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评传--第一章 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第一章 邓小平，共产主义与革命.2
另一种解释认为接班人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中共内部的派性和地方主义。⒄中共的领导层往往是高度集中的某一派系组成的。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们在一起进行互相保护和互相帮助。派别组织是由于忠诚关系、生活背景、友谊、思想观点，对某些具体政策性问题或个性的看法等因素形成的。然而，共产党内的派别活动是极易变化的，不像日本自山民主党内的派别活动那样制度化和有高度的组织性。由于传统的和当代的原因，高度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中共领导的一贯作风。中共继承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的是在西方不可想象的那种以和为贵。同时，中共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儿得到的遗产是，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是真理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者。
由于派系活动的纵横交错，复杂多变，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此使得一件事的决定变得很难，即使是在中央政治局这样小的范围之内也是如此。⒄与个人之间有必要建立某种联盟，但由于没有人想自找倒霉，所以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在毛统治中国政治的时代，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对站在“错误”一边的惩罚往往是相当严厉的。在领导层内部有一种维持现状的内在倾向。通常情况下变革是以试验性的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并且还要在察觉不到权力平衡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给领导层巧妙地施加压力，然而，随着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个主要的社会经济问题，一个可察觉到的外来的威胁，或者领导层自己内部由于有人去世或得了重病而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迫使领导层做出某种决定，于是很快地会激发起派系组织的重新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显著的、突然的、更广泛的变革。
邓在1966年和1976年被解职都表明了对他政治远见的否定，至少也是暂时否定。然而，从邓的思想中无法找到有关他经历的详细解释。事实上，很明显思想体系从来都不是党内派别活动的唯一决定因素。有些领导人根本不清楚思想体系、政策或派系和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领导班子的变化可能引起政策的变化，但派别活动几乎并不是只以政策为基础的。事实上，同属一个派别的成员甚至可能并不持有同样的思想观点或政策选择。有一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那就是邓小平和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显明的命运对比。在这两个人中，邓和毛的关系更密切，在“文化大革命”前他们俩的关系大约已有30年的历史了。陈云和毛的关系尽管也好，但根本算不上密切。在50年代的辩论中，陈是反对毛的发展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有时是唯一的代言人。邓往往也有不同意毛的观点的时候，但决策一经作出，尽管他也有保留意见，但他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有时还热情地发言。而且，他对毛个人的忠诚几乎是不可动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两人都受到了批判，但邓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
似乎忠诚关系比政治见解更能决定某些领导人未来的前途。在个别人的经历中形成的忠诚关系把他们和某个特定的领导人或同事结合在一起。正如本章中下一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所提出的，邓成功的一个主要秘密是他的忠诚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年龄对他的成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16岁受到政治的影响，开始和中共初创时的一些领导人交往。在那之后，由于参与各地各方面的党务工作，他建立了各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为他日后直到他退休提供了广泛支持。所以，邓和其他领导人不同，如果一些人不支持他，他总是能够找到另一些支持他的人，尤其是当他被卷入到任何一种形式的斗争中时。建国时他的年龄是领导班子中较年轻的一个，由于他年轻，因此与其他大部分战争年代的幸存者相比，他能够在共产党内度过的时间更长、经历更丰富、工作更有活力。邓似乎并不像毛和周那样有明显过分的雄心。然而，他除了是一名极好的政治组织者之外，还是一个极其能干的政治家，他用双手抓住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
争论与人际关系
说邓有一段争议的生活经历，这种说法对他来说不合理，也不是这本传记的目的。然而，他在党内外的斗争有亲身的体验。他曾多次受到过纪律处分，众所周知他在1933年、1966和1976年被正式免职，无论是他自己受批判，或者是受他人牵连而被批判，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总有许多插曲，这些插曲总是有点模糊不清。这一节的要点是指出邓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并解释他个人的政治关系和他过去新交往的人是怎样帮助他克服困难的。当然关于这些事情，还没有打算提供任何的判断——最终的或其他的判断：很明显，当这些事情是一些当代政治生活中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时，解决是很困难的。这一节的许多部分，实际上整个传记的许多部分都不得不以推测或人所共知的设想为根据。更确切地说，其目的是要突出邓的生涯中容易能引起争论的一些事情。这样，既可说明在传记后面出现的那些没有把握的事情，又可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事情。
