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妙的意想不到的希望，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
2010年11月
在我第一次确诊并接受了重大手术的三个月之后，我在一场明尼苏达维京人足球比赛上，面对64000个球迷接受了一次嘉奖。我穿着军装站在足球场上，看起来非常可悲——而心里感觉比这还要糟。
军装之下的这副躯体已经受过了百般摧残，瘦削不堪。刚刚到130磅的躯体勉强能够站稳。
我到底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同情”盛会？
主持人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我的服役经历，然后说我被授予“家乡英雄”的荣誉称号。接着全场响起了零零散散的掌声。
接着主持人又说，那年夏天我被彼得雷乌斯将军选中到阿富汗去协助他，几周之后，就在我准备奔赴战场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患有晚期癌症。这时全场一片寂静。
主持人接着便描述我确诊之后如何顽强乐观地与癌症做斗争，介绍了我的妻子和儿子，然后就像是在罗马圆形大剧场介绍角斗士一样说出了我的名字。
全场64000个球迷站立起来，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坐在前排的男男女女都在不停地擦拭眼泪。然后主持人不得不大喊着宣布说，我马上就要被军队晋升为陆军中校。
从那天现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观众的掌声太热烈，以至于主持人最后都只能沉默不说话了。（可以在www.tellmysons.com观看这段视频。）
诺亚，当时你才10岁。比赛结束的时候，你问我：“爸爸，你好像一直在哭，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因为患有癌症并没有使我变成一个英雄，但是如果没有患上癌症，我是没有机会站在那里的。”
是约翰·莫里斯牧师，我们的州牧师，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服我改变了对那场维京人足球比赛的看法，让我意识到我的故事能给别人带来极大的鼓舞。他让我明白，人们给予我的掌声，就跟我在一场大型足球赛中的紧急关头进行了最后一次进攻所获得的掌声一样。
观众的热情不一定是对于我取得了成就而言，而是象征着一种永恒的希望——他们自己心中那种永恒的希望——对仍然可能战胜困难而取得胜利的希望。
观众对我这次“最后的进攻”（后来我就这样解释我与癌症的抗争）所抱有的态度，既不是悲哀也不是同情，而是希望以及对同胞的爱。他们会说：“我希望这个人战斗下去并取得胜利！”
2012年5月
自我站在足球场上接受嘉奖之后的18个月，我的身体情况更差了，但是我能够而且愿意将自己还活着的这个事实看作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而且也为生活中不期而至的快乐和鼓舞而感动。
我的进食管被撤掉了，我刚刚还为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起草了史上第一份战略沟通计划书，另外，我花园里的花全都开了。
我的腹部仍然有一个明显的“子弹孔”，肋骨和肝部还插着导液管，但是疼痛和折磨已经降到我可以忍受的程度了。我甚至已经习惯了每个月忍受一两次脓毒症的发作，而我的身体经过到目前为止30次脓毒症发作的磨炼，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回击了。
然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子弹孔”出了问题，我不得不去医院。伊兰王尔德医生很快就给我做了X射线检查，想进一步弄清楚孔洞的大小，然后我就去他的办公室等结果。
当屏幕上出现我腹部的扫描结果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这些内脏器官的熟悉程度已经不亚于我对自己面部特征的了解了。先不说“子弹孔”，我发现我肝脏上最大的那个肿瘤——之前像硬币一样大的那个肿瘤——现在比以前大了一倍。其他15个肿瘤中有两个显然也已经“苏醒”了。
“一些患者可以活十年，而另一些患者活不到一年。”我还记得医生的这句话。这个消息就像我初次确诊时的消息一样让人无法承受。
我立即开始接受新的化疗，但是一开始就失败了。我的皮肤和眼睛都变成了黄色，身体开始发痒，总是喘不上气儿来，一直感到特别疲惫——这些症状都表明我的肝脏承受不了。医生不得不又从我的背部插进去一根导液管，从我的右肺叶中抽出一升液体。
那时，我感觉自己仿佛就是在战场上完全被敌人包围，彻底击垮了，恰如2010年的秋天。我不再有那种斗志昂扬地要抗击的欲望了。就像在真正的战场上一样，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改变策略。
在工作上，我决定彻底交出自己众所周知的“军刀和队旗”，彻底解放自己。我们经常会说，“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每一个军人都有离开军队的那一天，我只是自私地希望时间一直能停在我当兵的时候。
这是放弃吗？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军队永远都不会放弃或撤退。军队会用另外一种委婉的说法来表达这层意思。我们“整合”，我们“重组”，我们“进行退出行动”，但是我们从不“放弃”或者“撤退”。那么，“进行退出行动”和“撤退”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态度不同。而我喜欢用另一个说法：竖着中指退出。
