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受时满心欢喜，
我璧还时一腔悲苦，
正如一个妒忌的情人，
在疾懑时交还情妇的肖像。
现在伏尔泰又成了无处可去的人了。他已经６０岁了，不想再像以前那样过着不断动荡的生活。
十四 狡兔三窟
伏尔泰屈辱地离开了普鲁士。现在他要往哪儿去呢？他回到了巴黎，可是巴黎并不欢迎他。路易十五对他的情妇蓬巴杜夫人说 ：“我不愿伏尔泰回到巴黎来。” 伏尔泰也已预感到，要想在巴黎栖身，是不可能的了。并且他也不愿再在巴黎生活。向往多年的巴黎生活，给他留下的回忆并不美妙。因此他想寻找一块地方，能使他感到安定，感到自由，并且不会受到专制暴政的打扰。
路易十五对伏尔泰采取这样的态度，其实是一个失策。伏尔泰是一个影响极大的人物，有人说伏尔泰的逃亡是王室与文人分裂的标志，这样说是有道理的。路易十四优待文人，实际上就等于软禁了他们；而路易十五轻视文人，也就等于是解除了他们的束缚。因为文人是可以制造和支配舆论的，而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忽视舆论。伏尔泰的逃亡确是法国君主制衰败的象征。
伏尔泰在６０岁以前，从没有过自己的房子，都是住在别人的房子里。由于伏尔泰是个善于经商的文人，他几十年来积攒了一大笔金钱，他要为自己买一座房子，定居下来。经过反复思考，他选择了瑞士。瑞士是一个新教国家，伏尔泰天真地认为，那些宗教改革家是被别人虐害过来的，他们总不会再去虐害别人。同时，瑞士是一个共和国，在这里总不会再受到君主及其走狗的迫害。６０岁的伏尔泰，于是在日内瓦定了居，这时是１７５４年。
伏尔泰和德尼夫人在日内瓦买了一座大房子。这个地方原来叫做圣・约翰庄，因为伏尔泰是反宗教的，不愿自己的房子顶上是个圣者的名字，因此改名为快乐园。伏尔泰同时又是个天主教徒，而旧教徒是不准在日内瓦置产的。因此伏尔泰借钱给德龙芗医生，让他买下这座房子，同时给伏尔泰一张终生租住契约作为借款的利息。这样，总是在漂泊动荡中生活的伏尔泰，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家。快乐园位于俯瞰雷曼湖的一块高地上，风景秀丽怡人，视野开阔，气候宜人，是一个居住生活的好地方，现在已成为伏尔泰的纪念馆。 伏尔泰在日内瓦的生活，令我们想到另一位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卢梭。卢梭生于日内瓦，并且自豪地声称自己是“日内瓦公民”。 当时卢梭听说伏尔泰定居日内瓦时，他十分高兴。尽管伏尔泰和卢梭的私人关系一直很不好，卢梭对伏尔泰还是非常崇敬。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伏尔泰不仅是最机智的人，也是社会中最和蔼可亲的人，倘若人们只考虑他的智力的话，那就必须跪着度过一生。” 卢梭还给伏尔泰送来了他刚刚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一向持不同意见。他以前读过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化》， 这是卢梭看到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广告后写的文章，并在征文中获奖。卢梭认为，文明的发展并不能促进人类和社会的进步。他以中国为例，证明他的“文明否定论”， 中国古代科学和艺术都很发达，文明很进步，但文明进步并不能纠正中国人的恶习，也不能使中国免遭异邦的侵略和征服。在中国，文艺是受人尊崇的，如果科学和艺术能够淳化风俗的话，文明的进步就应该能鼓舞中国人的勇气和斗志，中国人民就应该是聪明、自由而不可征服的。可是事实是，中国众多的文人学士并未给中国的进步与发达带来什么帮助，中国仍旧遭受异族的统治。
伏尔泰收到卢梭寄来的第二本书后，给卢梭回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对卢梭这本著作的看法，而是和卢梭讨论了他的第一本书的内容，指出反对卢梭文中所谓的文明否定论及原始主义，并且说不愿意像动物那样用四条腿走路。他还说，大的罪恶都是著名的无知之徒犯下的。
卢梭收到信后立即给伏尔泰一封回信，信中提出，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不是为了反对政府的腐败，反对 恶行而写，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去写了。如果他不曾读书或写字，也许会比现在生活幸福。他还写道 ：“人类的一切罪恶都是来自错误而不是来自无知，一无所知对我们的伤害要少于自以为知。”
由于伏尔泰和卢梭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卢梭在文中以中国为例证明自己的文明否定论，因此伏尔泰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并且把中国的哲学和伦理道德作为启蒙运动的有力武器。他选择的着眼点是中国古代悲剧《赵氏孤儿大报仇》。
