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面提到的以外，在总参谋部还有其他许多有才干的果断的军事首长，他们以创造性的劳动提高了总参谋部这个集体的工作效能。
总参谋部执行着繁重的作战、组织和动员工作，是国防人民委员的主要工作机关。
但是，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中是有缺点的。例如，1941年春天研究工作情况时发现，没有为总参谋部，以及国防人民委员、各军兵种司令员构筑战时指挥所，作为指挥军队，迅速传达大本营指令，接受和研究军队报告之用。
战争爆发前几年中，构筑指挥所的时间错过了。当战争爆发以后，统帅部、总参谋部、各兵种司令部和各总部，不得不在和平时期的办公室实施领导，使工作大大复杂化。
战争开始前，有关统帅部大本营的机构问题，如大本营的组织结构、人选、位置、保障机关及物质技术器材等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战前五年里，换了四个总参谋长。这样频繁地更换总参的领导，便不可能完全掌握国防情况，也不可能深入地全面考虑未来战争的一切方面。
总参谋部在战前几个月对哪些基本问题做过准备呢?
现在一些战争回忆录的作者说，战前我们没有军队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
实际上，关于军队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在总参谋部当然都是有的。这些汁划的制订和修改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计划修订以后立即上报国家领导人，批准以后马上下达各军区。战前在制订和修改作战汁划和动员计划方面，作战部Г·К·马兰金将军、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А·Ф·阿尼索夫将军等人，作了大量工作。我到总参以前，制订计划总的领导由苏联元帅Б·М·沙波什尼科夫，后来由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和Н·Ф·瓦杜丁中将负责。
还在1940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一次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袭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
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我国首都莫斯科最近。
由于这一错误，不得不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就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19集团军全部和第16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和兵团，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成内从行进间进入交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
1941年春天(2—4月)修订作战计划时，我们没有完全纠正这个错误，没有在西部方向部署更多的兵力。
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匪徒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
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意见和他对形势的分析。但是斯大林在判断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上犯了错误。
1941年2月批准了军队动员计划(组织问题和物质问题)的最后一个方案，称为“М·П·—41号计划”。这个计划下发各军区，并指示在1941年5月1日以前完成原动员计划的修改。
1940年通过了一个决定，立即将西部各军区的部队部署到重；新合并到苏联的西部领土的新地区。这些地区虽然还没有防御工事，但在那里部署了西部各军区部队的第一梯队。
这里我想说一说新老筑垒地域的命运。西部国境新的筑垒地域，是从1940年初开始构筑的。构筑筑垒地域的方案，是斯大林根据К·Е·伏罗希洛夫和Е·М·沙波什尼科夫的报告批准的。
筑垒地域的构筑工程到1941年6月没有完成。
战争开始前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2，500个，其中1，000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的1，500个只装备有机枪。
在乌克兰，俄罗斯拉瓦和佩列梅什利筑垒地域，在1941年6月间保持着最高度的战斗准备。这两个筑垒地域在战争初期起过极其有益的作用，这一点下面还要说到。
现在我想澄清一下从老的筑垒地域拆除火炮的问题。
1941年2—3月红军总军事委员会，就如何加速完成新筑垒地域的构筑和武装问题，进行过两次讨论。我对会上发生的激烈争论记得很清楚。但是争来争去，却找不到加快生产要塞炮和保障必需的要塞设备的实际办法。
这时负责军械的副人民委员Г·И·库利克元帅和负责筑垒地域的副人民委员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还有总军事委员会委员А·А·日丹诺夫，建议从某些旧筑垒地域拆下一部分要塞炮，来装备新建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С·К·铁木辛哥元帅和我没有同意这个意见，指出旧筑垒地域还有用。而且旧筑垒地域的火炮，在炮的构造上也不适于新的永备发射点。
由于在总军事委员会内部发生了分歧，便把问题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同意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意见，下令从次要地段拆下部分火炮，送往西部方向和西南方向，使这种老式构造的火炮临时用于新的工事。
老的筑垒地域是在1929—1935年这个期间筑成的。永备发射点装备的基本上是机枪。1938—1939年许多永备发射点得到了火炮的加强。根据红军总军事委员会1939年11月15日的决定，老筑垒地域部队的编制人数缩减了三分之一以上。而现在又要从某些地段拆除火炮。
