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不在这儿即使用少许几句话来介绍一下第5突击集团军的英勇战斗。当时这个集团军的领导人是Н·Э·别尔扎林中将和军事委员Ф·Е·博科夫中将。
夺取登陆场的巨大功绩，属于第5突击集团军的先遣队。指挥该先遣队的是近卫步兵第89师副师长Х·Ф·叶西片科上校和第5集团军军事委员会代表、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Д·Д·沙波什尼科夫中校。
先遣队的编成包括：步兵第266师的步兵第1006团，以А·Н·帕什科夫上校为首的独立坦克第220旅，独立重坦克第89团，1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和迫击炮第489团。
1月31日晨，先遣队强渡了奥得河，并在基尼茨—格罗斯—诺伊因多尔弗—雷菲尔德地域占领了登陆场。
苏军在距柏林70公里处出现，完全出乎德国人意料之外。
当先遣队突入基尼茨市时，德军士兵尚在街上安闲地散步，饭店里则军官满座。基尼茨—柏林线上的火车仍按时刻表运行着，通信联络也在正常地工作。
И·И·捷廖欣上校炮兵连长Н·И·克拉夫佐夫、П·Е·普拉托诺夫和И·Я·切列德尼克，炮兵营长Н·А·扎尔科夫和И·С·伊利亚辛科在占领的登陆场上组织了坚固的防御。指战员们知道，德国人将作最大的努力，以便把先遣队逐回奥得河对岸。
2月2日晨，敌人对先遣队的战斗队形实施了猛烈的炮兵和迫击炮火的突击。随后又出现了敌人的航空兵。炸弹、炮弹和迫击炮弹的爆炸震动了整个登陆场地域。炮火的狂轰滥炸持续了约一个小时，然后希特勒分子在坦克支援下从三个方面对先遣队实施冲击。
敌人不顾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仍顽强地爬行前进。敌人坦克甚至突入我炮兵发射阵地地域，并压制了一部分炮兵连。形势极其危急。敌坦克有前出到先遣队后方的危险，到那时我先遣队未必还能坚守所占领的地区。后来竟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即Н·И·克拉夫佐夫大尉的炮兵连只剩下了一门反坦克炮。这门炮的炮手们在Н·А·别利斯基上士指挥下，与敌人的8辆坦克进行了殊死的决斗。
这门炮总共只剩下13发炮弹。
别利斯基把炮弹重数了一遍。不错，总共只有13发，而敌人坦克却有8辆。
“我们要把敌人放到近处，有充分把握才打，”他对同志们说，“我们宁可死去，但决不放过敌人。”
Н·А·别利斯基上士及其战友卡尔金和克切柳索夫都是有经验的战士。战斗的结局将由他们的坚定性和战斗本领来决定。
他们把火炮预先推进一个板棚内，在墙上打了一个洞，使火炮做好直接瞄准射击准备。在这里他们既有掩护，同时又可从侧面对坦克实施射击。
已经听见了履带碾动的声音。Н·А·别利斯基上士亲自进行瞄准。头一辆坦克的距离只剩下不到150米。法西斯的卐字符号可以清楚地看见。
别利斯基上士尽力保持镇静，他继续瞄准，让坦克更靠近一些。火炮发射了。炮弹击中油箱，坦克上冒出了熊熊火焰。下一发炮弹也精确地击中了目标：第二辆坦克被打断履带，在原地无能为力地转动着。一分钟之后，火焰又包围了第三辆坦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本领!
