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床底下拿出笔记本电脑，开机联网，上了他的纪念墙主页。已经有吊唁的信息潮水般涌了进来。最近的一条是这样的：
我爱你，兄弟。来日彼岸再见。
留言的是个我从没听说过的人。事实上，不停地有新的留言帖子，出现的速度跟我看的速度一样快，而几乎所有留言的人我都没见过，格斯也从没说起过。如今他死了，那些人赞颂着他的各种美德，不一而足，尽管我明明白白地知道，他们几个月也没见过他一次，也没表露过任何去他家看他的意思。我开始好奇如果我死了，我的纪念网页会不会也是这副模样，又或者，我是否已经远离学校、远离正常生活太久，足以逃过这样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我继续看。
我已经开始想念你了，兄弟。
我爱你，奥古斯塔斯。上帝保佑你，留你在他身边。
你会永远活在我心里，大人物。
（特别是这条留言惹恼了我，因为它暗含的意味是：那些活着的人是不死之身，你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因为我会永生不死！现在我是你的神了，死掉的男孩！我拥有你！自认为不会死是死亡的另一个副作用。）
你一直都是那么了不起的一个朋友，我很抱歉在你离开学校后没有多去看看你，兄弟。我打赌你此刻已经在天堂里打篮球了。
我想象了一下对这条留言的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式分析：如果此刻我在天堂里打篮球，那是不是意味着有“天堂”这么一个实质存在的地点，里面有着实质存在的篮球？那么这些篮球是谁制造的呢？天堂里也有些不那么幸运的灵魂在天上的篮球制造厂工作，好让我有球可打吗？还是说，有个全能的上帝无中生有地从真空中造出篮球？这个天堂是存在于某种无法观察的宇宙里，物理定律在那儿不起作用吗？设若如此，我明明可以飞来飞去、看书看报、欣赏美人或者干点儿别的我真心喜欢的事，到底为什么我还非要打篮球不可呢？简直可以这么说，你对我死后生活的想象既不能说明我曾经的人生，也不能说明我如今的境况，只能说明你自己。
他父母中午时分打来电话，说葬礼五天后举行，是个星期六。想必到时候教堂里会挤满认为他喜欢篮球的人，我想象了一下那幅情景，有点儿想吐，但我知道非去不可，因为我还要发言什么的。我挂了电话，又回去看他悼念网页上的留言：
刚听说格斯·沃特斯在与癌症进行了漫长的搏斗之后去世了。安息吧，兄弟。
我知道这些人的悲伤都是真心的，也并不当真生他们的气。叫我生气的是宇宙。即便如此，我仍然激怒于心：当你再也不需要朋友的时候，所有这些朋友都冒出来了。我对那个人的留言写了一条评论：
我们生活在一个热衷于创造意识随后又将其摧毁的宇宙里。奥古斯塔斯·沃特斯不是在与癌症进行漫长搏斗之后，而是在与人类意识进行漫长搏斗后去世的。宇宙需要制造然后又毁灭一切可能之物——他是这一定则的牺牲者，他日你也相同。
我把评论发了出去，等着别人回复，我刷新了一遍又一遍，可什么也没有。我的评论消失在雪片般涌来的新帖子里。每个人都会那么思念他。每个人都为他的家人祈祷。我记起范·豪滕的信里说：写作不能起死回生，它只能埋葬逝者。
过了一会儿，我到客厅去和爸妈坐在一起看电视。我都不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节目，看了一会儿，妈妈说：“海蓁，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只能摇摇头，又哭了起来。
“我们能做什么？”妈妈又问。
我耸耸肩。
但她一直问个不停，好像真有什么她可以做的事，直到最后我半躺在沙发上，把头靠在她膝上，爸爸过来抱住我的腿，抱得紧极了，我的双臂整个环抱住妈妈的腰。就这样，潮水滚滚而来时，他们紧紧地抱着我，抱了好几个小时。
22
我们到了那儿之后，我坐在告别室的后排，这是“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教堂里主圣坛侧面的一个小房间，四壁是裸露的石头。房间里放了大约八十把椅子，来的人坐满了三分之二，可更醒目的却是三分之一的空位置。
我旁观了一阵子，看人们一一走到棺材前面去，棺材搁在一辆叫不出名字的车上，覆盖着紫色的棺罩。这些人我从前一个也没见过，他们在他棺材边跪下，或站在棺边对他注视片刻，也许洒几滴泪，也许说几句话，然后他们全都会摸摸棺材，而不是他本人，因为没有人想碰死人。
格斯的父母站在棺材旁边，每个人走过时都跟他们拥抱一下，但他们看到我，便带着微笑、步态疲乏地向我走来。我站起来，先拥抱了他爸爸，然后是他妈妈。他妈妈抱得我那么紧，就像格斯以前抱我那样，勒得我肩胛生疼。他们看起来都老得厉害，眼窝都凹陷下去，筋疲力尽的脸上皮肤也松垂下来。他们的跨栏赛也算跑到尽头了。
