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你的愿望花在那个大脸无赖身上了。”我伏在他胸前说。
“说得不对，海蓁·格蕾丝。我向你承认，你的确花了我唯一的一个愿望，但不是花在他身上，而是花在我们俩身上了。”
我听到身后传来高跟鞋奔跑的“笃笃”声，转过身，看到了李德薇。很自然，她饱受惊吓，泪水晕开的眼线在脸颊上留下两道黑痕。她追着我们来到了人行道上。“也许我们该去安妮·弗兰克故居看看。”李德薇说。
“我不想跟那个怪物一起去任何地方。”奥古斯塔斯说。
“没邀请他。”李德薇说。
奥古斯塔斯仍然保护性地抱着我，一只手贴在我的脸旁边。“我不想……”他张开嘴，但被我打断了。
“我们去吧。”我的确想要范·豪滕给我回答，但这不是全部。和奥古斯塔斯一起待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只剩两天了，我不想让一个可悲的老头毁了这两天。
李德薇开着一辆笨重的灰色菲亚特，这车引擎的响动听起来就像个兴奋过头的四岁小姑娘。我们驱车开过阿姆斯特丹的大街小巷，路上她一再道歉。“我非常抱歉。没有借口强求你们原谅，他病得太重了。”她说，“我原以为跟你们见面会对他有帮助，如果他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对活生生的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可……我非常抱歉。这真是非常令人难堪，太难堪了。”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没有说话。我坐在后排，就在奥古斯塔斯后面，我偷偷把手伸到他的座椅和车身之间去找他的手，可没找着。李德薇继续说：“我坚持做这份工作是因为我相信他是个天才，也是因为报酬很高，但我没想到他变成了一个怪物。”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猜他靠那本书挣了不少钱。”
“哦，不不，他是范·豪滕家族的后人，”她说，“他的先祖是荷兰人，在十七世纪的时候研制出了可可豆压榨和碱化技术，发明了能溶于水的可可粉。后来范·豪滕家族有些人移居美国，彼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完成那本小说后又搬回了荷兰。他是那个伟大家族的耻辱。”
引擎尖叫起来，李德薇换了挡，我们像子弹一样冲上运河上的一座桥。“都是境遇使然，”她说，“是境遇把他变得这么残忍，他不是个坏人。但今天，我真没想到——他竟说了那么些可怕的话，我真不能相信。我非常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我们在离安妮·弗兰克故居一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停了车，然后，李德薇去排队给我们买票，我坐在地上，背靠一棵小树，看王子运河里停泊的船屋。奥古斯塔斯站在我面前，懒洋洋地推着我的氧气小推车转圈，看轮子打转。我想让他在我身边坐着，但我知道对他来说坐下很困难，再站起来就更困难了。“没事吧？”他低头望着我问。我耸耸肩，伸手摸摸他的小腿肚。那是他的假肢，但我把手放在上面不动。他低头看着我。
“我真希望……”我说。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显然，世界不是满足愿望的大工厂。”这话逗得我微笑起来。
李德薇拿着票回来，但她的薄唇抿得紧紧的，看上去很担心。“那儿没有电梯，”她说，“我非常非常抱歉。”
“没事的。”我说。
“你不知道，那儿楼梯太长了，”她说，“又长又陡。”
“没事的。”我又说了一遍。奥古斯塔斯想说什么，但被我打断了。“没关系，我能行。”
我们首先进了一间屋子，里面在播放录像，介绍犹太人在荷兰的情况，纳粹入侵以及弗兰克一家人。然后我们上了台阶，走进安妮的父亲奥图·弗兰克做生意的营业所，一栋运河边的房子。爬楼梯很耗时，对我和奥古斯塔斯都是，但我感觉还挺有力气。很快，我看到了那座著名的书架，它后面的暗门里曾经是安妮·弗兰克、她的家人和另外四个犹太人的藏身之地。书架被挪开了一半，背后是一段更陡峭的台阶，宽度仅容一个人通过。我们身旁围着很多别的参观者，我不想耽搁他们，但李德薇说：“请大家耐心一些，谢谢。”于是我开始往上走，李德薇在我身后帮我拿着氧气推车，格斯在最后。
一共十四级台阶。我一直在想身后的那些人——他们大部分是说着各种不同语言的成年人，我感觉有些尴尬，好像自己是个既安慰人又纠缠人的鬼魂。但最后我终于成功登顶，来到一个空得诡异的房间里。我靠在墙上，大脑不停地告诉我的肺“没事的没事的冷静点没事的”，而肺则对大脑说：“哦，天啊，我们要死在这儿了。”我甚至没看到奥古斯塔斯上楼，他走过来，用手背抹抹额头，好像舒了一口气似的说：“你是冠军啊。”