已有五辆法西斯坦克在我掩体前被打坏。其余三辆掉头就跑。
别利斯基上士由于这次战斗中表现英勇而荣获红旗勋章。炮手班的其他战士也受到奖励。
近卫步兵第26军(军长П·А·菲尔索夫中将，政治部主任Д·Н·安德列耶夫上校)跟随先遣队之后，也开始夺取和扩大登陆场。
这个军的近卫第94师在Б·И·巴拉诺夫中校及政治部主任С·В·库佐夫科夫上校指挥下渡过了奥得河。近卫第286和第283团粉碎了敌人的抵抗，在登陆场投入战斗。该师的近卫炮兵第199团(团长И·Ф·热列勃佐夫中校，政治副团长В·И·奥里亚宾斯基少校)也在登陆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近卫军上尉П·А·米罗诺夫的炮兵连的表现特别突出。连长在敌人冲击时受伤，近卫军上尉И·Т·阿维利切夫立即接替了他的工作。炮兵连同步兵一起，一天就击退了敌人六次冲击。该连的党小组长Г·И·什维佐夫上士和И·沃尔科夫中士显示了英勇无畏的精神。
步兵第1050团第2营(营长Ф·К·沙波瓦洛夫，政治副营长И·Ф·奥西波夫)的军人，在抗击敌坦克冲击时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精神。这个营的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击退了敌坦克和步兵的无数次冲击。
А·Ф·博戈莫洛夫大尉指挥的第3营的官兵，在这儿表现得更为突出。博戈莫洛夫重伤不下战场，仍继续指挥全营战斗。由于他所表现的英勇无畏精神
。死后被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步兵第1008团第1营所有的士兵、军土和军官都由于参加这些战斗而荣获勋章和奖章。营长М·А·阿列克谢也夫和营党组织负责人К·乌先别科夫上尉还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崇高称号。步兵第266师的步兵第1008和1010团因集体英勇行为而获得了三级苏沃洛夫勋章。
在Н·Н·拉达耶夫中校指挥的1054团(属步兵第301师)的地段上，接连几天进行着异常艰苦的战斗。敌人利用其位于高地的有利阵地，以及在砖房和企业的坚厚建筑物内预先构筑的抵抗枢纽部，对我各进攻分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拉达耶夫团应占领的居民点的所有通路，都被敌人用各种武器所构成的多层火力所封锁。而且苏军战士还必须在雪水泛滥的开阔平地上进攻。
当地平线刚刚开始发亮时，沿整个战斗地段上就响起了隆隆的炮声。这是苏军炮兵开始射击希特勒军队的掩体以及预先标定好的德军支撑点、抵抗枢纽部和其他火力点。
该团步兵分队几乎是紧随着炮弹的爆炸，就立即投入冲击。象往常一样，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冲在最前列。在这次战斗中，步兵第3营青年工作和共青团组织的负责人И·Ф·谢尼奇金中尉带领全营冲击，表现十分突出。
在冲击过程中，苏联军人将敌人赶出了堑壕，并消灭了敌人的两个抵抗枢纽部。但希特勒匪徒一旦清醒过来和集中兵力后，立即就转入了反冲击，甚至在一个地段上还突破了我一个连的防御，并迫使该连后退。
然而希特勒匪徒没能推进多远。第3营的战士以猛烈的突击将他们击退，而后顺利地继续进攻。И·Ф·谢尼奇金由于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英勇无畏而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
在伟大卫国战争史上，这种显示苏联士兵完整的英雄主义形象的战斗情节，真是多不胜数!
经过数天交战，结果使登陆场的正面扩大了很多。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击集团4月16日对柏林的进攻，就是从这个登陆场发起的。
这时，敌人在方面军右翼的抵抗大大增强。经航空兵和部队的侦察查明，在东波美拉尼亚有大批敌军兵力到达和集中。
为了消除来自北面的威胁，必须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2月2日，近卫坦克第l集团军即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将其在奥得河的地段转交给友邻部队，然后以急行军向北面的阿恩斯瓦尔德地域前进。坦克第9军，近卫骑兵第7军以及大量的炮兵、工程兵部队和物资也调往该处。
德军从东波美拉尼亚实施反攻的威胁，一天比一天增大。
1月31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曾向最高统帅送呈如下内容的报告：
“1．由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左翼脱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右翼过远，到1月31日日终，我方面军战线的宽度已达500公里。
若К·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仍继续停滞不前，敌人毫无疑问将对拉得过长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右翼采取积极的行动。
请命令К·К·罗科索夫斯基立即出动第70集团军向西进攻，即使能靠近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右翼的后方梯队也好。
2．请责成И·С·科涅夫迅速前出到奥得河。
朱可夫、捷列金”
最高统帅未立即答复我们的报告和给方面军以具体帮助。只是到2月8日，最高统帅才给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下达任务，要该方面军于2月10日从格劳登茨—拉策堡地区实施进攻，粉碎东波美拉尼亚的敌人，占领但泽，并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
2月10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发起进攻，但由于兵力不足，未能全部完成所受领的任务。2月24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第19集团军到达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加强了攻势。
3月1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也转入进攻，其主要突击力量是近卫坦克第1和第2集团军。由于这一军队集群的猛烈突击，使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也加快了进攻速度。
3月4—5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前出到波罗的海沿岸并于3月4日占领克斯林(科沙林)后，即转向东面进攻格丁尼亚和但泽(格但斯克)。白俄罗斯第l方面军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前出到科尔贝格(科沃布热格)地域后，即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号令临时配属给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以消灭格丁尼亚地域的敌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右翼部队在消灭残余敌军部队的同时，前出到了波萝的海沿岸和奥得河下游。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较详细地谈一谈某些回忆录的作者，其中包括苏联元帅В·И·崔可夫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当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于2月初前出到奥得河后，方面军领导人为何不要求最高统帅部定下不停顿地继续向柏林进攻的决心?
