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人类已经把地球初级生产的很大一块占为己有了 [57] ，这种占有比例是不可持续的，再这样下去，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就会崩溃。人类的总重量，只占全球动物体重的0.5%。可他们靠着乞讨、借贷和巧取，将整个陆地植物初级生产的大约23%挪为己用（如果把海洋算进去，数字就要低很多了）。生态学家把这个数字叫做“HANPP”，即“人类占用的净初级生产” [58]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这就是说，每年陆地植物大约能吸收空气里的6500亿吨碳，在这里边，人们收割的植物能吸收800亿吨，烧掉的植物能吸收100亿吨；因为人们开垦、放牧、修建道路占据了土地而没能长出来的那部分植物，如果照常长出来的话，能吸收600亿吨；最后，剩下来养活其他所有物种的植物，能吸收5000亿吨碳。
看起来这好像还留出了一定的增长空间，但指望地球继续养活一种如此强势的巨猿，真的具有现实性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按地区把数字分开剖析。在西伯利亚和亚马孙地区，99%的植物长出来都是在养活野生动物，并不是人。在非洲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人们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同时占有了大约1/5的产出——过度放牧的灌木丛林能养活的山羊数量比它是荒野时能养活的羚羊要少。然而，在西欧和东亚，人们虽说吃掉了近一半的植物产出，留给其他物种的部分却几乎没有减少——因为他们用肥料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率：我家附近的草甸每年喷洒两次硝酸盐，不光养活了大群的奶牛，地里还到处都是蚯蚓、大蚊 [59] 和粪蝇，更有以它们为食的山鸟、寒鸦和燕子。实际上，这给了人们极大保持乐观态度的信心，因为它意味着，倘若整个非洲和中亚走上集约化农业的道路，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又维持更多的其他物种。用学术语言来说，也就是：“这些发现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存在相当大的潜力增加农业产量，不必提高HANPP。” [60]
其他的发展趋势同样令现代农业更适合地球了。现在，用除草剂就能控制杂草，用不着犁了（犁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杂草埋进地里），越来越多的作物可以不用耕耘，直接播种。这就减少了土壤侵蚀、泥沙径流，也不用害死土壤里大量无辜的小动物了（犁地的话就会）——这一点，以小虫子为食的海鸥群可以作证。食品用防腐剂加工，虽说备受赶时髦的环保人士所鄙视，却极大地减少了食物浪费。就连在牲畜棚里成批圈养的鸡、猪和牛 [61] ，也无疑以更少的饲料、污染和疾病生产出了更多的肉（尽管关心动物福利的人看到它们的处境，会觉得良心上很难过，包括我在内）。倘若禽流感来袭，自由放养的鸡对人造成的威胁最大，鸡舍里养的却不然。诚然，一部分牲畜集约式养殖残忍到了叫人无法接受的地步，可也有一部分并不比所谓的自由放养要差，更何况，集约式养殖对环境的影响显然要小得多。
博洛格的基因，再搭配上哈伯的氮肥和鲁道夫·迪塞尔（Rudolf Diesel）的内燃机，不光让马尔萨斯至少又错了半个世纪，还让老虎和犀鸟得以继续生存在野外。因此，我想要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贯穿整个21世纪，世界会制定出合理的目标，以越来越高的标准养活自己，同时，它非但无须新开垦土地，相反，还会逐步减少现有的耕地面积。这做得到吗？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计算出，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只需27平方米的土地就能养活自己了。 [62] 他的理由如下：一般人每天需要大约2500卡路里的食物，相当于685克粮食。把它翻上一倍，留出种植些许燃料、纤维和若干动物蛋白的空间，也就是1370克。在灌溉得当的肥沃土壤上，光合作用的最大速率差不多是每天每平方米生长350克，但你可以把它减少到50克，因为在实践当中，农业要在广大的面积上才能施展得开手脚。所以，种出一个人需要的1370克，只需要27.5平方米。在此基础上，根据当时的亩产量，克拉克计算出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可以养活350亿张嘴巴。