“他对你那么深爱，”格斯的妈妈说，“真心实意地。那不是……不是少男少女短暂浅薄的小狗式恋爱。”她补充说，好像我还不知道似的。
“他对你也那么深爱。”我轻声说。很难解释为什么，但跟他们谈话感觉就好像互相捅刀子那么痛苦。“我很难过。”我说。然后，他爸妈跟我爸妈交谈起来，他们都紧紧抿着嘴唇，不停点头。我抬头看看棺材，发现无人注意，于是决定到那儿去。我把鼻孔里的氧气管取下来，举过头顶，交给爸爸，因为我希望只有我和他单独相处。我抓起手包，从几排椅子之间的临时走道走上前去。
这段路感觉那么长，但我一直告诉我的肺不许捣乱，称赞它很棒，你能做到。我走近了，可以看到他的样子：他的头发整整齐齐从左边分开，他自己要是看到这发型，肯定会大感惊骇。他的脸有点像塑料做的，但他还是格斯，我的修长、美丽的格斯。
我原本想穿我为十五岁生日聚会买的小黑裙——准备进棺材穿的礼服裙，但我已经穿不下了，所以我穿了一件素净的及膝黑裙。奥古斯塔斯还是穿着那件窄翻领西服，在橙意餐厅那天晚上穿过的那件。
我跪下，发现他们把他的眼睛合上了——这是当然的——而我意识到我再也看不到他的蓝眼睛了。“我爱你，现在时。”我悄声说，然后把手放到他的胸口中央说，“没事了，格斯。没事了。真的，会好的。你听到了吗？”我完全没有信心——到现在还是没有——认为他能听到我的话。我俯下身，吻了他的面颊。“好吧，”我说，“好啦。”
我突然发觉在场的这些人都看着我们，上次有这么多人看我们亲吻还是在安妮·弗兰克纪念馆。可是，准确地说，现在已经没有“我们”可看了。只剩下我一个。
我打开手包，掏出一包硬盒骆驼特醇，动作迅速地偷偷将它放进棺材里，塞到他的身体和豪华的银色内衬之间的小小空隙中，希望背后没有人看到我的小动作。“这烟你可以点燃，”我悄声对他说，“我不会介意的。”
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爸妈带着我的氧气瓶挪到了第二排，好让我不用走太远的路回去。我坐下，爸爸递给我一张纸巾，我擤了擤鼻子，把鼻管绕过耳后，末端塞回鼻子里。
我原以为葬礼正式开始的时候会去主圣坛，没想到葬礼全程都在那间小小的侧屋举行——我猜，这里可以叫作“实实在在的耶稣之手”，也就是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部分。一位牧师走上前去，站在棺材后面，简直好像棺材是个布道坛什么的，他略谈了几句奥古斯塔斯与病魔的顽强战斗，还有他面对疾病的英雄气概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鼓舞什么的。我已经开始烦这个牧师了，而他继续说：“在天堂里，奥古斯塔斯终将重新成为一个健康、齐全的孩子。”言下之意无非是，他活着的时候，因为失去了一条腿，就没有别人那么齐全了。我简直就要克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反感的叹息，爸爸抓住了我的膝头，很不赞成地瞟了我一眼，而身后的一排座位上，有个人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在我耳边轻声嘟哝道：“好一堆长篇大论的废话，是吧，孩子？”
我猛地转过身。
彼得·范·豪滕穿着一件白色亚麻西装，剪裁得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圆滚滚的轮廓，里面是浅灰蓝色的正装衬衫，打着绿领带。他这副打扮看起来活像要去殖民占领巴拿马，而不是参加葬礼。牧师说：“让我们祈祷吧。”所有人都低下了头，而我只能瞪着从天而降的彼得·范·豪滕，下巴都要惊掉了。片刻之后，他悄声说：“我们得假装祈祷啊。”然后低下头。
我努力把他抛到脑后，专心为奥古斯塔斯祈祷，特别专心地听牧师说什么，不回头看。
牧师把艾萨克请上去讲话，他比“预葬礼”那次要正经多了。“奥古斯塔斯·沃特斯是秘密都市癌症法尼亚市的市长，没人能替代他。”艾萨克开始说，“其他人能给你们讲格斯好玩的事，因为他是个风趣的家伙，但让我给你们讲个正经的吧：我眼睛切除之后的第二天，格斯到医院来看我。我当时眼瞎了，心碎了，什么也不想做，格斯闯进我的病房嚷道：‘我有个好消息，好极了！’我说：‘现在我并不太想听什么好极了的消息。’格斯说：‘这条好极了的消息你一定想听。’于是我问：‘好吧，什么消息？’他说：‘你会活得长长久久，过美好的一生，充满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其精彩之处现在的你压根还无法想象！’”
艾萨克说不下去了，或者，也许他就只写了这么多。