如果泰坦尼克号当初沉没的时候，船上有我的一队战士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理直气壮地下令让所有人开始重新摆放甲板上的椅子。这不是否认事实，也不是积极的思维。我知道船正在沉没，我的态度也可能会非常消极。但是我宁愿找点事情来做，也不愿意束手等死。因为事实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什么都不做了。
2012年6月
孩子们，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已经不能像患病初期时那样经常把你们叫到身旁，跟你们交心地聊天了。事实上，你们都拒绝接受我病情恶化的事实。我和克莉丝汀很痛苦地谈了一次，但是她也同样坚持说，我一直都非常顽强，我很可能会是第一个不需要肝脏而活下去的人。对于我随时可能会被彻底打倒的这个想法，克莉丝汀一直不屑一顾，而你们兄弟三个也是跟她一样的态度。
但是，这一天终归是会到来的。
自2010年秋天以来，我们就没有非常严肃地讨论过“万一会发生的情况”了。现在到了必须要谈的时候了，可你们又都很抗拒。马修，因为你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就是我的“主要目标”，我要找个方式跟你谈一下这个问题。
6月1日，军队批准了我的离职病假，在这之前，我就已经接受邀请，要在6月14日庆祝军队成立237周年那天，在明尼苏达州历史中心发表演讲。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演讲的主题，牺牲、荣誉、决心，还是谦逊？
我脑子里仍想着如何与马修谈论我的病情，同时在想历史上的战士们做出的牺牲与贡献——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表现出令人骄傲而真实的一面，其中最能体现出这一点的就是美国内战时期。
二重唱！
这个念头像闪电一般划过我的大脑，还没彻底想好，我已经坐在电脑前面流泪了。音乐，这是你的一种沟通方式。马修，一年前你独唱曲中的歌词突然之间将我脑中的这两件事情串联在了一起。
“参加内战并幸免于难 / 面临死神的召唤 / 蓝色的军装 / 传递一种重要的精神 / 永不放弃 / 爱。”那首歌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为我、为你、为处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此艰难时刻的所有人而写成的。另外，这首歌也是对战士们的极大赞美。而且那一天还是父亲节。
你非常兴奋地同意了我的这个主意。你将要在一群陌生观众面前，与你即将离世的父亲一起演唱这首满怀深情的歌曲。我知道，其实骨子里你还是继承了我的“疯狂”基因。(在www.tellmysons.com网站上可以观看此段演讲和表演的视频。)
演出结束之后，我有了写下《总有一天，你要一个人走》这本书的想法。虽说现在要你们和我讨论生死的问题实在很困难，但是我相信你们将来会对此产生好奇。对我来说，这本书将是另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
2012年7月
7月中旬，我开始第四次化疗试验——一种针对肾癌的治疗。就在同一周，我接到了邓普西将军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原来就在两年之前，我和邓普西将军在同一周分别被确诊为癌症。邓普西将军不仅已经战胜了喉癌，而且还晋升至美国军队的最高级别。在获得晋升的几个月之后，邓普西将军又被奥巴马总统亲自任命为整个美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级将领，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第十八任主席。
电话里说，如果他的出行安排允许的话，他会和他的妻子迪恩一起到明尼苏达州，对我和克莉丝汀为军队做出的贡献进行表彰。到了8月16日的时候，约翰·韦塞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第十任主席，也决定加入进来。
邓普西将军在我350名亲人和朋友面前回忆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光，并对我的个人品质做出表扬，看着这个场面，我感觉就是在参加自己的葬礼。
现在我要说的，是韦伯中尉教会我的，那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是要塑造一种比生命更长久的精神。在生命的终点，我们自己选择的经历塑造了我们自己本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生更大的目标应该是以一种不平凡的方式度过这平凡的一生。我会一直记得马克·韦伯教给我的这些。（在www.tellmysons.com网站上可以看到邓普西将军和我自己当时的发言。）
佩斯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第十六任主席，没有时间亲自来参加，但是他送来了致辞。在对我的工作和抗争进行了表彰之后，他又回到了我那个小玩笑上面：“引用某人的一句经典玩笑话‘靠，他太厉害了。’”
大卫·彼得雷乌斯将军在这个时候已是中情局的局长，他也送来了致辞，写道：“我知道，两年之前，就在我差一点儿把你拉上去阿富汗的飞机上时，你开始了另一场人生的斗争，我真的为你的勇敢和决心而感动。”
