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成员身份可以提供两点令人欣慰的感受：成员并不孤单，而且不用承担责任。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组织能够成为拥有自身权利和行动力的实体，通常被领导人格化，领导扮演了超自然保护神的角色，免除个体自己做决策的痛苦。在强大组织中分散责任可能是最危险的现象，因为这会减弱正常的、使大部分人望而生畏的社会约束力（比如：担心被责备和惩罚），从而降低暴力行为的门檻。曼森家族的封闭特性有效地孤立了成员表示反对意见的直接感受，尽管他们足够理智并知晓如果他们杀人的话就会被判刑。但什么样的社会可能把他们看作杀人犯，这些已有信息远敌不过来自所处环境的信息：那些受害者不是真正的人（不是我们的一员），而且事实上自身并不承担因谋杀该承担的责任。
邪教是极权的吗？
第一章讨论了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提出的如何判断某个信仰体系是否为极权的标准（见表1.1）。鉴于这些标准，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最为危险的邪教都可以称为极权。环境控制和神秘操控是其典型特征，这些特征通过邪教仪式和物理隔绝（例如：选址在圭亚那丛林深处的琼斯镇）得以体现。仪式（比如：人会仪式），以及组织内外的区分彰显了邪教纯洁性的要求。忏悔崇拜是邪教成员生活的主体（比如：集体祈祷），与此类似的是邪教不容置疑的教条：利夫顿所指的神圣化的科学。语言加载的现象经常出现，随意瞥一眼邪教文学便可以看出：邪教往往希望成员们可以为教派的存在而甘愿牺牲自己。教条至上与决定存亡并存——许多邪教领导都被赋予了可以决定其追随者命运的权利。事实上，曼森并没有屠杀他的家族，但吉姆·琼斯却选择了结束他数以百计追随者的生命。
邪教成员被洗脑了吗？
由第1章得知洗脑包括很多方面：侮辱性、时间性、符号性（虚无概念）及概念不易界定性。邪教通常被我们定义为组织外，经常遭到我们的唾弃，遭遇到时我们也常常简单懒散地解释它们，用诸如“洗脑”这样的词加以区分，但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洗脑”。“邪教”这个词蕴含了贬义，但有时的确至少能为其成员带来不少益处：减轻心理痛苦，改善情绪健康，减少药物使用，健康饮食，以及作为减压的生活方式。当然，多数邪教还是通过极力要求成员改变生活方式而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比如：放弃世俗物质。但邪教也同时提供了可以释放痛苦的机制，比如：从其他组织成员那里得到强烈的积极反馈。
第1章也提出了洗脑情境下的几个特征，包括情绪的运用，以及可能被接受的信仰的怪诞本质。在邪教中，信仰体系脱离现实或不利于信徒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曼森的追随者们最终都被捕人狱，琼斯的追随者们都以自杀告终。如果深层的未被满足的需求通过邪教成员身份实现了，那么尽管这种印象是浅表的，这一过程中蕴含的信仰改变却是巨大的（比如：一个忠诚的资本家放弃了所有家产去追寻乌托邦的理想）。邪教以外的人常常发现，那些身处其中者在极短的时间内人格就发生了改变，同他们交流十分困难，这些人要么充满敌意，要么对他人的观点充耳不闻。在很多邪教中，强烈情绪都被用来增强成员对组织的投人与忠诚。一旦邪教建立，便采用强制手段来维持信徒团结在组织内（正如琼斯镇发生的“相关亲友团”事件）。然而，马克·加兰特指出：邪教成员并不总会采纳与自身意志相抵触的邪教观念；而是“在自发交谈中，联系必须通过一种微妙（或欺骗性的）的方式得以保持，不能胁迫个体顺从组织观念”。如上所述，不同的邪教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区别。有的运用胁迫，有的运用欺骗，有的仅是成功地迎合了特定人群的需求。大多数邪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领导人的个性。例如：一个偏执的领导人会增加邪教的危险系数。
该怎么理解“洗脑是一个过程”呢？我们知道大多数邪教的骇人一面可以通过对组织凝聚、情感粘连，还有责任分散的社会心理研究加以体现。似乎并不需要这一特定的被称作“洗脑”的过程来与其他心理过程进行区分。极端邪教运用的暴力（比如曼森家族和琼斯镇大屠杀）似乎比其他人类组织使用的武力都更加强大。对于组织的信仰其实就是自身信仰的一部分：组织对成员越重要，组织所侵蚀的认知图景范围就越大。认知图景仅是一个有限的资源——即使最细密、成熟的自我也是有限的宝库。这就意味着，当组织一点点侵蚀个体的时候，成员们就越来越无法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独立个体。当组织成为一切，个人责任被分散到整个组织的时候，领导人就获得了作为独裁者的极权控制。这种现象是完全能够发生的，并不存在什么魔力。广岛原子弹事件被描述得十分恐怖，甚至连宗教术语都引用了进去（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引用印度教经书《薄伽梵歌》的著名语录——“我将要变成死神，成为世界的毁灭者”）。但结果是可以预见的——也真的被发明核能的物理学家预见了。广岛原子弹没有魔力，它遵循了物理定律。同样，琼斯镇的空气也没有魔力。
洗脑的象征性层面，即梦想控制，在很多邪教中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宣称当大灾变到来之时，只有自己可以存活，并且继承新的天命；世界上其余的人都将死去，不然也要被奴役。此时此刻，邪教领导通常坚持严格控制成员的生活，常常鼓励他们把领导人当作上帝或是上帝派到地球的使者。事实上，“控制蠕变”倾向正是宗教和政治体系的特征，同时也是众多暴力和自毁性邪教的特征。总之，作为一种神秘的心理技巧，洗脑已成为我们解释邪教的一个额外条件。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控制幻想，用洗脑来解释邪教也是极为贴切的。