接下来，一位高中好友向我们讲述了格斯惊人的篮球天赋以及作为队友的诸多好品质，然后，牧师说：“现在，我们要请奥古斯塔斯一位特别的朋友——海蓁讲几句话。”特别的朋友？听众中发出几声窃窃私语，于是我估计以这样的话做开场白会比较保险——我对牧师说：“我是他的女朋友。”这句话引来一片笑声。然后我开始念事先写好的悼词。
“格斯家里有一条很棒的箴言，他和我都觉得这条箴言予人慰藉：‘没有痛苦，我们就不会懂得欢乐。’”
我滔滔不绝地继续说下去，讲了一堆无聊的“精神鼓舞”，而格斯的父母，互相挽着胳膊，拥抱在一起，对我讲的每一个字都由衷地点头。我肯定，办葬礼是为了活着的人。
格斯的姐姐茱莉讲完话之后，仪式以一篇关于格斯回归上帝怀抱的祷文结束。我想起在橙意餐厅的时候他跟我讲的那些话，说他不相信云上的大房子和竖琴，但他的确相信有些什么存在，确信无疑。于是祈祷时我试着想象他确凿无疑地存在于某地，可就算这个时候我也没法百分之百地说服自己，他和我有朝一日还会再相聚。我已经知道太多死去的人了。我知道从现在开始，时间的流逝对于我和他的意味将完全不同——我知道，跟这个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会继续前行，一路累积爱恨得失，而他不会了。对我来说，这才是最终的、真正无法忍受的悲剧：他，就像千千万万别的死者一样，已经永远由被鬼魂纠缠的人类降级成了纠缠人类的鬼魂。
然后，格斯的一个姐夫拿出来一台便携式立体音响，播放起格斯事先挑好的音乐——“潮热”乐队一首安静、悲伤的歌，名叫《新搭档》。老实说，我只想回家。这里的人我几乎全不认识，而且我感觉彼得·范·豪滕的小眼睛在我裸露的肩胛上几乎要盯出个洞来。可是这首歌结束后，大家还得到我面前来，对我说我讲得十分动人，这场仪式办得十分美好，可那些全是一派虚言——这是一场葬礼，跟别的葬礼没什么两样。
在棺侧扶灵送葬的人——他的表亲、他爸爸、一位叔叔和我从没见过的朋友们——他们过来抬起他，一起往灵车走去。
爸爸妈妈和我坐进自己的车里后，我说：“我不想去了。我累了。”
“海蓁。”妈妈说。
“妈，那儿没有地方坐，而且会没完没了，我都精疲力竭了。”
“海蓁，看在沃特斯先生和太太的分上，我们一定得去。”妈妈说。
“可是……”我说。我坐在后座里，不知为什么，感觉自己那么小。我也有点儿希望自己真的变小，希望变回六岁什么的。“好吧。”我说。
我面朝车窗外注视片刻。我真的不想去。我不想看到他们在他和爸爸一起选定的墓地，把他一点点放到地底下去，不想看到他的父母跪倒在露水瀼瀼的草地上痛苦地呜咽，不想看到彼得·范·豪滕饮酒过量的大肚子把亚麻西服顶得紧绷绷的，我也不想在一堆人面前哭，不想在他的坟墓上撒下一抔土，更不希望我爸妈不得不站在晴朗的蓝天下、斜落下来的午后幽光中，想着他们的那一天，他们的孩子，想着我的墓地我的棺柩我的那一抔土。
可这一切我全都做了，一样不少，甚至更糟，因为妈妈和爸爸觉得我们应该那么做。
葬礼结束之后，范·豪滕走到我面前，把一只肥手放在我肩上说：“能搭个便车吗？我把租的车停在山脚下了。”我耸耸肩，他等爸爸一开锁就打开了后座车门。
到了车里，他把头凑到前排两个座位之间，自我介绍说：“彼得·范·豪滕，退休小说家，半职业希望消灭家。”
我爸妈自我介绍一番，他和我爸妈握了手。彼得·范·豪滕竟会飞过半个地球来参加一场葬礼，让我吃惊不小。“你怎么会——”我开了口，可他打断了我。
“我通过你们那见鬼的因特网关注着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讣告。”他伸手到亚麻西服里摸出一小瓶五分之一加仑装的威士忌。
“于是你买了张机票就——”
他又打断了我，一边拧开瓶盖一边说：“头等舱，票价一万五，但我资金充裕，负担得起这样的突发奇想。而且飞机上供应的酒是免费的。如果你胸怀大志，甚至可以把机票钱喝回本儿来。”
范·豪滕喝了一大口威士忌，随后身子前倾，举着酒瓶邀请我爸喝一口，我爸爸说：“嗯，不了，谢谢。”范·豪滕接着将酒瓶送到我面前，点点头。我接了过来。
“海蓁。”妈妈说，但我拧开瓶盖，抿了一口。一口威士忌下肚，我的胃里感觉跟我的肺一样了。我把瓶子还给范·豪滕，他又痛饮一口，然后说：“喏。Omnis cellula e cellula。”
“啥？”
“你那个沃特斯小子和我通信频繁，他最后一封——”
“等等，你现在看粉丝来信了？”
“不是，他把信寄到我家门口了，不是通过出版社转交的。而且我觉得他基本不能叫作粉丝。他厌恶我。不过，无论如何，他相当坚决，一再要求如果我参加他的葬礼，告诉你安娜的妈妈后来怎么样了，他就原谅我的失礼举止。所以我来了。而这就是给你的答案：Omnis cellula e cellula 。”
“什么？”我又问。
