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内心本不很情愿完成他的经济学著作，这由于70年代压在他身上的任务分散精神而加强了。他与人合著了两个《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本，在德国是和约翰-莫斯特，在荷兰则是和多梅拉-纽文胡斯。他不仅帮助爱琳娜把利沙加勒的书翻译成英语，而且还在德文翻译中给予大量的细节上的指导。他不喜欢可能会成为他女婿的利沙加勒，这种情感被他对利沙加勒的《公社历史》的赞赏冲淡了。70年代中期，马克思腾出一些时间帮助恩格斯写《反杜林论》，这本著作以其系统性和清晰性，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享有盛誉，其发行量大大高于《资本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不久写的第二版序言中，说他把全部手稿都给马克思读了，说事实上马克思写了评论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论述》的一章。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达到顶点。正是这一倾向代表着作为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动规律。这与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证迥然不同。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
马克思曾一直对达尔文的著作极为钦佩。他在1860年，即《物种起源》出版的第二年就阅读了它，并马上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他认为这本书最后驳倒了宗教目的论，但他很遗憾“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然而，两年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1866年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甚至有了更多的批判: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这部著作没有更多的内容。虽然他承认达尔文的著作可能有“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任何想把整个历史归到达尔文“生存斗争”思想下的人，都只能证明其“思想”的无力。马克思无疑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认为他在研究经济结构时运用的方法更类似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马克思在他本人和达尔文之间作的唯一的直接比较，是在写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的对自己作品的一篇讥讽式评论中表达出来的。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明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
不过，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地质学，尤其是数学）的关注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还对刚出现的人类学很感兴趣，并热心于路易斯-摩尔根的著作。路易斯-摩尔根曾是一位极受尊敬的作家，但他的学术声望并没有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下来。1880—1881年的冬天，马克思十分认真地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上百页的摘录。恩格斯在他后来的《家庭起源》一书中运用了这些摘录材料。摩尔根著作中特别引起马克思兴趣的是原始部落的民主政治组织以及他们的财产共有。马克思并没有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渗透到摩尔根的著作中；马克思似乎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对摩尔根的成就极其钦佩。特别是，他没有看到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任何密切相似之处。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1)
使马克思不能完成他生命著作的是他的疾病。到19世纪70年代初，他早期的生活方式和穷困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为了寻求身体的健康他不得不从一个疗养点到另一个疗养点，这种让人同情的奔波越来越占据了中心位置。1871年4月，恩格斯告诉库格曼，自从普法战争的爆发马克思放弃理论工作以来，他已经开始“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大部分时日都要散步两个小时到汉普斯泰德，并且如果他感到不适，就连续几个星期不沾啤酒。但是他一重新回到理论工作（继续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旧病就会严重复发：大脑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即使大剂量的安眠药也不能使之缓解。每一次突然发作都让人提心吊胆。恩格斯说服他1873年5月到曼彻斯特咨询恩格斯的私人医生龚佩尔，他也是马克思唯一完全信赖的医生。龚佩尔给了马克思一个要严格遵守的医嘱，绝对禁止他每天工作超过4个小时。这大大改善了马克思的健康，但到秋天头痛又复发了，马克思又一次到北方去看龚佩尔医生。他在精神几乎崩溃的爱琳娜的陪伴下，在哈罗盖特又进行了3个星期的水疗。马克思的时间都用于读圣贝夫的《夏多布里昂》一书，他认为这本书“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龚佩尔发现马克思的肝脏肿大，就强烈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在哈罗盖特的治疗当然没有使病情减轻；而当痈在冬天复发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受着失眠的困扰，不能进行任何认真的写作或者工作——这种境况他描述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1874年4月，他在拉姆斯盖特待了3个星期，7月份在怀特岛逗留了一阵，这里居民的宗教狂热使他大为惊讶。为了照顾爱琳娜（她的神经疾病再一次使她处于崩溃的境地）和参加外孙查理（他活了不到一年）的葬礼，他不得不离开了怀特岛。这样，马克思暂时没有了外孙——4个出世的外孙都在幼儿时期就死去了。
1874年6月底，马克思终于决定采纳龚佩尔的建议去卡尔斯巴德，这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矿泉疗养胜地，坐落在波希米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部）艾根河险峻的河岸上。早在1869年，库格曼曾试图劝说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去那里，马克思断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个“无聊而又费钱的地方”。现在，由于经济状况好转而健康每况愈下，他决定去那里，带着爱琳娜随行。这次旅行由库格曼安排，他在日耳曼尼亚为他们在一家价格比较适中的旅馆订了房间。官方游客名册的记录是：“查理-马克思先生，平民，与女儿爱琳娜一起，来自伦敦”。作为平民，马克思必须支付双份的疗养税，但他希望这个自我说明可以“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关于预料中的警察方面的麻烦，马克思在启程之前就申请入籍为英国国民。8月初，他的律师向英国内政部递交了这份申请，并附有四位极受尊重的住户提供的必要的推荐信。但是，内政部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拒绝给出理由。事实是，伦敦警察厅向内政部传送的情报是该申请者是“臭名昭著的德国煽动家”，“不忠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没能逃脱警方的不断监视，虽然报告只说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马克思非常认真地进行治疗，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机器。