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民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辉煌胜利后，即着手和平建设，当时他们面临着恢复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的巨大困难。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处于极端衰落的境地。工业、农业、运输业极端困难的状况要求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于经济战线。必须派出几百万复员兵从事恢复工作，必须减少军队的开支。但同时也必须保持并巩固国家的防御。列宁曾说过：“现在，我们使许多强国放弃了反对我们的战争，但是能不能长久，我们不敢担保。”(《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第31卷第449页。)
在1920年和1921年已开始把没有直接参加作战的军队全部地或部分地转入劳动生产。为了这一目的，在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建立了一个由М·И·加里宁和Ф·Э·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从事劳动的军队为了增加燃料、原料开采量，为了提高农业，做了大量工作。
军队复员以后，到1924年底，整个武装部队的人数由550万缩减到了56.2万人。
当然，复员符合几百万士兵的利益。他们向往土地、车床，想要回家与家人团聚。要想在军队中保持士兵骨干非常困难，因为他们之中大多数是农民。复员的步伐如跨得太远，可能“冲掉
部队的精髓”。1921年2月，根据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决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停止复员。(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档案)在此以前，俄共(布)中央曾向所有党组织发出《关于红军》的通知，严厉警告所有党组织绝不允许放松对红军的关怀。总的说来，在军队中基本上保留下那些志向和能力适宜于并有决心献身于军事工作的人。
在当时和平建设的条件下，必须建立统一的军事学说，巩固正规红军，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新的复杂问题，妥善安排军政干部的训练。当时已特别注意到，必须加强专业技术部队(机枪、炮兵、装甲、空军及其他部队)，保障其全部必需品的供给。
这些问题在俄共(布)第十次、十一次、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都经过了周详认真的讨论。当然讨论中不是不存在尖锐的争论的。М·В·伏龙芝和С·И·古谢夫受党中央委托起草了《红军的改编》提纲，提纲坚持保留常备军，提出逐渐过渡到民兵制，并鼓励发展苏维埃军事科学。另一些人则强调，军队应当立即过渡到民兵制。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在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列宁方针。在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明确写道：“有些同志提倡实际上取消现在的红军并立即转为民兵制，这在当前来说是不正确的而且实际上是危险的。”(《苏联共产党决议集……》，俄文版，第一部第570页。)
尽管党尽一切力量来巩固军队，但看来仍有必要采取某些较为强硬的措施，而且越快越好。
1922年6月至1923年3月，我担任骑兵第38团的一个连的连长，后来任萨马拉骑兵第7师骑兵第40团的副团长。这些团的领导都是一些有经验的指挥员，我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团的指挥人员、党组织和政治机关组成为一个很好的很有工作能力的集体。
当时在红军大多数部队中，还不具备军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设备良好的兵营、首长住房、食堂、俱乐部和其他设施。我们分散在村子里，住的是农民的小屋，做饭是行军灶，马匹拴在院子里。我们都认为，这样的生活条件是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国家正经受着巨大的困难。
部队的领导干部大多是年青力壮、精力充沛、意志坚强的人。再者，我们大多数是单身汉，除了工作以外，没有什么牵挂。我们兴高采烈地工作，每昼夜工作15—16小时，但要把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仍感到时间不够。
1923年春天，接到师司令部的电话通知，要我去见师长。原因不明，应当承认，我多少有点紧张，是不是我出了什么错?
