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
我睁开眼睛，无法动弹，感觉身体就像一根枯木。我的脑袋沉重，视线模糊。幽暗的房间里只有一丝微弱的光，我勉强能够看见周围的事物。
我躺在这个小房间里，四周的墙壁刷得雪白。右边有一面很大的镜子，面前一个闪着金属光芒的东西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我慢慢地把头扭向左边，模糊地看到一面美国国旗。房间里有窸窣的动静，但是跟灯光一样微弱。
“我这是在哪儿？”
我昏睡了过去。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仍然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隐约能听见持续不断的“哔哔”声以及有节奏的“吧嗒吧嗒”的声音。除此之外，一片寂静，我仿佛都听得到自己脑子里零部件运转的声音，就像坐在驾驶舱里一样。
“我这是在哪儿？”这种迷失感让我想起在朋友家过夜的那次早上醒来的感觉。但是那时候我能弄清楚自己在哪里，为什么现在弄不清楚了呢？
我又昏睡了过去。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我马上就听见了一阵高频率的拍打声。我扭头看向右边，看见一个女人站在一台操控器前面。屏幕发出的光亮让整间屋子微微亮了起来。她正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埋头工作。我问：“我这是在哪儿？”她没有回答。她是没有听到我讲话吗？我又问了一遍，她还是没有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醒了多久，感觉有一个小时了。突然，我明白了，我的分析能力终于恢复了。显示器，闪闪发光的聚酯薄膜，美国国旗，还有那种机械和驾驶舱的感觉。
我在宇宙飞船上！
我闭上眼睛，对我的结论非常有信心。但是很快，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了。我怎么会在宇宙飞船上呢？
我感觉有人把手放在了我的胳膊上。“感觉怎么样，马克？”是我之前看见站在操控器之前的女人。她看起来很眼熟，但是我不知道她是谁。
“我这是在哪儿？”我恼怒地问道，“我怎么会在宇宙飞船上？”
她没有被我的问题逗乐也没有生气：“这里是医院。”
我的感觉仍然非常迟钝，不是因为当时在半夜里，也不是因为我很累，而是因为我打了太多的止痛剂。不过我最终还是弄明白了——那个女人是我的护士。当我记起来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噩梦时，我哭了。
我患上了晚期癌症，由于手术并发症，我的病情越来越糟糕。
我躺在那里，完全动弹不了，刚醒来的时候，我的心率达到每分钟100下，对我来说这就是跑步时的心率了。自从三周之前做了那次手术之后，我的心跳就一直这么快（而且接下来又持续了四周）。
我明白，自己的内脏器官现在已经与正常人的不同了。它们竟然还能运转，这本身已经是个奇迹了。医生给我解释了一下他是如何重新为我进行“管道设计”的。我体内没有被破坏的那部分胰腺仍然是健康的，这在胰腺癌病例中是很少见的。但是，把一个健康的胰腺缝接在肠部，就像把一根香蕉缝合在安全套上一样。同样，要把一段细小的胆管缝接回去也是非常困难的。医生曾警告我说，20%的惠普尔手术会留下内瘘后遗症（一种肠道裂缝），不过我非常幸运。
手术之后的那几天，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腹部，能看见一条整齐的缝合线贯穿我整个胸腔。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内瘘使我整个胸腔，从肋骨到髋骨都充满了胆液和胰腺液。上周，医生不得不把17英寸宽的刀口周围的缝线全部拆开。
现在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被开膛破肚的死鹿。
“你不打算把刀口缝合起来吗？”我问。
“不缝了，”医生说，“也许你很难接受，但是你的伤口必须要由内而外地愈合才行，不能靠缝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开放性创伤。”
刀口的一段特别宽，能同时把两个拳头伸进我的腹部。肌肉看起来就像牛肉酱，泡在一直向外渗出的黄色消化液里，必须每隔几个小时就换一次纱布，这样整整持续了14周。
当我伸手去拉盖在我腹部的床单时，我能感觉到右胳膊被各种导管拉扯着。我抬头看见四包液体挂在输液架上。我不能吃饭，因为新的肠道系统还不能消化食物。所以这其中两包液体就是我全部的营养来源（全肠道外营养）。
第五条导管连接的是盐酸二氢吗啡酮（浓度是吗啡的10倍），输液速度可以由我控制，上面有一个小按钮，太疼的时候我就用拇指按一下，基本上一个小时我就得按一下。