《赵氏孤儿大报仇》， 或称《赵氏孤儿》， 是中国元朝剧作家纪君祥作的杂剧，其取材于《史记・赵世家》。大概内容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一家，并搜寻赵氏孤儿赵武，想要斩草除根。赵家门客程婴与公孙杵定计救出赵武，并由程婴将孤儿养大成人，最后报仇雪冤。
伏尔泰在一些书上看到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觉得很受启发，决定以这部元剧为原本，写一部悲剧《中国孤儿》。 但中国元代杂剧的原剧情十分复杂，不易改写，并且缺乏恋爱情节，这样的悲剧在欧洲剧坛恐怕不会受欢迎。因此，伏尔泰对原剧大加删改，使之符合欧洲戏剧的审美观。改编后的悲剧《中国孤儿》的大致情节是： 成吉思汗率领鞑靼军队灭金之后，侵入中国，占领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地区。他回到北京，发现他所心爱的女人依达姆嫁给了一个高官盛悌。盛悌曾从入侵者手中救出王室最小的王子免遭侵略者的杀害。成吉思汗让依达姆作出选择，要么与丈夫离婚嫁给他，要么与丈夫及那孤儿一起被处死。依达姆和盛悌宁死不屈。最后成吉思汗被他们所感动，放了他们及那个孤儿。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虽然是从中国戏剧改编而成，其实与中国原剧已有极大的不同。他把故事的背景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战国时期，往后推移到１７００多年后的元朝，又把一个诸侯国家内部的文武不和的故事，改编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野之争。在艺术上，他按照“三一律”的戏剧法则，把剧情的时间从２０多年缩短到一昼夜，删掉原剧中的弄权、作难、搜孤、除奸、报仇等情节，突出托孤、救孤两个情节，再加进去一个爱情故事，就布局成了一部标准的古典主义五幕悲剧《中国孤儿》。
伏尔泰一生中对戏剧的热爱都非常浓厚，并且创作过不少很成功的戏剧。 这次改编的《中国孤儿》，也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获得很大的成功。这种把中国的戏剧故事搬上法国舞台的作法，在伏尔泰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还没有发生过。伏尔泰改编的成功，激发了不少英法等国家的戏剧艺术家们对中国戏剧的兴趣，随即，有更多的中国戏剧被引入欧洲，改编成欧洲式的戏剧。伏尔泰也因这次的改编的成功而获得更高的声誉。当时的《爱丁堡评论》曾写道 ：“伏尔泰先生也许是法国最有名望、最有才华的作家……在他最近的悲剧《中国孤儿》里，他的创作天才尤为突出。我们读了这部作品，一方面觉得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奇怪，因为他把中国道德的严肃与鞑靼野蛮的粗犷一齐搬上了法国舞台，而同时与法国人最讲究的严谨细致的种种规矩毫无抵触之处。”
《中国孤儿》改编的成功，使伏尔泰从事戏剧的热情更加浓厚。专门在快乐园建造了一个小剧场，排演自己的剧作。每当新戏上演时，周围的群众就会蜂涌而至，快乐园里热闹非凡，伏尔泰为此而感到兴奋。但那时，日内瓦是禁止戏剧娱乐的，伏尔泰的行为违反了政府的规定，当局便发出禁令，严禁日内瓦居民到快乐园看戏，并勒令伏尔泰停止戏剧活动。伏尔泰不甘示弱，与日内瓦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
正当这时，另一位启蒙思想家达兰贝尔来到快乐园，向伏尔泰请教《百科全书》中关于“日内瓦”条目的撰写问题。伏尔泰便建议达兰贝尔在辞条中写上要求在日内瓦建立公共剧场的内容，达兰贝尔遵照伏尔泰的授意写下了这一条目。关于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各个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卢梭反对这一内容，便写了一篇名为《达兰贝尔谈戏剧书》的文章，批驳达兰贝尔的观点。伏尔泰因此与卢梭展开辩论，卢梭又用《中国孤儿》一剧攻击伏尔泰。于是，在当时就开了一场针对社会实质性问题的，遍及整个法国的大论战。
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原始的，未开化的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纯粹的。在自然状态之下，没有工业、农业，没有法律，没有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没有战争、奴役与统治，天赋人权给人们的广泛的平等和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在与自然进行斗争，保护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在斗争中增长了才智，发明了工具，引起了社会革命， 私有制随之产生，“自然状态”结束，而“社会状态”取而代之。于是，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与和平都消失了，人与人之间产生了妒嫉、谋害、欺诈等恶劣行为，为使个人欲望得到满足，产生了无数的社会邪恶。因此，卢梭主张“生活简单化，回到自然去。”
