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难评断究竟哪一方损失大。敌人的反冲击被击退了，但我们在这个地段上也被迫停止了进攻：这就是由于这个师的师长考虑不周而付出的代价。我不得不和师长在观察所一直忙到9月9日傍晚，以纠正所犯的错误，
白天，忽然接到沙波什尼科夫的电报，最高统帅要我在当天20点以前赶到最高统帅部。
电报没有谈到更多的内容，召我回去的原因令人莫测。应当动身。但是形势却需要我留下，把集团军左翼整顿好。而且我还要对集团军司令员下达一系列其他的战斗号令。再说，到莫斯科的路程也不近。算了算时间，我可能迟到。
斯大林对应召迟到是从来不容许的。可是怎么办呢丫战场局势是不会迁就司令员的脾气的。需要的是正确地判定，哪个更重要——是把自己在战场上的任务彻底完成呢，还是不顾客观情况，在指定时间应召来到上级身边。
我认为，谁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他就不能担任司令员。我略微考虑了一下，给总参谋长发丁如下一份电报：“请报告最高统帅：由于这里的形势，我将迟到一个小时，”
坦率地说，我在去莫斯科的途中一直在考虑，怎样向斯大林确切说明第24集团军左翼的情况，使他正确理解我迟到的原因。
我在黑暗中驱车来到克里姆林宫。突然，一道剌眼的手电筒光束照到我的脸上，汽车停下了。我认出定来的军人是卫队长弗拉西克将军?我们互相问了好。
“最高统帅命令我接你并送你到他的宿舍。”
我下了汽车，跟在他的后面。
我没有向他打听情况，因为我知道反正也不会从他那儿得到我想知道的消息。
我上楼来到二层楼斯大林的宿舍寸，还没有想好怎样解释我迟到的原因。
我走进餐厅，斯大林、В·М·莫洛托夫、А·С·谢尔巴科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在座。我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看看自己的表说：
“一个小时零五分钟，”又说，“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吃点东西。”
最高统帅全神贯注地看着列宁格勒形势图。人们默不作声地坐着。我没有吃东西，也默默地坐着。斯大林终于离开地图，对我说：
“我们再次研究了列宁格勒的局势。敌人占领了施吕瑟尔堡，而且在9月8日轰炸了巴达耶夫食品库，毁坏了大量食品储备。我们同列宁格勒的陆上联系已被切断。居民的处境很困难。芬军正从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峡，得到坦克第4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正从南面向城市进攻。”
最高统帅说完，又转向地图。
一位国防委员会委员说：
“我们刚才报告了斯大林同志，列宁格勒方面军的首长恐怕不能扭转那里的局势。”
斯大林不满意地看了说话人一眼，但仍然沉默着，聚精会神地看着地图，他突然问道：
“朱可夫同志，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军的形势。但我没有马上回答。
“我认为，德国人目前肯定要大力补充自己的军队。据从‘中央’集团军群捉来的俘虏供称，敌人伤亡很大。有些部队，损失达50％。此外，德国人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不与芬军会合，未必能够在莫斯科方向上展开进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希特勒当局可能会有另外的打算和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莫斯科方向上必须随时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
斯大林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又问：
“那么，第24集团军打得怎么样?”
“打得很好，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特别是步兵第100、127、153和161师。”
“而你，朱可夫同志，对这几个师的胜利和集团军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才能有什么看法呢?”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斯大林留神地听我讲了15分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了几笔，然后说：
“好样的!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接着，他突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希洛夫指挥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斯大林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我还是回答说，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很好。”斯大林说。
“不过请你注意”，斯大林继续说。“你要飞过战线或者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才能到达列宁格勒。”
说完，最高统帅默默地拿起放在桌上的便条本，用奔放有力的笔迹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折起便条，交给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亲手交给伏罗希洛夫同志。”
便条上写着：“请将方面军交给朱可夫指挥，然后立即飞回莫斯科。”斯大林又补充说：
“最高统帅部关于你任职的命令，等你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
我明白，在这句话里包含着对我的旅途的担心。
临行前，我请求最高统帅允许我带两三位将军一起去，到那里任用。
“你愿意带谁就带谁去吧。”斯大林说。
稍稍停顿了一会以后，他又说：
“西南方向的情况很糟糕。我们决定改组那里的总指挥部。你认为应当派谁去那里?”