“Omnis cellula e cellula。 ”他重复一遍。“所有的细胞都来自细胞。每个细胞都是由此前存在的细胞产生，那个细胞又是由再早些的细胞产生。生命来自生命；生命产生生命。轮回不止，生生不息。”
我们已经到了小山脚下。“好吧，没错。”我说，我没心情纠缠这些。彼得·范·豪滕别想劫持格斯的葬礼，我决不允许。“谢谢，”我说，“嗯，我看我们已经到山脚了。”
“你不想要我解释吗？”他问。
“不想，”我说，“我没事了。我觉得你是个可怜的酒鬼，像个老气横秋的十一岁小孩一样故弄玄虚来吸引别人注意，我超级替你难过。不过没错，我不想要解释，你已经不是写出《无比美妙的痛苦》的那家伙了，所以你也没法续写，就算你想写也写不出。不过还是谢谢了，祝你生活愉快。”
“可是——”
“谢谢你的酒，”我说，“现在请你下车。”他看起来一副挨了责骂的样子。爸爸已经停了车，我们让引擎空转着等在格斯坟墓所在的山脚下，一分钟之后，范·豪滕打开车门，终于沉默地离开了。
六点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家。我精疲力竭，只想睡觉，但妈妈非逼着我吃了些奶酪意面，不过至少她同意我在床上吃。我戴着呼吸机的面罩睡了几个小时。醒来的感觉极糟，因为刚醒来昏头转向的一刻，我恍惚以为一切都好，随后我清醒过来，再次崩溃。妈妈把我从呼吸机上取下来，我把自己拴到便携氧气瓶上，然后跌跌撞撞去卫生间刷牙。
我一边刷牙一边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脑子里一直在想，世上有两种大人：一种是彼得·范·豪滕那样的——可恶可鄙的可怜虫，掘地三尺地寻找可以伤害的对象；另一种人则像我爸妈，麻木不仁地行走四方，并为了能继续走下去，做一切需要做的事。
在我看来，这两种未来都不甚合我心意。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看尽世上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了，我开始怀疑，就算不是死亡冒出来搅了局，奥古斯塔斯和我所共同拥有过的那种爱也难以长久。“美好的清晨转眼成白昼。 ”诗人写道，“黄金的时光不能留 。”
有人敲敲浴室门。
“有人啦。”我说。
“海蓁，”爸爸的声音，“我能进来吗？”我没有回答，但过了一会儿，还是去打开了门上的锁。我坐在盖上盖的马桶上，为什么呼吸非得这么费事不可呢？爸爸在我身边单膝跪下，抱住我的头，按在他锁骨上，说：“我很难过格斯死了。”我感觉好像被他的T恤闷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但被紧紧地拥抱，紧紧地被令人安慰的爸爸味儿包围的感觉很好。他看上去几乎可以说是愤怒，而我喜欢这样，因为我也愤怒。“全是狗屎，”他说，“从头到尾。百分之八十的生存率，而他就正好是那百分之二十？这叫什么事啊？狗屎。那么生气勃勃的孩子。全是狗屎，太可恨了。但爱上他一定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啊？”
我把脸埋在他衣服里点点头。
“这可以让你明白我对你是什么感受。”他说。
我的老爹。他总是能直接说到我心坎儿上。
23
几天之后，我中午时分起床，开车去了艾萨克家。他自己来开的门，“我妈带格雷厄姆看电影去了。”他说。
“我们应该找点事儿做。”我说。
“你说的这‘事儿’，坐在沙发上玩盲人电脑游戏如何？”
“好啊，正好就是我想做的事儿呢。”
于是我们一起坐在屏幕前，在一个迷宫般的看不见的洞穴里艰难摸索着前进，周围连一流明 [1] 的光都没有。我们一连玩了几个小时，到目前为止，这个游戏最有趣的部分就是想法子用幽默的怪话调戏电脑。
我：“摸洞穴墙壁。”
电脑：“你抚摸了洞穴墙壁。它有些潮湿。”
艾萨克：“舔洞穴墙壁。”
电脑：“我不懂。请重复。”
我：“操潮湿的洞穴墙壁。”
电脑：“你试图跳。你撞到了头。”
艾萨克：“不是跳，是‘操’。”
电脑：“我不懂。”
艾萨克：“兄弟，我一个人在这黑咕隆咚的洞里待了好几个礼拜了，我需要放松一下。操洞穴墙壁。”
电脑：“你试图跳——”
我：“对着墙耸动臀部。”
电脑：“我不——”
艾萨克：“跟洞穴亲密做爱。”
电脑：“我不——”
我：“好吧！走左边那条小路。”
电脑：“你走了左边的小路。通道渐渐变窄。”
我：“匍匐前进。”
电脑：“你匍匐前进了一百码。通道变窄了。”
我：“匍匐蛇行。”
电脑：“你匍匐蛇行了三十码。有水滴到你身上，沿着你的身体流淌下来。面前一大堆石块挡住了去路。”
我：“现在能操岩洞了吗？”
电脑：“你没站直身体，不能跳。”
艾萨克：“我讨厌活在一个没有奥古斯塔斯·沃特斯的世界上。”
电脑：“我不懂——”
艾萨克：“我也一样。暂停。”
