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马克思的第二篇文章讨论了1848年秋新确立的政治制度的矛盾及其赋予路易-拿破仑（他在12月份的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诸种机会。拿破仑是农民幻想中的唯一人物。对无产阶级来说，他的当选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为六月失败复仇。对小资产阶级来说，这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而对大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他们要同自己以前的坚定联盟、具有潜在进步性的团体进行决裂。“这样”，马克思说，“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
第三篇和最后一篇文章写于3月，大约与3月份的告同盟书以及与布朗基派建立伦敦联盟是同一个时间。文章分析了对立党派中存在的不同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注意强调了“小资产阶级”或者“空论的”社会主义（他尤其认为普鲁东是这样的社会主义）与布朗基派的革命社会主义之间的不同：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4)
这篇文章结尾处用典型的乐观主义宣称反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是“革命的温室”。
这种乐观主义还反映在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前几个月为《评论》所写的关于时事的深入评述中。在法国，“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至于英国，那里生产力的惊人发展甚至将很快超过南北美洲和澳洲市场:恐慌最迟在7月或8月会随之而至，“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马克思当时和以后都坚持认为工业危机将会带来革命，而不是相反。1849年12月他写信给魏德迈，认为革命在下次危机之前过早爆发“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个小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
文章接着对美国的工业潜在能力作了深刻评论，认为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人口向西部的迁移以及铁路方面的惊人发展都说明纽约和旧金山正在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而这个中心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马克思接着写道：
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
欧洲国家避免工业、商业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附，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在这篇文章将近结尾处，马克思对中国新近开始的社会主义，以及在与西方接触中产生的社会剧变进行了评论，认为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
写于4月份的评论时事的第二篇文章，比较具体地讨论了欧洲革命的种种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由于英国特别是主要在羊毛业上的过分投资，危机正日益迫近。这一危机与即将发生在大陆上的动荡的相互作用，将给后者以“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英国，工业资本家将代替辉格党和托利党，把议会的大门向无产阶级的代表敞开，以此“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中来，从而促成危机的爆发。后来《评论》在准备印刷之前加了一篇评注，承认了19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形势曾略有改善，然而他仍宣称，“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但是几个月后，这种短暂的乐观主义观点越来越难以维系。马克思由于1850年夏天进行的对近十年来经济历史的系统研究，致使这种乐观主义彻底烟消云散了。
这年6月，马克思得到了一张英国博物馆阅览室的出入证，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经常使用。7月至9月他一直在那里阅读，主要阅读伦敦《经济学家》的过期杂志。他得出的主要结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是“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研究结果在10月为《评论》的最后一期写的长篇时事评论中得到了详细论述。马克思坦率断言：“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这一变化的“实际基础”是开始于1848年的英国繁荣期。1845—1846年的危机是由于过剩的生产力以及伴随着的在铁路、钢铁、棉花、土豆方面过多的投机。随着1848年经济的稳定，额外的资本投资在增加，投机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这一短暂的繁荣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明证是策划了1851年的博览会，这个现代罗马的“百神庙”。美国也出现了类似的繁荣，这种繁荣曾得益于欧洲的经济萧条以及加州市场的开拓。新近繁荣的英国和美国又反过来影响法国和德国，后两者都依附于英国这个“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的经济形势。
