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是比较通俗化的书信。他在一封讲述洛克的哲学的信中，借机表达了自己的信仰。这是伏尔泰第一次将它表达出来，那就是－自然神论。伏尔泰反宗教，但并不反对上帝的存在。正相反，伏尔泰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世界就是由上帝创造的，但上帝一 旦创造出世界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的事务。至于上帝是什么样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而且也未必就能知道。伏尔泰还相信灵魂不死，但在自然中他又找不到灵魂不死的痕迹。因此他赞美洛克的说法 ：“一件纯粹物质的本体到底有没有思想，也许我们永远不能知道。”
后面的几封信内容较多而且杂，有关于牛顿、地心引力、光学等等的内容。这些书信表现出，伏尔泰有着很强的好奇心，并且涉猎面宽，知识广博。但是这部分内容比较正统，属于纯科学的领域，不会给伏尔泰带来什么麻烦。
《哲学通信》的最后一部分是关于戏剧的书信，有喜剧也有悲剧。其中一封谈及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地位无比高尚，天赋高超，才华横溢，其戏剧自然流畅，没有矫揉造作的感觉，极为崇高壮丽。但谈到典雅的笔风、严谨的规律，他却一无所知。” 这段话确实很简洁真实地表达了他的见解。他一方面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不够典雅，不讲求戏剧创作的规律，一方面却又认为莎士比亚是位戏剧天才，其作品远非平庸之作。因此他反对法国人对莎士比亚只进行单纯的批评，而主张应认同并吸收他的戏剧中卓越的地方。伏尔泰还亲自翻译了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如《朱利叶・恺撒》，以及《哈姆莱特》 中最精采的片断“ｔｏ ＢＥｏｒ ｎｏｔ ｔｏ”，把这段独白译成了法文诗。尽管他的译文并不完全忠实于莎士比亚的原作， 但他的诠释倒是有些深意 ：“迄今为止，英国的诗歌天才有如一株大自然种植的丛树，它随便长出许多纵横的枝干，尽力地生长，可决不是平均的发展。要是你拂逆它的本性，硬要把它修剪的跟花园中的树木一样， 那它一定会枯死的。”这段注释，其实就是主张艺术的发展应当顺其自然而不是强制一样，否则就会扼杀艺术的生命力，限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天才的发挥。其实伏尔泰的这个态度，对于当今我们的时代，又何尝不是很有益的呢？
《哲学通信》的创作，本来并不是为了出版，而只是私人之间的书信交流，但是一个不讲信义的书商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在法国发行了。这给他招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他早就担心会造成这样的结果而不愿将这本书出版，但谁料会有这样勇敢的出版商就悄悄把它出版了呢？政府认为这本书充满了爆炸性的反政府宣传 ：“这是一只满载火药的游艇，足以构成社会安全的重大危机。”法院将这本书列为禁书，“堆在王宫前面大石梯下焚毁，因为它违反宗教，妨害善良风俗，不敬权威。” 这条禁令于１７３４年６月１０日被执行。勇敢的出版商被投进了巴士底狱，伏尔泰也遭到通缉。他可不愿到巴士底狱去故地重游，这时他 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躲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情人－－夏德莱侯爵夫人的、不受法国管辖的西雷庄园去了。
《哲学通信》是伏尔泰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不仅是他旅英期间的所见所闻及内心体会，同时也是他多年来在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等方面思考的结果。有人说，它的出版标志着伏尔泰的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成熟，也标志着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想的运动正式开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根据的。
七 西雷岁月
夏德莱侯爵夫人是当时有名的才女，精通物理、数学、天文学，懂英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翻译过牛顿的著作，非常崇敬伏尔泰的人品和学识。她父亲原是伏尔泰的好友，因此，她从小就认识了伏尔泰。２０岁时，她嫁给了夏德莱侯爵。七年的婚姻生活中，她为侯爵生下了三个儿女，在当时的法国的风气，这样就已经可以说是履行了婚姻的责任，她可以在婚姻之外享受自己的幸福了。恰在这时，夏德莱侯爵统兵边地，离开了他的领地，给伏尔泰留下了可乘之机。爱米莉对伏尔泰非常爱慕，央求皮埃尔公爵夫人带她去见伏尔泰。第一次见面，爱米莉就对伏尔泰表示的非常亲热。伏尔泰这时刚从英国回来不多久，满心里装的都是牛顿和洛克的名字和理论。可是当时的法国，没有什么人能和伏尔泰交流这些思想。于是，突然出现的爱米莉，带着热情可爱的笑容和满肚子的科学爱好，向他表示倾慕，伏尔泰在感情方面可不是个傻瓜弱智，他立刻向爱米莉作出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从此成为１５年的亲密情侣，直至爱米莉去世。
