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下的中国
同一时期，中国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陷入了停滞和贫困。公元1000年前后，它是一个经济和技术活跃发展的国家，到1950年，它却变成了一个人口稠密、农业落后的国家。按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计 [56] ，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195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公元1000年的地区。
且慢赞美它的繁荣吧。公元前1000年，第一轮真正的经济繁荣出现在了摇摇欲坠的周朝。之后，公元220年，汉帝国崩溃，三国时期再现了文化和科技的繁荣。公元907年，唐帝国终结，五代十国彼此征战不休，中国却出现了一波最为壮观的发明热潮和经济繁荣，宋朝继承了这笔遗产。
公元11世纪后期，中国人是丝绸、茶叶、瓷器、造纸和印刷领域的大师，指南针和火药自不待言。他们使用多轴传动的棉轮、水锤磨，还有雨伞、火柴、牙刷和纸牌。 [57] 他们用煤制成焦炭，冶炼优质铸铁：他们一年要生产12.5万吨生铁。他们利用水力纺织粗麻线。他们有精致、华丽的水钟。整个长江三角洲，人们都勤勤恳恳地遵循“男耕女织”的儒家教诲，农民劳作谋生，也换取现金，用现金来消费商品。艺术、科学和工程蓬勃发展。桥梁和宝塔处处涌现。雕版印刷满足了群众对文学的迫切渴望。简而言之，宋代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很多人都消费着彼此生产的东西。
到了13、14世纪，灾难降临了。先是蒙古人入侵，之后是黑死病 [58] ，再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自然灾害，最后，出现了扭曲得登峰造极的明朝极权统治。第6章中我将指出，黑死病刺激欧洲进一步获取贸易的好处，摆脱自给自足的陷阱；可为什么它在中国没有出现同样的效果呢？当时，全国的人口较之从前减少了一半，为什么多余的土地没有让人们富裕起来，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呢？明王朝要为这一切的错误负全责。西欧能在黑死病后恢复元气，完全是因为存在商人控制也为商人服务的独立城市国家，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佛兰德斯地区。鼠疫过后，劳动阶层暂时地获得了权利，而有了上述地区的存在，欧洲的地主无法再重新实行农奴制度，限制农民迁徙。而在东欧、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和中国的明朝，农奴制被有效地恢复起来 [59] 。
帝国，推而广之到政府，往往先是好的东西，延续较长时间之后，就成了坏的东西。起初，它们提供集中服务，消除贸易和专业化的障碍，进一步提高社会蓬勃发展的能力；故此，就连成吉思汗强权推行的“蒙古和平时代”，也曾消灭丝绸之路沿途的土匪，降低了东方商品运到欧洲的成本，让亚洲的陆上交易变得更为顺畅。但接下来，正如彼得·特琴（Peter Turchin）所说，在中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带领下 [60] ，政府逐渐容纳了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精英，制定执行越来越多的规矩，越来越多地干涉人们的生活，攫取社会收入里越来越大的份额，直到把“下金蛋的鹅”彻底杀死。这对今天是个教训。经济学家们很愿意讲“市场失灵”，没错，但更大的威胁来自“政府失灵”。因为政府是垄断者，它把自己运作的大多数事情搞得缺乏效率，陷入停滞；政府机构不断加大预算，对消费者的服务却没什么提高；施压团体跟政府机构结成了“邪恶同盟”，从纳税人口袋里压榨出越来越多的钱供自己人挥霍。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多最聪明的人呼吁政府负责更多的事情 [61] ，还以为只要它这么做了，下一回它就会变得更完美、更无私。
明朝皇帝们不光把大多数产业和贸易纳为国有，造就了国家对盐、铁、茶、酒、外贸和教育的垄断 [62] ，还以极权方式干涉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言论审查 [63] 。明代官员社会地位高而薪俸低，两相结合必然孕育出腐败和寻租。和所有官僚一样，他们本能地怀疑创新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他们花越来越多的精力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努力达成最初设置职位时定下的目标。诚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所说 [64] ：
专制之国的势力范围，官僚制度的无限威力，是愈发走向极致了。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均有管制；一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天朝的密切监视之下。这是一个充满官样文章和烦恼的政权，无穷无尽的官样文章，无穷无尽的烦恼。
别被这段文字给愚弄了：白乐日描述的是明朝的情况。大明王朝开国之君洪武帝的行为 [65] ，为我们展示了扼杀经济的最佳范例：未经政府许可，禁止所有贸易和出行；强迫商户每个月登记一次商品库存；吩咐农民只能耕种自己要消费的作物，不得上市场进行买卖；纵容通货膨胀，将纸币贬值到从前的万分之一。其后继位的永乐大帝又为这份项目单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大费周章地迁都；维持庞大的军队；攻打越南宣告失败；让最受宠信的太监掌管巨型国家舰队远洋出海，舰队上载着27000名乘客、5个占星家和一头长颈鹿，之后，又因为这次使命没能赚到钱，一怒之下禁止所有人造船，不得与外国通商。 [66]