他把遥控器扔到我们俩中间的沙发上，问：“你知不知道……痛苦吗？还是怎样？”
“我猜，他真的拼尽全力想活下去。”我说，“最后时分他已经失去知觉了，不过听起来好像，嗯，一点儿也谈不上了不起什么的。死亡差劲透了。”
“嗯。”艾萨克应了一声，然后过了很久又说，“还是感觉难以置信。”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我说。
“你好像在生气。”他说。
“没错。”我说。我们静静地坐了很长时间，感觉不坏，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最初在“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的时候，格斯对我们说他害怕遗忘，而我告诉他，他所害怕的是一件普遍而无可避免的事物。我又想，其实，根本问题并非痛苦本身或遗忘本身，而是这些事物带来的意义的扭曲堕落乃至丧失，是痛苦中那种绝对非人的虚无感。我想起爸爸告诉我宇宙想要被人注意。但我们想要的是被宇宙注意，让这个大宇宙对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哪怕有那么一丝在意——不是作为一切有感知能力的生命整体的我们，而是我们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
“格斯活着的时候是真的爱你，你知道吧？”他说。
“我知道。”
“他天天说个不停。”
“我知道。”我说。
“简直让人心烦。”
“在我看来也不那么心烦。”我说。
“他写的那东西，后来给你没？”
“什么东西？”
“你喜欢的那本书的续集还是什么的。”
我转过身瞪着艾萨克。“什么？”
“他说他在给你写东西，但他又不是那么擅长写作。”
“什么时候说的？”
“不知道。大概，他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之后的某个时候吧。”
“到底哪个时候？”我追问。会不会是他没机会写完？还是他已经写完了，留在电脑里了什么的？
“呃，”艾萨克叹了口气，“呃，我不知道。有一次我们俩在这儿的时候提起过。他来我这儿玩，嗯——我们摆弄了一会儿我的电子邮件机器，当时我刚收到奶奶的一封邮件。我可以在机器上查查，如果你——”
“要的要的，机器在哪儿？”
他提起这事儿是一个月以前。一个月。诚然，不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月，但还是——整整一个月啊。无论如何，这段时间足够他写出点什么了。竟还有属于他的东西，或者说由他所作的东西，在我所不知道的某处漂浮着。我需要找到它。
“我要去他家。”我告诉艾萨克。
我匆匆出门上了车，把氧气推车拖上来，放在副驾驶座。我发动汽车，音响里传出喧闹的嘻哈乐节奏，我伸手想去换频道，突然又冒出了说唱的声音，说的是瑞典语。
我猛地转过身，尖叫起来，因为我看到彼得·范·豪滕坐在后座上。
“很抱歉吓着你了。”彼得·范·豪滕提高嗓门盖过说唱的声音。他还穿着参加葬礼时的那套西装，都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他浑身酒气，就好像每一个毛孔都冒着酒精。“CD送给你了，不用客气。”他说，“是Snook乐队，瑞典最重要的——”
“啊啊啊啊啊，从我的车里出去！”我关上音响。
“这是你妈妈的车，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他说，“况且，车门没锁。”
“哦，我的天哪！下车，出去，否则我要报警了。老头，你到底有什么毛病啊？”
“但愿我只有一个毛病。”他沉思般地自言自语道，“我这回单纯是为了道歉来的。你先前说我是个依赖酒精过活的可怜小人，这话说得对。我只有一个认识的人，而她愿意和我共处只是因为我花钱雇她陪伴我——更糟的是，从那之后她就辞职了，让我成为一个罕见的连靠贿赂也贿赂不来陪伴的人。这全是事实，海蓁，所有这一切，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好吧。”我说。假如他不是醉得口齿不清，这番话还能显得更动人些。
“你让我想起安娜。”
“我让很多人想起很多人。”我答道，“我真的得走了。”
“那就开车吧。”他说。
“你下车。”
“不下。你让我想起了安娜。”他又说一遍。一秒钟之后，我开始倒车。我赶不走他，那也不必硬赶。我要开车去格斯家，格斯的爸妈会把他赶走的。
“想必，”范·豪滕说，“你应当很熟悉安童涅塔·缪吧。”
“嗯，不熟。”我说着打开音响，闹哄哄的瑞典嘻哈乐响了起来，但范·豪滕并不放弃，用压过音乐的高声嚷嚷道：