靠墙休息了几分钟后，我走到下一个房间，安妮和弗里茨·菲弗就曾住在这里。房间极小，空空荡荡，没有家具。除了安妮从报纸杂志上剪下来的照片还原封不动地贴在墙上，根本看不出这里曾住过人。
另有一段向上的台阶通向范·佩尔斯一家住过的房间，这段台阶有十八级，而且比刚才的更陡，根本就是个豪华版的梯子。我走到台阶跟前，抬头往上看，心想我可能上不去了，但我也知道唯一的出路就是往上。
“我们往回走吧。”格斯在我身后说。
“我没事。”我轻声回答。这很蠢，但我忍不住一直觉得我欠她的——我指的是安妮·弗兰克，因为她死了而我活着，因为她一直安安静静，永远关着窗帘，没有做错任何事，可她还是死了，因此我觉得我应当爬上台阶，去看看盖世太保到来之前那些年里她藏身的世界的最后一部分。
我像小孩子一样手脚并用地爬起台阶。一开始我爬得很慢，这样才能喘得上气。但后来加快了速度，因为我知道自己喘不上气了，想在最后一丝气力消耗殆尽之前爬到顶。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眼前开始一阵阵发黑，十八级台阶，地狱一样陡峭。最后我爬到顶的时候，已经恶心欲吐，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胳膊腿的肌肉全体尖叫着索求氧气。我靠着墙扑通坐倒，喘息着发出不那么尖锐的咳嗽声。在我头顶上方有一个用螺栓固定在墙上的空玻璃橱，我透过它注视着天花板，努力让自己别晕过去。
李德薇在我身旁蹲下，说：“已经到顶了，一共就这么高。”我点点头。我模糊地意识到大人们都围在旁边，担忧地瞧着我；李德薇轻声细语地用一种语言对那些参观者说话，然后换另一种，然后又换另一种；奥古斯塔斯站在我身边，手放在我的头上，顺着发缝抚摸我的头发。
过了很久之后，李德薇和奥古斯塔斯拉我站起来，我看到了玻璃橱里保护的东西：墙纸上留下的铅笔印，记录着住在这座秘密增建的房屋里所有小孩那几年的身高刻度，一直到他们再也不会长高。
我们从这间房子走出去，就离开了弗兰克一家住过的区域，但还在纪念馆里：一条狭长的走廊墙壁上挂着曾在这座附属建筑里生活过的八个人的照片，并描述了他们死于何时、何地，什么方式。
“整个家里唯一一个经历战争而活下来的人。”李德薇对我们说，指的是安妮的父亲，奥图。她压低了嗓音，好像在教堂一样。
“但他经历的不是战争，严格说来，”奥古斯塔斯说，“他经历的是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的确。”李德薇说，“我不知道一家子都没了，人还怎么活下去，我真不知道。”我一边看那七个死去的人的介绍，一边想着奥图·弗兰克：他不再是父亲了，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没了，只给他留下一本日记。在走廊尽头有一本巨大的册子，比字典还要厚，里面记录着在荷兰死于大屠杀的十万三千人的名字。（墙上的标牌写道：被驱逐出境的荷兰犹太人里，只有五千人活了下来。五千个奥图·弗兰克。）这本名册翻到了有安妮·弗兰克名字的那一页，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另一件事：就在她的名字下面，列着四个艾伦·弗兰克。四个啊。四个没有纪念馆的艾伦·弗兰克，没有历史印记，没有任何人哀悼他们。我默默下定决心，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记着这四个艾伦·弗兰克，为他们祈祷。（也许有些人需要心怀对正统全能之上帝的信仰才能做祈祷，但我不需要。）
我们走到房间尽头，格斯停下来说：“你还好吗？”我点头。
他指指背后安妮的照片。“最糟糕的是她差一点儿就能活下来了，你知道吗？她死的时候距离集中营被解救只有几个星期。”
李德薇走开几步去看一个录像，我抓住奥古斯塔斯的手，走到下一个房间。那是一间A字形房屋，里面存放着奥图·弗兰克在寻找女儿的几个月里写给人们的信。房间中央的墙上，电视里正播放着奥图·弗兰克的录像，他说的是英语。
“还有没有漏网的纳粹党人？”奥古斯塔斯问，“我要去追捕他们，把他们绳之以法。”我们正倚在玻璃陈列橱窗上看奥图的信，还有那些令人心碎的回信——不，解放之后谁也没有见过他的孩子们。
“我想他们早就死绝了。不过说起来，纳粹党人又没垄断邪恶的专利权。”
“说得是。”他说，“这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海蓁·格蕾丝：我们应该精诚合作，组成一个义务的除暴安良残疾双人组，震撼全世界，伸张正义、扶助弱小、保护陷入危险之中的人们。”
这是他的梦想却不是我的，但我还是迁就了他，毕竟，是他先纵容了我的梦想呢。“我们的英勇无畏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说。
“我们的事迹将被人写成故事，一直流传到人类的声音消失的那一天。”他说。
“就算到了那一天之后，每当机器人回忆起人类荒谬的牺牲和热血，也会想起我们。”
