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去追求和体验强烈的情感和生命的活力，甘于冒险而不贪图安逸。
2011年1月
我的癌症治疗方法——每天服用一种名为“格列卫”的化疗药物——似乎很快就开始见效了。癌细胞的扩散速度放慢，医生告诉我要有耐心，还要有信心。有些胃肠道间质瘤患者靠这种药物活了十多年，但也有人只活了不到一年。
从各个方面涌来的治疗信息让人有些困惑，而且我还要花一年多的时间才能从手术并发症中恢复过来。但我并没有纠结于此。我开始加大康复训练的密度，使体重增加到150磅，同时让自己相信，服用格列卫会让我至少再多活两年。我还决定，尽管癌细胞还在缓慢地扩散，但只要我感觉状态足够好的话，我就回到部队继续工作。
但是为什么呢？你们可能会这样问。为什么不利用这段时间好好陪陪妻子和孩子，而偏要回去工作呢？
我的答案很简单，而且一直都没有变过：因为回归到部队军官的身份，或者说努力工作，能让我感觉生活又恢复了正常。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是眼下我特别希望能回到以前的生活。在办公室努力工作了一天，也开始想你们了，下班之后就赶紧回家去见你们。说实话，整天待在家里感觉生活不正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而且还会带来额外的压力。
克莉丝汀也不习惯我总是待在家里，就好像我们突然提前退休了一样。由于没有工作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家务活。我会去超市买食物，帮忙做饭，收拾屋子。而这引发了家里的摩擦。
我的确是想帮忙做家务，但是我却以部队军官的工作作风来对待每一件家务——所有事情都安排得紧锣密鼓。清理冰箱和冷藏室，重新布置餐室，制定了一份日常菜单，给你们三兄弟安排了更多的杂活儿，还建议要“实现流水化操作”。
真是大错特错了。
主持家务是克莉丝汀的事情，尽管她有时候也会厌烦，但这并不代表她想让我全权接管过去。她很感激我能帮忙，但是这么多年她已经习惯了自己处理家务活儿，也不想改变她的习惯。
就在圣诞节前后，我们俩大吵了一架——这是六个多月以来我们俩第一次吵架。当时她一直在挑我的毛病，我知道她就是想吵架。几分钟之后，我俩就面对面地大吵了起来。我想，我们俩都知道彼此的愤怒和沮丧跟吵架的起因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吵下去。而后突然，两个人都停了下来。
我呼吸急促，有点头晕。克莉丝汀走过来坐在我身旁，开始抽泣。
“对不起，老公，”她倚在我的肩膀上说，“我想看着你像以前那样发脾气，这样我就能告诉自己，你还是以前的那个你。”
你们三兄弟也同样因为我一直待在家里而受到“连累”。我知道，共患难可以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所以我一直尽力让你们在我的治疗和康复过程中能帮上忙。于是你们三个都要定期清理我的胆汁收集容器。这是件恶心的工作，不过你们三个就像战士一样，会情不自禁地因为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而吹嘘一番。
而我们这种团队合作让你们无奈的一点就是，每天放学回家一打开门，就要面对一个严厉的陆军中校对你们发号施令。我不是奴隶主，但是我不允许你们一进家门就扑在电视机前。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你们不止一次小心翼翼地这样问道。
* * *
读到这本书的书名时，你们可能会以为这本书就是关于一个男人、父亲、军人的故事。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的。这也是一个爱人和丈夫的故事，是两个真实个体婚姻生活经受考验的故事——军队生活的考验以及癌症治疗的磨难。说实话，我人生中其他任何经历都无法如此彻底地诠释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体验人生情感活力的箴言。
2010年7月22日，我们俩坐在梅奥医院等候室内，对即将开始的癌症治疗充满恐惧与不安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结婚戒指不见了。尽管已经结婚16年了，我每天早上还是会郑重地把戒指戴好。但是那天早上我们5点就匆忙离开家，我不记得有没有把戒指戴上去了。
为什么偏偏是这一天，我会忘了有没有戴上戒指呢！
可我就是想不起来了。
我担心的情况是，那天早上我的确是戴了戒指，但是白天给弄丢了。不过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因为之前戒指从来没有从我的手指上滑落下来过。可我又转念一想，确诊以来，我已经比之前瘦了10磅，滑落下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我真的丢了戒指，那么马上开始找可能还有希望找到。我回忆了一下过去几个小时在梅奥医院里待过的地方，然后意识到戒指只可能在一个地方滑落——洗手间。
我悄悄地把心里的疑虑告诉了克莉丝汀的父亲，埃德。作为两个实干家，我们两人马上来到洗手间，把里面两个盛放废纸巾的垃圾桶抱过来，然后仔细在那些恶心、湿漉漉的废纸堆里寻找。垃圾箱都被塞满了，所以我们花了不少时间。可就在我们接近垃圾箱底部的时候，埃德那边传来“叮当”的声音。我们俩愣了一下，看了看彼此，然后埃德把手伸进垃圾箱，拿出了我的戒指。