“铁木辛哥元帅最近一个时期在组织作战方面受到了很大锻炼，而且他对乌克兰又很熟悉，我建议派他去。”我回答道。
“看来你是对的。那末让谁接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呢?”
“第19集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中将。”
斯大林表示同意，并立即电话指示沙波什尼科夫召回铁木辛哥元帅，任命И·С·科涅夫接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当我正要告别的时候，斯大林问道：
“关于敌人下一步的计划和可能性，你有什么看法?”
于是，我又一次有机会提清最高统帅部重视乌克兰的危险局势。
“当前，除列宁格勒以外，对我们来说最危险的地段是西南方面军。”我说。“我认为，不久那里可能出现严重的形势。‘中央’集团军群进抵切尔尼戈夫—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地区以后，可能击溃第21集团军而突进到西南方面军的后方。我相信在克列缅丘格地区占领了桥头堡的‘南方’集团军群，将同古德里安所部协同作战。西南方面军面临严重的威胁，我再次建议立刻把全部基辅集团撤回到第聂伯河东岸，用以在科诺托普地区某处建立预备队?”
“基辅怎么办?”
“斯大林同志，无论多么令人痛心，基辅也必须放弃。我们别无其他出路，”
斯大林摘下听筒给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
“我们对基辅集团怎么办?”他问道。“朱可夫坚持建议要他们立即撤退?”
我没有听见沙波什尼科夫的回答，但斯大林最后说：
“铁木辛哥明天回来，你同他研究研究这个问题，晚上我们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商量一下。”
两天以后，9月11日，最高统帅部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进行了这次谈话，内容如下：
接谈者：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图皮科夫。
谈话人：斯大林、沙波什尼科夫、铁木辛哥。
斯大林：你们关于把军队撤到你们知道的那条河一线的建议，我看是危险的……
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目前情况下，你们建议我军撤退，将意味着我军被合围，因为敌人不但将从科诺托普方面，即从北面向你们进攻，而且将从南面，即从克列缅丘格方面，和从西面进攻。因为一俟我军撤离第聂伯河，敌军将立即占领第聂伯河东岸并开始进攻。如果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同克列缅丘格集团会合，你们就将被包围。
看来，你们关于立即撤退军队的建议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你们应预先在普肖尔河构筑防御地区；第二，协同布良斯克方面军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实行猛烈进攻。我重复一遍，如不具备这两个条件，撤退军队的建议就是危险的，并可能招致惨败。出路何在呢?可能的出路是：
第一，立即重新部署兵力(哪怕是从基辅筑垒地域和其他部队中抽调也行)，在叶廖缅科协同下，并集中十分之九的航空兵，对敌军科诺托普集团发动猛烈攻击。我们已向叶廖缅科下达了相应的指示。我们今天也已命令彼得罗夫航空兵群转场到哈尔科夫，并接受西南方面军的指挥。
第二，立即在普肖尔河或这一线的其他地点建立防御地区，面向北和面向西配置大量炮兵，拨出5—6个师防守这一地区。
第三，在组成了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之后，在普肖尔河建立了防御地区以后，一句话，即完成了这一切之后，再开始从基辅撤退。应仔细做好炸毁桥梁的准备。
第聂伯河上不得留下任何渡河器材，一律予以破坏。撤出基辅后应固守第聂伯河东岸，不许敌人突入东岸。
最后，应停止寻找退却地区，而要找出抵抗的办法，只能是抵抗的办法。
基尔波诺斯：我们在得到就军队东撤提出意见并指明撤退地区的建议以前，甚至没有撤退军队的想法，而只有一个要求，由于我们的正面已加宽到800余公里，请派预备队加强我方面军。
