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要为人持重，但不可过于严肃；要学会笑，但不要忘记怎么哭。
2012年1月
“布福德”的脓肿跟之前的四个月一样，还在发作。几个月以来，我经历了四次治疗试验的失败，第四次失败之后，我就只能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那年的平安夜了。一开始仅仅是胆汁泄漏，而如今已经恶化为糊状食物从肠道中泄漏出来，孔洞越来越大。
那种剧痛已经难以忍受了，更让我受不了的是我必须要定期去各个医院做各种检查。不管我对自己的病情有多么了解，医生和护士们往往只是按照他们的常规来做。我拒绝这些常规做法，这也是为了他们好。
“这打的是什么针？肝素？不用了，谢谢。我的血液循环一直很好，没有血栓的问题。”
“为什么要给我开泮托拉唑？我一直吃的是雷贝拉唑，而且我都带来了。什么叫只要不是这家医院开的药都不能吃？”
“为什么又要抽血？常规检查？除非你们是要做特定的检查，否则不要来抽血。”
“为什么要做CT扫描？如果我的治疗方案不会改变的话（通常都不会改变），那就不用做CT扫描。”
如果某项检查或者治疗手段根本就没有必要或者并不针对我现有的某种病症，我就会拒绝。
入院的第二天，医生让护士停掉我的化疗。我的体重已经降至137磅了。当时我已经连续两天没有进食了，而且医生们已经为我进行了清肠，准备接受第五次治疗试验。
“为什么不能继续服用那种能把癌症控制住的药物呢？那对我有什么害处吗？”
结果，他们的回答又仅仅是“这是规定”，而且还说：“你也知道，几天不做化疗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真的吗！好吧，如果你们说得这么确定的话，我一个白痴又怎么能争得过你们呢？”
我屈服了。
当护士们离开病房之后，我一个人陷入了沉思当中，内心五味杂陈，仿佛积攒了几个月的疼痛、折磨以及无助一下子都涌上心头——强烈的愤怒，然后不确定性和恐惧像一把钳子一样牢牢地拧住我的脖子。我感觉他们就把我当作五岁的小孩子，而我也突然觉得自己就是个五岁的小孩子。我大哭了起来，两手握拳，拼命地捶打着病床。我没有强忍着眼泪，而是让其肆意横流。
发泄了几分钟之后，我感觉好多了，然后就重新打起精神，做我需要做的事情。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医生们，说话时态度很礼貌，但偶尔也会带出几句脏话，因为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我还是会继续在治疗过程中替我自己拿主意。我理解那些对医生完全言听计从的患者，但我不是这样的。（我让克莉丝汀从家里拿来我的化疗药物，在没有医生准许的情况下自己服用。）
最近一次“布福德”的脓肿发作之后，我又去医院装上了之前的那套装置——在肠道内放置了一个带有排水管的小“充气球”。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我就出院了。安装这套装置的目的是能够阻止那个孔洞扩大，现在我把这个孔洞亲切地称为“子弹孔”。
不到一周之后，我飞去了圣路易斯给大约三十名武装部队退伍战士发表励志演讲。他们将加入由前海豹特遣队队员埃里克·格雷滕斯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任务继续”。（该组织的宗旨：激励“9·11”事件之后的退伍老兵们继续为国家服务，动员全美国各个社区行动起来，帮助他们找回在军队时的那种有明确目标的生活。）
演讲之前的那天晚上，不知道是什么物理原则使那个“充气球”冲破我的肠道，进入了我的腹部肌肉。
第二天早上，我咬着牙忍痛做完了那次演讲，然后就飞回家，直接住进了医院，一住就是一周。
当医生告诉我说，必须要安装进食管的时候，我又像上次一样，等所有人都离开了病房，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让眼泪肆无忌惮地流了下来。一想到没有办法吃东西——连这种最基本的快乐、最正常的人类需求都被剥夺了——我实在难以承受。
我想，从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时算起，过去这一年是我哭得最多的一段时间了。年轻的时候，也许15年里，我哭过十几次，比如在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去世的时候伤心恸哭，结婚的时候流下幸福的眼泪，还有在你们兄弟三个出生的时候流下喜悦的眼泪。
而现在，我特别容易哭，各种悲伤喜悦都会让我流泪。我的一个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我连在打牌和超市开业的时候都会哭。
我也和以前一样爱笑——我一直都很爱笑。
在遇到困难和危机的情况下，我可以很自然地表现出幽默感。但这并不能说明我的真实个性。幽默感是处理问题的一种很好的方法，而且总是屡试不爽，所以我就常常选择这种方式。
