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由于很多原因，我国不得不重新经受严峻的考验。但是，就象1941年在莫斯科会战中一样，由列宁的党所领导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英勇地克服了种种困难，粉碎了德军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庞大战略集团，为从我国国土上驱逐出德国法西斯军队奠定了基础。
为了使读者较深入地了解在我国南部发生的事件，必须简要地介绍一下1942年夏初的军事政治情况。
1942年春末，苏联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都有所改善。反法西斯阵线在继续扩大和巩固。1月份签订了26国宣言。签字国一致同意全力反对进行侵略的国家，并同意不和这些国家单独媾和或单独签订停战协定。和美国及英国达成了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扬的协议。所有这些和其他各种情况，尤其是莫斯科附近德军的惨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闪击战计划的破产，大大地鼓舞了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
在苏德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沉寂。双方都转入防御。位于防御阵地上的部队挖掘掩壕，构筑掩体，在前沿接近地上敷设地雷，设置铁丝网和实施其他防御作业。我军各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研练火力配系、各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
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和各部队对前一阶段作战进行了总结，探讨和研究了我方成功的和失利的行动，深入地研究了敌人的军事学术，敌人的强点和弱点。
苏联人民受到红军在莫斯科地区所获得的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是战争转折的起点)的鼓舞，顺利地实现了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在苏军的装备中开始越来越多地补充了新式坦克、飞机、火炮、火箭炮及弹药。
但冬季总的进攻结束后，苏联武装力量在数量和技术装备上还远远不如敌人。当时我们还没有训练好的预备队和巨大的物质资源。因此必需在我国后方组建新的诸兵种战略预备队。我国坦克工业和火炮工业的成就使最高统帅部能够开始组建由当时最新式的技术兵器装备的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
部队装备了改装了的45毫米反坦克炮，新式76毫米加农炮。组建了新的炮兵部队和兵团。在军队防空和国土防空的组织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我空军部队已有可能着手组建空军集团军。到6月份，我们已建立了8个空军集团军。远程空军兵团开始得到大规模补充。我军作战部队的兵力增至560万人，坦克达到3，882辆，火炮和
迫击炮达到4，900门(21，400门50毫米的迫击炮未计在内)，作战飞机达到2，221架。在部队中广泛展开了战斗训练，全面熟悉和掌握作战经验及新式技术兵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年)》，第5卷，1982年，中文版，第201页。)。
依然将东线作为其主要战场的德国法西斯统帅部，也在进行着夏季战局的准备。希特勒统帅部不断将其新锐部队派往东线。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在由巴伦支海到黑海这条战线上共有217个师和20个旅，其中178个师、8个旅和4个航空队全部由德军组成。由于还不存在第二战场，德国在其他战线和被占领各国保留了不超过其全部武装力量的20％的兵力。
到1942年5月，在苏德战场上，敌人约有600余万人(其中仆从军有81万)，3，229辆坦克和强击火炮，57，000门火炮和迫击炮，3，395架作战飞机。德军在数量上仍占优势。我方在坦克数量上虽稍占优势，但在质量方面，相当大一部分坦克，仍然落后于敌人。
总的说来，希特勒统帅部在1942年初期的政治和军事战略的目标是粉碎我南方部队，攻占高加索地区，进到伏尔加河，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从而创造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加以消灭的条件。
德军统帅部计划1942年夏季的进攻行动时，虽然在兵力数量上对苏军占有优势，但已经不可能象1941年的“巴巴罗萨”计划那样，在所有战略方向上同时发起进攻。
到1942年春，德军已分布在由巴伦支海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因而急剧地降低了其军队的战役密度。
希特勒统帅部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全面的措施，得以大量补充其“南方”集团军群，集中了数量上大大超过我西南方向上部队的兵力。
希特勒于1942年4月5日发布的第41号训令规定要抢夺苏联富足的工农业区，获取补充的经济资源(首先是高加索的石油)并占领有利的战略地位，以实现其军事政治目标。
希特勒及其亲信希望，一俟德军在我国南方得手，就将在其他战略方向上实施突击，并重新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发起进攻。
在莫斯科战略方向上，1942年德军只准备实施局部进攻战役，粉碎楔入其防御纵深的苏军。以此达到下述两个目的：第一、改善德军的战役态势，第二、吸引苏军统帅部对德军准备实施主要突击的南部战略方向的注意丈。
