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由相信，所有的过去都只是开始的开始，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黎明前的曙光。 [1]
——H.G.威尔斯《发现未来》
（The Discovery of the Future）
格陵兰冰核上的冰盖温度 [2]
或迟或早，无处不在的悲观派一定会向理性乐观派拿出自己的两张制胜王牌：非洲和气候。悲观派们会说，亚洲摆脱了贫困，这很好，拉丁美洲或许也行，但很难想象非洲也能走上这条路。由于人口爆炸、地方疾病、部落主义、贪污腐败、缺乏基础建设，甚至它的基因（这话可得小声地说，要做出悲伤的样子，别让人看出那是你的偏见），非洲大陆注定是要受苦受难的。“情况一清二楚，”环保人士乔纳森·波里特（Jonathan Porritt）说 [3] ，“非洲大部分地区完全不可持续式的人口增长，会让它永永远远绝望地陷入最深、最黑暗的贫困里。”
悲观派们继续说，不管怎么说，非洲压根就没有繁荣的希望，因为下一个世纪的气候变化会趁着非洲还没繁荣起来之前就把它摧毁。撰写本书之时，全球变暖是眼下最时髦的悲观论调了。地球大气层在变暖，人类持续10万年的进步试验似乎马上要面对海平面上升、冰盖融化、干旱、风暴、饥荒、流行病和洪水的考验了。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尤其是燃烧化石能源所致。全世界总共70亿人口，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提高都是化石能源的功劳。所以，在新的世纪里，人类要面临一个极为难堪的困境：是继续享受碳排放推动的繁荣，直到全球变暖带来的灾难将它活生生地拦下来；还是限制碳的使用，却又因为缺乏足够便宜的替代能源，冒生活水平陡然降低的风险呢？这两种前景，哪一种都不是什么好事。
故此，至少可以这么说，非洲和气候这两个问题向理性乐观派提出了挑战。尤其我花了大量的篇幅，论述人类成就的光明一面，一路上提出人口爆炸将要停止，能源不会很快耗尽，只要人类能够继续自由地交换商品、服务和思想，污染、疾病、饥饿、战争和贫困便有望持续走低——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非洲的贫困和全球气候迅速变暖问题，的确是相当尖锐的挑战。
此外，这两个问题还互有关联，因为预测全球快速变暖的模型是假设世界将会继续蓬勃发展，地球上最贫困的国家（大部分都在非洲）到了21世纪末将比现在富裕9倍。倘若它们未曾做到这一点，那么，二氧化碳排放量就不足以引起气候迅速升温。眼下，除非允许非洲人大大地提高人均化石燃料消耗量，还没有其他办法叫他们变得跟亚洲人一样富裕。所以，非洲面临着一个尤为严峻的局面：要么，靠燃烧更多的碳来致富，承受糟糕的气候局面；要么，和全世界其他地区携手采取行动对抗气候变化，继续在贫困中挣扎。
传统智慧就是这么看的。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假设局面，要是根据事实进行诚实评估的话，结论应该是这样：截至目前，未来90年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非洲变得富裕了，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也并未发生。
垫底的10亿非洲人
诚然，不是所有的贫困都常驻非洲。我很清楚，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都存在着可怕的贫穷，比如海地、阿富汗、玻利维亚、柬埔寨、加尔各答和圣保罗，甚至，连英国的格拉斯哥和美国的底特律也有。但跟上一代相比，靠着进步的功劳，贫困前所未有地给集中在了非洲大陆上。近年来经济繁荣残存的“垫底的10亿人”——这是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话 [4] ——其中有6000万都是非洲人。非洲人平均每天只有1美元可度日。拯救非洲既是理想主义者的目标所在，也是悲观主义者的绝望所在。非洲不光未能和亚洲一起实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繁荣，反而陷入了停滞，甚至还倒退了。1980~2000年，非洲贫困人口翻了一番。大陆的西边在打仗，东边搞种族灭绝，南方艾滋病蔓延，北方闹饥荒，中间有独裁者，各地的人口都在暴涨：没有一个地方逃脱恐怖之手。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刚果、津巴布韦、安哥拉、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这些国家的名字，每一个从西方新闻播报员嘴里冒出来都是混乱的同义词。
此外，非洲的人口转变尽管业已拉开序幕，但距人口增长放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尼日利亚的人口出生率可能减少了一半，但它仍然比“更替率”高两倍。非洲的“鬼田”、移民的减压阀，或者工业革命，要从哪里来呢？
倒有些可喜的例外国家，如马里、加纳、毛里求斯和南非，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经济进步与和平。整个大陆近年来的经济逐渐回升，在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马拉维、赞比亚和博茨瓦纳，艾滋病的运数似乎到了头（南非和莫桑比克尚未有此迹象），连预期寿命也飞快提高 [5] 。说所有非洲人一辈子都在逃避贫困、腐败、暴力和疾病，这是西方人错误的老套认识。但的确有很多非洲人如此，而且，年复一年地，非洲的现状跟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过去25年，非洲的人均收入一动不动，亚洲却翻了3倍。更凄凉的是，21世纪头几年，非洲经济良好的发展势头，被信贷紧缩给卡死了。