假定在1931年早期对邓的支持，是来自上海中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周恩来的话，那么这似乎是合理的。周曾在1924年吸收邓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刊物《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他们俩不仅工作关系很融洽，而且个人关系也很密切。按照邓的话来说，他“对我来说始终是个兄长”。⒆当邓在1927年离开冯玉祥的部队南下时，周又让他到汉口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在那儿他在另一位也曾留学巴黎的党的积极分子李维汉的手下工作。当中共中央委员会迁到上海时，邓和李还有周也都去了上海。邓榕对周和他的妻子邓颖超与邓和他的新婚妻子张锡瑗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亲密关系作了生动的描写。⒇
1933年发生的事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1931年，邓随着中共中央委员会也到了中央苏维埃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发现自己成为苏维埃边区所辖三个县的党委书记，当时那儿共产党的统治还不稳固，其中寻乌县曾是毛泽东在形成他的动员农民思想的过程中调查过的一个地方。不管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是由于党内的争论，使邓从毛的思想中体会到了更多的道理，所以邓和毛站到了一起。由于在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丧失了寻乌及周围地区，邓被指责为失败主义，另外的三个人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纪律处分。(21)肯定是历史混淆了邓应负的责任。
给予邓明显支持的那些人有：毛泽东。事实上，毛对邓小平的信任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才是那次运动的真正目标，而不是那些被打倒的所谓“罗明路线”的毛的追随者们。除了和毛之外，邓还能依靠其他一些人，这些人是他在党的活动的早期结交下的朋友。尤其是王稼祥，邓和他初次结识是在莫斯科，那时他们都是学生。当邓被下放到中央苏维埃地区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时，正是王帮助了邓，给他在红军总政治部找了个工作，并很快成了总政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他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长征，在周恩来的推荐和毛的支持下，他参加了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22)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邓和毛泽东的关系既复杂又难于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后的历史的修订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无法知道。“文化大革命”前，邓被看作是“毛的人”——是忠于毛的、最受毛信赖的和最能干的毛的追随者。当邓在1966年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时，这一切都不存在了。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中央在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前那些年的历史问题做出了一个标准的解释后，有人曾试图把邓和毛区别开来，尤其应该区别开来的是自1957年以来毛的一些政策的糟糕的过火行为。
邓在“文化大革命”前走过的路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个人关系的重要性，毛对邓的态度明显是很重要的。毛曾多次表露，他没有用对刘少奇和其他反对过他的那些人的眼光来看待邓。1972年，毛尽管没有原谅邓的“严重错误”，但也指出他“没有历史问题”。(23)可能是他们1966年之前如此长期的亲密关系促进了邓的复职。邓与周恩来早先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邓1973年复职后，两人在工作上一直亲密合作。此外，在70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层内的人员组成中，来自抗战期间太行区的邓的同事和部下占了相当大的比例。197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16名成员中就有6名是来自八路军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老干部。(24)
邓在1976年被解职和在后来的1977年复职似乎是70年代中期中共高层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当时的毛泽东是在别人的控制下，不能正常地行使职责，还是他本人犯了明显的错误，这一点可能永远不会被人知道。然而到了1975年，邓提出今后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结果时，很明显并不是他一个人在作那种努力。1976年1月他被解除了所有职务，天安门事件为他的正式免职提供了借口。这时邓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的保护，被送到广州军区，当时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是许世友，在毛去世和逮捕了“四人帮”之后，邓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是一个胜利的标志，这主要是由于他的活动赢得了各方面的支持的结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领导层中，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邓小平退休这段时间内仅仅有87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尤其是1966年之前，战争年代同甘苦、共命运的经历减缓了政治斗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使人普遍感到有一种“大家庭”的温暖。在邓小平的经历中，这种“大家庭”的感觉和某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性结合更为突出。在中共和它的领导班子内部也有些人和邓的关系很不好——林彪和江青就是明显的例子。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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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辞职在时间和实际的执行中还有点模糊不清。在1980年提出了让邓担任中共主席的职务，但是邓拒绝了。胡耀邦在回忆中说，在那以后中央所有的人都认为邓是政策的“总设计师”。在1989年5月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据报导赵紫阳指出：作为“最高领导人”邓提出的辞职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始的。赵还说：“总设计师”这个称呼不是为了好听，而是在政策的最后决定过程，邓确实发挥实际的作用。
