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之所以被卷入整个这件事情中去，首先是由于崇拜我们早就经常嘲笑的那些官方大人物的感情驱使了他。其次，他喜欢戏剧性的场面……他陷入民主派的泥坑比他愿意承认的要深些。他有两重精神，一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灌输给他的，一是他自己固有的。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3)
这一分歧（恩格斯把它部分地归咎于自己离开了伦敦，而马克思不能自由地使用英语）标志着马克思和整个宪章运动的明显疏远。马克思3个月后在庆祝罗伯特-欧文80寿诞的茶话会上遇见了哈尼。虽然他们有时还通信，但在他们下一次见面（在滑铁卢车站的一次短暂偶遇）时1/4个世纪都要过去了。1852年，哈尼辞离宪章派管理层，移居英国北部，从那时起到了泽西；最后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恩格斯通信，他对恩格斯一直有着比对马克思更多的热爱。
随着马克思对哈尼热情的减弱，他与宪章派左翼另一位领导者厄内斯特-琼斯的关系加强了。恩格斯1869年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了琼斯的去世，认为他是“政治家中实际上完全站在我们方面的唯一有教养的英国人”。琼斯是一位骑兵军官的儿子，职业律师、业余小说家和业余诗人。他出生的家庭既富裕，社会地位又高，但他放弃了这一切，1846年转向了宪章派。1848年前后他曾坐过两年监狱，一获得释放，他就毫不疲倦地努力通过巡回演讲（他是一位极为成功的演说家）和他1851年创办报纸来保持宪章运动的活力。该报一直办到1858年，开始时取名《寄语人民》，后来更名为《人民报》。19世纪50年代初，琼斯与哈尼不同，他强调阶级斗争学说，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以及工人阶级用政权进行征服的必要性，这些观点确实大大加强了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切合作。虽然他是唯一值得注意的宪章派成员，但一旦哈尼从活跃的政治生活中退出，他的影响也逐渐衰弱了。工人并不欢迎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更多地注意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维护自身的利益。马克思在50年代与琼斯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并参加他的公众演说，发现其中一些演说有着“绝妙的素材”（虽然燕妮-马克思认为他的关于教皇历史的演说“对英国人来说很好、很先进，但对我们这些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洗礼的德国人来说并不很好）”。
马克思起初认为琼斯站在哈尼一边；但后来，他逐渐把琼斯看作宪章“最有才能的代表”，并支持《人民报》的论调。马克思倾向于把这一点与哈尼对宪章派的批评进行对比，后者批评宪章派还未成为“全民运动”的“阶级运动”，这些术语曾令马克思很恼火，因为它们使他想起马志尼的表达。然而，至1852年秋，马克思认为琼斯正过多地利用他作为国外事务信息的来源和获得编辑的全面支持。“我对他说过”，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这很好，不过，他表现这种利己主义应该文明一些……”尤其令马克思感到愤怒的是，琼斯未履行他出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本的诺言。但马克思支持琼斯反对有较少激进精神的宪章派，对琼斯报纸相对的成功和他在1853年召开的会议有良好的印象，马克思最后亲自撰写了几篇文章，虽然很多印刷错误使他极不愿再继续写下去了。当他被琼斯邀请列席参加1854年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工人议会时，马克思发去了他自认为是一封充满矛盾的信，宣称“……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1855年2月，与前四年同样的麻烦又可能再度来临，当时琼斯正尽力筹备另一个宴会，庆祝1848年革命。马克思被说服参加宪章派国际委员会筹备宴会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法国人的饶舌，德国人的死板面孔，西班牙裁缝的手势”，更不用说那新近选举赫尔岑进入委员会，这一切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纯粹的喜剧。在会上他是一位骄傲的静观者，拼命地抽烟。最后他拒绝参加宴会（虽然他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张贴单目上），因为所有诸如此类的会议都是“欺骗”，因为它可能给外国人带来新的迫害，最后因为他“不赞成这样的意见：似乎旧欧洲要用俄罗斯的血液来更新”而不愿意同要出席会议的赫尔岑在一起。然而，1856年，马克思确实接受了邀请，参加《人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正如他写道：“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被邀请”。