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统帅部建立于1941年6月23日。它的组成同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方案有一些不同。它包括的成员有：С·К·铁木辛哥(主席)、总参谋长Г·К·朱可夫、И·В·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К·Е·伏罗希洛夫、С·М·布琼尼、Н·Г·库兹涅佐夫。
按理说，应当采纳我们提出的任命斯大林为最高统帅的方案。因为根据惯例，离开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单独做出任何重大决定的。结果出现了两个最高统帅：一个是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这是法定的，是根据决议任命的；另一个是斯大林，他是实际上的最高统帅。这就给军队指挥造成了困难，而且势必会在准备决心和下达命令方面浪费时间。
我们还曾建议吸收第一副总参谋长Н·Ф·瓦杜丁参加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但斯大林没有同意。
最高统帅部曾设立过一个研究各种问题的顾问组。实际上这个组是有名无实的，因为所有的顾问很快都接受了其他的任命，同时又没有另外的人来接替他们的职务。
整个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一直在莫斯科，这有着巨大的精神作用。7月初，鉴于敌空袭的威胁，最高统帅部自克里姆林宫转移到了基洛夫门街区一家不大的院子里。那里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和通信联络设施。一个月之后，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人员，也迁到了离这个院子不远的地铁基洛夫车站站台工作。
1941年6月30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外国军事干涉和内战时期列宁工农国防委员会的大体形式建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这一非常机关。
国防委员会成了集中全部权力的有权威的国防领导机关。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都必须执行它的一切决定和命令。为了检查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情况，在各边区、各州、各军事工业人民委员部、各主要企业和基建工程单位，国防委员会都派有自己的代表。
国防委员会通常是在克里姆林宫或斯大林的别墅里随时召开会议，讨论并决定各种最重要的问题。各次军事行动计划是由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共同审议的，开会时并邀请负责战役保障的人民委员参加。这使我们一有机会就能在最重要的方向上集中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战略领导上执行统一的方针，同时通过有组织的后方支援，把军队的战斗活动同全国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论，而且意见又往往提得很肯定，很尖锐。如果达不成一致的意见，则马上由争论的双方派出代表组成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经过协商一致的建议。
整个战争期间，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将近一万项有关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决定和决议。这些决议和命令得到了严格而坚决的执行。围绕着这些决议和命令，人们展开了紧张的工作，以保证党领导国家生活的统一方针能在这一艰难的时期得到贯彻执行。
1941年7月10日，为了改善对军队的领导，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统帅部改组为总统帅部，而8月8日，总统帅部又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战争期间参加过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总参谋长依次有：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最后一次变动发生于1945年2月17日，当时国防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确定最高统帅部由И·В·斯大林，Г·К·朱可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А·И·安东诺夫、Н·А·布尔加宁，Н·Г·库兹涅佐夫组成。——作者注)。从那时开始到战争结束，斯大林一直担任最高统帅。
由于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的领导都是同一个人——联共布)中央总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因而随着国防委员会的组成和最高统帅部的建立，也就完成了国家系统和军事系统战争领导机构的组建。党中央委员会则负责保证党、国家、军事和经济机构的统一行动。
这时，我开始直接同斯大林在一起工作。过去我没有同他这样接近过，因此，开始阶段，当他在的时候，我感到有些拘束。加上我在战略问题上又缺乏足够的经验，对自己提出的一些估计是否准确也没有把握。
最初，斯大林很少跟我谈话。可以感觉得出，他正在仔细地观察我，当时他对我这个总参谋长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看法。
可是后来，随着我逐步积累了经验并变得比较大胆而自信地谈论自己的见解时，我发现，斯大林也就开始越来越注意听取我所发表的意见了。
1941年7月1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又发布命令，任命斯大林为国防人民委员。
