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我们明明看到身后除了进步别无他物，却仍以为眼前只有堕落，再没有别的呢？ [1]
——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B.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
《论骚塞的〈社会谈论〉》（Review of Southey’s Colloquies on Society）
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 （以1990年美元计）
到21世纪中叶，人类即将在10000年的时间里，从不到1亿人口扩展到近100亿人口。如今，仍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远比石器时代还糟糕的痛苦和匮乏当中，也有人比自己数年前甚至数月前过得更差了，但跟我们的祖先比起来，绝大多数人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玩得更好了，面对疾病有了更好的保护，也更有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到老年。 [3] 人类生活需要或渴望的几乎每一样东西，在过去200年里都在飞速提高，在此前的10000年时间，亦呈不规则地向上发展的趋势，包括寿命、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私人时间、快捷的交通、便捷的沟通途径等。哪怕把至今仍然生活在赤贫、疾病和匮乏当中的数亿人考虑进来，这一代人仍然比从前任何一代人获得了更多的热量、功率、流明小时、平方米、字节、兆赫、光年、纳米、单位亩产量、每公升汽油行驶里程、食物里程 [4] 航空里程，当然还有金钱。他们有了更多的魔术贴、疫苗、维生素、鞋子、歌手、肥皂剧、芒果切片机、性伴侣、网球拍、导弹以及他们能想象得出来需要的任何东西。有人估计，你在纽约或伦敦能买到的不同商品，种类可达数百亿种。 [5]
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真的值得说上一说。如今有人以为过去的生活更美好，他们说，不光过去生活里的那些简单、宁静、灵性和人际交往全都消逝了，连人的品德也不复往日了。请注意，这种带着玫瑰色的怀旧，一般仅限于富裕人士。反正，你又不必使用蹲式旱厕，给农民的生活唱唱挽歌多容易啊。想象一下19世纪西欧或者北美东部的某个地方，在木板搭成的简陋屋子里，一家人围坐在壁炉边。父亲大声地朗读《圣经》，母亲为大家准备好了牛肉炖洋葱。二姐照顾年幼的小弟弟，大儿子从瓦缸里舀水，倒进餐桌上每个人的杯子里，大姐在马厩里喂马。外面的世界没有汽车发出的噪声，没有毒贩子，牛奶里绝对找不到二英或者放射性坠尘。一切如此宁静安详，窗外鸟语花香。
拜托，少来了。虽说这是村里家境最好的一户人家，正在读经的父亲仍会因为柴火冒出的烟使劲咳嗽个没完。这么咳嗽下去，他早晚会患上支气管炎，53岁就没了命。（他都算幸运了，1800年，就算是在英格兰，人的预期寿命也不到40岁。）宝宝哭个不停，是因为他得了天花，隔不了多久就会死掉。他的二姐，很快就要嫁一个酒鬼丈夫，成为那人的奴隶。大儿子倒出的水有一股子奶牛味，因为奶牛跟人在同一条小溪里取水。牙痛折磨着母亲。马厩里，邻居的房客让大姐怀了身孕，等一生下来，那孩子就会被送到孤儿院。炖牛肉吃起来没滋没味，很难嚼得动，但除了牛肉，平常的伙食就只剩稀粥了，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水果或者沙拉。人们用木头勺子从木头碗里吃饭。蜡烛太贵，只能靠着炉火看东西。全家人没有一个看过戏、画过画、听过钢琴演奏。所谓的学校教育，就是让偏执的郊区牧师教上几年枯燥的拉丁语。父亲进过一次城，但旅费用了他一个星期的薪水，其他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15英里 [6] 。女儿们每人有两条羊毛裙子、两件亚麻衬衫和一双鞋子。父亲的外套花了他一个月的工钱，但现在却长满了虱子。地上铺着草垫当床，孩子们两人合睡一张。至于窗户外面的鸟嘛，明天就会被男孩捉到并吃进肚子里。 [7]
如果说我虚构的这家人不对你的口味，来看看统计数字好了。自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翻了6倍，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实际收入提高了9倍多。 [8] 就拿一段较短的时间范围来说吧，较之1955年，2005年的全球人均收入翻了差不多3倍（这个数字经通货膨胀调整过），摄入的食物卡路里（calorie，能量单位）多了1/3，初生婴儿的死亡率降低到了此前的1/3，人类寿命增长了1/3。人类死于战争、谋杀、生育、意外事故、龙卷风、洪水、饥荒、百日咳、肺结核、疟疾、白喉、伤寒、麻疹、天花、败血病或小儿麻痹症的概率低得多了；上了年纪之后患上癌症、心脏病或中风的可能性也低得多了；识字、从学校毕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拥有电话、抽水马桶、冰箱和自行车的概率也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这50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1倍多，但全世界人口可用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因此限量供应，而是大大膨胀。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人类取得的惊人成就。