我有种想哭的冲动。
就像已经出现在我们婚姻生活中的很多次一样，有些看似已经丢失的东西又被找了回来，而这需要的仅仅是多一分的关怀和努力。
到现在为止，我和克莉丝汀已经认识19年了。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之间的婚姻本不太可能会“成功”。我们两个都非常独立，喜好和脾气也极其不同，婚后的生活里没有哪件事走的是常规路线。我们两个都不能肯定地说，我们的婚姻就是稳固的婚姻。但是婚后，我们一起克服了军队生活带来的困难，克服了不育症，克服了军队派遣带来的不便，还一起与癌症进行抗争。这些足以证明，我们的婚姻是成功的。
* * *
要想知道我对克莉丝汀的感情有多深，那么首先就要了解一下我这个人古板的性格。
大约到了19岁的时候，我才开始注意女生。之前我也会心存好奇，但是一想起跟女生谈恋爱要花费的精力以及可能产生的矛盾，我就会退缩。当时我对待爱情的态度也许可以用“挑剔”和“极其尊重”来形容。当然，我个人更喜欢用“浪漫”和“传统”这两个词儿来形容，不过这都不重要。
我不赞成第一次约会就接吻，也不赞同一夜情。我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并且一直坚信，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25岁以下的人很少会坚守在感情上做出的承诺。
大学期间的一个假期，我回家之后就被哥哥麦克拉着去了一家酒吧。我的初吻就是在那里的舞池中随随便便地献给了一个女生。她当时喝醉了，浑身还散发着一股烟味儿。她当时的状态真让人没法尊重她。
一年之后，也就是我20岁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与之约会、接吻、谈恋爱的女孩儿名叫珍妮。但是一两个月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分手时她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是：“你适合结婚，而不是谈恋爱。”这是我所有的女性朋友，包括在她和克莉丝汀之间我交往过的三个女孩子都跟我说过的一句话，我都听习惯了。
佩吉是个很漂亮，身材很好的女孩子，但是她的性格太让我捉摸不透了。而相比之下我显得过于呆板，所以有一次她竟然问我：“你难道是同性恋吗？”
一年之后，我认识了卡丽。她是那种所有男孩子的梦中情人——白皙的皮肤，湛蓝色的眼睛，特别修长的四肢，以及随和的性格。在我们谈了三个月恋爱之后的某一天晚上，当我们有机会发生关系的时候，我却拒绝她了，因为我感觉她那天喝醉了。
几个小时后，她趴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在我听来很老套很熟悉的话：“马克，你是个好人，将来你会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丈夫。”一周之内，她就把我甩了，理由是我太古板了。但是那天晚上她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都很自豪的话：“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当然，第二天早上，当室友听说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也像佩吉一样质问我的性取向。
我已经不记得在那之后又交往过的那个女朋友叫什么名字了。到今天为止，对于自己因为行为绅士而被拒绝了三次的这个事实，我仍然感到不可思议。
* * *
1992年9月的下半旬，在我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认识了克莉丝汀·库格林。一天晚上，我那些大学篮球队的室友们从酒吧带着一些女孩儿回到了寝室。其中一个女孩儿穿了一件特别难看的深紫色的皮夹克，但是她淡褐色的眼睛，浅黑肤色的面庞以及姣好的身形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室友们拿出一副牌，我们就玩了起来。
这位紫衣姑娘显然不太会打牌，而且还不好意思承认。我朝她那边挪了挪，有点羞涩地问她要不要帮忙。之后我就立刻被她的性格所吸引。她稳重又不失幽默与活泼，面对别人提出的直接问题，她也很坦诚地回答。
那天晚上，我们之间的互动就像繁忙的街道上擦肩而过的两个人，稀松平常，没有什么浪漫的火花。
但是在那之后，事情的确发生了改变。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天甚至是几周里，我们都会在校园里注意到彼此，然后像老朋友一样聊天。尽管我们都对彼此有意，但是却没有拥抱，接吻，甚至也没有长时间的深情对视。
在那一个月里，我感到特别困惑与煎熬，最后她终于跟我说她其实是有男朋友的。尽管当时我很伤心，但是直到今天仍然让我感到非常佩服的是，她说在他们分手之前，她仍然要尽到一个“女朋友”应尽的义务。不过当时她也承认说，他们两个人并不合适。
我们俩真是半斤遇上了八两。
之后不久——但是对一个单相思的男孩子来说算很久了——克莉丝汀正式与她的男朋友分手，然后和我确定了关系。很快，她就在圣诞节的时候邀请我去明尼苏达州的黑斯廷斯与她的家人见面。