师长Н·Д·卡希林热情地接待我，请我喝茶，长时间地询问我们团战斗和战术训练的情况。后来，他又突然问我道：
“你看，我们对骑兵的训练是否符合未来战争的需要?对未来战争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很复杂。我脸红了，一下子回答不上来。很明显，师长看出了我有些慌张，他耐心地等我镇静下来。
我回答说：“为了按现代要求来训练部队，我们指挥员还很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现在是按在旧军队所学的来教部属的。为了能很好地训练部队，必须用现代军事知识武装领导干部。”
“这是对的”，师长同意地说，“我们尽力做到我们的指挥员能进军事政治院校和训练班。但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我们的学校又很少。所以指挥员首先得自学。”
他在房内走了几步，突然向我宣布，已决定任命我为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团长。
“我对你不十分了解，但和我谈过的一些同志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如果没有反对意见，请你去司令部看批件。任命的命令已签署了。”
我同师长分手后，心情十分激动。新的职务十分光荣，责任也十分重大。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最重要环节。
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组织陆军各兵种的协同动作，有时还不仅限于陆军的各兵种。团长必须熟悉下属各分队，以及在战斗情况下通常配属给团的加强兵器。团长必须善于在战斗中选择主要方向，并把基本兵力集中于主要方向。这一点当敌人在兵力兵器上占有显著优势时特别重要。
一个团长，如果能熟练地掌握对团的指挥方法并能保障团经常保持战斗准备，那么，他在以后的各级指挥岗位上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指挥员。
在国内战争末期，军队中共有200多个训练班和学校，培养各兵种的干部。1920年指挥人员训练班已培养出26，000名红军指挥员。广大的训练班、学陵、学院网逐渐建立起来了，训练和培养无产阶级指挥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统一制度也诞生了。初级指挥人员首先在团属学校训练7到10个月，中级指挥人员在军校和海军学校学习，高级指挥人员在军事学院学习。在各共和国还开办了民族军事学校。后来开办的指挥人员深造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在这种班上学习过，这方面的情况以后会谈到。
现在我想谈的一点是，我认为，直接在野营条件下，也就是说不脱离工作的学习和自学，对于培养熟练称职的指挥人员，特别是培养初级和中级指挥人员，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几万、几十万军人用这种办法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并在演习和行军中加以演练，提高了作战技能。那些因某种原因未能进学校的人曾直接在部队顽强地进行自学。
当然，那时也有一些指挥员，在胜利结束国内战争后，觉得自己是军事通，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他们之中有一些后来认识到自己错了，及时改正了；而另一些仍然背着过去的包袱，自然，不久就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需要，于是不得不转为预备役。
1923年5月底，当我接任团长时，该团正准备出去野营。这是国内战争以后骑兵部队第一次拉出去进行野营训练，许多指挥员对于新条件下的工作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我接任团长时，发现部队在战斗准备方面存在缺陷。部队的射击训练和战术训练特别差，因此我要各分队特别注意野营的训练设备和器材的准备工作。
6月初，营地基本上准备好了。团得到了一座构筑良好的帐篷营房区，出色的夏季食堂和俱乐部。营地构筑有马棚和系马场。特别是进行各种武器射击训练的射击场简直是团的骄傲。
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教育开始了。我们大家都很满意，我们在野营训练中消耗的劳力和器材没有白费。各骑兵连长和政治指导员都齐心地积极地工作着。在各项工作和活动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员的创造力和主动精神。
我特别想谈几句我们的政治委员А·М·亚宁。他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体贴战士的心，很懂得如何对待战士、如何要求战士。我们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都热爱他并尊敬他。但很可惜，这位出色的政治委员未能活到今天，1942年他在高加索前线与法西斯匪徒的搏斗时英勇牺牲了。他是和他的儿子一同牺牲的，他把自己的儿子也培养成了祖国英勇的保卫者。
仲夏，国内战争的英雄Г·Д·加伊担任了我们师的师长。
我现在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回忆和Г·Д·加伊师长一同工作时的情况。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野营帐篷里，当时他召集各团团长和政治委员开会。进门报告以后，Г·Д·加伊让我们围着他的工作桌坐下来。我发现他是二个漂亮的、军人姿态端正的人。他的眼光里流露出友好的神情，他平和、安静的声音说明他具有沉着的性格且充满自信。我过去听到过许多关于Г·Д·加伊的英雄事迹，这次我十分注意地观察他，真想深入到他的灵魂深处，看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指挥员。
谈话继续了很长时间。当我们分手时，同师长的第一次会见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我告别时，他对我说，几天以后他想看看我们团的乘马队列教练和战术教练。我们团受到重视，我十分荣幸，不过我承认团里还有许多缺点。
“让我们共同来克服这些缺点”，Г·Д·加伊微笑着说，接着补充了一句，“你很要强，这很好”。
三天以后，根据师司令部的指示，我们全团带出进行检阅。师长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登上了小山岗，注意地观看团的演习。他那匹马性情暴烈，但是骑手用他有力的手和紧夹马肚的小腿使它乖乖地听从指挥。
对演习的指挥起初用口令，后来用马刀(所谓“无声演习”)，再后来用号音。变换队形、行进、转弯、变换方向、立定、看齐等动作，部队做得比我估计的要准确得多。最后，全团展开成散兵线向敌人冲锋进行包围(这是哥萨克人沿用的一种冲击动作)。我在战斗队形的中央，率领全团向师长所在的高地冲去。到达高地后，全团向中央靠拢看齐，我走近师长，准备报告演习结束。还没有等我开始报告，师长高高举起双手并喊道：
“我投降，投降，投降!”然后他走近我，热情地说道，“谢谢，非常感谢!”