据说，有些西方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关键，非洲需要的是在人类发展指数上朝着“新千年发展目标”的方向有所改善，无须提高收入而消除苦难，或者说，它需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形式。保罗·科利尔和他世界银行的同事们发布了一份名为“经济增长对穷人有益”的研究报告，却遭遇了一场由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抗议风暴。 [6] 这种对经济增长的怀疑情绪，其实是只有富裕的西方人才能尽情享受的奢侈品。非洲人需要的是更好的生活水平，而更好的生活水平，主要来自经济发展。
经济援助的检验
非洲的一些最紧迫的需求，当然可以靠富裕国家增加援助来满足。援助可以拯救生命，减少饥饿，提供药物、蚊帐、饭食，或者铺设公路。但统计数据、历史掌故和现实案例都表明，有一件事情靠援助是做不到的，那就是启动或加速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对非援助占非洲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翻了一倍，同期经济发展速度却从2%跌到了0。赞比亚自60年代以来收到的援助，倘若另外投资到有着合理回报率的资产上，如今已经能让赞比亚的人均收入达到葡萄牙的水平 [7] ，也即人均20000美元，而不是事实上的500美元。21世纪初曾有一些研究找到了证据，证明某些时候，某种类型的援助能够触发制定了某种经济政策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但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提出了否定看法 [8] 。他们找不到证据能说明援助为任何国家带来了经济增长。一个都没找到。
现实情况比这还要糟。大部分援助是政府对政府的行为。故此，它有可能成为腐败的源头，打消创业精神。有些援助落进了独裁者在瑞士的银行户头；有些变成了造价数十亿美元却完全没法运转的钢铁厂；有些援助附有条件，要从西方国家进口某些商品才给；有些捐助，不管是捐助方还是接收方，都没有进行过独立的效力评估。一些非洲领导人对政府援助早已不抱幻想，甚至接受了赞比亚经济学家达姆比萨·莫约（Dambisa Moyo）的建议 [9] 。莫约得出的结论是极为苍凉的：“援助不管用，也不会管用……它不属于有效的解决方案，相反，它是问题的一部分。确切地说，援助就是问题所在。”
此外，近年来大部分援助都有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条件，可自由市场经济改革非但不能启动经济增长的势头，更多的时候反而破坏了地方传统，切掉了让富裕到来的机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曾批评休克疗法对苏联和非洲都起了坏作用，他说 [10] ：“你不能计划出市场来。”自上而下地规定一套自下而上的制度，这种尝试注定要失败。
伊斯特利举了经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为例 [11] ，这是一种廉价又可靠的预防疟疾法。一张蚊帐的净成本大概是4美元。2005年，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波诺（Bono，U2乐队的主唱）和莎朗·斯通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向公众发起急风暴雨般的宣传，蚊帐很快成了援助一行的时尚标志。遗憾的是，经慈善机构免费派发之后，它们却成了华而不实的东西，会给拿到黑市上换婚纱，要么就是改制成渔网。它们打消了当地商家销售蚊帐赚钱的念头。美国的一家慈善机构“国际人口服务”（Population Services International）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它以50美分的价格将蚊帐卖给到马拉维诊所去做产前检查的准妈妈们，而卖给较为富裕的马拉维城市居民价格则是5美元，这样一来，后者就对前者做了补贴。贫困的母亲们用半天工资才买到这种蚊帐，肯定会正确地使用它。4年的时间里，5岁以下的儿童睡这种蚊帐的比例，从8%提高到了55%。
伊斯特利说，要想减少伤害多做好事，援助业务可以转型成更为透明的市场，让捐款彼此竞争来找项目资助，同时，又让项目彼此竞争来吸引捐款。幸运的是，互联网首次令这种设想有了成真的机会。例如，Globalgiving.com就允许捐赠者来竞标捐助项目。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那个星期，该网站已经录入了各种需要资金的项目：向埃塞俄比亚难民提供粮食，为一头原来用于教育南非贫困儿童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宠物豹修建养老住所的围栏。