他最晚5点半起床，接着散步到6个不同的矿泉水区，在每个地方都要喝一杯水，时间间隔是15分钟。早餐是特制的药物面包，早餐之后要散步1个小时，上午半晌时，要在城外的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是在周围的小山上继续散步，然后回到旅馆，以换换环境，在午饭之前打个盹。每隔一天打盹之前还要冲个澡。午饭后仍是继续散步，或者组织好的参观，接着是一顿便餐，之后早早上床，所有的活动都在晚上9点结束。马克思非常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在松树覆盖的厄尔士山花岗岩山麓中长距离地散步。他还喜欢给比较引人注目的过路者起一个诙谐的绰号。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起一次参观瓷器作坊，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操纵着一架旋转着的复杂机器。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马克思问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那人回答道，“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
下午和晚上，马克思通常更愿意和一些人一起，进行轻松的谈话，诸如著名的画家奥托-克尼勒和西蒙-多伊奇（奥地利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从巴黎时期就记住了他）。不论是散步还是在旅馆后的露台上写信，父亲和女儿都形影不离。据爱琳娜说，在卡尔斯巴德，尽管她在对人的态度上仍然有着令人尴尬的直率，几乎不停地在抽烟，但她和父亲相处得非常好，“他惊人的历史知识使得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的过去比现在还显得栩栩如生”。
对马克思来说，在卡尔斯巴德唯一令人不快的事情来自库格曼。从他居留一开始，马克思就对“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不幸的是，库格曼为马克思选择了一间位于他自己和爱琳娜之间的房子，结果是——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三 健康(2)
据爱琳娜说，库格曼夫人（爱琳娜对她怀有深深的敬爱）的丈夫总是告诉她，她对他提供给她的好处没有表示足够的感激，“在昏暗的日子里，库夫人还没有扬起自己的剧装，宏大的舞台就开幕了”。弗兰契斯卡后来写道，还有其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和库格曼在一次长距离的散步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库格曼“试图劝说马克思停止一切政治宣传活动，首先完成《资本论》第三卷”。这一直是一个极易惹火马克思的问题。9月21日，马克思和爱琳娜离开了卡尔斯巴德，有意不去汉诺威。他们先是去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当时威廉-布洛斯刚被从狱中释放，李卜克内西就带着他们迎候了他。布洛斯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维尔腾堡政府总理。他后来写道：
我激动而高兴地迈过监狱的门槛。门外站着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小儿子。他旁边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挽着一个人的胳膊。这个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五十来岁，长长的白色胡须，只有嘴唇上的胡子是乌黑的。他容光焕发，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英国老头。但我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然后他们去柏林看望了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是一位小公务员，并以此谋生，他仍然保留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去汉堡看过迈斯纳之后，10月初他们回到了伦敦。
马克思第二年独自去了卡尔斯巴德。他出门在外的旅行由于与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交谈而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以一瓶法国科涅克上等白兰地成功地打破了这位神父的沉默。一到目的地，他就在家信中宣称库格曼不在，对他的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开始享受长距离地散步，开始享受比尔森啤酒。他花大量的时间与马克西姆-考瓦列夫斯基在一起，后者是一位俄国的自由派贵族，他同样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历史有兴趣，后来他成了伦敦的常客。考瓦列夫斯基没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深深敬仰着马克思，这些日子在马克思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库格曼最近留下的位置。
警方继续密切监视马克思，但对布拉格的汇报不过是“他过着安静的生活，几乎不与别人交往，自己常常长距离地散步”。治疗很有效果，恩格斯1875年10月提到：“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
第三年，也就是1876年，马克思又回到了卡尔斯巴德。这一次他带着爱琳娜，说他过去一年非常想念她。他们按照嘱咐待了一个月，稍微进行了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与德国大学的教授们交往，在这个圈子里所有人都希望谈论的一个问题是：你对瓦格纳怎么看？马克思的观点极尽嘲讽。爱琳娜的健康让马克思异常焦虑，在他们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差一点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在回程中，他们到布拉格与库格曼的妻弟、商人麦克斯-奥本海姆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绕道经过宾根和克罗茨纳赫，因为马克思想给女儿看一看他结婚和度蜜月的地方。
1877年，马克思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了位于莱茵兰地区的小疗养地诺伊恩阿尔。他对恩格斯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到卡尔斯巴德去费用将极端昂贵，因为燕妮这一年不愿意被留在伦敦；而且换一种饮食起居方式可能会有益处。恩格斯回了信，给了马克思一些他在1849年战役中曾用过的布莱克森林的详细地图。1878年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剥夺了马克思去德国或奥地利疗养地的机会，这一年，他不得不凑合着去了一个差不多的地方——英国的马尔文。他与妻子、女儿燕妮和外孙一起去了，三个人都病得很严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莉希-白恩士（恩格斯自从玛丽去世之后一直与她生活在一起）在经受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死于膀胱肿块。恩格斯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在她去世的床边与她举行了婚礼。马克思在下一年去了泽西，但在他的第三个外孙埃德加尔出生之后，不得不返回到拉姆斯盖特和女儿燕妮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马克思一家都忙于燕妮-马克思的疾病——无法治疗的肝癌。1880年，马克思带着妻子首先去了曼彻斯特看望了龚佩尔，接着到拉姆斯盖特多待了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卧病在床，又不信任医生，燕妮需要家人一直照料。到下个十年到来的时候，疾病与气候的话题充斥了马克思的信件，压倒了其他一切事情——这可以理解，鉴于马克思自己的疾病和发生在家庭中的不幸，——现在他已身心交瘁：总之，他的公开活动结束了。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1)