当我把车停在她家门口的时候，正好是黄昏，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房子里的一切。透过厨房的窗户，我看见一个高大结实的人，似乎是她的父亲——光着膀子。当时可是明尼苏达州的12月啊。
当我们来到厨房时，她的父亲埃德·库格林，一个长满胸毛的男人面带微笑地站在水池前面，正在使劲儿地磨刀。我肯定自己当时脸上的表情特别惊恐，我也同样肯定，他是故意要这么吓唬我的。
晚饭过后，克莉丝汀让我开车带她在黑斯廷斯的街道上兜兜风，看看圣诞节的彩灯。开车一个小时的路程中，我们俩的对话都有些不自然，两个人都心不在焉，不太自在。其间，我们看见一家车库大门上画了一幅好笑又俗气的风景画，我们俩大笑不止，只能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突然之间，车里一片寂静，又恢复了之前的那种紧张气氛。
我鼓起勇气说道：“克莉丝汀，我可以吻你吗？”
“当然可以。”她笑着回答。
我立马心跳加速，身体慢慢倚靠过去，看着她的眼睛，然后轻轻地将我的嘴唇贴近她的嘴唇。那是一次长长的、深情的吻，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很美好。
交往两个月之后的某一天，克莉丝汀突然转向我，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想跟你生活一辈子。”
“你适合结婚，而不是谈恋爱”这句话终于不再是一句诅咒了。我告诉她说我也想和她生活一辈子。
热恋中的我们也并不盲目，我们知道彼此在喜好、兴趣以及性格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异。尽管我们两人都对工作和学业非常重视，但是她喜欢80年代另类的新潮音乐，而我喜欢经典摇滚和现代流行乐曲。她喜欢伤感的电影，而我喜欢情节激烈的动作片。做决定的时候，我会深思熟虑，而她则喜欢跟着直觉走。
我担心她承受不了军队家庭的各种不确定性，而她则担心我母亲会过多干预我们的生活。
我们也会经常吵架，即使在刚恋爱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生活理念。
在各种小事当中，克莉丝汀显示出她的正直、忠诚、独立、责任感，以及一种崇高的道德。她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歉意的时候非常真诚，也非常公正。她不容易与人深交，但是一旦成为朋友，她就绝对不会背叛友谊。工作当中，她从不与朋友闲聊，工作再多也不会佯装称病。她犯错之后不会找别的借口，而是诚恳地说“对不起”。
不管我们两人之间有多大的差异，但她是个很正直的人，这一点就会击退我所有的担忧。
我曾经一直想象着自己用非常浪漫的方式郑重地单膝跪地向她求婚。但实际上，我是在课间和她一起在曼卡多河山购物中心吃午饭的时候提出这个请求的。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去挑选戒指。在我看来这其中唯一“浪漫”的一点就是，那天正好是阵亡将士纪念日。
我们把婚期定在15个月之后，并决定在那之前同居。加罗法罗祖父非常赞同我们的做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买鞋之前最好先试穿一下。”
但是这中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军队。
尽管我解释了很多，但是我知道她还是对这个问题没有太多的概念。我们俩都不知道，6年之后，当我的合同义务到期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 * *
对一位新娘来说，没有什么比安排一场完美的婚礼更重要了。但是很快我们就明白，作为一名军人和军人的妻子，我们连这件事情都做不了主。在我正式得到军队任命以前，军队生活似乎只是一个闲谈时的话题。但如今它真的到来了。我被派往亚拉巴马州接受军官的初级训练，而日期正好跟我们的婚礼冲突了。
就在我们俩忙乱地在日历上寻找下一个可行的日子时，我们得知军队会为两地分居的军人夫妇提供补偿金——根据我参加培训的时间跨度，我们俩能得到大约2000美元。我们俩决定带上军队提供的第一份结婚礼物，“私奔”！同时，我还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
我被派遣出发的日子是4月10号，我决定和克莉丝汀在4月7号结婚——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为了向她表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永远将她置于军队之上。
婚礼上只有牧师，两个证婚人，以及上帝。站在圣坛之上，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儿奇怪。没有时间吹嘘，没有家人的赠言，也没有什么排场。
那场婚礼让我们感受到意料之外的温馨和真诚，同时告诉了我们一个后来在军队又深有体会的事实：我们都要对自己的决定和后果负责，我们从此脱离了各自成长的家庭，开始一起面对生活的考验。
* * *
我们俩的“正式”婚礼——仍然被定在原来的那个周末——再一次印证了生活是多么难以预测的。
我在军队接受训练的同时，克莉丝汀在忙着策划这场婚礼。婚礼的前一天晚上，当我飞到了双子城之后，感觉自己就像来到了“热”战区。没有单身汉派对，错过了彩排，晚饭也没有赶上，体内压抑了几个月的性张力蠢蠢欲动。