“他们会用机器笑声笑话我们英勇的蠢行，”他说，“但他们钢铁的机器之心里有什么东西，会向往、会渴望，希望能像我们那样活过和死去——完成英雄的使命。”
“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抬头看着他，心里想着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不应该吻别人，然后我又想起，安妮·弗兰克她自己归根结底也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吻过别人，那么她的家要是变成病入膏肓的年轻人沉醉于爱情的地方，她很可能再欢喜不过了。
“我必须承认，”录像里，奥图·弗兰克用带着奇怪口音的英语说，“我对于安妮的思想之深刻感到非常惊讶。”
然后我们俩接吻了。我的手松开了氧气推车，伸到他脖子后头，他揽住我的腰拉向他，我得踮起脚。他嘴唇稍启，迎上了我的双唇，那一刻我感觉喘不上气，但却跟以前不一样，令人着迷。我们周围的空间不复存在，在那个奇异的时刻，我打心底里喜欢我的身体，这具饱受癌症摧残的躯壳，我几年来拖着它来来去去，但突然之间，它似乎值得我去挣扎搏斗，那些胸管、PICC导管、肿瘤对我身体永无休止的背叛——似乎全都值得了。
“那是和我所了解的女儿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安妮，她从来没有真正展露这样的内心感情。”奥图·弗兰克继续说。
我们吻得没完没了，奥图·弗兰克在我们身后一直说下去：“因为我和安妮关系一直很好，所以我的结论是，大部分父母都并不真的了解他们的孩子。”
我发现我一直闭着眼睛，于是睁开眼。奥古斯塔斯正注视着我，他的蓝眼睛从没有离我这么近过；而在他背后，一群人几乎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我们。我觉得他们很生气，乃至惊骇。这些十几岁的孩子荷尔蒙太旺盛，竟然公开亲热，全然不顾头顶上的录像正播放着失去女儿的父亲那破碎的嗓音。
我推开奥古斯塔斯，他趁我低头望着自己的球鞋时飞快地在我额头上轻啄一下。然后，他们却开始鼓起掌来。所有的人，所有那些大人，居然开始鼓掌了，有一个人竟还带着欧洲腔叫了声好。奥古斯塔斯微笑鞠躬，我大笑起来，非常轻盈地行了个屈膝礼，这下又引起一轮掌声。
我们让那些大人先下楼梯，然后也下了楼，就在我们到咖啡厅之前（很幸运，咖啡厅有升降电梯把我们送回一楼和纪念品商店），我们看到了安妮日记里的几页，还有她的名言摘抄，没发表过的。摘抄本正好翻到记录着莎士比亚名句的一页。“因为谁是那样刚强，能够不受诱惑呢？”她写道。
李德薇开车送我们回到费罗素夫酒店。酒店外细雨纷纷，奥古斯塔斯和我站在人行道的砖地上，身上渐渐濡湿了。
奥古斯塔斯：“你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我：“我没事。”
奥古斯塔斯：“好吧。”停了一下，“你在想什么？”
我：“想你。”
奥古斯塔斯：“想我什么？”
我：“我不知道更爱什么，/是回肠荡气呢/还是藏而不露，/是乌鸫的婉转啼鸣/还是之后唯余寂静。”
奥古斯塔斯：“老天，你真性感。”
我：“我们可以到你房间去。”
奥古斯塔斯：“这主意还不算太坏。”
我们一起挤进小得可怜的电梯，电梯里每个平面，包括地板上，都镶了镜子。我们得从里面用力把门拉上，然后这老掉牙的机器才吭哧吭哧地缓缓升向二楼。我很累，浑身是汗，隐隐担心我不论是看相还是气味都好不到哪儿去，但我还是在电梯里吻了他。然后，他抬起头来，指着镜子说：“看，无穷无尽的海蓁。”
“有些无穷比别的无穷更大。”我故意模仿范·豪滕，拖长腔调慢吞吞地说。
“真是个浑蛋加小丑。”奥古斯塔斯说。电梯爬上二楼简直花了一辈子那么久，最后它终于抖动一下，停住了。奥古斯塔斯推开镶着镜子的电梯门，刚推到一半，他突然痛苦地全身一紧，一下子没抓住门。
“你没事吧？”我问。
一秒钟之后，他说：“哦，没事，门太重了，我猜。”他又推了一次，把门打开，很自然地让我先走出去，但我不知道出了电梯该往哪个方向走，于是我站在电梯门口没动，他也站在那儿不动，脸孔仍然有些扭曲。我又问道：“没事吧？”
“只不过缺乏锻炼，海蓁·格蕾丝。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就那样站在走廊里，他不领我去他的房间，我也不知道他的房间怎么走。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我开始觉得他是在想法子避免跟我亲热。我觉得自己刚才压根就不该提出这个建议，太不淑女了，所以让奥古斯塔斯·沃特斯觉得反感了。他站在那儿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一定是在想办法从眼下这种局面里礼貌地脱身。然后，不知过了多久，他开口说：“在我膝盖上方，它就是……有点变细了，然后就是……皮肤，有一道可怕的伤痕，但看上去就像……”
