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当地看来，这些手稿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的出发点——一种对要采纳的思想的原初的、丰富的表现，手稿在随后的经济学著作中得到发展，尤其在《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后来的这些著作中，毫无疑问是更系统、更细致、在极为纯粹的经济的和历史的背景之下探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题；但是核心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即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及其解放的可能性（通过共产主义支配自身命运的可能性）并没有改变。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1)
当马克思在巴黎热情地撰写手稿的时候，燕妮在特利尔又一次沉浸在了狭小的生活中。她很高兴与母亲又在一起了，在法国时她曾多次为母亲哭泣；但威斯特华伦一家陷入贫困以及胆小的弟弟埃德加尔的依赖令燕妮很沮丧。婴儿现在请了一个乳母，很快便脱离了危险。这个孩子是燕妮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喜欢长段描写的主要话题。当燕妮的老朋友和熟人来看她和小孩的时候，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接待羡慕者。她尽力回避掉了一些关于马克思在巴黎从事工作的问题。事实上，她在给丈夫的信中充满了疑虑：
亲爱的，我对我们的未来（无论短期的还是长远的）都感到极大的焦虑，我想我要为自己目前崇高的精神和兴致受到惩罚。如果你能够的话，请在这方面抚慰我的痛苦。人们对稳定的收入谈论得太多了。对此问题的回答，我只能是羞愧难当，并答之以往后我也会有华美的服饰。
燕妮满怀焦虑，踏上了去婆母家艰难的旅途，她吃惊地发现婆母的态度自从她结婚以来发生了相当的变化。马克思的母亲和他的三个姐妹仍住在家里，她们热情欢迎她的到来。燕妮的心情只是由于荣克给她寄来1000塔勒所带来的新的富足而稍有改变。她给马克思的第一封信以一种马克思式愉悦的提醒（可惜很少被留意）结束：
请不要再用这种令人心酸和不愉快的风格写信了！！！要么就如实准确地写，要么就轻松和幽默地写。亲爱的，请让笔在纸张上滑动，如果有时要脱落和停顿，也要把一句话写完，然而，你的思绪简直就像老卫士的投弹兵，急速而又勇猛……如果他们的制服轻松地挂着而不是如此紧紧地系着，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法国士兵看来，这种轻松、轻巧的制服看起来是多么漂亮呀。试想一下我们拘谨的普鲁士人——它能让你战栗吗？所以，让那些特例走开，把那些语词安排到它们该去的位置。这些武士们的竞赛不应该太按规则进行。你的部队不正在走向战场吗？祝他们的统帅、我的黑男人好运。再见，宝贝、亲爱的，我的唯一。
然而，后来的一封信（从特利尔写来的，当时那里因为有近百万使徒朝圣的人流而突然热闹起来），更为忧心忡忡：她渴望返回巴黎，免得马克思受这个城市的诱惑步入歧路；同时她又害怕——事实证明她是对的——在她返回不久又怀上第二个孩子。她写道:“钱袋现在是满的，也说明了再一次倒空是多么容易，而填满是多么困难。”燕妮、乳母和已经长了四颗牙齿的孩子1844年9月回到巴黎，目睹了马克思一生中刚刚开始的最重要的友谊，这就是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谊。
恩格斯比马克思小两岁，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巴门（即现在的伍伯塔尔）富有工业者一个大家庭的长子，巴门在离鲁尔不远的杜塞尔多夫的东面，有几英里的距离。他的曾祖父建了一个经营花边的工厂，工厂的繁荣使得这个家庭拿到了象征自己地位的盾形徽章。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彼得-欧门合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投资，建立了更大的纺纱厂，基地在巴门和曼彻斯特。恩格斯的母亲来自教师家庭，他们任职于荷兰语学校。商业和教会是恩格斯一家的两个支柱，老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把这两个支柱植入心灵。年轻的恩格斯在小学是优秀的学生，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但是他没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为获得实践经验进入了父亲的工厂。然而，他利用了一切空闲时间写了大量的（甚至超过马克思的）诗歌，到他为获得更多的商业经验1838年被派往巴门时，他已经有出版的几个匿名小册子来增加自己的声誉了。虽然他住宿在一个牧师家庭，但是巴门城市的氛围已大大不同于他普鲁士家庭充满基督教《圣经》式的、清教徒式的色彩的顽固形式了。
