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者都是各种绝对事物的狂热爱好者。例如，只有绝对的权威才能产生效力。（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现某个文化有杀婴行为，那么这对于视这种做法为不道德行为的文化观念来说是一个致命打击，因为这种文化观念是建立在适用于一切人类道德权威之上的（“杀人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神性——或本性、理性，甚至科学——不允许我们这么做”）。由于缺乏这种普适的道德权威，极权主义者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偏袒任何文化观念。但是这种想法正确吗？
未必如此。如果绝对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我们不妨将其法律般的纯洁替换为某种更加凌乱但又务实的统计方法。根据统计结果所作出的预测同那些从等式中得出的结果一样有用，有时甚至用处更大。数学模型是由逻辑支撑的；只要该模型的基本公理受到认可，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它所支持的任何事实都是成立的。然而，在一些复杂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把每一个可能变量都建立到模型之中。一个统计学“法则”指出：长期吸烟会导致疾病，因为常年吸烟的人比不吸烟的人更容易患病。尽管也有常年吸烟但仍然身体健康的人，但这并不能证明吸烟对身体无害。这只能说明某些幸运之人患病的概率较低而已。
这些数学理论也同样适用于道德问题。一些道德准则似乎确实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可。现实中的确会偶尔发生精神病患者享受连环谋杀的快感或强暴自己女儿的事件，但这并不有悖于人类对谋杀和乱伦的反对。换句话说，我们并不需要追求绝对的纯洁或每个事物的准确性来确保我们调查资料的有效性。人类基本需求的相似性意味着，对于我们大部分人都适用的东西也同样适用于其他人（反之亦然）。因此，根据某个信仰是否会对其持有者及
他人造成危害，我们便能够对信仰进行评判（不论它们的文化起源是什么）；而这也是在实践中我们倾向于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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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T对批判性思维的重视有助于了解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是如何操控语言的。通过强调自由和施动能力的重要性，它赋予了人们挑战过分简化的思想和极权主义思想的勇气和信心，也由此使得思想控制更加难以实现。
教文至上
FACET鼓励人们在遵守某些限制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它将这些限制的范围尽可能降至最低，目的是为了缩小国家（或其他组织）的控制范围，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而非组织）的自由。FACET并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它只是认为不论我们从属于哪个组织，我们都应该受到（同公民一样的）平等的待遇。因此它坚决反对认为思想及持有这些思想的组织有权无视个体意愿的学说。无论是通过暴力、科技还是隐秘手段，试图向他人灌输思想的洗脑行为对FACET来说都是不可饶恕的。
FACET坚持认为理想形成于个体的实际体验之后，由此使得思想服从于现实。这也反映了最有可能确保大脑存活的个体策略，即对于环境的准确监控和感受，其中环境是由定义明确但灵活可变的认知网所平衡。极权主义思想就像一个出了故障的大脑，为了提升虚无思想的地位而颠倒了顺序，其对外部世界愈加漠视的态度往往是致命的。即使是在被称作自由民主发源地的西方国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社会已经痴迷于极权主义思想，而这往往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不可否认，复杂而务实的FACET比极权主义思想更加难以实施。但它却对我们更有利，尤其因为它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世界应当存在的方式。
决定存亡
正如我之前所说，将自己看作自由个体的人不会轻易屈服于独裁主义手段。如果他们不能接受“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点，如果他们有能力发现极权主义思想的漏洞，那么他们就不会轻易地交出手中的权力。即使最残暴的独裁者也需要大众的支持才能达成其进行大规模统治的目标。使用FACET方法也许无法完全消除这种支持，但至少可以将其削弱。
为什么要采用FACET方法？
目前为止，我们对FACET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思想观念层面。然而，正如该书曾一次次反复证明过的，思想需要从刺激中获取力量。最强有力的虚无思想可以被强烈的情感刺激，进而使目标对象实施谋杀或自杀行为，抑或二者兼施。那么，FACET如何能够成功达到刺激因素的标准呢？答案它自有办法。它能赋予个体更多的自由，从而（正如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说过的）推动其发展并提高生活质量，使他们更加快乐。它强调人的施动能力，使公民感觉对自身情况具有高度掌控权。它将事物的复杂性看作一种自然机遇，而非视其为对过分简单学说的一种威胁。它将人看作目标对象而非利用工具，从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停下来思考的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幽默感、宽容度和控制感。最后，对于这个越来越拥挤的星球来说，比起总是依赖于杀戮、洗脑或其他虐待手段的极权主义观念，FACET将是一个更好的长久之计。对于大脑缺乏管理的目光短浅的思考者来说，虐待也许有它自身的优势，但当前世界不断加深的互联性使得我们越来越无法忽视公正、国际干预或（个人层面的）心存报复的同类，虐待的那些优势正在不断减弱。