打止痛剂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严重口干。但最糟糕的是，我一点儿水都不能喝，所以一天24小时我都感觉非常口渴。我唯一可以接触的水分是在嘴唇上放点儿冰碴或一块湿润的海绵，以防止嘴唇干裂。事实上，直到手术之后的第20天，我才可以喝水。
我估算了一下平时手上出现过的小伤口愈合所需要的时间，然后又低头看了看这巨大的刀口。“天哪，这绝对不可能愈合啊。”我小声说道。
* * *
手术之后的那几周简直就是地狱式的折磨。大剂量的镇痛剂，大面积的腹部伤口，体液排出，营养不良，等等，这让我根本就下不了床，更不用说走路、小便或者放屁了。
每天我都要站着，祷告上帝，让尿液流出来，因为如果排不出来，就只能由护士用导尿管导出来。你可以想象得到，每天要把导尿管插入尿道三次来排尿，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可以直接把导尿管就这样插着吗？就不用每天都插来插去的了。”我向护士乞求道。
“那样你就永远都不能自己排尿了。”
为了保持我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防止出现血栓与肌肉萎缩，我必须要下地行走。我达不到医生要求的程度，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可以一次慢慢地走上200英尺左右，每一步都疼痛难忍。
我体内的器官处于“休眠”状态，这样体液很难排出去，结果就造成了身体严重水肿，体重增加了35磅。我的手脚肿得都区分不开了，睾丸肿得有橙子那么大。（诺亚，有一次你在我爬上床的时候不经意间看到了，然后就笑着喊我是“大鸡鸡的爸爸”。）
体内积水还影响了我的呼吸，进而导致肺积水，这样就使我走路、睡觉或者思考更加困难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肿胀的鹿蜱。“能不能直接把肺里的积水抽出来呢？”我问。
医生不同意，因为风险太大了。“还是你再努努力，每天做十次深呼吸练习。”医生这样告诉我。
我苦笑了一下。我每天连两次深呼吸练习都完不成。最后医生还是从我肺里抽出了2升的积水。
* * *
当你恐惧的时候，你就会跟着直觉走。作为一个21年的老兵和军官，我一开始不喜欢用“战斗”、“战争”或其他军事术语来形容得癌症的经历。如今任何事情都被冠以“战争”的名称——毒品、圣诞节、肥胖、文盲、贫穷、恐怖分子——似乎我们都没有赢过。
我不喜欢用“战争”这类的词，还因为有战争就会有对手有输家。癌症并不是外来侵略者，这是我自身免疫系统的问题造成的。而我更不可能把自己看作是对手或者是输家。另外，我也见过太多士兵在与真正的敌人作战中败下阵来。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做比较实在是不合适。
但是，我很快就放弃这种抵抗了。几乎每一个跟我聊的人都用这样的比喻，随着病情的发展，我也慢慢了解了为什么这种比喻是有道理的。
癌症不是在身体里突然出现，慢慢分解，消耗殆尽，最后消失不见的东西。这的确是一场战争——一场身体内部残酷的战争。我发现有癌症病人的家庭也需要这个比喻，因为像我这样的绝症一下子把我们推进生活的噩梦当中——被慢慢折磨致死，最后给亲人留下无尽的痛苦。
这个比喻能将慌乱无措的亲人们团结起来。而作为一名军人，战争的术语就是我的语言。
有一次，别人让我形容一下真正的战争与癌症抗争的不同。当然，真正的战争是在枪林弹雨中进行的。抗击癌症与其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场景与对手不一样。抗击癌症时，你要同时面对对手以及自己内心的恐惧，要面对死亡，要忍受大大小小的痛苦与折磨，还要与家人坐下来好好地谈谈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后果。
所以，如果把癌症比作一场内战，你的一百万同胞（癌细胞）正在朝你挺进，沿途烧杀抢掠，那谁应该是你在这场战斗中的“同盟”呢？
回答：所有跟对方不是一伙儿的都是你的“同盟”。
用军队术语来说，我的同盟军有三支——我的身体，我的朋友和家人，我的医生。
在这个“同盟”阵营中唯一真正参加战斗的就只有我的身体。其他人也可以帮忙，但是实际上与癌症抗争的必须是我自己的身体。2010年7月，敌方已经冲破我方的边界了，癌症已经将我包抄，使我弹尽粮绝。我整场战斗的发动机以及加油站（消化神经束）已经被摧毁了。我的身体有强大的心脏、思想、肺、肌肉，但是没有燃料的话，这些都成了装饰品，毫无战斗力。
由于生病期间，我每天都会在网上写日记，所以在短短的一周之内，亲友团这支“军队”已经增加了近1000人。这些人给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但是无法给予我抗击癌症的实际战斗力。
我的最后一支军队，也是我保持乐观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小队特殊力量（我的医生们），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人类生物学上最致命最先进的武器。但问题是：