他走到队伍的中央，站在马蹬子上向战士们说道：
“我是一个老骑兵，很熟悉骑兵的战斗训练。今天你们的行动说明，你们认真地、竭尽全力地尽到了红军战士对祖国的职责。作为红军战士，正应该这样。具有优良的战斗训练，正确认识对人民的职责，这是我们英雄红军不可战胜的保证。谢谢你们，今天你们使我非常高兴。”
师长转向我，和我握手，微笑地对我说：
“演习的第二部分下次再看。让同志们休息吧，我和你去看看野营的设备。”
他在野营地转了两个多小时，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然后，和战士们座谈了很久。Г·Д·加伊谈了许多国内战争中的战斗故事，直到值班号兵吹了吃饭号，他才站起来和战士们告别。
我和团政委А·М·亚宁送走师长以后，立即商量，我们应做些什么，以防止由于获得成功和表扬而“头脑发胀”。
对部属应做充分的评价，师长的称赞鼓舞了大家，这从野营训练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而对于我们这些指挥员来说，师长对待普通红军战士的那种平易近人的同志式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后来，Г·Д·加伊常到我们团里来，长时间地和战士及指挥员谈心，他始终不仅是一位首长，而且是一位可亲的老同志、共产党员。
我们结束了野营训练，获得良好成绩。9月末，我们萨马拉骑兵第7师开赴奥尔沙地域参加军区的演习。这次演习也象野营训练一样，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
演习的规模并不大，而且是各部队从野营返回时顺路实施的。但是我们师肩负了相当艰巨的任务，它必须强行军进入奥尔沙地域。师长指定我指挥的团担任师主力的前卫。—这就是说，我们团不仅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长距离行军，而且必须执行行军警戒的任务，经常做好准备，以便能迅速展开与“敌人”“战斗”，并应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师进行了30小时的行军。我们走了近100公里，休息两次，每次5小时。这也是对马匹耐力的严重考验。而骑兵战士在休息期间还需要喂马、饮马和整理鞍具、装具。尽管十分疲劳，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因为大家都知道，演习以后，骑兵第7师将进驻明斯克。
拂晓时，派往前方的侦察向我报告，在莫斯科一奥尔沙铁路线那面，有“敌人”军队向奥尔沙车站方向运动。在奥尔沙接近路上，掩护铁路枢纽部接近路的部队已投入“战斗”。
象在演习中常见的那样，带白袖章的调理员从四面八方驰向我们团。调理员是帮助领导排练演习的指挥员。
“关于‘敌人’你了解什么情况?”
“你的决心是什么?”他们提出各种问题。
我回答说，我马上到前队去，亲自进行现地勘察，在那里定下决心。两腿一夹马刺，几分钟后，我就跑到前队。前队由积极主动的康斯坦丁·秋宾连长指挥。
秋宾向我报告，“敌人”近两个团的步兵已展开成临战队形，在铁路线一侧向前面高地方向运动。在高地一带我步兵已投入战斗。“敌人”步兵很显然还不知道我骑兵部队已进入这一地区，因为我们既没有碰到“敌人”的警戒，也没有碰到“敌人”的侦察。
前队指挥员还没有报告完，发现一群骑兵向我们跑来。其中一人骑着一匹全身乌黑而腿是白色的马，我们远远地就认出是师长Г·Д·加伊。我简短地重复了一下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后，向师长报告说，现在是向“敌人”发起突然冲击的最有利时机，我决定全团立即展开成战斗队形向敌人翼侧冲击，特别是地形对我们的冲击非常有利。
师长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然后说道：
“罕见的好机会，大胆行动吧!在攻击以前，用全部炮兵机枪火力进行射击。师的主力20—30分钟即可到达。他们将向‘敌人’集团的背后进行突击，以便彻底摧毁‘敌人’。”
一个钟头以后，整个“战场”烟雾弥漫，第7师的几个骑兵团展开成战斗队形，高喊“乌拉”向“敌人”冲去。整个景象真是动人壮观，战士的脸通红，眼睛紧紧盯着前方，象在真的战斗中一样。“战斗停止”的信号中断了“战斗”的进一步发展。到此整个演习结束。没有进行总讲评。
听说М·Н·图哈切夫斯基观看了“战斗”的全过程，对我们部队做了很好的评价。他还特别赞扬了骑兵第7师的强行军和勇猛的冲击。步兵部队则因在翼侧受骑兵第7师部队的攻击时能迅速展开而受到称赞。
我们因受到М·Н·图哈切夫斯基的赞扬而感到高兴，同时对我们的“敌人”因出色的机动而受到嘉奖也感到高兴。
休息几天后我们就进入我们师固定的驻地明斯克。
成千上万的明斯克人涌上街头，满街的“乌拉节和欢呼声迎向我们。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能象苏联军队这样受到人民如此的拥护和热爱。
现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回想起，过去曾在本师的老战士，那些察里津、基兹利亚尔、阿斯特拉罕、普加切夫斯克、布祖卢克等地域著名交战的参加者是怎样欢迎我们的。正是他们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不惜自己的生命同白卫军部队和反革命进行……我们师的许多战士本身就经历过国内战争前线的严峻考验，往日战事的回忆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容易理解，而且十分亲切的。