希特勒统帅部妄图夺取高加索和伏尔加河地区，使苏联失去与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南方交通线。
1942年春，我经常在最高统帅部，参加过最高统帅主持的很多重大战略问题的讨论，因而十分了解他对于当时情况和1942年战争前景的估计。
十分明显，最高统帅并不完全相信丘吉尔和罗斯福关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保证，但他仍然希望他们在其他地区能多多少少采取点行动。斯大林对罗斯福的信任多一些，对丘吉尔则少一些。
最高统帅认为，1942年夏季德寇能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实施大规模进攻战役，这两个方向很可能是莫斯科和我国南方。至于北方和西北方，斯大林说，预计德寇会实施规模不大的进攻行动。很可能德寇会力图切去我防线上的突出部并改善其部队的布势。
对于斯大林认为敌人可能实施战略性进攻战役的这两个方向，他最担心的是莫斯科方向，该方向上德军有70多个师。
关于1942年春季和夏初的我方行动计划，斯大林认为，目前我方还没有足够的兵力兵器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蝉役。在近期内，他认为应限于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但同时必须在克里木、哈尔科夫地区、利戈夫—库尔斯克方向、斯摩棱斯克方向、以及列宁格勒和杰米扬斯克地域可实施一系列进攻战役。
我已经知道，Б·М·沙波什尼科夫主张只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在夏初消耗和疲惫敌人，然后，积蓄了足够预备队后，夏季转入广泛的反攻行动。我支持Б·М·沙波什尼科夫的意见，但我主张在西方方向上我军应在夏初就粉碎敌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该处德军控制着一个广阔的屯兵场并有一支庞大的部队。
经补充研究情况后，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得出结论，认为奥廖尔—图拉方向和库尔斯克—沃罗涅日方向是两个特别危险的方向，敌人可能从这两个方向突击莫斯科，即从西南对首都进行迂回。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决定将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大部分兵力于春末集中在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域，以便从西南方向上保卫莫斯科。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兵器。到5月中旬，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编成内有4个坦克军、7个步兵师、11个独立步兵旅、4个独立坦克旅及大量炮兵。此外，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坦克第5集团军在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展开，准备当敌人在这一地带发起进攻时，实施强有力的反突击。
我基本上同意最高统帅的战役战略设想，但在我军预定实施的方面军进攻战役的次数方面，我不能同意。我认为这些进攻战役会大量消耗我方预备队，并使我军尔后总的进攻的准备复杂化起来。
我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建议斯大林以及总参谋部象我上面提到的那样，首先在西方战略方向上实施强有力的突击，以粉碎敌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这些突击应由西方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邻近的各方面军、以及最高统帅部航空兵和莫斯科防空部队航空兵实施。
在西方方向上粉碎敌人，必然会急剧地削弱敌人的力量，迫使其至少在最近时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
当然，今天回顾起来，这个结论并不是毫无问题的，但在当时缺乏充分的敌情资料的情况下，我深信自己的看法是合理的。
由于问题复杂，斯大林命令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整个情况及我军在夏季战局中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
对西南方向指挥部建议用布良斯克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兵力进行重大进攻战役的意见特别重视。这一战役的目的是，粉碎南翼的敌人，我军前出到戈梅利、基辅、切尔卡瑟、五一城、尼古拉耶夫一线。
3月底国防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К·Е·伏罗希洛夫、С·К·铁木辛哥、Б·М·沙波什尼科夫、А·М·华西列夫斯基和我。
Б·М·沙波什尼科夫作了基本上符合斯大林推断的极为详尽的报告。但是，由于敌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欧洲还没有开辟第二战场，Б·М·沙波什尼科夫建议，在最近期间我军应限于实施积极防御，绝大部分战略预备队不赋予具体任务，而是集中在中央方向上，一部分集中在沃罗涅日地域，总参谋部认为，这一带是1942年夏季可能展开主要行动的地区。
审议西南方向指挥部提出的进攻战役计划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表示总参谋部不同意这一计划并企图指出组织该战役的困难，没有进行战役所需要的预备队。但最高统帅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们岂能坐等德寇首先突击!必须在宽大正面上先敌实施一系列突击和摸清敌人的准备情况。朱可夫建议在西方方向上展开进攻，在其它方向上实施防御。我认为这是个治标的办法。”
