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不是金属，而是信任的结晶。 [1]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
欧洲的凶杀率 [2]
电影《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里有个场景：亨弗莱·鲍嘉马上能得到悉尼·格林斯特里特给的1000美元，之后，他会拿一部分给玛丽·阿斯特。格林斯特里特低声对鲍嘉说 [3] ，他要提个忠告：他晓得鲍嘉要给玛丽·阿斯特一些钱，但要是阿斯特拿到的钱不如自己预想中那么多，鲍嘉就得当心了。这个场景预示了20世纪70年代末由沃纳·古斯（Werner Guth）发明、后来又深受经济学家们喜爱的一种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它为透视人类灵魂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第一个玩家得到一些钱，要分一些给第二个玩家。第二个玩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前者的提议，但他不能对其加以改变。如果他接受，钱就是他的了；如果他拒绝，他和第一个玩家都拿不到钱。问题来了：第一个玩家应该提议分多少钱给第二个玩家呢？根据理性来分析，他的提议应该尽量少，而第二个玩家无论如何都该接受，因为不管数目有多小，拒绝带来的结果都比接受要糟糕。但在实践中，人们一般会给出差不多一半的钱。人们的慷慨表现得很自然，或者这么说吧，不慷慨才愚蠢透顶呢，因为，要是第一个玩家太自私，报出的数目太小，第二个玩家会为了惩罚他而拒绝提议——人真的会这么做。
最后通牒博弈及其他数百个类似博弈带来的教训是：从这类实验可以看出，人们其实比你想象得还要善良。但更令人惊讶的教训是，人越是沉浸在现代商业世界的集体大脑里，表现就越是慷慨。诚如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Herb Gintis）所说 [4] ，“社会利用市场，大规模地建立起合作、公正、尊重个人的文化。”他的证据来自一个有趣的研究：他在15个大致属于小规模部落式社会里找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 [5] 在与外界打交道最少的社会里，人的心肠最硬、最吝啬、最符合狭义上的“理性”。亚马逊流域刀耕火种的马奇根加农夫，最多只愿意把总数的15%分给自己的合作者，而且，对方玩家还全都接受了这样的分配（只有一起例外）。类似地，坦桑尼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哈扎人一般只分给对方非常小的一部分，对方亦鲜有拒绝者。另一方面，在最融入现代市场的社会里，比如肯尼亚的奥尔玛游牧部落、厄瓜多尔的阿查族贫农，大多会给对方一半的钱，跟西方大学生一样。印度尼西亚拉姆巴塔岛上的拉马勒拉捕鲸人因为狩猎的时候要靠由陌生人组成的大型团队协助，平均会给对方58%的钱——有点像是把天上掉下来的横财拿来拉拢新朋友似的。新几内亚的两个部落（阿乌族和格瑙族）也存在大致类似的情形，部落成员往往会提出“超公平”的建议，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拒绝：在这些文化里，礼物是收礼者的负担，因为收礼者将来有偿还恩惠的义务。
这次研究所得的教益在于，就整体而言，跟陌生人打交道教会了你如何礼貌地对待他人，而为了让如上所述的慷慨大度出现，哪怕代价很大，仍有必要对自私行为加以处罚。 [6] 拒绝第一个玩家的分配提议，对第二个玩家来说代价很大，但为了给前者一个教训，他还是觉得值得做。我的论点不是说交换教会了人善良，而是说，交换教会了人看出合作背后对自己蕴涵的好处。故此，人类为什么具备了跟陌生人打交道并把劳动分工扩大到敌对方的特点，这里就藏着一部分线索。
在家族里进行合作、交换和专业分工，是整个动物王国的常态，黑猩猩和海豚能这么做，狼和狮子能这么做，任何社会化种群里的个体都能这么做。狐獴和蓝鹊信任自己的亲戚能完成站岗的职责，看到老鹰出现会发出报警声，它们自己也会分担这一职责。工蚁会和蚁后、兵蚁以及其他不同等级的姐妹进行劳动分工。可这些社会其实都只是大家族罢了，和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合作，似乎是人类独有的一项成就。在其他物种里，不可能有两个从没见过面的陌生个体为了彼此的利益交换商品或服务，而你每次去商店、餐馆或网站却会习惯性地这么做。事实上，在其他群体生活的物种当中（如蚂蚁或猩猩），不同群体的成员只要一接触，必然出现暴力行为 [7] ，可人类却能把陌生人当成尊敬的友人对待 [8] 。
向嗜杀的敌人伸出合作之手——迈出这样的第一步一定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动物王国里才罕见此种行为。灵长动物学家莎拉·赫尔迪（Sarah Hrdy）和弗兰斯·德·威尔（Frans de Waal）就知道这有多么奇特 [9] ：他们注意到，一群陌生的黑猩猩绝不可能井井有条地排队登上飞机，或是坐在餐厅里，它们一定会凶猛地对打起来。一般说来，一个物种群体内部的合作越多，群体之间的敌意就越浓。人类本身就是高度“群体化”的物种，我们在群体内部互相帮助，在群体之间也存在暴力行为，从这个层面上看，人能克服自己的直觉，和陌生人进行社会交换，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我想，最先冒险伸出和平橄榄枝的，应该是人类女性所为。毕竟，残杀、突袭相邻群体的事情（不管是人类群体，还是大多数其他灵长类动物群体），几乎无一例外是雄性做的。