这种观点与伏尔泰的观点是完全相背的。伏尔泰认为，卢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 其意在于寻求人的纯粹的自然本性，并借以论证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他的“回到自然去”也并不是真正的要恢复到原始的自然状态，而只是要借此激起人们对现实专制制度的憎恨，唤起人们对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以便动员人们为建立一个符合自由和平等原则的社会而斗争。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从理论上也非常成功地运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辩证法。伏尔泰对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精辟的分析，但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卢梭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完全绝对地对立起来，美化前者而谴责后者，把“自然状态”美化为体现完善人性的人类黄金时代，这是反历史主义的，是历史的倒退。卢梭把产生社会恶习的一切罪恶都强加于科学、艺术和文明的头上，说什么科学和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变的愈来愈坏了；辩别善恶的树长大了，可生命之树却枯萎了；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源泉，这都是十分错误的。伏尔泰对这些错误论点进行了无情的批驳。他认为文明是应当提倡的，他歌颂理性，推崇文明，强调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历史的进步。他还把卢梭和教会神父相提并论，一概斥之为“可怜虫”。 这下子可引起了日内瓦当局的严重不满。再加上他在文章中称赞新教的牧师既不相信《圣经》， 又不相信地狱，只是与他一样的自然神论者，这样的称赞可是牧师们谁都不愿接受的。他又说宗教改革家加尔文的心是“残酷的”， 更加令人不快。虽则他写信给印刷所，争辩他原稿上写的是“严峻的”， 被误印为“残酷的”， 这种申辩方式是他惯用的伎俩。但事情最终演变的结果，是日内瓦当局的蛮横干涉。这下子，快乐园可不再是乐园了。他说 ：“我极爱自由的人民，但我更爱我个人的自由。”
既然法国和瑞士都不能使他得到安宁，伏尔泰便觉得，最好站在两国中间，一只脚伸在瑞士，一只脚伸在法国，或者干脆就有四只脚。在瑞士内瓦湖畔有两座宅邸，在两国边界上再有两座，那么一旦哪边有什么风险，就可以立即逃跑，等待风声平息。刚好这时在靠近日内瓦的法国边境有两块田地出售，一处是多奈伯爵的封地，连着一切贵族的特权出让，还有一处是法尔奈庄园。伏尔泰这时早攒下大笔的财产，他把两处产业同时买下了。这样，他的三窟就布置起来了。“我左脚踏在于拉峰上， 右脚踏在阿尔卑斯山巅，阵地的前面是日内瓦湖。一座美丽的宫殿在法国边境，一座隐居的精舍在日内瓦，一个舒适的住宅在洛桑，从这一窟到那一窟，我终于幸免君王及其军队的搜索了吧！” 这位老人在安排好这一切后，终于满足地感叹了。
十五 卡拉事件
伏尔泰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反对宗教、反对教会，反对宗教狂热、宗教迫害。他几乎是多年来教会最难对付的敌手。伏尔泰不仅在言词上反对宗教狂热，而且在行动上坚决抵抗；不仅自己站起来抵制宗教狂热，而且号召一切社会进步力量同宗教作斗争。伏尔泰是教会不共戴天的仇敌。在伏尔泰看来，基督教就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 的基础之上，是“最卑鄙的混蛋作出的各种最卑鄙的欺骗”的产物。宗教迷信和教会统治是人类理性的大敌，蒙昧主义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他认为，全部教会史是充满迫害、抢劫、谋杀等罪行的历史，是教会僧侣煽动宗教狂热和宗教偏见的罪恶史。他说 ：“自从圣处女的儿子死后，恐怕没有一天没有人不因他而被杀。” 的确，在基督教产生之后，千百万人遭到宗教的迫害死亡或流离失所。伏尔泰对这些人充满同情。他运用各种方式与教会和宗教狂热作斗争，用他手中的笔，向人民灌输对教会和宗教偏见的仇恨，宣扬理性、科学、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思想，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他还利用现实事件，抓住正在发生的宗教罪恶，揭露宗教的反动性，抨击教会和僧侣的罪行，平反冤案，解救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人们。
