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的观察，众人怀有希望时他却心怀绝望的，会给一大群人赞美成贤者。众人绝望时他却心怀希望的 [1] ，反倒享受不了这个待遇。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论“完美性”之讲演》（Speech on“perfectibility”）
美国空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2]
连续不断的悲观鼓声，总是盖过我在本书里高唱的这首胜利之歌。要是你说世界正越变越好，人们会嘲笑你天真而麻木。如果你说世界未来还会越变越好，大家恐怕更觉得你疯了呢。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这么试了一回 [3] ，结果给人扣上了各种帽子：蠢蛋、罪犯、老顽固、异想天开。可西蒙的书里不存在任何重大错误。21世纪初，丹麦教授比约恩·隆伯格（Bjrn Lomborg）又试了一回 [4] ，丹麦国家科学院竟依照《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一篇错漏百出的评论，临时“认定”他在科学上不诚实，可科学院既没举出任何实质性的例子，也没给他机会自我辩白。隆伯格的书里也不存在任何重大错误。哈耶克说得好 [5] ：“对进步的善行怀有信心，逐渐成了心灵浅薄的标志。”
另一方面，如果你说大难将至，说不定能得到麦克阿瑟天才奖，甚至诺贝尔和平奖呢。书店被悲观主义的通灵塔压得呻吟不止，电波里充斥着末日的宣言。打从长大成人以后，我听过各种各样固执的预言：贫困日益加剧，饥荒就要到来，沙漠不停扩大，瘟疫迫在眉睫，水源战争即将打响，石油枯竭不可避免，矿产短缺，精子数量下降，臭氧层变薄，雨水酸化，核冬天，疯牛病蔓延，Y2K计算机漏洞，杀人蜂，变性鱼，全球变暖，海洋酸化，甚至小行星撞击……它们要把眼下这支愉快的发展小曲狠狠地结束掉。每一回，这样那样的大恐慌无不得到了沉着稳重、受人尊敬、铁面无私的精英们庄严附和，并被媒体歇斯底里地疯狂转发。每一回，我都记得有人急迫地规劝我：不赶快放弃经济发展的愚蠢目标，世界上就没人能生存啦。
尽管悲观主义盛行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悲观主义存在却一如既往。20世纪60年代，排在大难榜首的是人口爆炸和全球饥荒，70年代是资源枯竭，80年代是酸雨，90年代是瘟疫，21世纪初是全球变暖。这些恐慌（除了最后一个）全都来了又走了。我们只是运气太好吗？从前有个老段子：有个人从摩天大楼跌了下来，已经落到了二楼，马上就要摔在地上了，他却想着，“到目前为止很好！”我们是跟这人一样，还是悲观主义本来就不切实际？
我们姑且先承认悲观主义者所说的，倘若世界继续像这样下去，大难必将终结全人类。他们说得没错。倘若所有的运输都依赖石油，石油耗尽了，运输也就中断了。倘若农业继续依靠灌溉，等地球的蓄水层枯竭了，饥荒就会出现。但请注意这里的前提条件：“倘若”。世界不会继续像这样下去。这是人类进步的所有意义，文化演进的一切信息，动态变化的重中之重——也是本书尝试传达的核心观点。真正的危险来自变化放缓。我以为，人类已经成了一台集体的问题解决机，它通过不断变化来解决问题。它靠着市场驱动的发明创造来实现这一结果：一样东西稀缺，价格就提高，价格提高鼓励人们开发替代品，提高这样东西的使用效率。历史上经常发生这一幕。鲸鱼变少之后，人们就不再使用鱼油来点灯，而改用了石油。（沃伦·迈耶说过 [6] ，绿色和平组织的每一家办事处，都该挂一张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的画像。）悲观主义者错用了外推法：他们以为未来无非就是规模和范围更为庞大的过去。赫布·斯坦（Herb Stein）从前说过：“要是某件事情不能永远持续下去，那它就不会。”
举例来说，2008年，环保人士莱斯特·布朗对未来表示悲观 [7] ：
比方说吧，每个中国人以美国目前的速度消耗纸张，那么到2030年时，14.6亿的中国人需要使用如今世界纸张年产量的两倍。这样一来，全世界的森林就没啦。如果我们假设2030年时中国每4个人拥有3辆汽车，就跟现在的美国一样，那么中国需要11亿辆汽车。全世界现在才只有8.6亿辆汽车。为提供必要的道路、高速公路和停车场，中国要给相当于眼下全国水稻田总面积的土地铺上水泥。到2030年，中国每天需要9800万桶石油。世界目前的石油产量是每天8500万桶，这个产量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再提高了。所以，全世界的石油储备也就没啦。
布朗和他的推论完全正确，但从前那个预测1950年时伦敦街头将堆满高达10英尺马粪的人同样正确（当然，此事恐为谬传）。1943年，IBM公司创始人托马斯·沃森说，全世界总共只需要5台电脑，他说得对；1977年，迪吉多数字设备公司创始人肯·奥尔森（Ken Olson）说，“总没理由什么人都想在家里拥有一台电脑吧”，他同样说得对。在这两人发表上述言论的时代，电脑重达1吨，昂贵得匪夷所思，他们的话千真万确。就连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和英国政府太空顾问也说，太空旅行是“胡言乱语”，是“彻头彻脑的疯话”（那时，苏联的斯普特尼号人造卫星马上就要上天了），他们也都没有错；只不过，话刚说完，世界就变了。同样道理，莱斯特·布朗那样的预言也不可能成真。到2030年，人们会更加节省地使用纸张和石油，要不然，就是有别的什么东西取代它们，土地也会提高使用效率。要不然怎么办？不让中国走向繁荣？问题不该是“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像这样下去？”，因为答案很明显是“不能”。我们要问的是，如何才能鼓励、推动必要的变革洪流，让中国人、印度人，甚至非洲人，都过得像今天的美国人那么欣欣向荣。
