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聆听婴儿啼哭，我凝视孩童成长 [1] 。
他们所学必将远超我所知。
我自忖道：好个美妙世界。
——鲍勃·蒂勒（Bob Thiele）及乔治·魏斯（George Weiss）
《美丽新世界》（What a Wonderful World）
IPCC预测世界人均GDP [2]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以亚当·斯密和查尔斯·达尔文作为我的立论依据：人类社会是一段漫长历史的产物，它通过对有别于遗传变异的文化变异进行自然选择而演进出来（也就是哲学家丹·德内特所谓的“泡沫式”演进），是靠着个体交换的无形之手生成的突变次序，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决定论产物。我想要说明的是，正如性行为积累了生物演进，交换也积累了文化演进、形成了集体智慧，故此，隐藏在混乱行为底下的男女关系其实蕴涵着一股必然的潮流。它是迎头向前的涨潮，而非势如山倒的退潮。
10多万年前，非洲某个地方出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新现象。有一个物种开始一代代地增加习惯，却没有（太多地）改变自己的基因。这是靠着交换来实现的，也就是个体之间互换东西和服务。这样一来，该物种就拥有了外在的集体智力，比它体积超群的大脑能容下的内容还要庞杂得多。有了交换，哪怕单独的个体只知道如何制造一种工具，两个个体碰到一起就拥有了两种工具（或两种概念），就算每个个体只能理解一件事，10个个体也能明白10件事。通过这样的方式，交换鼓励了专业分工，专业分工进一步增加了该物种不同习惯的数量，同时又减少了每个个体必须知道的事情的数量。随之生产日益专业化，消费得以日益多元化。起初，该物种的文化渐进扩张十分缓慢，因为它要受规模的限制。隔离在岛屿上，或者受到饥荒的蹂躏，都会令数量减少，削弱集体智慧。但一点一滴地，物种的数量越来越多，繁荣程度越来越高。获取的习惯越多，它能占据的适宜生境就越大，能养活的个体也就越多。养活的个体越多，它能获取的习惯越多；获取的习惯越多，它创造的适宜生境也越多。
该物种的文化进步也曾遇到过障碍。数量过多是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一旦当地环境维持其规模的能力受到损害，个体就开始从专业分工和交换撤退到防御式的自给自足状态，拓宽生产，限制消费。这减少了它们可以依赖的集体智慧，它们占据的适宜生境的面积随之缩小，并随之向其规模施加了更多的压力。由此可能出现崩溃，甚至地方性灭绝。也有可能，该物种在数量上极大地扩张，生活水平却停滞不前。不过，它一次次地找到了通过新型交换和专业分工复苏的方法，重新走上发展之路。
另一些障碍则是该物种本身造成的。它们的动物祖先赋予了它们雄心和嫉妒，个体经常受到引诱，攫取、占有自己同胞的生产力——只拿却不给。它们杀害、奴役、勒索自己的同胞。几千几万年过去，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寄生群体致命的贪婪，该物种在生活水平和人口上的扩张偶尔会出现停滞和倒退。当然，不是所有食客都是坏东西：靠商人和生产者为生的统治者和公务员也会履行正义，保卫国家，修建道路、运河、学校和医院，让从事专业分工和交换的人民生活更轻松惬意。与其说这类行为是寄生，倒不如说是共生（毕竟，政府也能做好事）。不过，该物种在数量和习惯上能够发展，还是因为寄生虫们从来不曾完全搞垮自己赖以为生的体系。
大约10000年前，气候突然转入稳定，该物种得以驾驭其他的物种，让后者演变成交换和专业分工的好伙伴，创造服务交换自身所需，于是该物种的进步速度大大提高。这下，多亏了农业耕作，个体不光有本物种的其他成员为自己效力，还有了诸如奶牛和玉米等其他物种的成员为自己效力。大约200年前，由于该物种获得了利用灭绝物种为自己服务的新能力，也即开采化石燃料，释放能量，产生更多的服务，变化的步伐再度加快。到了这时，该物种成了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大型动物，又由于出生率的下降，生活水平极大地改善。寄生虫仍然折磨着它，它们发动战争、勒令服从、建设官僚机构、欺诈、鼓吹分裂——但交换和专业分工得以继续，物种的集体智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整个世界几乎都靠着一张网络联结起来，各地的思想得以相遇并交配。前进的步伐再次加快。该物种的未来一片光明，尽管它们或许并不自知。
前进，前进