以此，流亡者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做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属于我们的地位。”1857年，马克思和琼斯之间的关系紧张，当时琼斯为了选举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中产阶级的激进团体开始合作，然而此举失败了。1861年，琼斯移居曼彻斯特，从事律师职业，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1869年去世。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1)
匆匆阅读马克思的信件，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马克思的家庭困难主要归因于他们生活在最为贫困潦倒的境地之中；马克思本人关于他缺少资金的描述好像可以证实这一点。1852年似乎是最为糟糕的一年。2月，“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同月，燕妮写道：“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4月，马克思不得不借钱安葬他的女儿。9月，他详细描述了这种境况：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在现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饮食自然没有什么益处。
给德纳的文章我没有写，因为我连读报用的便士也没有一个……
……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我想尽了办法，但是都枉然……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最后，在最近八至十天，我从某些庸人那里借了几先令和便士，这对我来说是最不痛快的事情；不过，为了不致饿死，这是必要的。
10月，马克思为了买报纸而不得不再次典当了他的大衣；12月，他在一封给克鲁斯的信中写道（附了他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
第二年的抱怨就没有这么多了，但仍然“有些在当铺里的贵重物品必须办续当手续，否则就赎不出来了。现在连买最迫切的必需品都没有钱，续当当然是办不到的”。10月份，“债务自然大大增加，以致一切最必需的东西都送进了当铺，全家穿得破烂不堪，家里已经十天没有一文钱了”。
当铺对马克思一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机构。但它也曾是忧心之源：马克思试着当掉了燕妮家的一些有着阿盖尔郡图饰的银器。典当商认为这很可疑，就通知了警察，以至于马克思在能够证明自己的诚实之前，不得不在监狱中度过了周末。1855年夏，他们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行动，马克思和他的家庭隐退到坎柏威尔伊曼特的家中，这部分也是躲避弗罗恩德医生，他正在因为一笔未付的账单起诉马克思；马克思从9月到12月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匿居。
然而，对马克思收入的认真考察会给人以这样一种强烈印象，即他的困难与其说来自真正的贫穷，倒不如说是希望保住面子，并且不会节用资金。这自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因为马克思未曾管理以前收到的和60年代又收到的一笔笔大数目的钱财。一到达伦敦，马克思就完全准备好了在切尔西租一套房，那里的房子非常贵——是他最后从第恩街搬出来时所付房租的两倍多。《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失败最终导致了他一贫如洗。他把自己的金钱大量投入到了杂志的运行上，但实际是一无所获。1850年10月，他不得不请求魏德迈卖掉所有的银器（除了小燕妮的一些物件），这些银器是他的妻子曾在一年前为了买她到巴黎去的车票当掉的。幸运的是有几个慷慨的朋友。简单算起来，在这年收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第一张支票前（这年他的收入大概是最低的），马克思似乎至少收到了150英镑的馈赠。（由于这只是保留下来的信件中提到的，因此其总数很可能还要更高些。）资助的来源是多方的：主要援助者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科伦朋友们（经由丹尼尔斯）；维尔特和拉萨尔也给了一些；燕妮的一位表兄弟给马克思寄了15英镑；弗莱里格拉特给了马克思30英镑，这些钱是他借口说“党派急需”从“一些愿意支持我们事业的朋友那里”搞到的。马克思说这些帮助纯粹来自于他亲密的朋友。正如燕妮所说：“我的丈夫在这方面是一丝不苟的，他宁愿牺牲所剩下的一切，也不愿过那些……民主派的乞讨生活”。的确，他甚至拒绝了拉萨尔帮助举办一个公众捐助活动出版他的经济学著作。50年代初，居住的花费实际在下降，150英镑对一个有三个孩子的中层偏低的家庭来说应该是完全足够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家庭境况和马克思相似，他一年挣不到200英镑，还自夸说他从来没有“缺过美味的肉排”。