在这样的论坛上，援助更加民主化了，它脱离了低效的国际官僚和腐败的非洲官员的控制，摆脱了理想主义的自由市场休眠疗法，切断了跟武器交易的关系，从大型工业项目里独立出来，疏远了倨傲的行善者，变成了个人对个人的行为。富裕国家可以让做了适当捐赠的纳税人减税。要是有人说，这会带来一行不协调、无规划的产业，我会说：没错。放眼历史，宏伟目标和集中规划曾经给政治造成过深重的灾难，对援助也一样。工业革命是没人计划的，中国的经济爆发也是没人计划的。自下而上的演进式解决途径里没有规划者的位置。
注定要失败吗
非洲国家未能实现经济发展，原因有一大串，大多数经济学家也表示同意。好些非洲国家多多少少都地处内陆，跟世界贸易切断了联系。它们的城市相距遥远，公路少得可怜，路面状况又日益恶化。它们有着爆炸式的出生率。它们受各种疾病的折磨：疟疾、艾滋病、昏睡症、线虫病。它们的国家制度从来没有从奴隶贸易造成的崩溃里完全恢复。它们是从前的殖民地，这意味着极少数的统治者没有兴趣让创业家阶层发展起来。“感谢”欧洲的殖民者、非洲本土激进的独立运动领导者和货币至上的援助机构，大多数非洲国家丧失了许多非正式的社会传统和制度，于是，公平与正义沦为专制，缺乏安全感。价格管控和城市精英强加的官僚市场机构扼杀了非洲最有前途的产业——农业，欧洲和美国的贸易壁垒与补贴又阻碍着它，至于山羊过度放牧、数量激增造成的破坏就更加不用说了。维持一党统治的最大部落之间种族冲突严重，竞争对手又彼此嫌恶，败坏着国家政治。更荒唐的是，非洲国家又经常受到丰富的矿产资源（如石油或钻石）下的诅咒。这些资源只会叫民主政客变得腐败，强化独裁者的势力，给企业家造成困扰，破坏出口商的贸易条件，助长鲁莽的国家借贷。
但是，博茨瓦纳没有失败。相反，它的成功令人瞩目。独立之后的30年来，该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近8%）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快——比同期的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都快。它的人均收入翻了13倍，普通国民比泰国人、保加利亚人或秘鲁人都要富裕。它没有发生政变，没有打内战，没有独裁者。它没有遭遇通货膨胀，也不曾拖欠债务。它没有让国内的大象灭绝。最近几十年来，它一直是全世界最成功的经济体。 [12]
诚然，博茨瓦纳人口较少，民族上也趋于同质化，跟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不太一样。但它有一项最大的优势，其他非洲国家很容易分享：良好的制度。尤其是，博茨瓦纳有着便于执行的可靠产权，它的分配相当广泛，也得到了相当的尊重。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同事们比较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发展与产权，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产权可以解释3/4的经济发展现象，而博茨瓦纳并非例外情况：它能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该国人民拥有产权，不像非洲其他地区那样，害怕被酋长或匪徒们强行征用。这个解释基本上也能说明，为什么英格兰享受了一个美好的18世纪，中国却没有。
这样说的话，赋予非洲其他地方良好的产权制度，之后就可以放手坐等创业精神来发挥魔力了吗？真有这么容易那就好了。良好的制度很难从上至下地强行植入，因为这是互相矛盾的，它们彼此从底层演进出来。况且，事实证明，博茨瓦纳的制度有着很深的进化渊源。18世纪，征服了土生科伊桑部落的茨瓦纳人有着一套突出的民主政治制度。牛为私人所有，土地却是集体所有。理论上可以分配土地和放牧权的酋长，必须履行一项义务：召开集会，进行咨询（也叫“郭特拉”）。茨瓦纳人包容性很强，乐于把其他部落纳入自己的制度，这样一来，他们1852年反抗荷兰裔的土生白种人布尔人，双方展开迪马威之战时，就有了一支占优势的集体军队。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在之后到来的殖民时代，博茨瓦纳也好运连连。大英帝国三心二意、疏忽怠慢地把它“纳进”了版图，几乎没怎么费心进行殖民统治。英国人接手博茨瓦纳，主要是为了不让德国人或者布尔人得到它。1885年，英国政府在政策中明确表示，“尽可能少做行政或安置工作。”博茨瓦纳给“落单”了，就跟之后纷纷崛起的亚洲国家一样（如泰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它没怎么直接受过欧洲的帝国主义统治。1895年，三名茨瓦纳酋长前往英国，成功地说服了维多利亚女王，躲过了大殖民者塞西尔·罗德斯 [13] 的魔爪；20世纪30年代，又有两名酋长上了英国法庭，想要阻止另一次更深入的殖民统治，尽管这一回他们失败了，但随即爆发的战争把跋扈的殖民委员会给挡住了。“没人理睬”的良好状态持续了下来。
独立之后，博茨瓦纳的第一任总统、大酋长之一的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跟大部分非洲国家领导者一样，着手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剥夺了其他酋长的公民权，赢得了后来的历次选举（到目前为止，他所属党派的两位继任者同样保持了连赢的势头）。这一点，再加上整个国家极端贫困，极大地依赖外国援助和外国劳动力市场（南非），又把采矿权卖给了戴·比尔斯（De Beers）——一切全都是不祥的兆头。然而，博茨瓦纳谨慎地把牛群出口的收入做了投资，又把从钻石矿上发的横财用来建设国家经济的其他部分，竟然变得越来越富强了。这期间只有一场毁灭性的艾滋病疫情给它蒙上了阴影，于1992~2002年降低了该国人民的预期寿命，但如今，疫情业已消退。