应当说，自从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人民委员之后，在总参谋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中央各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政府和国民经济的其他机关便立即感觉到了他那坚强而有力的领导。
国防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受领有具体任务，并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严格负责。有的负责坦克生产，有的负责炮兵装备生产，有的负责飞机生产，有的负责弹药、给养和服装的供给等等。斯大林亲自责成各兵种司令员直接同国防委员会的各委员联系，以帮助他们保质按时地完成一定的军工生产计划。
由于党的政治工作发挥了作用，军队指挥的艺术有了提高，同时又积累了一定的武装斗争经验，因此，对敌人的抵抗得到了加强。各军兵种的指战员在战斗中都表现得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军队的纪律有了明显的加强。
可是，不管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指挥部采取多么坚决的措施，各条战线的情况却仍在继续恶化。在敌人优势兵力的逼迫下，我军退入了本国腹地。前面我已经说过，在战争最初的几个月里，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的情况最为严重。苏军的战略防御是在战况发展不利于我国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防御的特点是积极防御的形式和顽强斗争。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对我国国土防空的状况极为关心，因为德国法西斯的空军活动得很疯狂。敌人对其空军曾寄予了极大希望。他们指望用大量飞机的突击来破坏我国西部地区的动员，打乱我浅近后方、运输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摧毁我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希特勒对这批空中强盗及其首领戈林倍加宠信，大肆奖赏。
最高统帅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并考虑到国家要地防空状况的不利前景便精力充沛地着手加强对空防御。他请来了一批防空部门的领导干部，限他们在两天之内提出关于加强防空兵力兵器、改进防空系统的组织结构和指挥的原则性意见。红军炮兵主任Н·Н·沃罗诺夫将军，以及М·С·格罗马金将军、Д·А·茹拉夫廖夫将军、П·Ф·日加列夫将军、Н·Д·雅科夫列夫将军等人曾给斯大林提出了大量有用的意见。
当时对空防御最主要的任务是：掩护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那些生产坦克、飞机、炮兵装备，开采石油，有重要铁路交通干线通过，以及拥有动力和通信设施的大工业中心。
防空兵力兵器配备得最强的是莫斯科。7月份，莫斯科就已经拥有585架歼击机、964门高射炮、166挺大口径高射机枪、近一千具探照灯和大量的拦阻气球。
莫斯科的这样一种防空体系是十分有效的。实施密集空袭的法西斯空军遭受了极大损失，但仍然没有能成批地突入莫斯科。他们参加空袭的轰炸机加在一起有好几千架，但能够窜入城市上空的飞机却是屈指可数的(约占百分之二、三)，而且就是这些少数的飞机也都不得不把它们携带的杀人武器盲目地到处乱扔。
在敌航空兵袭击莫斯科的时候，最高统帅不止一次地来到了首都防空指挥所的地下工事，亲自观察抗击敌空军的工作。茹拉夫廖夫将军在这里冷静沉着而有条不紊地指挥作战。空袭以后，斯大林通常还要再呆一会儿，并同指挥所的军官谈话，询问他们，要使对空防御能完成本身的任务，首先是能掩护好莫斯科，大本营还应该做些什么。
在战争的后几年，对空防御一直在继续不断改进，并在消灭希特勒侵略者的共同事业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到现在还是怀着十分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列宁格勒城和波罗的海舰队的防空人员；这些部队的战士和军官英勇巧妙地抗击了敌航空兵对城市和舰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的大规模空袭。
当然，建立苏联战略领导机构曾花费了一定的时间，经历了一系列大的变动，这些变动是由战争进程和当时军事战略形势的特点所造成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军事科学根据早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就已积累的武装斗争经验，在军队指挥问题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和政工干部以及参谋人员基本上都是挑选得好的，而且都是从年轻的、精力充沛、能力强的军官和将军中挑选的。他们工作热情高，经常注意提高自己在战略和战役学方面的知识。总参谋部、海军总司令部、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机关、各方面军、海军舰队、各军区的司令员和他们的司令部，在使军队保持最大战斗力和赢得胜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可是，由于我们在法西斯德国发动进攻的时刻缺乏象最高统帅部这样一种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因而在一开始就不能不影响到军队的指挥，不能不影响到初期战役的结果和总的战役战略态势。何况敌人已经在欧洲取得了不少关于组织战争、以突击兵力突然入侵他国的经验。应当承认，各方向总指挥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在战争初期的军队指挥方面是有重大缺点的。这也对武装斗争的结果产生了不良影响。
人们有时候问我，为什么与法西斯德国开战前，我们实际上没有完全准备好对战争的领导和对各方面军军队的指挥呢?