所以说，陌生女性之间的相遇，并不一定会演变为暴力事件。此外，在所有猿类当中，总是雌性在交配时离开自己出生的群体，奇怪的是，在猴子里，离开的却是雄性。假设人类遵循猿类的模式（大部分人类社会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那么，妇女必然要和其他群体（如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建立紧密关系。这一点，晚近时期曾有个很有趣的回应：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东南亚的交易模式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商人多为女性，女孩从小就要学习算术和记账。 [10]
贯穿人类历史，信任总是先从亲戚之间开始，之后再扩展到陌生人，而派亲戚到国外去当中介，是古已有之的做法。在亚洲的贸易港口，古吉拉特人（南亚印度民族之一）、福建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有社区，正如在欧洲的港口，热那亚、佛罗伦萨、荷兰、英格兰和汉萨同盟 [11] 的商人各自抱团，并随着家族的扩展，在亲戚之间维持着信任。1809~1812年 [12] ，英国惠灵顿的大军能在西班牙筹到款，是因为英国政府信任一个名叫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的犹太放贷人 [13] ，而他又信任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兄弟们会用英国的票据买入黄金。
2004年，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坐在电脑屏幕前面，玩一个金钱游戏。游戏当中，所有人都住在虚拟的村落里，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可以生产或消费红色或蓝色的虚拟“单位”。所有的玩家都知道，自己获得的红蓝单位越多，并接近某个固定的比例（比方说3∶1），能带回家的真钱就越多。但有一点玩家并不知道，按照计算机程序的设计，他既可能是“奇数”玩家，生产红色单位更快，也可能是“偶数”玩家，生产蓝色单位更快。在电脑屏幕上，每一个玩家都能看到其他玩家（两名、四名、八名或所有玩家）在做什么。他们可以趁着游戏进行的时候以及每一回合结束后的100秒休息时间在线聊天。游戏进行到第六轮的某一回合，两名玩家之间出现了如下对话：
甲：“我想，你能不能给我点儿货呀？”
乙：“好啊。”
甲：“哈，我做蓝色更快，你做哪个颜色更快？”
乙：“红色。”
甲：“哈哈。”
乙：“嘿嘿。”
甲：“那么我全做蓝你全做红。”
乙：“然后互相扔到对方房子跟前去？”
甲：“就是这样。”
乙：“好，（我做）百分之百的红。”
甲：“（我做）百分之百的蓝。”
巴特·威尔逊（Bart Wilson）、弗农·史密斯和同事进行的这个实验 [14] ，目的当然是想看看人能不能够在没有规则或指示的前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交换和专业化带来的好处。游戏里专业化是有风险的，因为结束时你手里只有一种颜色单位的回报是零，但通过交换实现专业化的回报是自给自足状态的3倍。可游戏没有任何线索告诉你能进行交换。尽管有些玩家从头到尾都卡在了低收益的自给自足状态里，可大部分人最终发现了交易带来的收益。“（人们）发现交换之前，”实验人员评论说，“基本上是靠自给自足的，可一旦他们发现了‘交换的力量’，专业化就慢慢演变出来了。”有趣的是，玩家们是从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双边交换开始的，也就是说，每名玩家只跟另一名玩家建立交换关系，后来才逐渐扩大到邀请他人加入。
交换始于个人双边形式，这似乎合情合理。19世纪，澳大利亚北部的伊尔约龙特（Yir Yoront）土人 [15] ，每个家庭的宿营地都至少有一把高价值的石斧。这种石斧全部来自卡尔卡顿部落精心守护的一处采石场，也是该部落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卡尔卡顿部落住在朝南400英里的伊莎山上，远离伊尔约龙特人的控制范围。石斧是靠许多交换伙伴的手手相传，才到了伊尔约龙特村落的。伊尔约龙特部落里每一个年龄较长的男性，都会有个南部来的交换伙伴，他们是在一年一度的旱季庆典上相遇的。后者想要十来枚用在长矛尖端的倒钩刺，所以把石斧给了前者。前者为了得到倒钩刺，又去找另一位更北方的贸易伙伴，并将石斧交给他。再朝南前进150英里的话，交换汇率就不一样了：一把石斧只能换一枚倒钩刺。整个交换链上有不少诸如此类的套购利润。
所以，和陌生人交换的第一步大概始于个人友谊。一位妇女信任自己的女儿，女儿嫁到了同族的另一个部落。于是，这位妇女的丈夫渐渐学着信任自己的女婿。两个部落抵挡共同敌人所结成的同盟关系，可以让怀疑的屏障暂时消融一阵子，足够甲部落发现乙部落居然有一些多余的石头可供制造斧头，或是有一些倒钩刺能够制作长矛尖。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在仇外的习性和复杂的男女关系之外，交换的习惯被慢慢培养起来。
