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每个人有时都有他自己的怪癖和《nihilhumani》［“人所具有的”］东西，等等。关于“秘密活动”和诸如此类的胡说，我自然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些忌妒，你已经习惯了，实际上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而你的那些“受保护者”却能很方便地同你在一起。
对马克思来说，把对一场巨大灾难的感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当1855年他儿子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给恩格斯写道：“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谢你替我工作而给予我的友好帮助，感谢你对孩子的关怀。”之后不久，他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恩格斯与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也有着良好的密切关系：他不时地写信给燕妮，作为礼物给她寄去棉制物品；对于孩子们，他是非常受欢迎的“恩格斯叔叔”。但有时候，马克思的确是责备了恩格斯——尤其是对燕妮责备恩格斯。马克思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劳拉和爱琳娜删除并毁掉了她们父母之间可能会给恩格斯带来伤害的那些信件。
第五部分 伦敦 四 继续研究经济学
鉴于马克思的家庭境况，他还能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是令人惊奇的。他的一个避风港是英国博物馆；他在家记录、整理在那里得到的资料。他的工作习惯不再像他在布鲁塞尔时那样有规律，这从普鲁士政府暗探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来：
在个人生活上，他极度没有条理、愤世嫉俗，是一个糟糕的家庭主人。他过着一种真正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他极少清洗、修饰、换衣服；常常醉酒。虽然他经常一连几天都无所事事，但当他有大量工作的时候又会毫不疲倦夜以继日地去做。他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常常通宵达旦，然后中午就和衣躺在沙发上，一直睡到晚上，整个世界的运转都打扰不了这个房间。
爱琳娜写下了她曾听到的在第恩街前面的房子里的情形，“孩子们把椅子摞起来，代表马车，马克思就是马车上被驾驭的马，甚至在他坐在桌边写作的时候也被‘鞭打’”。
尽管有这些干扰，马克思还是开始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性工作了，进行了大量的高质量的新闻写作。1850—1851年间，马克思长时间地在英国博物馆，重新开始了1844年巴黎期间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在《评论》的文章里，他已经分析了从下列现象中得出的一些历史和政治结论，即1848年革命的失败，生产过剩的周期性循环和随之而来的1843—1845年的过度投机，1846—1847年的金融恐慌，以及1848—1850年英国和法国危机的克服。对1848年革命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减少马克思对下次革命爆发的乐观态度，而且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革命才可能爆发。50年代初，马克思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逃亡者一样，相信革命就要来临。在1849年12月一封给魏德迈的信中，他概述了自己的立场：
大陆上另一个还没有明朗化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的时候，那末，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会成为（即使不是出于本意）革命大陆的同盟者。我认为，革命过早爆发（除非它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是一种不幸……
1850年晚些时候，马克思确实深信的事情是商业和金融危机将是革命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不断地观察这一迫近的危机产生的征兆——他发现了大量的迹象。1850年他就已经认为：“如果开始于1848年的新的工业发展周期走着与1843—1847年相同道路的话，危机将在1852年爆发”；他准确地推理出了危机产生的迹象。1851年12月，他写道:“据恩格斯对我讲，现在西蒂区的商人也同意我们的看法:由于各种事件……而被抑制的危机，最迟在明年秋天一定爆发。”1852年2月，他说：“商业危机越来越逼近，它的最初的征候在这里已经到处可见”。几个星期后，他说：“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人的商业渗入东印度的旁遮普、信德和不久前占领的其他地区——危机可能推迟到1853年。然而危机一旦爆发，就会是非常厉害的。”1853年9月，他说：“我认为，商业萧条将在春季开始，像1847年那样”。马克思预料这一时刻，正像上次一样，首先发生在法国，（他1853年10月认为）“那里……要爆发一场灾难”。1855年海德公园的游行示威使他认为克里木战争可能会推动英国危机的爆发，那里“一切正在酝酿和沸腾”。对于德国他很谨慎，担心莱茵地区可能会爆发起义，将不得不向国外求助，这样他们看来就有背叛祖国的味道。1856年春天，他写信给恩格斯：“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他在这些事情上的预言被朋友们取乐：威廉-沃尔弗实际上就这些预言打了赌。李卜克内西写道：“只是在关于商业危机的话题上……他落为预言的顽童，自然受到了我们强烈的嘲笑，这使他极为愤怒”。