这里，我假设克拉克的结论太过乐观（尽管他对光合作用的态度是很保守的）。我把他的数字翻上4倍，假设地球至少要用100平方米土地才能养活一个普通人。我们现在距离这一纯理论还有多远呢？2004年，全世界用5亿公顷的土地种植了大约20亿吨的稻米、小麦和玉米 [63] ：平均每公顷的产量是4吨。这3种作物提供了全世界2/3的粮食（既直接供人食用，也充当鸡、牛和猪的饲料，转化成肉类供人食用），相当于养活40亿人。故此，每公顷地养活大概8个人，反过来说，也即每个人用了1250平方米土地。20世纪50年代，每个人要用4000平方米。距离100平方米的纯理论计算，这还差得很远。除此之外，世界还有另外10亿公顷土地用于其他谷物、大豆、蔬菜、棉花等（未计入放牧用地）——这样算下来，每人要用5000平方米土地。就算你把人口增加到90亿，在我们达到农业生产力的极限之前，仍有极大的进步空间。就算你把产量翻一倍或者翻4倍，距离土地实际达到的最高产量都还远得很，离光合作用的极限值就更远了。如果我们全都改吃素食，我们的土地需求量会变得更少，可如果我们改走有机路线，土地需求量会增加——想用奶牛的粪便为土地施肥，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土地来养活这些奶牛才行。更确切地说，要取代目前使用的所有工业化氮肥，意味着要用额外的300亿英亩牧场来放牧额外的70亿头牛 [64] 。（你经常会听到有机农业的支持者歌颂粪肥和素食这两种美德，这下，你晓得矛盾在哪儿了吧？）但上述计算表明，就算我们不吃素，盈余的农田也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这么做好了：继续削减人均耕地面积，把多出来的土地还给大自然。
就粮食生产而言，自从哈伯打破了肥料的瓶颈之后，用完能沐浴到阳光的土地再不成其为问题，而水资源用完却很可能是个大麻烦。莱斯特·布朗 [65] （Lester Brown）就指出，印度的地下水很快就会耗尽，恒河又逐年干旱 [66] ，可该国却极大地依赖这两种水源来灌溉庄稼。在全世界范围内，灌溉水蒸发带来的土壤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灌溉农作物占了全世界整整70%的用水量。但他接着承认，灌溉系统的效率（也即水分蒸发的损失）正迅速走高；另外，滴灌这种成熟的技术几乎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诸如塞浦路斯、以色列和约旦等国已经大量采用滴灌。换言之，灌溉浪费水是水价太低的产物。一旦水能够依靠市场正确定价，人们不仅会更加节约用水 [67] ，还有了存储它的动机，水资源很快就能重新丰富起来。
为了在2050年养活90亿人口，我们需要这么做——采取下列举措，把农业产量翻一番：在非洲大力提高化肥使用比例，在亚洲和美洲采用滴灌技术，在诸多热带国家推广双季作物，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转基因作物，提高亩产量、减少污染；从用谷物饲养牛改成用大豆喂养，继续扩大鱼、鸡和猪的相对养殖量，减少牛羊的相对养殖量（鸡和鱼转化谷物变成肉的效率是牛的3倍，猪介于两者之间）；扩大贸易，这不光是因为吃饭的嘴巴和农作物不长在一个地方，更是因为贸易鼓励专业化，不同的地区专门种植当地亩产量最高的作物。通过这些举措，把农业产量翻一番。如果价格信号驱动全世界的农民采用了上述措施，那么，完全可以设想，到2050年，90亿人口靠着面积更小的耕地，吃得比现在更舒服，同时，大片土地释放出来成为了自然保护区。想象一下：2050年的时候，大片大片的耕地重新变成了野生的树林和草原。这是一个美好的目标，它只能靠着进一步的集约式农业和进步来实现，而不是倒退回从前，过有机生活。不妨这么设想一下：把农业变成一档多层次的生意，用水培滴灌和电力照明在废弃的城市旧址全年生产粮食，再用传送带把这些粮食基地直接跟超级市场连起来。至于说这些建筑和电力所需的资金，可以靠给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的开发商免税来筹集，让他们把其他地方的农田重新变成森林、沼泽和大草原。这真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理想画面啊。
最近，有一位教授和一名厨师在我的电台节目上提出建议 [68] ，说各国应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自己种，自己吃。真的应该这样吗？（为什么非得是各国？为什么不是各大陆、各村庄、各行星？）真要这么做的话，当然需要多得多的耕地面积了。英国就碰巧只适宜种植小麦、出产羊毛，种植香蕉和棉花会劳而无功；反过来说，牙买加只适宜种植香蕉和棉花，非要种植小麦、出产羊毛，同样劳而无功。而如果世界决定它非要从田里种出汽车燃料，而不是从油井里开采出来（21世纪之初它就这么疯狂地做了） [69] ，耕地面积同样也会膨胀 [70] 。再见了，热带雨林。但只要一部分理智的人占了上风，那么，我的孙子们将来能吃得比我好，游览到比现在面积更大、更原生态的自然保护区。我很乐意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集约式农业是它的实现之道。
当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时候，每人大约需要1000公顷的土地来维持。如今，靠着农业、基因遗传学、石油、机械和贸易，每人所需的土地减少到了1000多平方米，也就是1公顷的1/10 [71] 。（石油能否长久维持，是另外一个主题，我将在本书稍后的部分另作探讨。简要地说，我的回答是：只要石油的价格涨到足够高的地步，替代品一定会采纳推广开来的。）这一切得以实现，无非是因为每平方米的耕地种上了它最适宜生长的作物，再依靠全球贸易的分配，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每一种必需的农产品。还是那句话：专业化生产，多元化消费，是走向繁荣的关键。
错误的“有机”呼吁