但是，在再次报告斯大林之后，我们获准在被拆除武器的地段保留部分火炮。
1941年4月8日，总参谋部就1938—1939年开始构筑的筑垒地域问题，给西部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发出如下内容的训令：
“在得到特别指示以前，斯卢茨克、谢别日，舍佩托夫卡、伊贾斯拉夫、旧康斯坦丁诺夫、奥斯特罗波尔筑垒地域予以保存。
为了在战时使用上述筑垒地域，应准备和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各筑垒地域指挥部的骨干；
2．为了完成每个防御枢纽部和支撑点的火炮机枪火力配系，应在土木工事或混凝土工事内构筑发射座。此种发射座应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使用野战部队的力量筑成；
3．根据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的设计和技术指示，计算出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需要量；
4．计算兵力兵器和制定作业计划时，应将1938—1939年在列季切夫、莫吉廖夫、扬波尔、沃伦斯基新城、明斯克、波洛茨克和莫济里筑垒地域修筑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计算在内。
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拟定在1938—1939年防御工事中安装武器和简单内部设备的技术指示，并在1941年5月1日前将其下达到军区。
旧国境线上筑垒地域永备发射点和土木发射点内武器作好战斗准备的时间搞错了。总参谋部的训令要求这些武器于战争开始后10天内作好战斗准备。而实际上许多筑垒地区早在这个期限之前就已被敌人占领。
旧国境线上的筑垒地域，并不象某些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说的那样，被平毁和全部拆除了武器。所有重要地段和方向上的筑垒地域基本上都被保存下来，并考虑另外予以加强。但是战争初期军事行动的进程不允许完全实现预先考虑好的措施，不允许适当地利用旧的筑垒地域。
关于新的筑垒地域，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曾多次指示各军区加速构筑。每年有将近14万人在新国境线上构筑工事。
现将总参谋部194i年4月14日就这个问题的一个训令摘录于下：
“红军总参谋部虽三令五申，但永备工事安装武器和作好战斗准备的进度，仍迟缓得令人不能容忍。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
1．军区所有用于筑垒地域的武器，应立即安装到工事中，并使工事作好战斗准备。
2．如缺乏专用武器，应暂时(经过简单改造)在射孔内安装带野战枪架的机枪，可能时安装火炮。
3．在对工事作战斗准备时，即使缺乏其他制式的设备，也必须安装装甲的金属栅门。
4．对工事内武器应妥善保养，保持完好无损。
5．红军国防工程建筑部部长应立即将在钢筋混凝土工事内安装暂用武器的技术指示下达到各军区。
各军区应于1941年4月25日前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红军总参谋部。
红军总参谋长大将 Г·朱可夫(签名)
红军总参谋部筑垒地域处处长少将 С·希利亚耶夫(签名)”
1941年3月总参谋部完成了工业转为战时军事生产的动员计划的拟制。这个计划由我和副总参谋长В·Д·索科洛夫斯基将军向苏联人民委员会所属国防委员会主席作了报告。
总参谋部向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写了一个关于弹药问题的特别报告。报告完全是关于炮兵弹药保障问题。我们谈了炮弹和追击炮弹方面极其严重的情况。榴弹、高射炮弹和反坦克炮弹均感缺乏。新式火炮的弹药情况更糟。
斯大林委托我审查这个报告，并会同弹药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向他报告确定需要和可能采取的措施。
Н·А·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同志认为我们的要求太高，并报告斯大林说，1941年的申请量最多只应满足20％。这个建议得到批准。
但是再次报告过斯大林以后，斯大林责成作出专门决定，大大增加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的弹药生产量。
1941年春天，国防人民委员部中央供应部门，在用国家储备的燃料、粮食和被服扩大西部边境军区的应急储备品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军区所属军械仓库从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基地补充了大量弹药。
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和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必须使物质技术器材更加靠近部队。乍看起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是最初几周战争的进程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错误。战争爆发后，敌人迅速突破了我军防线，很快夺取了军区的物质储备品，给军队供应和组建预备部队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现代战争初期的作战特点，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充分考虑。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认为，象德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之间的战争，应该还象从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认为法西斯德国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将和我们二样。事实上，无论是兵力还是条件相差都很悬殊。
德国在进攻苏联时经济力量如何呢?