“她是教会追封的真福者，可能很快就要被教宗封为圣人——那她就是非殉道者里被封圣品的年纪最小的一个了。她得的癌和年轻的沃特斯先生是同一种，骨肉瘤，右腿截肢了。那种痛苦令人难以忍受。早慧的安童涅塔·缪六岁时死于这种极度痛苦的癌症，临死之前她对父亲说：‘痛苦就像布，来得扎实才有用。’这是真的吗，海蓁？”
我没有直接看他，而是通过反光镜看着他的身影。“不，”我在音乐声中大吼，“那些全是胡扯。”
“可难道你不希望这是真的？”他跟我对吼，我关了音乐。“我很抱歉毁了你们的阿姆斯特丹之行。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他说不下去了，好像他理所应当地有权为格斯痛哭一场似的。范·豪滕不过是无数根本不了解他的哀悼者之一，他的纪念墙上又一首来得太迟的挽歌。
“你没有毁掉我们的旅行，你这个自命不凡的老家伙。我们的旅行棒极了。”
“我尽力了，”他说，“我尽力了，我发誓。”直到这时候，我才约莫觉察到：可能彼得·范·豪滕自己也经历过亲人过世的折磨。我想起了他写到得癌的孩子时那种坦诚。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他根本没法跟我说话，除了问我一句我是不是故意打扮得跟安娜一样。他在我和奥古斯塔斯面前活脱脱是个浑蛋，他刚才那个疼痛的问题——极端的痛苦与其价值的关系。他坐在后排喝酒，一个喝了许多年的老人。我想起一个统计数据——我倒宁可自己不知道为好：半数的婚姻在孩子死亡后一年内终结。我回头看看范·豪滕。这会儿我们正路过大学，我把车靠向路边，在一排停着的车后面停下，问道：“你曾有孩子过世？”
“我女儿。”他说，“她那时八岁。出色地经受了痛苦，不过永远不会被教会封为真福者。”
“她得的是白血病？”我问，他点点头，“跟安娜一样。”
“跟安娜非常相像，的确。”
“你结婚了？”
“没有。嗯，她死的那个时候我没结婚。那时我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讨厌鬼——我们失去她之前。伤痛不会改变一个人，海蓁。它只会让人显出本性。”
“你和她住在一起吗？”
“不，原本没住一起。不过最后，我们带她去了纽约，我当时住的地方，去经受一系列实验的折磨，那些实验增加了她生活的痛苦，却没能延长她活着的时间。”
一秒钟后，我说：“那么，可以这么说，你给了她第二次生命，让她有机会长大，活到十几岁。”
“我想这应当是个公道的评价。”他说，然后飞快地补充，“我猜你知道菲利帕·富特的‘电车难题’思想实验吧？”
“然后我出现在你家，打扮得就像你希望她能活着长大后的样子，于是你，怎么说呢，被惊呆了。”
“有一辆失控的电车沿着轨道飞速行驶。”他说。
“我对你那愚蠢的思想实验一点儿不感兴趣。”我说。
“事实上，是菲利帕·富特的实验。”
“嗯，同样不感兴趣。”
“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不得不告诉她，她活不长了。来我们家帮助她的社工说，我必须告诉她实话，我必须告诉她，她快死了，所以我告诉她了，我说她会去天堂。她问我我去不去，我说我去不了，现在还去不了。但最终会去吧？她问。于是我向她保证，没错，当然，很快就去。我告诉她，在我去之前，我们为她找了一个非常棒的家庭，会在天上照顾她。她问我，我什么时候去，我说很快——二十二年前的事了。”
“我很难过。”
“我也是。”
过了一会儿，我问：“她妈妈后来怎么样了？”
他微笑起来：“你还在寻找续集吧，你这个小滑头。”
我也报以微笑。“你应该回家去，”我跟他说，“清醒清醒，再写一部小说。做你擅长的事。不是很多人都跟你一样幸运，能这么擅长做一件事的。”
他从后视镜里久久地凝视着我。“好吧，”他说，“没错，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但就在说话的同时，他又掏出那个快见底的威士忌酒瓶，喝了一口，拧上瓶盖，打开车门，“再见，海蓁。”
“放心吧，范·豪滕。”
他在车后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下来，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一点点变小，他又拿出酒瓶，有一秒钟似乎要把它放在路边了，但随即又喝了一大口。
这是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炎热的下午，空气黏稠，仍然让人感觉身处一大团云朵中。对我来说这是最糟的一种天气，所以当我觉得从格斯家的车道走向大门的这段路程永无尽头时，我告诉自己这全是天气的原因。我按了门铃，格斯的妈妈来开门。
“哦，海蓁。”她说着，一把抱住我，哭了。