大多数人以为，陌生人之间的长途交易以及市场的概念，是在人类历史上相对近期才确立起来的，远远晚于农业的出现，但从澳大利亚土著的例子来看，这种设想完全错了。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人类部落不存在交换现象。从哥伦布到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杰出的英国航海家），诸多西方探险家最初跟与世隔绝的土人接触时，曾产生过许多困惑和误解，但交易这件事绝不在其列，因为他们遇到的任何土人都早就对“物物交换”有概念了。跟新部落接触的短短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探险家都开始了以物易物。1834年，一个叫查尔斯·达尔文的年轻的自然学家在火地岛碰上了一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土人。 [16] “有几个火地人清楚无误地表现出他们对以物易物很有概念。我给了一个人一枚大钉子（最有价值的礼物），并未做出任何要求回报的表示，但他马上挑了两条鱼，用自己的矛尖把它们穿起递了过来。”达尔文和他的新朋友不需要共同语言，就理解了双方达成的交易。同样，1933年，迈克尔·莱希（Michael Leahy）和他的探矿同事最初碰到新几内亚的高地人时 [17] ，给对方香蕉，换回了贝壳。跟外部世界接触之前，新几内亚人早就在长途交换石斧了。在澳大利亚，不知多少代人以前，贝壳和石斧就通过交换穿越了整个大陆。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土人给内陆几百英里的地方送去海贝，从更远的地方进口黑曜石。 [18] 在旧石器时代，欧洲和亚洲的琥珀、黑曜石、燧石和贝壳长途跋涉的距离之远，绝对不是单个人带着它们能办到的。10万年前的非洲，黑曜石、贝壳和赭石早就在进行长距离交换了。所以，交换出现于史前时代，并且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此外，一些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达到了贸易与繁荣的巅峰，它们的人口密集居住，有着复杂的社会层级，专业分工众多。在大海物产丰富的地方，有可能实现通常而言靠农业才足以维持的人口密度，在这样的社会里，酋长、祭司、商人和炫耀性消费，一应俱全。美洲夸扣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 Americans）靠太平洋西北部回游的鲑鱼为生，对溪流和捕鱼点划分了家庭产权，当地有着用雕塑品和纺织品华丽装饰起来的大型建筑，有着关于炫耀性消费的奇特仪式（比如向彼此赠送贵重的铜制礼物，点燃蜡烛鱼油来博取慈善的名声）。他们还使用奴隶。不过，严格地说，他们仍然属于狩猎采集部落。加利福尼亚州海峡群岛的丘马什人 [19] （The Chumash），靠海产品和海产肉品为生，长久以来靠着独木舟开展复杂的长距离海上贸易，部落里有专门的匠人用鲍鱼贝壳打磨珠子，用做货币。与陌生人进行贸易以及维系贸易的信任感，是现代人类很早就培养起来的习惯。
信任的精髓
但交换的实现，靠的是人类善意的乳汁，还是人类追求自利的酸液呢？曾经有个叫做“亚当·斯密问题” [20] 的德国哲学之谜，声称在亚当·斯密的两本著作里存在矛盾。一本书里说，人类天生就具备同情和善良的本能，另一本书里则说，人类主要是靠追求自利来推动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一个人的性格中，显然存在某些天性，不管以为他私心有多重 [21] ，这些天性也会激励他去关注别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别人的也是他所需要的快乐转赐予他。他因目睹别人快乐而快乐，不过除此之外，不啻一无所获，然而他依旧乐此不疲。”他又在《国富论》里说：“人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他同胞的协助 [22] ，仅仅指望他们的慷慨是徒劳的。如果他能唤起他们的利己心，他更有可能成功。”
斯密对这一难题的认识是，仁爱和友谊是必要的，但要让社会正常运作，这些还不够，因为人“随时都需要很多的合作与帮助。可一个人的一生又是极为短暂的，一辈子也难以博得几个人的友谊”。换言之，人要跳出友谊，和陌生人实现共同的利益，按保罗·希伯莱特（Paul Seabright）的话来说，就是把陌生人变成尊敬的朋友 [23] 。斯密天才般地混淆了利他主义与自私自利的区别：如果同情心能让你在取悦他人的时候也令自己欢喜，你是自私还是利他呢？诚如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所说 [24] ：“我自己想要的是得到你的赞许，为了得到它，我极有可能去做你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种把陌生人当成朋友来打交道的能力，是靠人类的内在信任本能来实现的。通常，你碰到陌生人并与之打交道时（比如餐馆里的服务员）做的第一件事，是微笑——这是一个表现信任的本能姿态。人类的微笑，炽热地体现了斯密所谓的“内在同情心”，能进入对方的大脑，影响他的想法。最极端的例子是婴儿的微笑，它能触发母亲大脑里的特定回路 [25] ，让她感觉良好。没有其他动物会这样微笑，但实验表明，即使在成年人里，碰触、抚摸，或是表现慷慨的简单动作，都会令接受一方的大脑分泌催产素，催产素是进化用来让哺乳动物对彼此（父母对婴儿，爱人对伴侣，朋友对朋友）产生好感的化学物质。它还能以另一种形式发挥作用：朝学生的鼻子底下喷催产素，能叫他们更乐意地带着钱信任陌生人（相较于喷安慰剂的对照组）。“催产素是一种移情的生理特征，”进行此实验的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 [26] （Paul Zak）说，“它似乎还能让人暂时将这种情谊释放到他人身上。”