当然，这些高级将领们对我的嘉赏确实让我深感荣幸，但是同时我也意识到，从此之后我的责任就是要继续将我在军队里那种责任感维持下去——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这，我可以做得到。
正如前海豹特遣队队员埃里克·格雷滕斯所说的那样：任务继续。也正如我拓展训练项目中的朋友们所说的那样：只要船经得起风浪，那么出航旗——宣布船只要起航——就应该永远飘扬。
莫里斯牧师在大力支持我出版这本书的同时，也和我一样深有同感：
我们每天都要听到太多坏消息——战争，关于战争的传言，事故，谋杀，等等。同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挑战，因此大多数人都需要精神鼓舞。而问题是，我们当中最能鼓舞人心的那些人却很少与别人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只是每天努力付出，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坚韧、决绝、勇敢地面对生活。我们需要这些人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样我们才能从中获得鼓舞，勇敢地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你就是这样的人之一，所以你应该分享你的故事。
2012年11月
每一个人的生命之钟都在不停地行进。但是我的生命之钟呢？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它行进得已经越来越缓慢了。明天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麦克阿瑟将军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跟我一样有同感，如果你们能感受到之前的章节的寓意，那么你们自然就会在这个章节中收获到馈赠：一种惊奇感，对未来永恒的希望以及生命的快乐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我一直并且会继续坚持探索与发现的旅程。我也会继续提出疑问。我更会继续学习下去。因为，我还活着。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痛苦与折磨——不管是自寻烦恼还是外力所迫——不仅仅是对我们生命旅程的粗暴干扰，而且也是这段旅程的目的之一。你们生命当中的“布福德”不容忽视，也不可能被完全剔除。只要你还有能力，你就必须要以最大的努力来面对它。你的勇气、诚实、骄傲与谦逊、冒险的欲望、对他人的关爱、想象力、智慧、严谨、情感表达——这些都不是在你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中磨炼出来的，尽管你也要珍惜这些时光，但是那些优秀的品质是在你直面“布福德”的过程中锤炼出来的。
如果说我对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真正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探寻，一直愿意奋斗，同时也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去诚实地探索这个世界。
如果你们想知道自己会不会这样去生活的话，就问问自己：如果你们只固守着10岁时拥有的那些见解，你们今天会是怎样的？你们应不应该固守着生命在20岁、30岁或者40岁的时候你们的见解？还是说，你们应该继续提出疑问，不断地去了解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我已经很了解你们了，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
我已经和你们分享了这些品质给予我的引导，我也对你们提出了建议。
但是也许最重要的是要让你们知道：
我很了解你们，你们每一个人——马修，乔舒亚，诺亚——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自己找到答案。
我爱你们。
后 记 『你还好吗？』
想象一下，你开着车带着你的爱人和孩子去郊外玩一天。你没有选择高速公路，而是选择了狭窄的偏僻小路——一条你以前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唯一的规则就是，你一旦出发——而且必须要出发——你可以放慢速度，但是却无法停下来。
现在，蒙上你爱人和孩子的眼睛。
每天都重复这样的旅程，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我、克莉丝汀、马修、乔舒亚和诺亚每天面对的生活。作为司机，每天出发的时候，我可以看见前方的路。我能感受到加速踏板、离合器、刹车，能在遇上障碍物的时候转向，可以小心翼翼地开过危险的弯路，可以感受得到大大小小的颠簸和攀爬。对我们来说，这段旅程非常艰难，但至少我能看到方向，有一些控制权。我们要一直这样痛苦地开下去，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那时我的人生旅途将彻底结束。
当然，克莉丝汀和我的儿子们并不是真的像被蒙住了眼睛一样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只能像亲戚朋友们一样通过车上的对讲机发出绝望的声音。这声音可能是鼓励或建议我如何往前开，也可能是因为旅途中不可避免的挫折而发出的悲叹和怒吼。