我已经罗列了保持乐观态度的理由。我认为，现在的世界网络化了，思想比从前任何时代都更混杂地彼此交配着，创新的步伐会翻倍，经济发展会把21世纪的生活水平提高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帮助哪怕是全世界最贫穷的人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我以为，尽管这种乐观情绪明显不合潮流，但历史表明，它其实比末日将至的悲观态度更为现实。“这是过去的谎言，让我们绝望长升。”H.G.威尔斯说。 [3]
这些是违背了传统智慧的大罪。更糟糕的是，面对10亿人没有足够的食物、10亿人无法使用干净的水源、10亿人仍然是文盲的现实，乐观态度甚至给人留下了一种无情冷漠的印象。但并非如此。正是因为这世界上的痛苦和匮乏远远超过了我和任何善良人的愿望，才有必要在道德上保持抱负远大的乐观情绪。哪怕过去50年贫困人口迅速减少，这世界上仍然有几亿人因为日常饮食里缺乏维生素A而失明，有几亿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因为蛋白质不足而腹部胀大，有几亿人因为接触不干净的水得了痢疾，因为室内取火的烟尘患了肺炎而咳嗽，因为可以治愈的艾滋病消耗生命，因为不必要的疟疾瑟瑟颤抖。这世界上仍然有人住在泥巴窝棚里，住在铁皮贫民窟里，住在没有灵魂的水泥森林里（包括西方国家内部的“非洲”），有人从没读过书，没看过医生。这世界上有背着机枪的少年，有出卖肉体的少女。如果2100年，我的曾孙女能读到这本书，我希望她知道，我很明白我所居住的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我担心自己的体重，餐馆老板抱怨冬天从肯尼亚空运来绿豆是何等的不公正；可在达尔富尔，孩子皱缩的小脸上盖满苍蝇；在索马里，妇女给石头活活砸死；在阿富汗，一位孤独的美国企业家在修学校，他的政府却朝地面扔着炸弹。
正是这些“本来可以避免”的苦难，对经济进步、创新和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要改善受苦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他们带去福祉，这是唯一的道路。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贫困、饥饿和疾病，全世界必须非常谨慎，不要挡了那些业已改善了很多人生活的东西（专业分工和交换的贸易、技术及信任工具）的道。正是因为还有那么漫长的道路要走，那些倡导绝望的人，那些呼吁在迫近的环境灾难前放慢脚步的人，恐怕不光在事实上犯了错，还在道义上犯了错。
在假定技术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预测未来，是一种常见的伎俩，它叫人觉得未来非常可怕。这没错。倘若发明和创造停止了，未来的确非常可怕。正如保罗·罗默所说 [4] ：“每一代人都觉得，要是发现不了新食谱、提不出新想法，有限的资源和不良的副作用就会为发展设下限制。可每一代人也都低估了找到新食谱、提出新想法的潜力。我们从来无法弄清，到底还有多少新的想法有待发现。”到目前为止，对人类来说最危险、最不可持续的事情，就是关掉创新的出水口。不发明，不采纳新想法，本身就既危险又不道德。
到底会有多好
对未来的设想，与其说是关于未来，倒不如说是关于自己身处的时代。H.G.威尔斯让未来显得像是爱德华国王治下的英格兰，只是有很多的机器；赫胥黎让未来显得像是20世纪20年代的新墨西哥州，只是嗑了药；乔治·奥威尔让未来显得像是40年代的俄罗斯，只是有了电视机。即便是最有远见的阿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和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也沉浸在着迷于交通运输的50年代，而不是着迷于通信的21世纪。所以，描述2100年的时候，我的这些说辞听起来肯定像是沉浸在21世纪初，犯了很多可笑的外推错误。“预测很难啊，”棒球手尤吉·贝拉开玩笑地说，“尤其是预测未来。”2100年，我根本没法想象的技术会司空见惯，我根本不知道人类需要的习惯居然会变成例行公事。说不定，机器已经足够聪明，能够自我设计了，届时，经济增长速度会变得跟工业革命之初一样快——世界经济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就翻一倍 [5] ，并加速朝着变化速度近乎无限的技术“奇点” [6] （singularity）前进。