坏消息简史
有人倾向于认为眼下的悲观情绪是新出现的，是自广岛挨了核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人类对技术和进步产生的消化不良。历史却否认了这种看法。悲观主义者从来就无处不在，而且总能得到人们的盛情赞美。 [8] “自从某几本书籍和小册子出版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5年，”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写道 [9] ，“它们佯装要说明国家的财富正飞速衰退、人口减少、农业萧条、制造溃败、贸易破灭。”
以1830年为例。这一年，北欧和北美人民过着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整整一代人，首次享受到了10年以上的和平岁月，新颖的发明、发现和技术（“technology”，也就是技术这个词，就是这一年刚刚造出来的）层出不穷：蒸汽船、棉花织布机、吊桥、伊利运河、波特兰水泥、电动马达、摄影术、傅立叶分析。以今之眼光回望，那是一个孕育着各种可能性、正准备爆发进入现代化的世界。要是你出生在那时，你会过上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睿智、越来越安全的生活。
可1830年洋溢着乐观的基调吗？不，它跟今天一样：悲观态度大行其道。打着“摇摆舰长”（Captain Swing）旗号的活动家们对待1830年脱粒机的方式方法，跟20世纪90年代对待转基因作物一模一样：使劲破坏。数不尽的人喧嚣着抗议当年刚修通的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认为火车经过会令怀孕的马匹流产。还有人嘲笑火车的速度：“说火车头速度能比马车快两倍，还有什么样的设想能比这更荒唐可笑呢！”《季度评论》（Quarterly Review）叫嚷道 [10] ，“我们相信，国会会把铁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8~9英里。”（英国教育家阿诺德博士对第一台蒸汽火车的态度比较开明 [11] ：“我很高兴看到它，我认为，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830这一年，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刚刚出版了一本书 [12] ，名叫“对话论”（Thomas More；or，Colloquies o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ociety）。在书里，他想象另一个自己陪伴都铎王朝《乌托邦》（Utopia）一书作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鬼魂，环行英格兰湖区。骚塞借由莫尔的鬼魂之口，怒斥英格兰人民的现实选择，尤其是那些离开了带着玫瑰花色彩的乡间农舍、跑到工业化城市沉闷的公寓房和工厂的人。他抱怨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比亨利八世甚至恺撒和亚瑟王时代还糟糕：
例如，看看城镇和乡村里的平民大众吧——在整个社会里占有庞大的比例！他们的身体欲望得到更好、更轻松的补给了吗？他们少受天灾人祸了吗？跟圈地运动没开始、全国一半的地方都是森林时相比，他们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时代更快乐了吗？他们老年时过得更舒服了吗？得到更妥帖的照料了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恶化……过去一千年来的改变，（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啊。
骚塞不光贬低当前，还痛斥未来。他（借助自己虚构的莫尔鬼魂）预测即将发生的苦难、饥荒、文艺和宗教的衰落。回想起来，这篇声讨文字的发表时机是相当令人欢欣的，不光技术，还有生活水平，都拉开了非凡的大突破序幕，实现了持续整整两百年的空前爆炸。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众的预期寿命飞速提高，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购买力暴增，选择范围越来越大。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贫穷的非熟练技术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30年里大致翻了一番，这可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世界各国都羡慕地看着英国，说：“我也想要那样。”但在反动、保守又怀旧的罗伯特·骚塞看来，未来只会越来越糟糕。他一定会冲在当代环保运动的最前列，哀叹世界贸易，责难消费主义，为技术感到绝望，渴望回到可爱英格兰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人们吃着本地产的有机蔬菜，跳着圆舞曲，自己剪羊毛，去度假时不会堵在通往机场的路上。现代哲学家约翰·格雷 [13] （John Gray）就跟骚塞的意见一样，他说开放式的经济增长是“摆在受苦受难的人类面前最庸俗的理想”。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 [14] 是一位诗人，写过《霍雷修斯》（Horatius）以及其他一些著名小品。1830年1月，他在《爱丁堡评论》上语气委婉地对骚塞的作品提出了批评。他说，乡下农民的生活没什么诗情画意，反倒贫穷得可怕；工厂城镇的日子好过许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蜂拥而去。苏塞克斯农村的贫困率是20%，工业化的西约克郡这一数字却只有5%。他批评道：