大多数像我儿子们这种年龄的孩子只是刚刚失去自己的祖父，而我的儿子们却要失去他们的父亲了。
那么克莉丝汀呢？如何才能用语言来描述她的痛苦和失落，以及她给我的爱的力量呢？她给予我的爱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的困难而更加强烈。即将就要失去自己的丈夫，儿子的父亲，失去自己最好的朋友和灵魂的伴侣，她怎么可能不害怕呢？或者说得更实际一点，她怎么会不害怕失去儿子的管教者，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柱呢？这种感觉用悲伤和恐惧都不足以形容。
“你还好吗？”是自从我们开始这段旅程以来我听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事实上，跟我一起合作写这本书的记者大卫·默里在我们开始一起工作的一个月之后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当他描写第一次在芝加哥见到我们全家的时候，他这样写道：
第一次在芝加哥与你和你的家人见面的那两个小时里，我感觉自己在你们——你，你的儿子们，克莉丝汀——身上看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痛苦。这让我瞬间就理解了你们内心的那种焦虑、恐惧以及一定会有的那种愤怒……
我想让你们知道的一点是，就算是这本书里最血腥、最揪心的描写都不足以刻画出那种近乎疯狂的痛苦，那种彻底的悲伤，那种无尽的恐惧和困惑……以及当时那种天崩地裂的现实。
对我来说，问题是，我认为仅仅几页纸也不可能完全表达出大卫以及其他很多读者想要了解的那种残忍、混乱的经历。（我认为描写最详细的记录是我的“关爱桥”网络日志——www.caringbridge.org/visit/markmweber。）
这本书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与癌症进行抗争的。但是这里也要对读者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抛开你们对整个过程的想象，相信我所描述的就是真实的场景。因为，我是赢不了想象力的。
我们家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以不同的方式来面对癌症。我在这里只是简单地叙述，而不是评判孰好孰坏，或有效与否。
乔舒亚把自己的情感和想法都放在自己心里，不去和很多人分享。他总是只考虑眼前的事情，不会想得太远。如果他现在有自己的信条的话，那应该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一天早上大约六点的时候，我正在楼下喝咖啡，他走过来跟我一起坐在我最喜欢的“拉兹男孩”（美国第一大沙发躺椅品牌或叫安乐椅）上，这把躺椅还是在马修刚出生不久的时候买的。他侧身躺在我的胳膊里，我揽住他，把他抱紧，从他小时候开始，我们每隔几周就会这样坐在一起。
我们一边在躺椅上前后摇动，一边聊天。我很认真地跟他讲癌症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想尽力让他明白，我是多么地珍惜他，也让他了解我的感受。我眼含泪水地问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感觉他在我的怀里蠕动，以为他在哭。可当我低头看着他的脸时，发现他其实是在笑！当时我确实感到有点伤心。
“乔舒亚！你怎么在这种事情上还能笑呢？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他看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一边笑着一边回答说：“爸爸，你有口臭！”
诺亚的反应则大不相同。他一直把所有情绪都写在脸上，心直口快，一有疑问就会马上说出来。他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不在了，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搬家吗？要转学吗？
就在几个月之前，当我第三次化疗试验失败后，他用很平淡的语气问克莉丝汀：“我们会有一个继父吗？”克莉丝汀回答说：“不会的，我会再养一只猫。然后我会成为一个猫夫人。”这个回答似乎让他很满意，尽管我不知道我在这其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说实话，类似这样的经历以及这本书里提到的其他的事例，根本就没有让我感觉他们以非常积极的态度面对我的病情。而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学校的社会工作者吉姆·西姆尼突然写了封邮件给我，请我允许让乔舒亚和诺亚对另外一个学生提供帮助。
帮助别人？我的儿子们？
吉姆在邮件中写道：“我在你孩子身上发现了一种非常令人赞赏的品质，这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两个孩子达成了一种共识，或者可以说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诺亚‘更实际，更善于表达’，而乔舒亚则喜欢‘从旁支持，并更喜安静’。他们相互沟通，角色分配以及制定战略的能力特别让人惊讶，超出一般的同龄人。简单地说，就是他们在行动上有共感。”