当《哲学通信》的出版给伏尔泰带来麻烦时，夏 德莱侯爵夫人（即爱米莉）邀请他到夏德莱侯爵所有的一座庄园里去避难。这座西雷庄园位于法国东北部，与比利时的边界相距不远，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时很容易溜走。伏尔泰很喜欢这个地方，当然接受了，并且拿出大把钞票对这座别墅进行装修。至于夏德莱侯爵，并不是很富有，也不怎么关注这座庄园，至于说到爱米莉和伏尔泰的恋情，他可是一点也不在乎。他非常豁达大度、通情达理，同意爱米莉在他之外的男人那里寻找幸福，也同意把西雷别墅供给两人使用。此后，夏德侯爵先生还不时地来到西雷，看望伏尔泰和爱米莉以及自己的孩子。甚至当爱米莉以为伏尔泰移情别恋而伤心落泪，打算离开伏尔泰时，侯爵先生还劝她不要感情用事，要考虑到伏尔泰的前途。爱米莉后来曾对别人说 ：“如果我不说他是最好的丈夫，那么我就是最坏的妻子。”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法国社会的自由放荡的风气，越是上流社会的人，个人生活越是随便糜乱。当然我们并不是指责伏尔泰和爱米莉，而是就当时整个法国的情况而言。其实，伏尔泰和爱米莉的感情是相当真诚而持久的，否则它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在出现种种矛盾之后仍能保持下去。“一个女人要是爱了一个名人， 她的私情可以永垂不朽”。 如果没有伏尔泰以及与伏尔泰的爱情，现在有谁还会记得夏德莱侯爵夫人呢？
伏尔泰和爱米莉在西雷的共同生活，是充实、幸福而有趣的。两个人非常相爱，可是两个人除了爱对方外还各自爱着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的朋友很多，西雷庄园常常暂居着不少朋友，可是在工作时间他们从不陪伴宾客，而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埋头苦干。每天饭后，他们都各自钻进自己的工作室，有时彼此除了吃饭时间外几乎见不到面。但他们对朋友也是很热情的。每天午饭后的半个小时，伏尔泰会邀请他的客人们在书房的门廊里随意交谈，天南地北，无论谈什么，伏尔泰都是谈笑风生，只除了两个人： 让・巴蒂斯特・卢梭和台丰丹纳神甫。只要一谈起这两个人，伏尔泰就会失去节制地诅咒谩骂。这是不无原因的。在１７２２年伏尔泰去荷兰旅行时，途经布鲁塞尔。他在旅途中给同行的鲁佩尔孟德夫人写了一首哲理诗《致乌拉尼诗简》， 他在诗中初步阐发了他的自然神论的基本思想。在布鲁塞尔，伏尔泰会见了多年不见的让・雅克・卢梭。这位诗人对《亨利亚特》给予好评，对《致乌拉尼诗简》却提出强烈批评。从此以后，两位诗人的关系彻底破裂，甚至彼此带有仇恨的情绪。而台丰丹纳神甫，则是一个十足的小人。他们二人于１７２４年相识， 伏尔泰已经知道此人不地道。 在１７２３年夏天，神甫秘密出版了一个《亨利亚特》的伪版，加上了自己的一些描写，其中有些色情的场 面。当时伏尔泰并没表示自己的不满，只是尽力阻止了伪版的流行。１７２４年底，神甫因被控鸡奸罪被判死刑投入地牢。他要求伏尔泰帮忙，伏尔泰向警察总监、自己的好友达让松侯爵求情，台丰丹纳神甫才免于一死，改判为流放，尔后又由于伏尔泰的疏通，他不久就重获自由。但台丰丹纳神甫是个如此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后来专门与伏尔泰为敌，不放过任何机会攻击恩人。伏尔泰写过一首诗《忘恩负义》， 揭露了这个小人的丑恶嘴脸。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伏尔泰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绝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物。
和客人们门廊里的交谈时间是确定的，半个小时。时间一到，伏尔泰就向客人们鞠躬致歉，随后进入工作室。他回到书房工作，直到晚上九点吃晚饭的时候才出来。客人们都是伏尔泰的朋友，不会因为主人这样的招待不周而气恼，而是会自己在庄园里或附近寻找消遣。晚饭时，伏尔泰会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使西雷的晚宴成为最令人开心而无法忘怀的晚宴。他用最好的葡萄酒招待客人，把他最有趣味的剧本内容讲给他们听，以他讽刺的哲理小说博得他们的阵阵笑声。他的幽默的确是超凡出众的。
伏尔泰和爱米莉虽说是相爱的情侣，却同时也都是个性非常鲜明的人。所以两个人也常常会产生矛盾。葛拉斐民夫人的通信中曾谈及这对奇怪的情侣的私生 活 ：“夫人是专制的，伏尔泰是爱反抗的。就比如说穿衣服吧，她要他更换，他推说要着凉，她坚持着。于是两人在言语之中就生气了。伏尔泰走了，叫仆人进来通知说他腹痛。这便是他们古怪的把戏。” 两个人经常为这样的小事争吵，很快又重归于好，用英语彼此讲些慰籍的温柔话，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寻开心。一天晚餐时，伏尔泰本来答应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因为爱米莉不准他喝一杯葡萄酒，一气之下，拒绝履行许下的诺言，爱米莉也板着脸。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伏尔泰还是朗诵了他的诗。那顿晚餐的余下时间里，大家都过的很惬意。 爱米莉作为巴黎上流社会中的名媛，很喜爱在巴黎的生活，并不愿意去西雷。但出于对情人的爱，她还是跟着伏尔泰到西雷。