说到制造体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请务必允许我们使用一种在充满想象力的骚塞先生看来过分庸俗和粗鲁的标准来衡量它：也就是出生率和死亡率。我们知道，在这套残忍体系的发展期间，用骚塞先生的话来说，也就是这种新的苦难和新的暴行里，这可怕时代的诞生之际，这但凡心灵尚未干枯、理解力未遭蒙蔽者都无法赞许的祸害当中，死亡率却大幅降低，而且，工业化城镇死亡率降得比别处都要快。
说到过去的生活更好这一主题，麦考莱激动了起来：
倘若1720年有任何人告诉在大崩溃之后陷入困惑和恐怖的议会说，等到了1830年，英格兰的财富将超过他们最狂野的梦想……死亡率会降到当时的一半……公共马车24小时里就能从伦敦跑到约克，人习惯了船只没有风也能航海，不靠马拉也可搭乘车辆，我们的祖先一定会以嘲弄的态度对待这个预言，就像他们嘲笑《格列佛游记》那样。可这个预言却成了真。
25年之后，他又在自己所著的《英国史》（History of England）里 [15] 继续说：
我们，也会轮到被超越的时候，那时，心怀嫉妒的可就是我们了。到了20世纪，多塞特郡的农民或许认为自己一星期挣20先令很可怜；格林尼治的木匠一天能收到10个先令；体力工人吃饭没肉就不习惯，而现在他们吃的是黑麦面包；公共卫生监督和医学发明或许又为人类增加了好几年的平均寿命；每一个勤奋节俭的工人都能享受大量现在闻所未闻的舒适和奢华。
麦考莱的预言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它太过乐观，而在于它简直太谨慎了。上个星期，我搭乘“公共马车”（就是火车啦），两个小时就从伦敦到达约克郡，根本不用24小时；我吃了一份上车前在火车站买的芒果加小龙虾外卖（用了3.6英镑）。此前的一周，我不靠风力，用了7个小时从伦敦远行（搭乘飞机）到了纽约，一路上都在看丹尼尔·戴-刘易斯演的电影《血色将至》（There Will Be Blood），看他在油田里打滚。今天，我驾驶着我信赖的丰田汽车（不用马拉），听着舒伯特的歌曲，15分钟赶了10英里的路。多塞特的农民要是一周只挣20先令（按今天的币值，相当于70英镑），的确会认为自己过得糟糕透顶。卫生和医疗并未像麦考莱贸然预言那样给人类添了几年的平均寿命，而是让它翻了一倍。至于说舒适和奢华嘛，哪怕懒惰又挥霍无度的工人，也拥有电视和冰箱，更不用说勤劳节俭的工人了。
转折点迷恋症
麦考莱在1830年说 [16] ：“我们没法斩钉截铁地证明，那些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到达转折点、我们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的人错了。但此前所有这么说的人，全都明明白白地错了。”所以，也可以说，那以后这么说的人也都错了。每一代的悲观主义者似乎都碰到了决定性时刻、引爆点、阈值和极点。每10年总有一轮新的悲观主义者冒出来兴风作浪，面不改色地断言说，自己站在了历史杠杆的平衡点上。1875~1925年这整整50年里，欧洲人生活水平飙升至从前难以想象的水平，电力、汽车、打字机和电影、互助协会和大学、室内厕所和疫苗纷纷朝着民众的生活施加改良的影响力，知识分子们却仍然沉迷于衰退、堕落和灾难。就像麦考莱说的那样，他们一次次地哭诉，社会到了转折点啦，我们的好日子到头啦。
19世纪90年代，有一本超级畅销书《堕落》（Degeneration），作者是德国人马克斯·诺尔道 [17] （Max Nordau），它描绘了一幅犯罪、移民和城市化令社会道德崩溃的场景：“我们置身于瘟疫当中，一种堕落和歇斯底里的黑死病。”1901年的美国畅销书是查尔斯·瓦格纳（Charles Wagner）的《简单生活》（The Simple Life），书中认为，人们已经受够了物质主义，很快就要迁徙回农场了。1914年，英国的罗伯特·特莱塞尔（Robert Tressell）在遗著《穿破裤子的慈善家》（The Ragged 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把自己的祖国说成是“一个无知、愚钝、半饥半饱、精神堕落的颓废者之国”。1900年以后，优生学狂热地席卷全球，同时受到左翼和右翼的热情拥抱，不光独裁统治下的德国，就连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接受了“穷人和智力低下者的过度繁殖会导致血统堕落”的假设前提，通过了大量偏执而残忍的法律。“今天采用严厉的措施，可以避免未来的大灾难。”（听起来耳熟吗？）围绕这一想法，学术界达成了极大的共识。“低能者的繁殖，”1910年，温斯顿·丘吉尔在致首相的一份备忘录里写道 [18] ，“对人种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威胁。”西奥多·罗斯福说得更直白 [19] ：“我很希望可以彻底阻止错误的人生育和繁殖，一旦这些人的邪恶本性大白天下，就应该这么做。应当给罪犯做绝育手术，禁止智力低下者留下后代。”最终，优生学给人类成员造成的伤害，远远多过了它意图打击的邪恶。诚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所说 [20] ，“为了追求统治者声称是自己责任的某个遥远社会目标，无视如今尚在人间的诸多个体的偏好和利益，是历代人民苦难的共同根源。”