在巴门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摆脱他所接受的正统基督教的教育，尤其是命定论。施特劳斯的《耶稣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由施莱尔马赫，他很快便转向了青年黑格尔派。显而易见，柏林是适合他保持文学兴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区的兵营中做了一名炮手。在马克思离开几个月后，他到了那里。他很快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写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反对谢林，并为《莱茵报》撰稿。在军队的岁月结束后，他的父亲把他送到曼彻斯特分厂去工作。在去往途中，他经过莱茵地区，与赫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晤，因为这次会面，他作为“一流的革命者”崭露头角。他还拜访了《莱茵报》的编辑；但是马克思“冷淡地”会见了他，把他看作“自由人”团体的成员，而当时恩格斯刚刚断绝了同自由人的一切关系。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为欧文的《新道德世界》写了文章，结识了几位人民宪章运动的领导者，特别是结识了乔治-朱利安-哈尼。他还从曼彻斯特继续为《莱茵报》撰稿，并为《德法年鉴》寄送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卡莱尔《过去和现在》的批判；一篇是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末日所做的极为明确的预言使得马克思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开始与他通信。从对曼彻斯特状况的考察来看，恩格斯已经开始为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很可能是已出版的东西中对早期资本主义所做的最为辛辣的批判）收集材料了。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国途经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一间咖啡屋中，他与马克思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这是当时巴黎最为著名的咖啡屋之一，伏尔泰、本杰明-富兰克林、狄德罗、格林、路易斯-拿破仑、圣伯沃和马塞特（Musset）曾经是它的顾客。长时间的亲密交谈使他们在接下来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诺街。恩格斯写道：“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回顾这次合作，恩格斯是这样简要地概括了自己的观点：
……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这段话很可能准确地描述了他们后来的关系，虽然很明显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财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就理论来说，人们争论说（带有很大的合理性）在恩格斯使他的朋友马克思幸存的13年中，恩格斯竭力（在他所有过于清楚的叙述中）吸取了马克思很多微妙的思想。虽然如此，1844年夏末，恩格斯带着关于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给予马克思的要多于从马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
从此开始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了马克思生命的结束。马克思恩格斯都来自安逸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相似的出身，都有对诗歌的年轻的热情，都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主义转向了激进政治立场，因此有足够的共同经历以形成长久的友谊。但这种友谊的不同方面要多于它的相似之处: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了黑格尔的方法，他的辩证方法以一种机智的综合把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当马克思在研究黑格尔的时候，恩格斯正在获取实践经验，正在以专职商人的身份亲身考察；恩格斯永远敏于综合，写作快捷、清晰，有时还使用甚至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义。他们的生活作风也很不相同。恩格斯的穿着一定是毫无瑕疵，他的研究永远是有条不紊，他有着商业般的精细，花钱有条理。马克思疏于衣着，研究很没有条理，毫不关心如何管理钱财。而且，马克思毫无疑问是个有家庭的人，不管他有时可能对这一点是多么后悔；恩格斯是一位卓越的追求女性的人，虽然他长时间地拥有爱，但一直拒绝婚姻。
第二部分 巴黎 四 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月(2)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头10天中，他们就决定用小册子对布鲁诺-鲍威尔做最后的清算，公开发表他们新近共同的观点。荣克尤其敦促马克思快点反对鲍威尔，马克思也已经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即论述鲍威尔在新创办的杂志《文学总汇报》上宣传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写了大约15页，算是这个小册子中的他这一半；并与赫斯一起出发到对共产主义兴趣快速增长的莱茵地区做宣传。马克思直到11月底才写他这部分的草稿，他（典型地）很快发现“小册子”变成了几乎300页的书。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指鲍威尔兄弟）——《神圣家族》（副标题是“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现代读者很可能同意恩格斯在得知这本书涉及的范围时的观点，即“我们两人对《文学报》所持有的严正的鄙视态度，同我们竟然对它写了二十二个印张这一点很不协调”。