·医生的武器和癌症一样杀人不眨眼。
·医生面对迷惑性和不确定性极强的“迷雾战”时，和战士们一样摸不着头脑。
·医生采取的治疗方法尽管能给癌症带来惊人的破坏，但是有时候仍然是没有效果的。
有不明白的地方吗？
* * *
显然，那些希望能给我支持的人除了“你能做到！”和“我会为你祈祷的！”这两句话之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就让我开始问我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支持？我想要像战士一样抗击癌症，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不管怎样，我都希望别人跟我说我是必胜的？我经常会笑，但是真的有那么多值得我发笑的事情吗？我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我信仰的力量能够决定我的生死吗？
我决定把我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告诉身边的人，并希望他们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这是每一个身患重病的人都应该履行的职责。我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诚实地把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实告诉我。不要给我灌输悲观的想法，但是也不要过分吹嘘成功的可能性，坐下来和我聊聊天就可以了。
关于幽默感的问题，我经常嘲笑自己，嘲笑生活。在得癌症之前我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不想改了。
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精神支持——请你们尊敬我的信仰，不要把你们的信仰强加给我。上帝是我抗争和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但是我并没有把他看作是万能的宇宙之神，在我大便不通或者免疫系统识别不了癌细胞的时候，上帝也是无能为力的。和我一起祈祷，但是别告诉我说，你们会祈祷上帝为我或为医生们做任何事情。我感谢上帝赋予我们生命以及活下去的勇气，这已经就是奇迹了。
* * *
有时候，面对残酷的现实和艰难的治疗过程，那些最鼓舞士气的话也显得苍白无力。有些想法我是很少跟别人提及的。不管一个人外表看起来多么积极乐观，癌症晚期就是癌症晚期，这都是没办法掩盖的事实。
现代的药物治疗给了我希望，但是我同时也知道，要客观地面对现实，像我这种病，死亡率是很高的。很多人在同样的战争中收获甚微或者根本一无所获：在6到18周之内，多次手术引起的并发症使他们无法体面地生活，生活质量严重降低，然后就慢慢痛苦地死去。
一些朋友和家人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非常消极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直面困难和挑战”。我感觉我要好好想想如何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我的这种想法并没有使我丧失勇气，而是逼着我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专注于我需要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整天大胆地设想。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产生的恐惧促使我理智地去面对手术并发症，坦然接受病情的恶化，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场抗争中要承担的责任，同时帮助我的家人以同样的心态面对我的病情。
我付诸行动了吗？当然。我坚持让医生用纱布填充我腹腔中的空洞，自己更换绷带。我要搞清楚自己每天都输入哪些药物。我尽可能地多读多学，这样我就能对所有的治疗做出自己的判断——绷带厚一点儿还是薄一点儿；这种药用多一点儿还是少一点儿，还是根本一点儿都不用。
为了使这场抗争更人性化一些，我给自己的所有伤口都命了名。那个裸露的伤口叫“布福德”，腹腔内积水区和髋部的刀口叫“布尔哈”。后来，我就把这整个病症都简称为“布福德”。如果我说“布福德”进化了，那么大家都明白，病情又恶化了。
当我最终可以开始吃饭的时候，我的食物每天送来时都是凉的。我并不只是抱怨一下就过去了，而是叫来了医院的餐厅经理，强烈要求其为我们所有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最后他真的做到了。