不过，中华民族是热切渴望跟世界通商的。16世纪，葡萄牙战舰从澳门带着丝绸到日本去换白银。17世纪，附近沿海的舢板偷偷下海，载着丝绸、棉花、瓷器、火药、水银、铜、核桃和茶叶抵达马尼拉。在那儿，它们会跟一艘西班牙大帆船接头，西班牙大船上装满了秘鲁波托西矿山开采出的白银 [67] ，从阿卡普尔科横穿了太平洋而来。明朝末年，连续3年，阿卡普尔科驶来的帆船都遇上了海难，令明朝出现了白银匮乏的局面，国力大减；与此同时，满族商人却靠着和日本、韩国进行商品贸易赚来的钱资助战争，并最终夺了天下——一切皆非偶然。
一部分问题在于，中国工匠没法像欧洲人常做的那样，逃到更宽容的统治者或者更投缘的共和国去干活。由于半岛众多，山脉庞杂，欧洲比中国更难统一：这一点，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兰西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有拿破仑，或者希特勒。罗马人曾短暂统一欧洲，结果跟明朝别无二致：停滞和官僚主义。在皇帝戴克里先的统治下（跟明朝永乐一样），“收税人变得比纳税人都多”，史学家拉克坦修斯（Lactantius）说。 [68] 此外，“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都受成群的总督和蜂拥的独裁官压迫；此外，他们还给独裁官加上了无数的收税员、书记和助理。”
那以后，欧洲陷入了四分五裂状态，不同的国家彼此交战。所以，欧洲人随时可以拔腿就走：有时是逃离残忍的统治者，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和西班牙的犹太人就是这么做的；有时是受雄心百丈的统治者所吸引，有时是为了投奔共和制度带来的自由。意大利人哥伦布放弃了游说葡萄牙，掉头又可以去西班牙碰运气。斯福扎家族（The Sforzas）吸引工程技术人员到米兰；路易十一诱惑意大利丝绸制造商到里昂设厂；发明印刷机的约翰·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为了寻找投资人，从美因茨搬到斯特拉斯堡；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 Adolphus）听从一个名叫路易斯·德·耶尔的瓦隆人劝说，创建了瑞典的钢铁工业；法国当局付了发明飞梭的英国人约翰·凯（John Kay）每年2500里弗尔，到诺曼底巡回展示他的机器。18世纪初出现过一起特别怪异的产业偷盗案例，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大力王囚禁了一个途经本国的骗子，免得他落入别国之手，结果，却意想不到地垄断了瓷器制造业。这骗子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 [69] ，他说自己能制造黄金，当然造不出来喽。不过，他完善了同行的工艺，制造出精美的瓷器，指望以此换回自由。哪知道奥古斯却更加牢靠地把他锁进了梅森山顶的城堡里，让他大量制造茶壶和花瓶。简而言之，竞争是欧洲实现工业化的巨大动力，也从国家和企业层面上，对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起到了牵制作用。
再次废除谷物法
荷兰人是欧洲政治分裂状态的最大受益者。截至1670年，荷兰人既不受君主的统治，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可他们支配了整个欧洲的国际贸易，他们的商船队比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诸国加起来还大。 [70] 他们从波罗的海带来粮食，从北海带来青鱼，从北极带来鲸脂，从南欧带来红酒和水果，从东方带来香料，当然也把自己的制成品带给任何想要的人。通过高效的船舶制造技术（不光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发现的造船厂里的新型劳动分工），他们使其他各项运输成本下降了1/3还多。但好运并未持续太久。短短一个世纪，路易十四和其他君主通过一连串的战争、重商主义式的报复行动和高税收，结束了荷兰人的黄金时代。人们利用自由贸易提高生活水平的又一轮尝试落了空。好在欧洲不像早早实现大一统的中国，令其他人拾起了接力棒——尤以英国人为最。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最幸运的地方在于，正当国内工业起飞的时候，罗伯特·皮尔 [71] 投入了自由贸易的怀抱，而同时期中国明朝的永乐大帝却禁止它。1846~1860年，英方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放市场，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贸易自由度。它废除了谷物法，结束了航海条例，取消了所有关税，跟法国以及履行“最惠国”原则（也就是适用于交易各方的自由化）的国家签署贸易条约。降低关税顿时像病毒一般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真正的全球自由贸易终于到来了——一场全球参与的大型腓尼基试验。所以，到了这个关键时刻，美洲得以专注于为英国和欧洲提供粮食与纤维，英国和欧洲则进一步专注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工业制成品。双方都得了好处。比如，到1920年，伦敦人吃的牛肉80%都是进口的，其中大部分来自阿根廷，也因此阿根廷得以跻身于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列。普拉特河（River Plate）的河口两岸成了巨大的屠宰场 [72] ，把宰好的牛肉做成罐头并加以腌制、风干以供出口，乌拉圭小城弗赖·本托斯（Fray Bentos）的镇名在英国竟成了肉罐头的代名词。