吉姆已经在社工行业工作了20年，而且一半的时间都是帮助问题青年和破损的家庭。他还跟我说，有这样一个三年级的小孩子，他的父亲是个军人，过去的两年间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外执行任务。由此这个孩子就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压力（通过无意识的自虐行为表现出来），焦虑，沮丧，以及学习上无法集中精力。当大家在一起想如何来帮助这个孩子的时候，很多老师和专家都建议让乔舒亚和诺亚来做他的“导师”。
我其实很担心，因为乔舒亚和诺亚已经背负了太多的压力——他们的父亲和家里的两个老人都正在和癌症抗争。然而，作为一名军人，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帮助他人其实可以帮自己减轻心理负担。于是我同意了。
这两个孩子都特别高兴。
“天哪，他们真的帮了大忙了。”吉姆后来写邮件告诉我说。乔舒亚和诺亚每周跟那个孩子见一次面。“很让人惊讶的是，”吉姆说，“对那个孩子来说，乔舒亚反而是更善于表达，更加让人自信，更会安慰人的那一个。他会提出一些疑问，总是分享自己的看法。诺亚表现也很不错，但是考虑到他之前直爽的性格，我们本来以为他会做得更好。这个过程似乎对三个孩子都有好处。”
“到了期末，那个孩子的表现已经稳定了，当他需要倾听或肯定的时候，他就会去找你的儿子，而不是来找我。这就叫作‘互惠友谊’”。
两年以来，吉姆在我两个儿子身上也看到过各种情感表示——悲伤，深邃，眼泪，幽默感，讽刺，沉默，以及喜悦。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情感都是正常的。“他们的确会抱怨，但最终总是聊到你和克莉丝汀，说你们两个有多疼爱他们。”
吉姆在邮件的最后写道，他每次见到他们俩，就会被他们身上体现的品质给吸引。他不得不相信，这都是他们在家里学到的：“知道你要出发去哪里，知道自己现在身在何处，知道自己的终点是哪里，还有就是永不放弃。”
* * *
马修则自成一派。作为经历青春期的青少年，他脾气暴躁，会交女朋友，情绪会因为运动场上的成功与失败而大起大落，过着典型的高中生活。如果让他说说这些情绪都是从何而来？他肯定说不上来，他根本就解释不清自己的所有感受或者想法，所以我觉得没人能知道答案。
与其将注意力放在弄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些情绪或者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情绪的产生，我想更重要的是着手来处理这些情绪。由于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感觉以及这种感觉产生的时间，所以最好还是从他可以控制的事情上着手——行为和环境。
有一天，他心情特别差。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他大哭了一场，哭了很长时间。“一切都出问题了，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利的。糟糕透了！”他最终眼含着泪水，愤怒地说道。
他一直不喜欢谈论我去世之后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也拒绝跟我或者其他人讨论这个问题。可那一天，我坚持要跟他谈这个问题。我们俩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克莉丝汀在收拾餐桌。
我抓过一个杯子，倒了半杯水，放在他面前。“这杯水代表你的生活，”我说，“我们描述没水的部分很容易。”我说着指向杯子上半截空着的部分，“我们需要认清现实，保持谦逊。但有时候我们也得努力弄清楚杯子的这一部分装的是什么。”我指着杯子里有水的那一部分。“你生活中的水是什么？”我问他。
他坐在那里沉默地想了几分钟，“嗯，我没有生病。”他最后说。
我笑了笑。“好，现在我们知道了你没有什么，我们再想想你有什么。把注意力放在你拥有的东西上，而不是你没有的东西上。”
他一直盯着面前的桌子，脸上的表情写满了不安。他没有说话。
“我们从你最亲近的东西开始，”我提示他，“你的妈妈和爸爸——现在评价一下我们两个人。”
“这个，”他说，“你从不打我，也不对我发脾气。”
然后我又强调说，他要把重点放在他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他没有的东西上。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接着就开始细数我们为他做的种种事情，我们给他的关爱，甚至在他犯错的时候也是一样。
“那你的女朋友呢？”我问，“她很聪明，也很漂亮，比你高两个年级，但是她选择了你做她的男朋友，而不是她班上那么多的男孩子。你觉着这能说明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耸了耸，说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你现在可以试着这样想。”我说。可是他还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沉默了几分钟之后，我问：“你的吉他呢？”
他猛地抬起头。是的，他的吉他弹得很好。他很努力地练习才达到了这种水平，虽然并没有成为吉米·亨德里克斯那样的高手，但是他仍然有资格为此而骄傲。
“你唱歌很好听，而且在游泳这项运动上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对不对？”我问。
“是的，但是我还是不能跟那些高年级的男生比。”他回答说。