当我的医疗团队对我说的话不屑一顾，或不肯听取我对治疗的建议时，我会语气坚定地提醒他们说，我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
采取行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队友。在8月27日那天，克莉丝汀拿来了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鼓励我击退我最大的恐惧——洗澡。这是我25天以来第一次洗澡，因为一想起水流过那片裸露的伤口区会造成的疼痛，我就无比害怕。
我根本就抬不起胳膊，所以就站在那儿，让克莉丝汀用一块儿布轻轻地擦洗我的身体。“好了，抬起腿。”我想象着我们俩在生活中会对彼此说这句话的场景，但是绝对不是眼前这种时候。
洗完之后，她帮我擦干，帮我剥除腿部和脚踝上的死皮（水肿的结果），然后涂上润肤液，给我穿上干净的病号服。之后她在我手术后第一次爬上了我那小小的病床，我们相拥而卧。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安全最宽慰的时刻。
那天，是我们第十六个结婚纪念日。
* * *
在一次基础训练当中，我的操练官问我是否有信心通过一次艰难的障碍练习。“但愿吧。”我说。
他冷笑着说道：“这样吧，你到一边儿去，一面‘但愿但愿’地空想，一面动动嘴空谈，然后告诉我，哪个管用。”
等到我自己操练士兵的时候，我换了一种更礼貌的方式来证明，行动的力量远大于语言的力量。我让士兵们用拇指和食指做出一个OK的手势，然后把手势中那个圆圈放在下巴上，但是有90%的士兵反而会把手放在脸颊上。
为什么？因为我在一边示范，一边解释的时候，是把手放在了脸颊上。
他们都在看我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听我到底说了什么。人们通常都是这样。与所有人一样，我的生活中也处处都是行胜于言的事例——这是书本上根本就学不来的。
大约28年前，当我还在预备军官训练团的时候，有一位级别很高的老学员，他留着一头长发，整天穿着脏兮兮的军装。尽管他能力很强，但是在级别较低的同学当中仍然没有威信。
在基础训练课程中，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很聪明也很有自信的西点军校中尉。他也面临着上述的难题。他能在健康、从军以及领导力等方面很有激情地侃侃而谈，但是他肥胖的身体使他的语言一下子苍白无力，而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很多正能量能够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我注意到，很多操练官都是在士兵之前就用过餐了。鉴于他们繁重的工作量，没人会因此而指责他们。但是操练官帕拉迪斯总是最后一个吃饭。“我吃完了的时候，你们也应该吃完。”他每天都这样喊。如果他吃饭的时间比我们都短的话，我们又怎能抱怨呢？他会和我们一起参加体能训练，而不是像其他操练官那样站在旁边，朝我们发号施令。他会跟我们一样参加全程6英里的野外训练，而不是在终点那里等我们。他的这些细小的举动让我愿意跟着他训练。
这些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总是最后一个吃饭，而且从来不把自己都不想干的事情强加于人。
* * *
没有什么比为人父母的言传身教或者与孩子的任何相处经历更能体现出“行胜于言”的道理了。当你言行不一致被一个10岁大的孩子发现时，你用再多的语言也无法换回孩子的信任。孩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你们的存在一直让我保持着谦卑而言行一致的态度。如果你们允许的话，将来你们的孩子也会使你们保持谦卑而慎行。
我也评判我父母的行为。我的母亲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是一个养育者的角色，她为人母的方式与父亲为人父的方式完全不同。她总是得意地说，自己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给予我们物质上的关爱。但是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她基本上就只会吓唬我们。当她失去耐心的时候，就会把父亲叫来，随后马上就后悔自己刚刚大发脾气。
母亲因为和我们太亲近而不太有权威性，但是我们却非常信任她。我跟我的母亲经常会促膝长谈。与母亲聊天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私密日记”。我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我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即使我知道有些想法是很不理智的。我是“妈妈的小宝贝儿”，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害羞，因为我知道巴顿将军、麦克阿瑟将军、艾森豪威尔将军都是这样被妈妈宠着。