大家知道，德国在夺取了欧洲几乎所有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之后，很好地装备了自己的军队，使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武器、技术兵器和充足的器材。由于当时在西欧没有积极抵抗的力量，希特勒匪徒得以集中全力对付苏联。
战争前夕，德国同被它占领的国家一起生产钢3，180万吨。它本身采煤25，740万吨，连同仆从国一起采煤43，900万吨。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煤产量16，590万吨。德国的弱点在石油开采方面，但这方面由于从罗马尼亚输入石油，依靠已建立的储备品和合成油料的生产，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弥补。
希特勒当局毫不留情地推翻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种种限制以后，为了保证实现它的侵略计划，使全部经济政策从属于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的利益。德国工业已全部转入战时经济的轨道。其他一切都退居次要地位了。
德国建立了强大的军事经济潜力，在较短时间内建成300个以上的大军事工厂，军事生产1940年比1939年增加三分之二，比1932年增加21倍。1941年德国工业生产了1l，000多架飞机，5，200辆坦克和装甲车，7，000多门75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约170万支骑枪、步枪和自动枪。此外还有掠夺来的大量武器，以及仆从国和被占领国的生产能力。
1941年3月底，苏联政府已知道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柏林与法西斯德国的里宾特洛甫和军界首脑进行极为秘密的谈判。
他们谈判的内容是不难猜到的。希特勒试图建立德、日联盟，形成对苏联的军事包围(后来才知道，在这些谈判中双方对一切问题都已商定。而且，里宾特洛甫曾意味深长地向洋右宣称，德国已经赢得这场战争。他说：“到年底，全世界就会明白这一点”。《苏联对外政策史》，第1部，1966年，俄文版，第380—381页。——作者注)。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两线作战。
保卫苏联远东的安全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其理由就在这里。
1941年4月，我不记得是几号了，斯大林给我打电话说：
“日本外务大臣洋右访问德国回国途经这里，你要亲切地接待他(“亲切”二字说得特别重)。”
“有什么指示?”
“洋右只是想同你认识认识。”
我不由得猜想，显然，洋右对哈勒哈河事件记忆犹新。
过了几天，国防人民委员部外事处主任告诉我，2小时后洋右带着翻译将来会我。
在预定的时间，门准时地开了，松冈洋右进来，深深地一鞠躬。
我亲切地欢迎他，问候他健康，旅途是否劳累。他含糊地回答说：
“我喜欢长途旅行。我是第一次到欧洲。您去过欧洲各国吗?”他反过来问我。
我回答说：“很遗憾，没有去过。在方便的时候，一定设法去。我读了很多有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书，但是，即使一本最好的书也不能使人了解一个国家的全貌。只有亲身访问和接触一个国家，才能更好地了解它，了解它的人民、风俗习惯。”
谈话一直在这种气氛中进行。我们不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洋右给我的印象是友好的，不愿开诚布公的交谈。可以看出，他宁愿多听，而不愿多说。
会见后，我立即给斯大林打电话，报告会见的情况和我对洋右的印象。我感到，斯大林对这次会见很满意。最后，他说：“日本政府同意签订中立条约了。”
苏、日中立条约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条约为期5年。条约规定，“双方应维持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条约的专门一条指出，缔约一方成为第三国或第三国家集团的军事行动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应守中立。
苏联政府知道，苏日中立条约能减少日本进攻我国、迫使我国两线作战的危险，但不能完全保证法西斯德国的盟国——日本军国主义遵守所签订的条约。因此，在卫国战争期间，我们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大量的兵力。由于国际形势尖锐，这个条约使我们赢得了一些喘息的时间。
当时关于德国用于进攻苏联的军队，我们知道些什么呢?