在过去的一生当中，我都在努力地从痛苦当中寻找快乐。这种寻找从很早就开始了，因为我生在一个有酗酒问题的家庭当中，而且高中时代就遇上过“浴室恶霸”。在恶劣的形势当中找到快乐，然后优雅、善意，甚至是满怀敬意地与那些悲观的人分享快乐，这是一件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事情，只有这样你们的幽默感才不会显得很做作。我肯定你们都见识过那种不合时宜的玩笑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这一路走来，我已经学会这样来安慰自己，安慰他人：情况越糟糕，故事越精彩。
* * *
通常来说，幽默感不仅能让我感觉很好，而且还能帮助我与他人沟通——尤其是与你们三个小男孩。幽默感能让我们一起探讨那些本来你们不会感兴趣的话题。
那次大手术之后出院回家的几周里，我对你们说，我就跟家里的猫艾比一样没有用。整天就只知道吃饭、睡觉、上厕所。可至少猫还有个小窝，在房子里转悠的时候闻起来也不臭。虽然我并不觉得这个比较很有意思，可你们三个都笑了，然后我们就由此聊了很久。
做完手术的两年之后，我的消化系统和肝脏功能已经彻底被破坏了，我放屁或如厕时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特别难闻。所有外出打过猎，或者在外露营过，或者改变日常饮食结构的人都可以体会得到闻到那种味道的感受。
除此之外，我的那些便携式引流袋里也是闻起来像大便一样的汁液。带着引流袋，我走到哪里都会带去一股类似猫尿或臭鼬喷射物一般的气味。
有时候，克莉丝汀会跟着我在屋里走动，以免我放屁的时候会拉肚子。没有什么能去除这种气味——相信我，所有方法都试过了。
就连猫也开始嫌弃我。做手术之前，艾比总是想坐在我的膝上，而我总是推开它，嫌它屁股太臭。而现在，它都不肯接近我了。通常，它会从我身边走过，停下来，看看我，然后就走开了。我甚至都知道它停下来的那个时候在想什么：“你知道吗？你太臭了。与其躺在你温暖的大腿上让你挠痒痒，我宁愿到石阶那里蹭蹭脖子，然后躺在阳光下。”
对克莉丝汀和你们兄弟三个，我觉得我能做的全部就是跟你们道歉，然后苦笑着接受克莉丝汀的那个玩笑：总有一天要在后院里一把大火烧掉所有的家具。当我要在家里进行“灌肠”的时候，克莉丝汀非常可怜地对我说：“你还是自己弄吧。”至今，我们俩还会因为这件事情忍俊不禁。
手术一年之后给我安装的进食管更让我变得跟艾比这只猫差不多了。我不能吃摆在桌子上的食物。事实上，一说到食物，我就像某个电视广告里那些挑三拣四、神气活现的猫：
“装在袋子里的食物？呸，我可只吃装在罐子里的食物。”
* * *
有的时候找个理由哭一场也是很有帮助的。
在我14岁的时候，有一次不小心把脚趾弄伤了，甚至都流血了。就在我号啕大哭的时候，我父亲过来了。他关切地揉揉我的后背，跟我说没事，然后就突然之间在我腿上打了一拳。
“现在感觉脚趾还疼吗？”他笑着问。
他的这种做法可能听起来很残忍，那也不是我第一回领教了，但是确实管用。他真的是让我感觉不到脚趾在疼了，而是哭着喊腿疼了——至少是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当你们认为生活很糟糕或者不公平的时候，到儿童医院，或者退伍军人医院，或者当地精神病院去看一看，给你们自己“在腿上打一拳”。这不会改变你们的境遇，但是肯定会让你们以不同的态度去面对困难。
我的一个好兄弟，约翰·克里泽，在伊拉克战争中失去了双腿，然后在医院和康复中心待了一年多。他曾经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感谢上帝，我没有得你这种病。”
你们总会发现有人比你们的境况还要糟糕。
* * *
对于癌症，你们要知道的一点是，它让人很痛苦——真的很痛苦。从手术到化疗的所有治疗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比如便秘、腹泻、体臭以及彻底的大灾难，不管是在公共场合或是在家里都会给人带来困扰。在这些情况下，个人尊严就很难保了。如果不能在这些无法避免的窘境中注入一点幽默的话，我认为我的尊严很快就会丢失殆尽。
生活中常常都会这样，最痛苦、最丢人、最无言以对的场合最后往往都成为最有趣的回忆。
出院回家休养的几周之后，我每天仍然要服用大量的止痛药，虽然疼痛感被麻醉了，但我的整个消化系统也跟着被麻醉了。上腹部连续几个小时的剧痛最后变为发烧和寒战，家人只好把我送去了急救室。
医生给我做了CT扫描，发现在我胃部附近的肠道顶部有一部分肠道被堵塞了。尽管我每天都会定时排便，但医生说肠道堵塞仍会发生，而且需要灌肠清洗。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只能叫作“医学上的酷刑”——从肛门处实施水刑。