使其成为可能：实施FACET方法
实施FACET需要公开辩论，需要公众对专家、权威及体制——诸如自由独立的新闻和司法机构之类——的信任，从而维持人们对FACET的信任，确保公开透明并避免其沦为对许多政府来说都极具诱惑力的绝对权威。它要求我们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并严格执行拥护个人自由的法律条款。它要求我们接受以下观点：思想似黏土而非钻石，我们被嵌入自身的存在之中，受困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但这些束缚还不至于使我们变得完全无助。我们必须接受思想控制所教授的以下内容：人类可以被改变——也可以进行自我改变——只要给予恰当的刺激、思想和机会。有时，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艰难任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自己是可救赎的。这不仅适用于组织外，也同样适用于组织内；不仅适用于精神病患者和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也同样适用于受人尊重的中产阶级人士。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革命性的创新，至少在西方国家不是。FACET一直就稳固存在于自由民主制的传统之中；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并无什么新颖之处。但在过去，自由民主制国家一直遭受着极权主义国家的漠视。强调自由和宽容的传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致使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享受这种奢华。即使处在最佳状况，自由民主制国家也远远无法达到FACET的要求。
犬儒主义者认为，这种想法纯属异想天开。相对主义者认为，这是在将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他人。右翼分子认为，这是空泛的自由主义垃圾。虽然我尊重伏尔泰有关言论自由的主张，但至少目前为止，我认为这三种观点都是误导。FACET绝非异想天开。它以自己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宏伟愿景避免了极权主义思想，并承认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体现在思想塑造要适合环境。此外，我们还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人所拥有的自由越多，其生活质量就越高（欲了解有关该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见阿玛蒂亚·森的《作为自由的发展》一书，或者比较一下英国和波斯尼亚，或挪威与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时的不同发展）。认为“其他人并不需要我们西方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快乐”这一假设是无礼且自私的。作为一名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和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已经，或者最终能够，找到世界上一些最严重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我们是否有那样的政治勇气来执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然而，我相信，这些方案会得到尝试，并且最终能够起作用；当然，其作用不会那么完美，因为我们永远无法达到完美；但它们却足以使一切恐怖主义形式垮台。在找到实施这些解决方案的决心之前会有多少人因暴力而牺牲，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
FACET也并不意味着要将所有西方消费资本主义的糟粕强加给不愿接受的人。要让人把自身看作目标对象就必须给予他们尊重——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并且不强求他们必须跟我们做同样的事。人权与美国汉堡包无关。也许某些对世界上主要宗教的特定解释对你来说是毒药，但FACET却能与之兼容。那些相互矛盾的解释应得到重新阐述或直接废弃。一个宗教、文化或理想自身并不足以纠正恶毒的行为。有些理想显然需要从人类的“保留曲目”中废除，并且越快越好。如果某个宗教、文化或传统（包括科学传统）坚持认为自己有权伤害他人，并且将人看作能助其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目的的利用工具，那么它最起码有义务提出一个比信念、宗教权威及传统更易让人接受的理由。那些话语常常被用来终止对话或作为（用罗伯特·利夫顿的话来说就是）思想终结的陈词滥调；但其权威只有在我们不敢对其表示质疑的情况下才会生效。如果某些思想对人们有害，那就将它们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辩论，使其遭受嘲讽直至绝迹，不管它们的来源是什么。为了减少可能引致人们相信错误思想的诱因——如貌似“神圣”的强制性特权及使信徒绝望的不公平遭遇——而改变政治氛围绝非易事，但那并不代表不可能实现。
