有七千次。”
“可这明明就是烟斗啊。”
“不，不是。”我说，“这是一幅烟斗的‘画’。懂吗？所有对一件事物的艺术表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抽象的。非常巧妙。”
“你怎么变得这么成熟的？老古董的老妈搞不懂的东西你全明白。”妈妈问，“好像就在昨天，我还在告诉七岁的小海蓁天为什么是蓝的。那时候你觉得我是个天才。”
“那天到底为什么是蓝的？”我问。
“因为呗。”她答道。我笑起来。
离十点越来越近，我也越来越紧张：想到要见奥古斯塔斯，紧张；就要见到彼得·范·豪滕，紧张；我的衣着会不会不合适？紧张；阿姆斯特丹所有的房子都长得一个样，我们能不能找到要找的房子？紧张；我们会不会迷路，再也回不了费罗素夫酒店？紧张；紧张紧张紧张。妈妈一直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说话，可我简直听不进去。我正要叫她上楼去看看奥古斯塔斯起床没的时候，他敲门了。
我打开门。他低头看看我的衣服，微笑起来。“好玩。”他说。
“不许说我的胸部好玩。”我答。
“我可在这儿呢。”妈妈在我们身后说。但我已经让奥古斯塔斯脸红了，他暂时出局，我也终于能抬起头来直视他了。
“你确定不想跟我们一起去吗？”我问妈妈。
“我今天计划好要去国立博物馆和冯德尔公园。”她说，“此外，我实在不懂欣赏他的书，请别见怪。替我们向他和李德薇问好，好吗？”
“好的。”我说。我抱了抱妈妈，她在我的耳朵上方吻了一下。
彼得·范·豪滕的联排别墅在冯德尔大街，正临公园，离酒店也就是一拐弯的工夫。158号。奥古斯塔斯一只胳膊挽着我，另一只手拖着氧气推车，我们上了三级台阶，来到漆成深蓝色的大门前面。我的心怦怦直跳。自从我第一次读到那半途戛然而止的结尾时起就一直惦念的答案，如今离我只有一门之隔。
房子里传出低音贝斯沉重的节拍声，几乎把窗棂震得咯咯直响，令我怀疑彼得·范·豪滕家是不是有个喜欢说唱音乐的孩子。
我抓住狮头形状的门环，试探性地敲了两下。音乐节拍依然故我。“也许音乐声太响，他听不到？”奥古斯塔斯问。他抓住狮子头用力敲，声音大多了。
音乐停下了，继而响起了拖着脚走路的脚步声。锁住的插销打开的声音。又一只插销。门吱呀一声开了。一个大腹便便、头发稀疏的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迎着阳光眯起眼睛。他下颌松弛，胡须大约一个礼拜没刮，穿着老电影里常见的那种浅蓝色男式睡衣。他的脸和肚子都圆滚滚的，胳膊又特别细，所以整个人看起来就好像一个面团上扎了四根细棍儿。“范·豪滕先生吗？”奥古斯塔斯问。他的声音有点儿刺耳。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听到门后面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尖厉地嚷道：“李——德——薇！”（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的助理名字发音应该是“李德——阿——薇琪”。）
门里边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来了吗，彼得？”一个女声问。
“有——李德薇啊，有两个小鬼在门外边显形了。”
“鬼？”她带着轻柔悦耳的荷兰腔问道。
范·豪滕连珠炮般地答道：“幽灵鬼魂幻象魑魅魍魉阴魂冥界那个鬼啊，李德薇。你一个正在攻读美国文学硕士的人怎么能表现出如此令人发指的英语语言能力呢？”
“彼得，他们不是冥界阴魂。那是奥古斯塔斯和海蓁，你跟他们通过信的，你的读者。”
“他们是——什么？是他们——我以为他们住在美国呢！”
“没错，但是你邀请他们来这儿的，你应该记得。”
“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美国吗，李德薇？是为了这辈子再也用不着见美国人。”
“可你自己就是美国人。”
“这一点我是无能为力了。但说到这两个美国人，你必须告诉他们立即离开，告诉他们，出了个可怕的误会，告诉他们该死的范·豪滕提出会面邀请是修辞性的，只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告诉他们这类邀请只能象征性地解读。”
我觉得我可能要吐了。我朝奥古斯塔斯看去，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我看到他的肩膀垮下来。
“我不会这么做的，彼得。”李德薇答道，“你必须见他们，非见不可。你应该看看他们，你需要看看你的作品有怎样的意义。”
“李德薇，这事是你背着我故意安排的吗？”
