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本身也欠了商业很多人情。普选、宗教容忍和女性解放的伟大进程，始于如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等对自由企业持务实态度的热心活动家，又伴随着经济发展，被城市资产阶级推动向前。宪政改革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因为那时制造业城镇发展越来越快，议员代表却严重不足。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坚持认为，自由必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增加。 [66] “我的志向，”1842年（比约翰·穆勒早9年）他写道，“是让每个人的自由，只受社会全体同类自由的限制。”但他预见到，要说服领导者不去相信强制的力量，这场战斗远远未曾结束：“尽管我们不再出于灵性上的益处而强制人，但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可以出于物质上的益处去强制人。我们没有看出，不管是物质上的好处，还是灵魂上的好处，两者一样靠不住。”且不说官僚主义的腐败浪费倾向，光说它固有的反自由立场，就是斯宾塞反复警告的一大威胁。
一个世纪之后，种族隔离的逐步解体，同样是受到商业化的帮助。美国民权运动走强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一波巨大的经济移民潮。 [67] 1940~1970年，离开美国南部的非洲裔美国人，比此前历次跨国移民潮来到美国的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还要多。黑人采棉工人有些受更好工作的诱惑，有些则是被机械化采棉机所淘汰，相继来到北部工业化城市，逐渐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言权。此后，他们开始向当初被自己抛在身后的偏见和歧视制度发起挑战。这条路上的首次胜利，就是消费者行使权利的一次实践：1955~1956年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抵制活动 [68] 。
20世纪60年代妇女的性解放和政治解放运动，是紧跟在她们靠着节省劳动力的电动机械从厨房里获得解放之后开始的。中下阶层的妇女从来就是要工作挣钱的：在田间耕作，在血汗工厂缝衣服，在客房端茶送水。不过，中上阶层就非得有个不工作（或者说只操持家务）的妻子了——这是从过去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等级勋章。20世纪50年代，很多原来住在城市郊区的男人从战场回国，发现自己养活得起不上班的妻子，而很多妇女则迫于压力，把自己在战争期间从事的焊接战舰一类的工作还给了男性。要是没有经济变化，事情大概就这么定下了，可很快，由于家务劳动采用了方便的机械，操持家务所需的时间越来越少，到外面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60年代，女权运动获得了向前的拉力——当然，同一时期的女性政治觉醒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过去两百年的历史表明，自由和福利，是跟贸易与繁荣手拉着手并肩前行的。今天，在军事政变里失去自由、落入暴政之手的国家，同期人均收入普遍都出现了下降，下降速度平均为1.4%。人均收入的下降还曾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帮助德国和日本转入独裁统治。当然，历史也向我们提出了一道难题：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生呢？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和宽容不仅从严重的经济冲击里存活了下来，还蓬勃发展了。又或者，悲剧本来是有可能发生的？考夫林神甫 [69] 不就尝试过吗？要是罗斯福总统野心再大些，或者国会稍微弱势一些，天知道新政会走向何方？当然，也有可能，一些民主社会足够强大，包容得下自身的价值观。民主是否为经济发展所必需呢？有关这一点，如今出现了不少争论 [70] ，部分国家的例子似乎证明，经济的发展不一定需要民主。
我很乐意与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美国经济学家）一道欢呼 [71] ：“为20世纪末的富裕与民主喝彩！为节育与民权运动喝彩！站起来，地球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这些事情的实现，都是靠市场带来的相互依存完成的。正如布利克·林赛的诊断，在政治上，富裕与宽容的并存带来了一种怪异的情形：社会上同时出现了两股思潮，偏保守的那股思潮热爱经济的变化，却痛恨相应的社会后果；偏自由主义的那股思潮喜欢社会后果，却痛恨令这些结果产生的经济根源。“后者谴责资本主义，却狼吞虎咽着它的果实；前者诅咒它的果实，却捍卫孕育它的整个制度。” [72]