１７６１年１１月１３日， 在土鲁斯城， 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宗教迫害事件。一家绸布店的店主让・卡拉，是一位胡格诺教徒。他为人和善、宽容，有六个子女，均已成年。大儿子叫马克・安东尼。卡拉夫人出身在贵族，颇善于治家及教养子女。马克・安东尼这年２９岁，性情抑郁。这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一位天主教徒，曾劝说马克・安东尼和弟弟皮埃尔改信天主教。卡拉一家热情招待客人，没有发现儿子的异常表现。马克・安东尼在大家都在吃饭时，独自到了厨房。女仆让娜对于他的突然出现很感惊讶，询问他出了什么事，是否受了凉，要不要来烤烤火。马克・安东尼只说了一句“我热死了”， 便离开了厨房。
饭后，卡拉夫人让皮埃尔下楼送客。皮埃尔走到楼下，惊奇地发现门敞开着。他预感到发生了什么事，便点上蜡烛。烛光下，眼前的景象令他惊呆了： 安东尼吊在门框上。他的惊呼把全家人都引了过来。大家一齐放下安东尼，并请来了医生。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安东尼已经死了。
卡拉一家开始还以为儿子是被谋杀的，及至他们确信是自杀时，所想到的就是要瞒住安东尼自杀这件事。因为天主教的教义是不允许自杀的。但是，这时已有不少人闻讯赶来。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让・卡拉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安东尼改信了天主教。其实这种流言是毫无根据、毫无道理的，然而却被教会当成了真情。因为有的狂热的天主教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诬蔑说，马克・安东尼是被他的父母杀死的，因为他最近改信了天主教，明天就要声明脱离胡格诺教，而按照胡格诺教的传统，做家长的宁愿置儿子于死地，也不愿他改教。这种说法如此荒谬，然而听起来却象真的一样。于是警察被召来，逮捕了卡拉一家及他的客人。
其实胡格诺教并没有禁止改教的规定和传统，并且熟悉卡拉一家的人都知道，让・卡拉是一个慈爱、宽容的父亲，对子女的信仰并不加以干涉。就在这件事发生不久前，他们的一个儿子因受女仆让娜的劝说，改信了天主教，让・卡拉也并没有加以责备，甚至仍旧将女仆让娜留在家中。信仰天主教的女仆让娜也为主人辩护，一个老人怎么能制服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而把他缢死呢？要么就得这样推论，全家人，包括来访的客人，都是共谋杀害马克・安东尼的凶手。但这怎么可能呢 ？ 父母兄弟联合起来谋害一个嫡亲的骨肉，谁能置信呢？就连安东尼死前要改教的说法，也是没有证据的。
但就是这样荒谬的事情，被教会拿来当作耀武扬威的事例。他把马克・安东尼宣布为神圣的殉道者，并且将尸体抬到教堂，念念有词地说，神灵将使尸体复活。这当然是自欺欺人。天主教是禁止自杀的，可这个违反天主教禁令而自杀的人，却得到教会的百般推崇。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教会为真正的殉道者举行的仪式都没有这么壮观，教堂中悬挂着一副向外科医生借来的骷髅，一只手握着棕榈叶，这是殉道的标志；另一只手握着据说是他签署放弃异端声明的那支笔，作为他被谋杀的证据。
案件被提交土鲁斯高级法院审理。检查官迪库觉得，一个头发花白、年近古稀的老人卡拉，怎么能吊死一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于是他勇敢地出庭，为卡拉辩护。可他却被宣布停职三个月。律师续德尔陈述了事实真相，却被法官斥为无能。案子落到这样一位狂妄好事的法官手里，卡拉一家全被拘禁起来，法院一不容申辩，二不作现场调查，最后的八票对五票通过，父亲被判处车裂的死刑，儿子皮埃尔被判充军，其他的人被宣告无罪。这样的判决真是残酷而又荒谬，因为要么是全家人共谋，都应判有罪，要么是全家人都是无辜。卡拉老人从始至终也未承认自己有罪，当法官询问他与何人共谋的时候，他老是回答说 ：“唉，既然没有犯罪，哪里来的共谋？”
１７６２年３月１１日，善良的老卡拉在土鲁斯广场被车裂处死。 在临刑前， 卡拉对他身旁的神父说 ：“我无辜而死，耶稣基督简直是无辜的代名词，他自愿受比我更残酷的极刑。我对我的生命毫无遗憾，因为我希望这场结局会引我去享受永恒的幸福。我哀怜我的妻与子，但对于那个我为了礼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我尤其觉得遗憾。在场的旧教教士们都相信他是无罪的，说他虽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与殉道者的受难完全一样。