С·К·铁木辛哥接着发言。他汇报了西南方向的情况后，说道：
“这个方向上的部队现在能够，而且毫无疑问也必须对西南方向上的德寇实施先敌突击，打乱敌人对我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进攻计划，否则就会重演战争初期的情况。至于在西方方向上转入进攻的问题，我支持朱可夫的意见。这会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К·Е·伏罗希洛夫支持铁木辛哥的意见。
我再次汇报了自己不同意同时展开数个进攻战役的意见。但这个意见未受到重视，却作出了摸棱两可的决定。一方面，最高统帅同意总参谋部的坚决反对苏联方面军群在哈尔科夫附近实施重大进攻战役的意见。另一方面，他又批准铁木辛哥以西南方向的兵力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从沃尔昌斯克地区和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突击，以消灭敌哈尔科夫集团，占领哈尔科夫，为解放顿巴斯创造条件。
请看直接参加这次会议的А·М·华西列夫斯基是怎样回忆这件事的：
“Б·М·沙波什尼科夫考虑到从巴尔文科沃突出部这一袋形地带进攻对实施这次战役的西南方面军来说是冒险的，因而建议不要进行这次战役。但是，西南方向首长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向斯大林保证战役必获全胜。斯大林批准了实施这一战役，下令让总参谋部把此次战役看成是该方向的内部事务而不要干预有关这一战役的任何问题”(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1页。)。
5月和6月的战事发展证明这个决定是一个重大的失算。4月底我军在克里木的进攻以失利而告终。Д·Т·科兹洛夫中将统率的克里木方面军部队未能达到目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最高统帅部命令方面军领导人转入顽强的防御。
敌人在克里木方面军正面上集中突击集群并投入了大量航空兵，于5月8日，突破了方面军的防御。我军陷入困境，被迫弃守刻赤。
在刻赤地区的失利大大恶化了从1941年10月份就顽强据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我军态势。德军占领刻赤后，即全力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7月4日，在被围困九个月之后，在使我海、陆军战士获得了不朽声誉的多少个日夜的浴血战斗之后，我军放弃了塞瓦斯托波尔。克里木全部陷落了。这对我军来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进一步恶化了总的形势，而对敌人来说，自然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使敌人能腾出一个有作战能力的集团军和相当数量的加强兵器。
5月3日，西北方面军在杰米扬斯克地域对德军第16集团军的部队发起进攻。交战持续了整整一个月，我军未能获胜。当然，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
最高统帅有一次在电话上和我谈到克里木方面军和西南方向的情况时说：
“瞧，这就是防御的结果。……我们必须对科兹洛夫、梅赫利斯和库利克的疏忽大意进行严厉的处分，以使其他人不敢再粗心大意。铁木辛哥很快就要开始行动。”
5月12日，西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方向上转入进攻，预计实施两个突击：一个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实施，一个由巴尔文科沃突出部实施。
进攻开始时发展顺利。我军突破了敌人的防御，并于3昼夜内前进了25—50公里。斯大林很满意。据А·М·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这使最高统帅有了谴责总参谋部的理由，说他险些儿因为总参的坚持而取消了一次进展如此顺利的战役。
但情况很快就有了变化。在洛佐瓦亚—巴尔文科沃—斯拉维扬斯克地段上的战役，由南方方面军(司令员是Р·Я·马利诺夫斯基上将)负责保障。该方面军的首长没有足够重视克拉马拉尔斯克方向的威胁。该处德国已集中一个强大的装甲坦克和摩托化军队进攻集团。
5月17日晨，德军“克莱斯特”集团军群编成内的11个师由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域，对我南方方面军的第9、第57集团军转入进攻。敌人突破我军防御，两昼夜内前出到彼得罗夫斯基地域西南方面军左翼部队的翼侧。
5月17日晚，А·М·华西列夫斯基(这时因Б·М·沙波什尼科夫生病而暂时代理总参谋长职务)与第57集团军参谋长阿尼索夫将军通了电话，询问前线情况。后者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局势危急。
А·М·华西列夫斯基立即汇报最高统帅，并建议停止西南方面军的进攻，将其突击集团的一部分兵力调去消除克拉马托尔斯克方向敌军的威胁。没有挽救局势的其他办法了，因为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已没有任何最高统帅部预备队了。
斯大林不喜欢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和С·К·铁木辛哥交谈后，向总参谋长宣布说：“……该方向首长正在采取的措施完全能够击退敌人对南方方面军的突击，所以西南方面军仍将继续进攻……”(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2页。)
5月18日，西南方面军的形势急剧恶化。总参谋部再次表示，要停止我军在哈尔科夫的进攻战役。建议调转巴尔文科沃突击集团的主要兵力消除敌人的突破口并恢复南方方面军第9集团军的态势。