他们两人像夫妻一样生活在一起，白天他们分别到自己的房间，一个写诗作文，一个演算几何；一个潜心于自己的文章，一个则专心致志地做实验。两人的爱情几乎是柏拉图式的，但他们都很乐意保持这种哲学式的恋爱。在西雷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有爱米莉的儿女，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神甫。夏德莱侯爵有时也到西雷来小住。当两位男女“主人”各自去工作时，侯爵先生就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耍，消磨时光。爱米莉不仅是一个专制的主妇，还是一个好嫉妒的情人。有一段时间，西雷住着两位夫人，尚鲍南夫人和葛拉斐尼夫 人。爱米莉对伏尔泰很不放心，就插一个仆人在伏尔泰身边，为她做眼线。这样，只要伏尔泰的房间里有女人在，爱米莉立刻就会知道。有一次，伏尔泰请葛拉斐尼夫人到自己的房间，给她朗诵自己所写的诗。就在这时，爱米莉出现在门口，脸上带着嫉妒的神情对葛拉斐尼夫人说 ：“太太，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单独和先生说几句话。” 爱米莉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伏尔泰一向是一个多情风流的人。在爱米莉之前就有过不少的情人，而且女人们因为他的名声和才学，也都愿意和他交往。因此，即使这次他对爱米莉是动了真正的感情，也不能使他就此结束他的风流生活。伏尔泰与尚鲍南夫人的关系已经有四五年的历史了，葛拉斐尼夫人到西雷后不久，也成了伏尔泰的情人。
伏尔泰本人就是一个剧作家，自然十分喜爱戏剧。他第一次去海牙时就曾抱怨说在那里不能经常看到好的戏剧。在巴黎时，他几乎三天两头就要去一趟法兰西喜剧院看戏，并交了一些演员朋友。现在，在西雷这个地方，他差不多根本无法看到戏剧。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只好自己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他雇来工人把阁楼改建成小剧场，欢迎西雷镇的所有居民都来参加。尚鲍南夫人自然是不缺席的，就连临时来的客人有时也被指派演一个小角色。爱米莉的小女儿作小演员，夏德莱侯爵先生来的时候，也被要求上台表 演。他笨拙的姿态常常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 西雷美妙而宁静的生活也时常被一些小插曲打断。１８世纪，在法国人们对尚古主义的争论比较大，其实无外乎两大类：赞成与反对。而赞成者也分为两类：文化尚古主义和生活尚古主义。前者认为古代社会的文化道德要优于文明社会，后者则认为现代社会的生活水平不及古代社会。让・雅克・卢梭是前者的代表。
这时，伏尔泰为表示反对尚古主义，写了一首哲理诗《摩登人物》。 在这首诗中，伏尔泰用他讽刺而幽默的笔锋，嘲笑了远古时代人们过的一无所有的生活，原始人没有私有财产的观念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教会所鼓吹的纯洁的爱其实不过是兽欲；那时的人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只是因为无知和蒙昧。伏尔泰利用这首诗为他们当今的奢侈生活辩护，并直言自己喜欢过奢侈的生活 ：“人间乐园是我生活的地方。” 有人评论说：《摩登时代》 是“为爱享受的人，为快活、享乐、风雅和幸福的人辩护，是一首巴黎生活的颂歌”。
鉴于以往的经验，伏尔泰知道他这首诗必定会给他招致不小的麻烦。因此他比往常更加谨慎地保存这部手稿，只把几部副本送给少数几个他认为可信赖的朋友，叮嘱他们不要向外流传。但是伏尔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的朋友、吕松主教德比西伯爵突然得暴病死亡，在他的遗物中人们发现了这首哲理诗。这引 起了当局的注意。伏尔泰在诗中暗示亚当从未修剪过胡子，指甲太长，还享受着与夏娃的肉体关系。这些被教会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１７３６年１２月２２日，身在西雷的伏尔泰和爱米莉收到伏尔泰的好友舍利厄公爵夫妇的一封告急信，向伏尔泰传达了当局对《摩登人物》的不满。伏尔泰和夏德莱侯爵商量后，决定先出国去避一避。爱米莉把他送过法比边界。这一回西雷庄园的妙处显露出来了，他很轻易地逃离了法国。但是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出外旅行并不是一件伏尔泰所为之辩护的奢侈生活。爱米莉很担心寒冷的气候会使他的身体变坏。伏尔泰经过比利时到达了荷兰，这里是他初恋的地方。当他的《哲学通信》在法国被列为禁书时，却在荷兰被公开出版发行，并受到赞赏，轰动欧洲，一年之间连续再版十次。由此可见，荷兰的政治气氛和宗教气氛要比法国宽松的多。这一次伏尔泰来到荷兰，受到了最热情的欢迎，王室成员、政界要人、文化名人、学术界人士以及出版商，都来拜访他。他忘记了初逃法国的烦恼，在海牙努力地工作，修改自己以前的著作。
在这同时，他的法国朋友们正在四处活动，以使他能早日返回西雷。夏德莱侯爵不断给国务秘书弗勒里红衣主教写信，里舍利厄公爵也在巴黎上下疏通。 幸亏这个案子又是伏尔泰的老同学、警察总监埃罗主办。１７３７年３月伏尔泰又回到西雷庄园，重过起了世外桃源般的幸福生活。