伏尔泰刚刚听到这个故事时，以为卡拉真的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不由地痛恨这个胡格诺教徒，认为他比亚伯拉罕还要坏，因为亚伯拉罕是奉神之命准备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卡拉是主动这么做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宗教狂热的典型事例，留心着这件事的发展。可是随着他得知的消息越来越多，他也越发地对整件事情发生疑问。无论是卡拉杀死自己的儿子，还是法院对卡拉的判决有误，最终得出的结论，这都是宗教狂热的可怕后果。于是，伏尔泰决定弄清事实真相，为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他在给达兰贝尔的信中说 ：“为了热爱上帝，请您尽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究竟是狂热引导一个父亲吊死了自己的儿子，还是狂热使八个法官把一个无辜处于车刑。”
伏尔泰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到让・卡拉是无辜的。马克・安东尼改信天主教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那不过是天主教的狂热分子捏造的莫须有的罪行。６０多岁的老人根本无法吊死年轻力壮的儿子，并且父亲决没有干涉子女的信仰问题。马克・安东尼自杀的真正原因是选择职业上的烦恼。让・卡拉是无辜的，这样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宗教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是法官的宗教狂热，一方面是秘密审判，这两个方面的错误导致了卡拉无辜的死亡。
伏尔泰一旦了解了真相，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力沉默，他必须站出来为无辜伸冤。因此他一面救助让・卡拉的遗属，一面利用自己的地位、关系、金钱以及自己手中的笔，与他愤恨的宗教狂热进行斗争。卡拉的两个儿子逃到了瑞士，女儿被送进了修道院，只有卡拉夫人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广袤的世界上，没有面包，没有希望，悲惨的结局使她极度忧郁”。 有人劝她去巴黎向国王申诉，而这个可怜的女人的父母当初正是因为宗教信仰而从巴黎逃走，在她的想象中，巴黎比土鲁斯人还要可怕。但是为丈夫报仇的责任使她克服了恐惧。她去往巴黎，一路上饥寒交迫，到达巴黎时，她几乎要死了。幸运的是，她在那里得到了伏尔泰朋友的同情和帮助。
伏尔泰开始发起为卡拉昭雪的活动。他给许多地位较高的朋友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希望，以获得他们对他的支持。他组织了一个辩护委员会，其中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律师。卡拉夫人还得到法国各界人士和欧洲许多国家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这正是伏尔泰所希望的 ：“在法庭判决之前很久，公共舆论已经对这个案件做出判决。”
在其后的４年中，伏尔泰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将为卡拉一家伸冤当作他的一件大事。他说动了旭阿素公爵、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和凯塞琳女皇为之声援。１７６３年２月３日，伏尔泰亲自写了上诉书，作出“我敢肯定这一家人无辜”的结论，并坚决要求当地议会和法国最高法院重新审讯。为了这件工作，伏尔泰花费了很多的心机。他认为，为卡拉进行的辩护不应搞成对土鲁斯法官的控诉，不要指责土鲁斯的法官，只能说他们是执行法律，卡拉被判有罪，而证据却不充分确凿。虽然法官有很大责任，但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直接与法官对抗，比较易于与巴黎高等法院结成统一战线。但事实上，虽然伏尔泰想的很周到，却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卡拉案推翻就等于是公开指责土鲁斯法院的法官。因此，伏尔泰的这项工作很难进行，有些狂热教徒甚至主张，与其让八位法官承认错误，修改判决，不如宁可车裂一个无辜的加尔文教徒。另外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因为法官人数多于卡拉一家的人数，因而卡拉一家应当为保全法官的荣誉而牺牲。对此，伏尔泰愤怒地指出 ：“他们有没有想过，法官的荣誉和别人一样，在于补救自己的过失。”