这一天，我在最高统帅部参加了斯大林与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一次谈话，清楚记得，最高统帅当时对敌人在克拉马托尔斯克地区的胜利，向С·К·铁木辛哥明确地表示严重不安。
5月18日晚上，最高统帅又就这个问题与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Н·С·赫鲁晓夫进行了谈话。后者表达了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同样的见解：尽管敌人克拉马托尔斯克集团的危险在增大，但没有理由中止正在进行的战役。
最高统帅以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提出的必须继续进攻的报告为理由，拒绝了总参谋部的意见。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提出过告急的报告，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可以证明这件事，因为我亲自参加了最高统帅的谈话。
5月19日，西南方向的情况急剧恶化。敌突击集团已突入苏军后方。只是在这时才下令停止我军向哈尔科夫的进攻，并调转巴尔文科沃突击群的主力对付克莱斯特的军队。但为时已晚。
5月23日，第6、57集团军、第9集团军的部分部队和Л·В·博布金将军指挥的战役集群陷入重围。很多部队突围了，但有些部队未能成功。他们宁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也不愿放下武器。在战斗中牺牲的有方面军副司令员Ф·Я·科斯坚科将军(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英雄，曾任顿河哥萨克第4师马内奇第19团团长)，勇敢的第57集团军司令员К·П·波德拉斯将军和战役集群司令员Л·В·博布金将军。波德拉斯和博布金将军曾和我一起在高级指挥人员深造班学习过。他们都是优秀的指挥员，我党、我国的忠实儿子。
分析哈尔科夫战役的进程时，不难了解，我们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对潜伏在西南战略方向上的严重危险估计不足。在该方向上没有集中必要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如果在西南方向上的战役后方地区有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数个有战斗力的集团军，那就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失败。
6月份，激烈的交战继续在整个西南方向上进行着。我军在敌人优势兵力突击下遭受了重大损失，被迫退往奥斯科尔河，企图固守后方地区。
6月28日，敌人开始了更加广泛的进攻行动。敌人由库尔斯克地域向沃罗涅日方向对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13和40集团军进行了突击。6月30日，德军第6集团军由沃尔昌斯克地域向奥斯特罗戈日斯克方向转入进攻，突破我第21和28集团军的防御。我军在沃罗涅日方向上的态势急剧恶化。部分部队陷入合围。
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在其回忆文章中，对这段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到7月2日日终，沃罗涅日方向的局势已严重恶化。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接合部的防御被突破深达80公里。该方向所有的方面军预备队都投入了交战。敌突击集团很可能冲到顿河并攻占沃罗涅日。为防止这点，最高统帅部从自己预备队中抽调了2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6和第60集团军——朱可夫注)交给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Ф·И·戈利科夫中将指挥，命令将它们在顿河右岸扎顿斯克—巴甫洛夫斯克地段上展开，并要求戈利科夫担负起指挥沃罗涅日地域作战的责任。
同时，还把坦克第5集团军转归该方面军指挥。这个坦克集团军应同方面军各坦克兵兵团一起对向沃罗涅日进攻的德国法西斯军队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反突击。7月2日夜间，坦克第5集团军所属各军在叶利齐以南集中完毕。如果它们立即坚决对冲向沃罗涅日的敌军实施突击，局势就会骤然发生对我方有利的变化，何况，这个法西斯集团的主力已经遭到相当大的损失，而且战线拉得过长，当时正在忙于同我方部队作战。
但是，坦克集团军没有从方面军首长接到任何任务。我受最高统帅部委托火速赶往叶利齐地域，以使坦克集团军尽快投入交战。我预先用电报向集团军司令员和布良斯克方面军首长传达了立即着手准备反突击的命令。”(А·М·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1977年，中文版，第249页。)
尽管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给予很大的帮助，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情况还是越来越困难。由于方面军和集团军这两级的军队指挥上存在的缺陷，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加深了这种困难。为此，最高统帅部采取了组织措施，将布良斯克方面军划为两个方面军。Н·Ф·瓦杜丁被任命为新成立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则接替Ф·Е·戈利科夫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
在沃罗涅日地域，最高统帅部转隶的诸兵种合成第6和60集团军及坦克第5集团军参加了战斗行动。这虽然稍许巩固了防御的稳定性，但并没有消除敌人突过顿河和沿顿河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的严重危险。