和动画片里表现的不一样，是商业把人们从狭隘的物质主义里解放了出来，给了他们并行不悖、坚持各自主张的机会。哪怕知识分子继续鄙视郊区富人，但靠着商业，各阶层之间却实现了和平相处、彼此宽容，社会活动和志愿组织欣欣向荣；也是靠着商业，来自拥挤贫民窟和单调农场的难民们变成了具有权利意识的消费者，变成了嬉皮士的爹妈。靠着商业，郊区青年们实现了经济独立，想做什么就去做，不用再乖乖地听从父母的建议。到20世纪50年代末，青少年赚的钱相当于40年代初的整个家庭收入。商业的繁荣，让猫王、金斯伯格 [73] 、凯鲁亚克 [74] 、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在受众当中产生了共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实现了普遍富裕（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托基金），让嬉皮士们达成了共建“嬉皮公社”的梦想。物质文明不光颠覆了经济秩序，也颠覆了社会秩序——去问问本·拉登好了，他可是个从小被惯坏了的富家子弟。
企业怪物
不过，对于商业带来的所有解放作用，大部分当代评论家却认为，自由市场不可避免地会释放出企业的力量，而企业的力量对人类的自由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威胁。流行的文化批评家觉得自己就像《圣经》故事里的英雄大卫，朝着庞然大物歌利亚——堕落的巨型企业投掷石头 [75] ，这些企业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污染环境、牟取暴利。据我所知，好莱坞电影里出现过的大公司，还没有哪一家没个居心险恶的老板要密谋杀人的（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 [76] 里，蒂尔达·斯温顿想要杀死乔治·克鲁尼，因为后者要曝光她的公司农药害人的秘密）。我对大型企业倒没什么好感，它们效率低下、安于现状，还反对竞争，这些倾向经常把我折腾得几近疯狂。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样 [77] ，我注意到：“商业机构一般并不是自由企业制度的捍卫者。它们根本就是自由企业制度的一大威胁。”它们沉迷于企业福利，喜欢限制小型竞争对手进入自身产业的法律法规，它们渴望垄断，并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软弱无力、缺乏效率。
但我发现，上述批评是越来越过时了。当今世界，面对行动敏捷的竞争对手，只要没有国家赋予的特许权，大型企业越发不堪一击。大多数大企业碰上媒体、施压团体、政府或者客户，都表现得虚弱无力、惊慌失措。其实它们本来就该这样。只要看看它们是多么容易消失（要不被收购了，要不就是破产了），你就知道，一切没什么好奇怪的。可口可乐当然希望消费者们像“封建地主手里的农奴 [78] 一样听话”（这是一位批评家说的），可瞧瞧“新可乐” [79] 的下场。壳牌石油公司1995年可能真的打算往深海里倾倒石油存储设备 [80] ，但消费者的一波抵制就叫它改变了主意。埃克森石油公司可能的确为怀疑气候变化的论调掏了腰包（安然公司则出钱赞助危言耸听的气候变化论调 [81] ），非要跟主流舆论对着干，可到2008年，它已经给媒体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企业的“半衰期”比政府机构短得多。1980年最大的美国企业，如今有一半都因为并购或破产而失去踪影；而现在美国最大的企业，1980年时有一半还根本不存在 [82] 。政府垄断机构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不管实际表现有多么不称职，国税局和国家卫生事业局是不会玩儿完的。可是，大多数反对企业的活动积极分子总是觉得，企业巨头能逼得你非跟它们做生意不可，却不愿相信这些巨头会求着你跟它们做生意。我认为这很奇怪。
而且，不管它们日后会造出多少罪孽，创业型企业在年轻和发展期是能带来莫大好处的。以折扣零售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出现了一波出乎意料的生产效率大提升，许多经济学家最初曾大惑不解。他们想把功劳归到电脑头上，但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87年说的一句打趣的话：“你到处都能看到电脑，可生产效率统计里偏偏没有它。”用过电脑的人也都知道，用电脑浪费时间实在太容易不过了。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兴奋的鼓点敲起来！）是企业后勤的改革（失望的呻吟响起来！），尤其是零售行业。后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实就是沃尔玛这一家企业而已。高效的订货、强硬的谈判、超级正点守时（有时候，供应商送货的时间误差不得超过30秒）、无情的成本控制以及对消费者喜好的巧妙回应，这些因素令90年代初的沃尔玛在效率上领先竞争对手40%。竞争对手们当然火速跟进，90年代末把自己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28%，但沃尔玛并未止步不前，同期又提高了22%的效率，更何况，在这10年中，它平均每个月新开7家占地3英亩的大型超市。根据麦肯锡埃里克·贝哈克（Eric Beinhocker）的看法 [83] ，光是零售行业的这些“社会技术”创新，就占了全美生产效率提升的整整1/4。特易购（Tesco）在英国可能也达成了类似的效果。