平均数字能掩盖很多事实，但就算你把世界分成小块区域来看，也很难找到哪个地区在2005年比1955年更糟糕。在这半个世纪里，人均实际收入略微降低的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海地、刚果、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人均预期寿命略微降低的有3个国家（俄罗斯、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初生婴儿存活率降低的一个也没有。在其他国家，这些数字全呈火箭般飙升的态势。跟世界其余地区相比，非洲的进步速度慢得令人沮丧，而且极无规律。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的爆发，令南非许多国家预期寿命暴跌（近年来才逐步好转）。在这半个世纪里，你也可以发现某些国家的生活标准或生存概率在某一时期陷入可怕的恶化，如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90年代的卢旺达和21世纪初的刚果。阿根廷在20世纪陷入了令人失望的停滞期。但总体而言，50年之后，世界发展的结果是显著的、惊人的、积极的。跟1955年比起来，韩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2005年增加了26岁，收入翻了15倍。墨西哥人如今的平均寿命比1955年英国人的还长。博茨瓦纳人的平均收入比1955年普通芬兰人的还多。如今尼泊尔的婴儿死亡率比1951年意大利的还低。在越南，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所占的比例 [9] ，从20年前的90%降低到了现在的30%。
富者的确愈富，但贫者并未愈穷。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消费量增加比世界整体快两倍。 [10] 中国人比50年前富裕10倍，生育速度降低至1/3，预期寿命长了28年。就连尼日利亚人，也比1955年时富裕了两倍，生育速度降低了25%，预期寿命长了9年。尽管世界人口翻了1倍，但赤贫人口（这里的定义是日均生活费不足1985年的1美元币值者）的绝对数字较之20世纪50年代却减少了。赤贫者所占的百分比降了一半多——降到了不足18%。 [11] 当然了，这个数字仍然高得可怕，但整个趋势很难说会叫人绝望。按目前的下降速度，到2035年前后，它就会降到0——尽管事实上可能不会这样。据联合国估计，过去50年里贫困人口减少得比此前500年里还要多。 [12]
共同富裕
1955年同样并非匮乏的年代。它本身创下了一个纪录——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人口更多了，生活更舒适了，哪怕有希特勒朝着反方向的“努力”。跟此前的任何时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都显得非同寻常的富裕与奢华。印度的婴儿死亡率降到了比1900年的法国和德国还低的程度。日本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几乎两倍于此前的世纪之交。世界人均收入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1958年，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宣称 [13] ，“富裕社会”业已到来，能言善道的广告商正把许多不必要的商品“过度”提供给消费者。
他说得没错，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人的日子过得尤其滋润：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身高比世纪之初高了3英寸 [14] ，花在医疗上的钱是葬礼开支的两倍——跟1900年时刚好反了过来。1955年，80%的美国家庭有了自来水、集中供暖、电灯、洗衣机和冰箱。1900年时，哪一家人也没有这些“奢侈品”。雅各布·里斯 [15] （Jacob Riis）在1890年的经典之作《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中记录了纽约的一户人家，全家9口人，住在10英尺 [16] 见方再加个微型厨房的屋子里，妇女每天在血汗工厂里工作16个小时，收入60美分，连一顿饭都买不起。到了20世纪中叶，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可想象。 [17]
然而，以50年后的今之眼光回望，1955年沉浸在汽车、舒适环境和各种家用电器里的中产阶级，放到现在来看只能算是过着“低于贫困线”的生活。1957年的普通英国工人，按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说法，“从没摊上过这么好的日子”，其真实收入还比不上当今失着业、领着政府救济、带着3个孩子的蓝领。今天，美国公认的“贫困”人口里，99%的人有电、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冰箱，95%的人有电视，88%的有电话，71%的有汽车，70%的有空调。19世纪的美国大企业家、大富豪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可是什么都没有。即便在1970年，也只有36%的美国人拥有空调；而在2005年，79%的贫困家庭都有。
好吧，悲观主义者们会说，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代价是什么呢？环境肯定恶化了吧？嗯，在有些地方，的确是。但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并非如此。欧洲、美国的河流、湖泊、海洋和空气，一直是越变越干净。泰晤士河污水减少，鱼儿增多。20世纪60年代，伊利湖里的水蛇曾到了灭绝的边缘，现在却随处可见，而秃鹰则满天飞。帕萨迪纳几乎再也看不见烟雾了。瑞典鸟蛋里的污染物比60年代少了75%。美国运输行业的碳排放量在25年里下降了75%。如今，一辆汽车哪怕是全速行驶，排出的污染物也比70年代一辆停着的汽车泄漏出来的要少。 [18]