到1852年为止，马克思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驻伦敦记者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虽然1852年时还不多，但1853年就达到80英镑，1854年超过160英镑。1855年和1856年，来自《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下降了，但马克思1854年底开始给《新奥得报》写通讯，每年大约50英镑。这种情况下当然由恩格斯来弥补；而如果细心管理的话，本来可能会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到1856年他得到了几笔大数目的金钱）。但马克思不会管理钱财。例如，在答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定期撰稿后，他几个月都完全不知道该报付给他报酬的情况。至于他这些年文字方面最大的成功——他反帕麦斯顿的告文一开始就卖出了15000份，并印刷第二版，但他未设法取得一个便士。必须保持面子既使得经济方面不能有所帮助，又减弱家庭精神。他1852年给恩格斯写到他的困境，他说这些并不重要，不过担心“这种困境总有一天会弄得出丑”。同年，他写到了维尔特的拜访：“……在处境十分狼狈的情况下，身边却有一个如此文质彬彬的绅士，而且还必须把最羞于出口的事情瞒着他，这是很痛苦的”。1854年，燕妮去特利尔，这样，“她又需要一些新的装备，因为妻子自然不能破破烂烂地去特利尔”，所以马克思花了几大笔钱，这自然使马克思的债权人感到十分愤怒。
1856年5月，燕妮从苏格兰一个伯父那里继承了大约150英镑，接着她和孩子们到特利尔看望生病的母亲，母亲7月份就去世了。她9月份带着继承的大约120英镑返回伦敦，这笔钱使家庭得以离开“那饱含着我们所有欢乐和痛苦的令人忧伤的可怕的房子”，“满怀喜悦地搬到了浪漫的汉普斯泰德荒阜脚下的一套小房子，这里离可爱的樱草山不远。当我们第一次睡在我们自己的床上，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甚至有一间储藏室放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或者小古玩的时候，我们真正地感到我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神奇的城堡中……”这所格拉弗顿切9号的房子，马克思以一年36英镑租了下来。这是一套狭小的平顶房，地上有3层，1个地下室，共8间。它在一个未来几年内将会完全建成的新牌发展区中，距离市中心3英里。所有的钱都用于还旧债，布置新房子。马克思很典型地又没有足够的钱付第一季度的房租了——这预示了要来临的困难。
在第恩街居住的几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枯燥和最令人沮丧的。这加重了他性情中最坚忍克己的成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通常没有这么长的痛苦期。索荷广场是伦敦的街区，大多数流亡者集结在那里，当时和现在一样开放，到处是饮食的地方、妓女和剧院。第恩街是主要通道之一，狭长，以前很繁华，而当时已无疑是衰败了。霍乱之所以在这个区仍很猖獗，特别是1854年，马克思解释为：“是因为在6月、7月、8月敷设下水道时穿过了一些埋有1668年（好像是）鼠疫死者的坑穴”。1851年至1856年，马克思一家住在第二层楼房的一套房子中，起初只有两间，后来马克思租了第三间作为自己做研究的地方。一直是7个人，偶尔是8个人，住在两间房子里。第一间是一个小的卧室；另一间是大点的（15英尺到18英尺），可以看到街景的起居室，有3个窗户。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2)
1851年1月，马克思已经拖欠房东摩尔根-卡瓦纳的房租两个星期了。摩尔根-卡瓦纳是爱尔兰作家，他转租的房屋是一年22英镑。几个月后，马克思为了避免被逐出，给他的房东签了一个借条。第二年，房东为房租等了几个月后，就威胁说要叫法警来。假期一直都是没有的，直到1854年，燕妮和孩子们去了加拿大埃德蒙顿的载勒尔的别墅，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之后去了特利尔。燕妮确实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写了信——但是没有成功——希望他们可以提供给马克思（他们驻伦敦的记者）一套房子。只是由于埃德加尔的死，以及从燕妮伯父那里继承来的钱，1856年他们最终迁居了。
他们一家周日常常尽量出去，到当时伦敦人极为欢迎的短行旅游胜地汉普斯泰特荒阜。荒阜当时还是一种天然状态，距离第恩街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步行路程。他们的目的是午饭时间到那里。李卜克内西描写了郊游：
一个在伦敦看不到的大午餐篮（这是琳蘅在特利尔时保留下来的）中有一个主角——一块巨大的烤牛肉。他们带着茶和水果；面包、奶酪和酒在荒阜就可以买到。