分配给我们团的营房还住着步兵第4师，他们还来不及搬往斯卢茨克。于是我们不得不暂时住在城郊居民的房舍里。每3—4个人住在一处，住的地方一般都不十分方便。
使情况变得更为困难的是开始了连绵秋雨，接踵而来的是难以通行的泥泞。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护好马匹，建设马厩，修膳营房和仓库等设备并准备冬季训练用的设备和器材等。
我们召集党员开会，然后向全团讲清了当前的情况。
回忆起这一段遥远的艰难的岁月时，我想指出，当时人们为了美好的未来，宁愿作出任何牺牲，忍受任何艰苦。当然，也有个别人怨天尤人，但是很快就受到红军战士的舆论抵制。健康的红军战士的集体精神，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啊!哪里有精力充沛的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那里就始终充满了集体团结友谊。这是在战斗准备中发挥创造精神和获得成功的保证。
到11月末下雪时，我们搬进了营房，马匹也进入马厩。当然修膳营房设备的工作还是大量的，但是主要的工作已经做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下一项任务是正确地组织新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
现在来看，这一切很简单，可是当时，我26岁当骑兵团长，有多少生活经验呢?在旧沙皇军队里我进过军士教导队；在红军进过红军骑兵指挥员训练班。这就是我全部的学历。尽管在国内战争以后，我曾加紧学习所有可能得到的军事书籍，特别是战术方面的书籍。
当时，我觉得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比在理论问题上强，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就受过不错的训练。我很熟习军事训练的方法而且很喜欢这一套。而在理论方面，我知道，我落后于生活本身对我这个团长的要求。经过思考我得出结论：必须抓紧时间顽强学习。可是，团的工作呢?在团里事事都得管，一昼夜必须花上12个小时。出路只有一个：在每天的工作日程上再加上3—4个小时自学，至于睡觉和休息，那没有关系，可以在获得知识后再休息。
象这样想的不止我一个人。在国内战争期间，从普通红军战士、旧军队的士兵和过去的军士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指挥员也都是这样想的。
到那个时候，军队的骨干核心大大地巩固了。然而，人员的流动性还未能克服，供应很差，军队的动员准备也很差。当时在托洛茨基管辖下的军事机构缺点严重。
1924年1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检查军事机构的工作，委托起初以В·В·古比雪夫、后来以С·И·古谢夫为首的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检查。М·В·伏龙芝，К·Е·伏罗希洛夫、А·С·布布诺夫、Г·К·奥尔忠尼启则、А·А·安德烈耶夫、И·С·温什利赫特、Н·М·什韦尔尼克和其他人参加了向中央全会报告军队状况的材料的准备工作。对于收集到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分析，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问题很尖锐。
很明显，巩固我国武装力量的任务要求我们进行彻底的军事改革。由俄共(布)中央批准的该委员会的建议成为这一军事改革的基础。
军事改革的最重要措施之一就是结合常备军制推行就地补充红军的原则。
就地补充原则适用于步兵师和骑兵师。这一原则的实质就在于，使尽可能多的劳动人民在尽量少脱离生产的条件下接受必要的军事训练。步兵师和骑兵师中，大约编制人员的16—20％为基干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红军战士；其他则为非基干人员，他们在五年期限内每年集训一个月(第一次三个月)，其余时间战士从事工农业劳动。
当情况需要时，这种制度可以保证各师以原有基于力量为基础，迅速补充足够数量的受过充分训练的人员。再者，地区部队五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比常备部队两年内训练一个战士的花费要少得多。当然，全是常备军固然更好，但是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不现实的。
各项军事改革措施在1925年9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兵役法中固定了下来。这是我国规定全体公民服义务兵役制的第一个全苏兵役法，它还规定了武装力量的组织编制。