与此同时，最长寿国家（1850年的瑞典、1920年的新西兰、如今的日本）的每年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1/4岁，这个速度，200年来一直没有变化。到目前为止，它尚未显示出到达极限的迹象——尽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20世纪20年代，人口学家信心百倍地断言，“倘若我们的生理结构上不出现突变或神奇的变化”，人的平均寿命，顶了天也就是65岁了。1990年，他们又预测：“除非出现控制老化速度的根本性突破，预期寿命……应该不会超过85岁。”但这两项预言，没过5年就双双被证明说错了。 [19]
如此一来，人退休后的生活年限突飞猛进。从1901年开始，英国65~74岁男性的死亡率用了68年的时间下降了20%。过了短短17年，又降了20%，再过了10年，又降了20%——进步的速度在加快。的确很好，悲观主义者说道，可晚年生活质量怎么样呢？人们的确活得更长久了，但多出来的岁月都是在病痛和残疾中度过的吧？非也。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1982~1999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率从26.2%降到了19.7%——两倍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依靠更准确的诊断和更多的治疗手段，年长者死亡前患有慢性病的时间略有缩短。人们不光活的时间更长了，躺着等死的时间也变短了。 [20]
以导致老人残疾的重大因素中风为例。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的中风死亡率下降了70%。80年代初，牛津大学从中风患者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未来20年里中风发病率会提高近30%，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风概率会大大提高，而人均预期寿命又更长了。结果呢，人们的寿命的确更长了，但中风发病率却下降了30%。（中风发病率仍然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它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癌症、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它们的发病率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病时间推迟了几乎差不多10年。 [21]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不平等现象也在缓解。英美两国收入平等问题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在改善（1800年，英国贵族比普通人高6英寸，现在则不到两英寸），到20世纪70年代，改善趋势才停滞不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并不全是些令人遗憾的理由。举例来说，较之过去，高收入者更倾向于与同类人结婚了（故此收入趋于集中），移民增多，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企业卡特尔垄断放开，形成竞争关系，职场的技能溢价 [22] （skill premium）上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它们的来源乃是自由化趋势。此外，这里还存在一个奇怪的统计悖论：尽管某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全球范围内这一现象却日渐缓和。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飞速发展，两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确加剧了，因为富人的收入增长远远快过穷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中印经济增长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是减少了全世界的贫富差距。 [23] 正如哈耶克所说：“一旦低下阶层的地位加速崛起，主要的财富收益来源就不再集中于富人之手，而是改为直接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是以，从前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过来又在削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24]
另一个方面的不平等性也在缓解。智商得分的差距正稳步缩小（因为低分数已经赶上了高分数。人们在特定年龄的平均智商得分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原因就在这里）：每年缩小3%。西班牙的两项研究证明，人们现在的智商比30年前高9.7分，而成绩提高的大部分比重，都出在智商较低的那一部分人里。这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因最早注意到它的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而得名。 [25] 起初，研究人员以为这个现象是测试中的人为变化所致，又或是单纯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年限延长，教育水平改善，但事实与这类解释并不吻合，因为弗林效应在最聪明的孩子身上表现一贯不太明显，在与教育内容高度相关的测试里表现也不明显。它是儿童素质整体性提升的结果，也即不同儿童接受的营养、早期启发或差异性趋于同质化。当然了，你或许会说，智商并不能真正反映智力，但你不能不承认，有些事情正越变越好，同时越变越平等。