政客可以叫我的预测落空。要是世界真的打算走有机之路——也就是说，让农业从植物和鱼类里获得氮，而不是依靠工厂和化石燃料从空气里获得氮，那么，2050年的90亿人，恐怕有不少都会忍饥挨饿，所有的热带雨林都会被砍伐干净。是的，我说的就是“所有的”热带雨林。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机农业就是产量低 [72] ，原因很简单：化学作用。由于有机农业放弃了所有的合成肥料，它会把土壤里的矿物营养成分耗尽——特别是磷和钾，但最终，硫、钙和锰也会用个精光。往土壤里加入碾碎的石头或压扁的鱼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这么做，你得先开矿、捕鱼才行。不过，更主要的问题在于缺氮，这可以靠种植豆类（苜蓿或豆子）来解决，豆类可以从空气里将氮固定下来，然后再把它们耕到土壤里，或者，用豆子喂牲畜，把牲畜排出的粪便耕进土壤里。依靠这些帮助，一部分有机土地可以实现施加化肥时的高产量，但前提是利用额外的土地种植豆类、饲养牲畜 [73] ，这样，之前的那块土地才能产量翻番。与此相反，传统的工业化农业是从最有效的地方获取氮的——也就是靠工厂从空气里固氮。
走有机路线的农民同样还想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除非你希望有机食物昂贵、稀缺、肮脏、容易腐烂，否则，它必然会采用集约式耕作。而集约式耕作就意味着使用燃料，从实践上看，加利福尼亚种植1磅包含80卡路里的有机生菜，不使用合成肥料，也不使用杀虫剂，需要化石燃料提供4600卡路里，才能让它走进城市餐厅里寻常消费者的盘子 [74] ：栽种、除草、收获、冷藏、清洗、加工和运输，全都要使用化石燃料。用传统化肥种出来的生菜，大约需要4800卡路里。两者的差距微不足道。
可是，当一种能提高有机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有机运动却一口拒绝了。 [75] 这种技术就是基因改造，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发明，本意是想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替代使用伽马射线和致癌化学物的“诱变育种”。过去半个世纪里，有多少作物是采用“诱变育种”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吗？有多少面粉来自一种受了辐射的硬粒小麦，你知道吗？大多数亚洲梨都长在受了辐射的嫁接枝条上，你知道吗？有机啤酒商尤其喜欢用的大麦品种“千金一诺”，最初是50年代英国从原子反应堆里，靠着大规模诱变其基因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吗？到80年代，科学家们的研究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前，他们会用许多未知的结果和大量的附带基因损害、搞乱目标植物的基因；而现在，他们找出具备已知功能的已知基因，将它注入植物的基因组，让它完成已知的任务。这种基因可能来自不同的物种，故此能够实现自然界植物相对较少出现的物种性状横向转移（但这在微生物界很常见）。
举个例子，不少农民开心地采用了名为“苏芸金杆菌”（又名“敌宝”，或“bt”）的细菌杀虫剂。20世纪30年代，法国最先将之商品化，喷洒到庄稼上控制害虫。因为这是一种“生物”喷剂，它通过了农民们的测试。到80年代，人们已经针对不同的昆虫开发出了大量“敌宝”变种。它们全被看作有机产品。其后，基因工程师把敌宝毒素整合到了棉花里，制造出了“bt棉花”，也即头一批转基因作物之一。bt棉花有两项巨大的优势：它能杀死寄居在植株体内、喷剂无法轻易触及的棉铃虫；它不会误杀那些不以棉花植株为食的无辜昆虫。然而，尽管这是一种以生物方式整合进植物的真正有机产物，显然也更为环保，有机教派的传道士们却拒绝这一技术。bt转基因棉花继续改造着棉花产业，现在已经取代了所有棉花作物的1/3以上。印度政府拒绝这项技术，而农民们看到邻国地里种的“私货”转基因棉之后，却奋起提出抗议，要求改种这一作物。现在，大多数的印度产棉花都成了bt棉，结果是产量差不多翻番，杀虫剂使用量减少了一半 [76] ——绝对的双赢局面。世界各地对bt棉作物进行的每一项研究中，从中国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杀虫剂使用量减少的比率高达80% [77] ，地里的蜜蜂、蝴蝶和飞鸟重新多了起来。经济和生态领域都传来了好消息。然而，仅仅是为了迎合公众抗议的短暂风潮，有机运动的领导者们故步自封，拒绝了这种能大幅减少使用合成农药的新技术 [78] 。有人估计，因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而减少使用的杀虫剂活性成分超过了2亿千克 [79]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攀升。
有机运动坚决要把农业技术冻结在20世纪中期的水平，这件事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它错失了其后诸多发明带给环境的好处。“我真是受够了，如今的人们肯定不会找只用听诊器、不用核磁共振检查的医生看病，可他们却要求像我这样的农民只用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来种庄稼。”密苏里的农民布莱克·赫斯特写道 [80] 。走有机路线的农民乐于喷洒硫酸铜或硫酸烟碱，却不用杀虫速度快、对哺乳动物毒害极低、不会在环境里长久存在、对非害虫昆虫无附加损害的合成除虫菊酯。他们不用除草剂，这也就是说，他们要么使用低工资的劳动力人工清除杂草，要么采用翻耕火烧的方式除草，而翻耕火烧会彻底摧毁土壤的动物群、加速土壤侵蚀、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他们不用工厂制造的氮肥，却纵容自己使用拖网捕获的鱼制成的肥料。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经典作品《寂静的春天》 [81] （Silent Spring）里呼吁科学家们放弃化学杀虫剂，寻找“生物途径”来控制虫害。科学家们真的这么做了，有机运动却对他们嗤之以鼻。