“什么？”
“我的腿，”他说，“只是想让你有所准备，以免，我是说，以免你看到什么……”
“哦，别自以为是啦。”我说着，上前两步吻住他，狠狠地把他按在墙上。我吻个不停，他则伸手去摸房间钥匙。
我们爬到床上，我的自由多少受到氧气瓶的限制，但并不妨碍我在他上面，脱了他的衬衫。我品尝他锁骨下方皮肤上微汗的滋味，对着他的皮肤悄声低语：“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爱你。”听到我这么说，他的身体放松下来。他伸手想把我的T恤扯下来，但却跟氧气管缠到了一起，我笑起来。
“你每天是怎么做到的？”看着我把T恤从氧气管上解开，他忍不住问。我突然很白痴地想到：我的底裤是粉红色的，和紫色的文胸不搭。其实男孩子哪里会注意这些嘛。我爬到被子里，把牛仔裤和袜子踢到外面，然后望着暖被像波浪一样起舞，在波浪下面，奥古斯塔斯先脱了牛仔裤，然后取下假肢。
我们俩并肩仰面躺着，一切都藏在被子里。一秒钟过后，我伸手摸到他的大腿，让手慢慢滑下去，来到他截肢的地方，覆盖着伤疤的粗糙皮肤。我的手握住他的残肢，仅一秒，他躲了一下。“疼吗？”我问。
“不疼。”
他翻身成侧躺，吻了我。“你真是英俊性感。”我说，我的手还在他腿上。
“我开始怀疑你对截肢有恋物癖了。”他一边吻着我一边含糊地说。我笑起来。
“我对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依恋成癖。”我说。
这整件事情跟我之前想象的恰好相反：缓慢，耐心，安静，既不特别痛，也没让人欲仙欲死。套套方面出了不少问题，我也没看得特别清楚。床头板没坏，也没有尖叫声。老实说，这很可能是我们俩在一起最长一次没有说话的时间了。
只有一件事在意料之内：事后，我把脸贴在奥古斯塔斯的胸膛上，听着他的心跳，奥古斯塔斯说：“海蓁·格蕾丝，我实实在在地睁不开眼睛了。”
“实实在在这词用错了。”我说。
“没。”他说，“太——累——了。”
他把脸转向另一边，我的耳朵贴在他胸口，听着他的肺逐渐安稳下来，进入睡眠节奏。过了一会儿，我起身穿好衣服，找到费罗素夫酒店提供的文具，给他写了一封情书：
亲爱的奥古斯塔斯：
你的
海蓁·格蕾丝
* * *
[1] 指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忏悔录》的作者。他的母亲对他影响极大。
[2] 勒内·弗朗索瓦·吉兰·马格里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1898—1967），比利时的超现实主义画家。
[3] 英语中，地位高贵者如女王、教皇等常用“我们”自称，有点像汉语里皇帝自称“寡人”。据说起源是教皇总是代表“上帝和我”说话，故称“我们”；也有说法认为国王、女王等都是代表全国臣民说话，故称“我们”。
[4] 康托（Georg Cantor，1845—1918），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立人。
13
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待的最后一个整天，妈妈、奥古斯塔斯和我步行到半个街区以外的冯德尔公园去。我们在荷兰国家电影博物馆的阴影里找到一家小咖啡馆，点了拿铁，侍者跟我们解释说荷兰人管它叫“伪咖啡”，因为里面的牛奶比咖啡多。我们在一棵巨大的栗树丝缕斑驳的阴影下喝着拿铁，给妈妈讲我们遭遇那位了不起的彼得·范·豪滕的情景，讲成了一个好笑的故事。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悲伤的故事要怎么讲述，你总有选择。而我们选了好笑的方式：奥古斯塔斯瘫倒在咖啡店的椅子上，扮演那个大着舌头、吐字不清的范·豪滕，醉得连站都站不起来；我则站在他面前，扮演我自己，气势汹汹地咆哮着：“起来，你这个又胖又丑的老家伙！”
“你当时说他丑了吗？”奥古斯塔斯问。
“别管那么多啦。”我说。
“我可不丑。丑的是你，鼻子插管子的丫头。”
“你是个懦夫！”我低沉地说，奥古斯塔斯撑不住笑场了。我坐下来，我们又给妈妈讲安妮·弗兰克纪念馆，但没告诉她接吻的事。
“你们后来回范·豪滕家去了吗？”妈妈问。
奥古斯塔斯甚至没给我脸红的时间，迅速答道：“没，我们就在一家咖啡馆里待了会儿。海蓁给我讲了几个维恩图的笑话。”他瞟了我一眼，老天，他好性感。
“听起来真不错，”我妈说，“听着，我要去散会儿步，给你们俩一点儿谈话时间。”她看着格斯说，好像话里有话，“然后，也许晚一点我们能去运河上坐一坐游船。”
“嗯，好吧……”我说。妈妈在咖啡碟下面放了一张五欧元的纸币，然后吻了吻我的头顶，悄声说：“我爱你爱你爱你。”比平时多两个爱呢。
格斯指指树枝投在水泥地上的影子，一会儿交叉一会儿又分开：“好美，是吧？”
“是啊。”我说。
“多好的隐喻。”他喃喃地说。
“这也是隐喻？”我问。