2004年，扎克和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等同事进行了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实验。 [27] 实验表明，催产素带来的信任效应非常显著。他们从苏黎世招募了194名男性受试者（这个实验不能对女性做，因为要是某位受试妇女正怀有身孕，自己又还不知道，催产素可能会引发小产），让他们参加实验包含的两场博弈之中的一场。第一场博弈叫“信任博弈”，一名玩家是“投资者”，得到12个货币单位，并预先得知，如果他能把一部分钱交给另一名玩家，即“受托人”，实验者会把这笔款项翻上4倍。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把所有的12个货币单位都给了“受托人”，后者就能得到48个单位。“受托人”可以还一部分钱给“投资者”，但没有非这么做不可的义务。因此，“投资者”有可能损失所有的钱，但要是他对“受托人”的慷慨大度足够有信心，也可能获得相当不错的回报。现在的问题是：“投资者”愿意拿出多少钱来给“受托人”？
结果极不寻常。实验开始前鼻子下喷了催产素的“投资者”比喷惰性盐溶液的“投资者”多拿出17%的钱，前者转交款项的中位数是10个单位，后者为8个单位。喷了催产素的“投资者”转交所有12个货币单位的概率，比对照组高两倍。但催产素对“受托人”却没有同样的影响，喷过和没喷催产素的“受托人”还钱时表现都一样。所以（动物实验也给出了同样的结果）催产素并不影响人的互惠性，而是影响了人主动承担社会风险的倾向性。第二场博弈和第一场大致相同，只不过由实验人员随机决定“受托人”的慷慨程度（即“受托人”还不还钱、还多少钱，都由实验人员规定，跟“受托人”没有关系），这一回，催产素对“投资者”没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催产素是专门提高信任感的，并不提高人的整体冒险意愿。荷尔蒙催产素促使动物冒险接近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正如情侣愿为彼此冒险，母亲愿为孩子冒险），把“克服社会屏障以及激活大脑里暗示奖励的回路这两点联系了起来”。它能产生这样的作用，一部分靠的是抑制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是表达害怕的器官。 [28] 如果说，人类学会把陌生人当成伙伴而非敌人对待的那一刻真的属于人类经济进步中的一环，那么，催产素无疑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极为擅长猜测谁值得信任。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同事做过一个实验，志愿受试者有半小时时间跟一个三人小组谈话。之后，受试者来到单独的房间，跟之前的谈话伙伴进行囚徒困境博弈（即每个玩家必须判断是跟对方合作实现互利，还是选择背叛，以期对方选择合作时获得自利结果）。不过，在这场实验里，每名玩家要先填写一张表格，不光说明自己会怎样对待每名伙伴，还要预测对方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大多数时候，3/4的受试者说自己会合作，强化了亚当·斯密关于人天生善良的观点。（而经济系的学生，因为长年接受“人类本性自私”的教育，选择背叛的概率比常人足足高两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试者很善于预测伙伴里谁会合作，谁会背叛。凡是他们预测会跟自己合作的人，81%的时候都确实合作了，而整体来看，选择合作的人是74%。凡是他们预测会背叛自己的人，57%真的背叛了，而整体来看，选择背叛的人只占26%。罗伯特·弗兰克说 [29] ，大多数人都能判断，在自己的友人（双方无血缘关系）里，有哪个在拥挤的音乐会场捡到了自己的钱包肯定会还回来；反过来，人能准确地记得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人的面孔 [30] 。
因此，人类合作与交换这一整套基石（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完全建立在其上），取决于一点非常幸运的生物学事实。人类有移情的能力，擅长识别值得信任的人。那么，情况是不是像这样呢：人类能够建立起复杂的社会，经历繁荣昌盛，全是因为人类有一种鼓励合作的生物本能？如果只是这样，那可就太简单了。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卢梭、伏尔泰、休谟、斯密、康德和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落实到一个如此纯粹简单的结论上。可惜，生物本能只是一切的开端。生物本能令繁荣有了出现的可能，但它不能解释所有的东西。
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生物本能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卷尾猴和黑猩猩跟人类一样，憎恶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31] ，并能对自己的亲属和所属群体的成员伸出援助之手。你越是对利他主义和合作进行深究，就越是觉得它似乎并非人类所独有。所有哺乳动物都能分泌催产素，绵羊表现的母爱里有它的身影，野鼠的情侣之爱里同样有它的身影，所以，很有可能，所有的社会性哺乳动物都具备信任能力。要解释人类的交换习性，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另一方面，过去10万年里，人类极有可能建立起了一套尤为敏感的催产素系统，更容易为同情心所触发，这是人类这一长于交换的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实现的结果。也就是说，正如成年人消化牛奶的基因为应对乳制品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基因可能也为应对人口增长、城市化和贸易而发生了改变——人分泌的催产素远远多于其他许多动物。