首先我想公正地指出，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许多领导人过于迷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大部分战役战略一级的指挥人员，其中包括总参谋部的领导干部，理论上都已懂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作战特点和作战方法上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他们却按老框框准备战争。他们错误地认为，大的战争与过去一样从边境交战开始，然后敌人的主要兵力才开始进攻。但是这次战争却出乎预料，希特勒德国的所有陆军和空军从一开始就立即采取了进攻行动。
同样应当承认的是，国防人民委员和国防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对于军队战前准备工作中的缺点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而我，作为当时的总参谋长和国防人民委员最亲密的助手，对这些缺点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最后，还有一个起重要作用的情况是，斯大林直到最后时刻，即直到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之前，还没有放弃推迟战争的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束缚了国防人民委员，使他直到1941年春都没有能向斯大林提出建立统帅部的方案。
在这一年的春末，我只得又一次而且是坚决地要求国防人民委员向斯大林报告，说明有必要研究一下总参谋部起草的有关组建统帅部的计划方案，同时请求批准组织一次大规模的首长司令部演习来实际检验这一设想。这一次，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而且斯大林同意进行这样一次演习，只是距国境线要远一些，提出要在瓦尔代—奥尔沙—戈梅利—普肖尔河一线进行，然后再向他呈报关于统帅部的编制、职权范围和工作机构的设想方案。
1941年5月，对演习地区进行了勘察，但演习却没有能进行。由于没有时间，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实际筹备统帅部及其机关的措施也没有得到研究。
在我这本书的许多章节中还将谈到军队指挥方面的错误，特别是战争第一阶段(直到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开始)的错误。当然，在我们这一最艰苦的阶段中，也不全都是错误。就在这一阶段中，我们准备并实施了一些大型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我们还打破了敌人夺占列宁格勒的计划，并在莫斯科城下粉碎了法西斯德军。这一些和另一些战斗和交战使指挥人员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们的军队在成长，军队的领导工作在改进。克服了第一阶段的困难之后，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首长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就大为改进了。
从最高统帅部这个高度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在战争中，错误同错误不尽相同：一些错误是可以改正的，而另一些错误则很难改正。一切都决定于错误的性质及其涉及的范围大小。战术范围的错误，从以往的经验看，上级领导可以很快纠正。但战役范围的错误，改起来就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当领导上不掌握必要的兵力兵器或时间以便在需要的地点和时刻投入战场时，更是这样。
为了纠正最高统帅部和某些方面军在1942年夏季所造成的战役战略性错误(这一错误使希特勒的军队得以前出到斯大林格勒地域和北高加索)，需要全国作出极大的努力。
回顾以往，我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别国的军事政治领导能经得起类似的考验，能从当时所面临的极端不利的处境中找到出路。
众所周知，战略完全取决于政治，全国范围的军事政治性错误是很难纠正的。这样的错误只有那些进行正义战争并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和物质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纠正。相反，如果战争的目的不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那末，这样的错误通常就会导致彻底垮台的后果。
但也有根本无法纠正的错误。如象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当局决定冒险进攻苏联的错误。这一错误之所以出现，原因在于他们离奇地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对苏联这样一个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军队、人民、党和政府一致的国家的潜在能力却估计不足。
希特勒及其周围的军政官员们，由于被以往那些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竟认为他们的军队将势如破竹地踏遍苏维埃国家，就象他们过去在西欧所经历过的那样。但没有出现这种结果。按冒险主义、民族主义的法西斯思想行事的希特勒分子，没有能力搞清楚决定战争结局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准备战争时就需要懂得，就需要根据研究社会和战争的科学冷静地加以解决的。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清醒地分析了1942年我方战役失利的原因，依靠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制度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出色地动员了全国的力量奋起抗击敌寇。由于人民忘我的支援，苏联最高统帅部找到了最适合于当时情况的斗争方式和方法，终于从敌人的手中夺取了主动权，然后使战争进程发生了有利于我的转变。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军各级指挥机构，直到最高统帅部在领导军事行动方面都达到了高度完善的地步。大部分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在这方面的表现都很好。希特勒统帅部，由于丧失了主动权，无法克服在组织和实施战役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这就大大加速了他们的彻底失败。这也是法西斯德国总崩溃的开端。
在战争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领导武装力量的问题。战争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书记处共召开了200多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政策、经济和战略等问题的决定则分别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人民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或最高统帅部负责贯彻执行。