世界尽在掌握
这并不是说非洲需要发明“创业精神”：非洲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挤满了擅长做买卖的创业家，可由于制度的封锁，他们没法发展自己的企业。内罗毕和拉各斯的贫民窟诚然可怕，但主要的错误出在政府身上，政府设置了各种官僚障碍，不让创业家们为民众修建负担得起的房屋。因为没法从管理规划的法律迷宫里谈判出一条出路，开发商们只好让穷人们在法律管不了的地方，自己一砖一瓦地修建贫民窟 [14] ——之后等着政府的推土机到来。在开罗，要想获取一块国家所有的土地并登记用来修房子，你得走完31个政府机构制定的77个官僚流程，有可能要耗掉14年的时间。这也就难怪有近500万埃及人打算非法兴建住宅了。一般而言，开罗的房主会在自己的房子顶上非法搭建三层空间 [15] ，然后租给亲戚住。
这对房主的确有好处。不过，西方的创业家们在开办企业时，通常靠的都是把房子抵押出去贷款融资，非法建筑可没法获得抵押贷款。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估计，非洲人拥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死资本”——无法用作担保的储蓄，因为它们投资在了有着不良记录的产业上。他举了美国建国之初的一个同类案例：19世纪初，非正式的“占屋者权利” [16] （squatters’rights）带来了日益混乱的局面，正式的成文法律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容忍占屋者的“优先购买权”（居住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并对其加以改良，则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甚至认为这种行为合法。最后，让步的居然是法律而不是占地的人，换言之，法律顺应了自下而上的演进，而不是按照自上而下的规划做调整。1862年的《宅地法》（Homestead Act）正式承认民间延续了多年的做法，标志着“精英法律跟大规模移民及开放、可持续社会的需求作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漫长斗争，而这场争斗最终落下了帷幕”。 [17] 结果社会实现了拥有产业的民主，几乎所有人都拥有了“活”资本，开办企业的时候可以用来当成抵押品。此前，圈地运动在英国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因为英国没人占据的土地太少，最终结局远远够不上公平。法国大革命则以更为血腥的手段为穷人们争取到了产权。
正当权利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在实验室里得到证明。巴特·威尔逊（Bart Wilson）和他的同事们在电脑上建立了一块有三座村庄的空间，找来真正的大学生们入住 [18] ，让他们扮演商人和生产者，生产并需求红色、蓝色、粉色这三种不同的虚拟单位。任何一座村庄都没法同时生产所有的三种单位，故此，受试者只能在彼此之间开展贸易。和之前比较简单的那种实验不同，这一回，实验里的贸易变得具有了人情味，跟真正的市场交换差不多。可要是参与者们长时间得不到产权（即可以从其他人的储备里偷取虚拟单位），贸易就繁荣不起来，实验结束的时候大学生们会很穷；要是产权明晰，情况就好得多。而这种局面，正是德·索托和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顺便说一下，现在有压倒性的证据说明，健全而良好的产权也是保护野生动物和大自然的关键 [19] 。不管是冰岛的鱼 [20] 、纳米比亚的纰角鹿、墨西哥的美洲豹、尼日尔的森林、玻利维亚的蜜蜂，还是科罗拉多州的水资源，都适用相同的教训。赋予当地人民以可持续的方式拥有、利用自然资源，并从中获得利润的权力，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保护并珍惜这些资源。要是野生动物资源受高高在上的政府控制（不是“保护”），对当地人没有好处，他们就会忽视它、破坏它、浪费它。这才是公地悲剧带来的真正教训。）
产权不是万用良药。在某些国家，形成产权的过程造就了一个食利者阶层。1978年以来，中国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未确定明晰的产权，却仍然实现了创业大爆发。但它的确相对地减少了民众开办企业的烦琐官僚手续，所以，德·索托又提出了另一项建议：放松对创业的管制。德·索托的助手发现，在美国或欧洲办一家公司，步骤非常简单，而在坦桑尼亚想做这事儿，要花上379天 [21] ，花费5506美元。更糟糕的是，要想在坦桑尼亚从事50年的正常商业活动，你必须在政府部门耗费1000多天来获取这样那样的许可，并为之花掉18万美元。
这就难怪坦桑尼亚98%的企业都是法外经营的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受规矩限制——远非如此。德·索托的研究发现，为了证明所有权、记录贷款、落实合同、解决纠纷，人们使用了上千种的文件。手写的文件有时用指纹落了款，在全国各地起草出来，受人见证，盖上印章，修修改改，归入档案，接受裁决。在正式法律逐渐将本地惯例“国家化”之前，坦桑尼亚人也跟欧洲人一样，演进出一套自我组织的复杂系统，跟陌生人和邻居做生意。比方说，一份手写的单页文件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商业贷款契约，它规定了贷款金额、利息、偿还期限和担保（债务人的房子），它由双方签字认可，并找来本地长老做证人并盖章。