第二天早上，在三个伴娘赶往教堂的途中，一个歇班醉酒的警察闯红灯，从侧面将她们的车子撞击成了“T”字形。
事故很严重，三个伴娘都戴上了颈托，并被马上送去了医院。我们后来得知，急救人员是把她们的礼服撩起来，然后将她们固定在轮床上面的，因为她们请求急救人员不要弄坏她们的礼服。她们被很漂亮地包扎好之后，很晚才赶到婚礼现场，但是她们还是来了。
没有蜜月，甚至都没能多看几眼。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去参加训练了。
后来听说，我们俩这场婚礼是圣博尼法斯教堂举行的最后一场婚礼，之后教堂就被封闭起来准备拆除了。除了感觉很好笑之外，我们希望我们的婚姻不会是这种命运。
几个月之后我在游骑兵学校的惨败出局使我意外提前从佐治亚州回到了明尼苏达州，然后便立即被派往弗吉尼亚州。这次任命既出乎意料又不合时宜，因为这就意味着与克莉丝汀家人一起过感恩节和圣诞节的计划全泡汤了，同时也意味着她一直担心的生活大变动终于到来了。
我们俩都很愤怒。
收拾行李和与家人告别的时间只有6天，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报到之前赶去弗吉尼亚。克莉丝汀非常痛苦焦虑。所有事情的节奏突然之间都加快了。更加剧了这种紧张气氛的是，我们俩决定利用军队提供的资金补贴，直接搬到那边去。
在那6天当中我们之间的谈话到现在都只是些模糊的记忆了，但是我记得我们吵了好多次架。
我记得自己对她喊：“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嫁给我？你知道军队生活肯定会这样！提前一年你就已经知道了！这就是军队！”
她也大声地对我喊，说这不公平。
过去5个月里的聚少离多已经让我们之间缺乏沟通，而眼下的矛盾让我们开始怀疑当初是否做了错误的决定。
很快，我们俩就与她的父母告别，离开了她家。
为了更顺利地度过这段过渡期，克莉丝汀匆忙地收养了两只小猫，她父亲还帮她找来一辆挺新的日本三菱斯塔里恩牌二手汽车。但是她还是很伤心。除了在葬礼上，我还没有见过像她当时那么伤心的人。漫长的路程更加重了她的这种情绪。克莉丝汀当时开着我的新车，我开着搬家车，用两个轱辘的滑动架拖着那辆三菱车。
从黑斯廷斯开出大概15英里的时候，迎面过来的一辆车的司机指着我的车尾部朝我拼命地打手势。我才发现那辆三菱车的发动机都已经冒烟了。原来埃德和克莉丝汀把这辆车拖到滑动架上时，他们忽略了两个事实：一是这辆车有个后轮手动变速箱，二是这个变速箱一直被放在了二挡上。
我们在芝加哥南部的多拉旅馆停下来过夜。克莉丝汀抱怨旅馆条件不好——19.99美元一间房，用树脂玻璃围起来的前台，还有一条标语写着：入住5分钟之后概不退款——但是当时已经是夜里11点了，我坚持要留下来。
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我们仿佛置身于20世纪70年代色情片的场景当中。橘红色的长绒地毯，深陷下去的床铺，床垫下面的木板清晰可见，空气中透着一股臭气。
憋了一天，甚至是憋了一周的怒气瞬间爆发出来。我们俩对着彼此破口大骂，最后我竟然混账地摘下结婚戒指朝她扔了过去，克莉丝汀夺门而出。克莉丝汀的母亲，凯伦，现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她接到她女儿的电话：“妈妈，我想我做了错误的决定……你来把我接走吧。”但凯伦没有来。
一个小时之后，克莉丝汀回到了房间里，眼睛哭得又红又肿。我们和好了，但是感觉这只是暂时停战，好清理战场上的尸体准备下一次的战斗。
当天夜里也不消停。克莉丝汀坚持要把两只小猫带进房间里，不把它们放在窝里，任它们满地乱跑。它们不停地叫唤，爬到床上玩儿，撕扯克莉丝汀的头发，挠我的脸。到凌晨3点的时候，它们就像虫子和我的结婚戒指那样被一把扔到了墙角。
第二天早上，我们沉默地把东西收拾好，又上路了。几分钟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个计划之外的难题：收费公路。我身上没有现金，当时也没有手机，而克莉丝汀已经在前面开出去老远，我没办法向她求助。
“亲爱的，”收费人员同情又鄙视地对我说，“我们可不收支票。”
“可是，”我回答说，“我就只有支票。我知道，我太傻了，身上没带现金。”
那个收费人员毫无表情地收下了我的1美元支票。同样的事情接着又发生了两次，最后我们终于在加油站停了下来。
为了能有点儿好运气，我指着那辆前天被“虐待”的三菱车说：“要不要试试这辆车还能不能开？”
克莉丝汀笑了笑，这是两天以来她第一次露出笑容。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车从滑轮架上卸下来，而且它似乎运转正常。（后来我们才发现其实发动机已经坏了，但是当时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又高兴地把车装上了滑轮架，然后开过高速路天桥，来到“祖母厨房”。
我们在那里非常开心地吃了一顿早餐，心情变好的我差不多是蹦蹦跳跳地回到停车场准备开车上路的。
但这时，我翻遍全身的口袋都找不到车钥匙。当我来到搬家车紧锁的驾驶室外面时，我的心猛地一沉。钥匙挂在点火开关上，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在车上找到一个金属钩，把车门撬开，拿到了钥匙。