爱，是一种需要对身边的人表达出来的感情，最容易伴着母亲而来。
* * *
在我小的时候，我是无法将“爱”这个词与我的父亲联系起来的。
我和我的哥哥弟弟们小时候没有被父亲打死，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父亲一直说那都是我们自找的。有一次我听他喊叫着说，把我们弄坏的那些门、汽车部件、工具、家具全算上的话，我们应该赔他至少1.5万美元。
在我八九岁的时候，父亲突然之间就不再跟我们讲道理了，而是一犯错儿就打我们。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引起了这种改变，但是却清楚地记得从那以后发生的事情。
住在明尼苏达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缺的就是曲棍球球棍。父亲随便找来一根，切下18英寸长的一段，做成了一件我们从此称之为“神棍”的惩罚武器。为了增强效力，他甚至还把我们的名字都刻了上去——麦克、马克、克里斯。
我不记得我们受了多少次“神棍”的惩罚，但是至少有50次。一想到“神棍”我们就会倒吸一口凉气。我们曾经试图把它藏起来，但是计划失败了。
我父亲是个木匠，肯定没有听说过“囚徒的困境”这个学术术语，但是他生来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会说“第一个把神棍交出来的人就不会挨打了”，或者“告诉我是谁藏起来的，否则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拿“虐待儿童”的理由来威胁父亲是毫无用处的。“好，把你们的行李收拾好了，如果你们觉得我这是虐待儿童的话，那我就亲自开车把你们送到寄养家庭。”在和母亲形成统一战线之后，父亲会这样说道。我们就只拿这个借口要挟过父亲一次，因为我们知道父亲永远不会下手很重。
我父亲从来都不会说“我爱你们”，即使说了，我也不会相信。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车库里研究他的赛车，偶尔出去钓鱼打猎，或者打垒球。他并不是经常不在我们身边，只是总是忙于其他事情。我们喜欢的话可以跟着他去，但是他从来不会主动邀请。
如果我们跟着去了，最好要带上午餐和一卷卫生纸，因为时间会很长很长。
在我12岁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去冰上钓鱼。其间，我感觉有点不舒服，于是我央求父亲回家。“不想钓鱼的话就到车上去待着，”他说，“回家是不可能的。”（后来父亲解释说，当时一定是有鱼上钩了。）于是，在明尼苏达寒冷的1月中旬，我就坐在车里等。突然我感觉肠道里一阵咕噜咕噜响，于是我迅速从车上跃起，脱下连体裤。结果还是太迟了，一团团稀粪顺着我的腿流进了裤筒里。我身边没有卫生纸，也没有备用的衣服。我要么就坐在自己的粪堆里，要么就脱下衣服光着屁股。可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光着屁股实在不是一个选择啊。父亲最终回到车上时，竟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
我并没有从那次经历中吸取教训，几年之后我又跟着父亲去米尔湖冰上钓鱼。那年冬天还算比较暖和，当天天气也很好，父亲把车直接就开上了结冰的湖面，越开越远，最后都看不到岸了。可以想象一下，当我看到车轮的下半部分已经陷到冰面下的时候，我有多么惊恐。父亲则冷静地叫我不用担心。我们的确平安地开过了湖面，但是那是我最后一次和父亲去冰上钓鱼。
外出猎鹿也不是什么好玩儿的事情。尽管在明尼苏达州，严格地说来，11月上旬并不算是冬天，但是天气也并不暖和。在我14岁那年，父亲决定带我出去打猎，还给我穿上他小时候出去打猎穿的那套衣服：几件T恤衫和一件夹克，宽大的内裤和牛仔裤，一双羊毛袜子，一双防水的胶质网球鞋（哎呀，这在我父亲小时候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装束了）。在我有能力给自己买御寒的冬装之前，那是我最后一次跟父亲去打猎。
尽管在当时看来，这些事情让我很苦恼，但是现在看来，我竟然从中获得了鼓舞。似乎没有什么能打倒我的父亲——不管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情感上。在我成年之后，我开始钦佩父亲身上那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但年轻时候的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一直把父亲称为“怪人丹尼尔·布恩”。直到今天，提起这个外号，父亲仍然非常自豪。