“所有的东西都要卖得比对手更便宜，”20世纪50年代阿肯色州的山姆·沃尔顿打定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什么新点子，说它是创新都太勉强了，虽说“交叉配货”（cross-docking）这种东西倒的确很新鲜——也就是商品直接从供应商的货车转移到经销商的货车，不在仓库里花时间。然而，他坚决追求并贯彻这个简单的理念，最终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跟瓦楞铁箱和集装箱航运一样 [84] ，折扣商场也属于20世纪最简单却内涵最丰富的创新之列。90年代，沃尔玛一个例行的小小决策 [85] （除臭剂不再装在纸板箱里出售），每年就为美国人省下了5000万美元，而一半的实惠落到了消费者手里。查尔斯·菲什曼（Charles Fishman）写道：“（我们）所有的森林没灭亡，一部分原因竟是出于沃尔玛总部做出的一项决策……去掉除臭剂盒子。”
平均而言，沃尔玛每到一地开业，就能叫竞争对手下调价格13%，每年为全美消费者节省2000亿美元。然而，批评企业巨头的人（他们一般是抗议牟取暴利的）仍然不喜欢沃尔玛，他们说，价格低是坏事情，因为小企业没法跟沃尔玛竞争，要不就是沃尔玛支付的工资太低，是“全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哪怕沃尔玛给的薪水两倍于最低工资（我撰写本书期间，本来是经济衰退时期，可沃尔玛却宣布向员工发放20亿美元的奖金，因为它的销售创了纪录）。诚然，90年代沃尔玛的发展带来了混乱——就跟沃尔玛在小镇上开新店一样。竞争对手破了产，屈辱地被迫接受兼并；供应商发现自己非得跟着沃尔玛换一套新做法不可；工会对零售行业的工人失去了控制力；纸板箱制造商倒闭了；消费者改变了习惯。创新，不管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组织方式上的创新，都不光创造了新的东西，也摧毁了旧有的东西。正如电脑淘汰了打字机，沃尔玛的卖场也淘汰了小型杂货店。同样，沃尔玛带来的巨大好处也扯平了这些“残忍”的后果：消费者（尤其是最贫困的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品种更齐全、质量更佳的商品了。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最能叫商人夜里惊醒的竞争，不是对手降了价，而是创新家淘汰了他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柯达和富士正为争夺35mm胶卷行业老大的地位拼得你死我活 [86] ，数码摄影却逐渐消灭了模拟胶卷的整个市场——就跟此前模拟录音、模拟录像带的命运一样。熊彼特说，这叫创造性破坏。他认为，有多少创新，就有多少破坏，也就是说，随着数码摄影的发展，它将创造出跟模拟胶卷行业损失一样多的就业岗位，或者，消费者光顾沃尔玛所省下来的钱，很快就会用到其他东西上，于是，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求，新的商店很快会开起来。在美国，每年有大约15%的就业岗位遭到淘汰 [87] ，但每年新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也大约有15%。
商贸和创新
这种新旧更替本身就保证了工作条件的不断改善。每一代的创业家都在努力改善员工的工作体验：18世纪英国的约西亚·韦奇伍德以自家伊特鲁里亚陶瓷厂的工作条件为荣；1914年的亨利·福特为减少员工流失率，把工资提高了一倍；如今的拉里·佩奇把谷歌总部设计成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地方。互联网发展之初，eBay不过是诸多网上拍卖公司里的一家。日后，它获得了成功，竞争对手们却纷纷失败，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关键不在于竞争性的拍卖流程，而是要营造出一种共同的社区意识。“这无关拍卖，”eBay的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说，“事实上它也无关经济冲突，恰恰相反。” [88] 它是至善者生存。