一方面，马克思不愿看到危机在他面前无限期地衰退下去：危机将会使他完成经济学巨著。1852年8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革命可能比我们预想的来得早”。恩格斯回信表示同意：危机“可能还要拖到1854年。我承认，我希望还有一年的时间来啃书本，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在英国博物馆，马克思开始的研究是关于流通和地租这两个问题，之所以研究这两个问题，是由于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在法国，1848年革命的主要受益者曾一度是金融贵族，而在英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则存在于工业资产阶级和大批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注意了到法国银行稀有金属的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它所控制的信贷的扩大。对于英国，他注意驳斥了李嘉图的这种理论，即认为如果谷物的价格没有上涨的话，土地的收入必然会下降。他认为通观英国之前50年的情况，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错误的，而且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可以扭转收入下降的自然发展趋势。
1851年间，马克思如饥似渴地阅读。1月，他研读稀有金属、货币和信贷方面的著作；2月，研读休谟、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和更多的货币方面的著作；3月，研读李嘉图、亚当-斯密和流通方面的著作；4月，继续研读李嘉图和货币方面的著作；5月，研读凯里、马尔萨斯和经济学原理著作；6月，研读价值、财富和经济学著作；7月，研读工厂制度和农业收入方面的著作；8月，研读人口、殖民和罗马社会经济学著作；秋天，研读银行、农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总之，马克思在笔记本上写满了从大约80位作者的著作中摘录的大段大段的文字，而阅读的著作还要更多。这种研读直接服务于他要完成的经济学著作。1851年1月，恩格斯就已经敦促马克思“赶快完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4月，马克思写道：
……再有大约五个星期我就可以把这整个的经济学的玩意儿干完。搞完这个以后，我将在家里研究经济学，而在博物馆里搞别的科学。这开始使我感到厌烦了。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
马克思朋友们热切地等待着这本著作的问世。5月份，拉萨尔写道：“我听说你的经济学著作终于要完成了……我将热切地思考摆在我桌子上的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和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的三卷本巨著”。然而，熟知他的朋友恩格斯说：“只要你还没有读你认为很重要的书，你是不会开始写作的”。而6月份，马克思仍然很乐观，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写道：“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我通常是在英国博物馆里。我正在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还是不能在六至八个星期之内结束这一工作。”虽然他意识到“无论如何应当在某一天把它结束”，但1851年7月，蒲鲁东的新书《十九世纪革命的整体观念》到了他手里，他立刻转移精力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批判。虽然蒲鲁东的这本著作是反雅各宾主义的，但在马克思看来它只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象而没有揭示它的实质。
然而，10月，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他当时正在德国旅行）曾激起了出版商勒文塔尔对马克思著作的兴趣。马克思计划写三卷：“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和“经济思想史”。勒文塔尔希望先出版最后一卷，看看销路如何。恩格斯敦促马克思接受这一建议，但要把历史部分扩充为两卷：
……第三卷可以出《社会主义者》，第四卷出《批判》——《批判》之外可能剩下的东西——和已经非常有名的“正面的东西”，即你“本来”想写的东西……对于多少能思考问题的人来说，有前几卷的暗示，反蒲鲁东和《宣言》，就足以把他们引上正路了；至于普通的购买者和读者，如果在第一卷中就已经发现了大秘密，对历史等等就不会再感兴趣；正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读一下《序言》，一般东西那里全有了。
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历史”部分拉长使这部著作厚一些，他直率地告诉马克思：“这一次可得要讲点生意经！”12月初发生了波拿巴政变，这使恩格斯预料到了勒文塔尔方面出现的麻烦，虽然马克思与这位出版商的友好联系一直持续到第二年，但仍然是任何东西都没有谈成。连金克尔都非常急切地要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得到“积极的基础”，拉萨尔建议创建一个公司，发行股份资助出版，但马克思怀疑这样的冒险是否能够成功，他无论如何也不希望把自己的窘困公之于众。1852年1月，“由于在德国的失败”，他写信请魏德迈给他在美国找一个出版商。此时，他已经放弃了“经济学”的写作。1852年夏天他做了一个短时期的笔记；怀着最后的希望，他把书稿方案交给了出版商布罗克豪斯，书的题目是《1830年至1852年的英国现代政治经济学文献》。布罗克豪斯拒绝了。马克思顶住贫困的压力，坚持《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写作，并由于新闻约稿的增加，他的“经济学”搁置了数年。
第五部分 伦敦 五 新闻工作