这本书极为松散，是《文学总汇报》上没有结构、松散的批判文章。马克思的大多批判是做无谓的细微的分析，并故意把他们对手的文章观点歪曲到荒谬的程度。这种手法在当时尤其流行，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确可以使秘密性团体理解某种非常荒诞的观点。确实，兴趣是不会长久的。这尤其表现在鲍威尔的追随者对欧仁-苏庞大的哥特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两段长长的评论中。这些评论竭力用黑格尔的方式表明苏的小说包含着对现代社会“秘密”的解答。马克思详细批判了这种发挥性的解释，也批判了把小说作者的口吻道德化的做法。书中真正有意义的三个部分是马克思对鲍威尔抨击蒲鲁东的回应，内容涉及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唯物主义。
马克思赞扬了蒲鲁东，认为他是第一个对私有财产的存在提出质疑并揭示私有财产对社会产生非人化影响的思想家。接着马克思总结了自己关于私有财产和无产者之间关系的观点：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
…………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
社会主义者把这种历史作用归于无产者，似乎把无产者看作神，在对这种观点批判的回答中，马克思继续写道：
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
鲍威尔希望切断哲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认为社会中实际起作用的力量是历史，这种历史是独立的个人，一个形而上学的主体。马克思的观点正相反：“‘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或者又说：“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对鲍威尔来说，知识分子精英的思想由于与广大民众的接触受到威胁，他认为法国革命思想已为群众的热情所污染。但是对马克思而言，这些思想不能充分认识群众，所以资产阶级能够把法国革命变成自己的利益。鲍威尔叙述了大量的体现在法国革命中的“人权”，而马克思则继续探讨了《论犹太人问题》中的主题，断言真正被解放出来的只是那无情的自私自利。
关于法国唯物主义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也不同意鲍威尔的观点，后者认为法国的唯物主义运动是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直接延续。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例如爱尔维修与霍尔巴赫的反形而上学的人道主义方面。他追溯了18世纪社会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
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感觉等等，那就必须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根源，并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对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断，也不应当以单个个人的力量为准绳，而应当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准绳。
《神圣家族》出版之时几乎没有人阅读它，当然，它也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将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几个主题首次出现在那里，因此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评论道：“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
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离开巴黎。普鲁士政府比以往更经常地对《前进报》进行责难，甚至据说路易-菲利浦已经作了指示：“我们必须对德国哲学家的巴黎进行清肃！”1845年1月25日，内务大臣基佐查禁了《前进报》，颁发了驱逐其领导人（包括马克思、海涅和卢格）的命令。马克思被获许停留的时间比24小时长一点，他2月2日带着一位年轻激进的记者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他离开了《前进报》团体）前往列日（Liège）和布鲁塞尔。整个行程两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卖掉了家具和一些亚麻衣物，和海尔维格一家人一块停了两夜，几天后随着马克思去了布鲁塞尔。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1)
人们越来越看出……在这里，一个人如果不彻底脱离流亡生活……他就必然会变成傻瓜、蠢驴或者十足的无赖。
——恩格斯
正如人们所说，一切是短暂的，总不会长久。当马克思去英国的时候，他当然不认为那里会成为他永远的家。数年来，他与他的大多数流亡战友们一直认为这块大陆将很快出现新的革命浪潮。正如早期基督徒在等待救世主再次降临一样，他们认为他们当下的生活与那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部分说明了马克思大部分生活的特殊性，期间很多生活实际上是在漫长的、不眠的流亡之夜中度过的。