但这些习俗，这种民间的法律，只是一幅尚且支离破碎的拼图。它们能很好地为小型社区里的单个交易者服务，但对地方民众和地方性规则的依赖性极强，倘若企业家想要大展宏图，扩张到本地社区之外的地方，它们就帮不上忙了。跟几百年前的欧洲和美国一样，坦桑尼亚需要的不是强制执行那些它根本无力负担的正式法律制度，而是鼓励这种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法律，扩大它们的适用范围，把它们变得更为规范。德索托的研究小组找出了阻碍穷人利用法律制度创造财富的67种瓶颈。
这种制度改革对提高非洲人民生活水平所做的贡献，最终会比水坝、工厂、援助或人口控制大得多。20世纪30年代，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从贫困里挣扎出来，靠的不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的巨型水坝，而是音乐企业家们利用良好的本地版权法开始录制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同样，只要有了合适的版权法和创业精神，马里的巴马科也能因自己强大的音乐传统而崛起 [22] 。
自下而上改变有个很精彩的例子：西方好些人曾以为移动电话是一种奢侈的技术，要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才用得上，可出乎他们的意料，整个非洲的穷苦人都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手机。肯尼亚的固定电话全由国家控制，但到了2000年以后，全国1/4的人口拥有了手机。肯尼亚农民会给不同的市场打电话询问最好的价格，然后再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生活处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在博茨瓦纳农村进行的研究发现，拥有手机的人比没有手机的人得到了更多的非农业就业机会。手机不仅帮人们找到了工作，还可以用来偿付服务——手机话费竟然成了一种非正式的银行和支付系统。在加纳，T恤制造商可以通过手机话费收到美国买家的货款。如今，小额信贷银行、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已经融合到了生产体系当中 [23] ，西方人能靠它（通过Kiva等网站）向非洲的企业家提供小额贷款，而非洲的企业家则能利用手机话费接收货款，支付账单，不用非等着银行开门，也不必经手脆弱的现金了。这些新发展为非洲的穷人提供了上一代亚洲穷人享受不到的机会。 [24] 这也是非洲有望在21世纪末赶上亚洲小虎们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之一。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能很好地说明手机在帮助穷人致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它来自一份对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沙丁鱼渔民的研究报告 [25] （不过，现在整个非洲到处都有类似的例子）。经济学家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是这样记录的：1997年1月14日是个平常日子，巴达喀拉村的11名渔夫捕鱼收成很好，却发现没有了买家：本地市场过分饱和，新鲜沙丁鱼的价格降到了0。而同一天早晨，离海岸10英里以外的地方，楚姆巴拉和奎兰蒂村却有27名买家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市场，因为他们找不到沙丁鱼可买，哪怕他们每千克沙丁鱼愿意多出10卢比。要是巴达喀拉村的渔民知道这个消息，他们可以转移到后两个地方的市场去，哪怕除掉汽油成本，每人平均仍可赚到3400卢比。当年晚些时候，借助新安装的移动电话网（出海12英里仍能接到手机信号），喀拉拉邦的渔民们开始这么做了：他们提前就打听好到哪儿出售自己捕捞的鱼最划算。结果，渔民的利润增加了8%，沙丁鱼面向消费者的售价跌了4%，沙丁鱼的损耗量从5%以上降到了几近于0。人人都得了利（除了沙丁鱼）。罗伯特·詹森评论道：“总的来说，捕鱼业从若干基本上互不相干的市场进入了一种接近完美的空间套利的状态。”