是什么使一些组织变得险恶？
我不相信有什么不可交流；这正是一切暴力的源泉。
让·保罗·萨特，《什么是文学?》
上述的例子显示了促使一个组织危险化的一些因素，不论是对自身还是对外界。其中之一是心理和生理上的隔绝。缺乏外部世界的反馈不仅仅使组织成员很难追踪自身道德准则的变化，而且还增加了他们的受威胁感：很多孩子都知道，一间黑暗的空房比一间相同的亮着灯且可以看到陈设物的房间更易引发恐惧。对于危险组织，来自外界的冲击对组织集体意识的威胁似乎很大。正如琼斯镇大屠杀，这种偏执并不总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时所觉察到的反对组织的人真的就在那儿，蓄势待发。
组织规模也很重要。对人类来说，在组织成员达到150人时，似乎就出现了一个倾斜点。罗宾·邓巴指出：“在这样的规模下，命令能够得以执行，难以驾驭的行为能够在个人忠诚以及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基础上得到控制。但更大规模的组织，就很难做到这一点了。”似乎“一旦一个团体超过了150人，成员就变得越来越难以通过单纯的同龄压力来控制”。相反，取而代之的必须是有条理的管理等级制度，否则组织就会分裂成相互竞争的子组织，从而失去整体团结。因此，规模较小的组织更容易以一种伤害性的方式履行自己的信仰，正如获悉已久的各种政治派别的恐怖分子。很多宗教或政治运动都有一个“社会彗星”的结构：一个小型的拥有忠实信徒的核心组织，后面跟着一群不很忠诚的追随者（例如：动物权利或福利保护运动组织）。这似乎表明：针对小型恶毒组织的一剂解药是急剧增加其成员数目，以期内讧解决问题。但不幸的是，这会造成组织分裂成更多有害的子组织。
另一相关因素是这些组织通常拥护的思想类型。他们的目标和邪恶都表现得无影无踪，因此有很明显的价值负载。强烈的情感促成了投入与忠诚。他们也被告知组织有着优越性，认为在周围的人人地狱之时，自己却是被拯救的臣民。但是在这种优越感中也并存着与生俱来的鲜明的忧患意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仅仅是黑暗大环境下的一束亮光。（第5章中可以看到，高度尊重和对尊重的威胁结合在一起十分危险，在对采取人身攻击的犯罪分子的讨论当中我们还会再次探讨。）这种忧患意识促使组织成员紧紧地插绑在一起。
让我们回到宗教和政治的话题上来，其核心概念都是虚无的，从观念上将其信徒的情绪升温。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暴行总是和宗教或政治动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但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其具体内容，而是观念本质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忠诚的无神论者常常通过引用宗教战争和原教旨派恐怖主义，来指责宗教制造的大规模伤亡。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被称为20世纪耻辱的大规模杀戮却是由无神论者引起的。约瑟夫·斯大林的恐怖主义统治见证了对宗教机构的大范围镇压，造成了成千上万的死伤。哪个宗教会在其良心上沾有如此之多的血迹？这些思想体系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致命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是“无神论主义”或“宗教主义”，而是因为其思想的虚无性。相同的论据也适用于政治。这些依靠虚无概念促进极权主义思想的体系（组织，个人）是非常危险的。
※本章小结
组织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形式。通常组织可以惠及或安抚其成员：尽管西方邪教成员支持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背景的生活方式，但可以为身心健康带来极大的益处，这被视为理性的选择，资本主义的有效解药。但邪教采取同所处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一事实无疑向这些社会设想发起了挑战，并煽动了极端敌意，尤其是来自邪教成员家属的敌意。反邪教运动创立了洗脑这个名词，它自诞生就沾有邪教宣传的恶臭，是一个打击敌人的有力手段。
对于反邪教分子的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的。有时，组织尤其是小型组织可能是相当危险的。这种情况尤其会出现在他们高度团结的时候，组织成员身份对于个体成员来说变得极其重要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受到组织外的迫害），或是抽象、不容置疑的思想与强烈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抽象、模糊的思想和强烈的情感都是宗教和政治信仰体系的特征，他们通常与危险组织（其成员随时准备攻击或杀戮组织外成员）联系在一起。这些组织通常会显示出极权主义思想特征。他们运用一系列的步骤吸引和维持新成员。有些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以至于被贴上了洗脑的标签，但这些全部都可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加以解释。细致的研究往往会揭示特有组织机制的运行，并且表明能够满足领导者和追随者双方深层次需求的方法，就是成为邪教的一份子。