根据Ф·И·戈利科夫将军领导的总参情报部的情报，从1941年1月底起德军开始向东普鲁士、波兰和罗马尼亚增调部队。侦察部门认为，2、3两个月内敌军兵力增加到9个师：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当面有3个步兵师；西部军区当面有2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师，基辅军区当面有1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团。
我们将情报部长戈利科夫将军提供的情报，立即报告了斯大林。我不知道，戈利科夫将军本人根据情报材料向斯大林报告了什么。他没有向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报告。他不只一次地作这种报告。这自然会影响到对情况的全面分析。到1941年4月4日，根据戈利科夫将军的情报，从波罗的海到斯洛伐克，德军共增加5个步兵师和6个坦克师。准备对苏作战的部队共有72—73个师。此外还应加上驻罗马尼亚的9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师的德军。
到1941年5月5日，根据戈利科夫将军的报告，准备进攻苏联的德军总数已达103—107个师，包括部署在但泽和波兹南地区的6个步兵师和芬兰的5个步兵师。这些师的分布是：东普鲁士有23—24个师；西部军区当面的波兰领土有29个师；基辅军区当面的波兰领土有31—34个师；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14—15个师。
敌人作了大量战场准备工作：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铺设第二条铁路线；扩大机场和降落场网，加紧建筑军用仓库。在城市和工业区组织防空演习，构筑防空工事，进行动员演习。
匈牙利军队有4个军部署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罗马尼亚军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部署在喀尔巴阡山一带。
在芬兰，德军在奥布(图尔库)港登陆，从4月10日到29日登陆的有22，000人，然后前往罗瓦涅米和希尔克内斯。戈利科夫将军认为，德军由于从南斯拉夫抽出军队，不久可能继续得到加强。
1941年春天，希特勒匪徒由于不但心西面敌人会采取什么重大行动，就集中德军主力于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
到1941年6月1日，根据情报部的情报，准备进攻苏联的德军已有120个师。
截至1941年6月，德国军队比1940年增加355万人，总数达850万人，即214个师。我们到6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500多万人。
希特勒认为，进攻苏联的有利时刻来到了。
希特勒统帅部向东部大量运兵，是从1941年5月25日开始的。这个时期德国人在铁路部门实行了最大限度运行计划。从5月25日到6月中旬，向靠近苏联的边界总共运送47个德军师，其中包括28个坦克师和摩托化师。
我们则做了下面这些事。1941年的整个3月份和4月份，总参谋部为了进一步确定西部国境掩护计划和战时动员计划而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在确定掩护计划时，我们向斯大林报告：根据计算，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的现有部队，不足以抵抗德军的突击。必须从内地军区紧急动员若干个集团军，并且无论如何应于5月初到达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
经过数次报告，我们最终得到批准用野营集训的名义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增调两个简编的合成集团军。特别要求我们极其谨慎，并采取战役伪装措施。
与此同时，斯大林指示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加强主要机场和野战机场网的修建工作。但只许在春播结束后调用劳动力。
有一次在我们谈话结束时，斯大林问到征召预备人员的工作进展情况。
国防人民委员回答他，征召预备人员的工作进展正常。四月底，被征召的人员将到达边境军区。五月初开始在部队里对他们加以训练。
5月13日总参谋部下令，从内地军区向西部调派部队。第22集团军从乌拉尔调往大卢基地区。第21集团军从伏尔加河沿岸军区调往戈梅利地区。第19集团军从北高加索军区调往白采尔科维地区。步兵第25军从哈尔科夫军区调往西德维纳一线。第16集团军从外贝加尔调往乌克兰的舍佩托夫卡地区。
5月份从内地军区调往西部边境的军队，共计有28个步兵师和4个集团军指挥机关。遗憾的是，这些师只编有8，000—9，000人，而且没有完全配备编制规定的技术兵器。
5月底总参指示各边境军区司令员立即着手准备指挥所，而于6月中旬下令方面军指挥机关进入指挥所：西北方面军在帕涅韦日斯地区，西方方面军在奥布兹列斯内地区，西南方面军在捷尔诺波尔地区。敖德萨军区改为集团军，其指挥部设在蒂拉斯波尔地区。各方面军和集团军野战指挥部，应于6月21—22日进入上述各地区。
在国境线上有47个陆军边防总队、6个海军边防总队、9个独立边防大队，内务人民委员部作战部队的11个团，以及靠近边境但未展开成战斗队形的各军区担任掩护的集团军第一梯队步兵师。
在西部边境军区和舰队中，共有290万人，1，500架新式飞机和大量旧式飞机，将近38，000门火炮和迫击炮，1，475辆KB型和T—34型新式坦克，以及相当一部分旧式的发动机寿命较短的轻型坦克，其中部分坦克需要修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1981年，中文版，第4卷第36页。)。
各边境军区部队的战斗素养是各不相同的，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现在很难详细描述这些军区所发生的一切，很难描绘战争发生时它们所处的环境。
我还记得，刚到总参工作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刚刚离开的基辅特别军区。那里的情况如何，在做些什么?