“事物被风吹到一起，又被吹得四散分离，就是这样的负片影像啊。”他说。好几百人从我们面前路过，有的慢跑，有的骑车，有的蹬着旱冰鞋。阿姆斯特丹是一座为运动和活力而造的城市，这里的人不爱开车出行，因此，我不可避免地感觉到被排除在外了。但上帝啊，这幅景象多美：小溪环绕巨树流过，雕刻出一条小径；一只苍鹭静静地临水而立，在水面上漂流的成千上万翅果之中寻找一顿早餐。
但奥古斯塔斯没有注意。他专心致志地看着晃动的树影，最后说：“我可以像这样看上一整天，但我们得回酒店去。”
“我们有时间吗？”我问。
他悲伤地微微一笑：“但愿。”
“出什么事了？”我问。
他向我们背后酒店的方向偏偏头。
我们默默地走着，奥古斯塔斯走在我前面半步。我太害怕了，不敢深究自己是否有理由害怕。
那个，有这么一样东西，叫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简单说来，这个叫作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家伙因为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而闻名：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某些需求必须先被满足，之后才可能有其他层次的需求。看起来就是下面这样：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图
对食物和水的需求一旦满足，你就会向高一层次的安全需求发展，然后再高一层次，再高一层次，而最重要的是，在马斯洛看来，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之前，你甚至根本不会去考虑安全或者社会需求，更别提“自我实现”了，这一层次的意思是——比方说吧，进行艺术创作，或者思考伦理道德、量子物理之类的问题。
按照马斯洛的说法，我就是被困在金字塔的第二层了，没办法对自己的健康感到安全，因此不可能去追求爱和尊重还有艺术还有种种别的玩意儿，而这一套，当然，全是胡扯：创作艺术或者哲学冥思的冲动不会因为你生了病就平白消失。这种冲动只会因为疾病而变得更美更高尚。
马斯洛的金字塔理论似乎是在暗示我跟别人比起来，不算是个完全的人，而大部分人似乎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奥古斯塔斯例外。我一直以为他之所以能爱上我，是因为他曾经经历过病痛；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也许他仍正在经受病痛。
我们进了我的房间克尔凯郭尔。我在床边坐下，等着他来坐在我身边，可他蜷起长腿蹲坐到了那把颜色暗淡的佩斯利旋涡纹沙发上。那张小沙发，有多大年岁了？五十年？
我嗓子眼里好像堵着个团子，看到他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叼在双唇之间，我感觉到嗓子眼那个团子发硬。他往后一靠，叹了口气。“就在那次你进ICU之前，我开始感觉髋关节疼痛。”
“不。”我说。恐惧如潮水滚滚而来，我被拖到水底。
他点点头。“于是我去做了个PET扫描。”他停下话头，突然把烟从嘴里拿出来，咬紧了牙关。
我大半辈子都致力于在爱我的人面前忍住眼泪，因此我知道奥古斯塔斯在做什么。咬紧牙关。眼睛往上看。告诉自己如果他们看到你哭，他们会受伤，而你在他们的生命中就只能扮演悲伤之源，可你绝不能变成悲伤的化身，所以你不能哭——你在眼望天花板时告诉自己这番话，然后，尽管嗓子眼里什么也没有，你还是吞咽一下，然后看着爱你的那个人微笑。
他扬起一边嘴角，绽开一个微笑：“PET显像结果上全是亮点，海蓁·格蕾丝，我像是一棵挂满了灯的圣诞树。胸膜，左髋部，肝脏，到处都有。”
到处都有。这句话在半空中悬停了一会儿。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站起来，拖着我的身体和氧气推车，从年头久远的地毯上走过去，奥古斯塔斯永远也不可能活到这地毯的年岁了。我在沙发跟前跪了下来，把头靠在他的膝上，抱住他的腰。
他轻抚着我的头发。“我非常难过。”我说。
“我很抱歉没有告诉你，”他说，声音很平静，“你妈妈一定知道了，她看我的神情……我妈妈一定告诉她了，或者透露了什么。我早该告诉你的。我太蠢了，而且自私。”
当然，我知道他先前为什么闭口不谈：跟我不想让他看到我在ICU里的样子的理由一样。我根本无法对他生气，一点儿也不。直到现在，我自己所爱的人成了手榴弹，我才明白，自己先前拼命想保护别人，不让他们因我即将粉身碎骨而受到伤害有多么傻：我没法停止爱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我也不想停止爱他。
“这不公平，”我说，“这真是太他妈不公平了。”