整个行程次序是这样的：我是先锋，带着两个女孩子——时而讲故事，时而搞些活动，时而在田野的花（那时花并不像现在这么稀少）后搜索动物。一些朋友在我们后面。接着是大队的主体：马克思和他的妻子以及一些打扮得引人注意的周日旅行者。这之后是琳蘅，身边有饥肠辘辘的帮她提篮子的客人。
午餐之后，他们“在路边拿出带来的星期天报纸，就开始阅读、讨论政治——这时孩子们会飞快地找到他们的玩耍伙伴，在石南花丛中捉迷藏”。接下来玩骑驴子游戏，马克思“原始的骑术和为了证明自己很熟悉这门艺术而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令同伴们感到快乐。孩子们和琳蘅起身，大家打道回府，唱着德国爱国歌曲，背诵着但丁或者莎士比亚作品。
有时候，马克思还喜欢晚上出去。
有时（李卜克内西写道），我们也会重新回到老朋友的玩笑之中。一天晚上，埃德加尔-鲍威尔（马克思从柏林时代开始熟识的，尽管有《神圣家族》，但还不是私敌）从他海格特那边的清静之地来到这个城镇，目的是做一次“喝酒旅行”。问题是在牛津街和汉普斯泰德路间的每一个沙龙中都要“喝点什么”，由于城市里这一带的沙龙非常多，你甚至把自己限制在最小的选择数量上，也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我们勇敢无畏地去了，努力无碍地到了托登楠大院路的尽头。那里有公共场所房间传出的高歌声；我们进去了，得知：是一个“奇异伙伴”俱乐部在开庆祝纪念会。
很多烤面包已经没有了，而当时李卜克内西开始宣称德国人有优越的政治智慧，鲍威尔用英国行话暗示地说：“拳头在空中挥舞；我们足够明智，用最优良的勇气，努力做到（并不是毫无困难地）带着足够的尊严撤退。”然而，那天晚上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为了冷却我们膨胀的血液，我们开始努力地齐步行走，一直到埃德加尔被一堆铺路石绊倒。“好哇，我有一个主意！”为了纪念学生时期疯狂的恶作剧，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啪——，咔嚓——，一块天窗的玻璃破碎了。无理的举动会传染的——马克思和我没有落后，我们打碎了四五个街灯。当时可能是凌晨两点，所以街道行人稀少。不过这种噪音惊动了一位警察，他迅速做出决定，给同一巡逻区的同伴发出了信号。信号立刻得到了回应。形势变得严峻了。此时我们迅速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幸亏我们熟悉这个地方。我们比赛似地向前跑，三四个警察在后面追，离我们有一段距离。马克思表现出我不能想象的活力。这样疯狂的追赶持续了几分钟，我们成功地拐进了一条街边，在那里穿过了一条胡同——这是在两条街交叉的后面——因此回到了我们来的地方，后面的警察迷失了方向。现在我们安全了。
恩格斯在伦敦和马克思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常常一块出去；有一次，恩格斯写信给燕妮，为他带着她的丈夫迷了路表示道歉；因此恩格斯得知，马克思有一次“夜游”，冻坏了，以至于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第恩街这三间房子里的生活极度没有规则。下面这段生动的描述总体看来似乎是真实的，这是普鲁士当局的一位密探1852年写下的：
作为父亲和丈夫，马克思尽管有着狂野和不安静的性格，但还是拥有最温柔和最温和性情的人。马克思居住的是条件最差的地方，因此也是伦敦收价最低的街区之一。他租了两间房子。一间是可以向外看到街上的用作沙龙的客房，后面是卧室。整个看来，房间里没有一件干净耐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破破烂烂的，上面布满半英寸的尘土；所有地方都处于最为杂乱的状态。客房的中间是一张老式铺着油布的大桌子，上面堆着手稿、书和报纸，还有孩子们的玩具、抹布和妻子缝纫篮子装的碎布条，还有几个边缘破损的茶杯、小刀、叉子、灯具、墨水瓶、大玻璃杯、陶土制的烟斗、烟灰。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所有的东西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个二手物品的售货员都会很不好意思卖掉如此惹人注目的零碎物什。
当你进入马克思的房间，烟和烟草味会呛得你眼睛含满泪水，片刻之后，你好像在一个山洞中摸索。但是慢慢地，由于习惯了这种烟雾，你就能分辨出物体，把它们和周围区分开来。所有的东西都很脏，都覆盖着尘土，以至于坐下来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里有一把只有三条腿的椅子。孩子们在另一把椅子上做饭玩游戏，这把椅子碰巧有四条腿。正是这把椅子是用来招待客人的，但孩子们的饭还没有擦去，如果你坐下来，就要冒着让裤子被弄脏的风险。
家庭的住处如此局促，以至于1851年春天弗兰西斯卡出世的时候，因为家里几乎没有地方，而不得不交给一名护士。一年以后，她死了。