因此，我想在这里引几段当时的基辅特别军区上校作战处长И·Х·巴格拉米扬元帅的回忆录。我认为，他的话如实地反映了部队战前最后几个月的困难情况。下面就是他的回忆。
“我们刚刚把前去参加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的司令员送走，随即接到总参谋部的指示：由军区参谋长率领参与制订国境掩护计划的人员立即赶赴莫斯科……。
到莫斯科后才明白，是要我们参加审查军区的作战方案。
……我们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忽然命令我们立即返回基辅执行本身的职务。回到这里首先要审查集团军的国境掩护计划，这些计划是各集团军司令部根据军区首长的指示制定的。令人高兴的是，集团军的计划不需要作重大变动，而只要略加修改。
但是在法西斯开始侵占南斯拉夫后不久，总参谋部指示要对国境掩护计划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军区首长接到命令要大大扩大直接担负国境掩护的部队的编成……
基尔波诺斯将军对于在他看来明显地削弱他的预备兵力而用过多的部队担任消极防御，感到忧虑。但是命令终归是命令。4月18日我们给各集团军下达了相应的指示，要求他们对计划进行如上修改……
各集团军参谋长和参与制订计划的人员，再次被召集到军区司令部。全部从头来过一遍。影响工作进度的最大困难是，制订计划的将军和军官们，不得不从头到尾亲自动手来写……
修订计划的工作应于5月10日前完成。幸而这是最后一次的重大补充，不然的话到法西斯强盗入侵开始以前，计划始终完成不了。
4月下半月，红军领导机关明显地加紧采取措施加强各边境军区的力量。记得4月26日，我们军区接到莫斯科的命令，要求在6月1日前组建5个快速反坦克炮兵旅和1个空降军。4个步兵师改编成山地步兵师。军区首长得到通知，到5月25日前，步兵第3l军的指挥机关将从远东调来归他指挥。
春季的最后一个月，决没有给国际关系的气氛带来温暖。斯大林突然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军区司令部所有的人都把它看成是国际形势复杂化的证据。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还是第一次把党的最高领导和国家最高领导集中在一个人手中。还有其他的征候说明威胁正在迅速增长。
5月下半月，我们接到总参谋部的训令，要求军区首长接收和配置从北高加索军区调来的步兵第34军的指挥机关及其直属部队，4个编制人数为12，000人的步兵师和1个山地步兵师。
为了指挥这部分部队，将由北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М·А·列伊捷尔率一个作战组到这里来……。从训令中还了解到，部队于5月20日开始到达。这个训令对军区首长虽然看来不那么突然，但还是使他感到担心，因为要在很短的期间配置几乎整整一个集团军。由于忙于这些突如其来的新的紧急措施，我们就不得不把原定5月下半月举行的各集团军首长司令部演习推迟了。
5月底，一列接着一列的火车开始到达军区。作战处好象成了调度所，关于来自北高加索军区的部队的移动和状况的消息一齐涌向这里。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派往这些部队的指挥员，报告这些部队的战斗力时强调指出，所有兵团都是平时编制，因此不但指战员缺额很大，而且缺少技术装备，首先是缺少运输工具和通信器材，而这些是各师自宣布动员之日起就应当得到的。
看来，严守同法西斯德国的条约这个意图，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应当指出，后来当战争爆发时，这些师匆忙地转移到了西部战略方向，并被迫从行进间投入战斗。
北高加索军区的5个师还没有来得及在我们军区境内集结完毕，6月初总参谋部又通知，国防人民委员命令建立第19集团军指挥机关，并于6月10日前派往切尔卡瑟。北高加索军区步兵第34军的5个师全部和步兵第25军的3个师都包括在这个集团军的编成之内……新的集团军由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指挥。
一天以后总参谋部通知军区首长，准备再接受和配置一个集团军，即从外贝加尔调来的М·Ф·卢金中将指挥的第16集团军。计划规定，卢金将军的部队从6月15日到7月10日在基辅特别军区境内集结完毕。
就这样，我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把第二个集团军接受下来并配置在我们军区。这是令人高兴的事。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我们纵深缺少部队的那种担心，自然而然地消除了。现在很清楚，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下令军区所有部队准备前移到国境时，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И·Х·巴格拉米扬：《作战处长的日记》。见《军事历史杂志》，1967年，第1期第60页。)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当时一个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自然地导致了其他许多错误，这就是在判断德国法西斯军队可能发起对苏进攻的时间上的错误。