这一详细探讨的结论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像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1851年末，路易-拿破仑夺得了法国皇帝的位子，巩固了1848年革命后的反动力量。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系列文章，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由他的朋友魏德迈在一家存在时间较短的纽约杂志上发表。这些文章组成了马克思极富才华的政治小册子。这个题目暗示了1799年拿破仑一世政变的日子。马克思注意考察了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事件重现的社会经济背景。在该著作的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的方法与其他两位论述同一问题的著名著作——维克多-胡果和蒲鲁东的著作作了对比，认为胡果只是进行了尖刻和俏皮的攻击；而蒲鲁东则是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结果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写道：“相反，我则是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文章开头用黑格尔的话证明了世界历史中一切具有重要作用的事件和人物都出现两次，并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两个波拿巴也是这样。他继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5)
马克思用这些观点分析了1848年革命，并把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了区分——前者突飞猛进，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但为时短暂；后者则进程缓慢，常常停下脚步，经常作自我批评。马克思转到最近的政变上，认为不能接受国民已经失去感觉的托词：“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接着马克思总结了《阶级斗争》一书中探讨的历史时期。波拿巴成功的原因是他以“慈善会”为幌子组织起了巴黎流氓无产者，自任首领。然而，这种直接的力量为了波拿巴的利益必须反对一些长期存在的事物。首当其冲的是旧金融贵族，他们“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看来是自己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样做的原因是很明显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工业资产阶级也在路易-拿破仑身上看到了他正是结束最近混乱局面的人。这部分阶级“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的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境况不佳的时候，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导致了政治局势的不稳。1851年法国的确经过了一场较小的商业危机，这场危机加上不间断的政治动荡，使得商业资产阶级大叫：“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令人恐怖的终结！”波拿巴很好地理解了这种叫喊声。
马克思文章最后一部分较为认真地考察了波拿巴政权的阶级基础。对马克思来说，这似乎是不存在的：“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文章解释道，革命已经可以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只是以便推翻它；而现在使行政权力臻于完美，以便接着摧毁它。马克思概述了官僚政治的历史：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五十万人的官吏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1789年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官僚为资产阶级进行阶级统治作了准备；在路易-菲利浦和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接着马克思马上论证道：“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些农民利益的一致并不能使他们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互相隔离的状态。