改造基因的多种方法
其实，光从定义来看，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是“改造”了基因的。它们全是怪异的突变体，产量高得违背了自然规律，种子可以自由脱粒，果实又大又甜，全靠人类的干预才能生存下来。胡萝卜是橙色的，因为16世纪荷兰人最初选中的突变品种是橙色的。香蕉是不育的，它没有结实能力。小麦的每个细胞里都有3种完整的二倍体基因组，分别来自3种不同的野草，把小麦放到野生环境底下，它根本没法生存。水稻、玉米和小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突变：让植株的种子长得更大，预防落叶，让谷粒更易脱落。这些突变都是人工选择的，尽管是由早先的农民在播种和收获时不经意间选择出来的。 [82]
但现代基因改造技术使用的是单个基因，施压团体煽动起来的不理性恐惧简直要把它扼杀在襁褓里了。首先，他们说，转基因食物可能不大安全。吃了一万亿顿转基因伙食之后，没有出现过一起因为转基因食物致使人类患病的案例，这种论点不攻自破了。接着，他们又说，让基因跨越物种屏障，有违自然。可小麦，这一种植数量最大的农作物，本来就是有违自然的“多倍体”，它混合了三种野生植物的基因。而且，很多植物都表现出了横向基因转移，比如互叶梅，一种原始的开花被子植物，身上就有从苔藓和藻类借来的基因序列 [83] 。（人们发现，在病毒的帮助下，DNA还可以自然地从蛇跳到沙鼠身上呢 [84] 。）再之后，他们说，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帮助农民。哈，拖拉机不也一样嘛。接下来，他们又举出一个奇异的论点：抗除草剂的作物或许会跟野生植物杂种繁殖出一种用除草剂杀不死的“超级”杂草。这些人本来就反对使用除草剂，既然如此，叫除草剂失效，岂不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吗？
到2008年，转基因技术发明不到25年，全世界整整10%的可用耕地（3000万英亩）种植起了转基因作物，这是农业历史上采用新技术最迅速也最成功的一次。只有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 [85] ，在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施加的压力下，怀着“对饥饿的习惯性冷漠”态度（语出斯图尔特·布兰德，著名的实用环保主义先锋） [86] ，拒绝了转基因作物。经西方活动家的大力游说，非洲各国政府把转基因作物用烦琐的程序给捆绑了起来，除了3个国家（南非、布基纳法索 [87] 和埃及），其余非洲地区均不可商业化种植。2002年出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在施压团体（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亦卷入其中）的抗议下，赞比亚政府在饥荒之中竟然拒绝了外国捐助的食品，就因为转基因可能存在危险！施压团体甚至对赞比亚代表说，转基因作物恐怕会导致病毒感染。美国农业问题专家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写道 [88] ：“欧洲人把最奢侈的口味强加给了最贫困的人民。”“黄金大米”的开发者英高·伯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认为 [89] ：“盲目地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只有吃得太饱的西方人才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活动。”肯尼亚科学家弗罗伦斯·温布古（Florence Wambugu）说 [90] ：“你们发达国家的人尽可以自由自在地辩论转基因食品的优缺点，但我们能不能先拿它吃饱了肚子再说？”
其实，从转基因作物里能获得最大好处的恰恰是非洲，因为当地农民多为小农户，难得使用化学农药。乌干达有一种名叫“叶斑病”的真菌类疾病，威胁着该国的主食香蕉作物，有着水稻基因的抗菌品种却因为管制多年无法上市，转基因的实验农场只好用挂锁的篱笆拦起来——倒不是为了不让它们免遭抗议者的践踏，而是为了不让迫不及待的用户提前把它们抢走。过去35年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20% [91] ，茎螟蛾的幼虫让非洲的玉米作物损失了大约15%，储存时的甲虫灾害还要让它损失至少相同的比例，而bt小麦却能同时抵抗这两种害虫。企业所有权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西方企业和基金会都热心地通过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等组织，把这类作物提供给非洲农民，不收授权费。希望现出了曙光。