接下来是长久的沉默。最终，门又打开了。范·豪滕仍旧眯着眼，像节拍器一样把头从奥古斯塔斯脸上转到我脸上。“你们两个谁是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他问。奥古斯塔斯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范·豪滕点点头：“你搞定那个妞儿没？”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遭遇到彻底哑口无言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他好不容易开了口，“呃，我，海蓁，嗯，那个……”
“这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智力发育迟缓啊。”彼得·范·豪滕对李德薇说。
“彼得。”她语带责备。
“好吧，”彼得·范·豪滕说着向我伸出手来，“无论如何，见到这样本体论意义上的不可思议生物我非常高兴。”我握了握他浮肿的手，然后他又跟奥古斯塔斯握了手。我在想“本体论”是什么意思。不过不管啦，我喜欢。奥古斯塔斯和我同属于“不可思议生物俱乐部”——我们俩，还有鸭嘴兽。
当然啦，我本来希望彼得·范·豪滕是个神志正常的老人家，不过这世界又不是批量满足心愿的大工厂。最重要的是，大门敞开，我已经迈过了通向《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故事的门槛。这就足够了。我们跟着他和李德薇进了屋，路过一张只有两把椅子的巨大橡木餐桌，来到一个简洁得令人脊背发毛的客厅。这儿看起来就像个美术馆，只不过空落落的白墙上没有一张美术作品。除了一张长沙发和一把安乐椅（都是不锈钢和黑色真皮材质），房间里似乎一无所有。然后我注意到，沙发背后有两个大大的黑色垃圾袋，装得满满的，扎着口。
“垃圾？”我对奥古斯塔斯喃喃道，声音很小，我觉得其他人听不见。
“读者来信。”范·豪滕说着坐进安乐椅，“十八年来的读者来信。没法拆开。可怕极了。我回复的第一拨长函就是你们的，可你们瞧，让我落到什么地步。坦白地说，现实中的读者委实令我感觉索然无味。”
原来如此，所以他从来没有给我回信，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看到我的信。我很奇怪他为什么还留着那些信，尤其是，还放在一间原本空荡荡的正式会客厅里。范·豪滕把双脚高高跷起，放到搁脚凳上，两脚交叉。他又指了指长沙发，于是奥古斯塔斯和我并肩坐下，但靠得不算太近。
“你们想吃点早餐吗？”李德薇问。
我想说我们已经吃过了，可刚开口就被彼得打断了。“现在吃早餐太早了，李德薇。”
“哎呀，他们是从美国来的，彼得，所以他们身体里的时间现在是午后了。”
“那么吃早餐又太晚了。”他说，“不过，既然说到身体里是下午之类的，我们应当来点儿鸡尾酒了。你喝不喝威士忌？”他问我。
“我喝不喝……哦，不用了，谢谢。”我说。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范·豪滕冲格斯点点头问。
“嗯，我不要了。”
“那么，就我一个人要，李德薇。请给我来杯威士忌加水。”彼得把注意力转向格斯，问道，“你知道在这个家里怎么做威士忌加水吗？”
“不知道，先生。”格斯说。
“把威士忌倒进玻璃杯，然后把水的意念召唤到脑际，再然后把真实的威士忌和抽象概念的水掺到一起。”
李德薇说：“还是先吃点早餐吧，彼得。”
他看着我们，用有意让人听见的低语说：“她觉得我酗酒。”
“我还觉得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呢。”李德薇说。话虽如此，她还是转身去客厅的吧台伸手拿了一瓶威士忌，往玻璃杯里倒入半杯，然后把酒拿给他。彼得·范·豪滕浅啜一口，在椅子上坐直身体。“这么好的酒理当以最好的姿势品尝。”他说。
我有些不自在地意识到自己的姿势，也把脊背挺直一点，又整了整鼻管。爸爸总是告诉我，你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侍者和助手等服务人员的态度来判断一个人，如果这么看，彼得·范·豪滕很可能是这世界上最白痴的白痴。“那么说，你喜欢我的书。”他又啜了一口酒，对奥古斯塔斯说。
“是啊，”我代表奥古斯塔斯回答道，“没错，我们——嗯，奥古斯塔斯，他把来见你作为他的‘愿望’向基金会申请了，所以我们才能来这儿，听您告诉我们《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发生了什么。”
范·豪滕什么也没说，只从杯子里长吸了一口。
一分钟之后，奥古斯塔斯说：“说起来，是您的书让我们走到一起的。”
“可你们没在一起啊。”他看都没看我地评论道。
“您的书让我们几乎走到一起。”我说。
于是他转向我。“你是故意穿成她的样子？”
“安娜？”我问。
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有点儿吧。”我说。