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拿破仑依靠的农民，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这些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的年债息的总额。最后，军队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这样，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拿破仑一世的三个主要方面——独立的小农，支持强大的中央行政的税收，以及来自农民的数量庞大的军队——在路易-拿破仑的统治中已经完全堕落了。然而，中央集权制已经确立，这将是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也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上面这段话把中央集权制作为一种进步因素加以强调，而在1869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二版中就略去了这一点。
仅仅作为一场新的危机的结果新的革命才是可能的，这个结论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第一阶段的结束；接着他转向了19世纪40年代末中断了的经济学研究。自然，马克思思想的含义是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完全不能接受的。在伦敦，这种立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维利希。
马克思和维利希之间的不同不仅仅是思想学说的不同。维利希来自于古老显赫的家庭。甚至有传闻说（维利希没有澄清这个传闻）他是霍亨索伦王室的后裔。他12岁就成了一名职业军人，表现很好。在1849年巴登起义中恩格斯是他的副官，对他评价道：“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同时能迅速而准确地弄清情况，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思想家”。维利希一到达伦敦，凌晨就闯入马克思家似乎给马克思一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当时他身着华丽的服装，过分和善。燕妮甚至认为维利希企图引诱她，——她后来写道：“他要来看我，因为他想追逐居住在每一个婚姻中的小虫，诱使它出来”。无论如何，马克思嫉妒维利希华丽的举止是很自然的，正像维利希出于以下原因对马克思感到愤怒一样：马克思对立刻进行革命斗争的热情日益衰减，以及马克思把人类分成马克思和其他人的这种独裁倾向（照维利希的话说）。还有，维利希的朋友们在他们之间做了一个越来越令人不快的对比：“知识分子”马克思，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做经济学理论的讲座；“务于实际”的维利希，住在逃难工人中的单身汉，和工人一起经受艰苦的环境，认为一切都是“这样简单”。马克思也许博得了工人们远距离的尊敬，但正是维利希赢得了他们的热爱。
这些不同很快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由于马克思的提议，维利希已经成为其中的一员）中引起了纷争。1850年春，维利希和恩格斯之间发生了极为激烈的争吵，并拒绝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任何调停。8月，马克思反对维利希给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们应该和其他民主派流亡者组织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流亡者委员会也发生了同样的意见分歧；在这里，当维利希发现自己是少数派时，他就放弃了，而把这个分歧带到了团体大会上，在那里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马克思发现自己被左翼包围，他们把他称为“反动分子”，因为他为《共产主义宣言》倡议的一些策略作辩护。这样，由于力量增强了，维利希9月1日在中央委员会上进行了反击，当时激情被调动起来，以至于维利希提出要和马克思决斗。马克思早已不再是波恩的一名大学生，所以鄙弃了这个提议。但康拉德-施拉姆，马克思把他描写为他们的团体中的派尔希-霍特斯伯，他不顾马克思的劝阻接受了维利希的挑战。决斗在英国为非法，因此他们乘夜船到了奥斯坦德，维利希由巴瑟米陪同。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留下了下面的一段记述：
第二天夜里，马克思家的门是开着的，他不在家，家里只有马克思夫人和琳蘅。巴瑟米动作僵直地鞠了一躬，走进来，用沉郁的声音回答了焦急的“怎么样？”的问题：“子弹击中了脑袋！”施拉姆头部中弹，之后又僵直地鞠了一躬，转身退出去了。你可以想象得到马克思夫人处于麻木状态中的恐惧；她当时知道自己可怕的直觉并没有欺骗她。
一个小时后，她对我们讲了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当然，我们认为施拉姆永远不会回来了。第二天，当我们正伤心地谈到他的时候，门开了，一个人走进来，头缠着绷带，但带着苍白的笑容，正是我们悲悼的人。他讲述道，他中了弹，昏迷过去。当他恢复知觉的时候，他自己躺在海岸上，旁边是他的决斗助手和他的医生。维利希和巴瑟米已乘上来时的船返回了。施拉姆跟着乘上了随后的一条船。
第五部分 伦敦 一 伦敦的第一年(6)