但我多多少少还是得尝试一下。我预测，21世纪将表现出一种不断扩展的“交易秩序”——这是哈耶克创造的一个词，用来形容交换和专业分工带来的自发秩序。智慧越来越走向集体化；创新和秩序越来越自下而上；工作越来越专业，休闲越来越多元。在大型企业中，政党力量和政府官僚机构分崩离析，就像此前的中央计划机构一样。2008年的信贷危机扫除了几家银行巨头，短命而分散的对冲基金和精品服务从它们原本的位置冒了出来。2009年底特律大车厂倒闭，换来了一群创业公司负责下一代汽车和引擎。单个的庞然大物，不管是私营还是国有，面对这一轮的“小人国攻击”（Lilliputian assault），都变得前所未有的脆弱。小企业以及短暂聚散的人的集合体，正把大公司一步步地逼到绝境。大公司要想存活下来，必须改造自己，采取自下而上的演进。谷歌依靠Adwords的数百万次瞬时拍卖来增加收入，“（谷歌）本身就是经济，就是一间沸腾的实验室。”斯蒂芬·利维（Stephen Levy）说。 [7] 但较之未来的发展，谷歌仍然显得太庞大了。
自下而上的世界会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主题。医生们正无奈地习惯着消息灵通、自己研究病情的患者。记者正逐渐适应着按需选择、组合新闻的读者和观众。广播公司正在学习让观众自主选择娱乐人才。工程师们靠着分享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制造商回应着按需订购产品的消费者。基因工程逐渐开源，由人而不是公司来决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基因组合。舆论的浪潮越来越让政客们颠簸起伏。独裁者们渐渐懂得，人民可以靠着短消息组织起义。“人人都登场了。”作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说。 [8]
人们将越来越自由地寻找办法，用专业化的生产交换多元化的消费，网上已经约略可以瞥见这个世界，约翰·巴洛（John Barlow）称之为“网站共产主义”（dot-communism）：一群自由中介互相交换自己的想法和工作成品，毫不关心交换是否带来了“真正的”钱。互联网催生的思想自由交流，却产生了让所有人惊讶的利益大爆炸。“网民有着难以置信的分享意愿。”凯文·凯利（Kevin Kelly）说。 [9] “同侪生产者”创造东西不是为了钱，而是“信誉、地位、名声、快乐、满足和经验”。人们愿意在Flickr上分享照片，在微博上分享点子，在Facebook上分享朋友，在维基百科上分享知识，在Linux上分享软件补丁，在GlobalGiving上分享捐款，在Crigslist上分享社区新闻，在Ancestry.com上分享家谱，在23andMe上分享基因组，甚至在PatientsLikeMe上分享医疗记录。多亏有了互联网，人人都能基于自己的能力给予人人、满足人人的需求了。在一定程度上，这简直达到马克思主义的境界。
这种偶合秩序不会一帆风顺、毫无阻力地到来，自然和非自然灾害仍会发生。政府会解救大企业和大官僚机构，把补贴、排碳配额等特别的优惠发给它们，制定对它们有利的规章制度，设计准入壁垒、减缓创造性破坏等。酋长、祭司、窃贼、金融家、咨询师一类人总会冒出来，靠着交换和专业分工产生的盈余养活自己，把偶合秩序的生命之血转移到自己的反动命脉里。这些，过去早已发生过。帝国以创造寄生法庭为代价，买来政权的稳定；一神论的宗教以造就寄生的僧侣阶层为代价，买来社会的凝聚力；民族主义以创造寄生的军队为代价，买来权力；资本主义以寄生金融家为代价，买来效率。网络世界也会引来寄生虫：监管机构、网络罪犯、黑客和剽窃犯。一些寄生虫甚至有可能暂时扼住慷慨寄主的喉咙。
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天敌和寄生虫最终取胜，野心勃勃的思想管家成功地关闭了偶合秩序，把世界带回了工业革命前的贫困状态——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这种悲观态度甚至还找到了新理由：世界走向一体化，意味着一个愚蠢的想法说不定很快就能俘虏整个世界，而从前，它最多能俘虏一个国家，再幸运点儿也不过是俘虏一个帝国。（连伟大的宗教也全都需要在帝国内部蓬勃发展，最终变得强大起来：如佛教在孔雀王朝和中国、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帝国。）
让我们以公元12世纪为例，说明世界曾经怎样与偶合秩序擦身而过。1100~1150年这短短50年中，三个伟大的国家突然断绝了创新、创业和自由。在巴格达，宗教导师安萨里（Al-Ghazali）几乎是单枪匹马地破坏了阿拉伯世界理性探究的传统，把它带回了不能容忍新思考的神秘论。在中国，宋朝天文学家苏颂造出当时最复杂最先进的机械装置——天文时钟“水运仪象台”，却毁于一个怀疑新颖与理性的政客之手，为中国在其后数百年里固守传统、退回自给自足状态的命运打下了基调。在巴黎，圣伯尔纳铎（St Bernard of Clairvaux）迫害学者彼得·阿贝拉尔德（Peter Abelard），批评以巴黎大学为中心的理性复兴，支持十字军第二次东征的灾难性宗教盲信。