离开在巴黎的燕妮和孩子们，马克思1849年8月24日在瑞士共产主义者载勒尔和一位从巴登来的民主主义者卡尔-布林德的陪伴下穿越了海峡。到达伦敦，他很可能暂时住在卡尔-布林德租来的房子中，这所房子在格罗夫纳广场上的一间咖啡屋上面：不管怎么说，这是他用的通信地址。他前景黯淡。到伦敦不久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燕妮甚至要把护照延长到9月15日也很困难（那时他们在巴黎租的房子已经到期）。17日她带着3个小孩子到了伦敦，身上还怀着不到3个星期就会出生的第四个孩子。格奥尔格-维尔特去接了她，格奥尔格-维尔特是一位批发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并曾在《新莱茵报》工作。他看到了他们在莱斯特广场中已布置好了的寄宿房间，他们不久离开这里，前往另一所两间的房子，坐落在切尔西城市国王路旁的时髦地段。租金昂贵（每月大概6英镑），但他们贫乏的财源从燕妮母亲的资助中得到了缓解，这样他们可以度过眼前的这段时间。燕妮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11月5日，当时人们在外面高喊着‘永远的盖伊-福克斯’，戴着面具的小男孩在街上骑着人工巧手制作的驴子，一切都在喧嚣，我可怜的小亨利希出生了。为了纪念伟大的反叛者，我们给孩子取名小福克斯。”所以，正如维尔特所提及的，马克思的家庭中有四个国籍，每个孩子出生在不同的国家。
马克思一家很快就从切尔西的房子中搬出来了。他们在那里的时间几乎还不超过6个月，女房东那边的麻烦来了，由于缺少现钱他们立刻被赶出来了。不久，燕妮在给魏德迈的一封信中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部都经常痛得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这样坐着，突然我们的女房东来了。我们一个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我们的朋友施拉姆赶忙进城去求人帮忙。他上了一驾马车，马狂奔起来，他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遍身是血，被人送回我们家来，那时我正和我可怜的发抖的孩子们在哭泣。
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有一位朋友帮了我们的忙，我们付清了房租，我很快把自己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他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吓坏了，突然一齐跑来向我要账。把出卖了的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您知道，又出了什么事？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了，按英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当我们卖掉了一切家当，偿清了一切债务之后，我和我的可爱的孩子们搬到了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德国旅馆我们现在住的这两间小屋。在这里我们每星期付五个半英镑才凑合住下来了。
1850年4月被从切尔西的房子中逐出，他们就在第恩街64号找了一套可以长久租住下来的两间房子，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做饰带生意的犹太商人，流亡者委员会会计亨利希-鲍威尔也在这里住。燕妮带着四个孩子在那里过夏天，把它描述为“悲惨的”。伦敦前景黯淡，以至于马克思考虑与恩格斯一起移居到美国。他准备在那里找一个地方能够继续出版杂志，于是设法寻到了租用的价格；但却是“惊人地昂贵”。所以马克思一家只有移到这条街的28号了，恩格斯此时出发去了父亲在曼彻斯特的公司。由于吉多的死，迁居马上进行了。吉多才一岁，他突然死于由于脑膜炎而引发的痉挛，是三个中第一个在第恩街死去的孩子。
虽然困难重重，马克思在政治方面依然很活跃。在伦敦的头几个月，马克思的时间被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占去了：作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流亡者的代表所进行的工作；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组；以及仿照《新莱茵报》的样式进行创建一个月刊杂志的工作。他把这三项所有的工作都看作重建1848年曾在科伦存在过的“马克思党”的途径。
燕妮到达伦敦的第二天，协会全体大会选举了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它将向协会每月一次地作陈述报告。马克思与布林德、鲍威尔、普芬德和菲斯特尔一起当选为成员。委员会立刻开始了通过个人关系和报纸呼吁进行筹钱，这两方面主要是在德国进行。但是只过了两个月，委员会不得不进行重组。因为随着布林德和菲斯特尔的离开以及维利希到达伦敦，对于诸如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这样的激进共和党人来说，委员会的调子变得太极端了。司徒卢威和海因茨试图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倾向更为温和的委员会（脱离现在的协会）。虽然这些努力（它在下年4月份又重新再起）失败了，但确实导致了原先委员会的重组——恩格斯和维利希当选，补上两个空缺的位子，并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名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这种分歧是流亡者更为广泛分裂的一部分，因为传统的共和党人在司徒卢威和海因茨的领导下组建了一个与协会对立的工人同盟。）新的委员会由马克思担任主席、恩格斯担任书记，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非常活跃:虽然随着人数的增加原先大笔的捐赠在减少，但还是募集到了超过300英镑的资金，帮助了超过500名的流亡者。1850年夏天，建了一座旅馆，能容纳18名流亡者，并能供给大约40人食物:计划还将使旅馆自足——把它变成一个流亡者工作的、具有多种用途的工厂。但这些想法没有实现，当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内出现分裂的时候，委员会实际上就停止发挥作用了。