他们推着我来到楼下，然后让我躺在射线检查台上，这个检查台其实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大柜台。一想到自己要在身体还忍受着剧痛，服用大量的药物已经让我筋疲力尽的情况下进行人生中的第一次灌肠，我就够焦虑的了。结果更糟糕的是，我发现给我灌肠的医护人员那天是第一天上班。
我用怀疑的眼神盯着这名医护人员推进来一个输液架子，上面挂着一包有一加仑那么多的液体，就是这些液体要从我的肛门被灌进我的肠道。他们反复跟我强调说这些液体是温热的，但这并没有让我感觉很安心。
他们帮我做好准备工作，其中就包括在我的直肠内放置一个充气袋，以防止液体流出，然后医生就进来了。我一看见他就想笑，可我得咬紧嘴唇憋着笑，因为不能让医生以为我是精神错乱了。
这个医生是个瘦小的亚洲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塑料一样透明的长袍，这身衣服紧紧地裹在他的身上，就好像他把自己给缠起来了一样。
房间里唯一的光亮来自他面前的显示屏，这光亮让他身上的长袍闪闪发光。他的牙齿非常白亮，他戴着的那副圆边小眼镜看起来就像太阳镜一样，他还在额头上扣了一顶黑帽子。这身装束让他看起来就像是电影《功夫梦》里的宫城先生变成的疯狂科学家。
他说起话来很友好也很直接，所以我想，可能他经常要跟很多不愿意自己被从肛门处灌进去一加仑液体的患者打交道吧。他皱着眉头仔细研究了一下我的CT扫描结果，然后说道：“哇噢，里面堵了不少粪便。”
我告诉他说，我一直都定时排便，但似乎他根本就没听见。“对啊，很多粪便，肯定不正常。”
“宫城先生”命令那名医护人员开始注入液体，这个场面与电影里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他说完之后没有一声狂笑了。
液体注入时造成的疼痛立刻就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程度。自下而上的压力将“布福德”里的黄色液体顶了出来，反流到胃里。“完成了25%……嗯，不错。”大概三十秒之后，“完成了50%。”就在这时，整个射线检查台开始转动。他们之前并没有告诉我会有这样疯狂的步骤，即使止痛药给我带来的麻痹感在这时候也没有用了。
现在我随着射线检查台反方向倾斜45度，两脚朝天，脑袋靠近地面。
“天哪，让我下来吧。”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喊道。实在是太痛了，我禁不住地发出可怜的呻吟。
“完成75%。”那张灵异的检查台向前倾斜了一下然后又恢复原状。
“完成95%……快结束了。”大约过了三十秒之后，他竟又重复道：“完成了95%。”
“嘿！”我喊道，“你已经说过95%了！”我能听见那个医护人员小声地笑了，但这个医生根本就毫不在意，尽管我已经像个140磅的孩子一样咆哮起来。
“96%……97%……”——更长的停顿——“98……一定得都弄出来……相信我……在这里灌肠是最好的。再坚持五到十分钟，你表现得很好。”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像在当时那样，那么想起身把那个人痛扁一顿。
最后“宫城先生”终于搞定了。医护人员抽出了一点液体，然后建议我去上厕所。“不去，”我告诉她说，“如果让这些液体再多留五分钟能更彻底地清洁一下肠道的话，那我就不去。”她顺从了我。
那天接下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可怜的肛门。朋友问我有没有感觉好点儿，但我已经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作感觉好点儿了。我还记得的就是，疼痛消失之后的那两天里，我把这段经历跟别人讲了三次，每次都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而那种感觉真叫好。
* * *
当你在武装部队里为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供职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严肃的工作态度，而这也很容易让自己变得过于严肃。但是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发现总会有那么一个时间，一种场合，或者一种方式来活跃紧张的工作气氛。
五角大楼里大部分的职员每天都跟普通人一样按时上下班。但是如果你是一名高级将领的随身参谋，那工作时间就大不相同了。没有什么比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工作更繁忙的了。我每天早上四点半离开家，晚上回到家基本上你们兄弟三个都已经睡下了。工作很繁重，但我还是干得有滋有味。