幸运的是，自由思想、理性和偶合秩序的火焰仍在燃烧——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北非。但想想没有它们会怎么样。设想那时的整个世界都抛弃了偶合秩序，设想21世纪全球化的世界彻底背离了理性——这样的念头叫人担忧。不合时宜的酋长、教士和窃贼仍然能够扼杀地球未来的繁荣 [10] 。贵族们业已破坏了转基因作物，总统们打算阻止干细胞研究，首相们用反恐的借口践踏人身权利，各方官僚们代表反动施压团体干涉创新，迷信的神创论者抗议学校讲授良好的科学，没头脑的名人抗议自由贸易，虔诚的主教慨叹贸易使得世风日下。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影响还仅限于局部地区，对人类这一物种幸福迈向进步起到的阻挠作用十分有限，但这其中有没有谁会蔓延到全世界呢？
我对此表示怀疑。扑灭创新的火焰很难，因为在网络化的世界里，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演进现象。不管欧洲、伊斯兰世界，甚至美国会变得怎样的反动和谨慎，如今的中国和印度肯定会让偶合秩序的火炬熊熊燃烧，说不定还包括巴西以及大量的自由小城市和小国家。到205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很有可能是美国的两倍。实验会继续下去。只要人类的交换和专业分工得以在某个地方繁荣兴旺，那么，不管领导者是助它一臂之力还是倒行逆施，文化都将演进，结果是繁荣蔓延、技术进步、贫困减少、疾病退却、生育下降、幸福增长、暴力萎缩、自由发展、知识活跃、环境改善、荒野扩大。麦考利勋爵说过 [11] ：“我们可以在人类历史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里看到，个体行业如何拼命对抗战争、税收、饥荒、火灾、有害的禁令、更有害的保护制度，如何赶在政府挥霍之前飞快地进行创造，如何恢复被侵略者破坏的一切。”
人类的本性不会改变。侵略和上瘾、迷恋与教化、魅力和伤害，这些老一套总会登场，可未来的世界却将更加繁荣。在桑顿·怀尔德（Thornton Wilder）的剧作《九死一生》 [12] （The Skin of Our Teeth）里，安特罗比斯家庭（代表人类）努力在冰河时代、洪水和世界大战里求生存，但他们的本性并没有改变。怀尔德认为，历史本身并不是圆圈，而是螺旋向上，好坏双方的能力都不断增长，并通过永不改变的个人性格展现出来。故此，尽管会出现许多挫折，尽管个体的不变本性也在演进，可人类这一种群却会继续扩展并丰富自身的文化。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时代。
大胆做个乐观派吧。
[1] Thiele，B.and Weiss，G.D.1967.‘What a Wonderful World’.Range Road Music，Inc.，Bug Music–Quartet Music，Inc.and Abilene Music，Inc.，USA.Copyright renewed.All rights reserved.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of Carlin Music Corp.，London.
[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4th Assessment Report 2007.
[3] “The Discovery of the Future”Lecture at the Royal Institution，24 January 1902，published in Nature 65：326-31.Reproduc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AP Watt Ltd on behalf of the Literary Executors of the Estate of H.G.Wells.
[4] Quotes are from Romer，P.“Economic growth”in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edited by David R Henderson，published by Liberty Fund）；and Romer，P.1994.New goods，old theory，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3：5-38.
[5] Hanson，R.2008.Economics of the Singularity.IEEE Spectrum（June 2008）45：45-50.