此外，找到了潜在的生理机制，无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如此擅长创造信任感，另一些社会却做不到。更推而广之地说，一个社会里，彼此信任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繁荣 [32] ，信任感的增长似乎出现在收入增长之前。一系列的问卷调查和实验都对这一点做了量化，比方说，你可以在街上放个钱包，看看路人会不会将它交还，抑或用其母语问各国的民众：“一般而言，你会说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还是说跟人打交道，再小心也不为过？”按这些测量方法所得的结果是这样的：挪威人信任感强（65%的人彼此信任），国家富裕；秘鲁充斥着猜忌（只有5%的人彼此信任），国家贫穷。“一个国家里相信对方值得信任的人口比例提高15%的话，”保罗·扎克说，“此后每年该国的人均收入能提高1%。”说这是因为挪威人大脑里的催产素受体比秘鲁人多，不大靠得住，但它确实表明，挪威社会比秘鲁社会有一套设计更精当的激发信任的制度。
是信任本能先出现，还是交换先出现，目前尚未完全搞清。催产素系统偶然突变出了敏感的形式，接着促使人类发展出了交换——这种设想的可能性是最低的。更说得通的一种设想是，起初，人类试探性地开始交换，体会到了比较优势和集体大脑带来的好处，反过来推动了自然选择偏向那些尤其擅长信任和同情，同时又保持一定程度谨慎和怀疑的大脑突变形式。在文化与基因的协同进化下，如果催产素系统的基因没有表现出为应对交换的出现而快速变化的证据，我倒要奇怪了。
未来的阴影
和你妈妈讨价还价的背后，藏着数亿万代生物繁衍都未曾中断的浓浓母爱；对朋友信赖的背后，藏着数百次与他交往的良好经历；与本地店主做的任何一笔生意背后，都笼罩着未来投下的长长阴影。他显然知道，急功近利地狠狠宰你一刀，有可能损失跟你未来的所有买卖。神奇的地方是，在现代社会，你可以信任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店主，他也信任你。每一笔现代市场交易背后，都潜藏着近乎于无形的信托担保人：密封外包装、保修期、客户反馈单、消费者法规、品牌本身、信用卡、钞票上印着的“见票即付”字样 [33] 。每当我走进一家知名超市，拿起一盒品牌牙膏，我无须打开包装，朝手指上挤出一小节牙膏来测试铁皮管子里装的是不是自来水，我甚至无须知道超市卖假冒伪劣商品受不受法律的处罚。我只需要知道，这家大型零售企业，还有这家生产牙膏的大公司，都想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头买它们的商品。它们未来的名誉，全靠这笔简单的生意来维系。所以，我不必有片刻的迟疑，就可以信任这盒牙膏的卖家。
对一盒牙膏的信任度背后，藏着一段一寸一寸建立信任的漫长的历史道路。不过，一旦道路修起来了，新产品和新媒介就能轻轻松松地借来信任。互联网发展之初出现过一个极为惊人的现象：用户彼此是匿名接触的，可大家建立信任丝毫也不困难，反而相当轻松。eBay只要求消费者在完成每一笔交易之后，对卖家发表评论，就实现了这一点。猛然之间，每一笔交易都落在了未来的阴影下面；猛然之间，eBay的每一位用户都感觉，一旦自己胆敢欺骗，名声就危在旦夕了，正如石器时代的驯鹿皮卖家要是胆敢一年前卖给人一张腐烂的鹿皮，一年之后他再回到交易地点，铁定会成为不受欢迎的家伙。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最初创办eBay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匿名陌生人之间能如此轻易地在网络这一新兴媒介上建立信任感。但截至2001年，该网站所有的交易里只有0.01%涉嫌欺诈。约翰·克里平格（John Clippinger）得出了一个乐观的结论 [34] ：“诸如eBay、维基百科和开源运动等以信任为基础的同侪组织（peer organizations）取得了成功，表明信任是一种高度可扩展的网络资产。”互联网兴许带着我们回到了一个有点类似石器时代的世界，在那里，骗子无处藏身。
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太幼稚了。未来将出现大量极具破坏性的创新型虚拟犯罪。尽管如此，在互联网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解决。病毒可以避免，垃圾邮件过滤器能发挥作用，欺骗人泄露银行账户细节的“尼日利亚”诈骗信会遭到排斥，至于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问题，eBay这样的公司会借助简单的事后信息反馈，让客户监管彼此的声誉。换言之，互联网有可能成为最适合犯罪的地方，但同样也会是世界此前从未见过的、最为自由公正的交换场所。