伏尔泰下定决心，至死不放弃为卡拉伸冤的事业。在伏尔泰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们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终于复审了卡拉案件。１７６３年３月７日，凡尔塞宫举行国务会议，全体大臣出席了会议，一个法官以公正的态度作了卡拉案件的报告，会议最后作出决议；对土鲁斯法院提出抗诉，责令它呈送审判过程的全部文件，并且要说明判处让・卡拉的理由。国王表示赞同这一决议。
在为卡拉一家申冤报仇而四处活动的同时，伏尔泰也在进行《论宽容》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概括了对卡拉事件的看法，阐述了他的宽容思想。伏尔泰不仅批评天主教的狂热分子，而且批判宗教狂热。他明白指出，这部著作中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新教徒，他们也应该遵行理性和良心。《论宽容》 的出版引起反动分子的强烈不满。伏尔泰的一位朋友给他写信，称赞这部著作充满仁慈和真理，但是担心它会激怒土鲁斯高级法院的法官，这些法官会要求高等法院下令烧毁它，他们会用偏见的叫嚣对抗理性的呼声。伏尔泰回信表示，他对土鲁斯法院法官的迫害毫不在乎，宣称每个人都有自由在自己的房子里烧掉不喜欢的书，并相信会有许多明智的读者，用它来反对狂热分子的作为。
经过几年的努力，伏尔泰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满意的结果。１７６４年，巴黎高等法院撤销了对卡拉的判决，１７６５年３月１１日，即老卡拉被车裂惨死的三周年纪念日，枢密院正式宣布为卡拉一家完全恢复名誉。法国国王赐予卡拉夫人３１ ６万金币作为抚恤金，卡拉一家人得到了自由。伏尔泰为给卡拉昭雪而做的巨大而长期的努力，得到大家的承认和接受。整个欧洲被伏尔泰的行为所震动，人们称他是“卡拉的恩人”。
３０年后，国民大会下令在“狂妄迷信害死卡拉的”广场上建立一座白石纪念碑，上面镌刻着这样的词语 ：“国民大会奉献于父爱，奉献于自然，奉献于狂妄迷信的牺牲者卡拉。”费用由国库拨出。
十六 拉・拜尔事件
卡拉事件发生后不久，在法国又发生了另一件因宗教狂热而起的冤案。在比加地省一个名叫亚倍维尔的小城中，有一个可爱的品行端正的女修院主。城里有一个叫做倍尔华的居民，当时已经６０岁，是当地小法庭里的警官。他追求修院主，被她婉言拒绝了。
这位倍尔华警官对这件事怀恨在心。１７６４年的一天，女修院主的一个１９岁的侄子、骑士拉・拜尔来和她一起生活。他住在修道院外，但常和几个朋友到修道院里用晚餐。倍尔华警官对此十分嫉妒和愤恨。他听说年青的骑士拉・拜尔和他的一个朋友戴特龙德，在一次宗教仪仗出巡时不曾脱帽，便想把这件失礼的事编织成一件故意侮辱宗教的罪案。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亚倍维尔挢上的一座木十字架损毁了，可能是被路过的小车撞坏的。但有人定要把这件小事认为是故意的捣毁，以此表示侮辱宗教。恰好这时亚米安城的主教到这里来举行庄严的出巡典礼，一时间闹的沸沸扬扬。
倍尔华警官看到了自己复仇的机会。他费尽心机，要把木十字架的倒塌与宗教仪仗出巡的两件事情混在一起。他开始调查拉・拜尔的经历和品质。他获得一张控告他的召唤状，把一封主教的信在布道时公开宣读，要求忠实信徒供给证据，如果有所隐瞒，就将被开除教籍。这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因为公开宣布的嫌疑案一定会成为伪证。就是有那么一些恶人与疯子，随时伺机出来咬别人。当时就有一个证人说拉・拜尔唱过淫邪曲，另外一个则发誓说拉・拜尔在讲起圣・玛丽・ 玛特兰时用过亵渎的字眼。 可是亚倍维尔的法官简直是残暴到不可思议。他们判处骑士拉・拜尔先行枭首再行火刑。骑士拉・拜尔被押送到巴黎。检察长觉得此案有些蹊跷，有些不合逻辑，想要撤销亚倍维尔的原判，但２５个法官中１５个赞成维持原判。这一次的判决，令整个法兰西的人民都为之痛心疾首。拉・拜尔又被押回亚倍维尔，接受自己判决的执行。死刑即将执行时，在场的陶米尼派教士看见拉・拜尔的痛苦，也为之难过的食不下咽。拉・拜尔对他说：“吃一些东西吧，你和我需要同等的精力，才能支持我主演的场面。”他受刑之前的遗言只是：“我不相信人们会只因为这么一些小事而处死一个年轻的绅士。”伏尔泰得知这件事情后，内心十分地恼怒。决定致力于为骑士拉・拜尔平冤的工作中去。他怒骂反动教会竟是如此残忍，痛斥上帝的子孙还不如禽兽。他大声疾呼，为在宗教狂热下牺牲的拉・拜尔辩护。伏尔泰 为此专门写了文章《记拉・拜尔骑士之死》， 指责法国司法制度为宗教狂热分子服务。在卡拉事件发生之后， 伏尔泰曾经以为， 在法国的外省存在着野蛮行径的痕迹，但在首都巴黎，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是，对骑士拉・拜尔的判决，不仅得到巴黎高等法院的批准，而且国王本人对此也表示同意。正因为法院的判决是路易十五批准的，伏尔泰为拉・拜尔昭雪的努力没能取得成功。