В·И·崔可夫在其发表于《十月》杂志和《现代和近代史》杂志的两篇回忆录中断言：“柏林在2月份即可攻克。而这自然会使战争早日结束。”(《现代和近代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6页。)
有许多军事专家在报刊上发表意见反对В·И·崔可夫的这种观点(《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3期第74—76页和第80—81页；第4期第62—64页。)，然而崔可夫认为“这些反对意见并非来自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积极参加者，它们或者来自参与拟制斯大林和方面军关于停止进攻柏林和实施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命令的那些人，或者来自某些历史著作的作者。”(《现代和近代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7页。)
必须指出，柏林进攻战役并非一切都象В·И·崔可夫所想的那么简单。
1月26日，当显然敌人已不可能依靠奥得河接近地上的工事阻止我军进攻时，我们曾向最高统帅部预先提出过建议，该建议的中心意思是：
方面军部队应在1月30日前到达别尔林亨(巴尔林列克)—兰茨贝格(戈茹夫—大波兰)—格列茨(格鲁德齐斯克)地区，前调后勤机构，补足储备品，然后于2月1—2日晨继续进攻，以便从行进间强渡奥得河。
我们设想随后在柏林方向发动迅猛的进攻，集中主力从东北、北面和西北迂回柏林。
1月27日，最高统帅部批准了这一建议。
1月28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也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其内容是粉碎敌布雷斯劳集团，并于2月25—28日前出到易北河，而方面军右翼则协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攻占柏林。
这一建议也经最高统帅部于1月29日批准。
的确，正如В·И·崔可夫所说的那样，这时敌人在柏林的接近地上只有有限的兵力，其防御相当薄弱。这点我们是清楚的。因而方面军领导人曾给所属部队通报过如下概略打算：
“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方面军务兵种司令员和后勤主任，向你们通报对最近时期的概略打算和对情况的简要判断：
1．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当面的敌人目前尚无任何大规模的反突击集团。
敌人也无绵亘防线。他现在只掩护着个别的方向，并企图用积极行动来解决一系列地段上的防御任务。
我们获得的初步情报表明，敌人从西战场撤下了4个坦克师和5—6个步兵师，并正将这些部队调来东战场。同时，敌人还继续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域和东普鲁士调来部队。
看来，敌人在最近6—7天内将把从波罗的海沿岸地域和东普鲁士调来的军队集中在施韦特—希塔尔加德—诺伊什切青一线，以掩护波美拉尼亚，不让我军前出到斯德丁和波美拉尼亚湾。
至于从西战场调来的军队集群，看来敌人会将其集中于柏林地域，以防御柏林的接近地。
2．方面军的任务是：在最近6天内，以积极行动巩固既得胜利，待后续部队赶上，将油料和弹药各补足2个基数；然后在2月15—16日以迅猛的行动攻占柏林。
在巩固既得胜利时，即在2月4日至8日期间，必须：
1)
第5、第8、第69和第33集团军应在奥得河西岸占领登陆场。而且近卫第8和第69集团军最好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有一共同登陆场。若能做到，最好将第5和第8集团军的登陆场联结起来；
2)
波兰第1集团军，第47、第61和坦克第2集团军及骑兵第2军应将敌人击退到拉策堡—法尔肯贝格—希塔尔加德—阿利特达姆—奥得河一线。此后，除留下掩护部队以等待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到达外，其余部队应向奥得河转移以实施突破；
3) 2月7—8日应彻底肃清敌波兹南—施奈德米尔集群；
4) 突破时，仍使用各集团军现有的加强兵器；
5) 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小修和中修应于2月10日前结束，使兵器保持完好；
6) 航空兵应展开完毕，机场上应有不少于6个基数的油料；
7) 方面军后勤部门及各集团军、各部队后勤部门应于2月9—10日前对战役的决定性阶段作好充分准备。
朱可夫、捷列金、马利宁”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2月初，敌人从东波美拉尼亚对我方面军突出在奥得河的主力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反突击的危险日益加剧。请看德国元帅凯特尔有关这方面的供词是怎样说的：
“在1945年的2—3月间，曾考虑利用波美拉尼亚基地对进攻柏林的俄军实施反攻。计划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部队隐蔽在格鲁琼兹地域，用以从后方突破俄国人的防线，并越过瓦尔塔河和内策河平原，前出到屈斯特林。”
这一企图也为古德里安上将所证实。他曾在所著《士兵的回忆》一书中写道：“德军统帅部打算在俄国人尚未把大量兵力凋集到前线，或当他们尚未猜出我方企图之前，用‘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俄军实施猛烈的反突击。”