“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是马克思1853年9月对于他的新闻工作的看法，当时他已经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一年了。马克思是应执行编辑查理-德纳之邀撰稿的。德纳有着坚强的独立性格:他在父亲破产和母亲去世后由叔伯养大，凭着自己的力量进入了哈佛，但由于没钱，一年后被迫辍学。1841年，他在小溪农庄公社（该处提倡傅立叶主义）加入了“空想共产村庄”团体，当时他在那里是极为活跃的成员之一。当“空想共产村庄”被大火焚毁后，德纳被霍拉斯-格里利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建于1841年，有着引人注目的影响力，《每周论坛报》对日报进行汇编，在美国有200000份的发行量。该报的策略是受到格里利启发，立场惊人地激进：它大量地报道傅立叶派的思想，赞成禁酒，支持保护国内工业的制度（至少有一段时期是这样），反对死刑和奴隶制。这种相当奇怪的矛盾立场引起了马克思的蔑视：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的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德纳1848年在科伦曾与马克思见过面，并对马克思留有深刻印象。1851年8月，他请马克思担任《纽约每日论坛报》18名国外记者之一，请他写了系列德国时事文章。马克思仍然想着完成他的《经济学》，还不能写出流畅的英文，于是在同一封信中关于报纸的提议他对恩格斯说：“如果你能用英文写一篇关于德国局势的文章，在星期五早晨……以前寄给我，那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周以后，他写道:“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搞政治经济学忙得要命，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中是非常大胆的。”恩格斯答应了，10月份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了第一篇文章。文章共发表了18篇（都是由恩格斯写的），并获得了巨大成功。“得知（你的文章）正在被大批的人满意地阅读，并被广泛地抄来抄去，这或许会使你感到高兴。”作者署名的秘密被很好地保存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作者是马克思，数年中文章被多次重印。
1852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定期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英语文章。马克思在德国写作，把草稿寄给恩格斯翻译。但185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第一次冒险给德纳用英语写文章”。同年，由于与俄国的关系变得紧张，马克思扩大了他的主题，不久写作就涉及了世界政治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得到极高的评价。1853年1月，其稿费增加到了每篇文章两英镑。当时的一位作家说德纳定期地“陷入了‘卡尔-马克思’或‘巴黎的一个美国人’的读物之中”。1854年初，马克思经由德纳得到了美国杂志提供的一个机会，即写一些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史的文章。文章要“辛辣而又能引起兴趣”，而且“不包括任何有损该国宗教感情的东西”。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如果他们在一起，可能会赚到钱，而他“一个人可不敢冒险干这项工作”，但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同年，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德纳经常删减马克思的文章，有时把文章的第一段作为社论，其余部分独立刊登，并且不署名。《纽约每日论坛报》总共有165篇社论摘录自马克思的文章，虽然事实上德纳喜欢的这些文章（他并不知道）是出自于恩格斯之手。马克思坚持认为要么全部署名，要么全部都不署名。1855年以后，所有刊登的文章都没有署名。1853年，《纽约每日论坛报》刊登了马克思80篇文章，1854年也大概是这个数目，1855年只有40篇，1856年是24篇。1857年初，马克思威胁说既然《纽约每日论坛报》对于斯拉夫语言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刊登他的文章这么少，那么他要给另一家报纸撰稿了：于是德纳答应不论是否刊登，每星期都要给他一篇文章的稿酬。
1857年4月，德纳请马克思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该书的筹划是乔治-利普利的主意，他是德纳从小溪农庄公社时期就开始结交的朋友，是《纽约每日论坛报》事实上的编辑。该书最终成书16卷，有300多名撰稿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该书以严谨的客观性为目标。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他写的文章不论是关于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哲学的问题，都不要包含任何带有偏见的论据。虽然恩格斯认为德纳的建议是“我们一直等了这么久的机会，这可以尽力避免财政上的不足”，计划是集合一些合作者共同工作，但没有实现。请马克思主要撰写的是军事史方面的文章；当恩格斯由于祖辈方面的事情而病倒的时候，这件事严重受阻。马克思对尴尬的推迟不能给出合理的理由，后来竟撒谎说文章可能是在邮寄的过程中丢了。他大部分的稿件写于1857—1858年，但直到1860年底，他也还陆续寄去几篇。每页两美元，这是一笔有益的收入资源。马克思结束撰稿的原因不得而知。总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在《美国新百科全书》中共刊登了67篇，其中51篇是恩格斯写的，但马克思为文章的写作在英国博物馆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工作。
1857年底，商业危机迫使《纽约每日论坛报》辞退了除了马克思和其他一位记者之外所有的国外记者。1861年，格里利由于受马克思观点的影响，让德纳把他也解雇了。德纳拒绝了，但几个月没有继续刊登他的文章。1861年底和1862年初刊登了几篇，但1862年3月，德纳写信给马克思说美国内战已经占了报纸的所有篇幅，让他不要再寄文章了。《纽约每日论坛报》一共刊登了马克思的文章487篇，其中350篇是他自己写的，125篇是恩格斯写的（大部分是关于军事方面的），12篇是合写的。