他又喝了一大口酒，然后皱起眉。“我不酗酒，”他宣布，声音高得没有必要，“我跟酒的关系是丘吉尔式的：我可以说笑话也可以治理英格兰，可以做任何事，只是不能不喝酒。”他瞟了一眼李德薇，冲酒杯点点头。于是她过来拿了杯子又去了吧台边。“只要意念的水哦，李德薇。”他发出指示。
“嗯，知道。”她说，这次口音听起来几乎是地道的美国音了。
第二杯酒上了，范·豪滕又一次满怀敬意地挺直了脊背。他踢掉了拖鞋，脚长得真难看。他基本上已经把我心目中什么作家的非凡天赋之类的东西整个毁掉了，但他手里握着答案。
“那个，嗯，”我说，“首先，我们想发自真心地感谢您，昨天晚上的那顿晚饭还有……”
“我们昨天付钱请他们吃晚饭了？”范·豪滕问李德薇。
“是的，在橙意餐厅。”
“啊，对了。唉，相信我，你们应该感谢的不是我而是李德薇，她在替我花钱方面具有极其出众的才华。”
“我们荣幸之至。”李德薇说。
“那个，无论如何，谢谢。”奥古斯塔斯说。我可以听到他嗓音里有几分气恼。
“既然都来了，”过了一会儿范·豪滕说，“说说吧，你们的问题是什么？”
“呃。”奥古斯塔斯说。
“这孩子笔头上看着很聪明的呀，”范·豪滕对李德薇说，“也许癌症已经在他脑袋里抢滩登陆了。”
“彼得——”自然，李德薇给吓了一大跳。
我也十分惊骇，但有人如此面目可憎、不屑于对我们另眼相待，竟也有几分让人高兴。“我们的确有几个问题，没错。”我说，“我在电子邮件里提到了，不知您是否记得。”
“不记得。”
“他的记忆力受到了损害。”李德薇说。
“但愿我的记忆力愿意妥协。”范·豪滕针锋相对地答道。
“所以，我们的问题……”我再次提醒。
“她用了皇家人称‘我们’ [3] 呢。”彼得说，但没有明确的说话对象。又一口酒。我不知道威士忌是什么味道，不过如果跟香槟差不多，那我简直无法相信他怎么能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喝得这么多，还这么快。“你熟悉芝诺的‘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的悖论吗？”他问我。
“我们的问题是关于小说结尾之后，书里的角色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安娜的……”
“你以为我需要听完你的问题才能回答吗？你想错了。你知道哲学家芝诺吗？”我茫然地摇了摇头。“哎呀。芝诺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据说他在巴门尼德世界观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十个悖论——你当然知道巴门尼德是谁了？”他说，我点点头，表示我听说过巴门尼德，但其实没有。“感谢上帝，”他说，“芝诺非常专业地揭露了巴门尼德理论中的不准确和过度简化之处，这倒不难，因为巴门尼德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错得令人叹为观止。巴门尼德存在的价值恐怕恰好等同于这样一位相识：你每次带他去赛马场，他都能选错马，回回如此，绝无例外，敬请放心。但芝诺最重要的——等等，先告诉我你对瑞典嘻哈音乐有几分了解。”
我简直不知道彼得·范·豪滕是不是在开玩笑。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替我回答了：“了解有限。”
“好吧，但我窃以为你应该知道‘失语与污秽’乐队的精华专辑《雪花》？”
“我们没听说过。”我替我们俩回答。
“李德薇，立刻放《Bomfalleralla》来听。”李德薇走到一台mp3播放器前面，转了转旋钮，然后按了一个键。一首说唱乐从四面八方轰然炸响。听起来除了歌词是瑞典语之外，这是一首各方面都相当正常的说唱。
音乐放完后，彼得·范·豪滕满怀期待地看着我们，小眼睛瞪得前所未有的大。“怎样？”他问，“怎样？”
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懂瑞典语。”
“哎呀，那是当然的，我也不懂。谁他妈懂瑞典语啊？重要的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废话，不是歌手‘说’了什么，而是他的嗓音‘感觉’如何。当然你应该知道，世上只存在两种感情：爱和恐惧，而‘失语与污秽’能在两者之间自如来去，那种能力在瑞典以外的嘻哈音乐里你压根儿就找不到。要不要我再给你们放一遍？”
“你是在开玩笑吗？”格斯说。
“抱歉，什么？”
“这是不是什么整人节目？”格斯抬头看着李德薇问，“是吗？”
“恐怕不是，”李德薇回答，“他并不总是……今天实在反常……”
“哦，闭嘴，李德薇。鲁道夫·奥托说得好：如果你没有遭遇过神圣，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与‘令人战栗的神秘’非理性的相遇，那么他的作品就不是为你写的。而我也要对你们说，年轻的朋友，如果你们听不出‘失语与污秽’的音乐中对恐惧虚张声势的答复，那么我的作品也不是为你们写的。”