爱米莉对自然科学的爱好，逐渐影响了伏尔泰。本来在英国时，伏尔泰对牛顿的科学贡献就已很有兴趣，现在在爱米莉的影响下，他更潜心于钻研牛顿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他的朋友们都不理解，不支持他这样做，可是伏尔泰仍固执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上并着撰写《牛顿哲学原理》。 当时，除了英国以外，很少有人能理解牛顿深奥难懂的科学成就。伏尔泰尝试着把牛顿的科学原理通俗化，使普通知识水平的人都能看懂。伏尔泰一生中的重要成就，都是在文学、艺术、历史方面，他对于科学其实并无突出的天赋和恒久的热情，但这次的工作却使他感到兴趣，并且确实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他把牛顿介绍给了法国人，并且他自己也从中得到益处。对科学的研究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哲学著作都有很大帮助。
然而伏尔泰在研究牛顿的科学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在其他方面的创作。 他热爱历史， 他的长篇史诗《亨利亚利》以及史书《查理十二史》都是他在历史方面的兴趣结成的硕果。而今，在西雷，他又在着手作一部史书《路易十四时代》。伏尔泰在流亡英国时，就已经在准备写这部历史方面的著作，如今在西雷的宁静岁月，正适于写作这样的书。并且在这段逍遥的时光中，他对很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把这些观点在《路易十四时代》中表达出来。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使人民享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自由，或者使最高权利巩固强化，无人非议。虽然伏尔泰对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给人民和社会带来的自由宽松的社会政治气氛很是赞赏，但他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于法国。法国极其久远的君主制使得人民已习惯服从君王，此外，英国的宗教势力并不强大，不会形成教会对政治的干预控制，而在法国，教会的势力如此强大，几乎危及宫廷的统治，并且法国的贵族干预政治的情况也十会严重。伏尔泰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在以前创作史书时还未成熟，因此没有明确的表达。而这次在《路易十四时代》中，他的王权主义思想表达出来了。他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教会和贵族一次次在把法国推向混乱的深渊。因此，他主张法国实行君主制，国王拥有最高权力，可以排斥教会和贵族的参政。伏尔泰在提出这种主张时，也意识到了“这种最高权力可以被人滥用，因此是危险的，不过分散的权力会更危险”。 这确是法国的真实情况。伏尔泰深信，如果君主深明哲理，对社会进行必要的改革，那对人民将是十分幸运的。他对国王寄予很高的希望。他后来曾对人说过 ：“当君主是一个哲学家时，那将是人类的最大幸福。”“仁慈的国王是上天所能给予大地的最好的礼物。”为此，他曾试图与路易十五保持良好关系，希望在法国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现实使他的幻想一次次地破灭了。除《路易十四时代》外，伏尔泰在西雷还写了另外一部历史著作《风俗论》。 这是一部世界史式的史书，它谈到阿拉伯的文化、中国文化，并且对各种宗教制度进行了比较。这在当时的历史书中可是犯禁的。这本书确有其高人之处，可书中的错误也确实不少，有些是不应该的，有些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真实的情况在当时他们还不了解。孟德斯鸠说伏尔泰写历史的用意是显耀自己的宗教，这话确有它的道理。在《风俗论》里随处可见他非宗教的宗教。作为一个史学家，伏尔泰最大的缺点在于他是一个理智本位的哲学家，因此不了解人们在感情上的需要。宗教的存在，宗教别派的存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人民有对这些教派和礼俗的需要。可是伏尔泰看不到这些。这确是令人遗憾的，不过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中倒是没有这样的缺陷。
除了科学研究、写历史著作，组织业余剧团演戏以及和朋友畅谈外，伏尔泰在西雷时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与当时的普鲁士王子，后来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交往。
八 普鲁士王子
历史上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历史乃至欧洲历史、世界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位４６年，在位期间不断发起战争。虽然战乱频繁，生灵涂炭，但仍是战功赫赫，使普鲁士由一个较弱的小国家成为在欧洲占据重要地位的强大的国家。而他与伏尔泰的交往，对于他的统治、对于伏尔泰一生的命运，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他们之间的交往始于１７３６年７月。那时伏尔泰正居住在西雷，忙于研究牛顿的自然科学成果，而弗里德里希则还只是一位王储，年仅２４岁。７月里的一天，伏尔泰收到一封来自普鲁士王子的信，信中充满对伏尔泰以及他的思想的赞扬和钦佩。伏尔泰收到信后感到惊异，不知道是什么使得王子对他如此青睐。