由于DNA指纹检验，234名无辜的美国人在平均服刑12年后，重新获得了自由。 [26] 其中有17人是从死牢里脱身的。1986年，DNA首次应用在法医学上，就替无辜者洗清了罪名，并帮忙捉到了真正的凶手，自此之后，同样的事情反复出现。
廉价的光明
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更高、更聪明、更长寿、更自由的人们（也就是各位读者）享受的丰裕可是非同小可啊：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正一步步地走向廉价。过去两百年里，人类的四大基本需求——衣物、食物、燃料和住房，明显便宜了很多。食物和衣物尤其如此（尽管2008年粮食价格出现了短暂上升），燃料的价格走势有点飘忽不定，但即便是住房，也是越来越便宜。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可如今普通家庭住房的价格比1900年，甚至1700年都略微便宜 [27] ，哪怕房子里还多了许多现代便利设备，如电力、电话和抽水马桶。既然基本需求变得廉价起来，那么就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来消费奢侈品了。人工照明介于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从货币的尺度来看，1300年时，英格兰获取同等计量单位的人工照明 [28] 比现在贵整整20000倍。
这样的差异够巨大的了，但从劳动量的尺度来看，整个变化更为戏剧性，进步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就说说你按平均时薪能换取多少人工照明吧。公元前1750年，当时的平均时薪能换回24流明小时（芝麻油灯）；1800年，可换回186流明小时（牛脂蜡烛）；1880年，4400流明小时（煤油灯）；1950年，53.1万流明小时（白炽灯）；现在，840万流明小时（节能荧光灯）。换句话说，如今工作1小时，能换回价值300天的阅读灯光；1800年工作1小时，只够换回10分钟的阅读灯光。 [29] 要不再反过来，说说你挣够1小时阅读灯光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吧，就按一盏18瓦节能灯泡照明1小时的发光量来算。今天，挣够1小时的发光量，你只需工作不到半秒钟。1950年，照当时的传统灯丝灯泡和工资水平，你要工作8秒钟才能挣回同等的发光量。要是你是在19世纪80年代用煤油灯，挣回同等发光量要工作15分钟。用19世纪初的煤油灯，得工作6个小时以上。在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伦，要从一盏芝麻油灯里获得同等的发光量，你得足足工作50多个小时。从1800年的6小时到现在的半秒钟，进步了43200倍，用你的时间来计算 [30] ，你比1800年的祖先都过得好得多。为什么我虚构出来的那家人是就着火光吃东西的，你现在明白了？
这一类的进步，大部分还没纳入“生活成本估算”（cost-of-living calculations）。生活成本估算的目的，是想用不相同的东西，比较大致类似的东西。经济学家唐·布德罗 [31] （Don Boudreaux）做了一番设想：如今的美国人拿着现在的收入，时间旅行回到1967年。他或许能成为镇上最富裕的人，但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他从eBay、亚马孙、星巴克、沃尔玛、百忧解、谷歌或黑莓里获得的乐趣。而前文引用的照明数据，甚至根本没考虑到现代的电力光源与用蜡烛或煤油照明的根本不同：它更方便、更清洁，开关简单，没有烟气，没有怪味，不会忽明忽暗，火灾隐患也小。照明的进步迄今尚未走到尽头。从将电子能量转变成光子能量的角度看，节能荧光灯的效率是灯丝灯泡的3倍，但发光二极管（LED）马上就要把前者取而代之了（就在本书撰写期间，人们已经证明，LED的能效是白炽灯的10倍），何况，它还兼具便携的好处。便宜的LED手电筒，用太阳能充电电池供电，全世界尚未获得市电供应的16亿人口（最主要的是非洲农民），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因此而发生改变。诚然，LED目前还太贵，无法替换大部分灯泡，但总有一天，这种情况是会变的。
想想看，照明效率的这些进步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光明，或是少做大量的工作，要么就再去买点别的。你用更短的工作时间换取照明，意味着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做别的事情上。也就是说，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上班。照明技术的进步，把你解放了出来，你可以去生产或购买其他的产品及服务，或者参与慈善活动。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
节省时间
时间是关键。忘了美元、玛瑙贝壳和黄金吧。衡量一种东西价值的真正标准，是看获取它所花的时间。如果你想自己把它做出来，通常所花时间会比买其他人提供的现成品要长。而倘若你得到的这样东西能由其他人高效率地制造出来，那么你就能负担得起更多。照明变得更便宜了，所以人们用得更多了。如今英国人平均消费的人工照明，大致相当于1750年的40000倍。 [32] 他消耗的功率大概是50倍，运输量（以旅客旅行的里程数来计算）差不多为250倍。
什么叫繁荣？这就是繁荣：你以同等工作量换取的商品或服务数量增加了。迟至19世纪中叶，从巴黎到波尔多的驿马旅程，费用与一名职员的月工资相等；如今，同等里程的费用只相当于一天的薪资，速度更提高了50倍。1970年，半加仑 [33] 牛奶要用掉普通美国人10分钟的工作，但到1997年，则只需7分钟。从纽约往洛杉矶打3分钟电话的费用，以1910年的平均薪资计算，要耗费90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这耗费不到两分钟。1千瓦时的电，1900年须花1个小时的工作，而今天是5分钟。20世纪50年代，买一个麦当劳的汉堡，要花30分钟的工作，而今天只用3分钟。从工作小时数的角度看，今天只有极少数东西比50年代的费用高，比如教育和医疗。 [34]