1940年作战计划经过修改后于1941年付诸实施，其中规定，一旦遭到军事威胁时必须：
——使全部武装力量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立即在全国进行军队动员；
——根据动员计划按战时编制扩充军队；
——根据边境军区和统帅部计划，将完成动员的军队集中和展开在西部边境地区。
作战计划和动员计划规定的措施，只有根据政府的特别决定，才能付诸实施。而这个特别决定，直到1941年6月21日夜间才作出，而且没有完全实现。战前最后几个月里，领导机关没有规定军事威胁特别严重时期采取所应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
这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机关没有完成由他批准的作战计划所规定的措施呢?
对于这些错误和失算，人们经常责怪斯大林。当然，斯大林无疑是有错误的。但不能离开客观历史进程和现象，不能离开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孤立地去看待错误的原因。
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容易的了，那就是当一切结果都很清楚时，再来对事件发生以前的作法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也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困难的了，那就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个历史时刻，立即就对所有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斗争，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意见、消息和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经过对照和分析斯大林当我在场时对他身边的人的谈话，我坚信：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串着一个愿望，即避免战争或推迟战争爆发的时间，并且相信他会成功。
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同法西斯德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有经验的敌人作战，将给苏联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所以他和我们全党、政府一样，竭尽全力以争取时间。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关于警告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方面的事实。但是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后发现的文件表明，当时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下面就是例证之一。
根据希特勒在1941年2月3日会议上发出的指示，德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于1941年2月15日下达了《制造假情报欺骗敌人的命令》。为了隐蔽按照《巴巴罗萨》计划实施的战役的准备工作，德军总参谋部情报处和反间谍处，策划并进行了许多散布谣言和假情报的活动。军队的东移，被说成是“为了隐蔽入侵英国的最后准备工作而采取的有史以来最大的佯动”。
大量出版了英国地图。军队配备了英语翻译。在英吉利海峡、加来海峡的海岸和挪威“圈定”若干地区，到处流传着那个不存在的空降军的消息。海岸上配置假火箭炮连。军队流传一种说法是，他们正在进行入侵英国以前的休整，另一种说法是军队将经过苏联进攻印度。为了使人相信登陆英国之说，制定了暗号为“鲨鱼”和“鱼叉”的特别作战计划。宣传完全是针对英国的，中止了往常那种对苏联的攻击。外交等部门也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此类情报，加上军队战备方面的缺点，使得斯大林在采取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反侵略准备的基本措施时，表现得格外谨慎小心。