最高统帅部工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列宁关于集中指挥军队的原则。最高统帅部领导了武装力量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作战活动，并通过使用预备队和游击队的力量在武装斗争过程中增强战略力量。最高统帅部的工作机关，前面已经说过，是总参谋部。
当然，新的作战样式和方法要求军队指挥系统作某些组织上的调整。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总参谋部把一部分职能交给了其他部。总参谋部本身的工作涉及到所有军兵种，即陆军、海军、空军等。它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战役和战略问题上，集中在全面深入地研究情况，集中在分析最高统帅部所定下的决心，并从组织上保障其贯彻执行。
由于进行了改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更为得力、更加精干的机关，从而能够在整个战争期间更有成效地完成所受领的任务。当然，在改组之后，工作中也曾出现过一些缺点，但这只是一些个别情况，而且是由于碰到了某些复杂的问题。
为了改进对各方面军的指挥，1941年7月10日，国防委员会建立了三个方向总指挥部，即：
西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К·Е·伏罗希洛夫元帅，军事委员为А·А·日丹诺夫，参谋长为М·В·扎哈罗夫)；
西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К·铁木辛哥元帅，军事委员为Н·А·布尔加宁，参谋长为Г·К·马兰金)；
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总司令为С·М·布琼尼元帅，军事委员为Н·С·赫鲁晓夫，参谋长为А·П·波克罗夫斯基)。
国防委员会原打算通过建立方向总指挥部来协助最高统帅部更好地指挥部队，更好地组织各方面军以及空，海军之间的协同动作。原先设想，方向军事委员会应比方面军首长更善于利用当地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武装斗争。
可是，方向总指挥部建立以后不几个月，就表明它起不了这种作用。最高统帅部仍象过去一样直接领导各方面军。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方向总司令并不掌握用于影响军事行动进程的预备兵力和物质器材。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同意，他们就不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这样，方向总指挥部便成了一级单纯的转达机构，终于在1942年撤销了。
最高统帅部只得重新指挥在广阔地区展开的众多方面军的作战。这当然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协调比邻作战的几个方面军时，更是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指挥方法，并且终于找到了一种能使战略领导机构直接影响各方面军活动的有效方式。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战略领导制度，即向最重要地段派出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
军事史上有过这种先例。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高统帅机构也曾把自己的代表直接派往前线，给予战役进程以重大影响。在伟大卫国战争的头几个月里，鉴于当时的情况，一些苏军将军也曾受最高统帅部委托，到作战部队去工作，他们运用上级赋予的权力，促成了战场形势的好转。而在经历了一年战争的现在，在前线特定地段工作的最高统帅部代表，他的活动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这时开始，最高统帅部开始只向当时负有主要任务(如决定最重要战役或战局的进程)的方面军或方面军群派出代表。
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的都是最有军事素养的军事首长。他们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通常都直接参与制定当前战役的企图和计划。最高统帅部始终要求自己的代表对战役实施领导，要求他们对战役的实施情况负起全部责任，并且为此授给他们以全权。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援引1942年5月斯大林拍给派往克里木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的一份电报。
当斯大林从Л·З·梅赫利斯的电报中发现他企图推脱他对苏军在刻赤半岛招致重大失利所应负的责任时，向他指出：
“你所采取的是一种对克里木方面军的行动不负责任的、旁观者的奇怪立场。采取这样的立场十分方便，但却是极其恶劣的。你在克里木方面军不是—个旁观者，而是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对方面军的一切成败负有责任，你有义务纠正方面军领导的错误。你应当和方面军领导共同对方面军左翼不堪一击的状况负责。如果整个‘情况表明，敌人一早将要进攻!’你不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抗击，只是消极地进行批评，那对你就更糟。这就是说，你还没有懂得，派你到克里木方面军去，不是当监察员，而是当最高统帅部的负责的代表。”
对于这样一份把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规定得极其清楚的文件，未必还需要作什么解释了。
随着苏军进攻战役规模的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责任也有所改变。例如，在1944年的夏季战局中，我军在西部战略方向执行“巴格拉季昂”计划。根据这个由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共同制定的计划，我四个方面军、远程航空兵和游击队同时对敌人实施突击，任务是粉碎法西斯德国主要军队集团即“中央”集团军群。
客观形势当时要求扩大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职权。在白俄罗斯战役中，赋予最高统帅部代表的权力是直接领导数个方面军作战。我个人当时就受领了领导白俄罗斯第2、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任务。而同我们协同作战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则负责领导波罗的海沿岸第2、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进攻。
我认为，最高统帅部采取的这种措施，在当时使它的代表得到了广泛的主动权，因此能够灵活自如地指挥军队。各部队受领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红军解放了苏联的白俄罗斯全境、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大部、乌克兰的西部各州和波兰的东南部地区。
最高统帅部派出过哪些人到作战部队去充当自己的主要代表呢?