②在1986年，邓还被提名为同样的荣誉的称号，正如派伊报所指出的那样，有两次介绍性的文章没有把他们所赞誉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邓小平本人联系起来。见：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第416页。
③邓在莫斯科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张锡瑗，1928年在上海，他们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结了婚。张锡瑗在1930年生孩子时死了。当时邓小平正在广西工作，正好在张锡瑗死的时候他回到了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广西的情况。1931年，中共中央撤到瑞金时，邓和金维映一起乘船离开了上海，在后来的几个月中，他们结了婚。邓在1933年受到李维汉的批判后，阿金和他离了婚，嫁给了李维汉。这引起了人们的猜测，认为邓和李之间达成了某种交易：以妻子作为交换的代价，邓也许受到较轻的处罚。（江直锋：《王牌处境的中南海桥局》旧金山，民主中国书林，1990年第43页）虽然这完全是有可能，但一个更有理的解释应该是阿金要离婚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邓的失宠给她带来的牵连。根据“文化大革命”中邓在其他方面的一些经历表明，当时完全可能是邓为了保护他的妻子，主动提出了离婚。显然，邓是通过同事的介绍和他的第三个妻子相识的，他们俩结婚后，共同生活了50多年。（根据一条消息来源见杨中美：《胡耀邦传》纽约，M·F夏普出版公司，1988年第113页。）
可能是胡耀邦把卓琳介绍给了邓小平。邓的女儿说：邓和卓琳相识邓发起了主要的作用。接着又说：在促使邓和卓琳结婚的过程中，中央的其他领导也起了作用。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在婚姻中作媒肯定不是什么新鲜事。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7、277、288、417、431和432页。
④例如，1991年6月邓为第二版《毛泽东选集》1—4卷题写书名。尽管在邓的女儿写的书中毛不是主人翁，但书中许多地方引用和参考了毛泽东思想。
⑤《“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1977年5月24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1页；《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5页。
⑥钱听涛：《邓小平关于黄猫、黑猫比喻的出处》载自《中共党史通讯》第12期，1990年第6页。
⑦这个观点主要见于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载在《中国季刊》1993年9月第135期，特别是见随后的第428页。这也是中国许多人热讽冷嘲所持的观点。
⑧L．派伊：《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文化》第415页。
⑨叙述了邓的地下工作，虽然很平凡，但是随时都有危险。见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89页。
⑩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二版）伦敦，戈朗兹出版公司1968年第190页。英语描述优点流畅，但需花费很长时间阅读的书是：Harri－son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纽约，啥普尔·罗出版公司，1985年。
⑾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辩论的重要性，往往受到忽视，主要是由于中共自己的判断——见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在1959年偏离中共中央循规蹈距的纪律约束。见F·C·泰维斯和瓦伦森：《毛、邓子恢与农业合作化政治》载在《中国的法律与政府》1993年第3—4期第26卷。
⑿罗德瑞克·麦克法克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⒀R·彼德斯基：《邓小平的政治观点》载自《亚洲的思想与社会》1988年1月第37期第13卷第3页。
⒁论述中国清洗的权威著作是F·C·泰维斯：《中国的政治与清洗》（第二版）纽约，M·F夏普出版公司，1994年。
⒂省一级干部这种上下交替的有关细节可见于大卫·S·G·古德曼：《1949—1985年中国的省级领导》卡迪夫大学出版社，1986年。
⒃关于省一级干部的这一点或有关特点的研究可见于大卫·S·G·古德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省委第一书记传略，1949—1978年》载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80年1月第1期第10卷第39页。
⒄有关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派系活动或关系的论著特别的多，最重要的那些论著可能是：卢西恩·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剑桥出版社，1981年；安德鲁·内森：《中共政治中宗派主义的一种模式》载自《中国季刊》第53期第34页；W·维特森：《中共军事政治中的野战军》载自《中国季刊》第37期第1页。
⒅K·里伯赛尔和M·奥克斯伯哥：《中国政策的制定：领导、组织与程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大卫·S·G·古德曼：《中国政治的变化：权力、政策与程序》载自《英国政治学杂志》1989年7月第19卷第425页；T·周：《研究中共政治中的非正式组织序言》载自《中国季刊》第65期第98页。
⒆《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载自英文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⒇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193页。
(21)罗福：（音）《罗明路线在江西》1993年4月15日；罗迈：《为党的路线而斗争》1933年5月6日均见于中共中央书记处编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1—355页和第362—367页。
(22)本杰明·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员》科罗拉多，威斯特约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23)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第318页。
(24)陈锡联、纪登奎、李德生、刘伯承、苏振华和许世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