由于我军丧失了克里木，在巴尔文科沃地域遭到失败，敌人在顿巴斯和沃罗涅日附近重新夺得了战略主动权。在调来新锐预备队后，敌人开始向伏尔加河地区和高加索地区迅猛推进。7月中旬，敌人将我军由沃罗涅日到克列茨卡亚地段、由苏罗维基诺到罗斯托夫地段赶过了顿河后，即在顿河弯曲处与我军展开战斗，力图突向斯大林格勒。
由于我军被迫后退，顿河和顿巴斯的最富饶的地区陷入敌手。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敌人可能进入伏尔加和北高加索地区的直接威胁，出现了丧失库班和通往高加索的全部道路的危险，丧失供应军队和工业石油的最重要经济地域的危险。
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于1942年7月28日发布了第227号命令。这个命令贯彻了与惊慌失措者和破坏纪律者作斗争的强硬措施，坚决地谴责了“退却”情绪。命令中说，“不得后退一步”的要求必须成为作战部队的铁的法规。由于加强了政治工作，这项命令就更加有力了。
1942年6月份，党中央委员会研究了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总的状况并制定了进一步改善的措施。中央委员会要求政治机关在部队中更广泛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所有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其中也包括高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亲自在军人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的交流。
加强了对整个这项重要而又困难的工作的领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兼莫斯科市委书记А·С·谢尔巴科夫接替Л·З·梅赫利斯担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将在作战部队中表现出色的、能干的政工人员调进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召开了陆海军军事委员和政治部门首长的会议，党中央委员会书记、М·Е·加里宁、Е·М·雅罗斯拉夫斯基、Д·З·马努伊利斯基和其他许多有名的党和国家活动家在会上讲了话。
中央委员会要求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改进在士兵和指挥员中的工作，以便提高纪律性，加强部队的顽强精神和战斗力。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进行了专门的动员工作。大量共产党员加入作战部队大大巩固了我们的武装力量。重要的宣传工作人员经常去正在进行最紧张战斗的部队。
首先必须挡住德军进到伏尔加河的道路。最高统帅部建立了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中编有В·Я·科尔帕克奇少将指挥的第62集团军、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63集团军、В·Н·崔可夫中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以及由А·И·丹尼洛夫少将指挥的已撤销的西南方面军的第21集团军。
原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原封不动地接管了新组建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为了加强该方面军，转隶给它组建好的坦克第1和坦克第4集团军和第28、38及57集团军中未受到损失的部队。伏尔加河区舰队也划归该方面军首长指挥。
在通往斯大林格勒的接近地上展开了构筑防御地区和筑垒地区的工作。如同防御莫斯科时一样，千万名居民参加了构筑防御地区的工作并奋不顾身地进行着城市防御准备。
斯大林格勒州党委和市党委在组织和训练民兵、工人自卫队方面，在改组生产以适应前线需要方面，在疏散城市儿童、老人和国家贵重物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7月17日前，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占领了如下防线：由顿河畔的巴甫洛夫斯克沿顿河左岸至谢拉菲莫维奇，继而经克列茨卡亚、苏罗维基诺，直到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
南方方面军在撤退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全部4个集团军只剩下10万多人。为了巩固对北高加索方向上的部队的领导，最高统帅部撤销了南方方面军并将其剩余的全部部队编入北高加索方面军。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由苏联元帅С·М·布琼尼担任。
北高加索方面军的第37和12集团军受领了掩护斯塔夫罗波尔方向的任务，第18、56和47集团军则受领了掩护克拉斯诺达尔方向的任务。
7月底至8月初，在北高加索方向上，战事的发展明显地对我不利。兵力上占优势的敌人顽强地向前推进。很快，敌军进抵库班河。
8月，在迈科普方向上，交战也激烈起来。8月10日，敌军攻占了迈科普，11日又攻占了克拉斯诺达尔。
8月中旬，敌人占领了莫兹多克，前出到捷列克河。到9月9日，法西斯德军将我第46集团军击退后，占领了几乎全部山口。苏呼米面临着严重的危险。
在这些严峻考验的日子里，高加索的各族人民没有动摇，没有失去对苏联多民族国家团结一致强大威力的信赖。
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党组织担负起对作战部队供应和为作战部队服务的任务；组建了人民武装队，很多志愿入伍的人员参加了红军。这些措施使正在作战的部队得以加强。希特勒匪徒指望法西斯德寇的进军会使高加索各个民族离开苏联。这个企图遭到了破产。