哪怕是19世纪末出现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强盗大亨（robber baron），大多也是靠让产品更为廉价而致富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纽约时报》最早拿这个说法称呼的人。他简直就是这个词的缩影。可看看《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在1839年是怎么说他的铁路吧 [35] ：
只要在范德比尔特架设了竞争铁轨的地方，结果无一例外是票价永远地降低了。只要他一“铺设”竞争铁轨，票价就立刻降低，而且，不管角力结束之后，是他“买断”了对手（大多数时候是这样），还是对手“买断”了他，票价永远不会再涨回原先的标准。我们社会的这一伟大福音（廉价的出行）应主要归功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1870~1900年，铁路运费下降了90%。毫无疑问，范德比尔特有时会靠行贿和仗势欺人来铺垫他的成功之路，有时付给工人的薪资也较他人更低——我并不是想把他打扮成个圣徒的样子，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一路走来，他带给了消费者原本无法享受到的巨大福利——负担得起的交通。类似地，同一时期的安德鲁·卡内基，一方面大赚其钱，一方面也把铁轨的价格降低了75%，约翰·洛克菲勒则把石油的价格削减了80%。那30年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6%。当然，他们也变成了更富裕的大亨。 [36]
亨利·福特致富靠的是制造廉价汽车。 [37] 他的第一款T型车售价825美元，在当时可算前所未有的便宜，仅仅4年以后，他又把价格降到了575美元。1908年，购买一辆T型车大概需要工作4700个小时。到了今天，买一辆普通汽车（其功能与特性之丰富，是T型车无法相比的）只需要工作1000个小时。多亏了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及其美国铝业公司（Alcoa）继任者们的创新，铝的价格从19世纪80年代的每磅 [38] 545美元，降低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20美分。 [39] （美国铝业公司把价格降了这么多，得到的“奖励”却是遭到政府以140项垄断罪提起诉讼：其产品价格的快速降低，被拿来当成了它决意阻止竞争的证据。20世纪末，微软也遭到了同样的指控。）1945年，泛美航空公司（Pan Am Airline）的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出售廉价的航班座位 [40] ，其他航空公司深感受辱，竟向政府请愿要求取缔泛美航空。英国可耻地同意了，于是泛美航空公司改为飞往爱尔兰。20世纪最后25年里，计算器运算能力的价格猛跌，以至于2000年的一台袖珍口袋型计算器的性能在1975年要你花一辈子的工资才买得到。英国DVD播放机的价格，从1999年的400英镑跌到了5年后的40英镑，这一下跌趋势跟之前的录像机完全吻合，只是速度还要快得多。
消费品价格下跌，让人们变得更富裕了（当然，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紧缩会毁掉他们，但那是因为他们想靠着股票、房地产等资产赚钱，筹措购买消费产品的现金）。这里，我再次提醒各位读者注意，衡量繁荣的真正尺度是时间。如果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或者亨利·福特不光让你能够更快速地前往想去的地方，还缩短了你为购买车票所付出的工作时间，那也就是说，他们带给了你大量的自由时间，让你变得更为富裕了。如果你选择用这部分的闲暇时间来消费其他人的产品，那么你也就让对方变得更富裕了；而如果你选择用这部分时间来为其他人的消费进行生产活动，你就进一步富裕了自己。
房屋，本来也跃跃欲试地想变得更便宜，但出于一些糊里糊涂的原因，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地阻止它降价。1956年，16个星期的工作能换回100平方英尺的住房，现在则只需要14个星期就能买到同等面积质量更好的住房。 [41] 但考虑到现代机械组装好一所房子是何等的轻而易举，它的价格跌幅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水平。这是政府造成的，第一，政府利用规划或分区法规限制供给（尤其是在英国）；第二，它利用税收制度鼓励抵押贷款（主要是在美国）；第三，它想方设法地阻止房地产在泡沫破裂后降价。这些措施的效果是，还没买房子的人生活更艰辛了，买了房子的人却占了大便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只好硬性规定修建更多的廉价住房，或是为穷人提供按揭贷款资助。 [42]
幸福
随着必需品和奢侈品越来越便宜，人们越来越幸福了吗？21世纪前后，少数学者投身到了幸福经济学这一主题的研究当中。它首先从一个悖论入手：更富裕的人不一定更快乐。人均收入超出一定限度之后（理查德·莱亚德的数据 [43] 是每年15000美元），金钱似乎就买不到主观幸福感了。随着学术界的有关书籍和论文接二连三地公之于众，并证实了“富人不幸福”的观点，为数众多的评论家们就幸灾乐祸起来。政治家们立刻抓住机会，各国政府（从泰国到英国）转而开始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幸福度，不再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放在首位。于是，现在的英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幸福部”（well-being divisions）。据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权者，早在1972年，他就提出，经济增长只是国家福祉的第二目标。这种新冒出来的看法说，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幸福，那么努力奋斗追求繁荣就毫无意义，世界经济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收入水平上软着陆。一位经济学家甚至说：“嬉皮士一直是正确的。” [44]