马克思的文章不单单是用来谋生的:尽管他对自己的作品评价很低，但仍然一直能写出极富天分的新闻文章，并且，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的话来说，他“不仅是……最宝贵的撰稿人之一，而且也是该报报酬最优厚的撰稿人之一”。马克思远离传统新闻资源，因此与其他多数记者相比，较多地利用了官方的报道、统计资料等。此外，他还尽力把大量文章与他“严肃的”研究连在一起，增加了文章的深度。例如，他关于印度的一些新闻文章就几乎逐字地收入了《资本论》。他所持观点强硬，其文章异常冷静客观。在很多领域（例如，在反对反动的欧洲政府上），他完全同意《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立场，并且能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在分歧的地方，他本人尊重的是直接事实。
虽然马克思开始时完全只写关于英格兰的文章（他对其情况格外熟悉），但到1853年，他也写关于欧洲的文章，其中写的最多的主题是克里米亚战争即将爆发。对此，马克思广泛地注意了维护西欧文明价值，正如1789年及其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持的观点，他驳斥了俄国“亚洲的原始状态”。他几乎是病态地仇恨俄国，致使他有着认为帕麦斯顿是俄国外交工具这一奇怪的观点，并提议要“揭露”（正如他在一系列文章中所说的）帕麦斯顿表里不一的行为。这些文章中一些是为《自由新闻》写的，该报由浪漫主义保守派政治家戴维-乌尔科尔特经营。对于戴维-乌尔科尔特厌恶俄国的观点，马克思描述为“主观地反动”，但“客观地革命”。在给《自由新闻》的撰稿中，马克思特别费精力地批驳了赫尔岑对俄国社会主义者使命的信念以及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章——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俄国的专制是罗马管理国家本领的复活，是与空洞的西方民主相对立的现存宗教基本原则的体现。这是德纳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对法国和俄国的态度上表现了“对美国报纸来说是太过分的德国人的感情”。
马克思还就远东，尤其是印度，写了相当多的文章。总体上，他认为殖民主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在灭亡之前必定要遍及整个世界。正像西方的工业化一样，它同时有着进步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亚洲没有自己的历史，情况更是如此。之所以这样认为，是由于其生产方式与西方不同：要组织广大民众满意地进行农田灌溉，这种必要性已经导致了高度集权的政府，这种政府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村庄，完全缺乏土地的私有性质。印度唯一的变化是由入侵者带来的，最近的根本变化是英国资本带来的。虽然这些变化对英国没有益处，但终将把印度带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中。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1)
一个人像我这样在几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活的时间越长，精神生活的圈子就越窄。
——马克思
19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变得非常平静。他的家不再是公社流亡者或者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聚集地。虽然他增强了对陌生人的警惕性——任何一个德国人在经过海伦-德穆特允许进门之前，必须出示书面的合法事由证明，然而，马克思仍然乐于接待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但日常的拜访是限制在他的家人和马克思喜欢称为他的“科学的朋友”的小圈子。他坚定地拒绝了无数次公开演讲的邀请。他的情绪还是非常平和的，对于公开争论的兴趣大大减弱了。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
现在马克思的日常活动相当规律：他喜欢在上午工作，午饭后散步，六点钟吃晚饭，九点钟接待朋友。最经常拜访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搬到了伦敦，住在瑞琴特公园路一套精美的房子中，离马克思这里步行路程不到十分钟。他常常下午一点到马克思那里，两个朋友要么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地毯两条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的对角线都有了走出来的痕迹，要么在罕普斯泰德荒原附近散步，如果天气好的话。然而，燕妮仍不能十分乐观地面对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现在我太老了”，1872年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1875年，马克思一家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一栋小一些的优雅的房屋里。虽然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十分经常地请恩格斯补充他的零用开支，但过去20年的经济忧虑已经结束了。
女儿们结婚了，因此家庭变大了，联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劳拉和保尔-拉法格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从马德里回来就定居在伦敦。他们没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分别出生于1870年和1871年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沙尔-埃蒂耶纳，马克思的第一个外孙（也是依他取的名字），死于马德里，那时他刚三岁。靠药物恢复精神的保尔，在伦敦开了个照相凸版印刷品公司。来自较大公司的竞争和他完全缺乏商业头脑意味着这项事业不可能获得成功。整个70年代，拉法格一家（还非常有派头）都是依靠恩格斯资助生活。
