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食动物完全把猎物消灭干净，这种情况其实是很罕见的。碰上猎物匮乏的时期，直立人和其他食肉动物一样，会出现人口减少；反过来，这就把猎物们从灭绝的边缘拯救了回来，之后直立人的数量再随着时间慢慢恢复元气。可这一回新出现的人则通过创新，走出了困境——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生态环境，继续发展壮大，直到把原来的猎物消灭得一干二净。人类在亚洲平原上吃掉最后一头猛犸象的时候，大概觉得这是碰上了难得的美味，从平常的野兔和羚羊上换个口味。随着现代智人改变策略，捕捉个头小、行动迅速的猎物，他们开始设计更好用的武器，反过来更好的武器又帮助他们在人口密度更大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当然，代价是更多种行动缓慢的大型动物走向了灭绝。随着大型猎物走向灭绝，捕猎对象变成了小型猎物——新型非洲人每扩张到一个地方，都是以这种模式为特征的。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从双门齿兽 [57] 到巨型袋鼠，在人类到来之后都很快灭绝了。在美洲，人类的到来，跟大量繁殖速度缓慢的大型野兽突然灭绝恰好在同一时期。再后来，马达加斯加和新西兰大型动物的大规模灭绝，也是在人类殖民之后不久的事。（顺便说一句，考虑到雄性猎人沉迷于捕猎最大的野兽，在部落里买来荣耀，我们真的该反思一下：人类的性别选择，是不是对动物的大规模灭绝也起到了些负面作用。）
咱们交换吧
与此同时，新技术流的出现也越来越快了。从大约45000年前开始，欧亚大陆西部的人逐渐革新了全套的工具。他们从圆柱形岩石的“内核”敲击出狭长、锋利的刀片——用这种技术做出的刀刃比用原来的方法制作的刀刃锋利10倍，但制造难度更大。到34000年前，他们用骨头尖端做成了矛，26000年前，他们做出了针。极大地提高了标枪速度的骨矛投掷器出现于18000年前。之后不久，弓箭也出现了。“小錾子”是用来钻针眼和珠孔的。当然，石器其实只是技术冰山露出的小小一角，木材技术才占主导地位，但木制品很早以前就腐烂了。鹿角、象牙和骨头也同样重要。现代智人在捕鱼、用网或陷阱捉野兔、制作袋子装东西时，肯定要用到植物纤维或皮革制成的细绳。
这些精湛技艺不仅限于有实用性的物品。骨头、象牙、贝壳、珊瑚化石、滑石、煤玉、褐煤、赤铁矿和黄铁矿都被用来制造饰品和器物。 [58] 德国的霍赫勒·菲尔斯（Hohle Fels）洞穴出土过35000年前用秃鹫骨头制成的笛子 [59] ，福格尔赫德（Vogelherd）出土过32000年前用猛犸象牙雕成的小马，被打磨得光光滑滑拿来当挂件的。莫斯科东北部城市弗拉基米尔附近的露天居住点索米尔（Sungir），距今有28000年历史，下葬的人穿着衣服，衣服上装饰有上千颗精心雕刻的象牙珠子，甚至还出现了小轮子形状的骨头首饰。在梅泽里奇 [60] ，出土了18000年前的黑海贝壳及波罗的海琥珀饰物 [61] ，暗示着当时的贸易拉开了数百英里的战线。
这跟尼安德特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石头工具几乎总是用从距离使用地点1小时行程的范围内找到的材料制成。 [62] 在我看来，这是一条重要线索：为什么随着起源于非洲的现代智人制造出类型越来越多的工具，尼安德特人还是只会制造手斧。没有交换，创新就不会发生。交换之于技术，正如性之于进化。它激发出了新奇的东西。随着持续的创新，出现了大量的人工制品，这还算不上是西亚现代人最值得注意的一点。8000~20000年前之间出现的发明创造，比此前数百万年里出现的发明创造还要多。按照今天的标准，它的速度显得非常缓慢，但按直立人的速度，这简直如同闪电一般。接下来的10000年里，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创新的出现：鱼钩、各种器具、驯化的狼、小麦、无花果、绵羊、金钱。
如果你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为其他人工作，那么，花一些时间和精力改善技术是有好处的，你的技术日趋专业化也是有好处的。举个例子，假设亚当住在草原上，那里冬天有成群的驯鹿，而步行几天去海边，夏天就可以捕鱼。他可以冬天打猎，夏天迁徙到海边捕鱼。但这样的话，不光要浪费花在路上的时间，还有可能要冒着很大的风险闯入另一个部落的领土。他还得同时擅长做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