我的观点很简单：由于交换的存在，信任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中逐渐成长、蔓延和深化了，尽管其间也频遭挫折。交换孕育了信任，信任反过来也孕育了交换。你或许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猜忌和不诚实的世界里，可事实上，你仍然是这笔庞大信任财富的受益人。没有信任，让人们越变越富裕的劳动交换就不可能出现。1912年，J.P.摩根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说：“信任很重要，甚于金钱，甚于一切。金钱买不到信任……因为，要是我不信任一个人，哪怕他手握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债券（作为抵押），也从我这里借不到钱。”谷歌的行为准则亦与摩根先生遥相呼应：“信任是我们成功和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以各种方式去重新赢得别人的信任。”（没错，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回首过去的时候，大概会把谷歌的创始人也看成“强盗大亨”。）如果人们彼此信任，那么互相服务就在交易摩擦极小的条件下继续演进；一旦人们丧失了对彼此的信任，繁荣就没影了。显然，2008年的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一回事。银行发现自己持有大量“说谎的债券”，也就是说，债券的真实价值远远不及票面价值，于是交易崩盘了。
既然信任让市场运作了起来，市场能激发信任吗
两个人之间成功地进行了买入卖出的交易，这应该能叫双方都得利。如果它只让一方得利，这叫剥削，无助于提高生活水平。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认为 [35] ，人类兴盛的历史，在于一次次地发现了能造福双方的非零和交易。正如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口里的“慈悲之心”，交换同样是“双重的赐福：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这就是世界走向富裕的戏法之奥妙。但只要朝你的人类同胞瞟上几眼，你就能意识到，持这种想法的人少得惊人。零和思维支配着主流话语，在贸易辩论里是这样，在对服务供应商的声讨里仍然是这样。你绝不会听到人们在走出商店时说：“我得到了一笔好交易，但别担心，我也给了店主足够的钱，好让他养活家人。”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认为，这是因为石器时代的大多数交易很少有能造福双方的 [36] ，“我们进化之初，生活在一个零和世界（非赢即输的世界），一方获利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
真丢脸啊，因为零和的错误认识，是过去数百年里出现的各种主义所犯下的一个弥天大错。重商主义说，出口让你致富，进口让你贫穷，亚当·斯密嘲笑过这个谬论，他指出，英国把耐用的五金器具卖给法国来换取保存期短暂的红酒，是实现“英国锅碗瓢盆产业惊人大发展” [37] 的难得机遇。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虚构出来的主人公戈登·杰科不光说过“贪婪是善”，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场有人赢就有人输的零和博弈。倘若他说的是某些资本资产的投机市场，倒不见得一定是错的，可他说的是商品和服务市场。人们似乎没能自然而然地理解双方都受益的协同合作概念。如果说同情发自本能，协同合作却显然不是。
所以，大多数人不觉得市场是个充满善意的地方。感觉上，它更像是一个斗兽场，消费者与生产者厮杀，看看谁能胜出。早在2008年信贷紧缩出现很久以前，大部分人眼里的资本主义（以及市场）都是邪恶的东西，没有什么内在的益处可言。当代辩论几乎有一套“不言自明”的公理：自由交换鼓励也要求人自私自利；人在生活商业化之前更仁慈、更温和；凡事都标上价格，令社会支离破碎，灵魂也为之贬价。兴许，这背后蕴涵着一个极为普遍的看法：贸易不道德，钱财肮脏，现代人如此善良，可惜却落在了市场的手里（没人会说，现代人如此善良是因为有了市场）——你任何时候去教堂，都会听到类似的说法。200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说 [38] ：“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观察到，放纵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神话，用以指代现实、权力、政府以及各种本身并无生命的东西。”
和生物演化一样，市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世界，没人负责。诚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所说 [39] ：“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人规划、没有人开动、没有人真正领会它的。这对知识分子是个特大的冒犯，因为资本主义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多余分子’。它毫不依靠他们，也运转自如。”这不是什么新鲜说法。贯穿西方历史，知识分子对商业贸易一贯持蔑视态度。荷马和以赛亚 [40] 鄙薄商人。圣保罗 [41] 、圣托马斯·阿奎纳 [42] 和马丁·路德 [43] 全都认为放高利贷是罪过。莎士比亚克制不住地把《威尼斯商人》里的放贷者夏洛克树成邪恶的典型。