我敲了敲杯子上半截空着的部分。“是啊，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以及需要努力的方面的确很重要，但是这些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我们应该关注这里——”我把手指移到杯子的下半截，“关注有水的部分，关注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上。”
他最后终于承认说，尽管他的游泳水平还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但是自己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事实上，他可以用这种逻辑来看待所有的事情，从学骑自行车到练字。
我们俩谈了整整25分钟。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挪动了一下椅子，直视着我的眼睛，用一种非常悲伤地口气说道：“这个真难。”
是的，的确很难。但是练习得越多，就会越简单一些。
* * *
当然，克莉丝汀和我一样，亲身经历了这整个过程的点点滴滴和过山车般的起起伏伏。她内敛的一面也让她和马修一样不愿谈起生活中的福佑。在她的一生当中，能活在当下对她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当下总是顺应心意而活，其实也就是不会为明天而忧虑。从宗教到政治再到生命的意义，在这些话题上她封锁得比诺克斯堡还要严密。她甚至都不会对我的外派任务有太多的好奇。她也会在遇到困难或伤痛的时候表达悲伤或愤怒的情绪，但是她总能用几个很小的爱好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没做完的家务活儿，或者跟她深爱的儿子们在一起。
可是，丈夫在38岁就患上了癌症，自己的父母也在六十岁左右都患上了癌症，这样的经历让她不得不打开心门上的那把锁。她只是不喜欢谈论私人情感，而不是孤僻，所以她到底什么时候愿意分享，愿意分享多少，这种平衡让人很难掌握。
“在我丈夫即将死于癌症的时候，我还能笑或者开心吗？”她一边痛哭一边说，“我感觉很内疚。我应该陪着你。”不管我和她的朋友如何劝她都没有用。她的个性告诉她什么是不对的，她就认为什么是不对的。
虽然她知道生活是不公平的，也知道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会面临这种困境，但是我每天仍然能感觉到她的愤怒和沮丧。
引流袋，裸露伤口，悬挂在体外的医用植入装置，一种持续的刺鼻的气味，你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东西会给一对四十岁夫妇的婚姻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虽然我并不是彻底变成了一个废人，还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会定期陷入一种彻底的悲惨局面，这给我们的婚姻造成了重创。
这种情况在一夜之间为我们两个人重新定义了爱情、亲情以及承诺的意义。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快速进入70岁夫妇的状态，而不是40岁。在癌症到来之前，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一直很好，这就给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后来的转变相对顺利一些，可也并不是没有丝毫痛苦。我们之前那18年婚姻生活里遵循的原则似乎依然管用：多交流，如果必须吵架的话，就要公平地吵，和好的时候要慷慨而有风度。
大卫·默里曾经非常形象地说，我们家人承受着“近乎疯狂的痛苦，那种彻底的悲伤，那种无尽的恐惧和困惑，以及当时那种天崩地裂的现实”，我很肯定，大部分的痛苦都是克莉丝汀一个人在承受，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更让我揪心的事实了。
用克莉丝汀自己的话来说，“是的，生活很不公平。但是更不公平的是，它竟要夺走我最好的朋友，一个从不惧怕生活困难的朋友，夺走我的灵魂伴侣，一个让我展现出自己最好一面的灵魂伴侣——尽管他偶尔也会惹我生气。”
* * *
似乎人们真正想知道的是，慢慢死去，看着死神一步一步朝自己逼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单单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感觉糟透了，很恐怖，也很唯美，很折磨人，也很愉悦。我还觉得自己有些不负责任，因为我知道自己要抛下家人，去到一个更好的世界。
有人相信生活不亏欠我们任何东西，而我们的一切却都是生活所赐，生活的过程就是最大程度地去体验生活旅程中所有的事情，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事情，死亡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也是这样看的话，那么在生命的终点，看着一切都铺展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奇异的宁静与宽慰的决心，即使你知道抛下家人会让你很痛苦。
我们都知道或者至少听说过，死神会像小偷一样在夜里偷偷接近我们。我发现死神想破门而入，结果成功地将它一脚踢出去——踢出去两年。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我内心汹涌澎湃，愤怒、幸福和悲伤交织在一起。你们能想象作为一个军人我有多么自豪吗？你们能想象我因为拥有书中所述的这些经历而多么骄傲吗？