我不记得我们有过任何父子之间的亲密谈话。我感觉父亲下意识地与我们保持距离，不想变得太亲近，以此来保持威严的形象。
至于养育和关爱我们，那是母亲的工作。
* * *
不得不说的是，在行动和语言的选择以及为人父母的方式上，男性和女性或者男孩和女孩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克莉丝汀没有哥哥或弟弟，所以她经常坦言自己不知道如何来评判你们这些男孩子的行为举止。
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哪些人更适合做父母，而另一些人则不适合。从我对你们的教育过程中，我认识到，所有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多多少少都要做出妥协。
尽管我父亲的教育方式有些粗暴，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我能看到他这种教育方式的优点。太过亲近确实容易造成孩子对长辈不尊，因此，面对一个不成熟、不守规矩而且不讲道理的孩子时，让他适当地感到些许害怕，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的确是管用的。
但是我要像父亲那样，彻底不对孩子表示关爱，不和他们嬉闹了吗？
我在癌症确诊一周年的那天找到了答案。那天我们一起玩桌面游戏，这可不是随便的一种桌面游戏，而是“大冒险”，一种我们已经玩了很多年的游戏了。
在你们很小的时候玩这个游戏时，我会穿上军装，然后模仿被侵占或被攻击的国家或地区的口音。每当这时，你们总会吃惊地看着我——既感到疑惑，又感到好笑，不知为何还有点羞愧。很显然你们非常好奇，但又从不央求我模仿那些奇怪的腔调。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喜不喜欢这个游戏。
我之所以要表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行动向你们表明，不管年龄几何，你随时都可以放松一下自己，说说笑话，开开玩笑——而且我也很愿意跟你们走得近一点儿。
今年玩“大冒险”的时候，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要穿上自己的道具服装。一开始你们都深表怀疑。如果我想要出丑，你们三个没有意见，但是你们并不想出丑。马修，你率先提出几条建议，打破了僵局。乔舒亚和诺亚很快就服从了你的领导。几分钟之后，你们已经开始讨论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了。
我让你们都扮演将军，还给你们起了名字。我抓住这个进行教育的机会，跟你们讲解了每个名字背后的文化背景。
乔舒亚，你是一个名叫慕斯塔法·扎巴里的库尔德自由斗士。“自由斗士”是指库尔德武士，其字面含义是“直面死亡的人”。扎巴里是我在伊拉克服役时所服务的伊拉克将领巴巴可·扎巴里的姓氏。慕斯塔法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被称为“库尔德的乔治·华盛顿”的人物，就是这个人使库尔德血统在大多数为阿拉伯人的伊拉克保存了下来。
马修，你是一个名叫库约·卡特的非洲将军。库约是一个非洲福音歌手的名字（这很适合你，因为你喜欢唱歌，弹吉他）。卡特是东北非地区的一种植物的名字，这种植物嚼起来有烟草的味道，但是比烟草的劲儿更大。
诺亚，你是一个名为阿里·苏尔坦·本·穆罕默德·阿尔·库尔达瑞王子的沙特将军。这个名字非常有阿拉伯文化色彩。苏尔坦王子是我1996年在沙特服役时的王储。阿拉伯人的名字一般不分姓和名，只是一长串的名字。“本”的意思是“儿子”，“阿尔”只是个冠词。所以诺亚的这个名字意思就是“阿里·苏尔坦，穆罕默德·库尔达瑞的儿子”。（阿拉伯的学者可能会对此解释提出异议，但是对于一个游戏来说，这样的解释足矣。）
最后，我让自己扮演一位澳大利亚的将军，当然少不了模仿那边的口音和小混混的形象。
那个周六的三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然，与真正的战争一样，总会有人承受失败的屈辱。阿里王子战死了，诺亚显然非常伤心，不想玩儿下去了。
我用非常标准的澳洲口音，严肃又略带幽默地教育了他一番：失败并不一定是可耻的，但是放弃肯定是可耻的，只要有我在，我就不允许放弃。“你只能继续玩儿下去，伙计，这是你唯一的选择！”
马修和乔舒亚听了这番话都笑了，只有你，诺亚，露出一副怨恨的表情。我知道你也许觉得我是在嘲弄你，但是这番话确实是有道理的。而事实也证明，过了好几个月之后，你们三兄弟还能清楚并愉快地回忆当时玩这个游戏时的场景。
玩这个大冒险的游戏让我意识到，我跟我的父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一切都只能按照我的规矩来，要求诺亚一定要坚持玩到底，不知道也不关心你们是否喜欢这个游戏。