如果这是真的，那它足以刺穿理性乐观派吹出来的气球了。如果经济发展连续挫败死亡、饥荒、疾病，减轻烦琐枯燥的家务劳动，竟然不能让人更幸福，那它意义何在？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场争论始于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一项研究 [45] ，他发现，尽管在同一个国家内，富裕的民众一般比贫困民众更幸福，但富裕国家的国民却并不比贫穷国家的国民更幸福。从那时起，“伊斯特林悖论”就成了辩论的中心教义。麻烦的是，“伊斯特林悖论”根本就是错误的。2008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分析了所有数据，同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伊斯特林悖论并不存在。 [46] 富人比穷人幸福，富裕国家的民众比穷国幸福，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也越来越幸福。先前研究的样本太小，根本就找不出明显差异。新的研究做了三大类的比较（国家内部的比较、国家与国家的比较、不同时期的比较），发现额外的收入的确能买回整体的幸福。这也就是说，平均而言，整体而言，普遍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更多的钱确实能让你更幸福。用研究之一的原话来说：“总之，我们的时间序列比较以及国际社会反复出现的证据都指出：在经济发展和主观幸福感的增长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 [47]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美国人目前没有表现出幸福感增加的趋势是因为近年来富人越来越富有而普通美国人没有随之兴旺繁荣呢，还是因为美国不断吸引贫穷（不幸福）国家的移民令幸福指数保持低位呢？说不清。但总之不是因为美国人富裕得没法变得更幸福了——跟美国人基本上一样富裕的日本人和欧洲人，幸福程度一直随着富裕程度稳步提高。而且，最奇怪的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越来越富裕，但幸福度却降低了。
人当然有可能富有而不幸福，太多名人华丽丽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人也可能富裕之后仍为自己没有变得更加富裕而感到不幸福，哪怕仅仅是因为邻居或者电视里的人比你更富裕。经济学家们把这叫做“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我们其他人称之为“跟风攀比”。没错，富人可能会给地球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害，因为他们在收入早已超过了显著影响幸福的水平之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力争变得更富裕——毕竟，他们都从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继承了“恶性竞争”的本能，相对地位（而非绝对地位）决定了人的性奖励。从这一点来看，征收消费税来鼓励储蓄和投资 [48] 不见得是个坏主意。然而，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人穷一点必然就会更幸福——富裕而不幸显然比贫穷而不幸好多了。 [49] 自然，有些人不管多么富裕仍然不幸福，而其他人哪怕身陷贫穷也能迅速调整回开朗心态。心理学家们发现，人有着相对稳定的幸福水平 [50] ，大悲大喜持续的时间较为短暂。此外，一百万年来的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的本性：总是雄心勃勃地渴望成为极少数最成功的人，而不是知足常乐。欲望才是人的内设“程序”，感恩不是。
要想越来越幸福，致富不是唯一途径，甚至也不是最佳途径。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eart）说 [51] ，社会和政治解放远为有效：生活在允许你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住在哪儿、跟谁结婚、如何表达自己的性欲望，等等）的国家，幸福来得更多。1981年以来，由于自由选择的增多，52个国家里有45个国家的幸福程度都提高了。鲁特·维恩霍文（Ruut Veenhoven）发现 [52] ：“国家越是个人化，国民越是享受生活。”
困境
还有，生活尽管美好，今天的生活却不尽美好。对底特律失业的汽车工人、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被逐出自己住房的业主、津巴布韦的霍乱病人、刚果遭到种族灭绝的难民来说，近年来幸福度提高的统计数字全然没有意义。战争、疾病、腐败和仇恨仍然损害着数百万人的生活；核恐怖主义、海平面上升、大范围流感，兴许还是会给21世纪的脸上抹黑。没错，但把这些最坏的假设挂在嘴边，并不会扭转这种命运，争取让人类继续进步反倒有些可能。正是因为最近几百年里人类实现了那么多进步，人类才需要为世界的不完美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让经济继续进化。阻挡变革、创新和发展，人的同情心亦无处施展。别忘了，因为过分宣传要当心转基因食物援助，一些施压团体很可能加剧了2000年年初赞比亚的大饥荒。 [53] “预防原则” [54] （事前多讲究安全，总比事后遗憾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一个充满遗憾的世界里，哪怕光是站着也不安全。