反过来说，要是亚当坚持打猎，然后给沿海的渔夫奥兹一些干肉和驯鹿的鹿角（做鱼钩的理想材料）换回奥兹捕的鱼，他就以一种风险小又不太累的方式实现了饮食多样化的目标。他还买下了一份很划算的保险单。奥兹的日子会过得更好，因为他这下能捕到更多的鱼了。接下来，亚当意识到，他不用给奥兹生鹿角，而是可以给他已经做成鱼钩的干鹿角片。后者更便于运输，也能更好地捕到鱼。他想到这个点子，是因为有一次他去交易点，看到其他人在卖切成段的鹿角。又有一天，奥兹要他做带刺的鱼钩。亚当告诉奥兹，不妨把鱼晒干或烟熏，这样可以保存更长时间。不久，奥兹带来了贝壳，亚当买下来给自己喜欢的年轻姑娘做饰品。又过了一阵儿，连质量更高的鱼钩也卖不出好价钱了，亚当很郁闷，干脆把多余的兽皮鞣制成革，带到交易点。这下，他发现自己在制革方面更为擅长，于是就专攻制革，把自己的鹿角拿给部落里的其他人换对方的兽皮。诸如此类。
也许这都是我乱想的。毫无疑问，所有的细节全是错的，但我想说的关键是，通过交换，双方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都得到了更多的机会：用肉换植物、用鱼换皮革、用木头换石头、用鹿角换贝壳……而且，石器时代的人很容易就能发现交换带来了互利，接下来，靠着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他们放大了成效。交换最了不起的一点就在于，它有繁殖的性质：你做得越多，就有越多能做的，而且，它还引出了创新。
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彼时彼地的经济发展没有加速走向工业革命呢？为什么进步在数千年时间里惊人的缓慢？我猜想，答案在于人类文化的裂变性质。人类有着很强的孤立能力，总是分散成互相对立的小群体。比如说，新几内亚有超过800种语言，有些语言的通行范围只有小小的数平方英里，只要过了某个地域界线，这边和那边的人就没法沟通了，就好像英语和法语那样。地球上至今仍有7000种语言，操每一种语言的人，都不愿意从邻居那里借用词汇、传统、仪式或口味。“文化特性的垂直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而水平传播则可能遭到怀疑和抵触，甚至引起义愤，”进化生物学家马克·帕吉尔（Mark Pagel）和鲁思·梅斯（Ruth Mace）说 [63] ，“文化似乎很喜欢枪杀信使。”人总是尽其所能地切断观念、技术和习惯的自由交流，限制专业化和交换带来的影响。
李嘉图的魔术
配偶组合之外的劳动分工，很可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的。俄罗斯索米尔（Sungir）出土了两具28000年前的孩童尸体，他们身上穿着缀有上万颗猛犸象牙珠饰的衣服。人类学家伊恩·塔特沙尔（Ian Tattersall）认为：“说装饰得如此华丽的法衣是这两个年轻人自己做出来的，恐怕不大可能。更可能的情况是，他们社会里物质生产的绝对多元化，是不同个体专门从事不同活动带来的结果。” [64] 索米尔象牙珠饰的雕刻者、肖韦洞穴绘制犀牛的画家、用岩石核心凿出刀刃来的工匠、编织捕兔网的工人——这些人或许全是专家，用自己的劳动同他人进行交换。有可能，自从现在智人在10万年前首次出现以后，人类的各个部落里就有了不同的角色。
这样一件专属于人类的事情，显然可以解释另一件急需解释的事情：创新的能力从何而来。 [65] 专业分工能带来专业的知识，而专业的知识带来了不断的改进。专业分工还给了专家们投入时间、设计全新劳动技术的良好借口。如果你只要做一把鱼叉，当然完全没必要先设计一种制造鱼叉的聪明工具，但如果你要为5个渔夫生产鱼叉，先把制造鱼叉的工具做出来，就合情合理而又节省时间了。
是以，专业分工创造并提高了依靠贸易获得收益的机会。奥兹捕鱼的时候越多，就越擅长捕鱼，捕捉每一条鱼所花的时间也越少。猎鹿人亚当制造的鱼钩越多，他就越擅长制造鱼钩，生产每枚鱼钩所花的时间也就越少。这样一来，奥兹这么做就很有好处了：把整天的时间都用来捕鱼，将所得的鱼给亚当几条，换他的鱼钩。对亚当来说，整天都用来制造鱼钩，通过鱼钩换奥兹的鱼，也是很有好处的。