“这世界，”他说，“不是满足心愿的大工厂啊。”随后，他突然难以自制地落下泪来，只是短短一刻，他的啜泣声无力地回响着，就像没有闪电相伴的一阵雷鸣，其深可畏惧的狂暴，倒常常会被挨痛受苦界的业余人士误认为软弱。后来，他把我拉到面前，他的脸离我的脸只有几寸远，坚决地说：“我会战斗到底。我会为了你战斗到底。你别担心我，海蓁·格蕾丝，我没事。我会找到办法，长长久久地待在你身边，让你心烦。”
我在哭。但即使这个时候，他仍然强壮有力，把我抱得紧紧的，我能看到他环抱着我的胳膊上坚实的肌肉。他说：“我很抱歉。你会没事的，都会没事的。我保证。”他又挑起一边嘴角微笑起来。
他吻了我的额头，然后，我感觉到他强健的胸膛稍稍瘪下去一点点。“我猜我到底还是有那么个‘致命弱点’。”
过了一会儿，我拽着他到床边，我们一起躺在床上，他告诉我，他本来已经开始接受保守性化疗，但为了来阿姆斯特丹，他半途放弃了。他父母非常生气，一直想要说服他，直到那天早上，我在他家屋外听到他尖叫说身体属于他自己。“我们可以重新安排时间的。”我说。
“不，不可能的，”他回答，“反正，化疗也没起作用。我能感觉到，没用。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全是鬼扯，整个这一套。”我说。
“等我回了家，他们会试试别的治疗方案。他们总有新方案。”
“是啊。”我说。我自己也当够了做实验用的针插。
“说起来，我多少欺骗了你，让你以为爱上了个健康人。”他说。
我耸耸肩：“我也会对你做同样的事。”
“不，你不会的。不过我们不可能都跟你一样了不起。”他吻了我，然后皱起眉头。
“疼吗？”我问。
“不。没事。”他盯着天花板注视良久，才开口，“我喜欢这个世界。我喜欢喝香槟。我喜欢不抽烟。我喜欢荷兰人说荷兰语的声音。而现在……我甚至连一场战役都没有，连作战的机会都没有。”
“你和癌症作战，”我说，“那就是你的战役，你会一直战斗到底。”我对他说。我其实很讨厌人们总想夸我鼓励我，做好准备与病魔战斗，但我也这么对他了。“你会……你会……享受最好的生活，就在今天。现在这就是你的战争。”我都鄙视自己这滥情伤感的调调，但我还能拿出什么别的呢？
“好一场战争。”他心灰意懒地说，“我在向什么开战？我的癌症。我的癌症又是什么呢？我的癌症就是我。肿瘤是我的一部分。毋庸置疑，就像我的脑子我的心是我的一部分一样。这是一场内战啊，海蓁·格蕾丝，胜败已经注定了。”
“格斯。”我说，可我什么别的也说不出了。他太聪明了，我所能提供的种种安慰都无法真正安慰他。
“好啦。”他说。但并不好。片刻之后，他说：“如果你去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那个地方我真的很想去——可是骗谁呢？你和我谁也没办法走完博物馆。不过我们出发前，我还是去网上看了那儿的展览。如果你要去那儿（希望有一天你能去），你会看到许多以死人为主题的绘画作品。你会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会看到一个脖子被刺的老兄，还会看到人们死于海上，死于战场，烈士和殉难者纷纷亮相。可是画里，没有，一个，得癌，的，小孩。没有因瘟疫天花或者黄热病之类而挂掉的家伙，因为疾病没什么光荣之处。它没有意义。因病而死毫无荣耀可言。”
亚伯拉罕·马斯洛，我谨为你引荐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此人的存在性求知欲令他那些丰衣足食、备受关爱的健康同胞们相形见绌。当大众都过着纵情消费、醉生梦死的生活时，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却在从远方审视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的艺术品。
“怎么？”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问。
“没事，”我说，“我只是……”我说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说，“我只是非常，非常，喜欢你。”
他弯起一半嘴唇微笑起来，他的鼻子离我的鼻子近在咫尺。“这种感觉是相互的。我认为你没法把它忘掉，也没法不把我当作快死的人来看待。”
“我可没觉得你快死了。”我说，“我觉得你只是偶染癌之微恙。”
他微笑起来。绞架下的幽默。“我坐在一辆一直往上的过山车上呢。”他说。
“我得一直跟你在一起往上，我有这个特权，也有这个责任。”我说。
“如果我想亲热，会不会荒唐透顶？”
“没有什么好想的，”我说，“只有行动。”
14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们在云朵之上两千英尺，云朵在地面之上一万英尺，格斯说：“我以前想过，要能住在云上一定很有趣。”
“对啊，”我说，“就像待在那些充气蹦床城堡什么的玩具里一样，只不过更棒，因为可以一直待在里面。”