每天走进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都会经过公共事务间，那里挂着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照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尔斯将军的照片，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佩斯将军的照片。这些照片挂在那里就像是奖杯，以此来表彰这些领导人的功绩。
其中有一幅照片里的场景是这样的：佩斯将军正在市政厅前面演讲，拉姆斯菲尔德站在一旁，出神地盯着佩斯将军。有一天，我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头像上贴了一张圆纸片，上面写着“靠！他真厉害！”所有人都被这纸条逗乐了。
第二天，大家发现那张照片不见了，后来我才知道佩斯将军把照片拿走了。也许，我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然而几个小时后，我们才弄清楚实际情况。原来佩斯将军特别喜欢这幽默的一笔，所以把照片摘下来拿去给拉姆斯菲尔德看。拉姆斯菲尔德也被逗乐了，然后又把照片拿去给几位到访的高官们看。之后佩斯将军把照片带回到他楼下的办公室里，准备还给我们，但是随后却消失了。原来是拉姆斯菲尔德叫人把它拿走了，因为他想留着那张照片。他甚至还给佩斯亲自写了一张便条，让他去他办公室一起拿着这张照片合影。
至今，我还保留着那张合影：他们两个人拿着我弄出来的“玩笑”照片，脸上都露出灿烂的笑容，同时我保留着的还有拉姆斯菲尔德那天写给佩斯的“雪花”状的便条。
致：皮特·佩斯将军
来自：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主题：“靠！他真厉害！”照片
我的办公室墙上现在挂着卡尔扎伊、穆沙拉夫和你的照片，这两个人很不错啊。全源情报称，“皮特·佩斯最高领导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已经把竞选海报都做好了——我想，有时候，你必须得采取主动。
拉姆斯菲尔德
其实，拉姆斯菲尔德是在说佩斯可以参加竞选，接任迈尔斯将军，成为国家最高军事将领。而就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佩斯将军就当选为新的主席，他后来把拉姆斯菲尔德写的这张“雪花”状便条送给了我，还在下面亲手写了这样的话：
马克，
永远不要因为害怕对自己前途不利而不敢适时地开玩笑！
此致敬礼，
皮特·佩斯
这让我想起了几年前的“鸭子步”，它跟当时在繁乱的生活当中恰到好处的一点幽默一样，这种小的举动给我带来的称赞甚至比我努力争取来的还要多。
* * *
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间发生的荒唐事可不比约瑟夫·海勒那本《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少。
有一次我和巴巴可将军乘坐了一班乘客非常多的飞机，在飞机上一名英国乘客和一名阿拉伯乘客吵了起来，巴巴可将军竟然被请求前去调解。还有一次，我的福特探险者皮卡（车上还带有联军检查站通行证）被人从着陆场偷走了，然后我就一直担心这辆车会被改装成汽车炸弹。还有一次，我的理智竟然被巴巴可将军给说服了，我们俩在没有保镖，没有武器，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开着一辆生锈过时的汽车穿越了巴格达。
还有一天晚上，在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我刚在床上躺下来，就听见房车屋顶上有那种像是爆米花夹杂着冰雹落下来的声音。
我的室友立刻关上了电视，我也从床上一跃而起。在国内住在伦纳德伍德堡的时候，我和克莉丝汀可以听见离我们家几英里远的地方，数百名战士练习枪法的声音。而眼下的这种声音，听起来就像成千上万的人在朝四面八方射击，其间还有那种重机关枪“砰——砰——砰”的声音。
原来是伊拉克在一场足球赛中打赢了叙利亚。
第二天我们得知，头天晚上的庆祝活动导致43名巴格达市民丧生。
不过，如果单从荒唐程度上来讲的话，没有哪次经历能比得上我无意中充当了“军火走私贩”的那次。
在一次伊拉克国防部参谋之间的聚会上，我接到一通电话。是巴巴可将军的表兄库尔多打过来的。电话里，我可以听见巴巴可将军在他旁边说话的声音。库尔多需要帮助。为伊拉克军队运送武器的几辆卡车在一个联军检查站被扣下了，没办法通行。
在场的一位高级参谋，也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将军不认为我应该出手帮忙。“不行，兄弟，这事儿得让伊拉克J4（后勤部门）来管。你还是别插手。”尽管我很同意他的说法，但当时是一个周五的下午五点半，而且又是对方高层官员请求帮忙解决联军检查站的问题。
我在聚会上找到在伊拉克国防部后勤部门做参谋的军官，向他解释了一下事情的情况。可没想到他不仅没有帮忙，反而开始抱怨与伊拉克方面共事的种种不愉快，然后又给出了一条毫无价值的建议：“我认为这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证明我们就应该让他们倒台。”他还解释说，没有处理这类问题的具体细则。