在璀璨的爱德华时代 [21] 临近尾声时，知识分子们说，他们需要更多的政府管制，世界大战微不足道。那以后，通货膨胀、失业、大萧条、法西斯主义接踵而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悲观主义的借口更多了。1918年，亨利·亚当斯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一书里，用圣母玛利亚的灵性能量对比博览会上看到的巨大发电机产生的物质能量，预言文明“最终要降临一场规模浩大的崩溃”。这下子，悲观知识分子们的哀叹构成了一曲嗡嗡作响、连续不断的背景音乐：从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叶芝到奥尔德斯·赫胥黎 [22] 。他们基本上全看错了方向——把金钱和技术视为威胁，却忽视了理想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泛滥成灾。1923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饱受争议的畅销书《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里对着整整一代受自己神秘文章吸引的读者说 [23] ：“乐观主义是懦弱之举。”西方浮士德式的世界，也会跟巴比伦和罗马一样，逐步衰落，独裁的“专制政治”最终会掌权，鲜血将战胜金钱。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和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确升起了专制政治，正着手谋杀数以千万计的民众。到1940年，只有12个国家维持着民主制度。可是，1914~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诚然可怕，却并未阻碍幸存者寿命和健康的改善步伐。1950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尽管打了仗，欧洲人寿命、财富和健康仍然以超乎从前的速度飞快进步着。
糟了还要更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康拉德·阿登纳任总统的西德带领下，欧洲人热情洋溢地追随美国人，走上了自由企业之路。1950年之后，一个和平（大多数时候）、繁荣（很多国家）、休闲（年轻人）和进步（表现为技术变化速度加快）的黄金时代曙光乍现。悲观主义者消失了吗？人人都高兴吗？唉，他们还是老样子。1942年，乔治·奥威尔写了一篇文章，抱怨机器时代的精神空虚，1948年又写了一本小说 [24] 告诫人们要当心极权政治的未来。20世纪后半叶悲观预言的洪流就跟同期的所有东西一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厄运预言一个接着一个：核战争、污染、人口过多、饥荒、疾病、暴力、灰雾、技术报复人类——计算机不能处理2000年（也即“千年虫”事件），文明的混乱必将到达顶峰。还记得这些吗？
不妨想想《21世纪议程》（Agenda 21）的开场白 [25] ，这是1992年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领导人签署的一份长达600页的末世挽歌：“人类站在了历史的关键时刻。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差距持续存在，贫困、饥饿、健康和文盲状况恶化，我们福祉所赖的地球生态系统亦持续退化。”之后的10年，贫穷、饥饿、疾病和文盲急剧减少，其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20世纪90年代，不管从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来看，贫困人口都在下降。可即便在90年代，用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的话来说 [26] ，“发达自由社会里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厌恶”也蔚然成风。利德比特认为，在反动派和激进派之间，在怀旧的贵族、宗教保守派、生态原教旨主义者和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联盟，立志要劝人们保持焦虑和警醒的态度。他们的共同主题是，个人主义、技术和全球化正迅速把我们带向地狱。“几十年来一直塑造着西方时代精神、渴望停滞的社会批评家们”（语出维吉尼亚·波斯特莱尔）震惊于世界的飞速变化，又痛感知识分子的崇高地位给鲁莽的商人败坏，不断抨击新生事物，急盼稳定。“要保持不同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性，必须要有一定的限制。正是因为现代人没能发现这一点，才造成了这些系统的分裂和不稳定。”富裕的环保运动家爱德华·戈德史密斯（Edward Goldsmith）说。 [27] 威尔士亲王说 [28] ，繁荣的代价“就是逐渐损失与自然世界脉搏和节奏保持一致的和谐性”。