[6] Vernor Vinge和Ray Kurzweil探讨过这一概念。见Kurzweil，R.2005.The Singularity Is Near.Penguin.
[7] Levy，S.2009.Googlenomics.Wired，June 2009.
[8] Shirky，C.2008.Here Comes Everybody.Penguin.
[9] Kelly，K.2009.The new socialism.Wired，June 2009.
[10] Meir Kohn曾极富表现力地论述过这一点。见www.dartmouth.edu/~mkohn/Papers/lessons%201r3.pdf.
[11] Macaulay，T.B.1830.Southey’s Colloquies on Society.Edinburgh Review，January 1830.
[12] Wilder，T.1943.The Skin of Our Teeth.HarperCollins.
致谢
多亏了交换和专业分工的发明，人类智力呈现出一大特点：它是集体性的，不是个体性的。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之一。本书提到的诸多概念同样如此。我所做的工作，无非是打开心灵，让其他人的想法自由地涌进去，展开交换，并希望它们在我自己的大脑皮层上疯狂地交配。所以，写这本书，其实就是跟朋友、专家、导师和陌生的人们持续不断地对话，有些是当面讨论，有些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有些是通过当面或在电话里交流论文和参考文献。互联网真是献给写作者们的大礼，它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知识来源，完全就是一座规模无限、速度无限的虚拟图书馆（尽管质量良莠不齐）。
我感谢所有准许我以这样那样方式与之交谈的人，所有人都给了我无偿的帮助和建议。我尤其感谢Jan Witkowski、Gerry Ohrstrom和Julian Morris，他们为我在冷泉港组织了一次有关“撤离理性”的聚会；还有Terry Anderson和Monika Cheney，他俩两年之后在加州纳帕为我安排了一场研讨会，让我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为本书初稿向一些能人异士征求意见。
这里，我按字母顺序，向诸位思想和观点对我帮助最大的人士致敬。他们慷慨大度而又目光敏锐，实在令我震惊。他们是：Bruce Ames、Terry Anderson、June Arunga、Ron Bailey、Nick Barton、Roger Bate、Eric Beinhocker、Alex Bentley、Carl Bergstrom、Roger Bingham、Doug Bird、Rebecca Bliege Bird、Norman Borlaug、Rob Boyd、Kent Bradford、Stewart Brand、Sarah Brosnan、John Browning、Erwin Bulte、Bruce Charlton、Monika Cheney、Patricia Churchland、Greg Clark、John Clippinger、Daniel Cole、Greg Conko、Jack Crawford、Michael Crichton、Helena Cronin、Clive Crook、Tony Curzon Price、Richard Dawkins、Tracey Day、Dan Dennett、Hernando de Soto、Frans de Waal、John Dickhaut、Anna Dreber、Susan Dudley、Emma Duncan、Martin Durkin、David Eagleman、Niall Ferguson、Alvaro Fischer、Tim Fitzgerald、David Fletcher、Rob Foley、Richard Gardner、Katya Georgieva、Gordon Getty、Jeanne Giaccia、Urs Glasser、Indur Goklany、Allen Good、Oliver Goodenough、Johnny Grimond、Monica Guenther、Robin Hanson、Joe Henrich、Dominic Hobson、Jack Horner、Sarah Hrdy、Nick Humphrey、Anya Hurlbert、Anula Jayasuriya、Elliot Justin、Anne Kandler、Ximena Katz、Terence Kealey、Eric Kimbrough、Kari Kohn、Meir Kohn、Steve Kuhn、Marta Lahr、Nigel Lawson、Don Leal、Gary Libecap、Brink Lindsey、Robert Litan、Bjorn Lomborg、Marcus Lovell-Smith、Qing Lu、Barnaby Marsh、Richard Maudslay、Sally McBrearty、Kevin McCabe、Bobby McCormick、Ian McEwan、Al McHughen、Warren Meyer、Henry Miller、Alberto Mingardi、Graeme Mitchison、Julian Morris、Oliver Morton、Richard Moxon、Daniel Nettle、Johann Norberg、Jesse Norman、Haim Ofek、Gerry Ohrstrom、Kendra Okonski、Svante Paabo、Mark Pagel、Richard Peto、Ryan Phelan、Steven Pinker、Kenneth Pomeranz、David Porter、Virginia