还改组了中央和地方的军事指挥机关。以М·В·伏龙芝为首(М·Н·图哈切夫斯基和Е·М·沙波什尼科夫为副)的新的工农红军参谋部真正成了红军的主要组织中心。指挥层次简化了，而工作效能和责任心增强了。党自上层巩固了领导武装力量的新的组织系统。1925年1月，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和统帅М·В·伏龙芝担任了陆海军人民委员及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一天，国内战争时期的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来到我们团。革命以前，他是梅提施车辆制造厂的工人，后来是沙皇军队的军士。В·К·布柳赫尔从1916年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但见到他这还是第一次。会见布柳赫尔这对于我们全团的战士和指挥人员来说是一件大事。是Г·Д·加伊师长邀请他来视察我们团的训练教育工作的，这是我们团的很大荣誉。
В·К·布柳赫尔首先仔细地察看了人员的伙食，对做好的饭菜很满意。他走出厨房时，同所有炊事员紧紧握手。他们脸上显出十分激动的神情。然后，他察看了所有的宿舍和文娱设施。在视察的最后，他问道：
“你们的战备情况怎么样?要知道你们离国境线不远。”
我回答说，全团人员都清楚了解自己的职责，随时准备履行对祖国的义务。
“那很不错嘛。现在请你向全团发出‘警报’信号。”
说实话，这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但我毫不慌张，我向团值班员命令道：
“发出‘战斗警报’信号。”
一小时以后，全团在驻地集合完毕。В·К·布柳赫尔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骑兵的驮载、武器、装备及其一般战斗准备。他特别仔细地检查了机枪连，对一个机枪班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没有按规定往机枪内注水，而且毫无水的储备。
В·К·布柳赫尔问道：
“你们知道这种疏忽在战争中会导致什么后果吗?”
战士们无言对答，脸胀得腓红。
“要从这个错误中吸取教训，同志们。”
В·К·布柳赫尔在检查过战斗准备以后，提出一个补充战术情况：假设敌人正接近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地区，企图很快地夺取它。“敌人”距该地区12公里，而我团距“敌人”约25公里，这就是说，有利的战术地区位于我团和“敌人”的中间。
时间紧迫，已不允许向下级指挥员说明情况、解释战斗任务，因为延误时间“敌人”就可能先于我方到达该地区。我定下决心：第1连带4挺重机枪和一门火炮作为前队随我快步前进，战斗任务在途中布置。团的主力在副团长指挥下距前队3公里行进，准备投入遭遇战。
在前进中不断变换步法，有时用跑步。最后前队得以先“敌”占领该有利战术地区，组织火力迎击敌人。
战斗结束后，В·К·布柳赫尔向全团讲话：
“谢谢你们，指战员同志们，你们忠诚地履行了军人职责。你们团今天显示出的一切都是应当受到称赞的。我号召你们忠诚地继承并发扬光荣的萨马拉骑兵师的战斗传统，这个师曾同白卫军和干涉军进行过英勇战斗。希望你们随时准备完成我们伟大祖国的战斗命令。”
全团报以欢呼“乌拉”。很显然，В·К·布柳赫尔热情的话语使战士们非常感动。
他那热诚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这位同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英勇斗争的无畏战士、传奇英雄В·К·布柳赫尔是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我毫不隐瞒，我一直梦想成为象这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坚定的同志和天才的统帅一样的人。
1924年7月底， Г·Д·加伊师长召见我，问我在充实自己知识方面做了些什么。我回答说，我读了许多书，并且分析了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例。另外还准备了不少材料给团的指挥干部上课。
Г·Д·加伊说：“这一切都不错，都值得赞扬。但是还不够。军事在不断发展，我们的指挥员需要比较系统地学习一些军事问题。我认为，今年秋天你应当到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学习。这对于你将来的事业大有益处。”
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尽一切努力，绝不辜负对我的信任。
回到团里后，我抓紧一切时间坐下来学习教材、条令、教令，并着手准备入学考试。入学考试很容易，可以说是形式，我名列前几名。当时一起入学学习的还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А·И·叶廖缅科和其他许多团长。
象其他许多学员一样，我是第一次到列宁格勒。我们怀着浓厚的兴趣参观了该城的名胜古迹，走遍了十月革命时作过战的地方。当时我哪能想到，17年后我会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抗击法西斯军队，保卫列宁城!