1852年复活节（燕妮写道），我们的小弗兰西斯卡得了严重的支气管炎。她在生死线上挣扎了三天，忍受了可怕的痛苦。她死了之后，我们离开了在后面房间里的她小小的身体，到了前面的房间，在地板上支起了床。我们把其他三个孩子放下来，我们都为天使般的孩子哭泣，她那生动、无生命的身体就在隔壁。我们心爱孩子的死正发生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的德国朋友们正好在那时不能帮助我们。厄内斯特-琼斯，他那时经常长时间地来访，答应要帮助我们，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我内心感到痛苦，匆忙到了离我们不远的、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一位法国移民那里，请求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我们。他立刻以最友善的同情给了我两英镑。这些钱被用来买了棺材，我的孩子现在正安静地躺在那里。她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摇篮，长时间没有最后休息的地方。我们心情沉重地看着她进了坟墓。
这种境况下，毫不奇怪，燕妮身体和精神的源泉正在迅速耗竭。1852年这一年在很多方面都是第恩街岁月中最糟糕的一年，燕妮经常躺在床上，消瘦、咳嗽，她依据医生的嘱咐，喝了很多葡萄酒。恩格斯为能使她到乡村度假曾竭力筹钱，但直到秋天，她仍连续数天地躺在床上，每小时喝一勺白兰地。两年后，她再一次生病了，但只能自己照顾自己，因为医生的处方只能使她的病情更重。
由于燕妮承担了马克思秘书的职务，所以这些病也阻碍了马克思的工作。的确，她曾经参加了马克思所有的活动。她作为一名观察者参加他的会议，挑选她认为他可能感兴趣的报纸上的文章，当他离开的时候照料出版方面的琐碎的事情。作为他的秘书，她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写信、整齐地为报纸誊写文章（他的笔迹难以辨认）以及保存他寄送杂志的详细记录。她以自己的秘书角色而骄傲，后来写道：“我回忆起在他的一点研究工作中，为他誊写潦草文章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对于财政事务，燕妮也积极主动:她写了无数封求援信；对付围困在家里的债权人；她甚至在1850年8月由于“对第五个孩子出生的前景和未来感到绝望”，单独到马克思的叔叔，一位荷兰商人那里去了一次。然而，新近的革命剧变对商业是不利的，老人没有心情帮助他古怪的侄子，因此燕妮空手而归。
她的脾气变得难以捉摸，而且极易走向极端。马克思写信给她：“我知道你的性情是多么地善变而能给你的新生活带来的好消息是多么少”。“性情善变”是马克思描述燕妮性格最喜欢用的词；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感到越来越难以沉浸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了。1850年夏天，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不要为我妻子那些激动的信生气。她给孩子喂奶，而我们这里的处境又格外艰难，忍耐不住是有情可原的。”1850年11月，燕妮的第一个孩子死了，她精神几乎“发狂”，并且“极度紧张”。接下来的一年中，马克思描述她生病“与其说是身体的原因，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原因”。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恩格斯：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3)
……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1854年，马克思谈到“妻子的境况很危险”；这一年她又卧床了，部分是由于“生气，因为威武的医生弗罗恩德又用讨债来轰击我们”。第二年，“由于精神上的刺激，我的妻子一星期以来比任何时候都病得厉害”。
当然，很多家务由海伦-德穆特承担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写道，那时的她：“二十七岁，并不美丽，但由于相当愉快的特征而显得好看。她不乏爱慕者，很可能挑来挑去。”她在马克思家庭的很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海伦是专制者，而马克思夫人是女主人。马克思像温顺的羔羊一样服从于这种专制。”
燕妮在其自传中写道：“1851年初夏，发生了一件我不愿在这里详述的事情，虽然这件事极大地增加了我和其他人的痛苦”。这件事就是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的出世，母亲是海伦-德穆特。这件事保密得很好，马克思家庭存留下来的资料都经过认真的审读，删掉了与之相关的一切内容，只是最近偶然发现的一封信使才这件事情暴露了出来。这封信是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卡尔-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写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与海伦-德穆特关系亲密，在后者临死之际，一直替恩格斯照看房子。按照她的说法，恩格斯曾接受了他和弗雷德里克的父子关系，因此“使马克思获免家庭的窘困和冲突”。但是，如果他由于对“儿子”不公正而受到起诉的话，他给了路易莎-弗赖贝格尔揭示真相的权利。他甚至在临去世之前的床上，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了心绪纷乱的爱琳娜，当时由于他不能说话了，就把它写在了石板上。这个秘密只有（马克思的）家庭和一两个朋友知道。这个孩子马上被送到了他的养父母那里，与马克思一家一直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开始了和母亲的来往。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写道：