根据9月10日夜间收到的最高统帅部的指示，正从科斯坚科集团军抽出2个步兵师和炮兵，由铁路运往科诺托普方向，任务是同波德拉斯集团军和库兹涅佐夫集团军一起，歼灭在罗姆内方向突入的敌摩托机械化群。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再从基辅筑垒地域抽调部队，因为已经从那里抽调了两个半步兵师给切尔尼戈夫方向。从基辅筑垒地域只能抽调一部分炮兵。
最高统帅部刚才给我们的指示，我们立即执行。我的话完了。
斯大林：第一，关于从西南方面军撤退军队的建议是你和西南方向总司令布琼尼提出的。这里引一段布琼尼的报告：
“沙波什尼科夫指出，最高统帅部认为，目前东撤西南方面军的部队还为时过早……如果最高统帅部不能在目前集中这样强大的军队集群，那么西南方面军的撤退就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了。”
很明显，沙波什尼科夫反对撤退，而总司令赞成撤退，西南方面军也赞成立即撤退。
第二，关于组成对付敌科诺托普集团的突击集团，以及在那个地区准备肪线的措施，请经常向我们报告。
第三，未经最高统帅部许可，不得放弃基辅和炸桥。再见。”
……在我飞往列宁格勒之前告别时，最高统帅对我说：
“我们是信任你的。”
我去看望了华西列夫斯基，他这时已担任第一副总长。华西列夫斯基负责西南方向的问题。我问他对西南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他答道：
“我想，我们把军队撤过德涅伯河，为时已经太晚了……”
我来到沙波什尼科夫处，同他讲好用现有的电话线路和无线电保持个人联系。我问他对当前战局和近期形势有什么看法。他很乐意地同我交换了意见。
我至今还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怀念着沙波什尼科夫，就是他常向我提出很有见地的主意。
沙波什尼科夫对列宁格勒的形势持乐观态度。
这里我想打断一下叙述。战争最严重的头两个半月过去了。我们损失巨大。仅在战争第一天，各边境军区的空军就损失了约1，200架飞机。敌人的坦克兵团和摩托化兵团，在强大空军的支援下，继续前进，突入我军的接合部，对我军集团翼侧实施突击，破坏通信枢纽和通信线路。成千上万的苏联军人和平民丧失了生命……
与此同时，从一开始，一切就不是按照德军统帅部的计划发展的。历史学家们还需要研究，在似乎是对德国法西斯有利的总的胜利形势下，希特勒当局的企图是怎样一个接一个地遭到破产的。所有这一切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说到。
德国法西斯军队刚一踏上我国领土就遇到了什么呢?妨碍他们以惯常的速度前进的首先是什么呢?可以肯定地说，主要是我军的集体英雄主义，是他们猛烈的抵抗和顽强不屈，是军队和人民的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军队一旦丧失精良的武器，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简单地说，就会逃跑。谁也无法把武器装备本身的作用同军队士气的意义确切地区别开来。但是无可争辩的是，当其他条件相同时，赢得大规模会战乃至整个战争胜利的是这样的军队，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夺取胜利的意志，了解作战的目的。意志坚定，忠于指引他们战斗的旗帜。
在这方面听听我们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敌人说些什么，看来是适宜的。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是战争初期的，而不是后几年的，后几年里它们的作者可能受到政治的、宣传的以及个人的利益的影响。同时还要指出，在进攻苏联以前几年里，法西斯报纸、广播和文件所使用的语言，自然而然充满着胜利的调子。在这些资料中提到的军队在哪个战场作战或由谁指挥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正当我们遭到失败和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的时候，在估计形势和战事发展，谈到士兵和军官的行为时表现出的总的倾向。
当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苏联人民懂得，他们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战争，法西斯德国将把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到东线，直到它们消耗殆尽。但是，读者将会看到，德国人在东线遭到初次战役战术失利后，他们那种胜利的调子是如何慢慢沉寂下去，而代之以惊异和失望的。