说到1900年，布利克·林赛（Brink Lindsey）写道 [44] ：“我们时代许多最聪明的脑袋瓜子，把解放大众的终极引擎（竞争的市场体系）误以为是统治和压迫的重要堡垒。”诸如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等经济学家很早就用公共精神和政府集中决策取代了逐利动机。19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向工人们讲述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 [45] ，无视工业革命给工人带来了多大的福利，仍痛斥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斥着拜金动物的世界，剥夺了每一种人类情感”，称其“比小人国岛屿 [46] 还虚幻”。时至2009年，亚当·菲利普斯 [47] 和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还是认为 [48] ：“资本主义不是一套善良的体制。哪怕是信奉它的人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们坚持说，不管资本主义的动机有多庸俗，其结果仍是对社会有益的。”这正应了英国政治家塔弗恩勋爵（Lord Taverne）的说法 [49] （当然他说的是自己）：“（这是）一种叫你鄙视财富、不要赚钱的古典教育。”
可惜这种看法的前提和结论全错。说市场必然邪恶，人一富裕就抵挡不了它的腐蚀，此等观念极不靠谱。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是你得了个不公平的名声，人们根本就不跟你打交道了。每当以荣誉为基础的传统封建社会让位于以谨慎为基础的商业社会，比方说15世纪的意大利、18世纪的苏格兰、1945年的日本，人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文明，而非粗俗。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在收集有关14世纪佛罗伦萨商业革命的数据 [50] 时发现，随着“对开信用证”（reciprocal credit）制度的出现，商业伙伴们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更多的信任，愿意给予更多的支持，自私自利的行为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枯竭了。这就是“信任大爆炸”。“每当人们行事温文有礼，你总能看到商业的身影，每当你看到商业的身影，人们行事就总是温文有礼。”孟德斯鸠 [51] 评论道。 [52] 伏尔泰指出，原本会因为信奉的神祇不一样就互相厮杀的人们，一旦相遇在伦敦交易大厅，立刻变得文明起来。大卫·休谟认为，商贸“相当有利于自由 [53] ，它有着保护自由政府的天然倾向，甚至会推动自由政府的出现”。他还说：“一群相邻且独立的国家，靠着商贸与政策相互联系，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利于文明和知识的崛起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注意到，事实证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等商业家族的规矩比波拿巴与哈布斯堡等帝王家族的规矩要让人愉快得多，较之勇气、荣誉或信仰，审慎是一种不那么血腥的美德。（勇气、荣誉和信仰，幻想起来总显得更美好些，实则未必。）诚然，总有卢梭、拉斯金 [54] 或者歌德一类的人对商业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但听了伏尔泰、休谟的话，是不是也能叫人多想一想：商业行为说不定真能让人变得更道德呢。
强制是自由的对立面
或许，亚当·斯密想得不错：在把陌生人变成可敬友人的过程中，交换可以让自私自利的本性转变成整体的善心。1800年以来人类生活的迅速商业化，跟人类情感较此前数千年的大幅改善是同步的 [55] 。这一轮进步始于两个最为商业化的国家：荷兰和英国。商业化之前的世界，残酷得叫人难以想象：观众为死刑喝彩，断手断脚是例行的惩罚，人被当成了祭品也无可奈何，折磨动物更是司空见惯的娱乐活动。19世纪，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把大量的人口吸引到相互依赖的市场上，奴役、童工、斗鸡斗狐等野蛮现象变得不可接受了。20世纪后期，当生活变得愈加商业化之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儿童性骚扰等恶行再也不能大行其道了。而在这其间的一百多年，各种形式的国家主导极权主义及其苍白的仿效品偶尔也曾驱逐资本主义，每当此时，信仰和勇气就再度崛起，而资本主义的谨慎美德亦因为自身的暂时告败而愈显动人。到了商业化继续蔓延的21世纪，密集式牲畜养殖和单方面宣战也再不能为人接受。随机的暴力事件之所以能上新闻，是因为它稀奇少有；常规的友善扯不来眼球，只怪它寻常可见。最近几十年，慈善捐赠的整体增长速度竟然比经济发展还要快。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愿意与你免费分享心得技巧的人。