法西斯德国军事领导人的上述证明，使人无容怀疑来自东波美拉尼亚的危险是实际存在的。然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领导人及时采取了必要措施，来积极对抗敌人的反突击。
2月初，在奥得河和维斯瓦河中间地带活动的德军，是第2和第11集团军，包括16个步兵师、4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师、4个旅和8个战斗群。根据我方侦察情报，敌人兵力还在继续增加。
此外，在斯德丁(什切青)地域还有德军坦克第3集团军。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可以将它用于柏林方向，也可用以加强东波美拉尼亚集团(实际上后来正是这样做的)。
在北面存在如此严重威胁的条件下，苏军统帅部是否还能冒险用方面军主力继续对柏林进攻呢?
В·И·崔可夫写道：“至于说冒险，那么在战争中往往是不得不冒险的。何况在当时，冒险是有充分把握的。因为我军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已前进了500多公里，而从奥得河到柏林只不过剩下了60—80公里。”(《现代和近代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7页。)
自然也可无视这一危险，让两个坦克集团军和3—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直攻柏林。但敌人倘若从北面实施突击，就将轻而易举地突破我右翼的掩护而前出到奥得河渡口，从而将柏林地域的我方面军部队置于极端困难的处境。
战争经验表明，冒险是需要的，但不能随意妄为。在这一点上，1920年红军对华沙的进攻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红军无充分保障就轻率地向前推进，结果不但未取得胜利，反而造成了我西线部队的惨重失败。
“只要我们客观地估计一下波美拉尼亚希特勒军队集团的实力，”В·И·崔可夫写道，“那么我们就可确信，敌人从该处对柏林方向我突击集团的任何威胁，都完全可由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部队予以消除。”(《现代和近代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7页。)
然而，实际情况却驳倒了这一论断。
起初，粉碎东波美拉尼亚敌人的任务，正是交由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完成的。但该方面军的兵力十分不足，2月10日开始的进攻发展非常缓慢，10天的时间只推进了50—70公里。
与此同时，敌人却在希塔尔加德以南地域实施了反突击，迫使我军后退，敌人向南推进了约12公里。
最高统帅部在判断了当时的形势后，决定动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参加肃清当时总数已达40个师的东波美拉尼亚希特勒军队。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两个方面军共同粉碎敌东波美拉尼亚集团的作战，直到3月底才结束。你看这是多么艰苦的一仗。
В·И·崔可夫认为，在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能够派出8—10个集团军，其中包括3—4个坦克集团军，对柏林实施进攻。(《现代和近代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7页。)
对这一说法同样不能同意。2月初，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8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中，留在柏林方向的只有4个不完整的集团军(即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一半，以及第69和第33集团军)。(近卫第8和第69两集团军各有1个军在进行争夺波兹南的战斗。)方面军的其他兵力曾不得不转向东波美拉尼亚方面以粉碎该地的敌军集团。
至于乌克兰第1方面军，则在2月8日至24日期间，它正在实施布雷斯劳(弗罗茨瓦夫)西北的进攻战役，它的主力(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和第2空军集团军)都参加了这一战役。敌人也向该处调集了大批兵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在进攻17天之后，乌克兰第1方面军各兵团推进了100公里，前出到了尼斯河，但强渡该河和向西发展进攻的企图未能胜利实现，方面军部队在该河东岸转入了防御。
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过程中，我军部队曾遭受重大伤亡。
2月1日，我方面军各步兵师的平均人数为5，500人左右，而近卫第8集团军各步兵师的人数则在3，800至4，800人之间。两个坦克集团军有坦克740辆(各坦克旅的平均坦克数为40辆，而其中的许多坦克旅甚至每个旅只有15—20辆坦克)。乌克兰第1方面军当时也处于相同的情况。
除此而外，远在方面军后方的要塞城市波兹南仍在敌人手中，В·И·崔可夫本人指挥的部队直到2月23日尚未能将其攻克。