凭借此类技术，非洲也可以走上跟世界其余地区一样的繁荣之路：专业分工，相互交换。一旦两个人找到方法进行劳动分工，双方都能受益。非洲的未来藏在贸易里——销售茶叶、咖啡、糖、大米、牛肉、腰果、棉花、石油、铝土矿、铬、黄金、钻石、鲜花、四季豆、芒果等，但处在非正规经济下的穷苦非洲人是不可能参与这种国际贸易并展开创业活动的。坦桑尼亚的两个人之间进行交易靠手写契约或许可行，但要是想借钱来从事向伦敦的超市供应鲜花的业务，它就没什么帮助了。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可能轻轻松松、顺顺利利地实现，但面对只需要一支钢笔画上几笔就能争取到的机会，面对法外领域蓬勃的创业活力，我拒绝接受对非洲的悲观看法。此外，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非洲有望收获“人口红利” [26] ：处于工作年龄的人口相对于需要赡养的老人和小孩所占比例大。亚洲实现经济发展奇迹，此种人口红利因素大概有1/3的功劳。对非洲的重要政策应该是废除欧洲和美国的农业补贴、配额与进口关税，规范化和简化管理企业的法律，削弱专制，鼓励自由贸易城市的发展。1978年时的中国和现在的非洲几乎处在同样的贫困境地，但由于它有意识地建立起仿效香港的自由贸易区，整个国家都改变了容颜。因此，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说，为什么不继续套用这个公式呢？利用西方的援助，在非洲找一块无人居住的土地，建立一个全新的“特区” [27] ，跟全世界其他地方开展自由贸易，允许它从周边国家吸引人口。它会跟3000年前的提尔城、300年前的阿姆斯特丹、30年前的香港一样起作用的。它能为当今的非洲出力。哦，对了，我是说，倘若气候不掺进来搅和的话。
气候
20世纪70年代中期，记者当中曾经有过一股短暂的风潮——写一篇有关全球变冷的惊悚报道，当成不折不扣的噩耗传递给公众。如今他们当中流行的是写全球变暖的恐怖报道，同样当成不折不扣的噩耗传递给公众。以下有两段引文，出自同一本杂志，只是隔了30年。你能分辨出哪篇写的是地球变冷，哪篇写的是变暖吗？
天气总是反复无常 [28] ，但去年给这个词赋予了新的含义。洪水、飓风、干旱——就差没闹地震了。这种极端的模式吻合科学家对世界气候走向的预测。
气象学家对气候变化的成因和程度持不同意见 [29] ，对它给地方气候条件造成的具体影响也尚未达成一致见解，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20世纪剩下的时间，这种趋势将降低农业生产力……倘若预测的结果变成严峻的现实，规划者拖延的时间越长，就越是难以应付气候变化。
这里，我并不是想说哪个预测错了，而在于它们的着眼点都放在了情况悲观的那一半上。它们分别预测变冷和变暖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暗示只有现存的温度才最完美。可气候随时都在变化；认为唯有最近的气候才完美，无非是一种特殊的自我陶醉罢了。（顺便呈上答案：前一则报道是警告新近的气候变暖趋势；后一则报道是30年前警告气候变冷——均出自《新闻周刊》。）
我大可以一头栽进科学辩论中，试着说服你也说服我自己：近年来关于气候变暖的喧嚣跟之前的优生学、酸雨、精子数量、癌症等悲观预测一样，全都太过夸张；下一个世纪的全球变暖，很可能是一个温和的过程，并没有什么灾难性后果；过去30年相对缓慢的平均温度变化，更适合套用温室效应的低敏感度模型，跟高敏感度模型不那么兼容 [30] ；水蒸气固然能放大变暖效应，云层也可减缓它 [31] ；20年来，甲烷的增加速度都在（不规律地）放慢 [32] ；地球在中古时代出现过几次温暖期，6000年前也出现过，但并未加速，或到达“引爆点” [33] ；冰河时代，人类和自然在气候变暖时复苏的速度，比21世纪提出的任何预测都要快得多。所有这些论点，都有可观的科学论据支持——当然，对某些例子而言，也有可观的科学论据做了反驳。但这并不是一本关于气候的书，而是一本谈人类及其应变能力的书。此外，就算事实证明眼下的警告太夸张，但毫无疑问，这个星球的气候过去一直受自然的影响而产生波动。哪怕最近8200年来气候一直没有出现大幅波动，但一些文明还是因为轻微的气候干扰走向了毁灭——吴哥窟和奇琴伊察 [34] 的遗址均可作证。故此，哪怕只是出于假设，我们也有必要问一问：倘若气候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工作小组（IPCC）科学家们达成共识的速度发生变化（也就是地球在21世纪内将变暖3℃），人类文明能否存活下来呢？
不过，这只是一个中点数值。2007年，IPCC使用了6种假设的“排放场景”，从化石燃料密集型的百年全球经济繁荣到某种听起来更具可持续性的保守状况，来计算本世纪的温度会增加多少。根据预测，到21世纪末，平均温度会比1990年的水平高1.8~4℃。倘若把95%的置信区间包括在内，那么温度增幅则为1~6℃。由于“城市热岛效应”，部分城市还会变得更热。另一方面，所有的专家一致认为，气候变暖会不成比例地发生在夜晚、冬季和寒冷地区，故此，寒冷的时候和寒冷的地方变得不那么寒冷的情形更多，而炎热的地方变得更炎热的情形较少。
至于2100年后会发生什么情况，2006年英国政府任命了一名公务员尼古拉斯·斯特恩，计算将来极端气候变化的潜在成本。在他算出的答案里，这成本高得简直没法形容，现在付出任何代价来缓解它都值得。但他计算的方法有点问题：先是采用了超高的损害估计值，之后又用了一个低得不同寻常的贴现率来衡量将来损失的现值。荷兰经济学家理查德·托尔 [35] （Richard Tol）估计成本“有可能远远小于”每吨二氧化碳14美元，斯特恩却把这个数值翻了一倍，达到每吨29美元。这也难怪托尔说斯特恩的报告危言耸听、荒唐可笑了。至于贴现率，斯特恩使用的是21世纪2.1%，22世纪1.9%，之后的几个世纪是1.4%，而一般通行的贴现率是6%。他用的贴现率这么低，就把22世纪的伤害成本给夸大了100倍。换言之，他的意见是，从2200年发生的沿海洪灾里拯救一条性命，跟如今从艾滋病或疟疾手里拯救一条性命，有着同等的急迫性。成群的经济学家，包括鼎鼎大名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立刻指出这不合常理。它意味着你贫穷的曾曾曾祖父，尽管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于当今的赞比亚人，仍应该把大部分的收入拿来帮如今的你偿付账单。倘若使用较高的贴现率，斯特恩的论点就不攻自破了 [36] ，因为，从成本上看，哪怕碰上最坏的情形，22世纪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也远远不如当今采取缓和气候的措施所造成的损失。尼吉尔·劳森（Nigel Lawson）合情合理地问道 [37] ：“要当今的一代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代人）做出牺牲，免得1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居然没比现在富裕上9.5倍，而只富裕了8.5倍，这真的合理吗？真的现实吗？”