今天，喧嚣的鼓声已经变成了刺耳的杂音。现在这一代人享受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多的和平、自由、闲暇时间、教育、医疗、旅游、电影、手机和按摩，却随时随地可能被悲观主义当头来上一棒。最近，在机场的一家书店，我的目光扫过书架上“时事政治”栏，继续朝下看，那儿摆着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芭芭拉·埃伦莱克（Barbara Ehrenreich）、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阿尔·戈尔、约翰·格雷、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乔治·蒙比尔特（George Monbiot）和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等人的书。这些人的观点，多多少少都带有悲观主义色彩：世界是个可怕的地方；它正越变越糟；这主要是商业的罪过；转折点业已到来。我没看到任何一本乐观向上的书。
就连好消息也被打扮成坏消息的样子。反动派和极端分子认为，“选择太多”是一种迫在眉睫的重大危险——超市里陈列着成千上万的产品，每一件产品都在提醒你，你的预算太有限，你根本没法满足自己的需求。这让人堕落，让人感到困惑。“相对琐碎的选择把消费者淹没了。”一位心理学教授说。 [29] 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赫伯特·马尔库塞 [30] （Herbert Marcuse）。马克思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稳步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使之陷入贫困”。马尔库塞否认了这种观点，相反，他提出，资本主义强迫工人阶级过度消费。这个看法在学术讲座上引起共鸣，众人皆点头附和，但在现实世界，这是个纯粹的垃圾说法。每当我走进超市，从来没见过有人会因为无法做出选择而痛苦不堪。我看到的是，人们不停地挑挑选选。
一部分问题出在怀旧上。就算回到公元前8世纪的黄金时代，希腊诗人赫西奥德也在怀念另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 [31] ，那时的人们“惬意而和平地栖居在大地上，拥有许多美好东西”。打从旧石器时代以来，恐怕就没有哪一代人不曾抱怨下一代软弱无能、不曾沉浸在对过去美好回忆里的。现代人对短信和电子邮件分散了注意力的无尽抱怨，其实可以追溯回柏拉图时代：那时候，柏拉图谴责写作摧毁了人们的记忆力 [32] 。“今天的青年”肤浅、自私、娇生惯养、好吃懒做、疯狂自恋、注意力太过涣散，一位评论家说道。他们在网上的虚拟空间花了太多时间，另一位评论家说，他们大脑里的灰质“被一种认知上的毒药 [33] 给灼伤、剥落了，他们丧失了道德心和想象力，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真是废话。显然，每一代人里都有废柴和怪物，但今天的青年跟过去的任何一代人一样，志愿投身慈善活动、创办企业、照料亲人、投身工作。大多数时候，他们眼睛盯着屏幕的时候，其实是沉溺于活跃的社会交际。电脑游戏《模拟人生2》（Sim 2）2004年刚上市的时候，短短10天就卖出了100万份拷贝。在这个游戏里，玩家（多为女孩）以虚拟的身份生活在复杂、逼真、高度社会化的虚拟空间，之后，他们会跟朋友们聊起这个来，没有太多的灼伤和剥落。精神分析学家亚当·菲利普斯 [34] （Adam Phillips）相信：“对越来越多的英美人而言，‘企业文化’意味着过度劳累、焦虑和孤独的生活。竞争把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哪怕小孩子都被逼互相竞争，最终因此生了病。”我有些话想对他说：在工业革命期间，在封建时代，在农业社会，在新石器或狩猎采集的过去，小孩子的工作量都比自由市场的眼下繁重得多，得病的也更多。
“自然的终结”又怎么样呢？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1989年的那本畅销挽歌 [35] 坚持认为转折点已经近在咫尺：“我相信，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迈过了这一转变的极限，我们已经来到了自然的终结。”
或者“迫近的混乱”？1994年，罗伯特·卡普兰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里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后来成了一本畅销书）里告诉世界 [36] ，转折点已经来了，“资源稀缺、犯罪、人口过多、部落主义和疾病正迅速摧毁着地球的社会结构。”他这篇文章的证据基本上就是他发现城市化的西部非洲是一个无法无天、贫穷、不健康，而且相当危险的地方。
或者“我们失窃的未来” [37] ？1996年，一本起着这个名字的书声称，男性精子数量在下降，乳腺癌在增多，大脑变得异常，鱼的性别改变了，这全都是因为合成化学物“干扰了内分泌”，改变了身体的激素平衡。还是老样子，事实证明，这套吓唬人的说法太夸张了：精子数量没有下降，目前也没有发现内分泌受干扰给人类健康造成过什么重大影响。