他定期每周来看望她；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不从前门进来，而总是从厨房进来。而当我进来的时候，他仍然不走，我才确信他有着一个来访者所有的权利……
对马克思来说，他经常面临着与妻子（她心怀强烈的嫉妒）的分离：他不爱这个孩子；他不敢对他做出什么事情，否则就会承受太大的流言飞语；这个孩子作为付费的客人送到了路易莎夫人那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她写了她的名字），而他的名字也是从养母那里而来的；只是在尼姆去世之后，才从了德穆特的名字。
这封信有着公认的无可置疑的可信性。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出生证明上写的1851年6月，这份证明保存在萨默塞特郡议院。填父亲名字的那一栏空着，母亲的名字填的是海伦-德穆特，出生地写的是第恩街28号。虽然有关这件事只有这么少的细节保留下来，但似乎是保持体面的必要性和对于难以避免的流言的担心，才促使燕妮的精神日益紧张。孩子出生后5个星期，在登记后的那一天，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我的敌人……散布一些无法形容的谰言诬蔑我”，接着说：“……我的妻子正在生病，她从早到晚为极无乐趣的日常生活操劳，神经系统遭受折磨，当民主派瘟疫的阴沟里的臭气通过愚蠢的造谣者日复一日地传到她那里的时候，她是不会好过的。某些人在这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冒失常常是简直难以置信的”。
马克思认为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对于他，燕妮1850年写道：“他即使在最为困苦的时候也从未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和愉快的性情”。但他与恩格斯的通信表明了他并不总是如此平静地接受了这些麻烦。1852年，他写道：“当我看到我的妻子十分痛苦，而又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情愿把灵魂预售给魔鬼”。两年后，他写道：“想到这些琐事没有尽头，我有时非常生气”。一封燕妮在曼彻斯特写给马克思的没有日期的信，可以显示出有时候她的精神状态沮丧到什么程度：“当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了。卡尔，现在是最糟糕的时刻……我坐在这里，几乎流下泪来。我找不到帮助。我的脑袋正被裂扯。一周来，我一直在打起精神，而现在我不再能够这样了……”
尽管有着这一切困难，他们彼此的认同和深爱仍在继续。1852年，当马克思待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里时，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
我亲爱的：
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你根本不应该总是不好意思把什么事都告诉我。如果可怜的你，不得不在实际上身受这一切的话，那末正义要求我至少在思想上同你一起经受一切痛苦……我相信就在这个星期，或者最迟在下星期一，你还可以收到五英镑。
1856年他又在曼彻斯特给燕妮（当时她在特利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论在情感上还是在语言上都成为保存下来的他给妻子极少信件中的颇为引人注目的信。这封信很长，下面是几段摘录：
我的亲爱的：
……你好像真的在我的面前，我衷心珍爱你，自顶至踵地吻你，跪倒在你的跟前，叹息着说：“我爱您，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情胜过威尼斯的摩尔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诬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请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画，——他们会题上这么一句。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都是笨蛋。
……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爱，不是对摩莱肖特的“物质的交换”的爱，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爱，而是对亲爱的即对你的爱，使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在她的拥抱中埋葬，因她的亲吻而复活”，这正是你的拥抱和亲吻。我既不需要婆罗门和毕达哥拉斯的转生学说，也不需要基督教的复活学说。