最后，也不能忘记有关部队物质保障的问题。这些部队在进攻的20天时间里向前推进了500多公里，在如此高速度前进的情况下，后勤单位自然掉在了后面，使部队在物资器材、特别是在燃料方面感到不足。航空兵也未能转移基地，因为当时所有野战机场都被雨水冲坏。
В·И·崔可夫没有分析在这种条件下后勤工作的整个复杂性，就写道：
“倘若最高统帅部和各方面军司令部能很好地组织供应并能把必要数量的弹药、燃料和粮食及时送达奥得河，倘若航空兵能按时转移到奥得河附近的机场上，而舟桥部队又能保障部队渡过奥得河，则我军的4个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坦克第1和第2集团军)就能在2月初进一步展开对柏林的进攻，再推进80—100公里，并从行进间攻克德国首都以结束这一规模巨大的战役。”(《十月》杂志，1964年，第4期第128—129页。)
在讨论如此重大问题时使用这么多的“倘若”，即使对回忆录作者来说，也不能认为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В·И·崔可夫所承认的下述事实，即供应紊乱，航空兵和舟桥部队掉在后面，本身就足以说明，在类似条件下要对柏林实行决定性进攻，纯粹是冒险。
因此，不论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或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1945年2月都不能进行柏林战役。
В·И·崔可夫还写道：“2月4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召集各集团军司令员别尔扎林、科尔帕克奇、卡图科夫、波格丹诺夫和我到第69集团军司令部开会。他本人也到了会。正当我们坐下来讨论进攻柏林的计划时，高频电话机的铃声响了起来。我坐在紧跟前，对电话交谈听得很清。这是斯大林打来的电话。他问朱可夫当时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事。元帅回答说，他正把各集团军司令员召集在科尔帕克奇集团军的司令部里，同他们一起研究进攻柏林的计划。
斯大林听完报告后，忽然(据我看，对方面军司令员来说是异常突然地)要求停止上述计划工作，而要我们着手准备粉碎波美拉尼亚的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的战役。”(《现代和近代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6—7页。)
然而2月4日在第69集团军司令部并未召开过这样的会议。因而我也未曾象В·И·崔可夫所描写的那样用高频电话同斯大林谈过话。
2月4—5日，我是在第61集团军司令部。当时这个集团军正展开在方面军右翼，在波美拉尼亚，以对敌波美拉尼亚集团作战。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М·Е·卡图科夫也不可能参加这一虚构出来的会议，因为他遵照方面军2月2日下达的第00244号指令，从2月3日晨便开始变更集团军的部署，将部队从奥得河转移到弗里德贝格—别尔林亨—兰茨贝格地域。
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С·И·波格丹诺夫将军同样不可能参加这一会议，因为他当时正在生病(由А·И·拉济耶夫斯基将军代理集团军司令员职务)。就连В·И·崔可夫本人2月3日也还在波兹南市，他曾从该处向我报告争夺这一要塞和城市的战斗进程。
看来，В·И·崔可夫也太健忘了吧。
还必须指出的是，В·И·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只有50％的兵团到达了奥得河，其他的兵力在2月23日前还在为争夺波兹南而战斗。
当方面军将部分兵力调向波美拉尼亚以后，在奥得河只留下了三个半集团军，而柏林方向的情况从2月初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2月2日和3日，德国航空兵连续地轰炸了奥得河登陆场上Н·Э·别尔扎林的第5突击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在这两天内，敌航空兵起飞了5，000多架次，使第5突击集团军遭受到严重伤亡。
敌人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消除屈斯特林地域的登陆场。这里开始出现从其他战场新调来的敌军部队。第5突击集团军司令员Н·Э·别尔扎林请求我航空兵加强活动，然而由于天候不佳，我航空兵未能实施积极的突击。
下面是我给第5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一份电报，从这份电报中不难获得有关当时具体情况的印象：
“第5突击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第5突击集团军各军长、师长。
第5突击集团军担负着重大任务，即固守并扩大奥得河西岸登陆场，最低限度要把它的正面增大到20公里，纵深增大到10—12公里。
我请求你们大家理解自己在完成这一任务中所担负的重大责任，希望你们向所属人员说明这一点，要求部队表现出特殊英勇顽强的精神。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用航空兵来帮助你们，因为所有的机场都被雨水泡坏，飞机不能起飞。敌机是从有混凝土跑道的柏林各机场起飞的。我建议你们：
1．加紧构筑地下工事；
2．组织大规模的对空射击；
3．转入夜间行动，每次冲击只达成有限的目的；
4．昼间则击退敌人的冲击。
再过2—3天，敌人必将精疲力竭。