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和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四分五裂，意味着19世纪70年代民族自治党派得到了发展。和以往一样，马克思希望战争成为革命的催化剂。1874年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唯一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是德国，正如马克思曾经预料的那样，工人运动的重心在普法战争后发生了转移。正是德国在70年代占据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存在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党和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他们在70年代初试图合并起来。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施韦泽辞去拉萨尔派的主席职务以及巴黎公社余波中俾斯麦对两党的镇压，都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第一次规模很大的选举活动的成功表明这两个党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选票，谈判拉开了序幕，并在1874年底基本上达成了协议。1875年5月，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哥达将通过统一的纲领。
德国内部的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这不仅因为纲领的内容，还因为并没有向他们征询意见这样一个事实。恩格斯1875年3月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扼要地重述了纳入到纲领中的、不能接受的拉萨尔派的提议：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看作“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以及没有考虑工联的作用。并说如果纲领被采纳，他们将会与李卜克内西断绝关系。马克思5月份亲自给白拉克写了一封信，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在马克思看来，爱森纳赫派本应使自己为联合行动达成某种实际的协议。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会之后就立刻与纲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信中还附了一份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的手稿，请白拉克把该文散发给爱森纳赫领导人。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缓一缓，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直到1891年该文才刊行出来，以《哥达纲领批判》而闻名。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
《哥达纲领批判》行文采取了提“几点意见”的形式，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纲领中有关分配国家财产观点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纲领中国家观的批判。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反对“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他在公开宣称的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中没有发现非常革命性的东西，因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马克思进一步批评纲领没有抨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的讨论模糊不清；工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一个观点，完全忽略了资本更新、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贫困救济等的必要支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将会毫无意义，因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接着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产品的分配，由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扣除作为社会基金的劳动之后），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马克思继续写道，当然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衡量用的是相同的标准——劳动，而人的能力、家庭条件等是不同的，因此不平等就出现了。马克思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继续写道：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这样总结了他对纲领这一部分的批判：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马克思第二个基本的批判是对纲领中的“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反驳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
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它的阐述一样是错误的：它提出了政府援助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回到“自由国家”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坦率地宣称这不可能是配得上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标。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他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纲领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很多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达到了。
尽管给了对方很大压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断绝与纲领的关系；恩格斯声明说新党派中的分裂绝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反对立场，使得拉萨尔派与政权联合的政策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爱森纳赫派很快获得了最高领导权。随着德国工业以惊人速度的发展，新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了比以往多的选票。虽然这样，马克思仍然对他的战友和学生的政策很不满意。连倍倍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看作该党中唯一的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两位老人达成理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四 欧洲景象(2)