她让我和她还有格斯的爸爸一起吃了点茄子千层面，我猜有很多人给他们带食物什么的过来。“你好吗？”
“我想他。”
“是啊。”
我其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想去地下室找他写给我的东西。而且，房间里的寂静真的让我不安。我希望他们俩互相交谈，彼此安慰，或者把手握在一起什么的。但他们只是默默地坐在那儿吃一丁点儿千层面，甚至都不互相看一眼。“天堂少一个天使。”他爸爸过了会儿说。
“我知道。”我说。然后他的两个姐姐带着一群孩子出现了，拥进厨房。我站起来跟两个姐姐都抱了抱，然后看孩子们围着厨房疯跑，吵吵闹闹、精力过剩——倒正是此刻所急需的。他们就像受激发的分子一样互相碰撞、来回弹跳，嚷着：“是你不是你不一开始是我但后来我捉了你你没捉我你搞错了好吧我现在来捉你了不对蠢蛋现在是暂停时间‘丹尼不许叫你弟弟蠢蛋’妈妈如果不让我说那个词那为什么你刚才说了那个词呢蠢蛋蠢蛋……”然后，异口同声地，“蠢蛋蠢蛋蠢蛋蠢蛋！”餐桌边，格斯的父母现在把手握到了一起，这让我感觉好受些了。
“艾萨克告诉我格斯前阵子在写东西，给我的。”我说。孩子们还在唱着蠢蛋歌。
“我们可以看看他电脑里有没有。”他妈妈说。
“最后几个星期，他电脑用得不多。”我说。
“那倒是。我甚至不确定有没有拿到楼上来。电脑还在地下室吗，马克？”
“不知道。”
“哦，”我说，“我能不能……”我指指地下室门的方向。
“我们还没打算整理他的遗物，”他爸爸说，“不过当然，没问题，海蓁，当然可以去。”
我走下楼梯，走过他没铺的床，走过他电视机跟前的游戏椅。他的电脑还开着。我点了一下鼠标，将电脑唤醒，然后搜索他最常编辑的文档。过去一个月里什么也没有。最近的东西是一篇关于托妮·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的作业论文。
也许他是手写的。我走到他的书架旁，寻找日记本或者笔记本。什么也没有。他也有《无比美妙的痛苦》这本书，我翻了一遍，上面连一个记号也没留。
接下来我又走到他床头桌边。《黎明的代价》第九本续集《无限的梅翰》放在桌面上，台灯旁边，第一百三十八页折了角。他没能看完这本书。“剧透警告：梅翰没死。”我大声地说了出来，说不定他真能听见呢。
然后，我爬上他的床，把自己裹在他的被子里，裹得像一只茧，周围环绕着他的气息。我取下鼻管，好闻得更清楚，把他吸进来，把他呼出去，就在我躺着的时候，他的气味也正在消退，我的胸口好像着了火，直到最终我的种种痛苦混为一体无法分别。
过了一会儿，我从床上坐起来，重新插上鼻管，呼吸了一会儿，然后才上楼去。他父母投来期盼的眼神，我只能摇摇头作答。孩子们从我身边争先恐后地跑过，格斯的一个姐姐——我分不清是哪一个——说：“妈，要不要我把他们带到公园或者什么地方去？”
“不，不，他们在这儿挺好。”
“他有没有可能把一本笔记本放在什么地方？比如放在病床边上之类的？”那张床已经不在了，由（晚期病人）安养院收回去了。
“海蓁，”他爸爸说，“那阵子你每天都在这儿，跟我们一道。你……他没多少时间独处，亲爱的。他不可能有时间写东西。我知道你想……我也想。但如今他留给我们的信息只有从天上来了，海蓁。”他指了指天花板，好像格斯就在屋顶上方某处盘旋似的。也许他真的在，我不知道。但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是啊。”我说，答应过几天再来看他们。
后来我再也没有像那样感受到他的气息了。
* * *
[1] 光通量的单位。
24
三天之后，也就是格斯去世后第十一天，格斯的爸爸早上给我打来电话。我还戴着呼吸机的鼻罩，所以没有去接，但电话嘀的一声响后，我听到了他的留言：“海蓁，早上好，我是格斯爸爸。我从他病床旁边的杂志架上找到了一本，嗯，黑色的Moleskine笔记本，我觉得这么近的距离，他从病床上应该够得着。不巧的是，笔记本上没写东西，所有的页面全是空白的。但前几页——我估计有三四页吧——被撕掉了。我们在家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撕下来的那几页纸，所以我不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过有可能那几页纸就是艾萨克提过的东西？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一切都好。我们每天祈祷的时候都为你祈祷，海蓁。好了，再见。”
从Moleskine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三四页纸，在奥古斯塔斯·沃特斯家里找不到。他会放在哪儿留给我呢？粘在《时髦骨骸》雕塑上不成？不，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出那么远的门了。