FACET也绝不空泛。一个以实用主义取代权威的学说会存在一些棘手问题。一方面，它期望其公民是成熟的，并因此要求他们做出一定的努力。它挑战了特定的辩护和既得的利益；并要求文化和宗教所考虑的因素服从于个人利益。维护一些如独立媒体的各种职能机构，意味着政府必须和感激说再见，至于阿谀奉承就更不用提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做错事，然后接受民众批评。而这些民众本身或许就是懒惰、冷漠或无组织的，但这并不会挫伤他们批评政府的锐气。如果FACET想巩固这些普遍主义的各种要求，那么采用该方法的国家必须协调好国内问题与一致对外政策间的关系，并且要以身作则而不是勒令执行。
※本章小结
某些环境拥有神奇的力量，能够使许多人做出同样的举动。但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每个人的特性，如他们的性格和价值观（如果是组织，那其特征就是他们的文化），都将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反应。多数人都不会冲进正在燃烧的房子中救人，而有些人却会。
欧文·斯托布，《善与恶的心理学》
在很大程度上，人类总是按照别人的预期行事的。一个期望其公民政治老练、适度成熟并有社会责任感的国家会比那些将自己的公民看作奴隶或小孩的国家更有可能培养出具有上述特征的公民。教育、经济和政治自由以及对他人信息的慷慨传播，均有助于培养能够欣然认为自由理所当然，并且随时愿意同他人分享自身利益的公民。如FACET之类的自由主义手段并非毫无瑕疵，但与其他一些竞争体系相比，它们已然先进许多了，因为它们鼓励思想的自由流通，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且一正如本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能最大限度地减小坚定的虚无思想所带来的危害，从而降低诸如洗脑之类虐待行为的发生频率。极权主义思想一次次食言，它无法成功地向其追随者提供曾经承诺过的回报。尝试降低极权主义思想的吸引力意味着要引导人们远离如思想控制梦想之类的恶性愿景，而取而代之的是强调个人自由，并向那些依然试图追随这一梦想的人发起挑战。
这一切都毫无新颖之处。我们已经拥有，或者能够轻易地获取这种技术、知识和能力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至少能够解决那些最紧迫的问题，即使我们当前的资源有限（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有足够的刺激因素、足够的政治意愿，我们将能够改善自己的社会——即使永远无法使其达到完美。能够肯定的是，我们至少可以远离那个可怕的世界，比如琼斯镇。向这个目标迈出的第一步便是了解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它们所拥有的力量，它们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如何开始改变它们。
我撰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试图说服大家：洗脑并不仅仅是20世纪50年代的偏执狂留下的遗物，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感觉受到他人信念威胁时所抛出的与虐待有关的术语。极度虔诚的邪教分子和极度狂热的恐怖分子一直不断地给我们制造麻烦，但如果我们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却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异类进行遣散，因为正如“9_11事件”向我们表明的，他们所能造成的损害程度同其规模相比极不相称。同样的道理，我们需要明白洗脑既不可笑也不神秘。原本遵纪守法的人实际上能够被说服去追逐思想控制的梦想，甚至掉进自杀或谋杀的深渊。但正如我试图向大家证明的，随着我们对大脑自身运行的方式及同其他大脑的互动方式理解的加深，我们可以明白洗脑究竟是如何达到其可怕目的的。相互理解给予我们以力量，无论它有多么不完善：这是一种能够改变我们的大脑、行为以及政治立场的能力，它能使虚无思想变得不那么诱惑。我们拥有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力量。
Francis Bacon（1561—1626）：第一代圣阿尔本子爵，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古典经验论的始祖。
George Steiner（1929—）：欧洲出生，极具影响力的美国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小说家、翻译、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写了大量有关语言间关系、文学和社会，以及大屠杀所造成的影响等方面的著作。
Voltaire（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Steven Lukes（1941—）：政治和社会理论学家，目前是纽约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
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玄学派诗人，他的作品包括十四行诗、爱情诗、宗教诗、拉丁译本、隽语、挽歌、歌词等。
William Miller：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酗酒、物质滥用和上瘾中心研究员。
Brian Bany（1936—2009）：道德和政治哲学家。融合了分析哲学和政治学，以及政治理论和社会选择理论，是一位公共选择理论的批评者。
William Cowper（1731—1800）：英国诗人，通过描绘日常生活和英国乡村场景，改变了18世纪自然诗的方向。他是浪漫主义诗歌的先行者之一。
Amartya Sen（l933—）：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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