我不得不再强调一次：那是一首绝对正常的说唱音乐，只除了是用瑞典语演唱的。“嗯，”我说，“那个，《无比美妙的痛苦》里，安娜的妈妈，故事结束的时候，她正要……”
范·豪滕打断了我，接下来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敲着玻璃杯，直到李德薇来重新给他倒上酒。“那么，芝诺最有名的悖论是‘阿基里斯和乌龟赛跑’。让我们想象一下，你和乌龟赛跑，乌龟在你前面十码起跑。当你跑过这十码时，乌龟又向前爬了也许一码，然后当你赶上这一码的距离，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如此下去，距离永远存在。你比乌龟跑得快，但你永远也追不上它，只能无限缩短和它之间的距离。”
“当然，如果真赛跑的话，你会直接跑到乌龟前面去，不去考虑其中涉及的原理。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其实极为复杂，谁也没有真正破解，直到康托 [4] 向我们证明：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
“嗯。”我说。
“我觉得这就回答了你们的问题。”他很有把握地说，然后从杯子里慷慨地啜了一大口。
“还没有啊，”我说，“我们想知道，在《无比美妙的痛苦》结尾之后……”
“我拒绝对那本令人作呕的小说负任何责任。”范·豪滕打断我说。
“不行。”我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不行，我不接受，”我说，“我能理解小说结尾叙述中断了，是因为安娜死了，或者病得太重，没法继续写下去了，但你答应告诉我们每个人后来怎么样了，所以我们才来了这儿，而我们——我，需要你告诉我。”
范·豪滕叹了口气，又喝了一口酒，说：“好极了。你想知道谁的故事？”
“安娜的妈妈，荷兰郁金香老爹，仓鼠西西弗斯，还有，就是——每个人，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范·豪滕闭起眼睛，鼓起双颊，长长吐出一口气，然后抬眼望着天花板上裸露在外的木头横梁，它们像棋盘一般纵横交错。“那只仓鼠，”过了一会儿他说，“那只仓鼠被克莉丝汀收养了。”——那是安娜得病前就认识的一个朋友。说得通。书里写过几次克莉丝汀和安娜一起跟西西弗斯玩的场面。“它被克莉丝汀收养了，在故事结尾之后又生活了几年，最后在它的仓鼠睡梦中得以安宁终老。”
现在我们终于略有进展了。“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好吧，然后是荷兰郁金香老爹。他是骗子吗？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了没？”
彼得·范·豪滕仍然望着天花板上的横梁，喝了一口酒，酒杯又见底了。“李德薇，我做不到，不行，真做不到。”他目光往下移，落到我脸上，“荷兰郁金香老爹没有怎么样，什么也没有。他既非骗子，也并非不是骗子，他是上帝。显而易见，他是用隐喻表现的上帝，毫不含糊，要问他后来怎么样了，跟问《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脱离躯体的T.J.艾克尔伯格医生的眼睛后来怎么样了处于同样的智力水准。他和安娜的妈妈结婚没有？我们谈的是小说啊，亲爱的孩子，不是什么历史进程。”
“话是没错，但你肯定想过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吧，我是说，作为人物，就是说，抛开他们的隐喻意义什么的不谈。”
“他们是虚构的，”他说着又轻轻敲起玻璃杯，“没有什么后来。”
“你说过会告诉我的。”我坚持说。我提醒自己要表现得坚定、自信，我需要让他迷乱的头脑关注我的问题。
“也许吧，但我当时有个被误导的印象，觉得以你的身体状况，无法作跨越大西洋的旅行。我是想……给你一点儿安慰，我猜。可我太蠢了，不应该那么做，想都不该想。但是，让我完全坦白地说：这种孩子气的想法，小说的作者就一定对小说里的人物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十分荒唐。那本小说是由纸页上的涂涂画画构成的，亲爱的。那些栖居其中的人物，在涂涂画画之外，并无生命可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在小说完结的一刻，他们都不复存在了。”
“不，”我说着直起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不。我明白你说的，但我不可能不去想象他们的未来。你是最有资格替他们想象未来的人。安娜的妈妈一定发生了什么，她要么结婚了，要么没有。要么跟荷兰郁金香老爹搬家到了荷兰，要么没有。要么生了别的孩子，要么没有。二者必居其一。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怎样了。”