如前所述，斯大林还考虑一个情况，即由于军队由地区制改为常备军制，部队、兵团和军团年轻的指挥干部和政工干部，还没有具备与其职务相称的战役战术素养。
遵照第十八次党代会的决议及后来党中央关于选拔、训练和教育领导干部的指示，各集团军首长、党政机关，在1941年夏季以前进行了很大规模的训练教育工作，以提高军队各类干部的一般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
但是，军队指挥干部问题，在1941年仍然是一个尖锐问题。大量提升年轻干部担任高级职务，在一定时间内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战争前夕在釆取重大组织措施时，就曾感到熟练的指挥干部、坦克和炮兵专业人员、飞行技术人员数量不足，这是由于我军数量大量增加的结果。所有这些问题，本来指望在1941年底基本上得到解决。
斯大林希望保持和平这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条件，所以他认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正竭尽全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认为他们正处于严重军事形势之下，为了避免本身的覆灭，非常希望德国进攻苏联。这就是他对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深表怀疑的原因所在。
这里只讲一个足以使斯大林大大增加对上述消息的怀疑的事实。这就是在英法同苏联进行军事谈判(我在上面已经谈过)的1939年这同一年，他们在伦敦同法西斯德国也举行了秘密谈判。
英国外交部门提议同希特勒达成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协议。英国贸易大臣哈桑同戈林的密友、德国高级文官沃尔塔谈判时说，两国面前有便于经济活动的三个广阔的领域，这就是大英帝国、中国和俄国。他们讨论了政治和军事问题，以及德国掠夺原料等问题。参加谈判的还有其他人士。德国驻伦敦大使狄克逊报告柏林说，“此间政府人士中建设性政策的倾向”正在加强。
我想顺便指出，当希特勒打算提议和苏联共同考虑划分世界势力范围时，遭到苏联方面断然的、毫不含糊的拒绝。苏联甚至连这个题目也不愿谈论。这个事实可以从莫洛托夫1940年11月访问柏林的文件和参加者那里得到证明。
大家知道，丘吉尔于1941年4月底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从可靠方面获得确实消息，当德国人断定南斯拉夫已落入他们掌心以后，即2月20日，便开始将驻罗马尼亚5个装甲坦克师中的3个师调往波兰南方。而当他们获悉塞尔维亚发生革命时，又取消了这一调动。阁下会很容易积这些事实的意义”。
斯大林是不相信这封信的。1940年世界报刊上传说，英国和法国的军队准备进攻北高加索，轰炸巴库、格罗兹尼和迈科普。随后又出现了证明这个传说的文件。总之，不但丘吉尔的从来不加掩饰的反苏反共的言论和行动，而且当时外交方面许多具体事实，都提醒斯大林小心谨慎地对待来自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消息。
1941年春天，西方国家盛传苏联对德国进行大规模军事准备的挑拨性消息。德国报刊大肆渲染这类消息，并且抱怨说，这些消息使苏德关系受到损害。
“你看”，斯大林说，“用德国人吓唬我们，用苏联吓唬德国人，有人就唆使我们互相敌对。”
关于对1939年同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看法问题，当我国可能受到德国和日本两面进攻的时期，说斯大林指靠这个条约是毫无根据的。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认为，条约不能使苏联避免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但能够赢得时间巩固国防，阻碍反苏统一战线的建立。无论如何，我没有听斯大林说过有了互不侵犯条约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话。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红军学院毕业招待会上，向该院学生发表了演说。
斯大林首先祝贺毕业生结束学业，接着谈到军队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他说，同志们，你们在3—4年前离开部队，现在回去将认不出军队的面目了。红军远不是几年前那个样子。我们建成了一支新的军队，装备了现代的军事技术。我们的坦克、飞机、火炮已经改观了。你们回到军队时，将会看到许多新的东西。
斯大林接着介绍了各军种兵种的变化。
斯大林继续说，你们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指战员会问你们：现在情况怎样?法国为什么失败?英国为什么打败仗，而德国却取得了胜利?德国军队真的不可战胜吗?