1995年，本来很杰出的科学家兼作家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中了时髦悲观主义的咒语 [38] ，做出预言：“等到我小儿子迈入退休年龄的时候，世界上半数的物种都将灭绝，空气中充满放射物，海洋被石油污染。”对此，我可以宽慰一下他的儿子们：物种灭绝诚然可怕，但远远不曾到这预言里说的那么严重的地步。就算你采用的是生物学家E.O.威尔森最为悲观的猜测数据，权当每年有27000个物种消亡，100年里也才能达到2.7%的灭绝率（地球上至少有1000万个物种），离60年就灭绝了一半差得远着呢。至于戴蒙担心的其他事情，整体趋势是越来越好，而非越来越糟：他儿子们今天受到的来自武器试验和核事故的放射性威胁，比其父辈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了90%，不到自然环境辐射的1%。早在小戴蒙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海洋里泄漏的石油量就在稳步减少了，自1980年以来减少了90%。
有一个支持末世天启的独创论点靠的是统计学。马丁·里斯（Martin Rees）在《我们的最后世纪》（Our Final Century）中 [39] 引用了理查德·戈特（Richard Gott）的推论：考虑到我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60亿人里的一分子，那么，我或许有理由相信，这个物种长达100万年的演进征途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而不是处在好戏刚刚开演的阶段。如果你从一口瓮里掏出一个数字，上面写着“60”，你大概可以得出结论：这个瓮里有100个数字的可能性比有1000个数字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的厄运是注定了的。不过，我不打算用我在数学类推法上的强项来打击悲观主义者。毕竟，这个星球上不管是有60亿人口，还是有600万人口，悲观主义者们都可以提出完全一样的说辞来。
悲观主义论调一直是票房大热门。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Gregg Easterbrook）称 [40] 这种心态叫“集体性地拒不相信生活会越变越好”。有趣的是，人们并不把这种心态用到自己的生活上：他们往往认为自己会比事实上活得更长，把幸福婚姻维持得更久，更多地外出旅行。 [41] 大约有19%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排得进占全国人口1%的最高收入群体。可调查结果始终表明，人对自己乐观，对社会却悲观。戴恩·斯坦格勒（Dane Stangler）称之 [42] 为“我们全体都具有的一种无意识认知失调”。关于社会和人类物种的未来，人天然地觉得前途黯淡。与之伴随的是人类对风险的厌恶性：大量文献都证实，人们对输掉一笔钱的厌恶感远远比赢得同一笔钱的欣喜感要强烈。 [43] 悲观基因似乎比乐观基因更常见 [44] ：只有20%的人具有显性的羟色胺转运体长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往往天生就爱往光明的一面看。（可能跟乐观性格相关的承担风险意愿也有来自遗传的成分：20%愿意在财务上冒险的男性，都具有7次重复的DRD4基因 [45] 。这一基因在大多数国民均为移民后代的国家更为常见。）
随着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增加，人变得越来越悲观、越来越害怕新生事物。悲观主义里蕴涵着巨大的利益啊。要是慈善机构说情况越变越好，它肯定筹不到钱。要是记者跟编辑说，自己打算写一篇文章，谈一谈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不大，这文章肯定上不了头版。好消息不是新闻，所以媒体扩音器对任何政治家都不看好，记者和活动家们也都振振有词地警告大难即将来临。故此，施压团体及其媒体客户竭尽全力寻找哪怕是最只鳞片爪的厄运统计资料。就在我为这段话写下初稿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早间新闻便报道说 [46] ，有研究发现英国青年及中年妇女心脏病的发病率“不再下降了”。请注意这条新闻背后藏着的信息：就在不久之前，各年龄阶段的妇女心脏病发病率都在急剧下降，男性心脏病发病率直到现在仍在猛跌，即便是在老年妇女群体里，发病率跌落之后就不曾上升。可所有的讨论却都围绕着这个“坏”消息展开。或者，再来看看这个例子：本来，全球气温10年来未曾上升，应该是个好消息，可《纽约时报》2009年时是怎么报道的呢？它说：“气温升势趋缓为达成一致解决方案增加了难度。” [47]
“末世论者”（这个词出自加里·亚历山大，他自称“再生末世论者”）利用人类本性里的悲观主义（每个人内心的反动派），并以此谋利。两百年来，头条新闻全都给悲观主义者们把持了，但乐观主义者们说对的时候却多得多。唱悲歌的人得到赞美，沐浴在荣誉当中，极少遭到质疑，更不曾当面给人指出从前的过错。