对马克思和燕妮来说，他们在第恩街遭受的最具有决定性的和最严厉的打击是1855年4月他们唯一的8岁儿子的去世，埃德加尔，他们给他的昵称是“穆希”或者“小飞虫”。他“极具天赋，但从他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生病——一个真正令人难过的孩子，孩子灿烂的眼睛和充满希望的脑袋与他虚弱的身体相比是太大了”。他最后得的病是一种肺病，疾病持续了整个3月份。看起来4月初是具有毁灭性的，6号，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可怜的穆希已经不在世了。今天五六点钟的时候他在我的怀中睡着了（真正睡着了）。”李卜克内西记下了这一幕：
母亲默默地流着泪，俯在死去的孩子身上；琳蘅在她旁边抽泣着；马克思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他近乎愤怒，拒绝一切安慰；两个女孩子偎依在妈妈身上静静地哭着；母亲痉挛性地紧紧抱住她们，好像是用拥紧来保护她们免受已经夺去了她的儿子的死神的袭击。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4)
尽管在曼彻斯特有过一个度假，而且由于燕妮继承的财产，新的生活局面也打开了，但悲伤仍在。7月底，马克思写信给拉萨尔：
培根说，真正杰出的人物，同自然界和世界的联系是这样多，他们感到兴趣的对象是这样广，以致他们能够轻松地经受任何损失。我不属于这样的杰出人物。我的孩子的死震动了我的心灵深处，我对这个损失的感受仍像第一天那样的强烈。我可怜的妻子也是万分悲痛。
几年后，马克思再次回到索荷这个地方，仍有心碎的记忆。
困境并没有阻挡他把家门打开：
你要接受以最为友好的（一个拜访者写道）和最为真诚的方式送给你的点心和烟草，还有其他可能有用的；你最终还要接受我热情友好的谈话来面对你所遭遇的一切家庭困境，这样会使烦恼变得可以忍受一些。最后你会逐渐习惯这个伙伴，感到他有趣并富有活力。
双方家庭和第恩街都似乎没有任何联系——除了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和与她在特利尔刚刚结婚的荷兰人。但是不断地有流水般的其他拜访者，哈尼和他的妻子厄内斯特-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他的妻子以及威廉-沃尔弗是所有的经常来访者。最经常来的是马克思喜欢的、进行鼓励的一群年轻伙伴。这群年轻人中一个是厄内斯特-德朗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创建者，也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偶尔帮马克思做些秘书工作，但后来转向商业，退出了活跃的政坛。另外，还有康拉德-施拉姆，他曾与维利希决斗，虽然马克思1851年由于施拉姆不愿意交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资料与之发生了争吵；在施拉姆不久移居美国之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一位更为经常的来访者——有时几乎是每天拜访——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学习哲学的年轻学生，曾参加1849年巴登起义的战斗，接着经由瑞士逃至英国。他对燕妮有着深深的（如果是还带着羞怯的话）仰慕（他母亲在他3岁的时候去世了），并乐于做燕妮的听差，照顾孩子们，还怀着极大的顺从总体上吸收马克思的思想，这种顺从程度比他后来60年代和70年代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要大得多。最后是威廉-皮佩尔，一位25岁左右的年轻人，曾在德国学习语言，50年代初他有时连续几星期地和马克思待在一起（如果他不去找妓女或者做家庭教师的话）。他曾担任马克思的秘书，把《哲学的贫困》翻译成令人厌倦的英语。他毫无灵活性，致使燕妮心烦；做事不老练，在马克思房间中对费尔巴哈的讨论中，甚至把卡尔-布兰德的夫人弄哭了。马克思认为他有“教条主义者的味道”，对他的校长腔调感到遗憾，并苦于他试图玩“现代”音乐。尽管有这些事情，马克思仍然为他提供吃、住，帮助他战胜疾病，让恩格斯借钱给他，甚至有几次他自己还借一些钱给他。无论马克思是多么不愿接受思想上的或政党的反对意见，但在他与这些比较年轻的朋友的交往中，他常常还是愉快、容忍甚至是大度的。
对于私人关系的处理，马克思有着极大的灵活性和宽容性。他愿意因为朋友们的缺点向恩格斯解释道歉，并给魏德迈出主意如何与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弗相处。他对朋友罗兰特-丹尼尔斯（科伦审判中的被告）的妻子表现了很大的关心，组织丹尼尔斯的英国朋友给她写信，并在丹尼尔斯1855年临死的时候给她写了一封很感人的慰问信。马克思甚至典当了燕妮的最后一件大衣，帮助病中的埃卡留斯。