当我们离开停车场，进入高速路匝道上时，我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车后有火星冒出来。原来我没有把连接钩上的安全锁系牢，锁已经绷开了，三菱车从卡车上掉了下来，现在唯一扯着滑轮架和三菱车不侧翻到沟里去的就是安全绳了。
奇迹的是，我们还是开到了弗吉尼亚州的李堡，到那儿时我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我们来到军队的第一天早上，6点整，一声炮响就将我们惊醒，接着是李堡扩音器里传出的晨号声。我俯身在克莉丝汀的脸颊上吻了一下，小声说道：“亲爱的，欢迎来到军队。”
“哼，”她假装生气地说，“我可不会容忍他们每天早上这样把我吵醒。”说着，她挪了挪身体，依偎在我的怀里。
后来事实证明，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她容忍了比这要糟糕得多的事情——但是最后我们总是变得比以前更加亲密了。
* * *
克莉丝汀对军队生活的适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她很快就对自己在这里想要扮演的角色和想要做的事情有了自己的立场。她对级别和职位没有兴趣，对军人家属之间的炫耀也没耐心，所以她很快就冲撞了那些追求排场级别的军人家属。
她不想被称为“中尉太太”。
她说：“我自己有名字，我叫克莉丝汀。”
每次军队活动她都是很不情愿地去参加。她常说的一个理由就是：“我爱你，但这并不代表我必须要爱上或者是喜欢军队生活。”
对克莉丝汀来说，那时的军队生活就是在我们回到明尼苏达之前她必须要忍受的五年生活。克莉丝汀对军队生活的厌恶让一些职业军人的妻子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年轻战士的妻子们却很喜欢她，因为她们也深有同感。
我们俩之间从来都没有过分歧的一个问题就是生孩子的问题。“你觉得呢，是不是该要个孩子了？”“好啊，我们要个孩子吧。”
就这么简单。马修，9个月后你就出生了——在我们开始军队生活之后的一年。
* * *
当我经常长期不在克莉丝汀身边的时候，陪伴克莉丝汀的就是她收养来的那两只小猫，马克斯和凯西。她就像爱你们兄弟几个一样爱着她的宠物。当时这也是我们产生矛盾的一个原因。即使只是个猫窝，我都觉得有臭味儿。我坚决不想让我们婚后第一个家闻起来就像农场一样臭气熏天。
接下来的事情也许听起来有些残忍——而且克莉丝汀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把猫养在屋后，在台阶上装了一道儿童安全栅，买回来一个狗窝，然后将它们拴在那里，我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用军队里的一句话说就是：“考虑很周全。”
我们确实想到过，可能那家还没见过面的新邻居看见我们把猫当成狗来养，会觉得很奇怪。果不其然，第二天，我比克莉丝汀先到家，发现邻居在我们家门上贴了一张便条，上面写着：“麻烦看到留言之后过来找我们。”
我走过长长的车道，来到他们家门前，按下门铃。突然屋里三四个孩子把脸贴在门边的窗户上，瞪着眼睛看着我。
“这下好了，”我心想，“孩子们也要看着他们父母教训我该怎么养猫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的邻居说，“可我今天下班回家时，看见你们家猫吊死在后院，我的孩子们都吓坏了，所以我就把它解下来了。”说着他递给我一个盖好的鞋盒，“这是它的尸体。真遗憾，伙计，真为你们感到遗憾。”
我一边沿着长长的车道往家走，一边在想，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已经怀孕的克莉丝汀。
“亲爱的，太遗憾了，凯西自己在后院把自己给吊死了。”
她立马哭了起来，朝我喊道：“你这个傻子，我就知道会是这样。你害死了我的猫啊！”我把她揽入怀中，她则不停地用拳头打我的胸部，我不停地为自己的愚蠢跟她道歉。尽管17年之后，我的同事还拿这件事情来奚落我，但是克莉丝汀再也没有跟我计较过。
（不过，当她在这本书的初稿中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在我的电子文档上加了一句彩色字体的咒骂，当然，那只是给我一个人看的。）
* * *
任职派遣从来就没有远离我们的生活。我们知道，今天我可能还在森林里实地演习，明天就可能马上被派驻到国外一年。我们目睹了我们家邻居在刚添了孩子的时候，就被派出去执行任务。我们俩都担心自己能不能经受住这样的考验，毕竟我们刚刚跨越大半个国家辛苦搬到了这里。
马修，在你刚刚六个月大的时候，我接到了第一个派遣任务。在我离开之前，我们两个还很亲密，可等我几个月回来之后，一只名叫巴尼的紫色恐龙似乎已经取代了我的位置，成为你生命中的男性角色的模范。
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我朝你伸出手，你却退缩回去，就跟不认识我一样。我本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变。但是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你似乎都不愿意跟我太亲近。
与克莉丝汀分开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同时，分别也会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