不同之处：决定大家一起参与，带有娱乐性的表演成分，风趣幽默，渗透文化知识，愿意用一种成熟的方式来帮助尚未成熟的孩子解决情绪上的问题。
* * *
另一次父子之间的共同经历让我对亲近感这个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我们第一次回明尼苏达州过冬的时候，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小时候。我记得那时能看到很多巨大的白雪城堡，大得人都能从中穿行，而要完成这样浩大的工程肯定需要孩子父亲的帮忙。我没有和父亲一起堆过雪堡，虽然我并不感到遗憾，但我还是想和你们一起堆一次。
下雪这个事情是说不准的。有时候一年能达到30英寸深，但是如果天气不够冷，或者随落即化的话，那么很难堆成一个大雪堡。
2009年12月，我们特别走运——迎来了明尼苏达州历史上第五大降雪，一天之内地上就覆盖了17英寸的积雪。一周之内，积雪又加高了16英寸。而且时间也非常巧——刚好是圣诞节学校放假的时候。
我们聚在一起就像商量诺曼底登陆一样。“孩子们，关键时刻到了。这么大的雪，你们一辈子估计也只能遇到这么一回了。”事实上，翻看明尼苏达州的历史就会发现，从我出生到现在，只有两次在一天之内或一个月之内能有这么多积雪。而第一次是在1982年的12月，但是那时我只比乔舒亚和诺亚大一岁而已。
当时，你们的眼睛里满是兴奋。但我可不像你们那样天真，我知道这是个非常艰巨的大工程，你们很难坚持到最后。
我花了两天的时间将自家车道和邻居家车道上的雪收集起来。其间，有的地方的积雪压得太紧太实，除雪机根本就不管用，我只能改用小推车。收集起来的积雪有8英尺高，15英尺宽，15英尺长——足够埋下两辆大型SUV（运动型多功能车）。
第二天早上7点钟，我带着自己睡眼惺忪的成员们开挖了。马修，你发明了一种新的挖法，挖出了结实的雪块。我们用这些雪块在雪堡周围围起一段6英尺高的长廊，然后还搭建了城堡的砖形墙壁。
零度以下的气温对堆雪堡来说再好不过，可是对保持9岁孩子们的热情来说可就不是那么有利的条件了。
到第三天结束的时候，搭建了一半的雪堡已经引得路人驻足观望了，可是寒冷的天气和繁重的工作让一开始热情高涨的我的小战士们有些心灰意冷了。
到第四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是苏联劳改营里的看守。“快点儿，孩子们。咱们说好了要把它完成。我告诉过你们会很辛苦，但是付出这么多努力是值得的！”马修，当时14岁的你可是我最大的支持者，可这时候连你都开始怀疑我们的这项工程。因为要堆雪堡，你们在圣诞节假期都不能好好休息。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一个人在干。
最后，雪堡堆成了，这在整个小区引起了轰动。大人和小孩儿纷纷跑过来要参观这个有“两个大门，两间卧室的别墅”。在学校开学之前的那一周，你们享受到了名人一般的待遇。
几天之后，我们接到当地电视台打来的电话，要写一篇关于这个雪堡的新闻报道。当电视台的人来了之后，你们以比平时更快的速度穿上防雪服。这次电视采访对我这个父亲来说是个非常自豪的时刻，我一直告诉你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次真的证明了这一点。
堆雪堡，与我父亲的相同之处：坚决要求所有人都听从安排；一旦开始做，就一定要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堆雪堡，与父亲的不同之处：提议一起堆雪堡；我心里明白，你们为此牺牲了自己的圣诞节假期；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天气太冷了；我也知道其实这是为了完成我自己的梦想。
* * *
我知道，我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父亲对儿子的训诫之上了。我也会疼爱你们，但是训诫永远是第一位的。我知道克莉丝汀就像我的母亲疼爱我那样疼爱着你们，所以我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纠结。
但是，当我想起自己的父亲，进而思考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时，我的内心就开始纠结。我的父亲在无意之间以一种有缺陷的方式教会我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与领导力：树立一个既能鼓舞又能威慑，既能鼓励又能劝诫，既能赋予其力量又能削弱其力量的榜样——或者，像我后来认识到的那样，一个兼具上述所有特质的榜样。
我长大之后，成为了一个还算优秀的人。这是不是就意味着我父母的教育方式是正确的？
你们在生活当中也会遇到那种性情温和的父母，但是他们的孩子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他们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