你的孙子一辈会很富裕的。就算你不相信我，看看这个：IPCC假设的所有6种场景中，世界经济都会出现极大的发展，2100年在世的人平均会比如今的我们富裕4~18倍。 [38] 这些场景认为，整个世界的中等生活水平介于今天的葡萄牙和卢森堡之间，就连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收入也介于如今的马来西亚和挪威之间。在气温最高的场景里，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从今天的1000美元增长到了2100年的66000美元（已按通货膨胀做了调整）。 [39] 未来的子孙们比今天富裕得惊人，连非洲也一样——就一个提醒我们将来恐怖至极的警告而言，这样的假设起点着实有趣。请注意，就算按斯特恩计算的数据，哪怕气候变化让2100年的财富缩水了20%，仍然意味着世界比现在富裕2~10倍。 [40] 2009年威尔士亲王 [41] 发表演说，宣称人类“只剩100个月来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气候和生态系统不可逆转地崩溃”，接着又在同一次讲演中说，到2050年，全球会有90亿人口，大部分的消费水平都能达到如今西方人的标准，这是何其矛盾呀。
这些假设对财富如此乐观，原因在于，世界会变得那么热，只可能是因为通过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来走向富裕。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类的未来假设，听起来尽管美好，但并不现实。IPCC预测的未来之一是，2100年，世界人口达到150亿，比人口统计学家预计的翻了将近一番。另一种未来是，最贫穷的国家人均收入翻了4倍，致富的速度就跟20世纪的日本一样快。所有这些未来假设使用的都是市场汇率而非GDP购买力平价，进一步夸大了气候变暖的程度。 [42] 换句话说，这些预测使用了相当大胆的假设值，所以，除非人类真正实现了那么惊人的繁荣昌盛，要不然，气温升高4℃根本不可能，6℃就更不用说了。而倘若地球真的变得那么繁荣，气候变暖也就不可能一直造成那么大的经济损失。
为此，一些经济学家，如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回答说，哪怕大灾难的风险微乎其微，但其成本极其庞大，无法套用经济学的一般规则：只要真的存在发生大灾难的可能性，世界就应该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它。这种推理方法的问题在于，所有的风险都可以这么说，不光是气候变化。 [43] 地球跟一颗巨大的小行星相撞（比如灭绝了恐龙的那一回），概率大约是1000亿分之一。考虑到这一事件会极大地损害人类繁荣，每年花上400万美元跟踪这类小行星显得相当便宜。那为什么不花大量资金在城市里储备粮食，好在万一发生导弹袭击、机器人暴乱、外星人入侵、核战争、流行病、超级火山爆发的时候，方便人们存活呢？按魏茨曼的看法，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低，但潜在危害却非常大，就算在上面耗费无限的资源也值得，而对眼下现存的苦难却可置之不理。
总而言之，出现极端气候的可能性非常低，而且，就算依照如此疯狂的假设，也完全无损我的乐观态度。如果未来100年，全世界的穷人靠着继续排放二氧化碳，有99%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富裕，那凭什么该剥夺他们的机会？毕竟，他们越是富裕，对天气的依赖性越少，他们会找到办法适应气候变化，让经济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热而富，抑或冷而穷
外在风险就先说到这儿。现在来想想IPCC提出的可能性更大的情况：2100年时升高3℃。（我说可能性更大，但请注意，要达到这一水平，温度的提高速度必须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速度翻倍才行，但目前升温的速度业已放慢，并未加速。）让我们从海平面、水资源、风暴、健康、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角度，看看额外的温度给我们带来的成本和收益。
以目前来看，海平面是最叫人担心的问题，因为当前的海平面的确处在最合适的高度了——任何变化，不管是升高还是降低，都会令一部分港口无法使用。IPCC预测，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2~6毫米，而现在的速度是每年3.2毫米（或每百年1英尺）。按照这样的速度，尽管某些沿海的地方发洪水的次数会增多（在很多地区，地面增高令海平面下降），但也有一些国家将继续获得更多的淤积土地，这些土地的面积会大于因土壤侵蚀损失的面积 [44] 。格陵兰陆地冰盖的边缘会继续融化——20世纪最后几十年，格陵兰好些冰川都消失了，但就算按最快融化速度来计算 [45] ，它每百年损失的面积也不到1%。到公元12000年，它才会彻底消失。当然了，倘若温度继续升高，格陵兰和南极西部的冰盖都会瓦解，但按IPCC预测的场景，21世纪是不可能达到那么高的温度的。