来自历史的信息是如此的明显——自由贸易能实现共同繁荣，而保护主义导致贫困，要是有人偏偏不肯这么想，简直荒唐。还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这样的局面：打开了国境做贸易，最后居然变得更穷了（强迫进行奴隶或毒品贸易，恐怕是另一个问题）。自由贸易适合所有的国家，哪怕你搞自由贸易，而你的邻国不搞自由贸易。想想看：你所在的街道愿意接受其他街道的产品，而这些街道却只接受自己的产品，谁会是输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却有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想叫邻居沦为乞丐。 [73] 20世纪30年代，由于货币贬值、失业率上升，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试图实现自给自足，替代进口货，如伊奥纳·梅塔克萨斯任总理时的希腊、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之后的美国。1929~1934年，全球贸易下降了2/3。在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英国殖民政府为保护小麦农户、棉花制造商和食糖生产厂家，向澳大利亚、日本和爪哇的廉价进口货征收关税。结果，保护主义的措施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1929年之后的5年里，日本丝绸出口量从总产量的36%降到了13%。人口迅速增长，货品出口和移民机会却急剧萎缩，也难怪日本政府改走帝国扩张路线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拉美大陆受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影响（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李嘉图的逻辑漏洞），纷纷放弃自由贸易路线，结果陷入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印度在其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也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关闭贸易边境，指望靠着替代进口货实现繁荣，它同样陷入了停滞。但人们还是不断尝试着：霍查治下的阿尔巴尼亚、菲德尔·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所有施行保护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沉重打击。而选择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还有稍后的毛里求斯，则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20世纪后期改弦易辙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智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印度以及最近的乌干达和加纳。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中国在20年里把进口关税从55%降到了10%，从保护主义风气极盛的国家，转眼变成了全世界最开放的市场。 [74] 结果，世界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这正应了经济学家约翰·诺伯格（Johann Norberg）的说法：贸易就像一台神奇的机器，能把土豆变成电脑，或者，能把你手里有的任何东西变成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那么，谁不希望拥有这样一台机器听凭自己使唤呢？
举例来说，贸易能够改变非洲的前景。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非洲的采购额翻了4倍（尚不包括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21世纪最初10年，再次翻了4倍，但这个数字仍然只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从打开国门跟非洲大陆进行贸易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让欧洲和美国相形见绌了。美欧实行的农业补贴，对棉花、食糖、大米和其他产品的进口关税，令非洲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 [75] ，是对非援助预算的整整12倍。
诚然，贸易确实也有一定的破坏性。廉价进口商品可以摧毁国内的工作岗位——但与此同时，它们替消费者省下钱来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从而在国内国外创造出了更多新的就业岗位。要是欧洲人发现越南造的鞋更便宜，那么他们就能有更多的钱花在美容美发上，于是欧洲人就能在美发沙龙找到更多良好的工作机会，鞋厂里的枯燥岗位则减少了。自然，厂商会继续寻找能容忍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的国家——尽管，西方活动家们会提出抗议，可厂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些后进国家（这些国家也是最需要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地方）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与其说这是“逐底”竞争，倒不如说这是“提高最低水平”的竞争。例如，耐克在越南的血汗工厂支付的工资是当地国有工厂的3倍，而且有着好得多的设施。它带动了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贸易和外包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童工自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一半，如果说它真的降低了生活水平，童工肯定会更多才对。