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探讨最大限度降低组织危险的方法。我们将细致地研究究竟是哪些特质使一些人成为领导者，而另一部分人成为追随者；我们会再次回到梦想控制。但首先应该探讨以下两个十分常见情形下的洗脑问题：媒体和教育。
Timothy McVeigh（1968—2001）：制造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马大爆炸的元凶，是“9·11事件”之前美国最为致命的恐怖活动。2001年6月11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重刑犯监狱将其执行注射毒液的死刑。这是1963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恢复对死刑犯执行死刑。
Joseph Conrad（1857—1924）：生于波兰的英国小说家，是少数以非母语写作而成名的作家之一，被誉为现代主义的先驱。年轻时当海员，中年才改行写作。一生共写作13部长篇小说和28部短篇小说，主要作品包括《黑暗之心》（1899）、《吉姆爷》（1900）、《密探》（1907）等。
Osama Ben Laden（1957—2011）：基地组织的首领，现被指为美国2001年“9.11事件”的幕后总策划人，并被放在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名单的首位，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犯”。
Shiva Naipaul（1945—1985）：出生于西班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英国和特立尼达小说家兼记者。
Leo Ryam（1925—1978）：美国民主党政治家。他从1973年担任加州第十一议员选区美国议员，1978年琼斯镇大屠杀前不久被人民圣殿教成员谋杀在圭亚那。
John Keats（1795—1821）：杰出的英诗作家之一，也是浪漫派的主要成员。代表作有《圣艾格尼丝之夜》《秋颂》《夜莺颂》《拉弥亚》《致秋天》等。
Toin Lehrer（1928—）：美国创作型歌手，讽刺作家，钢琴演奏家和数学家。他最为著名的是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精粹诙谐的歌曲。
Hannah Arendt（1906—1975）：原籍德国，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集权主义的起源》。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人英国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出生于印度盂买。代表作有《营房谣》（1892）、《七海》（1896）、《生命的阻力》（1891）、《丛林之书》（1894—1895）等。他于19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英国第一位获该奖的作家。
Elaine Hatfield（1937—）：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
Eileen Barker（1938—）：社会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前任成员，人权研究中心顾问。她是宗教运动信息网络的主席和创始人，致力于研究邪教和新宗教运动等团体。
Craig D．Paries：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著作有《社会困境》（1996）、《团体业绩和交往》（1999）等。
Lawrence J．Sanna：华盛顿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著作有《团体业绩和交往》（1999）等。
René Descartes（1596—1650）：著名的法国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欧洲近代哲学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
Robert Heinlein（1907—1988）：美国硬科幻小说作家，被人称为科幻先生（Mr．SF）。他的作品不但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可信性达到了罕有的标准，而且也提高了科幻类的文艺水平评价标准。他和艾萨克·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被称为科幻小说三巨头，被誉为“美国现代科幻小说之父”“美国科幻空前绝后的优秀作家”“美国科幻黄金时代四大才子之一”。
Marc Galanter：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南亚研究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和政治学院教授。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被誉为“原子弹之父”。
Jean Paul Sartre（1905—1980）：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
Robin Dunbar（1947—）：英国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研究灵长类动物行为方面的专家。最著名的是他提出“邓巴数”定律，也称150定律，是指能与某个人维持密切人际关系的人数人限是1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