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维利希凭自己的权威召开一次同盟伦敦成员全体大会之后。因此，马克思退出了流亡者委员会，并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大会。大会于9月15日召开，他在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发表了长篇演说，内容是三个建议。第一，他建议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他曾反对了沙佩尔先前的要在科伦建立全德区部委员会的提议，而现在伦敦出现了大的分裂，致使在英国不能实行有效的领导。第二，新的中央委员会应该制定新的章程，因为1847年的旧章程和1848年软弱无力的条款已经不适合当前的形势，也不为大多数同盟成员所遵守了。第三，伦敦应成立两个完全独立的区部，这两个区部与科伦的中央委员会直接进行联系。这对维护同盟的统一是必要的，因为少数派最近的观点表明这两个区部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原则性分歧。马克思继续说道：
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正像民主派使用的“人民”这个词一样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de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
在结束时，马克思说多数派完全有权把少数派驱逐出同盟，但是这有损于这个“党”的利益，他认为自己找到了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至于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他希望他这边最多有12个人，这样他将自然地退出这个协会。
接着沙佩尔进行了充满激情的、很不连贯的发言。他宣布自己同意马克思的前两个提议，但不同意第三个，因为第三个提议太敏感。他们应该分成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最后，他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掌权，因为这脱离了无产阶级为着整体目的而进行的运动。马克思回答道，他的建议是保证了完全的独立，但同时也保持了同盟的统一。接着他就沙佩尔关于下次革命的观点作了评述：
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
埃卡留斯发言支持马克思，之后，维利希一言不发退出了会场，马克思的提议被采纳，获得了6/10可能票数的支持。
科伦支部现在达到了（与马克思一致的）管理该同盟的雄心，在它的鼓励下搞一些耳目一新的活动，虽然维利希沙佩尔支部很可能博得了大多数德国同盟成员的衷心支持。马克思及时制订了新的章程，伦敦成员大会接受了。此后，他似乎对同盟的活动缺乏热情，而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经济学研究。然而，1851年5月，德国大范围的逮捕行动（这意味着同盟活动的实际结束）迫使马克思证明自己的巩固地位。1850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险遭暗杀，同年金克尔又从监狱逃走，至此之后，普鲁士当局加大了打击破坏性因素的强度。彼得-诺特荣克是一位熟练的裁缝，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在莱比锡办理同盟事情的途中被捕:在他身边发现了一些《共产主义宣言》印刷本、马克思3月份的《告同盟书》、12月份科伦的《告同盟书》、新的章程以及一系列的通信地址，这使得当局逮捕了科伦委员会的其他10名成员。这种迫害一开始并不成功:这次逮捕之后的6个月的调查只不过显示了被控告者是宣传性团体的成员，并没有显示任何推翻现政权的密谋或策划；莱茵地区的司法当局（它还存在着从法国占领时期中就保留着的比较宽松的法律制度和对普鲁士的反感）正当地宣称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可以进行审判。但是，结果却不是释放而是进一步关押，在此期间，政府代理者施梯伯努力搜集必需的证据。
马克思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被告募集钱财并组织朋友给尽可能多的英国报纸写信，抗议没有经过审判就关押。然而，公众的意见并没有被压制住，《泰晤士报》宣称：“如果这一帮人被认为是‘坚定的家伙’，而不是谋反者，那么处理他们将更多的是依据他们诚实的品格”。1852年夏天审判一再被推迟，最后终于在10月份进行，控告所显示的是它曾收集了很长时间的证据，不过它只是试图把马克思和科伦共产主义者与维利希巴黎朋友的一些较为古怪的计划联系在一起——出事的主要证据是一个笔记本，里面有最近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在伦敦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记录。笔记本纯是施梯伯代理者中的一个人在同盟前成员希尔施的帮助下伪造的。它并没有试图模仿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这两个假想中的会议记录者的笔迹。事实上，林格斯是该支部的成员，他当时几乎不知道怎么记录，而李卜克内西起初就错了。马克思去了两次马尔伯勒街道治安法庭，鉴别李卜克内西真手迹的样本，并支持了与他们在一起的那间公众房屋主人的证词，该房屋主人愿意证明当时不曾有会议记录，而上面的会议时间无论如何也是不对的。这一点连同其他的信息不得不用几份复印件寄给科伦的被告律师。燕妮-马克思描述了他们家发生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就是目前警察当局为一方和我丈夫为另一方之间所进行的斗争。他们把所有的一切，把整个革命，甚至把对诉讼的领导，统统归罪于他……