“哇，真聪明，”我说，“所以就教训他们，以后不要做没有处理细则的事情，是吗？”
我不知道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我知道库尔多已经在来的路上了，于是我小跑着穿过我们正在聚会的天台，打开门，快速地跑下那窄窄的楼梯。
砰！只听见一种球棒打中球的声音。
我的下半身前倾，整个人后仰着翻倒在楼梯上，手里所有的东西都飞了出去，我一路从楼梯上滑了下来，摔在了下面的水泥地上。
原来是我没有看清头顶的空间，额头撞在了楼梯平台上。
随即我便听到站在上面不远处的两个军官喊道：“嗬——”然后就冲到我身旁，我想挣扎着起身，其中一个军官说：“你最好缓一缓再起来。”
“我没事，”我回答说，“马上就没事了——我知道刚刚那场面看起来挺吓人的，但我觉得最严重的是把脸都丢光了。”可是我额头上肿起来的一块和不停地滴下来的血让人觉得撞得还是很严重的。
“这也不好说，兄弟，你最好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他回答说。我耐心地在原地坐着，但是脑子里还是想着检查站那边的事情。我听从这两个好心人的劝告，在原地坐了几分钟，然后就跳了起来，感谢他们的帮助，接着就冲出了门。
当我赶到了“和平区域”最西边的18号检查站时，感觉自己就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检查站是由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联合部队所把守的，同时驻守在这里的还有伊拉克战士和一众翻译，这些翻译只会说俄语和阿拉伯语，不会说英语。库尔多会说英语和库尔德语，但是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除了用夸张的表情和狂乱的手势之外，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互相沟通。
我用手一指那些装着武器的卡车，对方就明白了我们的来意。
卡车被停在检查站的防爆墙之外。库尔多悄悄地拉了拉我的衣角，请求我为了保证安全不要走上前去。他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就在几个月之前，一辆运载供应物资的大卡车企图穿过检查站，在被搜查的时候就突然爆炸了。
当然我也很担心，但是我不想站在防爆墙的后面，对着外面的人大声发号施令，而且当时这也是不可能的。我看了看卡车的后车厢，然后感觉问题还挺麻烦。车厢里胡乱地堆放着至少一千件武器，我猜肯定是车里这种乱糟糟的场景让看守的士兵觉得有问题，接着我们就回到了检查站。
格鲁吉亚人将此事上报给他们的指挥官，10分钟之后，来了一位格鲁吉亚陆军上尉和一位陆军中尉。那位陆军中尉至少有6.4英尺高，不会说英语，长相和声音都特别像电影《洛奇4》中的道夫·龙格尔。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军装，戴着一副时髦的太阳镜。
站在这个巨人旁边的那位格鲁吉亚陆军上尉有5.4英尺高，勉强会说几句英语。他应该挺有能力，但是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刚从行李袋里拽出来的一样。身上的军装穿得不整齐，配枪也没有系好，头盔带子被甩在下巴的一边，嘴角还叼着一根香烟。
这些格鲁吉亚人刚刚被派到这个检查站，所以这个上尉甚至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最后他走到我面前，用非常浓重的俄国口音说道：“所有美国的军队都得去2号检查站，先生。”我的心里一沉，2号检查站正是几个月前发生卡车爆炸的那个检查站。库尔多解释说，司机之所以想从这个检查站通过是因为他们害怕像之前那辆卡车一样被劫持。
我用最礼貌的口吻告诉那位格鲁吉亚陆军上尉，我是为伊拉克国防参谋长工作的，希望就这一次，他能给个面子，帮帮忙。他闭着眼睛点了点头，好像是愿意帮忙但是又不太高兴这样做的样子。
然后，这个小个子、乱蓬蓬的上尉转身对那个巨人中尉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巨人中尉很认真地点了点头，然后就从肩上像扯下一把砍刀一样扯下他的对讲机。他对着对讲机说话的声音和口气，听起来就像是在下令对我们这个方位进行空袭一样：“Alpa ex-rey, alpa ex-rey, slokem yak solum snowdney, glock snukem sleepney gope, jeneraley Iraqi mit，”然后他停了停，看了一下我的胸牌，“Mayore Waberi…jeneraley Iraqi mit, Mayore Wa-beri.”