首先是最高统帅部的成员，其中包括：К·Е·伏罗希洛夫、Г·К·朱可夫和С·К·铁木辛哥。最高统帅部在部队的常驻代表则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
除去这些主要代表外，最高统帅部还向部队派出过Н·Н·沃罗诺夫将军、А·И·安东诺夫将军、С·М·什捷缅科将军、Л·З·梅赫利斯将军等。
除了负责直接在现地贯彻最高统帅部某个战役的决心的全权代表之外，最高统帅部还派出过军兵种代表。他们到部队去的任务是帮助部队领导人和最高统帅部主要代表组织不同军兵种作战。
战争期间，我个人以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身分去作战部队工作不少于15次。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也同样多次到过各方面军。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一同出发去作战地区参加象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进攻乌克兰第聂伯河右岸地区和解放白俄罗斯等大规模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实施。凡是同华西列夫斯基一起工作过的人，总要谈到他渊博的知识和精确而清晰的思维能力。А·М·华西列夫斯基不能容忍工作上的敷衍塞责现象和“碰运气，想当然”的作风，而总是要求准备战役的参谋人员提供高度准确的情报资料和说理充分的分析意见。我经常总是十分满意地回忆我们在组织和实施各次战役中·融洽友好的工作经历。
最高统帅部代表不直接指挥各方面军。这一权力仍掌握在各方面军司令员手里。但最高统帅部代表却可利用上级赋予的巨大职权去影响所在地区激烈战事的进程，及时纠正方面军领导和集团军领导的错误，并具体帮助他们向中央索取物质技术器材。在我的记忆中，拒绝执行最高统帅部代表建议的情况是没有的。
当然，应当说，远不是所有的最高统帅部代表都具备同样的工作条件。许多最高统帅部代表不掌握象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所拥有的那种权力。他们同最高统帅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必要的参谋机构和通信器材等等。这使得他们只得去利用方面军和集团军里那些本身已忙得不可开交的参谋人员和通信器材。
最高统帅要求最高统帅部代表每天向他口头报告或书面汇报战役的准备情况和实施进程。一些特别重要的情况判断和有关组织新战役的建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要手抄一份，由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转送给他。如果最高统帅部代表因某种原因未能在24小时内把报告送到，那最高统帅就会亲自用载波电话机问你：“你怎么啦，今天没有可报告的情况吗?”
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那是在1942年的9月底，最高统帅把我和Г·М·马林科夫从斯大林格勒地区叫到了最高统帅部。在我汇报完情况之后，斯大林严厉地问马林科夫：
“为什么你，马林科夫同志，三个星期来不向我们报告有关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情况呢?”