拉法格还要对马克思卷入实际的资本主义活动的一次冒险行为负责。拉法格与勒-穆修合作，后者是一位从公社来的流亡者，也是一位专业镌版工人，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关于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吾吾。
小燕妮是个热情的亲法者，正像杜西是个热情的亲前爱尔兰者一样。小燕妮仿效劳拉于1872年春天与法国人沙尔-龙格订了婚。在此之前她已经有点爱上普通的公社社员古斯达夫-弗路朗斯了，但后者在围攻时牺牲了。龙格曾活跃于国际工人协会，在协会中他与马克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他有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他曾是公社成员，并担任公社机关报的编辑。和劳拉订婚时一样，这对恋人“眉目传情的眼睛”有同样多的欢乐。龙格试着在马克思家中做了几个法国菜，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燕妮-马克思。她本想能够改变一下，女儿能选择一个英国人或一个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
像大多数法国流亡者一样，龙格身无分文。他是医学学生，并在皇家学院（King'sCollege）谋到了一份暂时的教职。1872年10月中旬，他们在圣潘克拉斯登记处结了婚之后，就搬到牛津了，龙格试图在那里找一份法语家庭教师的工作。但是，他们很快搬回了伦敦，因为燕妮不喜欢“牛津的正统而自大的气氛……它佯为科学之地”，正像她在信中给库格曼写道：
伦敦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楼的起居室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离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他告诉我他也非常想念我，并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
小燕妮在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作了家庭教师，教唱歌和演讲课，在此期间，龙格在皇家学院终于获得了讲法语的终身教职。虽然龙格不像拉法格一样与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但小燕妮一直是马克思喜欢的伙伴。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死去，而在她1883年去世之前又生了五个孩子。马克思特别喜欢最大的孩子让（或者琼尼），他称琼尼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喜欢连续几小时地和他一起玩耍，玩着曾和自己的孩子玩过的同样的喧闹的游戏。
因此，在三个女儿中，只有爱琳娜没有结婚。在龙格追求燕妮的时候，爱琳娜深深依恋着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一位华而不实的法国巴斯克人，34岁，正好是她年龄的两倍。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在公社中很活跃，单独一人保卫了最后一道需要守住的街垒。但他太过于个人主义了，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拉法格一家故意怠慢坚持不懈的利沙加勒。爱琳娜写信给姐姐燕妮说：
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勒毕竟来了。
马克思也不喜欢这种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爱琳娜说他对利沙加勒不公平，但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2)
马克思相信他的干涉将会迫使利沙加勒“强作欢颜”。但是当恩格斯不明智地把马克思的信给燕妮-马克思看的时候，她强烈反对她丈夫的态度。她宣称她是唯一理解女儿的，并默许利沙加勒去布赖顿看爱琳娜，同时一直与她通信，并送成篮的特别食物和衣服给她。
与此同时，爱琳娜一直尽力使自己经济独立。1873年夏天，在两个牧师和马克思40年代的同事老阿尔诺德-卢格的帮助下，她在布赖顿的密西斯-霍尔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找到了一份教职。但她仍在苦苦想着利沙加勒，她的身体垮下来，不得不回到伦敦。整个1872年，她一直陪着父亲，无论是在家还是去哈罗盖特和卡尔斯巴德。马克思禁止她见利沙加勒，她就请求父亲，这可能发生在1874年中：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
年底，她恢复了健康（马克思曾把她的病情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歇斯底里），并且继续与利沙加勒愉快地通信。利沙加勒喜欢称她为“我的小妇人”。马克思后来似乎放松了对爱琳娜的限制，因为1875年和1876年爱琳娜在新闻写作和出版计划上一直在帮助利沙加勒。她把利沙加勒的杰作《公社历史》从头到尾地翻译成了英文，该书1876年在法国出版，马克思在该书的校对翻译稿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但当政府的特赦使得利沙加勒1880年可以返回巴黎时，爱琳娜没有跟随他。这些年间，爱琳娜事务缠身，与父亲疏远了，和母亲的情况甚至更糟：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倔强和不近人情，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曾牺牲了我最美好的、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