企业新旧更替的速度越来越快，大多数批评企业的意见早就过时了。近些年来，大企业不光越来越容易倒闭（2008年，许多银行的名字在一个月里就烟消云散了，这还只不过是一个行业里的例子），而且，它们也越来越零散化、分权化了。在经济这片自下而上的汪洋大海里，自上而下的大型企业一天一天走向没落（规模越小，越好规划）。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和通用汽车公司兴许能靠纳税人的钱侥幸留得一条性命，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们早就昏迷不醒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璀璨明星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头不一样，eBay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不一样。诞生于1972年的耐克，仅仅靠着相对较小的总部，在亚洲工厂和美国门店之间签合同，就摆弄成了一家大公司。维基百科的受薪员工不到30人，而且还没赚到钱。从前的典型企业要有按层级安排的员工团队，要在一个地方设有厂房，可现在，它却变得越来越像是创意和营销天才临时搞起来的模糊聚合体，靠着转化独立外包工作者的成果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确正在走向灭亡，而且很快就将灭亡。短短25年里，美国公司的平均规模就从25名员工缩小到10名员工。市场经济正演化出一种全新的形式，在这种新形式里，哪怕是讨论企业的力量都没抓住要害。不久的将来，大部分工人都会变成自由职业者，根据不同客户要求的时间和地点，在线为之提供服务。到了那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如今的老板和工头、会议和评比、日程进度表和工会，他们一定觉得挺可笑。我再说一遍：将来的企业不过是人员的临时聚合体，帮助人们从事方便他人消费的生产活动。
毫无疑问，集体大脑丰富了文化，鼓舞了精神。知识分子往往对商业持轻视态度，认为它必然市侩又俗气，一贯贬低其地位。但倘若有人真的以为伟大的艺术和哲学跟商业没关系，不妨到雅典和巴格达去，问问亚里士多德和花拉子密 [89] 是怎么有时间搞哲学的；或者，到佛罗伦萨、比萨和威尼斯去，问问米开朗琪罗、伽利略和维瓦尔第是靠谁挣钱的。再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去，向斯宾诺莎、伦勃朗、牛顿和达尔文打听打听，他们是靠谁来资助的。商业兴旺发达的地方，亦是创造力和激情迸发的所在。
规则与工具
就算世界真的在越来越商业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信赖感更多而暴力现象更少的地方，这也并不是说，商业本身就是增加世界信任感的唯一途径，也不是说，靠它本身就足以创造信任。除了新的工具，还必须有新的规则。我们或许可以说，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创新，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类似《圣经》里的“金律” [90] 、法律条文、尊重私有财产、民主的政府、公正的法庭、信贷、消费者权益、福利国家、新闻自由、对道德的严谨教诲、版权、不朝桌子上吐口水的习俗以及总是顺着马路右边开车（如果是日本、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顺着马路左边）的惯例。有了这些规则，诚信安全的商业才有可能行得通；正如有了诚信安全的商业，这些规则也才逐渐形成。
头一回跟西方人遭遇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土著或南非的科伊桑原住民不光没有钢铁和蒸汽，也没有法庭和圣诞节。当然，实施新规则，往往能叫一个社会先于竞争对手享受到交换和专业化带来的优势，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改善他们的道德生活。放眼世界各地，既有利用良好规则妥帖地维持公民生活的社会，也不乏以恶劣规则虐待公民的社会。良好的规则鼓励交换和专业化，恶劣的规则鼓励横征暴敛，耍政治手腕。在本书稍后的部分，我会指出，政府的错误性质，有可能是一个导致国家长期贫穷的灾难性因素——我最好的例子便是中国的明朝。如今的津巴布韦要先确立起更好的规则，才能建立更好的市场。这里，我还要指出，要预测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以经济自由度为指标，比用矿产资源、教育体系或基础设施等为指标更准确。曾有人采样了127个国家 [91] ，经济自由度较高的67个国家人均收入是经济自由度较低国家的4倍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后者近一倍。