更近在眼前的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痛苦衰退，世界许多地区都将产生大规模的失业，碰上真正艰难的民生问题。如今有很多人觉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像是个陷阱，一场透支未来的金字塔骗局。
到2008年东窗事发之前，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30年来一直为投资者提供着月息在1%以上的高额稳定回报。他靠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连环套手法，把新投资者的资本当成收益偿付给老投资者，这么做当然无法长久维持。骗局败露的时候，他已经骗了投资者650亿美元。基本上，1719年约翰·劳（John Law）在巴黎用密西西比公司耍的是这一套，1720年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在伦敦用南海公司耍的是这一套，1920年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在波士顿用“邮票”优惠券耍的是这一套，2001年肯·莱（Ken Lay）在安然耍的还是这一套。
有没有可能，不光近年来的信贷繁荣，甚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活水准提升，全都是一个旁氏骗局，靠着信贷的逐步膨胀才维持起来的呢？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富裕是靠透支孩子们的未来实现的，还债的期限已经近在眼前了呢？毫无疑问，你的抵押贷款的确是向未来的自己借的（贷款来自其他地方的储蓄者，说不定是中国），未来的你要还债。而且，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你的国家养老金都是靠你孩子们缴的税来维持的，而不是像许多人想的那样，从你每月的薪水里扣除。
但这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人类模式。黑猩猩到15岁时，生产了一辈子所需卡路里的40%，也消耗了大约40%。而在同样的年纪，人类狩猎采集者消耗了一辈子20%的卡路里，但生产的部分却不到4%。 [55] 跟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相比，人类在幼年时期都更为依赖他人，透支着自己未来的能力。出现这种情形的很大原因在于，狩猎采集者从来只吃需要开采和加工的食物：根茎类食物需要挖出来煮熟，贝壳类和坚果类食物需要撬开或砸开外壳，肉类需要肢解。反过来说，黑猩猩吃的东西，只需要找到后采集一下就行，比如水果和白蚁。学会开采和加工要花时间、要练习、要有体积庞大的大脑，而一旦人类学会了这些技能，就能生产出大量卡路里盈余，和孩子们分享。有趣的是，原始狩猎采集者的这种生活模式，跟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很相像，有别于农耕、封建和工业时代早期。这就是说，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人类都是头20年里消耗得比生产得多，之后的40年却有着极高的生产力。而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时代，小孩子则有能力参加劳动维持自身消耗，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如今有些不同的是，代际转移采取了一种更为集体化的形式。比方说，对正当盛年的全体劳动者课以所得税，为所有人提供教育经费。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必须不断向前发展，要不就会崩溃（跟连环套手法类似，但它并不是诈骗）。依靠信贷制度，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借钱、消费，年迈后储蓄、把钱借出去，从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水平。子孙后代可以负担长辈的生活，因为他们通过创新变得更为富裕。如果某个地方有个人办了一笔30年还清的抵押贷款，开了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能帮客户节省时间的小工具，那么，这笔向未来透支的钱，就能让他和客户都富裕到能够向后代偿还本金的程度。这是发展。反过来说，要是有人借贷款只是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或是购买第二处住宅，到资产市场上投机，那么他的后代就会遭受损失。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21世纪之初，太多的人和企业已这么干了——他们从后代子孙借的钱太多，远远超出了自身创新能够维持的速度。他们把资源错误地分配到了没有生产性的地方。人类过去繁荣时期大部分泡沫的破灭，都是因为投入创新的资金太少，投入资产价格通胀、战争、贪污腐败、奢侈品或盗窃的钱太多。