伏尔泰籍此愤怒地写道 ：“这些小花脸！是吃人者！……你们从跳舞的篝火场边和从演滑稽歌剧的格甫广场赶来；车裂卡拉，烧死这可怜的青年，你们把无辜青年的不幸忘在脑后，我简直不愿意和你们呼吸同一种空气。”
惯于嘲笑、戏弄和讥讽的伏尔泰，在杀人凶手面前，在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变得沉默深沉了。他觉得，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是要启迪民众，让人民自觉地起来同愚昧的宗教习俗作斗争。而这就需要运用他手中力量无穷的笔，对反动教会进行严厉的打击。他的这一武器，就是整理和发表梅叶的《遗书》。
让・梅叶，是法国天主教会的一个乡村教士。他生活在农村中，目睹农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开始认识到自己向他们宣传的那些教义，全是欺骗人类正常理智的胡言乱语。于是，他便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秘密进行着暴露教会内幕的工作，并且经常对教会表现出不敬行为，和大主教也因此而发生冲突。但他一直没有勇气向人民公开来承认自己在讲坛上的说教全是骗人的谎话， 因而感到万分痛苦。 这导致了他于１７２９年绝食自杀，自杀前，他写下了一部遗书，指望在自己死后人民能认清教会的真相。这部《遗书》由伏尔泰整理和出版，令世界舆论为之震惊。
在《遗书》中，梅叶写道 ：“当我因向你们传道而说谎时，我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你们的轻信引起我心中多少悔恨。千百次我准备当众忏悔，但是我力不能胜的恐惧心理阻挡了我，使我不得不缄默下来，直到我的死亡。”“我从不轻信， 更不肯迷信， 我从来没有愚到认为宗教的神秘和狂妄有任何意义。” 他虽然担任神职工作，但是他内心非常痛恨这个荒谬的职务，自认为完全是在做违反他本意的事。梅叶认为，宗教“是世间无数滥用职权行为和残暴行为的原因和根源，也是暴政本身的原因和根源。暴政使民间这么多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而外表堂皇、内容虚伪得令人可恨的宗教竟胆敢为暴政打掩护”。 宗教也是人们“所有一切祸害、苦难、忧愁和灾殃的决定性的原因”。 只要不彻底批判宗教，人们就不能从暴政解放出来。梅叶认为，世界上穷人的各种迷信及偶像崇拜的欺骗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和压迫 的时间也已够长的了，现在该是打开穷人的眼界，向他们宣传全部真相的时候了。所以他在《遗书》中揭露了宗教的虚伪性和苦难性，同时也批判了宗教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反动性。 他在《遗书》的序言中说 ：“我的目的， 是要尽我的力量使你们睁开眼睛（虽然晚了一点）， 看看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有多少人啊）不幸的诞生和生活在其中的那些荒唐的谬误。” 伏尔泰为骑士拉・拜尔冤案的平反工作斗争了十多年，没能取得成功。在这同时及其后，他一直关心冤狱，为受冤屈的无辜的人伸张正义。伏尔泰的这些活动和斗争给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法国各地经常有人写信或登门向他求助。法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法国人民自愿捐款，由国内最优秀的雕塑家为他塑了一座像，人们尊称他为“法尔奈教长”。 路易十五再也无法阻止伏尔泰的斗争了。
十七 天真汉
在伏尔泰购买法尔奈之前，这里是十分落后的。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伏尔泰来到这里做主人之后，对农民的悲惨状况十分忧虑，立即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他在自己的别墅周围建立工业村，投资兴办工厂，请来有技术的工人，建立缫丝和制装工厂。为了这项事业，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演戏嗜好。他的剧院成了车间和养殖场。他把这项事业经营的很成功，许多朋友都高度赞扬他的这项成就。有人称他是“欧洲的孔夫子”。 弗里德里希则真诚地说 ：“照耀世界的光明来自瑞士的一座名叫法尔奈的村庄。”
伏尔泰在法尔奈的生活过的很舒心。有德尼夫人陪伴，有大量的金钱、众多的仆人和崇高的声誉。但在他愉快的生活之中，也不时地会发生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与拉阿尔普的关系，就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件。