祝你们和你们所指挥的部队取得历史性的重大胜利，你们不仅可能，而且必须保证取得这一胜利。
Г·
朱可夫”
В·И·崔可夫说，关于在1945年2月就可以攻取柏林的问题，是由他在1945年柏林军事科学会议上首先提出来的，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在当时未能加以充分讨论。(《现代和近代史》杂志，1965年，第2期第7页。)
的确，在那次会议上曾提出过这一问题，但提出的人不是В·И·崔可夫，而是总参谋部代表С·М·叶柳科夫少将。至于回忆录的作者崔可夫，据我的回忆和从他在会上发言的速记记录来看，关于这一问题他连一个字也未提到过。
下面还是让我们回到1945年3月的事件上来吧!
白俄罗斯第2和第1方面军结束了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在战役过程中彻底粉碎了敌军集团。到3月底，整个东波美拉尼亚都落入我军手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2月和3月份在西里西亚进行了两个战役，在3月底前出到尼斯河，与早先到达奥得河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并列一线。
这样，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结果，使波兰的大部分国土得到了解放，并使战斗行动转移到了德国境内。德军被消灭了约60个师。为了在柏林方向上建立起新的防线，德军统帅部被迫从苏德战场的其他地段、从西战场和意大利战场撤出29个师和4个旅，用以投入柏林方向。
苏军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进攻，是极为巨大的战略性进攻战役的光辉典范，这一战役以每昼夜平均25—30公里的速度不停顿地向前发展，而各坦克集团军每昼夜的平均速度达45公里，个别时候一昼夜甚至达到70公里。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还是第一次达到这样高的速度。
这一战役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和速度，主要是由于整个战场形势有了改善，苏军具有高昂的士气，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以及我军战斗技能和战役战略艺术的不断提高。
各方面军突破敌人防御后，在发展进攻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是各坦克集团军、各独立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它们在航空兵的协同下，成了替诸兵种合成集团军扫清道路的巨大的快速突击力量。
坦克集团军和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后，即以全力发展进攻，昼夜均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时间。强大的先遣支队能实施深远突击，而不卷入对个别敌军集团的持久战斗。
坦克集团军和独立坦克军在航空兵的密切协同下，能以迅猛的突击分割敌人的战线，前出到敌军的交通线上，占领渡口和交通枢纽，造成混乱并瓦解敌人后方。
装甲坦克部队突入法西斯德军的深远后方，就使其无法使用大部分预有准备的防御地区。在苏军突破维斯瓦河附近的筑垒地域之后，直到前出到波兹南一线为止，敌人实际上未能在任何一个预有准备的地区组织坚固的防御。
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完全实现了苏军统帅部制定的迷惑敌人的计划，从而达成了战役战术的突然性。被俘的德军官兵的许多口供都表明，德军统帅部在我军进攻之前并不了解我军的真实意图。
请看他们的一部分供词。
别特佐尔德上尉供称：
“我相信，德军统帅部直到45年1月14日尚不知道俄国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同样也不清楚俄国人使用了多大的兵力来进攻。”
维森格尔中尉供称：
“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相信俄国人今年也将举行冬季进攻。德军统帅部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俄国人的进攻一开始就表明，我军统帅部根本没有弄清这一进攻的规模及其主要方向。”
科斯费尔德中尉供称：
“德军统帅部预计俄国人会在1944年12月底举行进攻。后来军官们又不止一次地说，这一进攻将在45年1月15日以前开始，然而实际上并未弄清进攻的确切时间。”
敌人对我军的每次射击都感到惊惶不安。他们预计我军将实施突击，虽然他们并不了解我军进攻的兵力，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认为我军将从登陆场发起进攻。因为未必有人在使用如此大量兵力实施进攻时，会愿意从强渡维斯瓦河这样宽阔而汹涌的河流开始，从而使战役第一阶段拖得很长。诚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某些作战参谋人员的确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们认为敌人在登陆场前面建立有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而在登陆场以外的维斯瓦河其他地段上，敌人实质上却只有掩护部队，进攻会容易取胜。