（我改述了一下，在这里对世界上说俄语的人们致歉。）
经过一番讨论和争执之后，对方同意车辆经过检查站检查之后可以通过。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我特别想知道我通过这件事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我刚刚是不是成功地让库尔多和格鲁吉亚人见识到，规定也是可以被打破的？
在卡车接受检查的时候，我在防爆墙后面与司机们聊天。通过手势和笑容，他们想跟我说，他们非常渴也非常饿，同时还把伊拉克的钱币掏出来给我看，仿佛我就是一个卖吃食的小贩。他们一路上都担惊受怕，不敢因为任何理由而停车。
检查完毕之后，我让他们跟着我穿过市区，来到国防部。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纯粹的无礼，他们冲到了我的前面，就好像是有人要跟他们赛车一样的。他们就像是一群16岁的孩子开在卡丁车的跑道上一样，相互追逐，疯狂地开着他们那些载满武器的大卡车。
开车疾驰在市里的时候，我的头还因为刚刚的撞击而疼得厉害，额头上的血已经干了，像胶水一样粘在凯夫拉尔头盔里面的带子上。但我很好，一切事情都很好。这件事情让我认识到，有时候尽管形势看起来很危险，但是结果可能很愉悦。
如果尼采更有幽默感的话，他也许会说：“所有杀不死你的都会让你更有趣。”
* * *
约瑟夫·海勒在《第二十二条军规》之后就再也没有写出另一本伟大的喜剧小说了，这也许是因为他没有经历癌症的缘故。
在充当了一回“军火走私贩”那天的6年之后，我已经回到了明尼苏达州的罗斯蒙特。当时是12月份，马修，你要参加一场游泳比赛。克莉丝汀已经到比赛场地了，我有事被耽搁了。我让克莉丝汀把具体地址发到我的手机上，“南雷克维尔高中”。我用谷歌查询了一下路线，匆忙带上点吃的，然后就冲出了门。
35分钟的路程开到30分钟的时候，我腹部上那个深切口上包扎的一大团绷带竟然裂开了一个口子，我甚至能感觉到温暖的胆汁和胰液从腹部滴下来，流进裤子里。（这些液体是有腐蚀性的，就是这些液体在手术之后的这一年里不停地扩大我腹部上的洞孔。）
我一边责骂自己出发之前没有换绷带，一边伸手去摸副驾驶座位上的绷带“出行包”，但是摸了半天没有找到。我这才想起来出门的时候把它落在后门那里了。
另想办法！
我记得在雷克维尔附近有个塔吉特百货商店，于是我就改变方向，朝那里开过去。我一边责骂自己，一边在杂物箱里把所有能找着的快餐纸巾拿过来，想“控制”一下腰部越来越多的污迹。（为了让你们有更形象的理解，我在这里补充一下：我平常每天都是使用24号4×4的绷带。但是在“流量大的日子里”——没错，女士们，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们——就需要比这种尺寸大一倍的绷带。而那一天……刚好就是“流量大的日子”。）
我看见商店里只有卖独立包装的绷带，一盒里有十包，货架上只剩下两盒了，根本就不足以帮我挺过接下来的四个小时。这时候我脑子里闪过一个主意：可以去买女士卫生巾来用。（没错，“女士用品”专柜如今已经被列为我以后应急计划的一部分，但当时我还只是闪过一个念头而已。）
当时感觉自己特别狼狈，而且急着赶去观看马修的比赛，我就从货架上抓起那两盒绷带，匆忙结了账，然后就一头扎进商店的洗手间。我掀开衬衫，然后那一大团已经浸满胆汁的黄色餐巾纸就掉进了水槽里。然后我又把切口上已经浸透的大团绷带和胶带扯了下来，也扔进了水槽里。
我需要找点儿纸来擦掉我皮肤上那些腐蚀性的胆汁，于是我就走进一个厕所间去取一点卫生纸，同时仍然把衬衫掀到下巴处，以免被弄得更脏了。
当我转身出来，走向水槽的时候，一个店员走了进来。他一看见眼前的这种场景，就目瞪口呆地愣住了：一个男人站在厕所中间，一只手拿着一大团卫生纸，另一只手把衬衫掀到下巴处，身旁的水槽里满是发黄又难闻的绷带和餐巾纸，肚子上还有一道17英寸宽的大伤疤，旁边一个像子弹孔一样的裸露伤口不停地向外冒黄色的液体，一个大大的引流袋用管子连接到体内。
我仿佛能看见他脑袋上冒出卡通片里出现的那种大泡泡，里面写着：“这是一个什么怪物？”
他很不自然地问我需不需要他帮忙，或者找人来帮忙，不过我告诉他说我自己能行。“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真的，我能行。”
当我最终走出洗手间的时候，我听见周围传来像老式唱片机卡带时发出的那种尖声，柜台边所有的店员都朝我这边看来——仿佛我本人就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车祸现场。只不过我的“这次车祸”造成的结果是塔吉特百货商店里“交通堵塞”。