高等骑兵学校的校长是В·М·普里马科夫，他是国内战争的传奇英雄，曾是光荣的契尔沃哥萨克骑兵第8师的师长，这个师在国内战争时期打得白卫军胆颤心惊。他很结实，中等个子，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一双聪明的眼睛，一张讨人喜欢的脸。В·М·普里马科夫不久就赢得了学员的好感。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说话简洁，善于确切表达自己的思想。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В·М·普里马科夫被调往乌克兰，担任一个哥萨克军的军长。继他之后任校长的是著名的骑兵理论家М·А·巴托尔斯基。我们都很高兴В·М·普里马科夫的提升，而且深信，凭他的才干，他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指挥员。
不久我们高等骑兵学校改名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习期限从两年缩短为一年。
课程相当繁重，上课以后还必须进行长时间的自修。现在，当上了年纪的时候，回想当时学习军事知识的那种坚韧不拔、狂热的顽强性，真有些吃惊。
记得有一次，军事科学学会让我做一个题为《影响军事学术理论的基本因素》的报告。现在这个题目没有什么困难，可是在当时，我简直不知道如何论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开始，如何结束。我们党组织的同志给了我帮助。这个报告甚至登载在为骑兵指挥员深造班学员所办的刊物上。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深造班的党组织和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在社会政治工作中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列宁格勒各工厂的老工人——伟大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常来我们这里作客。我们热情地听他们讲述会见列宁和冲击冬宫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到他们工厂去，给工人们讲在国内战争前线上同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斗争的情况。我们中间许多人不久以前也是工人，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很容易了解，有着牢固的友谊。
我们经常举行骑马竞赛。在这种场合总有许多列宁格勒人来观看。我们的特技骑乘、障碍跳跃、砍劈，以及夏季赛马，障碍赛跑特别受大家欢迎。这些竞赛每回必到的有К·К·罗科索夫斯基、М·И·萨韦利耶夫、И·Х·巴格拉米扬和我，以及深造班的其他运动员。
秋季和冬季主要学习军事理论和政治课。我们常常通过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学习理论。另外还用不少时间学习骑术和调教术，这在当时是部队指挥员必须熟练掌握的。对于使用马刀和击剑术的练习也很重视，但这个课目是利用课余时间作为文体活动来进行。
1925年夏季，大部分时间是在深造班主任М·А·巴托尔斯基直接领导下进行野外战术训练。通过这段训练巴托尔斯基传给我们许多知识和经验。
骑兵指挥员深造班结束时进行了一次向沃尔霍夫河的强行军。在沃尔霍夫河我们学习了携马泅渡和强渡江河。
携马泅渡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课目。因为不仅要能熟练地着装游泳，而且还必须学会控制游泳的马。在骑兵训练中是很重视掌握这套技术的。
我还记得在沃尔霍夫河训练时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当时作、业已经结束了，我们班的学员、骑兵第42团团长米哈伊尔·萨韦利耶夫想显示一下自己高明的骑术。他提议，让他表演一次不湿衣服和装具站在马背上渡河的技术。
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命令准备两条急救船以防万一。萨韦利耶夫把马蹬子搭在马鞍上，勇敢地骑上马向河里走去。马越过浅滩，向深水游去，萨韦利耶夫紧握缰绳很有把握地站在马鞍子上。起初一切顺利，大约到了河中间，马显然是疲乏了，开始烦躁起来。萨韦利耶夫竭尽全力也无法保持平衡，一头栽进水里，没入水中。幸好准备了急救的船只，否则就糟了。马单独游上了岸，不久，载着萨韦利耶夫的船也靠了岸，萨韦利耶夫象个落汤鸡一样。自然，大家都哈哈大笑，拿他取笑，可是他一点也笑不出，因为他渡河失败了，而且在水里把靴子弄丢了。靴子他渡河时是挂在脖子上的。这样一来，他不得不穿着袜子走回营房……
深造班结业后，М·萨韦利耶夫、阿斯特拉罕第37团的一个连长Н·雷巴尔金和我决定不乘火车而骑马返回明斯克的工作地点。路程为963公里的田野道路。我们计划的行进路线要经过维捷布斯克、奥尔沙和鲍里索夫。
我们把计划呈送骑兵指挥员深造班领导，获得批准，但是很遗憾，沿途不能为我们组织检查站、保养和膳食。我们坚持不放弃原定决心，尽管我们事先清楚，我们会碰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寒冷多雨的秋天已经到来。963公里的路程我们计划走七昼夜。这种集体乘马远行无论在我们苏联，还是在其他国家都没有先例。如果情况顺利，我们准备创造一次集体乘马远行的世界纪录。