更为奇妙的是，哪怕奥兹比亚当更擅长做鱼钩，事情也是一样。假设亚当是个笨手笨脚的傻瓜，一半的鱼钩都会做坏，但他在钓鱼方面更加笨手笨脚，连扔出绳子救自己的命都不会。反过来看，奥兹简直是个十项全能选手，他能毫不费力地做出骨头鱼钩，总能逮到一大堆鱼。然而，奥兹用鱼从笨手笨脚的亚当那儿换鱼钩仍然是划算的。为什么呢？因为靠实践，亚当至少做鱼钩比捕鱼更擅长。他用3个小时能做出一枚鱼钩，捕到一条鱼则要花4个小时。奥兹只要1个小时就能捕到一条鱼，但做好一枚鱼钩仍然要花掉他2个小时。所以，要是两个人都自给自足的话，奥兹要工作3个小时（2个小时制鱼钩，1个小时捕鱼）、亚当要工作7个小时（3个小时制鱼钩，4个小时捕鱼），才能捕到一条鱼。如果奥兹捕两条鱼，并用一条鱼从亚当那里换回一枚鱼钩，他就只需要工作2个小时了。如果亚当生产两枚鱼钩，并用一枚鱼钩从奥兹那里买一条鱼，那他只需工作6个小时。两个人的处境都比自给自足时要好过了，而且两个人都获得了1个小时的闲暇时间。
其实，上面的内容不过是我从石器时代的角度重新讲述了一遍股票经纪人李嘉图1817年定义的比较优势概念罢了。 [66] 他用的例子是英国用布匹换葡萄牙的葡萄酒，但论点是一样的：
英国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生产布匹需要100个人一年的劳动，如果酿造葡萄酒的话，则需要120人一年的劳动。故此，英国靠着出口布匹来进口葡萄酒是有利的。在葡萄牙生产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个人一年的劳动，而在该国生产布匹，则需要90个人一年的劳动。所以，该国出口葡萄酒而进口布匹是有利的。哪怕葡萄牙进口的商品在本国可以用少于英国的劳动量生产出来，这种交换仍然可以进行。
李嘉图定律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当中都是正确成立的，同时也出人意料。这样的命题仅此一例。这个概念极为简练，很难相信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要花那么长时间才把它琢磨出来（也很难相信经济学家们用了那么长时间才对它做出定义） [67] ；同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其他物种没能利用它。我们似乎是经常利用它的唯一物种，实在颇令人感到费解。当然，这么说并不完全对。进化发现了李嘉图定律，并将之应用在了“共生”上面，比如地衣类植物藻类与真菌的合作关系，又比如奶牛与瘤胃 [68] 中细菌的合作关系。物种内部同样存在这类现象，比如身体细胞之间、珊瑚群中珊瑚虫之间或者鼹鼠群之间鼹鼠们的交换。蚂蚁和白蚁取得的巨大成就（光是它们，就占了所有陆生动物总数量的1/3）毫无疑问要归结到劳动分工上。昆虫的社会生活不光建立在个体复杂行为的增加之上，“更是建立在个体之间实现专业化的基础之上。” [69] 亚马孙雨林里的切叶蚁，一处巢穴里就可能聚集着数百万只，工蚁分化成四种不同的等级：小工蚁、中工蚁、大工蚁和超大工蚁。有一种切叶蚁的超大工蚁（又叫兵蚁），体重可以相当于500只小工蚁。
但其他物种和人类的最大区别在于，其他物种的群落都是由近亲组成的——哪怕是有上百万只蚂蚁的“城市”，也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家庭罢了。但繁殖这桩任务，人类可从来不委托专业人士，更别说什么女王了。人们有机会利用交换得到收益，而不用坐等自然母亲单调的进化之手，靠的全是技术。配备了合适的工具，人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士兵或工人（但女王也许还当不上），他随时都可以切换角色。你越多地做某件事，就能做得越好。15000年前欧亚大陆上的一个狩猎采集部落，不光按性别也按不同的个体进行劳动分工，其效率要比不进行劳动分工的部落大得多。假设部落里有100个人，有些人制作工具，有些人做衣服，有些人狩猎，有些人采集，还有个讨厌的家伙围着鹿头骨手舞足蹈，诵经、祈祷、念咒语，他大概不能增加整个部落的福利，但说不定他要负责观测天象，这样，等潮汐处在最低位置、到海里采帽贝风险最小的时候，他就可以告诉大家了。