为了转移悲痛，爱琳娜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写文章，特别是关于俄国的文章；在伦敦学校委员会选举中替自由思想候选者拉票。她还进行翻译和写纲要的工作，并长时间地待在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遇见了萧伯纳。当母亲越来越多地因谈话而忽略了客人时，爱琳娜开始承担起招待来访者的女主人角色，一些来访者对她的外貌、活力和政治领悟力都大加赞赏。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海德门，关于她曾写道：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太风格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法看到父亲的不足。
19世纪70年代末，爱琳娜努力展开她的戏剧职业，对戏剧的兴趣是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一家一直对莎士比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成为对其悲剧做新的艺术处理的亨利-厄尔文的狂热推崇者。在爱琳娜的协助下，燕妮-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以捍卫厄尔文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特别的、忠实的而又富有创新性地刻画”。爱琳娜是新弗尼瓦尔莎士比亚协会的热心会员，是诸如厄内斯特-雷德福和多莉-梅特兰这些男女演员的朋友。她还是莎士比亚读书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经常在马克思家里举行聚会。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玛丽娅-昆敏夫人，这样描写了在一次聚会中的马克思：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他在年龄上是最大的，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然流露。
然而马克思无论多么喜爱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他也不赞成女儿以此作为职业，爱琳娜直到1881年7月才公开演出（当时她出现在两部法国独幕剧中）。恩格斯观看了演出，给马克思写道:“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得很出色，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模仿艾伦-特里，就像雷德福模仿厄尔文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虽然由于疾病和父母亲的去世一度中断，但爱琳娜仍然坚持她所追求的目标。最终她与她后来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一起，为那个时代的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1)
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年代里，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1871年11月底，迈斯纳告诉他《资本论》第一版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请他（付给500泰勒版税）准备第二版，价格比第一版便宜些，计划以12个独立的小册子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18个月。最后一个分册直到1873年6月才出版，主要原因是莱比锡发生了长时间的印刷工人罢工。他对第一章作了重大改动，对此他的女儿燕妮说：“他很少这么高兴”。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1872年3月出版。这个译本由年轻的民粹主义者罗帕廷开始译，他1870年夏天移居到伦敦，在马克思指导下在英国博物馆开展工作，同时向爱琳娜学习英语。罗帕廷没有完成翻译工作（他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狱而返回了俄国，这次营救并没有成功）。翻译工作由丹尼尔逊接过来，这是一位羞怯的民粹主义学者。他在从银行工作回来后（他在这家银行工作了50年），常常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翻译。有些令人担心的是，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该书，但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得出结论说:“很少有人愿意读它，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他们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得好，该书被热情地传来传去——有时候包着《新约》书皮。马克思甚至没有时间修改第一章，虽然他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丹尼尔逊，抱怨国际工人协会要求他做种种事情：“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少具有吸引力的事情”。
甚至在总委员会1872年迁移到纽约之后，1873年马克思在伦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未了结的零星事务。1873年秋，他的健康严重恶化。1873—1875年他的确是几乎没有时间做法文版的工作。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的计划早在1867年就有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的兄弟埃里-勒克律，在马克思以前的导师莫泽斯-赫斯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头，但他很快就放弃了。直到1871年（在不少于其他五位译者试图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马克思与罗伊进行了商谈，罗伊作为费尔巴哈的翻译，享有盛誉。他当时是波尔多的一位学校教师。从伦敦来回地邮寄稿子的各个章节部分自然会延缓进度，而罗伊在辨认马克思字迹方面的困难又进一步延长了脱稿时间（他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的原稿来翻译的）。马克思通过拉法格幸运地被介绍给极其活跃的巴黎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后者最近曾被流放到瑞士。马克思赞成拉沙特尔的建议，即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因为“这种形式会使得著作更容易接近工人阶级，对我来说，这种考虑比其他任何考虑都更为重要”。