我们这次试验的主要目的就是检验一下我们所受的训练是否足以进行远距离的乘骑强行军。
1925年早秋的一个早上，我们的朋友和深造班领导人的代表聚集在列宁格勒郊区的莫斯科门，欢送我们启程。
上路以后我们决定不断变化步度，有时慢步，有时快步，偶尔跑步。第一天我们比计划的行程少走了10公里，因为我们发现马匹都很疲乏，特别是我那匹纯种的牝马“季拉”跛了。它已12岁，就马的岁数说，这已是老年。
我们都很累，迫切需要休息。农民热情地欢迎我们，帮我们喂马，也让我们饱饱地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我的情况仍然不妙，马还是跛的。我在马蹄扎破的洞里滴进蜡，然后用绷带把蹄子缠上，我决定牵着马走。很幸运，不久马就不跛了，我骑上去一试，不错，不跛了。快步走也不跛。为了减轻它受伤的右脚的负担，我决定只用慢步走或左跑步。
我的伙伴骑的是健康的马，当然轻松得多，而我常常得下来，牵马走很长距离，自然体力消耗就比较大。不过，我的伙伴在休息的地方负责找饲料、照管马匹。
第七天，我们已远远地走过了鲍里索夫，到达明斯克附近。在明斯克郊区，我们发现聚集了许多人，手举红旗和标语。原来这是我们团的一些战友和当地居民赶来欢迎我们。我们两脚一夹，用跑步驰向看台，向卫戍司令和市苏维埃主席报告，我们已顺利完成远距离骑乘。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
两天以后，我们进行了考核性的两公里障碍赛马、体检和过秤。结果良好。我们这次乘骑获得良好评价。经过7天乘骑，马匹减重8至12公斤，人员减重5至6公斤。
我们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并准许短期休假。我动身回乡里去看望妈妈和姐姐。
我发现妈妈在我不在她身边的这些年月里，苍老多了，但她还象从前一样辛勤劳动。姐姐已有两个孩子了，她也老多了。很显然，战后的年代和1921—1922年的饥饿把他们拖苦了。
我的两个小外甥很快与我搞熟了。他们毫不客气，打开我的箱子，见什么东西新鲜就往外掏。
村子很穷，老百姓衣衫破烂。牲畜数量大为减少，有许多人家在歉收的1921年以后，一头牲口也没有剩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除极个别人以外，没有人抱怨。人民都能正确地理解战后的困难。
富农和商人并没有死心。很显然，他们还在梦想他们过去的好日子会卷土重来，特别是在宣布了新经济政策以后。在区的中心——乌戈德厂，饭铺和私人商店又开张了，新生的合作社商业必须同它们艰苦竞争。
回师以后，我发现编制有改变，师下辖4个团，而不是以前的6个团。原来我指挥的布祖卢克骑兵第39团已合并到第40团，而原骑兵第41和42团则合编为新的梅列克斯—普加切夫骑兵第39团。
这一改变对于我和骑兵第42团团长М·И·萨韦利耶夫是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事。因为只能由我们中间的一个任新编的第39团的团长，另一个得调到其他师。当然，我们两个人都想留在原来的师，因为这个师就象我们的家一样，已经习惯了。
师长让我留下，而М·И·萨韦利耶夫另有任用。我知道萨韦利耶夫心里很难过，我们友好地分了手，我们后来见面时仍然是好朋友。
过去的骑兵团编制是4个骑兵连，根据军事改革的需要改编后的骑兵团编制上有6个骑兵连，每两个连编成一个骑兵营。此外，在团的编成内还有1个机枪连(16挺机枪)，1个团属炮兵连，1个独立通信排，1个独立工兵排，1个独立化学兵排和一个团属军士学校。
回来后，我和全团人员一起又热火朝天地干起来。
军事改革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措施，就是在苏联武装力量中实际贯彻了单一首长制。单一首长制有两种主要形式。如果指挥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通常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给他配有一名管政治工作的助手。
这项巩固军队纪律和战备的重要措施在当时已完全能够贯彻了，因为指挥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善了。
如果指挥员是个非党人士，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状况负责。
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一项命令中曾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要牢记，苏维埃政权在建军方面的任务是确立单一首长的领导，政治委员一方面应当尽力使与之共同工作的指挥员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应当本身努力学习军事，以便以后担负指挥职务或行政职务。
我还记得，1925年春天，我们接到党中央给所有党组织的指示信《关于红军中的单一首长制》。信中说明，由于党和军事机关过去为巩固整个红军、特别是指挥干部而进行的全部工作的结果，已形成了贯彻单一首长制原则的非常有利的条件。