但他正处于多事之秋，因《哲学通信》、《奥尔良少女》等书得罪了法国的天主教会政府。与邻国一位王子的交往，也许可以使他的身价提高，这样，法国政府和教会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对他加以迫害。伏尔泰出于这些对于自己安危的考虑，同时也出于对这位未来国王的希望，也很乐意与这位王子保持这种良好的关系。的确，正当他遭受法国宫廷仇视的时候，来自普鲁士王子的友谊对他是一种安慰。因此，伏尔泰在收到信后随即就写了回信，在回信中对弗里德里希大加赞扬。从此，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往来。据统计，仅在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的来信就多达３７封。
当时的德国，有着崇尚法国的风气，上流社会的人都以讲法语为荣，讲法语的人被视为有教养的人士。在普鲁士的宫廷，当然也不会两样。弗里德里希从小就在法国人的簇拥下生活，他的教师们几乎都是一些博学的法国人。虽然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并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过多地致力于学习那些文学、哲学等无用的东西，而希望儿子爱好习武，将来做一名“军人国王”， 但在众多的法国学者的教育，以及他的母亲索菲・德罗蒂亚的熏陶和影响下，弗里德里希仍然从小养成了喜爱读书、善于思考的习惯。他在宫廷里网罗了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伏尔泰的敌人、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莫伯都依。弗里德里希爱好文学、哲学，并且喜欢用法文写作诗和文章。但尽管他在一个法文的小圈子里长大，法文学的很好，但要用法文来写诗，表达情感，终究还嫌有些不够。而像伏尔泰这样一个著名的人物，写过史诗、悲剧，又是当时最优秀的史学家，颇得各国宫廷注意，尽管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弗里德里希自然也不会放过他。他在给伏尔泰的第一封信中写道 ：“先生，虽然我还不认识你，可是从你的作品中我早已认识你了。你的作品可以说是精神上的宝物。” 在两人后来的书信往来中，都充满互相的恭维之词，称赞对方的宽容精神和思想自由。弗里德里希在给伏尔泰的信中经常寄来一些他自己的诗作，请伏尔泰帮他修改、润色。伏尔泰也不论这些诗到底是好是坏，一律地加以赞扬。
伏尔泰很喜爱结交一些王公贵族，并以此炫耀。但这其实只是他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他决不愿意作任何人的附庸，而由某人来占有自己，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么显要。对待弗里德里希也一样。虽然伏尔泰在给弗里德里希的信中时常对他进行一些不确切的恭维，称他“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王子，是一位会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王子”。 但当弗里德里希提出希望他到普鲁士宫廷供职时，他仍然加以拒绝，以保卫自己的自由。他的拒绝并没有惹怒弗里德里希，弗里德里希回信称伏尔泰是“人类的立法者”。并且在几天后，弗里德里希给伏尔泰寄来一只镶有苏格拉底胸像的手杖柄，意为把伏尔泰比做苏格拉底。在１８世纪的法国，人们把启蒙思想家比做苏格拉底。但伏尔泰并不喜欢苏格拉底的形象，认为苏格拉底只是一个胡言乱语的雅典狂人。因此他把这只手杖柄交还给了弗里德里希。不过伏尔泰又在他的著作中承认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盛行的宗教提出的质疑有助于反对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并且还于１７５９年写了戏剧《苏格拉底》。
１７３６年１２月，伏尔泰因《摩登人物》一书而又一次得罪法国当局的时候，从西雷逃往荷兰。他这时想到了弗里德里希，把普鲁士作为自己逃亡的目的地。当弗里德里希得知伏尔泰逃离西雷的消息后，通过伏尔泰的好友向伏尔泰婉转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在普鲁士保护像他这样一位哲学家。的确，弗里德里希当时只是一位王储，他学习诗歌和哲学是违背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意愿的。弗里德里希一世还曾经把伏尔泰写给儿子的信公之于众，使法国当局能够抓到把柄来迫害伏尔泰。因此，如果伏尔泰到这位普鲁士王子这里寻求庇护，其结果对他自己只能是更为不利。此外，爱米莉也一直反对伏尔泰到普鲁士去。她认为这种虚荣的旅行对伏尔泰没有任何益处： 普鲁士气候严峻，会对伏尔泰的身体造成威胁；伏尔泰的经济收入也不稳定，生活上没有保障，王子也不能保护伏尔泰。爱米莉的阻拦是很有道理的。知道弗里德里希并不希望自己到普鲁士后，伏尔泰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他在弗里德里希充满甜蜜的恭维的言语下，仍没能认清这位王子的真面目，以至在后来的日子里，吃了不少的苦头。