1872年2月马克思与拉沙特尔签订了合同。但书要由作者承担出版费用。马克思向他的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浦请求经济资助，菲利浦回信说：“如果需要，我作为朋友和亲戚当然愿意帮助你，甚至是在金钱上；但由于你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目标，我不会那样做。”而罗伊的翻译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标准，他感到自己必须要整句甚至整页地重写，结果第一分册直到1875年5月才刊行——推迟的原因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健康，部分由于罗伊的缓慢进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拉沙特尔在他的这个版本中很希望刊出马克思的照片（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地抢在俄国出版商前头，俄国出版商的照片被政府禁止刊登，理由是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人格的过分尊崇）。马克思说，这比他“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他在这个版本的后记中写道：“这个版本具有独立于原书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有能力读德文的读者也是有用的”。
在法文版完成之前，马克思就收到了他的德国和俄国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第二卷。1876年10月，恩格斯向库格曼保证说“第二卷的工作日内将重新开始”。两年后，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第二卷能在“1879年底”完成。1879年4月，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长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刚刚得知政治形势恶化将妨碍他的第二卷在德国出版的消息。他几乎是欢迎这个消息的，因为除了健康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迫使他延迟。首先，英国正在经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其次，正如马克思坦率解释的那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丹尼尔逊曾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量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有时使恩格斯和燕妮都激动不已。这个主题占据了马克思的头脑，特别是在1876年和1877年。正像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1870年以后，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二 工作(2)
对俄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启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思想，正如英国工业的发展为第一卷阐述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例证一样。为能够研究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语。像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一样，马克思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资料，但是此时他缺少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综合的能力和内在动力。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阅读笔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变得着迷于这种阅读：他不再有创新的力量，但至少还可以吸收。这样，《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实际上保留在1864—1865年来的水平。1870年，马克思几乎对第二卷中的一半进行了重写，但以后只做了小部分的添加与修改，因为他意识到，正如他在去世前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恩格斯义不容辞地要为《资本论》“‘做出点什么’来”。马克思一直秘密地进行手稿的工作，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恩格斯。恩格斯后来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事实上，手稿是如此地凌乱，以至于恩格斯只能在马克思逝世之后11年才印行了《资本论》第三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