城市的示范效应
贸易把人们吸引到城市，贫民窟激增。这难道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吗？不。在浪漫派诗人看来，工业革命的碾碎机大概面目可憎；但对年轻人来说，与其在农村的一小块土地上卖命挣扎，住在肮脏又拥挤的茅草棚里，城市的灯塔里却到处闪耀着希望的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福特·马克多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在《伦敦的灵魂》（The Soul of London）一书中赞美道 [76] ，在富人眼里，城市似乎拥挤又肮脏，可在劳动阶层眼里，它是解放和创业的天堂呢。
去问问现代的印度妇女，为什么她想离开农村的家乡到孟买的贫民窟去？因为城市里除了各种危险和肮脏，还代表着机会，逃离她故土农村的机会：故乡只有苦差，没有薪资；家族的控制让人窒息；还得顶着毒辣的太阳或者倾盆的暴雨在田里干活。正如亨利·福特说，他发明汽车的动力，是要逃离“中西部农场令人崩溃的苦闷生活”；也正如印裔美籍作家苏科图·梅塔（Suketa Mehta）所说 [77] ：“对印度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孟买的魅力不光在钱上，它还意味着自由。”
放眼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农民们如潮水般离开土地迁徙到城市，找到劳动有报酬的工作。对许多满怀泥土乡愁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股令人遗憾的发展趋势。许多慈善机构和援助机构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维持农村的生活，打消他们迁往城市的念头。“我在发达国家的诸多同代人，”斯图尔特·布兰德说 [78] ，“认为自给自足地务农是件浪漫又环保的事，但实际上，它是贫困的陷阱，也是一场环境灾难。”可内罗毕（肯尼亚首都）、圣保罗（巴西第一大城市和港口）的贫民窟肯定比宁静的乡村更糟糕吧？搬到那儿去的人们可不这么想。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用脚投票，雄辩地表达出对城市的热爱，因为城市里不管生活条件多么贫穷，始终都充满机会，也有更大的自由。“跟留在乡下的同龄人相比，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好得多。”加纳首都阿克拉一位每天挣4美元的教师德里约·奎西·安德鲁说。 [79] 农村的自给自足只不过是浪漫的海市蜃楼，城市的机会才是人们想要的。2008年，全世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经济进步的一项衡量标准：超过一半的人口脱离了自给自足，去探索以集体大脑为基础的生活所充满的无穷可能性。2/3的经济增长都出现在城市。
不久前，人口统计学家还以为，随着住在宁静郊区的人们开始远程办公，新技术会把城市变成空心地带。但这一幕并没有发生——哪怕是在金融等轻型产业，人们也喜欢在玻璃高塔里跟彼此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完成交换 [80] 和各自的专业工作，而且，他们还愿意支付高得荒谬的租金来这么做。2025年，恐怕会有50亿人住在城市里（农村人口实际上会很快下降），有8座特大城市的人口都将超过2000万：东京、孟买、德里、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纽约和加尔各答。对地球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和乡村居民比起来，城市居民占用的空间较小，使用的能源更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小。世界城市容纳了全球半数人口，但它们的面积还不到全球陆地面积的3%。美国的一些环保主义者兴许讨厌“城市扩张”，但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愿望正好相反：村庄越来越空旷，人们住在越来越密集的水泥森林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说道 [81] ：“梭罗错了。农村生活不是照料地球的正确方式。我们能为这个星球做的最大努力，就是修建更多的摩天大楼。”
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德里市中心的出租车上过了一个“热得臭烘烘”的晚上，有了一番感悟。 [82] “有了人，街道似乎活泼起来。人们吃饭，人们洗涤，人们睡觉，人们游览、争吵和尖叫。人们朝着出租车车窗伸出手来，乞讨。人们拉，人们撒。人们挤在公交上。人们放牧牲畜。人，人，人，人。”就是这位埃尔利希，跟许多受了文化冲击的西方人一样，认为世界上“人太多了”（引自他书里的章节标题）。不管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兴许最后都会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泡影。他说得对吗？该是时候理解陈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了。
[1] O’Rourke，P.J.2007.On The Wealth of Nations.Adantic Monthly Press.
[2] Goklany，I.2009.Electronic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www.ejsd.org.