在对敌斗争中，由熟悉当地地形(山垭口和山路)的英勇的高加索各族人民编成的游击队给了作战部队很大帮助。他们英勇果敢的袭击使敌人惊慌不安，给敌人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到7月22日，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编成内共有38个师。其中只有16个师(第63和62集团军部队、第64集团军的2个师、坦克第4和第1集团军各1个师)能够占领主要地带的防御阵地。其当面之敌为德军第6集团军，当时该集团军编有18个齐装满员的师。兵力对比有利于敌人：人员1.2∶1；坦克2∶1；飞机3.6∶1。只有火炮和迫击炮，力量大致相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5卷，1982年，中文版，第272页。)。
后来，由于我军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上的顽强抵抗，敌人被迫由高加索方向调来坦克第4集团军，用以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对我实施突击，并且增调了仆从国军队的部分兵力。
根据德国最高统帅部1942年7月23日的第45号训令，从北面掩护顿河中游地区(在该处连续展开的有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部队)的德军“B”集团军群力图在短期内攻下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并在伏尔加河地区牢牢地巩固下来，以切断高加索与苏联中部地区的联系。为保障这项任务的完成，派出了德军第4航空队(有1，200架作战飞机)的主力。
7月26日，德军装甲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突破了我第62集团军的防御，进至卡缅斯基地域。为了阻止敌人突破，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在组建的、总共只有240辆坦克的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及两个步兵师立即进入战斗。它们虽没能阻止住敌人的突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敌人的前进。
当然，把处在组建阶段的部队投入战斗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格勒附近掩护力量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最高统帅部舍此就别无出路了。
在第64集团军的地段上也展开了艰苦的交战，但是即使在这里敌人也未能不停顿地突往斯大林格勒。
8月上半月，在通往市区的接近地上进行了激烈的交战。我军依托筑垒地域英勇地捍卫着每一寸土地，实施了反突击，疲惫和削弱了向斯大林格勒突进的敌军。
由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分布在700公里长的战线上，使部队指挥产生了困难，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该方面军分为斯大林格勒和东南两个方面军。这项工作于8月5日完成。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由В·Н·戈尔多夫中将继续担任(他在前一阶段接替了苏联元帅С·К·铁木辛哥任司令员)，参谋长则由Д·Н·尼基舍夫少将担任。在方面军编成内有第63、21、62集团军、坦克第4集团军及С·И·鲁坚科少将指挥的组建中的空军第16集团军。
东南方面军编有第57、51、6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方面军司令员由А·И·叶廖缅科上将担任。
为了协调斯大林格勒附近各部队的行动，国防委员会于8月12日将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上将派往该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作战方面归东南方面军司令员指挥。
经过多日激烈交战，敌坦克第14军于8月23日突入维尔佳奇地域，把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分割为两部分，并在拉托申卡—雷诺克地域逼近了伏尔加河。我第62集团军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主力的联系被切断，因而将其编入东南方面军。
德军轰炸航空兵对斯大林格勒进行了狂轰滥炸，使整个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和平居民被炸死，工业企业和文化珍品被摧毁。
8月24日晨，敌坦克第14军的部分部队在拖拉机厂方向转入进攻，但未能得逞。斯大林格勒各工厂的武装工人参加了这里的激烈战斗。
与此同时，撤到西北方向上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由北向南对敌发起冲击，迫使敌人将其预定用于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大部分兵力展开。这个行动，大大削弱了敌人对斯大林格勒的突击力量，并切断了其坦克第14军与后方的联系，因而该军有数天不得不靠空中补给。
敌人将其主力渡过顿河后，在其航空兵强大突击的支援下，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