当然，这些趋势兴许只是巧合：随着我们在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下越来越彼此依赖，恰好也越变越善良了。但我不这么认为。头一回关心废除奴隶贸易、解放天主教思想束缚、供养穷苦人等事务的，是买卖人的国家。1800年前后，是韦奇伍德（Wedgwood）和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等暴发户出资掀起并领导了反奴隶运动 [56] ，而旧式贵族老爷们却冷漠地袖手旁观，正如今天，是新赚了钱的创业家和演员在资助善心，关心穷人、关心宠物、关心地球。商业和美德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市场制度远远不是堕落，”经济学家埃蒙·巴特勒说 [57] ，“是它，把自私自利变成了一种完全高尚的东西。”这便是市场的非凡特点，它能把诸多分开来看缺乏理性的个体变成集体的理性结果，也能把诸多自私自利的个体动机变成集体的善意结果。
比方说，进化心理学家证实，有时候，堂皇的美德背后藏着的动机远远不够单纯。给女性看一张魅力男士的照片 [58] ，要她写一段故事，讲述自己与照片中人假想约会的情形。这位妇女会说，自己打算多花时间，从事大家看得见的志愿公益活动。反过来说，要是给她看一张街景的照片，要她写一写假想自己在那儿的天气情况，前述突如其来的慈善冲动就无影无踪了。（处在类似“交配黄金”条件下的男士，会想多花钱在奢侈品上，或去做表现英勇的行为。）查尔斯·达尔文富裕的独身姑妈萨拉·韦奇伍德资助反奴运动（她是该运动最慷慨的出资人），背后可能就藏着一些无意识的性动机。这样的分析很有趣，也出人意料，但丝毫无损她所行的善举，也无从抹杀是商业为这一善行埋单的现实。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适用这一点。较之富人，有工作的穷人会把占收入比例更多的钱投入慈善事业，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捐款是吃政府福利饭者的3倍。正如迈克尔·舍默的评论 [59] ：“行善的障碍不是贫穷，而是福利。”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捐起款来往往比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人更慷慨，因为后者觉得照顾穷人应该是政府用税收做的事，前者却认为那是自己的责任。市场当然不是慈善的唯一源头，宗教与社会都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动机，但要是有人说市场教人自私自利，破坏了慈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慈善事业也兴旺发达。不信？你可以去找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问问。
集体大脑发展起来之后，不光残酷和冷漠靠了边，文盲和疾病也退却了。犯罪亦然：17世纪以来，每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都在稳步下降 [60] ，这一趋势同样是从贸易盛行的荷兰与英国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凶杀案发生率是现在的10倍。 [61] 21世纪之初，犯罪率直线下降，非法用药率也下跌了。污染也一样：在集权统治的国家，环境污染情况比自由市场的西方民主社会严重得多。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也叫“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62] ）：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之后，民众就开始要求治理当地的河流和空气污染了 [63] 。西方社会全力投入自由企业制度之后，教育得到了普及。弹性工作制度、企业年金、工作安全——这一切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得到了改善，因为民众富裕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64] ，也因为好心的政治家对冥顽不化的企业强制执行了更高的标准。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生效之后，职场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但在法案生效之前，事故发生率的降幅同样惊人。当然，还是那句话：不管人类生活是不是一步步走向商业化，某些趋势恐怕都会发生，但这种好事难得指望，因为维修下水道的税金是商业带来的。
商业对少数派也有好处。要是你不喜欢选举的结果，你只能忍着；可要是你不喜欢自己的发型师，另外找一个就行。根据定义，政治决议是垄断性的，是多数派的暴政和专制，可市场极为擅长满足少数派的需求。有一天，我买了一套把钓鱼竿固定在车上的装置。要是回到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我得等上多久，中央计划局的官僚们才能开动脑瓜子，满足我如此琐碎的需求？市场却能把它挖掘出来。此外，多亏了互联网，经济越来越擅长满足小众需求了。世界上需要钓鱼竿固定装置的人很少，想看14世纪自杀书籍的人也很少，但他们现在都能在网上找到供应商了。于是，小众市场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流通的“长尾” [65] （也就是说，很多种产品都只有极少量的需求者）越来越容易获得供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