“斯大林同志，我每天都在朱可夫呈送给您的报告上签了字。”马林科夫回答。
“我们派你去不是当朱可夫的政委，而是当国防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你必须向我们报告情况。”斯大林严厉地说。
指派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制度几乎一直沿用到战争结束。只是在进行最后一次战局时，这种做法才失去了意义。单单这一事实已足以雄辩地证明，在战略领导体系中保持这样一级指挥机构不但非常必要，而且无疑是有用的。
只是在整个战略战线已缩短一半以上，方面军一级的军团数量已有所减少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代表才变得再无必要。这时，各方面军司令员均已成长为出色的统帅，而他们的司令部也已取得了组织领导大规模战役的经验。
因此，1945年最后战局中各次战役的准备和实施就再没有最高统帅部代表参加了。在东普鲁士、维斯瓦河—奥得河等战役中，各方面军的行动是直接由最高统帅部从莫斯科指挥的。而整个战争的最后一次会战——柏林战役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次会战中，最高统帅亲自承担了对各方面军的指挥。只有С·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留在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工作到欧洲战争结束。
最高统帅部是一个对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实行集体领导的机构。委员制和单一首长制的合理结合构成了最高统帅部的工作基础。最后决定权在一切情况下均属于最高统帅。
各次战略性战役和战局的企图和计划通常是在作为最高统帅部工作机构的总参谋部准备，并有最高统帅部的有关成员参加。在此之前，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要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研究参战国家潜在的政治力量和军事能力。只是在对所有共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之后，人们才做出有关的政治和军事判断。最高统帅部所遵循的政略和战略就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复杂工作产生出来的。
每当组织准备一次新战役时，斯大林总是把总参谋长和副总参谋长叫到身边，同他们一起仔细地研究整个苏德战线的战役—战略情况：各方面军部队的状况、各种情报资料以及各兵种预备队的准备情况。
然后，斯大林又把红军总后勤部长、各兵种司令和国防人民委员部负责保障当前战役的各主要部的首长叫到最高统帅部来。
接着，最高统帅、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讨论我军的战役—战略能力。总参谋长和副最高统帅还负责考虑和计算我军在即将实施的这一或那一战役中的作战能力。通常，最高统帅给我们考虑和计算的时间为四至五天。经过四五天的考虑和计算即可定下预先决心。然后最高统帅让总参谋长征求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对当前战役的意见。
当方面军的首长和司令部进行工作时，总参谋部的工作也十分繁重而又带有创造性，它要拟制战役计划和组织各方面军之间协同动作。总参谋部还要给各侦察机关、远程航空兵、敌后游击队以及负责调运补充兵员、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各种储备物资的军事交通部门明确任务。
最后，要规定各方面军司令员来最高统帅部汇报方面军战役划的日期。通常最高统帅听取他们汇报时，有总参谋长、副最高统帅和国防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参加。
在对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报告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斯大林批准战役计划和实施时间，并指出那些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然后确定专人充当最高统帅部代表以协调各方面军之间的行动，并规定具体人选；以检查部队的物质技术保障和督促各部队以及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及时地变更部署。
当然，所有这些在战役或战局准备阶段所必须解决的问题远不是最高统帅部的全部活动。最高统帅部活动的内容及其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战役的地点、时间、作战对象及使用的兵力兵器。
最高统帅部的决定以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签署训令的方式下达到各执行人。有时，训令也由斯大林和他的副手签署。自1943年开始，最高统帅部的训令由斯大林和А·И·安东诺夫共同签发，因为这一阶段，副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长经常在部队活动。在准备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时，通常各方面军司令员不到最高统帅部来，而是根据最高统帅部的要求书面汇报各自对组织实施战役的意见。
关于物质技术保障的总计划，通常是先在总参谋部、在红军总后勤部长А·В·赫鲁廖夫、总军械部长Н·Д·雅科夫列夫以及国防人民委员部下属各主要总部首长参加下拟制，然后呈报最高统帅部或国防人民委员会。准备参加当前战役的各方面军在受领作战训令的同时得到有关物质技术供给的指示。