尽管我们仍会像大多数夫妇那样为了一些日常琐事而拌嘴——比如家庭开销安排，假期计划，我们俩不同的爱好，等等——唯一一个真正能影响到我们之间关系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军队家庭生活。
* * *
一对夫妇最不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收拾行李搬家。而如果是一对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夫妇，因为军队任职调动要搬去亚拉巴马州，这种经历就更加痛苦了。因为在亚拉巴马，连说一句“呀”或者“那还用说”都会招来一片异样的目光。
三年之前，我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说服克莉丝汀从明尼苏达搬到弗吉尼亚，如今，从弗吉尼亚搬走也一如当年那么痛苦和不易。
1997年冬，我来到亚拉巴马任职。很快我就喜欢上这里，因为这里的战士们和弗吉尼亚那边的一样，跟我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职业追求，以及共同的组织文化。
当克莉丝汀来到亚拉巴马，她听到的最多一句话就是：“你不是当地人吧？”她在伯明翰上完会计师考试复习课程之后，一位女士走过来用浓重的南方腔调对她说：“太喜欢你的英国口音了。”
克莉丝汀没有找到工作，因为很少有人愿意雇用一个两三年之后就会搬走的人。麦克莱伦堡的住户已经满了，所以我们就在亚拉巴马郊区租了一栋房子。与在弗吉尼亚不同的是，我们的邻居并不友善。
我们发现，周边住户之所以不太友好，部分原因是由于五角大楼决定关闭麦克莱伦堡，这就意味着当地每年都会损失6亿美元的收入，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毁灭性的消息。
刚搬来的几个月里，都没有邻居过来对我们表示欢迎。即便如此，克莉丝汀还是决定亲自去到邻居家里，介绍她自己。按响门铃之后，她看到门边窗户的窗帘后面有人走动。她就尴尬地站在那里等着，结果一直没有人来开门。就在她要转身离开的时候，一条狗突然从房角处冲出来，对着她狂叫。
我们再也没有主动去跟邻居交好了。
一年之后，我们的房东决定把他们的这栋房子卖掉，所以我们不得不搬走。幸运的是，这时候，麦克莱伦堡已经腾出了很多空房子，我们搬进了一幢不错的两层公寓套房。然而，由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们也很快成为麦克莱伦堡最后一批离职搬走的住户。
18个月之后，在我们马上要搬走的时候，那里大多数的房子、商店以及其他的建筑都被贴上了胶合板以备拆除。我们感觉自己当时就像是生活在一座被遗弃的城市里一样。
* * *
1999年，任职通知下来了，我被调去密苏里州的伦纳德伍德堡。在亚拉巴马生活的这三年又即将成为我们的回忆。这次是我们六年以来的第五次搬家，但这一次的压力尤其大——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因为我们与周围的邻居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往。
与之前一样，我们决定把大部分的家什都带上，这样才能得到军队提供的资金补贴。我开着搬家车，克莉丝汀带着马修开着我们新买的丰田塔科马皮卡走在我前面。
上路三个小时之后，我们经过了田纳西州。当时，我们原本打算停下来过夜，但是简单地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还是决定继续赶路。
大概开出半英里之后，我看见克莉丝汀把车开上了路肩，好像是要停下来。我不知道她想要干什么。
可就在那时，她的皮卡直接冲出马路，掉进了一条又长又深的沟渠里。我们俩当时的车速都是70英里每小时。那辆皮卡上下剧烈颠簸，仿佛是要彻底颠倒过来，最后终于扎进了一片树丛里。“天哪，天哪，”我心想，“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有事。”
我疯狂地跑到离马路有30码深的沟底，而车厢里的景象让人难以相信。克莉丝汀脸色苍白，紧紧地握着方向盘，马修把脸埋在他的毯子里小声地呜咽着，音箱里传出刺耳的音乐——迪斯尼歌曲——浓烟正从排气管里涌出来。
“克莉丝汀！”我大声喊道，“你还好吗？”
她脸上是一种极度惊恐的表情。没等她回答，我就把她从车厢里拉了出来。
最后她终于哭了出来，发疯似的挥舞着胳膊：“我睡着了，我毁了你的新车！”我用力扶住她的头，将她的脸贴近我的脸，相隔大约只有两英寸，我直视着她的眼睛，轻轻地说道：“别管卡车了。”
接着我把她揽入怀中，紧紧地抱着她，轻拍她的后背，尽力让她平静下来：“没事的，没事的。马修也没事，我们得打起精神来。”几分钟之后，过路的人和一名警察帮我们清理了一下现场。
离开事故现场之后，我发现就在克莉丝汀出事地点几百英尺的地方，就是宽大的水泥桥墩。如果撞在了桥墩上面，后果将不堪设想。
皮卡不能开了，搬家车没有足够的空间装下所有的行李，我们只能把所有的盆栽植物都留下来，其中有一株吊兰在五年前我们结婚时被摆在了婚礼的圣坛上，之后便一直跟着我们。修车厂的老板帮我们将所有的盆栽植物放在一个大的存储仓库里。