诚然，现代智人的狩猎采集部落没有那么多劳动可供专业分工。在非洲卡拉哈里沙漠或澳大利亚的沙漠上，除了女人负责采集，男人负责狩猎，巫师负责祈祷作法外，每个部落里并没有太多截然不同的职业。但这些都是遗留在恶劣栖息地的简单社会。40000年前欧亚大陆西部相对肥沃的土地上，要是部落里的人数较多，工作范围较为多样化，每个部落里说不定也就发展出了更多的专业分工。肖韦洞穴里绘制犀牛的画家画得那么好（没错，考古学家认为大部分岩画都出自一个人的手笔），他必然有许多时间专门练习，不用去打猎。索米尔制造珠饰的工人肯定是按某种形式的工资来劳动的，因为他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去打猎。就连查尔斯·达尔文都设想：“远古人实行劳动分工，每个人并不直接制造自己的工具或陶器，而是由某些人专心投入此类工作，以此交换捕猎所得。” [70]
创新网络
按人类学家乔·亨里希（Joe Henrich）的说法 [71] ，人类通过仿效名人，在彼此之间学习技能，并因为犯错，在误打误撞间有所改良和进步，从而实现创新——这就是文化演进的方式。互相连接的人口基数越大，教师越是技能纯熟，碰上因为偶然失误而实现改进的概率也就越大；反之，连接的人口基数少，技能更容易在传递过程中一步步退化。因为依赖野生资源，狩猎采集部落的人口最多不过几百人，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现代化的人口密度。这造成了一个重要的后果，它意味着狩猎采集部落能发明的东西很有限。几百人组成的部落最多只能维持数量有限的工具，原因很简单：工具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有个最小规模的市场。人只能学到有限的一套技能，如果一项稀罕的技能没有足够多的专家可供众人学习，这种技能就会消失。好的想法（通过骨头、石头或串珠所表现出来）必须靠人口的数量来维持和延续，否则，进步就无法立足，甚至转为倒退。
当代的狩猎采集部落接触不到人口众多的交易伙伴（比方说人口稀少的澳大利亚，特别是塔斯马尼亚州，还有安达曼群岛），他们的技术就陷入了停滞，较之尼安德特人好不了多少。现代人的大脑没什么特殊的地方，造就不同的是他们的交换网络——也就是他们的集体大脑。
技术倒退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塔斯马尼亚。 [72] 这里有9个部落5000多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土著人，隔绝地生活在世界尽头的一座小岛上。他们不光是陷入停滞、没能进步这么简单，他们根本是缓缓地逐渐退回了更简单的工具和生活方式当中，这纯粹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人口数量来维持现有技术。人类在至少35000年前就抵达了塔斯马尼亚，当时该岛还跟澳大利亚本土连在一起。直到10000年前，两地仍然是连在一起的——偶尔也会断开一阵儿。但那以后，海平面上升，填平了巴斯海峡。打那儿以后，塔斯马尼亚人就陷入了隔离状态。到欧洲人第一次碰到塔斯马尼亚土著的时候，后者不光没有掌握大陆亲戚的许多技能和工具，还丧失了自己祖先曾经拥有过的不少技术。他们没有任何类型的骨制工具，比如针和钻，没有防寒的衣物，没有鱼钩，没有把手类工具，没有刺矛，没有渔网，没有投矛器，没有回旋镖。这些工具里，有少数是在塔斯马尼亚跟澳大利亚大陆隔绝之后才发明的（比如回旋镖），但大部分都是第一批塔斯马尼亚人制造且使用过的。考古证据说明，这些工具和技巧是一步步被无情遗弃的。举例来说，骨制工具先是越变越简单，到了大约3800年前，就完全被放弃了。没有骨制工具，就不可能把兽皮缝成衣物，所以，哪怕是在凛冽的严冬，塔斯马尼亚人也近乎赤裸，只在皮肤上涂些海豹油脂，在肩膀上搭层沙袋鼠皮。最初的塔斯马尼亚人大量捕鱼吃鱼，但到西方人接触后来的当地土著时，他们不光有3000多年都不吃鱼了，碰上有人给他们吃鱼，还感到很厌恶（不过，他们倒是很快活地吃着贝类）。
故事可不止这么简单，因为塔斯马尼亚人在陷入隔绝之后，还发明了几样东西。大约4000年前，他们弄出了一种极不可靠的独木筏子，用成捆的灌木制成，要么由男人用桨划，要么由女人（！）游着泳来推动前进。靠着它，他们就能到近海小岛上去捕鸟、猎海豹。筏子下水几个小时后就会解体沉没，所以没法用来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这一创新太不理想，简直不足以证明规则的例外。此外，妇女们还学会了潜水到12英尺以下的地方，用木楔子撬开岩石逮龙虾。这是一项极为危险的累人工作，但妇女们居然很擅长，而男人是不参加的。所以，倒不是说当地根本没有创新，而是倒退完全压过了进步。 [73]