几年前，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无形财富”研究 [92] ，试图衡量教育、法治和其他类似无形因素的价值。它把自然资产（资源、土地）和生产资本（工具、财产）加起来，然后衡量还剩下了什么东西能解释每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异。它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能利用的无形资产平均是墨西哥人的10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墨西哥人一迈过国境线，生产力就立刻翻了差不多4倍。他们接触到了更平稳的制度、更清晰的规则、受过更好教育的客户、更简单的表格——诸如此类的东西。“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世界银行断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人口的技能高，维持经济活动的整套制度的质量好。”另一些国家的无形资本则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甚至还可能是负数。以尼日利亚为例，它在法治、教育和公共机构诚信度方面的得分极低，连丰富的石油储量都没能叫国家富裕起来。
所以，我把人类进步的风火轮归结到交换和专业化的逐步发展上，也有可能是找错了对象。兴许，交换和专业化只是表象，而非症结，有了制度和规则的创新，才实现了交换。例如，反对报复杀人的规则，必然有利于社会安定。懂得“己所欲，施与人”这条规则只适合用在慈善上，而不拿它当报复杀人的借口，显然是人类文明的极大突破；把复仇这件事交托给国家，让国家通过适当的程序代表你去行使正义，显然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和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教父》和《肮脏的哈里》也是一样的）都是以对同一主题的纠结打动了整个社会：人人都同意法律惩处好过互相寻仇（虽说这样一来就少了精彩的好戏），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克制自己的本能并习惯遵守法律，放弃私刑。
这些都一点不假，但我认为，规则和制度同样是演进现象，在社会中是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靠所罗门式的“明君”突然之间自上而下推行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观察一下商法的历史，你保准能看出：商人们总结经商活动的实践，把创新变成惯例，排斥那些违背非正式规则的人，之后，统治者才把这些规则纳入成文的法律。中世纪商法 [93] 的故事就是这样：英格兰几位擅长制定法律的国王，比如亨利二世和其子约翰，基本上就是把从事商贸活动的子民在布鲁日、布拉班特和维斯比 [94] 跟陌生人做买卖时业已通行的规则确立为成文法。确切地说，所有的普通法（common law，又称“习惯法”）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舍默和三个朋友刚开始进行横穿美国的自行车比赛时 [95] ，几乎没有任何规则。只有到后来逐渐积累了经验，他们才制定了应对意外事件的一系列规则（比如选手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座山上引发交通拥堵而遭警方逮捕等）。
故此，尽管公共领域的制度创新家和私人领域的技术创新家同样重要，但我仍然认为，专业分工乃是两者的关键。专门为整个部落制造斧头令你有了时间、资本和市场来设计更好用的新斧头，同理，成为专业的自行车赛手，你才得以为自行车比赛制定规则。人类历史就是靠规则和工具的共同演进来推动的。人这一物种日趋专业化，交换的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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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4～16世纪，德国北部城市组建的一个政治经济同盟。——译者注
[12] 此时，英国军队和拿破仑的法军正在西班牙作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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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这里指英镑纸钞上印着的一行字，“promise to pay the bearer”，直译是“承诺向持票人兑现”。——译者注
[34] Clippinger，J.H.2007.A Crowd of One.Public Affairs Books.
[35] Wright，R.2000.Non Zero：the Logic of Human Destiny.Pantheon.
[36] Shermer，M.2007.The Mind of the Market.Times Books.
[37] 引自O’Rourke，P.J.2007.On The Wealth of Nations.Atlantic Monthly Press.
[38] Spectator，24 September.2008.
[39] Saunders，P.2007.Why capitalism is good for the soul.Policy Magazine 23：3-9.