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莫斯科。当德军逼近首都时，总参谋部曾一分为二。一部分由第一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率领留在莫斯科同最高统帅部在一起；另一部分由Б·М·沙波什尼科夫(当时的总参谋长。——译者注)率领，临时转移到设有预备指挥部的地区，可是后来这一部分很快又回到了莫斯科。
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一人身兼五职。除最高统帅外，他还保留着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他又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他经常紧张地工作，每昼夜达十五、六小时。斯大林高度评价总参谋部的工作，并且给予完全信任。通常在事先没有听取总参对情况的分析意见和没有研究总参提出的建议前，他是不会作出重要决定的。
在一般情况下，分析从研究敌情开始。战争的经验表明，领导机关善于组织对敌侦察、迅速分析所获得的资料并做出正确结论的能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应当说，最高统帅部在整个战争期间，除初期的某些时候外，一直正确地领导了各种侦察活动。我们的侦察机关及时而又高质量地执行着自己受领的任务，并学会了很好地分析情况。
最高统帅部对各方面军的情况掌握得十分清楚，一有变化，马上就能做出反应。它通过总参谋部细心地注视着战役进程，不断对部队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改变，并根据新出现的情况给部队明确或提出新的任务。必要时，最高统帅部为达成战役目的和完成下达的任务，也变更原兵力兵器部署，而在某些特殊场合甚至中断战役进程。
最高统帅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要求总参谋部每昼夜向他呈报两次标有各方面军情况变化的地图，图上并附有总参谋长的简短说明。
在总参谋部机关系统，除作战部的一些主要工作人员，即所谓方向参谋外，还有个特殊的总参谋部军官团，他们是总参谋部机关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直接在部队、包括在进行战斗的地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总参谋部这个军官团的数量相当庞大，从而保证了每个方面军、集团军、军和师都有总参的常驻代表。
总参谋部这些参谋的忘我而有益的劳动在我们的军事历史文献里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都是一些熟悉本行业务、坚定勇敢的军官。其中有许多人为了胜利而献出了生命。这些在战争中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值得我们永远感激和深切怀念。
总参谋部派到部队工作的参谋以及在总参谋部机关工作的方向参谋，都是最高统帅部尊敬而又得力的助手。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领导部队工作的一个特点是：实施每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就我军最高统帅部所定企图和决心的效果谈点看法。大家都知道，任何一项计划，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战役可能进程、对部队赖以达成作战目的的武装斗争方式方法的科学预见的基础之上，那末，这一计划就是空中楼阁。苏军最高统帅部比希特勒的战略领导机构看得更远、更准。苏军最高统帅部首先懂得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出的战争总规律；其次，它比敌人更了解前线决定战事进程的具体情况。因此，通常我军最高统帅部对德国法西斯头目们的可能行动总是十分清楚，并经常采取各种措施粉碎他们的企图，达成自己的目的，所有这一切就保证了我军作战计划的高度效能。
当然，最高统帅部的活动不可能局限于只领导武装斗争的主要战役。战争要求最高统帅部能够坚强地领导整个战略战线，即能照顾到陆上、水上和空中。而实施各宅要战役的兵力又需要次要方向上协同作战部队的支援。例如，在进行斯大林格勒反攻战役时，苏军就曾在其他战线准备和组织了一系列进攻战役。组织这些战役的目的在于牵制或消灭希特勒统帅部可能用以增援决定性战役地段的兵力兵器，因为敌人在那里连遭失利，急需预备队。在我国南方，1942年底和1943年初，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情况就是这样；1943年1月，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也是这种情况。
通常，次要方向的战役不是按照事先拟订好的战局计划，而是根据整个形势的发展、临时按最高统帅部的指示进行的。这些战役的准备时间有限，规模较小。它们同主要战役合在一起构成整个战局。
要对预定战役作出计划并做好准备，这是一件非常复杂、涉及面很广的事情，它不仅要求有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要求有大批干部——首先是最高统帅部本身的以及总参谋部和各方面军领导机关的干部——去紧张地认真准备和组织力量。担负这项工作的人，对人民负有十分重大的责任。
例如，为了进行库尔斯克弧形地带会战并发展这一战役，我们在1943年春天就花了3个月时间进行计划准备工作。后来的每次战局也部是在进攻开始前的两三个月就动手进行计划准备。
在战局准备阶段，最高统帅部虽对战局的核心内容保密，但它必须给各方面军司令员下达从属于当前总作战企图的具体任务。各方面军司令员则根据接到的指示进行准备，然后将本人对制订方面军战役计划的意见报告总参谋部。总参谋部对提出的计划还要进行研究，分析和修改，然后同方面军领导一起向最高统帅部汇报。