当然，马克思最珍视的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自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晚些时候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是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虽然这些信件到目前为止构成了考察马克思这些年生活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但也并不完整:这些信件在恩格斯去世之后已经经过详细筛选，去掉了任何可能给家庭或朋友带来困境的信件（例如有关弗雷德里克-德穆特的信件）。因此现在保存下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都显示了两人之间温暖的友谊，遗失的几乎所有信件部分是由于后来的这次筛选，部分也由于这样一件事实，即两人（尤其是50年代早期）怀疑当局截取了他们的信件。
恩格斯1850年移居曼彻斯特，开始了他前8年离开这里的生活。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分裂以及《新莱茵报》的倒闭使他能够继续待在伦敦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了；他必须自谋生活；他对母亲十分依恋，她敦促他至少在表面上与父亲进行和解。由于欧门和恩格斯公司的曼彻斯特分公司没有恩格斯家庭的代表，所以，他父亲同意他在那里以家庭股东的身份做事。父亲刚开始时是勉强同意，但在派儿子去加尔各答和美国的计划失败之后，以及在恩格斯在他给巴门回的报告中表现出了他的经商才能之后，就变得热情了。1851年初，他的境况比较稳定，虽然还是有一些困难。
困难在于，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我还是希望能实现这一点；我的营业信件得到我的老头的赞赏，所以他把我愿意留在这里看作是最大的牺牲。
当他的父亲1851年7月来到英国时，问题得到双方的满意解决：恩格斯将在曼彻斯特至少待3年。后来他估计在那里第一年至少收入超过230英镑。他父亲在第二年的每年审查中，与合伙人签订了新的合同，给儿子增加了部分利润。到第十年末，恩格斯的收入每年超过1000英镑。恩格斯，正如马克思评论道，在钱的问题上是“非常严格的”，这些钱使他能够在对待整个“马克思党”的问题上代替了荷兰的叔父。德朗克从他那里接受了钱，皮佩尔也是；李卜克内西用恩格斯的钱装备了一套新衣服，穿着它申请了家庭教师的职位。但是这个社交宠儿的钱给了马克思:数年间，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好像超过了他给自己的花费。这些钱（有时是通过汇票寄过去，有时是1英镑或者5英镑的半截，在不同的信中分开寄去），常常是把对金钱不感兴趣的马克思从彻底的灾难中解救出来。有一次燕妮写道：“卡尔听到盼望已久的邮递员的重复敲门声，高兴得不得了。‘这一定是弗雷德里克，——两英镑得救了！’——他提高嗓门说。”结果，恩格斯感到收支难以平衡，1853年写信给马克思：
改革我的私人开支是刻不容缓的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要搬出这所住宅，搬到比较便宜的住宅里去，同时改用较清淡的饮料……天知道，去年我花掉了我的老头的此地营业利润的一半。当我的老头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就搬到漂亮的住宅去，买一些上等雪茄和酒等等，以壮观瞻。生活就是这样。
第五部分 伦敦 三 第恩街的生活(5)
虽然，正如恩格斯以前就发现的，英国自由贸易中心可以提供有利之点，以此可以观察经济的发展，但他更愿意去其他地方。哈尼宣称他宁愿在伦敦流浪也不愿居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经常抱怨他孤独无聊。尽管他1852年初计划与马克思全家一起搬到新布赖顿码头，1854年又计划作为《每日新闻》的军事记者搬到伦敦，但他还是一直在曼彻斯特囚禁了20年。有几个共产主义者朋友拜访过他:维尔特为他的公司广泛周游；德朗克在拉德福立住了身；最重要的是，马克思每年来一次，甚至两次——有时连续待几个星期。由于玛丽-白恩士，他又获得了新的生活，虽然出于“体面”，他不能与她生活在一起。为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做的工作没有使恩格斯丢掉更为重要的事情：办公室一整天的工作之后，他常常学习语言、军事科学（因此他获得了“将军”的绰号）以及替马克思写文章。
恩格斯的性格很多方面与马克思截然相反:他热情、乐观、平和，生命中洋溢着愉快，并且有着所有关于酒和女人的良好欣赏力的美名。他对朋友忠诚、忍让、无私；思维敏捷、清晰，能够把深奥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有时是过分简单化了）。在与马克思所有保存下来的通信中，恩格斯只有一次好像责备了马克思，这是由于马克思冷淡地接受了玛丽-白恩士去世的消息。整个信件很没有感情。虽然马克思有时对恩格斯的沉默感到愤怒，但真正责备的信件只有一次：马克思由于一本书与威廉-沃尔弗（其绰号是“鲁普斯”）发生了争吵，原因是沃尔弗说马克思借了这本书但没有还。当与恩格斯的交流变少的时候，马克思会暗示说恩格斯把他放在了沃尔弗和德朗克的后面：
至少这是你现在惯用的方法，自鲁普斯先生迁居曼彻斯特以来，你在涉及我同这两位先生的私人关系的一切事情上就惊人地一贯采用了这种方法。为了使我们的通信不致降到单纯的电报往来，最好我们两人今后完全不要在话里涉及你那里的朋友和受保护者。
当恩格斯安慰地回了信之后，马克思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