德军的军事思想在前进。军队装备了最新技术兵器，掌握了新的作战方法，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德国有一支技术上、编制上都很好的军队，这是事实。但是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军队是一支理想的、不可战胜的军队，这却是没有根据的。不可战胜的军队是没有的。德国在进行侵略和掠夺战争的口号下，在征服其他国家，奴役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口号下，是不会取得胜利的。
谈到德国在欧洲取得军事胜利的原因时，斯大林提到某些国家对军队的态度问题，那里对军队缺乏应有的关心，对军队缺乏道义上的支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腐蚀着军队的新风气。军人被人瞧不起。而军队是应当受到人民和政府极大的关心和热爱的，这就是军队最大的精神力量所在。对军队应当爱护备至。
军事学校必须而且只能广泛运用现代战争的经验，以新式技术来训练指挥干部。斯大林扼要叙述了炮兵、坦克兵、航空兵、骑兵、通信兵和步兵在战争中的任务以后，强调指出必须改造我们的宣传鼓动和出版工作。为了做好战备，不但要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还要做好政治方面的准备。
那么，从上面列举的事实中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对于在巩固国防方面在战前已经做了的，即将要做的，以及来不及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应当怎样估价呢?尤其是在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之后的今天，怎样批判地、同时又是设身处地置身于伟大卫国战争前夕来对以往的一切加以估价呢?
我想，国防事业从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来看是进行得很正确的。多年以来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或几乎是一切。至于从1939年到1941年年中这个时期，那么党和人民为巩固国防做出了特殊的努力，付出了全部人力和物力。
发达的工业，集体农庄制度，文化的普及，各民族的统一和团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人民无比的爱国主义精神，把前线和后方连成一体的列宁党的领导，这是我们这个伟大国家防御能力的雄厚基础，是我们在同法西斯作斗争中取得辉煌胜利的首要原因。
苏联工业尽管遇到了巨大困难，遭到了巨大损失，自1941年7月1日至1945年9月1日仍然生产了大量武器：82.5万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将近10.3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7万架以上作战飞机。这就说明，从军事和国防观点来看我们国家的经济适时地奠定了一个良好而牢固的基础(见《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伟大卫国战争”。)。
回顾从国内战争时期以来的苏军建军过程，应当说，我们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也是正确的。苏联军事学说，训练教育军队的原则，陆海军的武器装备，指挥干部的培养，军队的编制结构，都在不断地趋于完善。经常保持着极高的士气和政治觉悟。
当然，如果能够把走过的道路从头再走一遍，那么某些事是应当不做的，某些事应当修正。但我说不出，我们在军队建设中有哪一条重大的原则方针要加以勾销、弃置和取消。整个说来，从1939年到1941年年中这个时期实行的种种改革，给苏维埃国家提供了一支极其优良的军队，使其做好了防御准备。
我为这一点进行辩护，并不是为了推卸我在这个时期内由于疏忽而应负的责任。老实说，每一个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懂得，即使是处在总参谋长这样高的岗位上，也不可能在4个半月内什么都做到。我所犯的错误有的已经讲过，有的下面要讲。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另外一点，那就是帮助读者，尤其青年了解事物的本来面目。
历史给予我们的和平时期的确太短，不能把一切都安排好。许多事我们有了一个正确的开端，许多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估计法西斯德国进攻时间方面的错误，是有影响的。抗击敌人最初突击的准备工作中的不足是和这个错误有关的。
我提到的那些积极因素，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经常在起作用，其作用越来越广，越来越大。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胜利。对时间判断错误这个消极因素，其作用逐渐减弱，但极大地增强了敌人客观上的优势，加强厂他们暂时的优势，造成了我们在战争初期的严重情况。
1940年，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加强国防的措施，但是经济力量不允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给军队规定的组织措施和其他措施全部实现。战争爆发时，国家正处在改组改装军队，重新训练军队，建立必要的动员储备晶和国家后备力量的阶段。苏联人民不想进行战争并力求避免战争，把基本人力物力用来完成和平时期的国民经济计划。
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事将领，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因此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早一点付诸实施。
当然，这些措施也许不能保证在抗击敌人进攻中获得完全胜利，因为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但我军可以更行组织地进入战斗，从而使敌人遭到大得多的损失。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俄罗斯拉瓦、佩列梅什利地区以及西南方向各地段的部队和兵团实施的胜利的防御战斗，就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