在许多情况下，最高统帅部在考虑当前战役的武装斗争的进程时，不只是研究解决战役—战略问题，而且还研究解决重要的战术问题，如各兵团战斗队形的编成、炮兵和坦克的使用方法等。有时甚至还要解决某些直接与方面军、集团军、军、师关键地点上战斗行动有关的战术问题，例如，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以及尔后的反攻作战中都曾有过这种情况。
战前的计划工作是建立在及时充分占有侦察资料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准确掌握敌人的意图和情况。
正确地分析总的军事态势和我军本身的力量及可能也十分重要。作战军队、人力资源和物质器材的后备情况是最高军事领导经常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此外，苏联进行的是联盟战争，因此，对反希特勒联盟中各同盟国的企图和行动也要考虑。
苏联军事领导对战争进程深刻的科学预见是正确制订各次战局和战略性战役计划的根本条件。根据这种预见，最高统帅部正确地规定了必要的兵力兵器，做到既保证能在战役中迅速歼敌，又能为尔后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关于苏军事先周密组织计划战役的情况，可通过1943年的战事予以说明。1943年，苏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辉煌胜利后，从北高加索赶走了敌军，接着又成功地在奥斯特罗戈日斯克和沃罗涅日附近进行了另两次战役，前出到库尔斯克弧形地带。这样，就使莫斯科方向上的战线全线拉平，而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我们在希特勒统帅部寄予很大希望的库尔斯克会战中粉碎了法西斯德军的突击集团，我们在1943年尔后的各次夏秋战役中就在整个苏德战线为自己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所有这些战役中，德军在人员、武器装备和技术兵器上都遭到了极其巨大而又无法补偿的损失，其中最主要的则是法西斯德军的士气大为下降。
尽管欧洲没有开辟第二战场，但苏军却使法西斯德国面临着彻底崩溃。为了使德寇的彻底崩溃成为事实，需要组织和实施一系列新的毁灭性的打击。大家都知道，最高统帅部组织了这些打击，并出色地实施了这些打击。
苏军的行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的军事态势影响甚大。正是由于苏军取得了胜利，反希特勒联盟中苏联的盟国才得以在这一时期顺利地实施了西西里岛战役和南意大利战役。
德军在1943年夏秋战局中遭受的失败彻底动摇了法西斯德国各仆从国对希特勒制度的信任。于是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这就为苏军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战略形势。最高统帅部巧妙地利用这一形势为1944年的战役进行了准备。
这一时期，已经没有一个法西斯德国的盟国和中立国相信希特勒制度能够避免彻底崩溃。但是，最主要的问题还在于，甚至连德国那些曾经把希特勒捧上了台，并在以后多年千方百计给予支持的人物，都对希特勒的统治丧失了信心。德国许多被战争初期轻易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现在已经懂得：他们在整个法西斯统治时期犯了致命错误，德国是不能够同得到反希特勒联盟加强的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的。
最高统帅参加德黑兰会议回来后说：
“罗斯福已明确表示将于1944年在法国广泛采取行动。我想，他是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的。”
同往常一样，斯大林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不慌不忙用“黑塞哥维那弗洛尔”牌的烟叶装满烟斗，巴哒巴哒地抽将起来，吐出一团又一团的烟云，同时在办公室的长条地毯上踱来踱去。
“如果他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斯大林大声接着说，“那我们靠自身的力量也足够彻底打垮希特勒德国。”
在斯大林这次谈话之后，1943年12月在他的办公室召开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部分成员的联席会议。会上全面研究了我国的军事政治形势。为此，把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从前线叫了回来，当时我们在部队担任最高统帅部代表。最高统帅确定由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第一副总参谋长А·И·安东诺夫做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取得对敌的军事经济优势。我方的优势现在决定着尔后的战争进程。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利用这一优势的最有效方法。
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计算了我军的全部能力，深刻地分析了从巴伦支海到黑海一线整个战略纵深敌军的状况。通过分析表明，战争进程的转折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兵力兵器方面的对敌优势，苏军手中的主动权，军队的有利配置，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后备以及其他有利因素使我们有可能在现在按一种新的方式来解决苏德战线的战略任务。苏联后方顽强而不间断的工作，保障了对作战部队一切必需物资的计划供应。现在我们已能够不仅在一两个方向上，而且在整个战略战线连续准备和实施大规模的战役。与此同时，敌人抗击我军这些突击的能力却大大减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