１７３８年，２ ６岁的普鲁士王储写了一本书《反马基雅维里》。 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他在他主要的著作《君主论》中论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认为君主应兼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于一身，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怕运用暴力和欺诈的手段。弗里德里希在《反马基雅维里》一书里，对这种思想大加反对，认为这样做会影响君主的地位和尊严，君主应当用公正、仁善之心治国，而不应用武力和欺诈等。他在著作中还写道 ：“国王应是国家的第一仆人。”
伏尔泰在他的《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就已经表达了他的王权主义思想。他对国王总是抱着很高的希望，认为国王应当深明哲理，以哲学思想治国。他把实现自己这一政治理想的希望放到当时欧洲大陆三大君主国－－法国、普鲁士和俄国的君主身上。弗里德里希对文学和哲学的爱好早已为伏尔泰所赞赏，伏尔泰对这位普鲁士未来国王的希望比对别的君主的希望更大。 如今弗里德里希写出这部著作， 表达的思想内容正合伏尔泰的心意，伏尔泰当然对它大为赞赏。 可是王子的原作实在不很高明， 因此他要求伏尔泰对该书进行一些修改和润色并出版。伏尔泰一一照办，并为之作序。可是正当伏尔泰已将书稿交给出版商，准备出版时，老国王病逝，弗里德里希继承了王位。这位新国王明白，虽然自己在书中做了那样的主张，其实并不想真的做那样的君主，而且正相反，自己要做一位兼狮子与狐狸于一身的国王。因此，他意识到，他的那本著作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影响，就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想出版那本书了，并恳求伏尔泰买下全部版本。伏尔泰收到信后立即赶赴海牙，和出版商协商不出版那本著作，可是出版商基于利益的考虑，认为这本书一定会畅销，拒绝了伏尔泰的要求，只允许伏尔泰修改手稿。伏尔泰无奈，只好尽力在手稿中加进很多毫无意义的话，使书的内容混乱模糊。在那一年里，社会上就流传着五种不同的版本。伏尔泰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维持自己与各国宫廷的关系，不惜为他人做嫁衣裳。但遗憾的是，事情的结果总与他善良的愿望相违背。
九 宫廷宠臣
伏尔泰自从踏进这个社会，多少年来就不断地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法国宫廷和教会迫害他、整治他似乎已成为习惯，而伏尔泰在此待遇下也已被迫养成受迫害和逃亡的习惯。可是人的命运总有转折的时候，在伏尔泰已到知天命的年纪的时候，他居然一转而为法国宫廷里的红人。他的这种幸运的到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伏尔泰自觉老年将至，为了自己的声望和体面，不愿意再继续被宫廷视为敌人，也不想一再地到国外逃亡。和法国宫廷修好的愿望，在他的内心开始变的强烈。他对待教会和政府的态度和缓了。１７４０年，伏尔泰写了一部新的悲剧《穆罕默德》， 剧中主人公穆罕默德是一位非常专制阴险的人物，他利用恐吓和欺骗，要求人们对他绝对的服从。伏尔泰在剧中明显地表出了自己反对宗教狂热的立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奠基者，伏尔泰对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并非有什么特别的恶感，他只是借他们的形象来批评法国天主教会的宗教狂热。《穆罕默德》 首先在法国巴黎以外的省区上演，上演后受到观众的欢迎。伏尔泰没想到此剧的演出会获得成功，因此受到鼓励，要把此剧搬到巴黎公演。但在巴黎公演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土耳其驻巴黎的大使对剧中丑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内容提出了抗议，伏尔泰的仇人台丰丹纳神甫也指责此剧对基督教不敬。此剧在巴黎只演出了三场，许多政府要员观看了演出。伏尔泰为了和当局搞好关系，并没有把剧本继续公演下去。过后，伏尔泰考虑到与教会的关系的好坏对自己的命运有很大影响，就想把这个剧本题献给罗马教皇本多十四世。他托一位神甫把剧本转交给教皇， 并且附了一封信， 表示自己十分尊重教皇本人，希望教皇发给自己两枚奖章。本多十四世是一个开明的、理智的教皇，他读过《穆罕默德》剧本后，说这是一部“很美的悲剧”， 他读后“非常欣喜”， 接受了伏尔泰的题献，并且颁给他两枚有自己肖像的奖章。伏尔泰这样做，主要原因是考虑到自己的个人安危，如果获得教皇的保护，法国天主教会就不会再毫无顾忌地迫害他了。他对他的好友、法国外交大臣达让松侯爵说 ：“对善良的人进行迫害的那些人将会认识到，我披着圣衣保护着自己。”这正是伏尔泰的目的。
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友好关系，对于伏尔泰在法国宫廷里的受宠，也有着不小的影响。当时，法国与外国的战争频繁，英法战争、法奥战争，法国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在战争中，法国要取得战争的优势，与普鲁士的关系至关重要。法国当局认识到，可以利用伏尔泰与普鲁士国王的关系，使普鲁士不偏向英国，而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恢复普法同盟。因此法国当局对伏尔泰加以容忍，并且派他到普鲁士做所谓“侦探”。 遗憾的是，伏尔泰在这次作侦探的过程中，不仅没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还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留下了祸根。弗里德里希二世险恶的为人，伏尔泰当时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但在当时，伏尔泰却因为与普王的友好关系，确实与法国当局的关系好转了。