…………
……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真是热闹极了。
他们成功地揭穿了案件中的伪造文件，但陪审团仍然判定大多数被告有罪。对共产主义者毫无好感的普鲁士外交官万哈根-冯-恩赛写道：“一次堕落的、完全不公正的审判”。
这次事件还有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在案件期间，马克思已经开始写了一篇文章，把案件的主要事实摆在公众面前。这是马克思手稿的典型风格，它已经扩展成了一本小书，题名为《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分裂公布于众，并用大量的文稿论述了普鲁士警察所用的手段。因为马克思感到不得不脱离维利希沙佩尔一派的计划和密谋，他解释说他这一派打算“将来成立一个对立的党”，这样他将不参加任何马上进行革命颠覆的同谋中去。瑞士印刷了2000册，越过边境走私到了普鲁士，贮藏在一个小村庄里，但很快被发现，全部被警察没收。这本书还在美国以一种较小的版本出版，但几乎没有流入德国。
随着科伦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同盟在德国不再以有组织的形式存在。有15到20个活跃的伦敦小组1851年定期聚会，刚开始时是在索荷广场，每周二晚举行；接着在该市的法林顿街，每周四举行；最后（1852年间）在索荷广场王冠街的玫瑰王冠旅店，每周三举行。马克思主持聚会，其成员称该小组为“犹太人的聚会”或“马克思团体”。科伦案件结束不久，同盟基于马克思的建议解体，建议称同盟在伦敦和大陆继续存在都“不再合适”。同盟中的维利希这一派不久停止了活动。接下来的10年，马克思没有参加任何政党。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1)
虽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体使马克思从活跃的政治领域完全退了出来，但他在整个19世纪50年代都一如既往地勤勉，并且常常是伦敦流亡者各种密谋计划的讽刺观察家。这些流亡者不可能在自己国土上参与本国政治，于是就沉湎于在伦敦进行狂热的政治短搏，虽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思想差异。结果是各种计划、委员会和联盟的不断变化的万花筒，即使在最大的流亡者团体——德意志同盟（theGermans）——中也没有丝毫改变，该同盟的派系让迷惑不解的赫尔岑在数量上与40倍于传统认为可以在莫斯科找到的40座教堂进行了类比。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敌意只是增加了已经存在的裂痕。马克思的支持者（除了李卜克内西，他勇敢地面对了他的愤怒）都已经从大磨坊街的协会中退出来了，但是，协会仍然在维利希的领导下运转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维利希沙佩尔小组也是这样。这个小组宣称组成了真正的中央委员会，逐出了马克思一派，并在小圈子中给它的成员宣布道：“我们过去认为，并且现在仍然认为，如果有了正确的组织，我们的党将能够在下一次革命中为了奠定工人团体的基础而实行这些措施”。裂痕由于鲍威尔和普芬德因协会资金的侵占而进行的并不成功的起诉而公开化，这一裂痕很快由于“平等宴会”的机缘扩大了，“平等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在伊斯林顿的高木仓旅店举行的纪念会。
这次宴会是由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组织的，与赖德律洛兰“激进”宴会相对立。勃朗依靠了伦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维利希主持了该宴会。马克思派了两名“奸细”——皮佩尔和施拉姆。但他们被发现，并被用暴力扔了出来，甚至在这一过程中（按马克思的说法）掉了数缕头发。这次事件的发生意味着马克思除了离开了他的团体聚会之外，他还被其他的流亡者孤立了。“马克思过着一种真正的退职生活”，皮佩尔给恩格斯写道：“他仅有的朋友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劳埃德，当你拜访他的时候，你听到的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不是抱怨”。而马克思坦承，面对这种情况他很愉快，同月给恩格斯写信道：
……我却很喜欢你我二人目前所处的真正的离群独居状态。这种状态完全符合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原则。一系列的互相让步，出于礼貌而不得不容忍的模棱两可的作法，以及必须在公众面前同所有这些蠢驴一起对一些可笑的事情分担一部分责任——现在必须抛弃这些。