8月30日前，东南方面军的部队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先是撤往斯大林格勒外围廓，后来又撤到内围廓。第62和64集团军在雷诺克、奥尔洛夫卡、古姆拉克、佩斯昌卡、伊万诺夫卡一线占领了防御。当时，第62集团军由А·И·洛帕京中将指挥。他履行了对军人职责提出的所有要求，而在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进攻面前，甚至履行了超过要求的职责。从1942年9月10日起，В·И·崔可夫中将开始指挥第62集团军。
在斯大林格勒处于困难的这个时间，最高统帅部命令在西方方向上实施局部进攻战役，以牵制敌人的预备队，使之不能投入斯大林格勒地域。
在当时由我指挥的西方方面军战场上，战事的发展情况是这样的：在方面军的左翼上，第10、16和61集团军于7月初由基洛夫、博尔霍夫地区向布良斯克方面发起进攻；在右翼上，得到加强的第20集团军，在加里宁方面军左翼协同下，于8月份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实施了旨在粉碎瑟切夫卡、勒热夫地域敌人的胜利的进攻。
突破德军防御并前出到勒热夫—维亚济马铁路沿线后，西方方面军部队的进攻就停止了，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未能占领勒热夫，因而勒热夫仍在敌人手中。
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瑟切夫卡地域，敌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为了阻止西方方面军部队的顺利突击，德军统帅部不得不仓促将其预定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方向上发展进攻用的相当数量的师调到该处。
对这个问题，德国的K·蒂佩尔斯基尔希将军是这样描述的：“只有把己准备投入南部战线的3个坦克师和数个步兵师留下来和投入战斗，才防止了突破。最初这些师用于阻止突破，后来用于实施反突击。”(K·蒂佩尔斯基尔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41页。)
如果在我们支配下有一、两个集团军，那末与И·С·科涅夫将军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协同，不仅能够粉碎敌勒热夫集团，而且可以粉碎德军的整个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并大大改善整个西方战略方向的作战态势。可惜，最高统帅部放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
一般应当说，最高统帅了解，1942年夏季所形成的不利局面和他个人在批准我军1942年夏季战局中行动计划寸所犯的过错有关。因此，他并没有责怪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的任何其他领导人。
1942年8月27日，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在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地域，部队正在实施进攻战役。他通知我说，昨日(8月26日)国防委员会研究了我国南部的局势，通过了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的决定。
波斯克列贝舍夫要我14点时务必在指挥所等候斯大林的电话。一般说，波斯克列贝舍夫讲起话来都极为简短，这次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也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显然斯大林自己会说的”。但即使从这几句话中，我也了解到，国防委员会对斯大林格勒地区的斗争结局十分担心。
很快，最高统帅用高频电话和我讲话。询问了西方方面军的态势后，他说：
“你必须尽快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请考虑一下，任命谁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
通话就这样结束了。斯大林没有谈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的事。显然，他想在和我见面时当面宣布这件事。最高统帅在电话上一般只谈当时急需谈的问题。他要求我们打电话时十分注意，尤其在没有通话保密设备的部队作战地区打电话时更是这样。
我往莫斯科去以前，没有到方面军司令部去。
当天天黑以后我到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正在他的办公室里。国防委员会有几位委员也在那里。
最高统帅说，南方情况进展对我方不利，德寇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北高加索，形势也不太好。他宣布，国防委员会已决定任命我为副最高统帅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目前在斯大林格勒的有华西列夫斯基、马林科夫和马雷舍夫。
“马林科夫留下和你一起工作，华西列夫斯基应飞回莫斯科。你何时可以起程?”最高统帅问我。
我回答说，我需要用一昼夜的时间研究情况，29日才能飞往斯大林格勒。
“那好!”斯大林突然问我说：
“你不饿吗?不妨稍稍吃一点。”
有人送来了茶和十份夹肉面包。在喝茶的时候，斯大林简略地向我介绍了8月27日20时战场的情况。他简要地叙述了斯大林格勒附近发生的情况后说，最高统帅部决定把第24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第66集团军拨给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最高统帅说：“由于斯大林格勒形势困难，我们已命令火速将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l集团军调到洛兹诺耶地域，并于9月2日晨由该集团军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对突至伏尔加河的敌军集团实施反突击，与第62集团军会合。同时，马利诺夫斯基将军的第66集团军和科兹洛夫将军的第24集团军均拨归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你必须采取措施，使莫斯卡连科将军的近卫第1集团军能在9月2日实施反突击，并在其掩护下使第24和66集团军进入出发地域。(斯大林朝着我说)这两个集团军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否则我们就会丢掉斯大林格勒。”