你应该听信悲观主义者吗？当然该听。以20世纪90年代初流行过的臭氧层空洞大恐慌事件为例：全面禁止使用氟利昂（氯氟烃），对人类自己和地球环境应该都是一件好事，尽管从南极地区臭氧层透过的过量紫外线还不到热带地区普通人正常接触到的紫外线水平的1/500，而且，之后提出的新理论认为，导致南极臭氧层空洞的更大原因是宇宙射线 [48] 。不过，我还是别再吹毛求疵了：一句话，把氟从大气里剔除出去是明智之举，人类福利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小，虽说还没达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当然，有些东西毫无疑问变得糟糕了。交通拥堵和肥胖症就是很突出的两点，但这两者都是丰富的产物，要是你告诉祖先如今的食物竟然丰富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的交通居然成了一件坏事，祖先肯定会嘲笑你是个疯子。还有很多地方，人们忽视了悲观主义者发出的警告。随手举几个例子吧：他们对希特勒、对基地组织、对次级抵押贷款都曾表示过焦虑，却很少有人听。但悲观主义也不是没有代价。如果你告诉孩子事情会越变越糟糕，他们便不愿努力去改变命运。20世纪70年代我还是个英国少年，每份报纸都告诉我石油要用完了，化学癌症流行病来了，食物越来越稀缺了，冰河时代逼近了，而且，我祖国的相对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绝对衰落亦有可能。可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突然来了一轮大繁荣，经济加速增长，健康、寿命和环境也全都有了长足进展，叫我大吃一惊。21岁时，我意识到，说到人类未来，从来没人对我提过什么乐观的东西——没有哪一本书、哪一部电影这么做过，就连去酒吧里也听不见什么好话。可其后的10年，就业率（尤其是妇女就业率）提高，健康改善，水獭和鲑鱼都回到了河里，空气质量进步，当地机场就有直飞意大利的廉价航班，电话进化成了手机，超市里摆放起了越来越多便宜又好的食物。没人告诉过我世界会越变越好，我觉得挺生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教给我的就是绝望——跟今天的孩子们一样。
癌症
迄今为止，这一代人总觉得自己会给化学品导致的癌症害死。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晚辈们就听到警告：合成化学物会让癌症泛滥猖獗。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首席环境癌症研究专家威廉·休珀（Wilhelm Hueper）就深信，暴露在化学合成品的细微尘埃里，是致癌的重要原因，他甚至不相信吸烟会致癌——他认为肺癌是污染所致。蕾切尔·卡森受了休珀的影响，在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里吓唬自己也恐吓读者说 [49] ，合成化学品，尤其是杀虫剂DDT正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她写道，儿童癌症本来在医学上极其罕见，“可今天，美国学龄儿童死于癌症的比死于其他疾病的更多。”这其实是在耍统计花招；这个说法没错，但并不是因为儿童患癌症的多了（事实上并没有），而是因为导致儿童死亡的其他原因下降得太快 [50] 。她预计DDT会让人类（以及其他动物）大量患癌症，人类寿命也随之缩短。
毫不夸张地说，整整一代西方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以为自己会死于卡森所说的癌症流行病。我就是其中之一：自从在学校里知道自己要生病，小命长不了，我真的害怕得要死。受卡森及其追随者的影响，我着手搞了一个生物学项目。我打算去乡间走一走，看到有鸟儿死掉就捡起来，诊断它们是否死于癌症，并公布结果。我的进展不大顺利，我只找到了一只触电而死的天鹅。“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环保专家保罗·埃尔利希1971年写道 [51] ，“出生以后就暴露在DDT底下，预期寿命很可能会缩短。但要等这一代人四五十岁的时候，我们才能确定这一点。”后来他说得更为具体 [52] ：“到1980年，因为癌症泛滥，美国的预期寿命会降到42岁。”
实际情况是这样：除了肺癌之外，其他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稳步下降 [53] ，1950~1997年减少了16%，之后的下跌速度还进一步加快；后来，随着吸烟人数的减少，连肺癌也加入了这首大合唱。1945年后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创下了新纪录。60年代以来，许多科学家怀着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地寻找合成化学物导致癌症大面积爆发的情况，他们的努力全都落了空。到80年代，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和理查德·皮托（Richard Peto）通过研究得出结论：综合年龄因素考虑，癌症发病率在下降 [54] ，癌症主要是吸烟、感染、内分泌失调、饮食不均衡所致——化学污染导致的癌症只占了不到2%的比例。事实证明，环保活动赖以立足基础的前提（清理污染可预防癌症）是错的。90年代末，布鲁斯·埃姆斯（Bruce Ames）做过一次绝佳的阐释 [55] ：白菜天然就含有49%的杀虫剂，其中半数以上都是致癌物质。喝一杯咖啡让你遇到的致癌化学物，比你一年里接触到的粮食农药残留量还多。这并不是说咖啡很危险，或受了污染；咖啡种植园里的致癌物质，几乎全来自天然的化学物，它们的剂量极低，不足以让人得病，而农药残留物也一样。埃姆斯说 [56] ：“我们给癌症故事的棺材上钉了一百根钉子，可它还是阴魂不散地要回来。”