虽然马克思非常渴望有一个理论杂志，来揭露“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但他对1877年8月出现的《未来》杂志仍然持不欢迎态度，该理论杂志计划两周一期，来取代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该杂志得到了一位富有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的儿子卡尔-赫希柏格的资助，他怀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他拒绝为该杂志撰稿；当他读到有关正义的词语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时（这使他想到了40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并不合理。“把资产阶级带入党”结果并没有成功。马克思总结了他对德国形势的总的看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的“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建于哥达会议，当然包含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约翰-莫斯特倡导某种与无政府主义极为接近的东西，“博爱的”社会主义有众多的追随者，杜林的去中心化和高度平等主义的公社对工人党中的爱森纳赫一派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杜林为克服失明所带来的困难的奋斗，以及在大学权威面前坦率的激进主义言论，使他在他所从教的柏林广受欢迎；只是到了后来，他的光芒由于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和强烈的反犹主义才暗淡下来。总的来说，杜林认为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来自左翼”的，他批评了他称之为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经院哲学，他的经济决定论，对李嘉图的依赖，以及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含糊性。然而，尽管诙谐地称马克思是“年老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著作也相当敬重。1877年，工人党的会议差点通过了一项决议，停止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约翰-莫斯特提出了该建议，称恩格斯的文章“对《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没有意义”。倍倍尔努力促成他们通过一项折中的决议，即把文章以科学增刊的形式刊行。鉴于李卜克内西对所有加入者敞开大门而造成的“党的腐败堕落”，马克思对俾斯麦1878年10月通过的反社会主义法令持欢迎态度。这个夏天，威胁威廉一世生命的两次行动自然使马克思极为愤怒，因为这马上就给俾斯麦制造了借口，禁止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的组织、会议以及公开出版物，这个禁令将实行12年。
马克思对德国形势的不满又一次集中于一份新的出版物。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了三个流亡者编辑的《年鉴》第一期，这三个人是：创建了《未来》杂志的同一个赫希柏格，社会民主党新闻工作者卡尔-施拉姆以及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倡导者，最近刚从杜林转到马克思的思想上来。工人党很显然需要一份有号召力的刊物：约翰-莫斯特曾开始启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住在巴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工作者卡尔-希尔施，曾创建了一份名为《灯笼》的新杂志，在布鲁塞尔刊行。希尔施被说服承担了动议中的《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准备工作留给了苏黎世的那三个人。然而，第一期就显示出寂静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坚决反对。还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苏黎世编辑们对希尔施的不友好态度，因为希尔施曾在他的报纸上抨击了一位叫凯泽尔的社会民主党人，该社会民主党人曾投票赞成保护德国的钢铁工业。凯泽尔实际上事先曾与他的同事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可。然而，马克思不考虑这一策略，认为这是“议会白痴症”。
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平。他们反对苏黎世小组的观点，即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解放自身，只有改革才是党的目标，以及暂缓制定党的纲领。他们说，这种态度使他们想起了1848年，这些人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
无产阶级应该由资产阶级归附者来增强力量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必须首先要能够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次要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的结尾写道：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然而，《年鉴》只出版了两期，1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创立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份新报纸“没多大价值”。他们仍然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非常不满，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这大多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有更多军人的口气，所以，李卜克内西（其中的一位）就感到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但是整个争吵1880年底平息了，当时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进行了他们所谓的“卡诺萨之旅”，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家同意伯恩施坦承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多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做得非常成功（马克思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没有记载）。虽然马克思对未来极其乐观，但是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却极为刻薄。可以举两个例子:他对恩格斯评论说，狄慈根的工作越来越糟糕，并认为这个人的情况是“无可挽救的”；考茨基（很快成为德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马克思指责为“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1)