最先介绍塔斯马尼亚人退步的考古学家叫里斯·琼斯（Rhys Jones），他说这是一个“对思维进行慢性扼杀”的案例。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个说法大概激怒了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同事。塔斯马尼亚人单个的大脑毫无问题，但他们的集体大脑不大对劲。隔绝（也就是自给自足）导致了他们技术上的退化。之前，我说过劳动分工是靠技术实现的，但事实还要有趣一些。因为反过来说，技术同样是靠劳动分工来实现的：市场交换唤起了创新。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为什么直立人的技术进步是如此缓慢，因为他们及其后代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没有交换的环境下（还记得吗，尼安德特人的石头工具都是靠步行1小时范围内的原材料制成的）。所以，每一个直立人部落其实就等于是一座虚拟的塔斯马尼亚岛，切断了跟人口更多的集体大脑的联系。塔斯马尼亚的面积跟爱尔兰的面积差不多。到荷兰探险家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1642年登上该岛的时候，岛上有分为9个部落的4000多人，主要靠用木棍和长矛猎杀海豹、海鸟和沙袋鼠为生。这也就意味着，任何时候，全岛最多只有几百个年轻人在学习新技能。和其他所有地方的惯例一样，文化是靠着忠诚的模仿（偏向于模仿有名望的个体，即仿效专家，而非仿效最接近自己的父母或其他人）来运作的，这样一来，因为这样那样的不幸事故（比如最有名望的人忘记了或是搞错了关键性的步骤，又或者还没来得及教会徒弟就步入了坟墓等），某些技能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假如由于海鸟数量繁多，有个部落很多年来都无须捕鱼，结果最后一个会制造捕鱼工具的人死掉了。又比如说，岛上能做出最锋利倒钩长矛的匠人还没带出徒弟，有一天却突然摔下了悬崖。人们继续用他做出来的倒钩长矛，几年以后，这些长矛都坏掉了，却再没有人会做新的了。学会一项技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没有人负担得起从头学习制作倒钩。人们把心思都用在学习能够亲眼看到的技能上了。
一点一滴地，塔斯马尼亚人的技术越变越简单。最先丧失的是最难造出的工具和最复杂的技能，因为没有可供效法的师傅，它们最难掌握。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工具其实是衡量劳动分工程度的一种尺度，劳动分工受市场化的程度所限。塔斯马尼亚的市场太小，维持不了太多的专业技能。 [74] 想想看，来自你家乡的4000多人沦落到一座小岛上，一万年以来与世隔绝，你认为他们能保存下来多少技能和工具、无线电话、复式记账？假设你们镇上有个人是会计。他倒是可以教年轻人复式记账，但这个年轻人，或者这个年轻人的徒弟，能一直把它传递下去吗？
澳大利亚的其他岛屿基本上也发生了跟塔斯马尼亚一样的事情。袋鼠岛（Kangaroo Island）和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上，连人类居住过的痕迹都消失了，可能因为是与世隔绝数千年之后，人类灭绝了。 [75] 弗林德斯是座土地肥沃的岛屿，本来应该像天堂的，但它只能维持数百人的生活，因为人口基数太小，无法维持和延续狩猎采集所需的技术。提维人（Tiwi）5500多年来一直隔绝在达尔文港北部的两座岛屿上，他们积累的技术也出现了倒退，工具越变越简单。托雷斯的岛民丧失了制造独木舟的技艺，这使人类学家W.H.R.里弗斯（W.H.R.Rivers）不禁苦苦思索 [76] “有用技艺之消亡”。看起来，要是太过隔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是死路一条。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大陆却维持着稳定的技术发展。塔斯马尼亚的长矛只有用火硬化过的木头矛尖，而在大陆上，长矛有可拆卸的矛尖，有石头倒钩，还有名为“武麦拉”（woomera）的投矛器。大陆上存在长途贸易，发明创造和奢侈品才能从遥远的地方运来，这也并非偶然。至少30000年前，贝壳珠饰就在澳大利亚大陆上长距离穿梭了。 [77] 产自北部海岸的珍珠和贝壳垂饰至少穿越了8个部落地区，到达了1000多英里以外的最南部，一路上越变越珍贵、越变越神圣。烟草类植物“佩奇拉”（Pitchera）从西部转移到昆士兰。最锋利的石斧从产地运送到了500多英里之外。 [78]