“可是后来，中学的科学课上，马汀尼兹老师问，我们之中谁曾经幻想过住在云上？每个人都举了手。然后马汀尼兹老师就说，在云上面，风速是每小时一百五十英里，温度零下三十摄氏度，而且没有氧气，我们都会几秒钟就死翘翘。”
“听起来真是个和善的好人。”
“让我告诉你，海蓁·格蕾丝，他的专业就是扼杀梦想。你觉得火山棒极了？去跟死在庞贝城的一万具尖叫的尸体说说吧。你还在心底暗暗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元素？世界上只有毫无灵魂的各种分子随机地撞来撞去。你担心如果父母死了谁来照顾你？正该好好担心才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他们都会变成虫子的食物。”
“无知是福。”我说。
一位空中乘务员推着饮料车从我们身边走过，压低声音问：“需要饮料吗？需要饮料吗？”格斯从我旁边侧身过去举起手：“我们能要点香槟吗？”
“你们满二十一岁了吗？”空乘怀疑地问。我动作明显地调整了一下鼻子里的氧气管，空乘微笑起来，然后瞟了一眼我妈妈，她睡着了。“她不会介意吗？”
“不会。”我说。
于是她在两个塑料杯子里倒了香槟给我们。
格斯和我举杯祝酒。“为你。”他说。
“为你。”我说着跟他碰了碰杯。
我们浅啜一口。比在橙意餐厅尝过的星星要黯淡些，但仍然很美味。
“你知道，”格斯对我说，“范·豪滕说的一切全是真的。”
“也许吧，但他也用不着说得那么浑蛋。他为仓鼠西西弗斯都设想了未来，我没法相信安娜的妈妈却没有份。”
奥古斯塔斯耸耸肩。他似乎突如其来地失神了片刻。“还好吗？”我问。
他微不可察地摇摇头。“疼。”他说。
“胸口？”
他点点头，拳头握得紧紧的。后来，他将其描述为仿佛一个独腿的肥胖男人穿着细高跟鞋踩在他的胸口正中一般。我把我的座椅靠背调回直立锁定位置，往前俯下身子从他的背包里翻出药片来。他就着香槟吞了一片。“还好吗？”我又问。
格斯坐在那儿，握紧拳头上下晃动，等着药物起作用。这药的作用与其说是让疼痛消失，不如说是把他和疼痛（也和我）隔离开来。
“那时他好像充满个人情绪，”格斯悄声说，“好像他因为什么原因在生我们的气。我是指范·豪滕。”他快速地大口喝光了剩下的香槟，很快就睡着了。
爸爸在取行李区等着我们。他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豪华轿车司机之中，那些人都举着印有客人姓氏的标志牌：约翰逊，巴灵顿，卡迈克尔。爸爸也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美丽的家人”，然后下面一行在括号里写着“及格斯”。
我拥抱了他，他哭起来（当然）。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格斯和我给爸爸讲了阿姆斯特丹的各种故事，但我一直没有说起格斯的事，直到我安全到家，把管子连上了制氧机“飞利浦”，和爸爸一起在膝盖上垫着餐巾吃起美国比萨，看着我想念的美国电视剧。
“格斯复发了。”我说。
“我知道。”爸爸说，他朝我身边挪过来一点，然后接着说，“他妈妈在旅行之前告诉我们了。我很抱歉他没早告诉你，我……我很难过，海蓁。”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说。我们看的电视节目讲的是人们挑选想要买的房子。“那个，你们不在的时候，我读了《无比美妙的痛苦》。”爸爸说。
我抬头看着他。“哦，酷啊。你觉得如何？”
“挺好的。有点太高深，超乎我的理解能力。我的专业是生物化学，记得吗？不是文学青年。不过我真希望这本书有结尾。”
“是啊，”我说，“大家都这么抱怨。”
“另外，这本书有点绝望色彩，”爸爸说，“有点失败主义。”
“如果你说的失败主义是指‘坦率’，那我同意。”
“我不觉得失败主义等同于坦率，”爸爸答道，“我拒绝接受这点。”
“那么说，发生的一切都有缘由，我们最后都会住在云朵上的大房子里弹竖琴？”
爸爸微笑了。他伸过胳膊抱住我，把我拉近，在我脑袋侧面吻了一下。“我不知道我相信什么，海蓁。我原来以为做一个成年人意味着知道自己相信什么，但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来看，并非如此。”
“是啊，”我说，“好吧。”
爸爸对我又说了一次他为格斯感到难过，然后我们继续看电视，那些人选好了房子，爸爸的胳膊仍然环抱着我，我开始有点犯困了，但还不想上床睡觉。然后爸爸说：“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吗？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上数学课，是一门非常棒的数学课，教课的是个小个子老太太。她当时正在讲快速傅里叶变换演算法，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说：‘有时候，好像宇宙也想被人注意到。’”