当时有些同志，当然是少数同志认为，贯彻单一首长制可能削弱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但是，要知道，担任单一首长的是共产党员。因此，党的作用不仅不会削弱，相反，会增大。指挥员的责任加重了，他应就军队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党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武装力量的纪律巩固了，战备加强了。
在实际工作中，指挥员同政治委员或政治工作人员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和改善。我记得，后来在1928年，革命军事委员会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颁布了关于政治委员、单一首长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副职的条例。该条例规定，政治委员领导党和政治工作，对部队(兵团)的政治思想状况负责，完全解脱了政治委员的监督职责。
从骑兵指挥员深造班毕业回来以后，我觉得工作胜任多了。对于处理军政训练和团的指挥方面的问题，我感到很有信心，能应付自如。
这段时间我们团的工作搞得不错。1926年冬季，骑兵第3军政治委员А·П·克罗赫马尔和军长С·К·铁木辛哥(1925年2月任军长)召见我。
走进办公室后，我发现我们师的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师政治委员Г·М·什捷尔恩和政治处主任Л·И·博恰罗夫也在那儿。
С·К·铁木辛哥说：“我们叫你来是想让你除担任团长职务外同时兼任团政治委员的职务，也就是成为团的单一首长。师的领导和政治处都认为你有条件担任。你有什么意见?”
我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在师首长和政治处的大力帮助下，我希望能胜任新的职务。
几天以后，我被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在骑兵第7师这是第一次类似的尝试，责任相当重。党组织书记和政治副团长在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方面，给了我帮助。当需要根据党的原则纠正我的缺点和提出忠告时，他们是毫不客气的。我对于新的工作毫无经验，初期自然不免犯了一些错误，同志们的帮助对工作很有益处。
为了能正确地领导政治教育，上级应比自己的部属在这方面有较高的修养。可是，在那些年代里，我们这些指挥干部在军事训练方面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方面懂得多些，学得也快些。
一个原因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担负了繁重的行政工作、军事训练和自修军事的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些人没有能充))认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军队中党的组织工作的必要性。当然，政治工作人员在这方面的修养比我们强得多。
不久，从乌克兰调来的Д·А·施密特接替了师的指挥。新的师长在性格、经验和工作作风上都与前任师长К·Д·斯捷普诺伊—斯皮扎尔内伊大不相同。前任师长瞎忙、话多，简直可以说是一个话匣子，而Д·А·施密特是一个聪明人，善于简练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很遗憾，工作不够细心耐心。
1926年夏季，我们师出去野营。地点是在距明斯克约20公里的风景幽美的日丹诺维奇地区。
野营时期进行了紧张的军事训练，主要着重在分队、指挥人员、司令部和整个部队的野外战术训练。应当承认，在所有军事课目中，我最喜欢战术，常常怀着特别喜爱的心情钻研它。
大家知道，军队是战争的工具。之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同祖国的敌人进行武装斗争，而在这场斗争中，它首先必须具备充分的战术训练。一支缺乏战术训练的部队就不得不在作战过程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来补课。
为了提高战术素养，我们团进行了许多次示范作业和示教作业，指挥员通过这些作业学习侦察、组织战斗和与其他技术兵器协同的技能。
大家知道，部队全部战术训练结束时要进行演习。从1925年开始，白俄罗斯军区每年在野营季节以后都进行演习。
骑兵第7师参加了所有这些演习。在战术训练方面我记得我们师还没有得过不及格的成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指挥员对战术作业认真对待的结果。应当承认，第7师的全部团长都很懂战术并且学习很努力。
当时骑兵第37团团长是В·Т·沃尔斯基，他在1942年11月指挥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成内的机械化军。这个机械化军协同第51集团军向卡拉奇方向实施了突击，并在卡拉奇同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会合。骑兵第38团团长是В·А·加伊杜科夫，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指挥过军和其他兵团。师的其他部队也有经验丰富的指挥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