和塔斯马尼亚形成对照的是火地岛 [79] ——面积并不比塔斯马尼亚大，人口也不多，天气更寒冷，环境不怎么好。1834年，查尔斯·达尔文登陆此地，岛上有两个种族的人，他们下鱼饵捕鱼，用网捕海豹，设圈套打鸟，使用钩子和鱼叉，有弓和箭，能制造独木舟和衣物——一切全都靠专业的工具和技能完成。火地岛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跟对面麦哲伦海峡的其他人群维持着相当频繁的接触，这样，要是技能丧失了，他们还能重新学习，又或者时不时地引入新工具。这只需要偶尔有人到大陆上去，防止技术倒退就行了。
近东地区的网络
这里面的教训十分深刻。自给自足状态几万年前就撑不下去了。没有庞大的人口交换思想和技能，就算是相对简单的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也无法持续。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人类的成功，极大地取决于数量和联系。 [80] 寥寥几百人维持不了复杂的技术：交换是这个故事的关键组成部分。
澳大利亚大陆本身已经够庞大了，但它说不定也受到了这种隔绝效应带来的伤害。回想一下，45000年前，从非洲顺着海岸线朝东扩散至亚洲的现代智人先遣队就来到了这里。这种移民先遣队显然人数很少，而且肯定是轻装前进。很有可能，他们只带上了红海对面大本营里的少量技术。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技术尽管在其后的数千年里稳步发展，但相较于旧世界，还是少了很多功能 [81] ，比如弓箭、石弩等弹射式武器，还有炉子。并不是他们太“原始”，或是智力上出现了倒退，而是他们来的时候，就只带了当时可用技术的一小部分，再加上没有足够密集的人口，故此也就没有演进出能够升级这些工具的集体大脑。
“塔斯马尼亚效应”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6000年前开始，非洲的技术进步如此缓慢而不稳定 [82] 。它说明了南非品尼高点、布隆伯斯洞穴和克拉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等遗址所表现的现代工具周期性大爆发。尽管交换已经出现，但非洲大陆就像一块又一块互相点缀的虚拟塔斯马尼亚岛。按史蒂夫·香农（Steve Shennan）及其同事的计算，每当（打个比方）海鲜、淡水和肥沃的大草原结合得恰到好处，令当地人口出现大爆炸时，技术也会随着交换网络足以维持和发展的人口数量等比例地走向复杂，也就是说，跟集体智慧的规模保持等比例发展；一旦河流干涸、沙漠外延、人口崩塌或萎缩，技术就会退化。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项集体性的事业，它需要密集的集体大脑。
所以，30000多年以前西亚和近东地区出现的技术和文化传统大变革（也就是所谓的“旧石器时代革命”）大概可以用人口稠密来解释。随着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一步步走向密集化、素食化，部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亚洲西南地区的人处在了一个极好的位置上，比过去所有的人类种群都能积累更多的技术。互相联系的庞大人口意味着更迅速的渐进式发明创造——这一点直到今天依然成立，香港和曼哈顿岛就是明证。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就说过 [83] ：“说人口增长令收益递减太荒唐了，它引起生产力提高才是科学证明了的事实。”农耕就是这些发明创造之一，本书第3章便将以此为主题。