“那就是我所相信的。我相信宇宙也想被人注意到。我想宇宙对于有意识的生物偏心得不讲道理，它对智慧生命慷慨回报，一部分是因为宇宙喜欢有人发现自己的美妙。而我，我是什么人？历史沧海中的一粟，我有何立场去对宇宙说，它——或者我对它的观察——是暂时的？”
“你相当聪明啊。”过了一会儿我说。
“你相当会拍马屁啊。”爸爸答道。
第二天下午，我开车去格斯家，和他父母一起吃花生酱果冻三明治，给他们讲阿姆斯特丹的故事，而格斯就在我们以前一起看《V字仇杀队》的客厅沙发上小睡。我从厨房刚好可以看到他：他仰躺着，头朝向与我相反的一侧，身上已经插上了PICC管。医生采用了一种新的抗癌鸡尾酒疗法：两种化疗药物加一种蛋白受体，他们希望以此来抑制格斯癌细胞里的致癌基因。格斯的父母告诉我，格斯很幸运，被选中了参与这个实验。幸运。我知道其中一种化疗药物，光是听到它的名字就让我恶心欲呕。
过了一会儿，艾萨克的妈妈带着他来了。
“艾萨克，嗨，互助小组的海蓁，不是你邪恶的前女友。”他妈妈领着他往我这边走来，我从餐椅上站起来拥抱他，他的身体颇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我，然后他用力地回抱我。
“阿姆斯特丹怎么样？”他问。
“好得不得了。”我说。
“沃特斯，”他说，“你在哪儿呢，老兄？”
“他睡着了。”我说，我的嗓音哽住了。艾萨克摇摇头，谁也没说话。
“真操蛋。”一秒钟后艾萨克说。他妈妈拉出一把椅子，领着他走到椅子前面。他坐下来。
“我还是可以在《以暴制暴》里把你的瞎屁股打得落花流水。”奥古斯塔斯说，他没转过来看我们。药物让他的语速慢了一些，但也只是慢到跟正常人的语速一样。
“我非常肯定所有的屁股都是瞎的。”艾萨克回答。他伸出双手寻找他妈妈。他妈妈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起来，然后他们走到沙发那边，格斯和艾萨克笨拙地拥抱了一下。“你感觉怎么样？”艾萨克问。
“不管吃什么都觉得有一股硬币味儿。除此之外，一切都好，就像坐在一辆一直往上的过山车上呢，小家伙。”格斯答道。艾萨克笑了起来。“你眼睛怎么样？”
“哦，好极了。”艾萨克说，“我是说，唯一的问题是它们不长在我头上了。”
“棒极了，可不是嘛。”格斯说，“倒不是故意想压你一头什么的，不过我全身上下全是癌细胞了。”
“听说了。”艾萨克说，使劲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摸索着找格斯的手，却只摸到了他的大腿。
“我时日无多了。”格斯说。
艾萨克的妈妈拿过来两把餐椅，艾萨克和我在格斯身边坐下。我握着格斯的手，在他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地方轻轻画着圈。
大人们去地下室互诉同情什么的，只留下我们三个在客厅里。过了一会儿，奥古斯塔斯朝我们转过头来，他清醒得很慢。“莫妮卡怎么样？”他问。
“她一次也没联系过我。”艾萨克说，“没有卡片，没有电邮。我现在有个机器，可以帮我读电子邮件，棒极了。我还可以自己调声音的性别和口音什么的。”
“看来我可以，比方说，给你发个色情小说，然后你能让一个德国老男人的声音读给你听？”
“正是如此。”艾萨克说，“不过摆弄这机器还得要我妈帮忙，所以你那个德国色情文学还是等一两个礼拜再说吧。”
“她难道连短信也没发一个，问问你怎么样之类的？”我问。这在我看来简直是不公平得登峰造极、不可理喻。
“彻头彻尾的无线电静默。”艾萨克说。
“荒谬。”我说。
“我已经不去想这事儿了。我没时间交女朋友。我就像是在全职做一份‘学习怎么当瞎子’的工作。”
格斯又转开脸，透过窗户，注视着后院里的露台。他合上眼睛。
艾萨克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很好，他告诉我互助小组新来了一个声音非常热辣的女孩，他需要我去帮他看看，她长得是不是也那么热辣。然后，突然，奥古斯塔斯没头没脑地说：“不能就那么对前男友不闻不问了——在他两只眼睛从那见鬼的脑袋上被切掉之后，不能那样。”
“只有一……”艾萨克开口。
“海蓁·格蕾丝，你有四块钱吗？”格斯问。
“哦，”我说，“有吧……怎么？”
“好极了。我的腿就在咖啡桌下面，帮我找找。”他说。格斯支起身体，慢慢挪到沙发边缘，我把他的义肢递给他，他用慢动作安上。
我扶他站起来，然后借一只胳膊给艾萨克，带着他绕过那些突然变得碍事起来的家具。同时我意识到，几年来，我竟然第一次成了房间里最健康的人。
我开车，奥古斯塔斯坐在副驾驶座上，艾萨克坐后排。我们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停下，遵照奥古斯塔斯的指示，我下车买了一打鸡蛋，而他和艾萨克就坐在车里等我。然后，艾萨克凭记忆指路，带我们来到莫妮卡家，那是一座乏味得嚣张的两层楼房，就在犹太人社区中心旁边。莫妮卡那辆翠绿色宽轮距的九十年代款庞蒂亚克火鸟就趴在车道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