死神正在悄悄逼近，但我知道它身在何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神，而我有能力看见它的临近，而且让它听从我的安排。虽然不能彻底把它赶走，无限期延长我的生命，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我已经被从鬼门关那里拉回来好几次了，所以都开始感觉内疚了，每次都让人失望。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的葬礼肯定会彻底变得很无趣。
我是怀着非常谦虚的心情写下这些的，因为每隔一段时间，我都得去体验一下早晚要载着我归去的那班电动列车。
有一次，克莉丝汀和我一起讨论我的医疗护理过程中的一些常规问题，其间她突然打断我的话，好像因为我一直拿死开玩笑的做法让她很生气的样子。她说：“你难道对这些都不感到愤怒或者沮丧吗？这些事情似乎根本就不会让你觉得痛苦。”
说实话，我也很愤怒。比如，我承认态度和祷告很重要，但是当人们坚持说这就是癌症的起因或者治愈方法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并不是没有什么能让我觉得痛苦。很多事情都会让我痛苦。
有那么多日日夜夜，我都只能平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相信我，我很痛苦。
情绪不好又能怎么样呢？这就是我在愤怒或痛苦的时候会提出来的疑问。我得到的答案，也是我在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中得到的答案，就是改编自我一直努力练习的宁静之祷的祷告词：
接受我改变不了的事物，改变我可以改变的事物，从别人的志识和洞见中寻求帮助，这样我就能分辨出这两类事物的不同。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再修改一下宁静之祷，增加一句：“过一段时间之后，当你获得了更多的智慧，再回过头来，看看那些当初你认为自己改变不了的事物，然后再试一次。”
我也会有恐惧，但更多的是因为不知道我去世之后我的家人会怎样而恐惧，而不是对我自身命运的恐惧。我的信念告诉我将去往何方。我并不急于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也很想看看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和我的家人们会大声哭，大声喊，大声笑，我们会讨论我的离开最终对他们会意味着什么。但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在过好眼下的生活上，放在当生活不尽如意时我们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上。在这最后一点上，我一直非常强势，在家里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且从不接受任何借口。
如果我写下的这些——不管是写给我儿子们的故事，还是写给读者们的后记——听起来像是在指导你们如何克服生活困难的话，那么请容许我在此非常诚恳地声明一下，在我看来，我做的这些都只是在尝试。说起来总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我只知道，只要我还有能力，我就会去努力尝试。
因为，如果你们在生活中也有机会尝试的话，请告诉我的儿子们（或者你们的儿子和女儿们），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去实践我的故事中所带给你的启示吧。
致 谢
我不太喜欢公开赞美我的精神信仰（我担心这会让上帝感觉丢脸），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破例一次，因为要说感谢的话，首先就应该感谢上帝对我生命的激励。我感谢上帝不仅激励我成为一个善良的人，而且还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感谢上帝对我有信心，让我去面对生活本来的面目——不完美。我生命的这段旅程最大的奇迹是，上帝并没有替我做主，也没有剥夺我去经历去体验的权利，而正是这些经历和体验才塑造了今天的我。
我对自己的这一生非常自豪。人们常常会称我为“英雄”，说我的儿子们应该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骄傲。可是每当这时，我转过头看看我的妻子，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克莉丝汀，我就会感觉非常卑微。她才是英雄，因为正是由于她，我才能够成为一名军人，一个父亲，一个男人。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额外的福利”，因为尽管癌症剥夺了我与
她长相厮守的权利，但是在仅剩下的这段时间里，她用爱和关
怀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我。
对于我的父母，丹尼斯和艾琳，我想说的是：很抱歉小时候那么淘气，但我希望长大以后的我多多少少让你们有些慰藉。谢谢你们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的决定。