马克思还参加了协会的其他活动:参加它组织的郊游、舞会、击剑以及国际象棋，他还作了题为《什么是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报告——从11月份开始，一直到1850年的上半年；他还开始在家里给自己小圈子里的朋友举办一些个人讲座；后来被说服为扩大群众听众，到大风磨街协会的一层办公室去做报告。威廉-李卜克内西，这位未来的德国社会党的创建者，在协会的一次郊游中结识了马克思，并从此成为马克思忠实的学生。他生动地描述了马克思的讲述方法：
马克思进行得有条不紊。他提出命题（越短越好），接着就比较详细地进行解释，尽量注意避免工人听不懂的一切表达。然后请听众向他提问题。如果没有人提问，他就开始考试听众。他的这种讲授技巧，任何缺陷或误解都逃不过他。我表达了我对于他的机敏的惊奇，得知他以前曾在布鲁塞尔的工人俱乐部做过一些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无论如何，他具有优秀教师的天赋。他也用黑板，在上面写公式，其中包括我们大家熟悉的《资本论》前面的公式。
另外一个对大风磨街发生的比较耸人听闻的讨论的描述保留在普鲁士政府密探的记录中，这份记录最后通过柏林的英国大使送到了英国对外办公室：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2)
一个德国社会团体在马克思、沃尔弗、恩格斯和维迪尔的领导下，在大风磨街20号一层聚会。该团体又分成三个分会。分会B讨论最为激烈。它正式讲到并讨论了王子的谋杀者。聚会是前天进行的，我在会上帮忙，沃尔弗和马克思主持会议，我听到一名演讲者高声说：“白痴同样将逃不脱他的命运。英国的钢铁制品是最优秀的，这里有尤其锋利的斧头，断头台正等待着王室的每一个人。”这样，英国女王的谋杀者在离白金汉宫仅几百码的地方就由德国人表达出来了。秘密委员会又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领导人；另一部分是所谓的“盲人”，18人至20人，都是些有胆有勇的人。他们不打算参加骚乱，而是为伟大的事件和主要地为谋杀王储进行节制。
这样的会议记录被保存下来，显示了这份报告主要由于作者的想象才能而引人注目。
大体说来，英国政府对流亡者并不重视。例如1851年3月，由于“对已经知道名字的主要革命者采取决定性措施”，“无伤大雅地把这些人放逐到殖民地”，普鲁士内务大臣敦促奥地利与普鲁士联合起来应对英国政府。去年，奥地利大使曾与英国内务大臣乔治-格雷先生提出过这一问题，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其领导人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和沃尔弗）甚至讨论弑君”，但得到的答复是：“依照我们的法律，只要与英国女王无关，只要没有制定明确的计划，仅仅对弑君的讨论并不足以构成逮捕这些策划者的理由”。在回答这些要求时，内务大臣准备做的主要是给那些流亡者以金钱上的资助，希望他们移居到美国。
马克思还在科伦的时候曾拒绝过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它在1849年早些时候曾为沙佩尔和莫尔所复兴）的提议，但现在他开始把大量的精力用在同盟的工作上。现在还不完全清楚马克思是如何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正式当选是不可能的，但可能被鲍威尔和埃卡留斯推选为新委员，正像后来的恩格斯和维利希那样。无论如何，他参加了他们两周一次的会议并最终成为主席。同盟在1849年还没有停止活动，虽然中央委员会的六月大会的报告中说“……革命团体在去年夏天一度失败在实践上导致了同盟组织的解体……中央委员会去年年底以前一直都由于陷于停顿而受到指责”。这是夸张了。马克思后来到达伦敦后写道，“我发现那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又重新运作起来，与重建的德国支部的联系又复活了”。但是1849年晚些时候的这种整体上的混乱和分散自然减少了同盟的活动。而且就意识形态这方面讲，这种“秘密宣传团体”（正如马克思对它所做的描述那样）也远远没有统一起来。确实，并不是每个申请者都能够成为成员，甚至有个别被开除现象，但并没有明确的常规——只要还是完全通过信函和中央委员会偶尔派特使来传达报告这样的形式来联系，明确的常规也不可能建立起来。在马克思当时和以后所称作的他的“党”中，他当然确实坚持了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是这个“党”与同盟绝对没有联系，它也不是完全由同盟成员组成：它由非常有限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了解马克思本人，理解他的思想并对他藐视别人的卓越才能抱有敬意。
1850年1月，马克思试图在德国重建同盟，他给烟草商勒泽尔（未来的科伦支部主席，并在后来推翻了国王的证供），写了一封信敦促他，用勒泽尔的话说是：“鉴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事实上一直是被压制着的，他认为既然宣传活动只能秘密进行，那么就非常有必要重新建立同盟，于是要……在科伦建立一个支部，我将竭尽全力建立一个与其他莱茵城市相似的支部”。勒泽尔回答说要求一个公职，这样可以避免有谋反的猜测。马克思回信说这些问题需要未来的大会认可，而目前他们应该采取《共产主义宣言》制定的总方针。