至于说淡水，有证据表明，倘若其他因素不变，气候变暖本身会减少面临水资源短缺的总人口 [46] 。要我再说一遍？没错，是减少。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平均降雨量，因为海洋的蒸发量也会更多；此前的气候温暖期 [47] ，如全新世（当时的北冰洋夏天几乎完全没冰）、埃及、罗马和中世纪都是这样。改变历史的大干旱在西亚曾经发生过，而且正如理论所预测，是在气候变冷的时期：8200年前以及4200年前。如果你依照IPCC的假设，计算一下住在降水增加区域的人和降水减少区域的人，那么，你能明显看出，到2100年，所有假设场景里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净人口都将减少 [48] 。尽管水资源将继续引来各方争夺，继续受到污染，继续枯竭，河流和水井会因为过度使用而干涸，可在更寒冷的世界，情况也一样。随着气候带来的转变，澳大利亚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可能会变得更为干燥，但非洲中北部的萨赫勒地区和澳大利亚北部则会延续当前的多雨趋势。经常有人说，气候多雨时波动性会更大，可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冰核证明，当地球从冰河时代转暖，气候波动性年复一年地明显减缓。当然，碰上最极端的暴雨，降雨量会有所增加，从而招来更多的洪水，但这里有一点事实：人们越是富裕，被淹死的可能性就越低，故此，世界越是暖和越是富裕，结果会越好。
暴风也是一样。20世纪气候变暖的过程中，大西洋飓风登陆的次数并没有变多，最大风速也没有加快 [49] 。就全球而言，热带气旋的强度在2008年创下了30年来的最低点。飓风造成的损失的确大大增加，但这是因为沿海建筑的修建和保险费用越来越贵，而不是因为暴风的强度变大或频率变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全球每年因气候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比例显著减少了99% [50] ，从20年代的每百万人口死亡242人，降到了21世纪初的每百万人死亡3人。飓风的杀伤力更多地取决于财富水平和天气预报，跟风速的关系不大。2007年，5级飓风“迪安”袭击了戒备森严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一个人也没有死于风灾。次年，类似强度的飓风袭击了贫困又缺乏准备的缅甸，害死了20万人。如果缅甸人能自由地实现繁荣，到了2100年，未来的该国公民就有能力负担起风灾的预防、救援和保险费用了。
从健康的角度看，放眼全球，因天气变冷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幅远远超过因天气变热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幅 [51]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约为5∶1。就算是2003年最大的一轮热浪袭击欧洲，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幅也跟大多数冬天相去甚远。再说，人们很快就会适应更热的天气，就跟如今一样。人们高高兴兴地从伦敦搬到香港，从波士顿搬到迈阿密，没有活生生地热死，那么，就算他们家乡的温度慢慢地升高几度，又怎么会把人热死呢？（实际上，由于城市热岛效应，好些地方的温度已经升高了。）
疟疾又如何呢？连一些杰出的科学家也说，在更暖和的世界里，疟疾会向北蔓延，向高地蔓延。但19世纪和20世纪初，疟疾曾经肆虐欧洲、北美，甚至靠近北极的俄罗斯，当时的世界可比现在要冷差不多1℃呢。随着气候变暖，它消失了，因为人们把牛关进了谷仓（为蚊子们提供了另一种晚餐），晚上住进窗户紧闭的屋子里。蚊子活动的范围也缩小了，因为沼泽地排干了，杀虫剂也得到了普遍使用。今天，疟疾不再受气候的限制 [52] ：很多地方，疟疾可以横行，但事实上却并没有。疟疾的山区局限性同样如此。非洲有2%的地方海拔过高，理论上来说，传播疟疾的蚊子无法生存。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这些高原地区，如肯尼亚和新几内亚，却成了疟疾的重灾区，原因是人类的迁徙和栖息地的变化，而跟气候变化无关。“疟疾在各个海拔高度上都越演越烈，没有证据说明气候变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疟疾专家保罗·瑞特 [53] （Paul Reiter）说。难道我们不应该采取些措施来避免每年上百万人死于可以预防的疟疾，却要担心全球变暖会让这个数字再多上3万（充其量能达到这个程度） [54] 吗？同样，1990年前后，东欧的蜱虫病发病率猛增 [55] ，起初人们归咎于气候变化，过了几年才发现这是“铁幕”垮台以后，失了业的人们花了更多时间到森林里去采蘑菇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