[40] Isaiah，公元前8世纪的希伯来预言家。——译者注
[41] St. Paul，是耶稣的使徒，历史学家公认他是对早期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译者注
[42] St. Thomas Aquinas，又译圣托马斯·亚奎那，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注
[43] Martin Luther，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的宗教改革领袖。——译者注
[44] Lindsey，B.2007.The Age of Abundance：How Prosperity Transformed America’s Politics and Culture.Collins.
[45] Quoted in Phillips，A.and Taylor，B.2009.On Kindness.Hamish Hamilton.
[46] 英国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假想国，岛上居民身高仅15厘米左右。——译者注
[47] Adam Phillips，当代最重要的精神分析学家。——译者注
[48] Phillips，A.and Taylor，B.2009.On Kindness.Hamish Hamilton.
[49] Lord Taverne，personal communication.
[50] Described in Clippinger，J.H.2007.A Crowd of One.Public Affairs Books.
[51] Charles, Baron de Montesquieu，法国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译者注
[52] 引自Hirschman，A.1977.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3] McFarlane，A.2002.David Hum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ivilization.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7：79-91.
[54] John Ruskin，英国作家、艺术家、艺术评论家。——译者注
[55] Pinker，S.2007.A history of violence.The New Republic，19 March 2007.
[56] Desmond，A.and Moore，J.2009.Darwin’s Sacred Cause.Allen Lane.
[57] Butler，E.2008.The Best.Book on the Market.Capstone.
[58] Miller，G.2009.Spent.Heinemann.
[59] Shermer，M.2007.The Mind of the Market.Times Books.
[60] Eisner，M.2001.Modernization，self-control and lethal violence.The long-term dynamics of European homicide rates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41：618-38.
[61] 可见Spierenburg，P.2009.A History of Murder.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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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Goklany，I.2008.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Cato Institute.
[64] Moore，S.and Simon，J.2000.It’s Getting Better All the Time.Cato Institute.
[65] Anderson，C.2006.The Long Tail：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elling Less of More.Hyperion.
[66] 引自1842 essay for The Nonconformist and 1853 essay for The Westminster Review.两处引文都出自Nisbet，R.1980.History of the Idea of Progress.Basic Books.
[67] Lindsey，B.2007.The Age of Abundance：How Prosperity Transformed America’s Politics and Culture.Collins.
[68] 1955年12月5日，民权活动积极分子罗莎·帕克斯拒绝遵从蒙哥马利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此后，黑人居民发起了对公共汽车的抵制运动。这轮抵制持续了整整一年。到1956年12月，美国最高法院宣布亚拉巴马州的种族隔离法律违反宪法，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规定也遭废除。——译者注
[69] 考夫林神甫指Charles Coughlin，20世纪30年代利用广播来操纵人气的先驱之一。虽然最初是罗斯福及其新政的支持者，随后却强烈抨击罗斯福。考夫林的“传教”主题最后逐渐提倡反犹太主义，甚至支持希特勒、墨索里尼。——译者注
[70] Friedman，B.2005.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Knopf.
[71] McCloskey，D.2006.The Bourgeois Virtue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72] Lindsey，B.2007.The Age of Abundance：How Prosperity Transformed America’s Politics and Culture.Collins.
[73] 指艾伦·金斯伯格，美国著名诗人，代表作为《嚎叫》。——译者注
[74] 指杰克·凯鲁亚克，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代表作为《在路上》。——译者注
[75] 故事出自《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内容为：非利士人来攻打以色列，并派出高大魁梧、全副武装的歌利亚骂阵，以色列军中无人敢应。后来大卫到前线探望三个哥哥，正遇上歌利亚叫阵，于是自告奋勇，用石子和机弦将歌利亚打倒，并将其头斩下。——译者注
[76] 这里提到的电影指的是2007年上映的《全面反击》（Michael Clayton）。——译者注
[77] 引自Norberg，J.2008.The Klein Doctrine.Cato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no.102.14 May 2008.
[78] Klein，N.2001.No Logo.Flamingo.
[79] “新可乐”是1985～1986年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一个可乐新品种，但它非常失败，很快就退出了市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