[3] 每条面包用面粉半千克，每英亩产量是3500千克，每天收割8英亩=560000条面包。这些数字是我的同事从我家农场上算出来的。
[4] Stein，G.J.and Ozbal，R.2006.A tale of two Oikumenai：variation in the expansionary dynamics of‘Ubaid.and Uruk Mesopotamia.Pp.356-70 in Stone，E.C.（ed.）Settlement and Society：Ecology，Urbanism，Trade and Technology in Mesopotamia and Beyond（Robert McC.Adams Festschrift）.Los Angeles，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5] Stein，G.J.and Ozbal，R.2006.A tale of two Oikumenai：variation in the expansionary dynamics of‘Ubaid.and Uruk Mesopotamia.Pp.356-70 in：Stone，E.C.（ed.）Settlement and Society：Ecology，Urbanism，Trade and Technology in Mesopotamia and Beyond（Robert McC.Adams Festschrift）.Los Angeles，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6] Basu，S.，Dickhaut，J.W.，Hecht，G.，Towry，K.L.and Waymire，G.B.2007.Recordkeeping alters economic history by promoting reciprocity.PNAS 106：1009-14.
[7] 图拉真，罗马帝国皇帝，罗马帝国五贤帝之一，统治时期是98～117年。他在位时立下显赫的武功，使罗马帝国的版图在他的统治下达到了极盛。——译者注
[8] 帕提亚帝国是伊朗古代奴隶制王国，建于公元前247年。——译者注
[9] 阿巴斯王朝是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王朝，为阿拉伯的黄金时代。——译者注
[10] 帖木儿帝国，1370～1507年，是帖木儿于1370年开创的帝国。——译者注
[11] 我偶然想起一件怪事：有两个故事完全主导了我接受的教育：《圣经》故事和罗马故事。它们都是很令人失望的历史案例。前者讲的是一个暧昧、暴力且相当偏执的部落故事，它后来的继承者们围着神学导师呆呆凝视了几千年，而同一时期，这个部落的邻国，腓尼基人、非利士人、迦南人、吕底亚人和希腊人，却分别发明了航海贸易、铁、字母表、硬币和几何学。后者讲的是一个野蛮暴力的民族，创建了大帝国，对善于经商的邻国加以制度化地掠夺，在长达500年的历史里，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发明出来过，还在事实上降低了公民的生活水平，到帝国覆灭的时候，全国几乎都没有能识字的人了。我说得有点夸张，但历史上比耶稣基督或者恺撒有趣的人物多的是啊。
[12] Carneiro，R.L.1970.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Science 169：733-8.
[13] Moore，K.and Lewis，D.2000.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Empire.Financial Times/Prentice Hall.
[14] Quoted by Sally Greene in 1981，introduction to illustrated edition of Man Makes Himself.Childe，V.Gordon.1956.Pitman Publishing.
[15] 巴基斯坦西部一沙漠地带，以伊朗、阿富汗和阿拉伯海为界。——译者注
[16] Ratnagar，S.2004.Trading Encounters：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Indus in the Bronze 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dia.
[17] Possehl，G.L.2002.The Indus Civilization：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Rowman AltaMira.
[18] Haas，j.and Creamer，W.2006.Crucible of Andean civilization：The Peruvian coast from 3000 to 1800 bc.Current Anthropology 47：745-75.
[19] 这里没有探讨中国的例子，原因很简单，中华文明的关键时刻“龙山文化”，人们知道得还很少，对出现了多少贸易就更不清楚了。
[20] Aubet，M.E.2001.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1] Childe，V.G.1956/1981.Man Makes Himself.Moonraker Press.
[22] Moore，K.and Lewis，D.2000.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Empire.Pearson.
[23] Chanda，N.2007.Bound Together：How Traders，Preachers，Adventurers and Warriors Shaped Globalis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4] Aubet，M.E.2001.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5] 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一古代部族。——译者注
[26] Hoist，S.2006.Phoenicians：Lebanon’s Epic Heritage.Sierra Sunrise Publishing.
[27] 三者均为古代腓尼基的著名城市。——译者注
[28] Aubet，M.E.2001.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9] Cadiz，西班牙南部直布罗陀西北的一座城市。——译者注
[30] Aubet，M.E.2001.The Phoenicians and the West.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1] Brook，T.2008.Vermeer’s Hat.Profile Books.