请看我们的敌人是怎么说的吧。
德军少将冯·希特拉尔在其《俄罗斯战争》(摘自《1939—1945年的世界大战》一书，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7年版)一文中写道：
“第6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在科韦利以南地区突破俄军的边防工事，以保证坦克第1集群能进抵宽战役地区……
‘中央’集团军群各部队在取得某些初步胜利以后，便遇上了在既设阵地上进行防御的大量敌军。这些阵地有些地方并筑有混凝土发射点。敌人在扼守这些阵地的战斗中，投入了大量的坦克兵力，并对进攻的德军实施了一系列的反突击。
经过持续数日的激烈战斗以后，我们才得以在利沃夫、俄罗斯拉瓦一线以西突破敌军坚固的防线，强渡斯特里河，迫使进行顽抗和不时转入反冲击的敌军东撤……
由于俄军的顽强抵抗，德军在战斗的头几天内在人员和武器方面的损失，就已大大地超过了他们在波兰和在西线作战时的损失。现已十分明白，敌人的作战方法和士气，以及该国的地理条件，与德国人在过去的威震全球的‘闪击战’中所遇到的是截然不同的。
下面再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弗·哈尔德上将的工作日记中摘引几段(见《作战日记》第3卷第l册，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1年版)：
“1941年6月26日(战争的第5天)
由6月25日晚总结报告和6月26日晨报告得知：
‘南方’集团军群正在缓慢地前进，遗撼的是损失较大。‘南方’集团军群当面之敌，指挥坚强有力。敌人不断地从纵深调遣新锐力量，前来阻止我坦克楔入。不仅在该集团军群正面中央地段有敌预备队开来(这个以前已经说过)，就是在其右翼也有敌预备队开来……
1941年6月29日(星期日，战争的第8天)
……前线消息证实，俄国人到处硬拚，哪怕只剩下一个人……
步兵少将奥特报告自己对格罗德诺地区战斗的感想说，俄军的顽强抵抗迫使我们完全按照我军战斗条令的规则作战。而在波兰和在西线，我们却掌握着一定的自由，可以不拘泥于条令规定的原则。现在这就不许可了。
看来，敌空军对我军的影响很小……
晚间情况：……利沃夫地区的敌人一边顽强战斗，一边缓慢地向东退却。这里首次发现敌人大规模地破坏桥梁……
1941年7月4日(战争的第13天)
……在我各集团军前进过程中，敌人的所有抵抗企图，显然都要被迅速粉碎。那时，接踵而来的就是占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问题。我们将要看看，斯大林动员全国劳动者对我们进行人民战争的号召，是否能成功。这一点将决定我们用什么手段和力量去扫荡将要占领的广大的工业区……
1941年7月7日(战争的第16日)
‘南方’集团军群情况：第11集团军司令官的情绪已由乐观变成了失望。第1l军的进攻又受阻。其原因不明。第17集团军进展顺利，并已集中其先遣支队，准备在普罗斯库罗夫方向上实施突击。
1941年7月8日(战争的第17天)
‘中央’集团军群情况：坦克第2集群正在同向第聂伯方向不断实施反冲击的敌人进行战斗。敌人以其步兵和坦克在奥尔沙方向上对我坦克第2集群左翼实施了特别猛烈的反冲击。坦克第3集群前卫已在几个地方强渡了西德维纳河，并企图击退敌军北面的反冲击，以便在维捷布斯克方向上发展突破……
……敌人甚至在最重要的方向上也已无力构成绵密的正面。看来，红军统帅部现在将对自己提出如下的任务：将全部现有的预备队投入战斗，实施反冲击，以便尽量疲惫德军，并尽可能在较西的地方阻止德军的进攻……
敌人组建新的兵团(尤其是大规模地组建)的计划，由于缺少军官、专业人员、火炮等，肯定是要失败的。
12点30分，元首听取汇报(在其大本营)。
首先是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报告前线的最近战况。然后由我报告敌情，并对我军态势作出战役判断……
最后讨论了所涉及的问题。
结论：
1．元首认为最合乎愿望的‘理想的决心是：