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一直在测试，证明甚至是反证我年轻时好恶的正确与否。大学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进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深入学习儿童发育、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然而，如今没解决的问题仍然多过我已得到的答案。
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明白，尽管世上很少有比教育孩子更复杂更难以预料的事情，但有些方法确实被证明是更有效的方法。我们也知道，孩子们的性格和生活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总而言之，我的故事就是为了证明，没有哪个父亲或领导者是完美的，但是每一个父亲都会使用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教育方法，尽力而为。我希望你们将来也能如此，至少像我曾经那样用心地去做这件事。
每当想起我的父亲，我心里都是五味杂陈，酸甜皆有。我很想知道将来你们想起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其实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像马克·吐温那句巧妙的话：“我14岁的时候，觉得父亲愚蠢无知，和他在一起，简直让人受不了。不过，到了21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这7年来，父亲竟有这么大的进步。”
除非我的癌症被治愈，否则我是等不到你们21岁生日那天的。正是在21岁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到我父亲的那套教育方法中也有优点，尽管我并没有全部沿用他的方法。
我成年之后，亲眼看着他自己搭建了一座四千平方英尺的房子。我给他打下手的时候，在父亲身上看到了我小时候没有发觉的智慧。
父亲干了30年的建筑工人，他像一名军队指挥官一样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尽管自己有养老金，身体由于多年在明尼苏达寒冷的冬天里工作而虚弱多病，父亲还是拾起工具，开始每天10小时的工作，只不过这次是为自己工作。
父亲家里靠燃木取暖，火炉里每一块橡木都是他亲手砍下的，这对于任何一家威斯康星州西北部的住户来说都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
我曾经看见父亲徒手爬上树，也看见过他从树上摔下来之后立马又爬上去的场景。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是钓鱼的最好时节，父亲就把梯子搭在化开的河水与尚存的冰面上，然后爬过去钓鱼。
父亲是个完美主义者，他的自尊心有时候过于强烈。不过当你交给他一项任务的时候，你可以绝对放心，他肯定会出色地完成。
父亲有时会忽视别人在某些事情上对他的警告或建议，因此人们说他是个“疯子”。我听到这里，只能笑笑表示同意。因为在我做学生，当教师，从军，当军官，为人夫为人父，以及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都曾有人说过我是“疯子”。
我和你们之间的经历让我重新审视我对父亲那种不成熟、幼稚的态度。他的“疯狂”实际上就是敢于承担预期的风险，勇于放弃舒适，选择直面困难与挑战，敢于在冰面上行走，用行动而不是用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我知道，我留给你们的回忆可能更多的还是像我父亲那样的“铁腕政策”。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在我的疯狂中看到优点。我仅仅希望我父亲的故事能够帮助你们在我的行为当中发现智慧，以及对你们的爱。
语言，意义重大。语言，同样一文不值。麦克阿瑟将军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轻视语言的作用，而是劝告大家不要只说不做。我在战场上的经历，与癌症抗争的经历，以及其间与各种人的接触，让我意识到，太多人似乎都认为想法可以脱离实际行动。不要相信这种说法。
还记得我前面讲过的那位操练官是怎么说的吗？“一面‘但愿但愿’地空想，一面动动嘴空谈，然后告诉我，哪个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