西班牙在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 [56] 统治期间，来自秘鲁银矿的巨大财富遭到了浪费。打那以后，这种叫作“资源诅咒” [57] （curse of resources）的现象，折磨了许多靠着资源发横财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突然发现石油的国家（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拉克、尼日利亚），最终全为寻租 [58] 的独裁者所统治。尽管获得了意外之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那些完全缺乏资源但忙于从事贸易和销售的国家与地区（如荷兰、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要慢。就连17世纪最典型的创业家荷兰人，在20世纪后期也因为发现了太多天然气而遭到资源诅咒：因为货币升值伤害了出口商，他们称之为“荷兰病”。日本，20世纪的整个前半叶都用在了贪婪地攫取资源之上，落了个毁灭的下场；20世纪后半叶，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下大力开展贸易和销售，结果从废墟上重新崛起，挤入了“长寿国家”大联盟。21世纪初，美联储打开闸门，中国人的廉价积蓄冲了进来，西方人猛捡便宜，却仍然将大部分的钱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只要有人在创新上分配足够的资金，那么，信贷危机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阻挡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看看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图表吧，就连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仅仅让总体上扬的曲线稍微下挫了一点点。 [59] 到1939年，连受影响最大的美国和德国，也比1930年更加富裕了。大萧条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新行业 [60] ：1937年，杜邦公司40%的销售额都来自1929年前根本不存在的产品，比如人造丝、搪瓷和纤维素薄膜。所以，发展会恢复的——除非被错误的政策给挡住了。总会有人在不知什么地方倒腾一种软件、测试一种新材料，或是想法子转移基因，让你我将来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轻松。我并不确切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在哪里，但我可以给你提个候选人。在我正写着这一段文字的那个星期，北加利福尼亚州有家叫“阿卡迪亚生物科技” [61] 的小公司跟非洲的一家慈善机构签订了协议，免费授权小农户种植新品种的稻子。新品种稻子从小麦身上借来了名为“谷丙转氨酶”的基因，根系比普通稻子长得更为发达，在同等产量下要用的氮肥更少。假设这个新品种在非洲能像在美国加州一样长势喜人，总有一天，某个非洲人能种植出更多的粮食（同时造成的污染更少）卖掉，赚到更多可供开销的金钱，从西方公司买来手机，并靠手机为自己的大米找到更好的市场。而西方公司的某位员工则得到加薪，买一条牛仔裤。制造牛仔裤的工厂，用的是稻米农户邻居种植的棉花。如此周而复始。
只要新点子能以这种方式繁殖，那么人类的经济进步就能持续下去。说不定，当前危机之后一两年，全球经济就恢复增长了，也可能，某些国家要经历“失去的”十年。甚至有可能，世界部分地区会因为经济震荡转为自给自足，陷入专制和暴力，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大萧条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但只要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有动机从事发明创造，以更好地满足他人需求，那么，持理性乐观态度的人就必然要得出结论：人类生活最终还是会走向进步。
相互依存的宣言
想象你是一头鹿。基本上，你一天只有四件事要做：睡觉、吃饭、避免给别人吃掉，还有社交（我指的是划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追求异性成员、照料小鹿，等等）。至于其他的事情，都不是非做不可的。现在假设你是一个人。就算你只考虑最基本的东西，也远远不止四件事要做：睡觉、吃饭、烹饪、穿衣、持家、出行、洗涤、购物、工作……简直数都数不过来。这样看来，鹿的闲暇时间理应比人类更多。可找到时间来阅读、书写、投资、唱歌和上网的，是人类，而不是鹿。这些空闲时间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来自交换、专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分工。鹿必须自己寻找食物，人却能叫别人帮他做，自己又为别人做其他的事情——从而让双方赢得时间。
故此，自给自足并不是通往繁荣的路线。“到月底的时候，谁的进步最快呢？”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问道 [62] ，“是尽量多阅读相关书籍，自己动手挖矿石、自己冶炼，自己打出一柄弯刀来的孩子，还是参加冶金协会的讲座、要父亲送自己铅笔刀的孩子？”和梭罗得出的结论相反，进步最快的是后一个孩子，因为他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学习其他的东西。试想一下，如果你不得不在每一件事上做到自给自足会怎么样（可不是像梭罗那样假装自给自足）。每天，你都必须早早起来，完全用自己的资源供给自己。这一天你会怎么过呢？首先必须解决的四件事是食物、燃料、衣服和住所。你得到菜园里耕作，得喂猪，得从小溪里取水，得从森林里拾取柴火，洗干净土豆，生一堆火（没有火柴哦），烧午饭，修屋顶，打几把干草铺床，自己磨一根针，纺些线，缝皮革做鞋子，到河里洗澡，用黏土烧陶罐，逮一只鸡当晚饭。没有蜡烛，也没有书。没有时间冶炼金属，钻探石油，外出旅行。按照定义，你这是挣扎在生存的水平线上，坦率地说，虽然一开始你也会像梭罗那样唠叨：“摆脱一切惊人的喧嚣，多么奇妙啊！”但多过几天这样的日子，事情可就严峻了。如果你希望生活里出现最低程度的改善，比如有金属工具、牙刷或照明，你就不得不让别人来帮你分担一些琐事，因为你自己完全没时间来做它们。所以，提高你生活水平的方法之一，是降低别人的生活水平：买一个奴隶。几千年来，人们也的确是这么致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