Postrel、C.S.Prakash、Chris Pywell、Sarah Randolph、Trey Ratcliff、Paul Reiter、Eric Rey、Pete Richerson、Luke Ridley、Russell Roberts、Paul Romer、David Sands、Rashid Shaikh、Stephen Shennan、Michael Shermer、Lee Silver、Dane Stangler、James Steele、Chris Stringer、Ashley Summerfield、Ray Tallis、Dick Taverne、Janice Taverne、John Tooby、Nigel Vinson、Nicholas Wade、Ian Wallace、Jim Watson、Troy Wear、Franz Weissing、David Wengrow、Tim White、David Willetts、Bart Wilson、Jan Witkowski、Richard Wrangham、Bob Wright。最后一位是Paul Zak，他曾雇我为他当了一天实验室里穿白大褂的助手。
我的经纪人Felicity Bryan，一如既往地是本书的教母：她总在合适的时候献上鼓励和安慰。她和Peter Ginsberg一直支持本项目。此外，还有我的编辑Terry Karten、Mitzi Angel、Louise Haines以及4th Estate和HarperCollins出版社的其他朋友，尤其是Elizabeth Woabank。感谢Kendra Okonski的宝贵援手，把rationaloptimist.com变成了现实，谢谢Luke Ridley在研究工作上提供的帮助。本书每一章开头的图表出自Roger Harmar、Sarah Hyndman和MacGuru Ltd。
我最亏欠的是家人，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找到了写作的空间和时间。Anya的灵感、洞察力和支持，对我来说价值不可估量。在跟我讨论本书、核对事实的过程中，我儿子表现出了不留情面的敏锐态度，我感到极为欣喜。他帮我准备了大部分的图表。还有我女儿，在巴黎的一天晚上，是她带我去了一座桥，听Dick Miller和他的乐队演唱“好个美妙世界”。
后记
1755年，里斯本爆发了一场可怕的地震。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遭到破坏，到处是熊熊大火，海啸吞没了残存的地方。死亡人数高达60000。但里斯本地震这场人类悲剧，却跟“乐观主义”哲学是对着干的。
“乐观主义”（optimism）是个相当新的词，出现于1737年，那时候，它的意思跟现在不一样，并不指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看法。它的意思几乎截然相反，它认为世界处在“最佳状态”（optimum），处在所有可能性里最好的一种，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个聪明的概念，是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在自己的神义论哲学里提出来的，认为上帝是仁慈的神，即便发生不好的事情，也必然是出于良好的用心。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世界更美好。
故此，里斯本死了那么多人，必定是件好事，不是坏事。里斯本是因为它的罪孽受惩罚的，世界会因为它的覆灭而洗清。而对法国剧作家和哲学家伏尔泰来说，这太过分了。他写了《咏里斯本灾难诗》（Poeme sur le desastre de Lisbonne），想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跟葡萄牙人过不去。
那么，覆灭的里斯本，罪孽真的比充斥着笙歌艳舞的巴黎更多吗？
译者后记 技术改变世界
如果你是21世纪的中国人，想必对“悲观”这个词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说的不是全球变暖和环境污染。不，不，我们不怎么担心这么长远的事，我们担心的全是切身的利害：会不会喝到毒奶粉，会不会吃到地沟油，会不会上了高铁就下不来……
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较之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整个社会充满了太多的变化和不确定因素。急剧的发展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是无根的浮萍，找不到依靠，无所适从。人人都知道，现状不可能长久持续，但新的未来会是怎样，谁的心里也没有把握。过去并不美好，现状也差强人意。这样一来，我们尤其容易陷入悲观情绪。
所以，能够经手翻译这样一本书，不能不说是我的幸运。它不是励志读物，而是科普读物。它不故弄玄虚，只讲科学证据。它不重“管理”，而强调“演进”。它用大量考古证据和历史事实指出，过去的几万年，依靠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世界越变越好；未来，只要交流的道路保持畅通，世界没有道理走向倒退。只有思想隔绝、封闭起来，才是人类的大难来临之际。
这是一本带给我们信心的书。就像海明威所说：世界并不完美，却仍值得奋斗。
本书原文通俗晓畅，我已尽量努力再现它的风貌。但如果译文有让读者摸不着头脑的地方，那一定是译者失职所致。我的电子信箱是herstory@163.net，欢迎各位来信批评指正。
闾佳
2011年7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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