在对德国的同盟进行某种统一的尝试中，中央委员会3月份派鲍威尔去视察，带着一份由马克思签署的指令和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一份策略指示。这份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表明了马克思关于策略的想法在过去一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他现在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同意中央委员会以前要在德国重建同盟的打算。马克思批评一切类型的“民主主义党”，因为他们代表了德国众多的中下层阶级，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定是对立的。在这里，马克思建议道：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所以工人开始时应该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武装组织。如果这样的革命获得了成功，工人应该继续努力，实现土地国有化并建立统一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共和国。马克思在告同盟书结尾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这一口号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德国即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尽管他的确认为这在法国倒是可能的，并对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比以后要乐观得多。在告同盟书结尾马克思谈到了“较长的革命发展道路”，对德国工人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
当科伦支部发现告同盟书没有谋反倾向时，就接受了它，并进行刊印。鲍威尔继续视察德国各地类似的支部。他返回时，经过科伦，那里有一些对伦敦方面进行的批评，理由是马克思1848年已经解散了同盟，而且目前还没有正式重建。但这只是科伦支部一小部分人的观点，中央委员会普遍认为鲍威尔任务完成得是成功的。
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确切影响很难估计。其成员似乎主要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有相当理想的无产阶级蓝图，他们获得实际影响的唯一方法是依照伦敦支部的规定与工人团体进行接触。这些团体与社会的直接需要相应，举行公开的选举，对当选代表实行严格控制，并集中于诸如互助和正规教育等实际活动上。虽然在一些城市中，例如科伦、法兰克福，同盟成员对一些团体的影响很大，但是伦敦中央委员会6月份发表的告同盟书有夸张的成分，就字面而言不应该完全相信。
虽然第二份告同盟书仍然认为“一场新的即将爆发的革命为期不远了”，但口气及目的都不同于3月份的告同盟书：面对要独立自主的言论（例如对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组织以及其他所有在德国积极活动的支部就是这样），它强调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的最高权威。告同盟书对比利时、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同盟支部状况作了相当乐观的叙述，并推迟了科伦先前要求召开的全体大会。告同盟书在涉及与工人团体和军队的联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华而不实风格、缺乏现实主义和过分乐观，使得下面的情况令人怀疑，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起草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份告同盟书，所以一定默许了它的最终形式，甚至恩格斯还重印了它）。告同盟书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伦敦支部和科伦支部之间仍存在着分歧：后者一直把自己看作只不过是一个宣传性质的团体，因此当马克思责备他们“没有进行积极的活动”时，就愤怒地指责马克思这种“毫无兄弟情感的行为”。全体大会预计9月份在伦敦召开，但1850年9月中央委员会的分裂使得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告同盟书还向德国支部宣布了中央委员会与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政党进行的联系。马克思1849年末曾参加了处于分裂中的宪章运动的左翼组织的一次晚宴，这个运动以兄弟民主党为人所知，其领导人乔治-哈尼是马克思前次在伦敦逗留时认识的。在这次晚宴上，马克思结识了几位被流放的布朗基派领导人；1850年4月创建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代表德国人，哈尼代表英国人，维迪尔和亚当代表法国人签了协议。六项条款的第一条就显示出了马克思告同盟书的精神，它写道：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3)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办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条款写于法国，由维利希起草。该协会同时还开始进行了革命宣传：巴特尔米，布朗基最富有才华的学生之一，给他的领袖做了汇报：“我们已经开始和德国共产主义者一道起草一本革命手册指南，指南内容包括这次革命之后人民将必须马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协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当时大多数布朗基派站在了维利希这边）中瓦解了。然而，它毕竟取得了1848年后欧洲左翼的暂时联合，并成为第一国际的先驱。