范·豪滕紧紧抿起嘴唇。“我很遗憾不能纵容你这种异想天开的孩子气举动，但我不会用你习以为常的那种方式去怜悯你。”
“我不要你怜悯。”我说。
“所有生病的孩子都一样，”他平心静气地说，“你嘴上说不要怜悯，但你的整个生命都依赖着它。”
“彼得——”李德薇这时说话了。但他斜倚在椅子上滔滔不绝地说下去，醉得舌头都大了。“生病的孩子们都不可避免地变得犹如困兽。你们命数已定，时日无多，到死都是孩子，和确诊那天一样——只有孩子才相信小说结尾之后还有故事。而我们，我们成年人对此感到怜悯，所以我们花钱给你们治病，给你们购置氧气机，给你们好吃好喝，尽管你们可能都活不到……”
“彼得！”李德薇喊道。
“你们就是副作用，”范·豪滕说，“进化过程的副作用，进化过程对个体的生命毫不关心。你们是变异失败的实验品。”
“我辞职！”李德薇喊道，她眼里含着泪。但我并不愤怒。他无非是在寻找最伤人的方式来讲出实情，但当然，实情我早已经知道了。好几年来，我夜夜瞪着天花板，不管是我自己的卧室还是ICU病房，所以我也早就找到了想象自己的病的各种最伤人的方式。我向彼得走了几步。“听着，无赖，”我说，“关于疾病，你所能告诉我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我需要你告诉我的，就一件事，告诉我了，我就永远走出你的生活：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他朝我略微扬起肌肉松垂的下巴，耸了耸肩。“我没法告诉你她后来怎样了，就像我没法告诉你普鲁斯特小说里的叙述者后来怎么样了或者霍尔顿·考菲尔德的妹妹怎么样了，哈克贝利·费恩溜之大吉去了印第安人的‘领地’之后怎么样了！”
“胡说！全是胡扯淡。你倒是告诉我呀！随便编点什么！”
“不行。另外，如果你能不在我家说脏话我会很感谢你。这可不是淑女所为。”
我仍然没有生气，一点儿也没有，但我非常在意一定要得到他答应过告诉我的东西。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膨胀起来，我俯下身，朝那只拿着酒杯的浮肿的手一巴掌扇过去。杯子里剩下的威士忌全洒在了他那张阔脸上，玻璃杯从他的鼻子上弹起来，跳芭蕾舞一般在空中旋转着，最后落到年头久远的硬木地板上，一声脆响，粉身碎骨。
“李德薇，”范·豪滕平静地说，“我要一杯马丁尼酒，麻烦你。里面的味美思只要放一星半点就行了。”
“我已经辞职了。”李德薇沉默了一会儿说。
“别傻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软的不灵，硬的也没用。可我需要答案，为了它，我走了这么长的路，还劫持了奥古斯塔斯的“愿望”。我需要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他说话更含混了，“为什么对那些傻问题这么在意？”
“你答应过的呀！”我嚷道，耳朵里回响的全是砸奖杯那个晚上，艾萨克因无能为力而绝望的哀哭。范·豪滕没有说话。
我还站在他面前，等着他对我说些什么，这时我感觉到奥古斯塔斯的手落到我的胳膊上。他拉着我向大门走去，我跟上了他的脚步。范·豪滕在我们身后大叫大嚷，抱怨如今的年轻人忘恩负义、不知好歹，文明社会已然灭亡，而李德薇连珠炮般地爆出一串荷兰语回答他，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你们一定得原谅我的前助理，”他说，“荷兰语与其说是语言，不如说是一种咽喉疾病。”
奥古斯塔斯拽着我出了房间，穿过大门，走进近午的春光和飘落的翅果中。
对我来说，逃跑这种事永不可能做得敏捷利落。奥古斯塔斯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我们沿台阶而下，然后往回走，回费罗素夫酒店。人行道上铺着纵横交错的长方形地砖，坑洼不平。自从秋千架旁那次之后，我第一次哭了。
“嘿，”他把手放在我腰上说，“嘿，没事的。”我点点头，用手背胡乱擦擦脸。“他是个大烂人。”我又点点头。“我给你写个续集。”格斯说。这句话让我哭得更凶了。“我会的，”他说，“一定写。比那个老醉鬼写的任何垃圾都要好，他的脑子都让酒精蛀得全是洞了，跟瑞士奶酪一个样。他连写过小说都不记得了。我可以写得比那家伙强上十倍，书里会有鲜血、有勇气、有牺牲。《无比美妙的痛苦》和《黎明的代价》合二为一。你一定会喜欢的。”我一个劲儿地点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然后他抱住了我，用有力的胳膊将我拉近坚实的胸口，我把他的POLO衫哭湿了一片，但终于恢复到能说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