‘中央’集团军群应以两面钳击，合围并歼灭当面的敌军集团，从而粉碎敌人在其漫长的战线上的最后的有组织的抵抗，打开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当两个坦克集群到达在战略展开指令中规定的地区以后，可暂时留下霍特坦克集群(目的在于用它来支援‘北方’集团军群或用以向东继续进攻，但将不是用来直接进攻莫斯科本身，而是用来包围它)。古德里安坦克集群到达指定地区后，应在第聂伯河以东向南或东南方向前进，以支援‘南方’集团军群的进攻。
2．元首的不可动摇的决心是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以彻底摆脱这两城市居民的麻烦，否则我们以后将不得不在整个冬季负责喂养他们。
1941年7月11日(战争的第20天)
‘北方’集团军群情况：赫普诺尔坦克集群击退了敌人的冲击，并集中主力于右翼，继续准备向列宁格勒东南地区发展进攻。
……奥克斯涅尔上校报告他去古德里安和霍特两个坦克集群的情况。值得指出的有以下三点：
1．俄军航空兵对维捷布斯克西南西德维纳河上的渡口进行袭击；
2．敌军统帅部指挥坚决而巧妙。敌人打得非常激烈而疯狂；
3．我坦克兵团的人员和武器损失很大。部队很疲劳……
1941年7月…山在辽阔的苏德战场上，战斗的规模和紧张激烈程度与日俱增。”
哈尔德也不得不承认，苏军意外强大的抵抗已使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不能完成“巴巴罗萨”计划的基本目的——以速决战在第聂伯河一线以西合围并歼灭红军主力，使之不能退向本国内地。
1941年7月26日，哈尔德写道：“向元首报告各集团军群的作战企图。从18点至20点15分，就丧失包围敌人的战机的问题辩论很久，争论得很激烈。”
7月30日德军总参谋长在日记中写到，德军最高统帅部已就东线下一步的作战定下了新的决心，即：“……应在战场中部转入防御……”
这样，由于受到红军顽强抵抗的影响，许多德国法西斯的军事领导人甚至高级领导人，露出了信心不足的征候和明显的不安。
在战争的第29天，哈尔德写道：“我各独立行动的快速兵团进行的战斗十分激烈……加之，部队从战争一开始就不断进行长途行军和顽强的流血战斗，感到极度疲劳——所有这一切，使我各级指挥官的士气变得比较低落。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情绪十分低沉的陆军总司令的身上。”
直到7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仍未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还在1941年7月18日哈尔德就在日记中写道：
“‘南方’集团军群进行的战役，越来越不象原来的样子了。科罗斯坚正面地段仍需以大量兵力加以扼守。敌人大批新锐兵力自北面开到基辅地区，迫使我们把几个步兵师调到那里，以改善摩托化第3军各坦克兵团的态势，然后替换它们。结果，‘南方，集团军群的北段被牵制的兵力比我们希望的要多得多。”
哈尔德对于“北方”集团军群的战果更为不满。
他在7月22日写道：“统帅部又在为‘北方’集团军群担忧。它已经再没有突击力量了，并且老犯错误。确实，‘北方’集团军群正面，与东线其他地段相比，并不是一切都搞得很好的。”
德军高级将领在关于尔后的各次战役的目的和主要突击方向等问题上意见不一。在给部队下达的任务上，也可看出前后矛盾。例如7月26日，希特勒要求“以新建的冯·克卢格集群实施进攻，消灭敌戈梅利集团。”7月30日约德尔却通知哈尔德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决定：“战线南段暂不进攻戈梅利。”
敌人战略领导上的这种朝令夕改，是红军进行空前顽强的抵抗的结果。
从哈尔德日记中可以看出，德军早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几个星期内，即已遭到很大的损失。试举数例说明：
1941年7月20日，陆军总参谋部向最高当局报告：“……各坦克兵团的战斗实力如下：坦克第16师不到编制额的40％；坦克第11师约40％；坦克第13、第14师的情况稍好些。”还列举了其他一些类似情况的部队。
还可以从英国著名军事作家约翰·弗·富勒的著作中摘引几段。他在其《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引用了法西斯德国报刊的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同样能说明问题。
“早在6月29日《国民观察报》就有篇文章指出：
‘俄国士兵视死如归的精神超过了我们西线的敌人。他们沉着镇定，听天由命，只要他们不战死在战壕里，不丧生在刺刀下，他们就一直打到底!’