马克思1849—1850年间的政治活动的关键工作是努力创建一份报刊，继续发挥《新莱茵报》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的作用。他在离开巴黎之前，就有了关于办杂志的具体计划，即杂志将成为他分散开了的“党”的重新结集点。题目定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表明：首先，它是从前报纸的继续；其次，一旦“环境允许它回到德国”，就打算把它变成日报；最后，揭示了马克思认为在社会经济研究和政治活动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
1849年的最后几个月都用来找寻资助者和出版商了。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会员泰奥多尔-哈根告诉马克思汉堡出版商舒贝特愿意出版这个评论。舒贝特收取收入的一半，来支付出版费，余下的部分，包括发行（通过委托代理）的费用留给了马克思，他来承担这些费用。共同担负的是广告费用，希望筹到500英镑。康拉德-施拉姆打算在宪章派和布朗基派资助下去美国，到那里筹资:但是两家的计划哪一个都没实行。出版还要推迟：原来打算1月1日出刊，但舒贝特整个1月份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稿件，这部分也是由于马克思在这月底生了病。2月初确实来稿件了，但由于印刷商缺少纸张以及马克思的“令人头痛的字迹”极难辨认，印刷又被推迟了。此外，舒贝特还担心可能遭到迫害，他认为马克思作为编辑，应该把他文章的调子缓和一下，因为“任何人毕竟都不能像他那样能够驾驭语言”。原定于1月份发行的2500份，3月初终于开始了；到5月中旬为止，极快地接连出了三期。但是，与舒贝特的关系迅速恶化了：舒贝特很迟才寄去杂志销售的信息，他不经过商量就裁减文章，而且并没有按照要求刊行。销售的收入极其微薄，5月份燕妮-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诉说苦衷，说不可能辨别出谁的行为是最糟糕的，“……是书商或者经理和科伦友人的拖延呢，还是民主派的全部行为”。对舒贝特的指责当然是正当的，但《评论》的风格过于注重知识性，没有造成广泛的影响。科伦支部的一个领导人罗兰特-丹尼尔斯写信给马克思：“只有这个团体中比较有知识的人和为数不多的具备一些历史知识的中产阶级才会对您每月刊物中的革命感兴趣”。
这个夏天，《评论》暂时搁浅了；最后一期（双刊号）的出版是在11月。马克思认为舒贝特不尽职，以至于他（不成功地）要想办法起诉他。他还计划着以季刊的形式继续在科伦办《评论》，或者换一种方法，在瑞士出版。这些计划都没能实现。很难看清楚《评论》——或者它的确打算要给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思想上的指导——在这种环境中本来应获得什么样的成功：这两者都依赖于1848—1849年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对类似骚乱浪潮很快到来的期待。这些希望在所有的流亡者中普遍存在，包括马克思，在离开巴黎之前，曾告诉拉萨尔，他希望来年初那里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事实上，马克思在《评论》（它的目的是要“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进一步认识到他的政治目标的经济学前提当时还不具备。
在最初发表在《评论》中的文章中，马克思写道：“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这是马克思打算给《评论》写的主要文章之一，这些系列文章标题都冠上了“1848年至1849年”。恩格斯后来以《法兰西阶级斗争》为题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文章被正确地评论为“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
《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富有才华和流畅的笔触描写了阶级和经济利益背景下法国1848年至1849年间不断变换的政治场面。马克思对最近革命起义失败在整体上作了公开评论：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了真正革命的党。
马克思继续对七月王朝进行了分析，把它和合资公司进行了类比，由于其不断地处于破产的边缘，以至于银行家和经纪人进行债务投机，以摧毁小投资者。结果，普遍的不满带着英国1845—1846年工商业危机对法国工业的严重影响涌进了革命。而在二月事件只是反映出各个阶级之间早已产生出来的分歧之后，临时政府成立了。正是对于自己过去在德国做法的某种程度的批评，当时马克思宣称，工人抱有与资产阶级一起或在法国一个国家内获得解放这样的希望，这是一个幻想。马克思继续论述了5月选举结果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工人反对它只能是徒劳。但正是他们的失败为将来的胜利作了准备：
……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