《总有一天，你要一个人走》这本书是在约翰·莫里斯牧师的坚持和鼓励下才写成的。一年多以前，我开始整理过去二十多年里写下的日记和邮件，想从中收集一些重要的经历来和我的儿子们分享。很多人都建议我将其整理成书，其中约翰的态度是最坚持的。正是他说服了我，把这些故事写成一本书，这样不仅能和我的家人分享，还能与其他的家庭分享。
还要感谢作家杰·海因里希斯，他是第一个帮助我为这本书选择写作思路的人，最后鼓励我以直接对马修、乔舒亚和诺亚叙述的口吻来写下每一个故事。
2012年6月21日，我给大卫·默里写了一封邮件，希望他能跟我合作来写这本书。他在回信中非常客气地说：“我可能不是正确的人选。”但是随着我们的进一步交流，我知道他就是那个正确的人选。整整一个月之后，他同意跟我合作。
当他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写完的时候，我说我的目标是让这本书成为“圣诞节礼物”，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九月底完成第一稿——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了。他回答说，他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又补充了一句说：“但我打赌，你肯定会证明我是错误的。”
大卫认真地听我叙述，将我的生活经历按不同的主题进行归纳，然后积极地帮我确定一种我自己从来都不会发现的写作方法。正是他的坦诚、幽默、客观、同情以及锐利的双眼帮助我将零散的故事整合成这本书。
我要衷心感谢那些最初帮助我自行出版这本书的好心人。克里·亚历山大是著名作家米奇·艾尔邦的文字编辑，他主动提出为我审稿，而且坚决不收取报酬。吉姆·科斯莫是我的图书馆咨询员，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友好的建议。海狸池出版社的汤姆·科伯和艾米·昆勒给了我皇室一般的待遇。保罗·英格曼帮我进行了复审和编辑，在很多细节上为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建议。也要感谢霍尔顿有声读物出版社的谢尔·丹尼尔森和斯科特·托马森，还有三音频出版社的温·格若森，他们为这本书的有声读物版提供了宝贵而慷慨的帮助。
特别要感谢贝兰亭出版社的工作团队，是他们完成了将《致我的孩子们》这本书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伟大壮举。尤其要感谢我的文字编辑，马克·塔瓦尼，以及他那位无人能及的助理，贝琪·威尔森，她一直从旁认真细致地协助塔瓦尼。对莉比·麦克奎尔、吉娜·森屈罗、珍妮弗·唐、理查德·凯利森和基姆·霍维，我想说的是：感谢你们对这本书以及对我的信任。我的市场总监奎因·罗杰斯以她高速、高效、亲切的工作方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还有我优秀的宣传团队，苏珊·科科伦、大卫·芒什、辛迪·莫里，以及那些负责图书附属权利、电子书、法律事务、推广和销售的团队——特别是丹尼斯·格罗音、托比·恩斯特、马修·施瓦兹、劳拉·戈尔丁——感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蒂姆·西拉夫医生、爱德华多·伊兰王尔德医生（外号“奥斯卡”）、苏巴拉奥·伊南普迪医生（外号“菲利克斯”）、约翰·沈医生，尤其是职业护理师玛丽·克拉默，他们不仅仅是我的医疗团队，还一直像我的亲人一样。正是他们的通力合作才使我在接受第五次诊断时最终得到了确切的诊断结果，是他们赐予了我生命中的这最后两年。
感谢在过去的18年里，接受了我1971枚硬币的那59位男士和女士，谢谢你们帮助我成为今天的这个我。我要特别感谢三位人生导师，因为在我的从军生涯中，他们一直都像父亲一样对我：特里·克莱蒙斯上校、军士指挥官吉姆·巴雷特、大卫·特鲁汀上校。除了这三位，我还要感谢许许多多在此罗列不尽的人。我相信你们肯定都了解我的心意。
这本书里大部分的人物都是使用真名，但有以下几个化名：约翰·布斯、丹尼斯·布莱恩、本·克雷默、艾弗里·詹姆斯、迈克尔·伯恩斯。所以，如果你感觉其中有些人的经历跟你的雷同的话，那纯属巧合。
我要感谢理查德·纳什少将，他允许我在任职期间就着手开始写这本书。由于我决定在作者身份后面加上我的军衔，所以我必须声明的一点是，这本书中的所有观点都是我的个人观点，与国防部无关。
2010年10月，来自全国各地几百个家庭的成员和朋友以及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的所有高级将领和几百名战士聚集在一起，为我和我的家人举行了“真心勇气”慈善募捐。这种帮助让我受之有愧，同时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来报答这份慷慨。
这本书帮我解决了问题：那次募集的善款差不多为我提供了自行出版这本书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同时，也使这本书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好心人的这份慷慨同时也让我们决定通过“真心勇气”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我和克莉丝汀决定将这本书50%的收益用来帮助其他父母的儿女们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使他们也能像我希望我三个儿子们那样，过一种充实、有意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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