已经很清楚了，当前的会战具有极为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如果斯大林格勒陷入敌手，敌统帅部就有可能切断我国南部与中部的联系。我们就可能失去由伏尔加沿岸和高加索向北运送大量物资的伏尔加河这条最重要的水路交通命脉。
最高统帅部正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力量都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只有新组建的准备用于尔后斗争的战略预备队暂不动用。还采取了紧急措施增加飞机、坦克、火炮、弹药和其他物资的生产，以便及时用于粉碎进入斯大林格勒地域的敌军集团。
8月29日，我由莫斯科中央机场起飞，4小时后就坐在伏尔加河上的卡梅申地域的野战帐篷中。А·М·华西列夫斯基迎接了我，并当场给我介绍了最新情况。经过简短的交谈后，我们驱车前往设在小伊万诺夫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
大约12点，我们到达方面军司令部。
В·Н·戈尔多夫中将在前沿阵地上。参谋长Д·Н·尼基舍夫和作战部长И·Н·鲁赫列汇报了情况。听他们汇报时，我觉得他们并不完全相信在斯大林格勒地域能阻止住敌人。
我给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部打了电话，当时В·Н·戈尔多夫在那里。我要他在К·С·莫斯卡连科集团军司令员的司令部中等我们，我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就要到那里去。
在近卫第1集团军的指挥所里，我们遇到了В·Н·戈尔多夫和К·С·莫斯卡连科。他们的汇报和他们的言谈举动使我们很高兴。可以感觉得到，他们二人都很清楚敌人的力量和我军的能力。
我们在讨论了情况和我军的状态后得出结论，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部队直到9月6日才能做好反突击的准备。我由该处通过高频电话向最高统帅作了汇报。他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他没有意见。
因为А·М·华西列夫斯基奉命要限期返回莫斯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于9月1日即飞离斯大林格勒。
近卫第1集团军进攻的时间最高统帅部规定为9月2日。但它未能在这一天实施。因为编入该集团军的部队缺乏燃料和在途中迟延，直至9月2日晨仍未进入出发地域。根据集团军司令员К·С·莫斯卡连科的请求，冲击的时间由我改到了9月3日。对此，我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我的报告中说：
“近卫第1集团军未能于9月2日转入进攻，因为该集团军的部队没有来得及进入出发地位，没有来得及前送弹药、燃料和组织战斗。为了不致使部队无组织地进入战斗和因此而遭受无谓的损失，经过我在现地亲自检查后，将进攻时间改在9月3日5时。
第24和66集团军的进攻时间，我规定在9月5-6日。现全体指挥人员正在详细研练任务，我们也正在采取战役的物质保障措施……”
9月3日晨，经过炮火准备后，近卫第1集团军的部队转入进攻，但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总共前进了数公里，给敌人造成不大的损失。由于遭到敌航空兵不间断的突击和敌坦克与步兵在炮火支援下由斯大林格勒地域所实施的反冲击，近卫第1集团军继续前进受阻。
9月3日，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下述内容的电报：
“斯大林格勒的形势恶化了。敌人距斯大林格勒3俄里(1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如果北部集团部队不立即援助，斯大林格勒可能在今天或明天被攻占。应要求位于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突击敌人和援助斯大林格勒的军民。不得有任何迟延。现在迟延就等于犯罪。应将全部飞机都用于援助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剩下的飞机很少了。”
我当即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报告说，我可以下令在明天一早就发起进攻，但所有3个集团军的部队将不得不在几乎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开始战斗，因为最早要到9月4日黄昏才能把弹药送到炮兵阵地上。此外，在9月4日黄昏以前，我们不可能组织好各部队与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而没有协同动作是什么也搞不成的。
“你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慢腾腾地弄好了再干?……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由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只要用第一次猛攻就可以拿下斯大林格勒”。
我回答说，我不同意这个观点，请求准予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进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