直到1875年，马克思还一直极为怀疑俄国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他认为1861年俄国农奴获得解放后的乐观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尽管《资本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对思想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敬慕，但是他仍坚持认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更容易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国内的颠覆。到1877年初，随着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马克思预言“东方问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结局如何”。他和恩格斯持续地对俄国—土耳其战争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占据了他们1877年下半年的时间），虽然他们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并不准确。马克思“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土耳其人给予完全的支持，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同时也因为“俄国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资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
他将土耳其人的最终战败归咎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叛（他正确地预见了其不可避免的分裂），归咎于土耳其没有进行自己的革命。
土耳其战争没能动摇俄帝制，马克思将希望越来越多地寄托于俄国内部某种革命运动的可能性。他已对俄国状况作过详细研究——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过程中；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俄国日益强大的反抗运动自然要向他征询建议——他也乐于给他们建议。随着农奴在1861年获得解放，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宽大政策使得广泛的政治运动成为可能。最为激进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各个派别——他们的本质特征是想作为以广大农民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催化剂，并渴望通过找到一条俄国的特殊道路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
1874年，这一问题由于布朗基的一位民粹主义追随者特卡切夫的一封公开信而公开化，这封信指责恩格斯低估了农村公社——传统的农民村社的革命潜力。恩格斯的回复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对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一位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抨击了这一观点，声称《资本论》含有对俄国人的努力奋斗的谴责，这些俄国人在为自己国家获得发展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工作。比起恩格斯来，马克思的观点更为微妙，更为含混，他在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回答。他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指责：“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维护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的观点，继续说道：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在1874年底马克思做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
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除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且对宣称以此为目的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恐怖主义一派民意党人（NarodnaiaVolya）表现出了极大的赞美。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马克思把这些恐怖分子描述为“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认为他们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
马克思不怎么尊重在日内瓦的民粹主义流浪者（其中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他们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于集中搞宣传：“（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头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头作准备……”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维拉-查苏里奇1881年2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特别地请求马克思澄清一下他对于俄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她写道：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
他们最有力的论说常常是：“马克思这样说过”。反对方说：“但你是怎么从他的《资本论》中推导出这一点的？他并没有讨论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到俄国。”你的学生们说：“如果他谈到我们国家就会这么讲。”
马克思对这封满腹疑虑的信的简短回答是带有预言性的：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的回信尽管简短，但却有三个非常详细的草稿，这些草稿透彻地分析了农民公社的发展，并且有着比较乐观的结论：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声明中，即1882年《共产主义宣言》俄译本的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一立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样一来，马克思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理论遗产也是极为模棱两可的。
在法国，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缓慢地复苏。直到1877年，又开始重新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后来的领导者盖得和马隆以前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在他们的《平等报》上宣称了他们越来越接近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879年10月，工党联合会（FederationduPartidesTravalleursSocialistes）成立了；1880年的大赦，由于允许流亡者（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婿）返回，社会主义者队伍壮大了。1880年5月，盖得来到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讨论竞选纲领。对这个纲领，马克思总体来说感到满意——他为纲领写了导言，因为这个纲领体现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但是他反对写法定的最低工资（盖得坚持要写）。“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他还草拟了一份长长的调查表发给法国工人，以此复活了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思想。调查表1880年4月发表在马隆的《社会主义评论》上，25000册销售一空。其前言坚定地说：只有工人“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