DDT有着阻止疟疾和伤寒流行的神奇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拯救了大约5亿人的性命（数据出自美国国家科学院），它对人体健康的功劳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停用DDT，令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疟疾死灰复燃。当然，DDT确实应该用得比从前更谨慎，尽管它对鸟类的毒性比从前很多以砷为基础的农药低得多，但它积累在动物的肝脏里，的确会产生破坏作用，灭绝了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食肉动物（如老鹰、猎鹰和水獭等）种群。改用持久性较低的化学品之后，几十年来都罕见的水獭、秃鹫和游隼反弹至相对充足的水平。幸运的是，接替DDT的现代合成除虫菊酯不会长久积留。此外，将DDT少量又定点地用于导致疟疾的蚊子（比如喷在室内的墙上），不会对野生动物造成任何威胁。 [57]
核战末日
冷战期间有很充分的理由做个核弹悲观论者：核武器大量集结，柏林和古巴频现军事冲突，一些军方将领卖力地叫嚣。考虑到大多数军备竞赛都是以打一场恶战来结束的，冷战转热（非常非常热）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你当时说，你认为核弹头能让交战双方玉石俱焚，所以超级大国之间不会直接发生战争，冷战必将结束，苏联会解体，全球军事支出会下降30%，3/4的核弹头都将拆除，人们会嘲笑你是个傻瓜。“历史学家们认为，削减核武器简直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格雷格·伊斯特布鲁克说 [58] ，“回想起来，这件事成真时居然没什么人注意到，倒也真是怪异。”兴许一切不过是走运，危险也远远还没结束（尤其对韩国和巴基斯坦而言），但不管怎么说，整个局面并未恶化，而是在变好。
饥荒
悲观主义对人类命运不看好的很大一个原因，是担心粮食会吃完。1974年，著名的生态悲观主义者莱斯特·布朗预言 [59] ，转折点业已到达，农民恐怕“无法再跟上不断增长的需求”。但农民们做到了。1981年，布朗说，“全球粮食不安全性提高。”事实不然。1984年，他宣称，“粮食生产对人口增长的细微优势继续缩小。”又错了。1989年，“人口增长超过了农民跟随的步伐。”非也。1994年，“随着粮食和人口之间不平衡性愈加明显，世界还很少面临过这样一次规模庞大的危机，”“粮食收益连续创了40年的纪录之后，人均产量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突然逆转。”（转折点又来了。）可他的话才说完，粮食就来了一次大丰收，小麦价格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而且足足保持了10年。而后，由于中国崛起、澳大利亚干旱、环境保护主义施加压力鼓励种植生物燃料、美国政客为讨好选民而大肆补贴乙醇生产商等诸多因素纠结到了一起，2007年，小麦价格陡增一倍。这下子，莱斯特·布朗重新成了媒体的宠儿，而他的悲观情绪则像33年前一样坚不可摧。“廉价的食物如今恐怕已成过去。”他说。转折点来啦。可又一次，粮食又创下丰收纪录，小麦价格缩水一半。
全球大饥荒的预言有着悠久历史，但1967年和1968年它折腾出的噪声恐怕可算登峰造极了。当时出了两本畅销书。一本是威廉·帕多克和保罗·帕多克 [60] （William and Paul Paddock）的《1975大饥荒》（Famine，1975！）。该书第1章的标题就是“人口和粮食的矛盾不可避免；它命中注定”。两位帕多克先生甚至进而提出，诸如海地、埃及和印度等国根本拯救不了，理当让它们挨饿；世界应当依照战时检伤分类原则 [61] ，把精力放在情况不那么危急的地方。到1975年，因为世界还没有陷入挨饿的境地，威廉·帕多克竟然呼吁 [62] 暂停在人口增长率高的国家搞粮食增产项目——就好像他故意要叫自己的预言成真似的。
次年又出版了一本更畅销的书，语气更加愤世嫉俗。没什么名望的蝴蝶生态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凭借《人口炸弹》 [63] （The Population Bomb），一举化身成了环保运动的祖师爷，夺下了麦克阿瑟天才奖。“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他预言那时就是转折点，“哪怕现在就着手搞应急预案，仍会有上亿人挨饿而死。时间已经太晚了，什么也阻止不了世界死亡率猛增了。”埃尔利希认为，不光大规模死亡不可避免，人类数量将跌到20亿，穷人会越来越穷，而且，那些发现人口增长速度放缓的人，蠢得就像是在12月里碰到稍微不怎么冻手冻脚的一天就以为春天快要来了。在后来出的修订版里，他又补充说，当时正在扭转亚洲农业局面的绿色革命“最多只能给我们争取10~20年的时间”。40年后，埃尔利希汲取了教训，不再给出具体的日期了：2008年，他和妻子合著了《优势动物》 [64] （Dominant Animal）一书，再次预言“死亡率将不幸提高”，这一回再也没有时间表啦。他一句话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自己从前有关大规模饿死和大规模癌症的预言落了空，仍然信心满满地认为人类的幸福市场到了头。“整个世界似乎逐渐意识到，”他遗憾地说，“我们的长期演进故事，因为我们无意识的行动而走到了转折点。”
饥荒基本上已经成为过去时，这一点，我在第4章已经做了解释。有些地方的确仍有饥荒发生，比如达尔富尔、津巴布韦，但这是政府政策的失误，并非人口压力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