一个月之后，我们驱车去田纳西州取回修好的皮卡。当修车厂老板打开仓库大门的时候，我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所有的盆栽植物都枯萎而死，只有一盆还活着——那株吊兰。它看起来饱受摧残，但毕竟是活下来了，而且一直活到了今天。
* * *
除了搬家，生孩子是我们俩婚姻生活的另一个压力来源。在我们生活在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的那四年里，生活让我们经历了“不育症”的严峻考验。
1998年，经医生诊断，我患有“临床不育症”。该诊断让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医学并不是一门百分之百精确的科学。而多年以后在与癌症的抗争过程中，我们又再一次对这种观点深有体会。
“什么叫‘临床不育症’，医生？”我问道。医生告诉我说，一般来说需要有5000万个精子才能成功使母体成功受孕，其中必须至少要有3000万个精子是健康的。但是我能提供的精子不足100万个，而且其中99%以上的要么是不成形的，缺少精尾，要么是无法直线游行的——后来我和我朋友还开玩笑地说，这其实就是在形容我的人生啊。
“但是，”医生笑了笑说，“只要有一个是健康的就可以了。”
在概率这么小的情况下，受孕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件让人倍感压力的事情。
中间克莉丝汀还有过一次流产，让人觉得很可气。其实只不过是个枯萎卵，即未受精的卵细胞造成的怀孕假象。后来我跟克莉丝汀开玩笑说，她太想怀孕了，所以想抛开我一个人怀上。
有人建议我们尝试体外人工授精，对此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种方法昂贵的价格——每次1万美元。一般要三次才能成功。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越是讨论下去，我们的压力就越大。
2000年1月份，我们咬了咬牙，签下了合同，开始尝试人工体外授精。大约一周之后，克莉丝汀说自己的月经推迟了。我们俩还开玩笑地说，不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但我还是让她试了试验孕棒。
虽然最后验孕测试和验血结果都证实她的确是怀孕了，但我们俩还是不敢相信，担心像上次一样，是枯萎卵。
9周之后，当我从利文沃斯堡的一个军校抽空赶回家看一眼的时候，发现克莉丝汀正躺在沙发上哭。她刚刚做完第一次超声检查。我的心一沉。“天哪，不要再出事了。”我心想。
“看这图像。”她用绝望的声音说道。当我接过图像的时候，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图像上有个用笔画出的圆圈，旁边标注着“1号婴儿”，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圆圈，标注着“2号婴儿”。
“双胞胎？”我满眼泪水地问道，“天哪，我们会有一对双胞胎？！”更加难以置信的是，这是两个不同的受精卵，也就是异卵双胞胎，就像我和我的双胞胎弟弟一样。“那你到底哭什么啊？”我问道。
“在我这副小身子骨里养一对双胞胎？”她抱怨道，“他们会要了我的命的，我怎么能应付得了一对双胞胎啊？”
克莉丝汀一直是5.6英尺高，116磅重。马修，她记得你出生时差不多有9磅重。（事实证明，她的担忧是正确的：乔舒亚和诺亚，你们俩出生时加起来只有13磅重。）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更糟糕的是，两天之后，我又得回到5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利文沃斯堡，完成剩下三周的训练。
* * *
葛底斯堡战役是美国内战中最惨烈、最重要的一次战役，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这场战役的导火索，不过是在葛底斯堡这个死气沉沉的小镇的十字路口上，骑兵童子军之间发生的小摩擦而已。虽然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80年，但是在那之后的三天当中，还是有176000个美国人拥向此地展开厮杀，双方死伤超过50000人。
2000年春天那整整四个月里，我和克莉丝汀就位于这样的“十字路口”，尽管我们也有那么长的“统一历史”。对我们来说，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
我们俩之间的导火索是在买车问题上的分歧。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多，克莉丝汀认为带着马修和一对双胞胎，还要因为军队调任而搬家，现有的车子已经不够用了，所以想买辆大一点儿的车。但在我看来，新车并不是必须要买的，何况还要为此背上35000美元的债务。
关于买车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我们家庭收入稳定性的讨论，然后又直接触及了我们婚姻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根源——我要不要离开军队的问题。
很显然，这场家庭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无法避免了：还有几周，我与军队6年的合同就到期了。之前几年我们也常常会很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却从来没有得出定论。