这场绷带灾难已经让我迟到了。可当我开进学校的时候，我就更加绝望了。那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工业区，没有任何外部指示图。“就从大门进来就行了，你一眼就能看到。”克莉丝汀之前说过，“快点儿，马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看见门厅上有个画着箭头的方向指示牌——但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游泳池的信息。
周围到处都是小孩子。我抓住从我身边跑过的一个孩子，问道：“不好意思，你能告诉我游泳池在哪里吗？”他茫然地看着我，一句话也不说。我追问道：“你是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吗？”这次他终于开口了，小声地回答说：“嗯，是的……不过，我们学校有游泳池吗？”
我给克莉丝汀打电话。“这里的学生说他们没有游泳池，他们都去一个叫肯伍德中学的游泳池游泳。”
“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看见一个标志上写着‘南雷克维尔’。你最好快一点——再晚一会儿，你就错过马修的比赛了。”
结果比赛的确是在肯伍德中学。我特别生气。
马修的比赛已经错过了，而仿佛接到了暗示一样的，我在塔吉特百货商店换上的绷带已经支撑不住了，又开始泄漏了。我一方面因为克莉丝汀给我提供了错误的地址而生气，但是同时又因为自己对她生气而怨恨我自己。我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我自己，这我都明白。
我愤怒地疾驰回家，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痛恨。马修为了这次比赛做了非常努力的准备，而我却错过了，更可恶的是，带着体温的难闻的胆汁还是在往我的裤子里流，现在已经把裤裆都浸湿了。我感觉就像是自己把自己尿了一身，却什么办法也没有。没有绷带了，也没有快餐纸巾了。
突然，车灯亮了。从后视镜看去，是红蓝闪烁的车灯。
“还嫌不够狼狈是吗，韦伯？等着瞧吧，白痴。”我心想。
“请出示您的驾驶执照和登记证。”州警察站在车身左边我看不见的地方非常礼貌地说道。我把驾驶执照递给了他。
很快，他就发现我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牌照以及我放在后座上的军装。他问道：“你是现役军人吗？”
“是的，警官。”
他把驾驶执照还给我，然后退到我能看见他的地方，说：“不用拿登记证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停下来吗？”
“知道，警官，”我说，“我超速了……我知道我超速了。”我说话的语气很谦逊，但并不可怜。我没有理由，也不会编造理由。
“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快？”他问。
“我现在手头的问题特别棘手，我想我就是想赶紧回家。”我回答说。
“出了什么问题？”他问。
我笑了笑，说道：“这听起来真是丢脸，毕竟我的确超速了，但是既然你问起来了……”然后我就掀起衬衫，露出腹部那吓人的场面。“就是这个问题。”
他脸上的表情就跟塔吉特百货商店里那个店员的一样。“你需要帮忙吗？你还能开车吗？要不要我送你去医院？”
“其实没有看起来那么糟糕，真的，我没事……只是很脏，我想赶快回家。”
最后他只能客气地说：“好吧，你别着急，慢点儿开，行吗？”
“好的，警官。”
“非常感谢你的服役。”他补充说道。
* * *
并不是所有的泪水都是源自悲伤或绝望，有的时候也是来自无限的自豪与喜悦。我相信，如果真的有心灵鸡汤这种东西，那喝下去之后肯定就是这种感觉。
马修，你是个羞涩安静的孩子，从出生起，你的这种性格特点就极其明显，至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是这样的。2010年8月份我接受了那次大手术，几个月之后，你说你正在参加学校合唱团的独唱选拔。我和克莉丝汀都没有把这个当回事儿，以为你只不过是参加合唱部分的选拔而已。
接下来的几周里，你又提起过几次。这一天，你放学回家，走到院子里就冲我喊：“嘿，爸爸，我的独唱被选上啦！”
我来到克莉丝汀旁边，对她说：“他看起来不是在开玩笑。你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觉得他能唱独唱吗？”
“不能，”她笑着说，“这回有好戏看了。”
当然，我们俩觉得你很有能力。可是在舞台上单独表演，这太不像你的性格了。