当时法国的风气，上流社会的王公贵妇们都有自己的情人，并且是公开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就有不少自己的情妇。伏尔泰与国王的情妇的关系都不错。伏尔泰可不是美男子，而且正相反，可以说长的挺丑。可是他的名望、他的才华、他的金钱、他的幽默，这些资本成了他的助手，他得到不少上流社会名媛的青睐。路易十五以前的情妇夏多罗夫人和伏尔泰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国王耳边说过不少伏尔泰的好话。这些好话对于伏尔泰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改善，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猜想总不会有什么反面作用。但夏多罗夫人正当２７岁妙龄时，突然病故。路易十五很快就又宠幸了另一位夫人，埃蒂奥尔侯爵夫人，即历史上著名的蓬巴杜夫人。蓬巴杜夫人对法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且不管她在历史上是如何影响法国的内政外交，她的奢侈豪华是如何耗费国库的财产，仅论及她与伏尔泰的关系，就给伏尔泰带来好多的运气。蓬巴杜夫人不同于当时其他的夫人们，她有知识、有鉴赏力，重视真正有才气的人。在她的帮助下，法国不少作家的命运有了好转。１７４４年秋天，伏尔泰和爱米莉回到巴黎，蓬巴杜夫人关照伏尔泰写一个剧本，以庆祝王太子与西班牙公主的大婚。伏尔泰为写这个剧本，把其他工作统统放下，整整用了几个月的功夫，终于写出一部轻喜剧《纳瓦尔公主》。 王太子的婚礼在１７４５年举行，婚礼中上演了这部轻喜剧。上演后的结果很令人满意，国王和王后都很喜欢这出戏。然而伏尔泰本人很清楚，这只是一个很平庸的喜剧，实在说不上是杰出的。爱米莉也是这么评论的，但就是这么一出恭维拍马的喜剧，使他满足了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愿望。
在蓬巴杜夫人的帮助下，伏尔泰于１７４５年４月１日获得路易十五的任命状，任命伏尔泰为宫廷史官，年俸２０００法朗。这个位置正是伏尔泰希望得到的。１７４５年５月，路易十五带领军队在丰特诺瓦与英军打仗，５月１５日法军胜利的消息传来，法国人都非常高兴。这是法国军队在这个世纪中第一次打败英国军队，并且在国王亲自带领、指挥下取得的胜利。当时担任宫廷史官的伏尔泰，立即着手写一首史诗颂扬国王的功绩，这一颂诗定名为《丰特诺瓦》，共３００句。这首颂诗写得很成功。伏尔泰既没有添加进什么神秘的色彩，也没有有意贬低对方，而是如实地讲述战争的经过和胜利的取得。路易十五听到别人念给他听这首诗之后，感到非常满意。国王的赞扬使伏尔泰很高兴。
伏尔泰一直非常渴望能进入法兰西学院，成为法兰学院的院士，而他做为当时最伟大的人物，居然没有选入法兰西学院，也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伏尔泰在民间的声望很高，但要成为学院的院士，总是不够的。院士的名额固定，只有在出现空缺时才再次选任；当选院士要经过在位院士的选举，而且国王和教会的支持对于能否当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伏尔泰曾经两次申请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但像他这样出众的人物，比他差的远的院士们谁肯接纳他呢？那样岂不是显出自己的无知无能了吗？再说，伏尔泰一再承蒙宫廷和教会的仇恨，他要能当选法兰西学院的院士，那才奇怪呢。
但是这次情况不同了。伏尔泰的死对头、国务大臣弗勒里红衣主教死了，空出了一个院士的席位。伏尔泰立即开始行动，托朋友说情，请蓬巴杜夫人帮助，并且为了防止教会出来反对，他拿出当初罗马教皇本多十四世给他披的“圣衣”， 宣传自己与教皇的友好关系，同时又四处散发自己的一封信，说明自己是信仰上帝的，自己的宗教思想是正统的。
因为伏尔泰本人的努力以及朋友们的帮助，更主要的是因为国王的支持，伏尔泰这次终于当选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伏尔泰一再地讨好国王、王后和国王的情妇，路易十五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尤其是伏尔泰创作的史诗《丰特诺瓦》和轻喜剧《纳瓦尔公主》很得路易十五的欢心。这才是伏尔泰能当选为院士的真正原因。伏尔泰对当选为院士，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是很满意的，然而对于当选的过程，却感到很气愤。他写道：
我的《亨利亚利》，我的《查伊尔》，
还有我的《阿勒齐尔》，
都从未博得君主的青睐。
我仇敌众多荣誉很少。
终于一篇无聊的滑稽戏，
荣誉和财富滚滚而来。
１７４６年１１月，伏尔泰在枫丹白露被路易十五任命为侍从。他很为这个头衔感到荣幸，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上这个头衔。不少贵族对此感到不满，认为出身资产阶级的这位诗人，不配得到这样的荣誉。但伏尔泰对这些人的话置之不理，依旧我行我素。