然而，马克思越来越离群索居，并有些痛苦，他毫不容情地把他的嘲笑对准他的流亡伙伴。尤其是维利希，成了他极力挖苦的对象，例如他把他描写为“肮脏的、不像样子的和可怜的”就很典型。与此同时，马克思又禁不住抓住有关流亡者活动的每一丝消息，甚至有时候自身陷入他如此鄙夷的密谋中。例如，1850年晚些时候，施拉姆曾给维利希写了一封信，是关于德国革命的奇异的计划，请维利希来负责。他以科伦支部海尔曼-贝克尔的名义签了名。维利希跌入了陷阱，用立刻进行革命的大胆计划回了信。马克思预见到了嘲笑维利希的绝好机会，并试图得到维利希写来的信，但没有成功。马克思的苦楚因维利希与“耶稣基督”金克尔（正如马克思喜欢称呼的那样）的联合而增加了。金克尔曾于1850年底到达伦敦，他以一位年轻的革命作家获得了声望，这种声望因他从普鲁士监狱中不平凡地逃脱进一步提升了。圣约翰树林中有一个富有智慧的德国流亡者团体，金克尔经常去那里，并用一人一几尼的方式进行公众讲演，很快便赚了足够多的钱，以至把一架埃弗洛德豪华钢琴送给妻子作为礼物。接下来是更为宏伟的计划：1851年晚些时候，维利希和金克尔制定了一项“为了促进即将到来的共和革命”的德国革命借贷的计划（这是受了马志尼为欧洲民主主义举办了获得极大成功的“先令基金”的启发），金克尔前往美国做计划宣传。目标是两百万美元，但实际上只借到几千美元。这笔钱在流亡者中引起了更多的纠纷之后，就进入了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地窖——（数年以后）它帮助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51年8月团结流亡者的短暂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两个主要的派别：由马克思的宿敌卢格领导的激进共和党人和由金克尔与维利希领导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仍然存在。
1851年底，更多的流亡者从德国到来，恰逢协会内部对维利希策略的不满情绪在增加。他的巴黎支持者的被捕以及拿破仑政变使得他的革命计划的合理性越来越小。这种不满情绪由于马克思通过李卜克内西散播的谣言加剧了，谣言说维利希秘藏了本该属于流亡者的钱财。12月，一些工人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形成了大磨坊街协会的反对派，退出该组织，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协会，新章程是由马克思起草的。它的领导人是哥特利布-施泰翰，一位桌匠，曾是汉诺威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马克思写信给魏德迈：
你还可以报道，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由施泰翰领导的新的工人协会，它将同“流亡者”、“鼓动者”和大磨坊街协会一律不发生联系，并具有严正的宗旨。
……你知道，这个协会是我们的，尽管我们只是派去了我们的青年；我这里指的不是我们的工人，而是我们的“有学问的人”。工人全都参加了这个协会。
协会大约有60名成员，组建中的委员会掌管在“马克思团体”手里。委员会每周在新牛津街公牛头旅店开两次会，讨论贫困对革命的影响，是否有因革命利益而进行的全面战争，与其他革命党派联合是否可取，以及革命之后是否能够消灭贫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皮佩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说教观点有时会遭到一些工人的挑战，但他们还是在讨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协会还提供英语课；6月份政治讨论被取消，代之以威廉-沃尔弗的中世纪文学课程。然而，协会还是在1852年夏末结束了，当时一些工人，包括施泰翰本人又回到了大磨坊街协会。
1852年间，马克思还写文章，对流亡同伴进行激烈抨击。这段历史说明了当时流亡者政治处于的古怪状态。1852年2月，匈牙利陆军上校班迪亚与马克思进行了谈话，他是马克思前两年结交的熟人，当时共产主义者同盟正努力与其他革命团体进行联盟。班迪亚来自一个小的贵族家庭；1850年成了一名奥地利间谍；接着去巴黎，在那里成为匈牙利、奥地利和德国政治流亡者的联合委员会副主席，该委员会5/7的会员是职业间谍！班迪亚与金克尔、维利希和马志尼的接触使得他对维也纳的情况始终很熟悉，在科伦共产主义者的被捕中他起了作用。他还卷入了1851年秋天维利希巴黎朋友的被捕，后来他本人也被捕，并图谋“逃”往伦敦。在那里2月份与马克思的会面中，班迪亚避开党派政治的话题，答应匈牙利方面将给魏德迈报纸提供帮助。马克思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同意了班迪亚的请求，写几篇德国流亡者领导人的短篇传记，给在巴黎的匈牙利人使用。5月末，班迪亚通知马克思，说他已经找到了愿意为该传记扩充版本出25英镑的德国出版商。马克思丝毫没有怀疑（班迪亚最近曾拒绝马克思请他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会议的邀请），着手开始写作。开始的时候，原来《新莱茵报》的一位工作人员恩斯特-德朗克帮助他，后来恩格斯帮助他。当最后草稿完成的时候，马克思与恩格斯5月份在曼彻斯特花费了一个月时间。“我们用这些蠢才做菜都笑出了眼泪”，马克思给燕妮的信中写道。然而，一旦寄出去了手稿，出版日期就一拖再拖；班迪亚陈述的理由听起来越来越不可信，调查表明了班迪亚原来提到的出版商并不存在。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说手稿已经卖给了德国当局。
1952年8月，进一步的事情发生了，它表明了马克思对流亡者仇视的态度。谣言落到了马克思身上，在去美国的途中，金克尔说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两个流氓，他们在伦敦被工人从小饭馆里赶出来了”。他写信给金克尔：“期待您立即作出解释。沉默将被视为承认。”金克尔的确立刻进行了答复，说他在被囚期间，马克思在《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抨击他的文章，所以不想与马克思有更多的牵连。他继续说，马克思不应该相信传闻，但如果选择相信传闻，那么他可以通过法律的适当程序进行起诉。马克思确信金克尔不会看任何带有索荷邮戳的信件，所以他“让鲁普斯去温莎办事时把信投入那里的邮箱。哥特弗利德在信封里看到一张雅致而短小的情书，上面印有一束五彩的勿忘我花和玫瑰花……”信中说出了关于马克思的这个美国旅途中的消息来源，并说金克尔的信提供了“一个新的确凿证据……证明上述金克尔是一个既胆怯而又卑鄙的牧师”。