7月6日《法兰克福报》也刊有类似的文章，其中写道：‘德军的闪击战通常在西线造成的精神上的瘫痪，在东线从来没有达到过这种程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敌人不仅没有丧失作战能力，反而企图包围实施钳形攻势的德军。’
这是一种新的战术和战法，对德军来说，这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和伤脑筋的。
就象文章作者所说的那样，‘德军士兵遇上了这样的敌人，他们以疯狂的顽强精神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而战，并对德国的闪电攻势进行全面抵抗。’
原来，俄国人并没有象德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把全部军队部署在国境线上。而且很快还发现德军自己在判断俄军预备队兵力方面犯有严重的错误。在对俄战争开始前，德国情报工作主要是依靠‘第五纵队’来做的。但在俄国，虽然也有不满分子，却无‘第五纵队’……”(约翰·弗·查·富勒：《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莫斯科外文出版社，1956年版。)
这是德国法西斯统帅部在苏德战场作战的头一个来月所遇到的真实情况。确实，这完全不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原先指望的那种情况!以上各段引语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种看法。现在再补充若干事例。
仅仅在对苏战争的头两个月中，德国陆军已损失约40万人。顺便指出，从1941年6月至12月，法西斯德国侵略军在苏德战场以外的其它地方，总共只损失了约9，000人。当夏季秋季战局结束时，敌军精锐部队和兵团在苏德战场上共伤亡近80万人。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战争初期对我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要知道，敌人的作战经验比我们丰富，因为它已作战多年。主动权也在它手里。敌人在主要方向上的军队和技术兵器的数量超过我们，因为它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准备，几年前就对侵略军加速进行现代化和机械化。用以进行首次突击的经济和资源也很丰富，因为欧洲的几乎全部军事潜力均已落入它的手中。
还必须看到另一个情况，就是希特勒统治集团在全速开动它的战争机器时，还远远没有用完原先为侵占欧洲所准备的一切。于是，这些巨大的潜在力量就被用来投入对苏作战。
当然——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谈过了——我们还面临着艰苦的斗争，我们还需要进行几十倍的努力，以击退敌人的进攻，夺取主动权，摧毁其暂时的优势，并在各个方面超过它，把它赶出我们祖国的领土，然后帮助欧洲各国人民砸碎法西斯主义的桎梏。
但是，在这一伟大的事业中，苏军在战争头几个月给予优势敌人的英勇抵抗(首先是佩列梅什利、斯摩棱斯克和叶利尼亚地区的激烈会战，以及在基辅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的会战)起到了它的历史作用。在这些会战中，希特勒德国的与战争进程直接有关的各项计划和打算未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宣传和政策，它的整个万恶的社会制度面前，出现了许多希特勒德国在这场对苏战争中无法解决的问题……
1941年9月10日，我遵照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启程去列宁格勒。行前，我在笔记本上写道：
“铲除叶利尼亚突出部的进攻战役的组织和成功实施，战争头5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异常复杂的工作，对于我提高战役战略指挥能力和掌握各种实施战役的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司令员，要顺利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究竟需要掌握哪些东西。我深刻体会到，谁能对所属部队进行良好的政治教育，善于向部队讲明战争和当前战役的目的，善于提高军队的士气，英勇作战，不畏艰险，信任部属，谁就能打胜仗。
及时地掌握敌军及其指挥官的弱点，看来也是获得战斗或战役胜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通过审问俘虏得知，德军指挥官和军队特别墨守成规，缺乏主动性，只知道盲目服从命令。因此，一旦情况变了，它们就束手无策，表现得十分消极，坐等上级指示，而在战斗条件下，并不总是能及时得到上级指示的。
通过对战斗过程和我军行动的亲眼观察，我确信，凡是不单纯防守，一有可能就在昼间和夜间对敌人发动反冲击的军队，几乎都能取胜，特别是在夜间。因为德国人在夜暗条件下动作非常迟疑，应该说，打得很糟。
我通过实施初期战役的实践得出结论，不亲临部队即将作战的现场，只凭地图研究地形和下达书面命令的司令员，往往要打败仗。指挥员在完成战斗任务前，一定要熟知地形和敌人的战斗队形，这样才能利用敌人部署上的弱点并对其实施主要突击。
军事首长不对所获得的情报进行详细核查，不考虑提供情况人员的素质(军事知识、经验、自制力和冷静程度)就仓卒定下决心，这样做对战役和战斗的进程危害甚大。
不论在战役军团，还是在战术兵团，各军兵种在现地(或至少在沙盘上)认真研练协同动作，对于获得任何规模的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