2010年，肯尼亚对抗旱和抗玉米虫的小麦开始了田间试验 [92] ，尽管其后会有长达数年时间的安全检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反转基因作物运动的主要结果是：拖延了化学农药退出市场的时间；使得只有商业作物才花得起钱，穿越监管的丛林进入市场；最终，也就意味着小农户和慈善机构根本就无法接触到这些作物。由于只有大企业才承受得起环保主义施加压力制定的监管条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基因工程仍然会是它们的保留地。然而，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已经相当大了——只要种了转基因棉花，农药的使用量就会迅速下降，只要种了耐除草剂的大豆，免耕就会令土壤更加肥沃。它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耐旱、耐盐和耐毒铝的植物已经在研发了。富含赖氨酸的大豆很快就能喂养渔场的鲑鱼了，再不用大力捕捞其他野生鱼种当饲料了。到你读到本书的时候，能更有效吸收氮的植物说不定已经上市了，它能用不到常规化肥使用量的一半实现更高的产量，避免土壤中营养物质径流污染水生生物栖息地；减少温室气体（氧化亚氮，它带来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高300倍）排放，保护大气；减少生产化肥的化石燃料使用量，节约农民的成本。有些好处不靠转基因也能实现，但有了转基因，实现起来速度更快，也更安全。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还是众口一词地反对。
环保主义还从另一个方面批判现代农业。他们说，为了追求数量，科学可能牺牲了食物的营养质量。实际上，20世纪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卡路里，实现了辉煌的成功：全世界居然出现了大量因为进食过多导致的疾病，肥胖症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说不定还包括抑郁症。举例来说，现代植物油和大量红肉构成的饮食结构里奧米加三脂肪酸含量低 [93] ，可能会导致心脏病；现代小麦面粉富含支链淀粉，可能导致胰岛素抗性，从而让人患上糖尿病；玉米的氨基酸中色氨酸含量极低，而色氨酸是“快乐感”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前导物。消费者可以寄望于下一代植物品种来纠正这些缺陷。他们可以吃更多的鱼、水果和蔬菜来平衡饮食。但对渴望获得土地、吃饱肚子的人而言，这一切还太奢侈，它更适合富人而不是穷人，故此会加剧健康的不平等。印度环保活动家范达娜·希瓦 [94] （Vandana Shiva），响应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95] 的呼吁，反对富含维生素的大米，建议印度人民多吃肉、菠菜和芒果，别再依赖黄金稻米。
其实，转基因明明白白地给出了解决的办法——把健康营养特性植入高产作物品种：玉米里植入色氨酸来抗抑郁，胡萝卜里植入钙转运基因帮助不能喝牛奶的人抗骨质疏松症，高粱和木薯里植入维生素和矿物质，方便那些以之作为主食的人。本书出版期间，南达科他州培育出来的带奧米加三脂肪酸大豆应该已经进军美国超市了。它们有望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危险，甚至还有助于那些好用大豆油烹饪者的心理健康，同时，它们还能缓解提炼鱼油给野生鱼群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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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新月沃地是指从尼罗河口沿地中海岸往东北，穿过巴基斯坦，再往东南沿两河流域而下，直到波斯湾口的半圆弧形地带，包括累范特、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因在地图上好像一弯新月而得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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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新近的研究把这巧合变得更加惊人。直到不久以前，人们还相信，秘鲁、墨西哥和新几内亚开始农耕的时间要晚得多。
[16] 全新世（11500年前至现在）是最年轻的地质时期。这一时代形成的地层称全新统，它覆盖于所有地层之上。——译者注
[17] Richerson，P.J.，Boyd，R.and Bettinger，R.L.2001.Was agriculture impossible during the Pleistocene but mandatory during the Holocene？A climate change hypothesis.American Antiquity 66（3）：387-411.顺便说一下，上一次冰河时代末期农耕的突然出现以及最初的冰河时代（7.9亿～6.3亿年前的“雪球地球”期，当时，连赤道也时不时地覆盖着厚厚的冰层）结束后多细胞生命的突然出现，有着迷人的相似之处。有一种精巧的论点提出，“雪球地球”上颤抖的细菌难民躲在隔绝的矿穴里，完全是近亲繁殖，个体聚成“群体”，把繁殖任务委派给专业分工的繁殖细胞。见Boyle，R.A.，Lenton，T.M.，Williams，H.T.P.2007.Neoproterozoic‘snowball Earth.glaci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altruism.Geobiology 5：3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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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土耳其一古代村落。——译者注