然而如果采纳这样一种方案，就意味着苏军将在绝对不利的条件下强渡宽达一公里的河流，而且不可能将作为最重要突破手段的坦克立即投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快速部队和炮兵的主要兵力也不可能迅速渡河，以保障进攻得到迅猛的发展。
从登陆场发起进攻当然会有极大困难：敌人的炮兵和航空兵能给我军造成大量伤亡。然而苏军也预先准备了猛烈的炮兵火力和航空兵的突击。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的物质准备相当充分，方面军和各集团军的后勤组织都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然而我军一前出到梅瑟里茨筑垒地区和所谓波美拉尼亚壁垒后，即开始感到燃滑油料和常用弹药的供应不足。这是由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因为我军的进攻速度比原定计划快了一倍，后方交通线拖长达数百公里，而铁路干线由于遭受严重破坏和维斯瓦河上没有铁路桥梁而无法使用。
我从最高统帅和总参谋部的情况通报中得知，在1月、2月和3月，乌克兰第4方面军在喀尔巴阡山展开了进攻，协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共同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在1945年1—2月份和3月上半月进行了防御战，以抗击法西斯德军的突击。法西斯德军力图把这两个方面军部队赶过多瑙河，以便给被围在布达佩斯的德军集团解围，从而巩固其匈牙利的防线。
在紧张的交战过程中，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使敌军各突击集团遭受惨重失败，打破了它们前出到多瑙河的一切企图，并于3月中旬创造了在维也纳方向上转入进攻的条件。
在3月16日至4月15日期间，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进行了维也纳进攻战役，在战役过程中粉碎了敌“南方”集团军群的30多个师。
我军于4月中旬彻底肃清了整个匈牙利和大部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的法西斯德军，进入了奥地利，解放了维也纳，从而打开了向捷克斯洛伐克中心地域进军的道路。德国完全失去了匈牙利和奥地利的石油产地，以及许多生产武器和技术兵器的企业。
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1945年1—4月份作战的结果，使苏军战略正面的南翼进至在柏林方向上作战的各方面军的同一线上。苏军从波罗的海到格尔利茨的宽大正面上前出到奥得河和尼斯河东岸，并使自己的两翼获得可靠的保障后，就为彻底粉碎敌柏林集团和突击柏林而占领了有利出发地区。
在苏德战场左翼，我军前出到维也纳及其南面的地域后，就占领了进攻奥地利内地和德国南部地域的有利阵地。
在西战场上，同盟国军队于2月和3月份强渡莱茵河后，在鲁尔区包围了巨大的法西斯德军集团。该集团于4月17日投降。
由于苏德战场上德军基本兵力被消灭和盟军前出到了莱茵河，法西斯德国已面临无法挽救的彻底失败。德国已无力量继续作战。然而在战争行将结束之时，在我们与同盟国的相互关系上却发生了一系列尖锐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
在美英军队统帅部的行动上，原来那种犹豫拖延的态度已为异常匆忙的行动所代替。英美两国政府催促其欧洲远征军司令部尽快向德国中心地域推进，以便在苏军到达之前将其占领。
丘吉尔在1945年4月1日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
“俄国军队毫无疑问将占领整个奥地利并进入维也纳。倘若柏林也由他们占领，难道他们不会不适当地得出印象，似乎是他们对我们的共同胜利作出了绝大部分贡献?难道这种印象不会使他们产生一种将给未来造成极为重大困难的情绪?因此，我认为从政治观点来看，我们应尽可能向德国东部推进，如果柏林是在我们能达到的范围之内，我们毫无疑问应当将它占领。”(《丘吉尔回忆录》，英文版，第6卷第407页。)
随后我还得知，英军统帅部和许多美国将领曾采取了一切措施以求占领柏林以及柏林以北和以南的地区。
在东波美拉尼亚战役过程中，好象是3月7日或8日，我曾应最高统帅的召唤紧急飞往莫斯科。
我从机场直接前往斯大林的别墅，当时他住在那里，身体不甚健康。
在就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的情况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并听完我的汇报后，最高统帅说：
“我们出去走一走，我怎么感到有点精神不爽。”
他的整个面容、动作和言谈都给人一种身体相当疲惫的感觉。在4年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确是过度疲劳了。他的工作非常紧张，经常睡眠不足，特别是在1941—1942年曾为我军所受挫折而万分担忧。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神经系统和健康。
散步时，斯大林出人意外地开始同我谈起了他的童年生活。
在交谈了一个多钟头以后，他说：
“我们喝茶去吧，还有些事需要同你谈一谈。”
在往回走的路上，我问道：
“斯大林同志，我早就想知道有关你的儿子雅科夫的情况。有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呢?”