“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也许他在最后的那个好日子把它留在那儿了，等着我去找。
于是第二天，我提前二十分钟出发去参加互助小组活动。我从艾萨克家路过，接上他，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实实在在的耶稣之心”，一路把车窗摇到底，听着“潮热”乐队还未公开发售但已经外泄的新专辑，格斯永远听不到这个了。
我们坐电梯下去的。我把艾萨克领到“信心圈”的一个座位上，然后慢慢在“实在之心”的中央走了一圈。我到处都检查了：零食桌下面，椅子下面，我曾经站着念悼词的那个诵经台周围，还有贴满了主日学校的孩子们画的上帝之爱的图画的布告牌上。哪儿也没有。最后那几天里，除了他家之外，这是我们在一起待过的唯一一个地方了，要么他没放在这儿，要么就是我看漏了什么。也许他放在医院里了，但如果是那样，在他死后，那几页纸肯定已经被人扔了。
我在艾萨克旁边坐下来的时候，真的喘不上气来了，帕特里克长篇累牍地谈他的“无果”人生的整个时间，我都在告诉自己的肺：你没事，你能呼吸，氧气足够。格斯死之前一个礼拜我的肺刚抽过积水——我望着琥珀色的癌水通过管子从我身体里一点一滴地流出来——可现在感觉好像又积满了。我全神贯注地命令自己呼吸，都没注意到帕特里克叫我的名字。
然后我突然回过神来。“什么？”我问。
“你还好吗？”
“我没事，帕特里克。只是有点儿喘不上气。”
“你愿意跟小组分享一些关于奥古斯塔斯的回忆吗？”
“我希望自己死了算了，帕特里克。你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吗？希望自己死了？”
“有的，”帕特里克说，这次他倒没有像惯常那样停顿一下才开口，“当然有过。那么为什么你不死？”
我想了想这个问题。我以前有个准备好的回答，那就是，我想要为父母活下去，因为我一走，他们就会落得灰心沮丧，形影相吊。现在这个回答也有几分真实，但却不完全是因为如此。“我不知道。”
“是因为你希望能好起来吗？”
“不是，”我说，“不，不是因为这个。我真的不知道。艾萨克你呢？”我问。说话让我有点儿累了。
艾萨克开始谈真爱。我没法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这太文艺范儿了，但我真的是在想：宇宙想要被注意，因此我必须尽我所能去注意它。我感觉我欠了宇宙一笔债，只有靠我的全心注意才能偿还，而且，我还欠所有没机会活下去继续为人和没机会生而为人的人一笔债。基本上，就是爸爸跟我讲过的那些。
剩下的时间里我再也没说什么，帕特里克为我念了一篇特别的祷文，格斯的名字也被加到了长长的死者名单末尾——我们每一个人分配到他们十四个——然后我们承诺今天就享受最好的生活，然后我带艾萨克上车回家。
我回到家，妈妈和爸爸都在餐厅的桌子上各自对着笔记本电脑，我一走进门，妈妈就啪的一声合上电脑。“电脑上有什么？”
“只是些抗氧化剂的配方。准备好上呼吸机看《全美超模大赛》了？”
“我要去躺会儿。”
“你还好吗？”
“嗯，就是累。”
“好吧，你得吃点东西才能——”
“妈，我真的一点不饿。”我往房门那边迈出一步，被她截住了去路。
“海蓁，你必须吃东西。就一点——”
“不，我要去睡觉。”
“不行，”妈妈说，“你这会儿不许去。”我望了一眼爸爸，他耸耸肩。
“这是我的生活。”我说。
“你别想因为奥古斯塔斯死了就把自己也饿死，必须吃晚餐。”
不知为什么，我真的生气了。“我吃不下，妈妈。吃不下，行吗？”
我想从她旁边挤过去，但她抓住我的双肩，说：“海蓁，你要吃晚餐。你需要保证健康。”
“不！”我嚷道，“我不吃晚饭，我也不能保证健康，因为我根本不健康。我快死了，妈。我会死掉，把你孤独一人扔在这儿，你再也不会有一个我可围着团团转了，你也再不会是一个母亲了，是，我很抱歉，但我对此也无能为力，好吗？！”
我话一出口就后悔了。
“那时你听见我的话了。”
“什么？”
“你是不是听见我对你爸爸那么说了？”妈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是不是？”我点点头。“哦，天哪，海蓁。我非常抱歉。我错了，宝贝。那不是真的。我一时情急才那么说的，但那并非我的本意。”她坐了下来，我也挨着她坐下。我心想，我实在应当看在妈妈的分儿上勉强塞下一点意面再吐出来，而不该发火。
“那么，你的本意是什么？”我问。
“我们两个人里只要有一个活着，我就还是你母亲。”她说，“哪怕假如你死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