我们去观看合唱团举办的音乐会时，心想你这个心高气傲的孩子最后也只能因为努力而得到一点点赞赏而已。但是，结果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你的嗓音非常好听，与钢琴伴奏融合得天衣无缝，我们都被震惊了。
几个月之后，你又上台演出了。这次我们虽然做好了更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有些难以相信。我们从节目介绍单上得知，你已经成为了校合唱队代表，而且是同学们选出来的三位“合唱团最有价值成员”之一。你从来都没有跟我们提起过你获得的这两项荣誉。就在我们俩还没有完全从惊讶中缓过来时，节目开始了。
歌曲的名字是《告诉我的父亲》，我们两人以前都没有听你唱过这首歌。你不仅唱得优美动听，而且还带着一种坚韧和柔情，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你。
“告诉我的父亲，他的儿子不会逃避，也不会屈服。”
在我感到惊讶的同时，我的眼眶里早已满是泪水。你继续唱下去，用歌声告诉我们，你为生在这个家庭而感到荣幸，你知道我们在人生的终点会根据生前所为而接受评判……这时合唱团其他成员加入进来与你一起合唱，歌词仍然是字字让我感到震撼。这首歌讲的是一个参加美国内战的士兵，让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信使带话儿给他父亲，说他非常自豪能穿上这身蓝色的军装——跟我今天身上穿的军装一样——说他能承受这必要的牺牲，说他已经成长为一个男子汉，还告诉他父亲不要为他而哭泣。（在www.tellmysons.com网站上可以观看马修的演出。）
我可以看出来，你非常深情地唱出这些歌词，同时还用眼睛的余光不停地看我们俩。
你真的理解这首歌背后所有的含义吗？
你的独唱当中包含了我在各种场合告诉你的话语和观念，尤其是在我癌症确诊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告诉你的。我告诉过你要勇敢坚强地面对未知的将来，告诉过你将会因为此生的行为而受到评判。当然，你肯定知道我热爱军人这份职业，不过你竟然还记得我对美国内战的浓厚兴趣，还是说你选的这首歌只是一个巧合？你在我们面前从不轻易表露你的感情和想法，尤其是在癌症这个问题上。我真心希望，你是想通过这首歌来直接跟我沟通。
接着，你又唱了另一首歌，讲的是将来我们还会以战友的身份再相逢。这首歌再一次让我热泪盈眶。
这是本场演唱会最后一首歌曲，当你轻轻地带着一副坚韧的表情走向我的时候，我竟有些不知所措。我强忍着泪水向你伸出手臂，一句话都没有说，猛地把你拉入怀中，这时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感觉你的身体在我怀里轻轻地抽动，你小声地哭了，然后紧紧地抱着我，说道：“爸爸，我爱你。”
我竟然有些难为情地笑了，我很少听见你说这句话，更是从来没有听见你这么深情地说出这句话。我的眼泪更是止不住了。我想让咱们两个都平复一下心情，所以就说道：“天哪，兄弟，刚刚感觉你就是为我唱的呢。”
“我是为您唱的，爸爸。”你说道。
在过去的两年当中，有很多读者读了我的网络日志之后跟我道歉说，他们在流泪的同时也忍不住会笑。但是我认为，这就是麦克阿瑟将军所说的“最佳效果”。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我们都需要一个时间或一个场合来哭泣，来欢笑。如何在面对困难或死亡的时候哭泣、欢笑，这是一门你们从小就要认真去研学的艺术。
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不管我们的心情多糟糕，一个笑得很开心的婴儿总是能给我们带来笑容，带来一丝温暖。快乐的感觉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你们要给它一种催化剂。
你们兄弟三个还记不记得在你们不开心的时候，我总是能把你们逗笑？我有能力让你们开怀大笑，可你们总是努力压抑自己，不让自己笑出来。你们拒绝被逗笑。
我们所有人似乎都发现放任自己哭泣是很容易的事情。放任你们自己去笑一场吧，看看有什么效果。
生活中有很多时候，你会笑到眼泪都流出来。还有很多时候，你会哭到自己想要大笑的程度。说到底，哭和笑更多的像是一对表亲，而不是陌生人。哭和笑就是一个坦诚的人对自己所热爱的生活做出的回应。而我的希望就是，你们的生活中能充满泪水——各种各样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