第五部分 伦敦 二 流亡者的政治(2)
1852年底，流亡者中的不和开始减弱。恩格斯写道，他与马克思在圣诞节，“……毫不客气地走进金克尔维利希卢格一伙常去的酒吧间，挤在这些家伙们中间，这在半年以前不冒打架的风险是做不到的”。金克尔由于美国之行的相对失败以及有关金钱的争执，他的名声在降低。维利希的名声更快地被摧毁了：巴伦德斯-冯-布吕宁克在圣约翰树林举办了一个德国流亡者领导人沙龙，宣称维利希对她有不合适的举动；之后维利希很快离开，前往美国了。他与马克思的争吵并没有马上停止，因为他不得不对马克思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对他的指控进行回应，他的回应是题为《马克思博士和他的〈揭露〉》的长篇文章，马克思又以《高尚意识的骑士》为题的讽刺性小册子进行反击。至此，争论结束了。维利希在辛辛那提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以赞成的口吻评论了马克思后来的作品，并研究黑格尔。他在美国内战中曾获殊荣，与薛尔曼一起齐步行进到亚特兰大，离开军队时是少将。他最后迁居俄亥俄圣玛丽这个地方，在那里成为最活跃的和最受尊敬的公民之一。超过2500人参加了他的葬礼。马克思并不是那种无限期地争吵下去的人。他并不愿在1875年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第二版中写有关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内容，在前言中他写道：“维利希在北美内战中证明，他比一个纯粹的幻想家要好一些”。
虽然不同国家的流亡者团体的确（这与普通士兵形成了鲜明对比）十分自由地互相来往，但马克思与他们的接触仍然很少。1850年他曾与布朗基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但后者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了维利希。路易-勃朗，马克思认为他1848年以后或多或少地是一个同盟者，也在二月宴会的事情中站到了维利希一边。马克思第二年确实也收到了类似的宴会邀请，但让燕妮代他去了。他对燕妮描述的“备有茶和火腿面包的无酒的聚会”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意大利流亡者领导人马志尼被马克思冠以绰号“已经当了两年inpartibus的民主教会的教皇”，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如下地批评他的策略：
马志尼只知道拥有自由贵族阶层和文明市民的城镇。意大利的农业人口——他们像爱尔兰人一样愚昧地受到剥削、受到系统蹂躏和控制——的物质需要，对于他们的宇宙的幻想天堂来说，对于新教的意识形态宣言来说，自然是太低了。然而，要有勇气才能向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宣布，走向意大利独立的第一步，就是农民的完全解放和把他们半佃户的制度转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财产。
对于流亡者另一位杰出领导人，匈牙利的科苏特，马克思认为他代表了“愚昧的半野蛮民族的精神和社会水平，这些人还停留在16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
唯一与马克思有长期联系的国家团体是宪章派。宪章运动高潮过后以及1848年的失败，宪章运动的缓慢瓦解过程阻碍了宪章运动；到1850年，这一过程无疑加速了。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措施使宪章派变得更为激进；19世纪50年代早期，它的两位最有影响的激进领导人是乔治-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
哈尼是肯特州一位船员的孤儿，整个一生都在做宪章派新闻工作。恩格斯早在1843年就结识了他，当时他正编辑《北极星》。他是宪章派领导人中最具有国际精神的一个；这一点，连同他的共和主义，导致了他1850年被迫退出《北极星》。接着他创建了自己的报纸《红色共和国》，后来又更名为《人民之友报》，这份报纸1850年11月公开发行了“公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观点的相似，加上哈尼有大量的拥护者和一份报纸，使得马克思试图与他保持密切的合作。然而哈尼首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他愿意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中靠近马克思和布朗基主义者，同时他又做着必然使他疏远马克思的事情。至1850年夏，哈尼已经深信把国家宪章协会与正在扩大的（但不如此激进）联合工联结成联盟是必要的。他们疏远的直接原因是哈尼毫无区别地对伦敦各种流亡者团体的热情，它们全都是可能靠《人民之友报》发表它们的观点。1851年2月，哈尼的慷慨又扩大了：他参加了纪念波兰爱国者贝姆的一个国际性集会，发表了那天晚上最好的演说。该会议由路易-勃朗和布朗基主义者支持，沙佩尔主持。接着又一件事情发生了。2月24日，哈尼竭力出席由法国竞争派别组织的宴会。施拉姆和皮佩尔（马克思的两个年轻追随者）被逐出由路易-勃朗组织的会场，这个大事件发生时有700多人在场，大部分是德国人；当时哈尼没有积极进行反对。马克思表示厌恶“哈尼不倦地向渺小的大人物们表示的这种公开的阿谀奉承”，把哈尼描写为特别容易感动，有时候不能自已，是“太容易受感动的平民”。关于2月24日的宴会，他这样写信给恩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