[32] Bolyanatz，A.H.2004.Pacific Romanticism：Tahiti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33] 坎尼是意大利东南部一古城，公元216年，罗马和迦太基决战于此，迦太基军队大败。——译者注
[34] 这一观点最早可追溯回休谟的《大不列颠史》（History of Great Britain），新近诺斯再做了阐释。
[35] Cunliffe，B.2001.The Extraordinary Voyage of Pytheas the Greek.Penguin.
[36] first among equals，这是提及希腊民主制度时一个常用说法，亦译作“平辈之首”。——译者注
[37] Kealey，T.2008.Sex，Science and Profits.Random House.
[38] Khanna，V.S.2005.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Corporate Form in Ancient India（1 November 2005）.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Network.
[39] Maddison，A.2006.The World Economy.OECD Publishing.
[40] Carney，T.F.1975.The Shape of the Past.Coronado Press.
[41] Moore，K.and Lewis，D.2000.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Empire.Pearson.
[42] Chanda，N.2007.Bound Together：How Traders，Preachers，Adventurers and Warriors Shaped Globalis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43] 戴克里先是公元3世纪的罗马皇帝，为了有效地统一罗马帝国，他要求所有罗马公民信奉同一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迫害基督教徒，钳制了思想的交流。——译者注
[44] 日尔曼民族的一支，破坏罗马文明的主力。——译者注
[45] Kohn，M.2008.How and why economies develop and grow：lessons from preindustrial Europe and China.Unpublished manuscript.
[46] Flecker，M.2001.A 9th-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29：199-217.
[47] 现伊拉克东南部港口。——译者注
[48] Norberg，j.2006.When Man Created the World.Published in Swedish as Nar mdnniskan skapade varlden.Timbro.
[49] Greif，A.2006.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0] 马格里布是古代阿拉伯人对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所在地区的总称，又称柏柏尔地区。——译者注
[51] Ferguson，N.2008.The Ascent of Money.Allen Lane.
[52] Chanda，N.2007.Bound Together：How Traders，Preachers，Adventurers and Warriors Shaped Globalisa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
[53] Jan van Eyck，尼德兰画家，早期尼德兰画派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也是15世纪北欧后哥特式绘画的创始人，尼德兰文艺复兴美术的奠基者。——译者注
[54] Maddison，A.2006.The World Economy.OECD Publishing.
[55] Kohn，M.2008.How and why economies develop and grow：lessons from preindustrial Europe and China.Unpublished manuscript.
[56] Maddison，A.2006.The World Economy.OECD Publishing.
[57] Baumol，W.2002.The Free-market Innovation Machin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8] Durand，J.1960.The population statistics of China，A.D.2-1953.Population Studies 13：209-56.
[59] Findlay，R.and O’Rourke，K.H.2007.Power and Plenty：Trade，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0] Turchin，P.2003.Historical Dynamic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61] 请注意，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这样：政府对住房政策、利率和汇率管理不当，就跟企业对风险管理不当时承受的责任一样大。我希望有更多篇幅来更详尽地讨论这一点，但读者可参见Northcote Parkinson，Mancur Olson，Gordon Tullock和Deepak Lai的相关作品。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公司不会十全十美（确实如此），但却以为政府机构是完美的（它们当然不是）。
[62] Landes，D.1998.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Little，Brown.
[63] 也即大兴文字狱。——译者注
[64] Balazs，E.quoted in Landes，D.1998.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Little，Brown.
[65] Brook，T.1998.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66] 作者这里引述的史料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例如：郑和下西洋的使命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有着深远的政治目的；海禁政策是朱元璋时代就开始严厉执行的。关于这部分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不妨阅读更多的相关资料。——译者注
[67] Brook，T.2008.Vermeer’s Hat.Profile Books.
[68] F.A.1955.Roots of economic understanding.The Freeman vol.5，issue 11.http://www.thefreemanonline.org/columns/roots-of-economic-understanding.
[69] Gleason，J.1998.The Arcanum.Bantam Press.
[70] Blanning，T.2007.The Pursuit of Glory.Penguin.
[71] Robert Peel，英国政治家，保守党奠基人，时任英国内务大臣。——译者注
[72] Edgerton，D.2006.The Shock of the Old：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Profile Books.
[73] Findlay，R.and O’Rourke，K.H.2007.Power and Plenty：Trade，War and the World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4] Lai，D.2006.Reviving the Invisible Ha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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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Ford，F.M.1905.The Soul of London.Alston 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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