斯大林没有马上回答这一问题。在又走过一百来步之后，他才以一种低沉的语调说道：
“雅科夫无法从战俘营逃出来。法西斯强盗会把他枪毙掉的。据说他们把他同其他战俘隔开，诱劝他背叛祖国。”
沉默了一会，他又以坚定的语气补充说：
“不会的，雅科夫宁愿死也不会背叛祖国。”
觉察得到，斯大林为自己的儿子而十分难过。他坐在桌旁，沉默了很久，一点东西也不吃。
后来，他仿佛一面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一面沉痛地说道：
“多么艰苦的战争。它夺去了我们多少人的生命。看来，我们很少有谁的家庭没有牺牲亲人……。这种体验只有在斗争中受到锻炼的、意志坚定的、受过共产党教育的苏联人才能忍受住。”
斯大林给我讲述了雅尔塔会议的情况。我理解，他对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对罗斯福的印象很好。斯大林说，他仍坚持要同盟国军队转入进攻，以便尽快彻底击败法西斯德国。在克里木会议期间，我军已前出到奥得河，而且正在东普鲁士、波罗的海沿岸、匈牙利等地区进行紧张的交战。最高统帅曾坚持要求距柏林尚有500公里的盟军实施进攻。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此后各方的行动就比较协调得多了。
最高统帅还详细讲述了与各同盟国就下列问题达成的协议：关于德国投降后对其管制的问题；关于“对德管制机构”的问题；关于德国领土如何划分占领区以及盟军和苏军各应推进到何地区的问题。
至于成立“对德管制机构”和行使德国最高权力的细节问题，他当时未曾涉及。过了许久我才得到了有关这方面的指示。
关于波兰未来的西部国界问题也达成了充分的协议，即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作为国界。但在未来波兰政府的组成问题上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丘吉尔希望与苏联毗邻的是一个敌视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波兰，而这是我们所不能允许的，”斯大林说，“我们希望一劳永逸地有一个同我们友好的波兰，这也是波兰人民的希望。”
过了一会他又说：
“丘吉尔竭力要把在英国躲避了四年多的米科拉伊奇克抬出来。波兰人是不会接受米科拉伊奇克的。他们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进来把一些文件递给斯大林。最高统帅把这些文件很快浏览了一遍，然后对我说：
“你到总参谋部去同安东诺夫一起检查一下关于柏林战役的计算表，明天13点再到这儿来见面。”
我和А·И·安东诺夫在我的办公室内渡过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和半个夜晚。他也讲了有关雅尔塔会议的许多有趣的情节。
我们再一次检查了将有三个方面军参加的柏林战略性战役的计划草案和计算表。由于这一问题在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已讨论过不止一次，这次我们仅只根据东普鲁士、但泽地域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域战役进展缓慢的情况，而作了一点修改。
次日晨最高统帅打电话给А·И·安东诺夫，告诉我们不是在13时，而是在20时到他那里去。
晚间，国防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也参加了柏林战役问题的讨论。А·И·安东诺夫作了报告。
最高统帅批准了所有的建议，并命令下达对柏林战略方向上的决定性战役进行全面准备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