就让我们在这里打住狩猎采集这一章好了，不过，请记住塔斯马尼亚发生的一切。19世纪初，捕猎海豹的白人开始抵达塔斯马尼亚沿岸，没过多久，塔斯马尼亚人就热切地跟海豹猎人们做起了交易，证明10000多年的交流隔绝，丝毫未能减损他们天生的以物易物热情。海豹猎人们的狗最受追捧，因为猎鹿犬能轻松扑倒袋鼠。遗憾的是，塔斯马尼亚人竟然把妇女卖给海豹猎人们当性奴 [84] 来进行交换。等白人农场主到了以后，双方关系交恶，最终，白人找来赏金猎人捕杀当地土著，又把侥幸活下来的土著流放到弗林德斯岛，让他们在痛苦中自生自灭。
[1] McEwan，I 2005.Saturday.Jonathan Cape.在小说里，洗澡的人是主角佩罗恩，外科医生。
[2] World Bank Development Indicators.
[3] Potts，M.and Roberts，M.1998.Fairweather Eden.Arrow Books.
[4] 阿舍利文化出现在非洲、西欧、西亚和印度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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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P.2003.Brain size and encephalization in early to Mid-Pleistocene Homo.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24：109-23.
[7] 为了简单一些，我把生活在150万年到30万年前的所有类人物种都称为“直立人”，这是这一时期类人物种确立时间最长、应用最为广泛的名称。这期间其实包括了4种类人：最早期的非洲“匠人”、稍后的亚洲“直立人”、走出非洲进入欧洲的“海德堡人”、海德堡人的后裔“尼安德特人”。参见Foley，R.A.and Lahr，M.M.2003.On stony ground：Lithic technology，human evolution，and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12：109-22.
[8] See Richerson，P.and Boyd，R.2005.Not by Genes Alone.Chicago University Press：“我们恐怕有必要考虑以下假设，即阿舍利双面手斧是一种天生的能力，而非完全文化性的，它们的式样永恒稳定，乃是来自基因遗传心理的某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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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Both Adam Smith quotes are from book 1，part 2，of The Wealth of Nations（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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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产于澳大利亚的一种体型大而不会飞的鸟。——译者注
[39] 我们有理由猜想，数十万年的劳动分工，也在当代男女的休闲活动上留下了些痕迹。买各种鞋子，就有点像采集——在大量的选项中选出最完美的东西；打高尔夫球有点像狩猎——在户外，将球状物体对准目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大部分男性比大部分女性都更爱吃肉。在西方，吃素的女性是男性的两倍多，而就算在不吃素的人里面，我们也经常发现，男性只往自己的盘子里挑一点点的蔬菜，而女性则只往自己的盘子里挑一点点的肉。当然了，我说过，在石器时代，男性为负责采集的女性供应肉类，女性则为负责打猎的男性供应蔬菜，所以，男女两性都是杂食的，但或许，到“工间休息吃午餐”的时候，女性会吃自己采集来的坚果，而男性则会烤乌龟，或是从刚打来的猎物上切一块肉下来。不过，我承认，这类猜测并不怎么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