简而言之，离开军队就意味着我要找一份新的工作，找新的住处，然后搬家。即将临盆的克莉丝汀在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会出去工作，而且，我新工作的工资很可能会比现在要少得多。
我认为克莉丝汀对这些问题考虑不周，而她则认为我夸大其词。
她说：“我见过你工作时的情形，事情会比你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她认为，之前在我们协商服役时间这个问题时，她一直都在让步。这次应该轮到我做出让步，来补偿她所做出的牺牲了。
尽管当时我正离家在外参加为期6周的军校训练，但我们还是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当中，我们俩都知道，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似是而非的态度了，必须要做出决定。
也许是由于我们俩当时身处两地的缘故，争吵在短时间内迅速升级。我们俩都对彼此的软肋了如指掌，所以都挑最能刺激到对方的话来说，以期能彻底击倒对方。
那个时候克莉丝汀看到的是一个虚伪，控制欲强，不管怎样都不肯离开军队的丈夫。
而那个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不理智，不知好歹，不管怎样都要我离开军队的妻子。
虽然没人提过“离婚”这个词儿，但是言语和口气当中都渗透着这层含意。
在那段时间里，婚后的我们俩第一次对爱与承诺的真正含义产生了疑问，而且似乎我们都找不到正确的答案。
多年以来，别人都跟我说，要想过上幸福的生活，找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与娶一个自己深爱的妻子同样重要。军队任职并不只是给我提供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它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都感到惊喜的是，我在这个领域干得非常出色。
离开军队就意味着要在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氛围中重新开始，没有认识的同事，也没有认识的上级领导。换句话说，就是像克莉丝汀当时在军队里生活的那6年一样。讽刺的是，那时候我竟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如果双胞胎出世以后，克莉丝汀决定不出去工作的话怎么办？万一离开军队并没有满足克莉丝汀的心愿，而是换来了更大的牺牲与不确定性，那该怎么办？我知道，如果我决定继续留在部队，她肯定会怨恨我的。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辞职之后并没有换回她的幸福生活，那我肯定会怨恨她的。
几天之后，我们之间的争吵演化成一场危险的懦夫博弈。我态度冷淡，言辞粗鄙——我故意这样做的。我告诉她说，如果她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惨，很不公平，那就收拾行李，离开这个家。然后我就拒绝接她的电话，也不回复她的邮件。对一个孕妇做出这样的事情是大错特错的，克莉丝汀果然就按我说的那样去做了。
接下来那个月简直就是对我内心的一种煎熬。克莉丝汀变得冷淡、疏远，不做出任何回复。在真正的懦夫博弈当中，双方都看得到彼此的动向。我们虽然也是在玩这种致命的游戏，但是我们俩却什么也看不到。
几周之后，我开始严肃地反思自己做出的决定以及克莉丝汀的反应。我怎么能如此对待一个孕妇呢？她为什么愿意承担失去一个不错的丈夫，拖着三个孩子过日子的风险呢？我发现，对我来说，答案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我没有回过头想已经发生的事情，也没有去找克莉丝汀，让她改变想法，而是开始研究我的对手。
我的对手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一直无怨无悔，尽管没有自己的事业，却一直在追求自我提升。在我离开她，离开家的那些日日夜夜，她把全身心都扑在我的身上。当面临困境的时候，她是我见过的最勇猛的战士。鉴于克莉丝汀的个性如此，我意识到，我要把她拉拢过来，和我并肩作战——虽然偶尔我也会陷入与她针锋相对的战争火线当中。
难道我们要因为克莉丝汀对军队生活的厌倦而分开吗？她不喜欢军队生活的理由真的那么不可理喻吗？她不愿意每隔一两年就搬家，跟朋友们失去联系。每次她都不得不辞掉一份好工作，然后在不愿意雇用军人家属的社区内再找一份工作，她的自尊心要承受多大的打击。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经常突然就被派出去执行任务，连续几个月或一年都不能回家——甚至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虽然那些勇于接受和承担这种动荡生活的人应该得到赞美，但是如果她不喜欢这种生活，就一定要被视为罪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