[21] 约旦河谷一村落。——译者注
[22] 耶路撒冷附近一古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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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该隐和亚伯是《圣经》中的人物，两人向上帝献祭，该隐献的是地里的出产，亚伯献的是羊群里头生的羊和羊脂，是以作者有此一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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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Bentley，R.A.，Wahl，J.，Price T.D.and Atkinson，T.C.2008.Isotopic signatures and hereditary traits：snapshot of a Neolithic community in Germany.Antiquity 82：290-304.
[47] Seabright，P.2008.Warfare and the Multiple Adoption of Agriculture after the Last Ice Age，IDEI Working Paper no.522，April 2008.
[48] Samuel Champlain，法国探险家、地理学家。——译者注
[49] Brook，T.2008.Vermeer’s Hat.Profile Books.
[50] 马尔萨斯的全名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一般称为托马斯·马尔萨斯，这里用中间名来称呼之，仍为同一人，并非笔误。
[51] Crookes，W.1898.The Wheat Problem.Reissued by Ayers 1976.
[52] Smil，V.2001.Enriching the Earth.MIT Press.
[53] Clark，C.1970.Starvation or Plenty？Seeker and Warburg.
[54] Easterbrook，G.1997.Forgotten benefactor of humanity.The Atlantic Monthly.
[55] Hesser，L.2006.The Man Who Fed the World.Durban House.See Borlaug，N.E.2000.Ending world hunger：the promise of bio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antiscience zealotry.Plant Physiology 124：487-90.Also author’s interview with N.Borlaug 2004.
[56] Goklany I.2001.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the pros and cons of modern farming.PERC Reports 19：12-14.
[57]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估计，人类过度使用了地球的资源，但它能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它为平衡每个人的碳排放量，把有待种植的庞大森林亩数计算在内了。
[58] Haberl，H.et al.2007.Quantifying and mapping the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 in earth’s terrestrial ecosystem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12942-7.
[59] 一种有长腿的小昆虫，看上去就像只大蚊子，以草根和腐烂的植物有机质为食。——译者注
[60] Haberl，H.et al.2007.Quantifying and mapping the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on in earth’s terrestrial ecosystem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129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