然而，伏尔泰得宫廷欢心的日子并不长。一天晚上，在枫丹白露，爱米莉和王后以及其他一些贵妇人在一起赌博游戏，连连赌输，输光了自己的和伏尔泰的所有的钱。这时，伏尔泰看到，王后在玩一些诡计，因此用英语对爱米莉说 ：“快停止！你是在和一伙骗子赌博！” 伏尔泰以为宫里的人们听不懂英语，但是很不幸，在场的人有人能听得懂。这还了得，竟敢说王后是骗子！王后立即发火，说要给伏尔泰一点颜色看看。回到他们的住处后，伏尔泰和爱米莉越想越怕，担心伏尔泰会被再次关进巴士底狱。因此，他们收拾起东西连夜逃离了枫丹白露。
伏尔泰本来不是个爱附庸权贵，向主子献媚而失掉自己尊严的人，但出于一时的虚荣心的需要，他做了短时间的凡尔塞宫的朝臣。他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 ：“我在１７４４年和１７４５年是朝臣；在１７４６年改过自新；在１７４７年悔过了。”“如果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不是我的光荣时期。” 的确，伏尔泰和宫廷之间的裂痕是不可弥补的。暂时的和缓只是伏尔泰努力的结果，但这种努力，无论怎么说伏尔泰都不可能持续下去的。
十 逃离凡尔塞
法国宫廷朝臣的日子结束了，伏尔泰又回到了从前逃亡的日子。这时是１７４７年。伏尔泰和爱米莉从枫丹白露连夜逃出，乘着马车逃到了巴黎郊外的索宫。这里是曼纳公爵夫人的家，爱米莉想去巴黎，可是伏尔泰不想到首都去，因此他们在巴黎郊外分了手。
曼纳公爵是路易十四与蒙德彭夫人的私生子，曼纳公爵夫人则是孔代亲王的孙女。这位夫人生的很矮小，很有魄力，很专横，而且很古怪。她曾经怂恿丈夫坐上王位，并且几乎有成功的可能，但最终由于王室的反感而未能如愿。失败之后，她在自己的索宫中罗致了不少文人名士，俨然一个“在野小朝廷”。 她读过不少书，和自己的食客们颇谈得来。她接到伏尔泰要投靠的信，那正是她思而不得的，当然立即把他接了来。
伏尔泰住在索宫，很怕被人发现，因此住在一所偏僻的屋子里，只有晚上才下来和曼纳公爵夫人一起在她的寝室里用餐。公爵夫人非常喜欢与他见面，与他交谈。他们在一张桌子上一起饮酒用膳，一边兴高采烈地交谈，直到天亮。伏尔泰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他对各种事情发的议论是很受公爵夫人的欢迎。而公爵夫人也有许多从前宫中的轶事讲给他听。曼纳公爵是路易十四的儿子，公爵夫人了解很多自己公公的宫廷里的故事，这些故事对于伏尔泰改写《路易十四时代》非常有帮助。伏尔泰也报答曼纳公爵夫人，他常在晚饭后把白天写的小说朗诵给公爵夫人听。他的这些小说不少是他特地写了为她消遣的。主要有：《巴莆克的幻象》、《查弟格》、《默农》、《米克洛曼加斯》等。这些小说都是伏尔泰为表达自己的一些宗教、道德观点而随手写就的，不像他其他的作品那样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和尖锐的批评，而是比较轻松随意。曼纳公爵夫人很喜欢这些小说，常常要求伏尔泰朗诵给大家听。伏尔泰的朗诵确实很精彩，仿佛一个真正的演员，因此他的朗诵大受大家的欢迎。大家纷纷称赞他的小说，并要求他把这些小说出版。可是伏尔泰却实在不愿出版，因为他自己是看不起自己的这些小作品的，这只不过是他白天独自一人在小屋里时为排除寂寞而写的小玩意儿罢了。
伏尔泰在索宫的日子过的很不错。除了爱米莉和他的几个很好的朋友，知道他在这里的人并不多，人们以为他出国去了。爱米莉时常来索宫看望伏尔泰。这期间，伏尔泰创作了不少的戏剧和小品。他对戏剧的热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减低的。在索宫，他无法欣赏戏剧表演，就只好和在西雷一样，组织一个业余剧团，排演自己新创作的戏剧，其实伏尔泰创作和排演戏剧，主要的目的是要讨曼纳公爵夫人的欢心。公爵夫人也确实喜爱观看伏尔泰的戏剧。演员都是公爵夫人府中的客人，女主角通常由爱米莉饰演。她相貌姣好，嗓音优美，并且在伏尔泰的帮助下演戏的天赋也得到开发，扮演女主角还是比较成功的。他们的日子过得兴高采烈。然而，好景不长，伏尔泰一向不惯于在别人的影子下生活。在索宫呆的日子久了，他仿佛倦怠了，这儿并不是他自己的家，他不过是到这里避难而被主人收留的。他的业余剧团的演出越来越随便，他甚至不经公爵夫人同意，就擅自邀请客人来观看演出，有时确实是有些过分。曼纳公爵夫人对此心中已有不满。有一回，她发现有一大群不认识的人到索宫里来看戏，并且听说伏尔泰言谈中对她颇为不敬。这位贵妇人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于是，伏尔泰在这里呆不下去了。
当初伏尔泰逃离凡尔塞宫的时候，他在宫中仍保持着他的职位。因此，他隐居到索宫后的一段时间里，仍时常到巴黎和宫中去执行职务。可是他已经明显意识到，自己无论在巴黎还是在宫中，都是不受欢迎的人。他近几年来得到的幸运，诸如被选为法兰西院士、被国王路易十五任命为宫廷史官和宫廷侍从，得到国王和王后的宠幸以及蓬巴杜夫人的帮助等，早已被许多人所嫉妒和排斥，如今他已失去在宫中的地位，这些人自然暗自幸灾乐祸。伏尔泰在巴黎和凡尔塞的日子不好过，只得常常到索宫去消磨时光。然而现在，他连这个保护伞也没有了。
恰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伏尔泰在凡尔塞的日子更加难过。他在宫中排演一出戏剧《浪荡子》，蓬巴杜夫人为了取悦路易十五，亲自参加演出，并且让其他一些宫廷显贵也临时客串演员。演出结束后，蓬巴杜夫人把伏尔泰介绍给在场的其他要人。伏尔泰为对蓬巴杜夫人的好意表示感谢，就送给她一首赞美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