拉阿尔普是法国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１７７２年， 当伏尔泰的朋友蒂埃里奥去世后， 邀请拉阿尔普担任他在巴黎的代理人和与弗里德里希联系的中间人。拉阿尔普与伏尔泰已相识几年，并曾带着新娘来过法尔奈访问。伏尔泰对他们非常热情，并且非常欣 赏阿尔普的妻子。她是演员出身，美丽迷人，随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流泪。拉阿尔普称伏尔泰为“伟人爸爸”，伏尔泰则称他们是“小孩子”。他们之间关系亲密无间，相互尊敬，常常在一起争论问题或修改诗作。
但就在他们和平愉快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发生了变化。德尼夫人对拉阿尔普十分欣赏，把拉阿尔普视为知已，经常对他讲心里话。法尔奈是个小村庄，虽然这里的生活很是舒适，但德尼夫人过惯了都市繁华的生活，常常向往都市生活。她向拉阿尔普倾吐自己的心曲，拉阿尔普对她充满同情，不久便成为他的情夫。伏尔泰本来并没有注意这件事情的发展。他把他的作品《日内瓦内战》和《回忆录》等的手稿交给德尼夫人保管。而德尼夫人把《日凡瓦内战》的手稿交给了拉阿尔普。后来伏尔泰对德尼夫人和拉阿尔普的关系起了疑心，常常斥责她过分地袒护拉阿尔普。拉阿尔普离开法尔奈， 前往巴黎， 带走了《日内瓦内战》的手稿。不久，这部作品便在巴黎流传开来。其中有一些内容，对伏尔泰很不利。伏尔泰得知这一消息，十分生气。拉阿尔普回来后，伏尔泰指责他偷窃，拉阿尔普解释说，他是从巴黎一位雕塑家那儿得到的。伏尔泰经过调查，证明拉阿尔普是在说谎。
因为这件事，伏尔泰和德尼夫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德尼夫人威胁伏尔泰说她将离开法尔奈，去 往巴黎。伏尔泰认为她并不是当真。但第二天，德尼夫人真的和拉阿尔普夫妇一起离开了。伏尔泰非常气愤而失望。没有德尼夫人，他独自在法尔奈的生活非常烦闷孤单。他先是对德尼夫人的出走大发雷霆，过后又发觉自己对她的需要，向友人表示原谅她，请友人帮助他劝她回来。
德尼夫人出走几个星期后，伏尔泰领了一次圣餐。他的这一举动像往常一样，立即引起小小的轰动。他的敌人指责他虚伪，他的朋友则怀疑他在哲学立场上有所动摇。而伏尔泰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这样做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 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倘若住在拉・拜尔骑士的村子，他每两个星期都会领一次圣餐。他还说 ：“为了不被狼吃掉，我将和狼一起嚎叫。”
这一时期，也是伏尔泰哲理小说的多产时期。他于１７６７年完成了中篇哲理小说《天真汉》。 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反对教会的。它的大意是： 天真汉是个在加拿大原始部落中长大的法国人，在原始社会中，他养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天真习惯，长大以后回到法国，住在叔父家中。天真汉年轻漂亮，身体健壮、头脑聪明清晰、心地善良，习惯于从事物的本质对事物进行观察和评价。他觉得法国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理解的、荒谬的。自从他改信基督教后，与基督教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
天真汉与圣・伊佛小姐相爱，圣・伊佛小姐是圣・伊佛神父的妹妹，也是天真汉的教母。天真汉希望与圣・伊佛小姐结婚，圣・伊佛小姐也愿意嫁给他，但需要双方家长同意。天真汉觉得不可理解，他说 ：“我想吃饭、打赌、睡觉的时候，从来不跟别人商量。我知道为了爱情，不妨征求对方的意见。但我决不会爱上我的叔父，也不爱我的姑母，当然不用去请教他们。”
天真汉的叔父对天真汉向自己的教母求爱的事十分恼火，说 ：“这是不可能的，她是你的教母，教母同教子握手就犯了天大的罪孽，更不要提结婚了，那是教内教外的法律都禁止的。”天真汉感到非常气愤。他为了能和圣・伊佛小姐结婚，宁可宣布洗礼作废。
由于天真汉和圣・伊佛小姐的爱情违反了宗教习俗，受到了教会、法官的干预。圣・伊佛小姐被送到修道院，天真汉和自己的心上人被隔离开了。
后来，天真汉在同入侵的英国人作战时，立下了大功，并且拾到英军失落的一个装满钱币的荷包。于是他便前往凡尔塞宫，准备去接受赏赐。他想，这样也许能得到允许自己与圣・伊佛小姐结婚的特许状。一路上，他看到人们到处出逃，满腹牢骚，都是因宗教迫害而流离失所的人。天真汉和他们一起议论教会，为５万个逃亡的家庭叫屈。他的议论被教会的便衣特 务听到了。天真汉刚到凡尔塞，便被公安大队的骑兵抓走，投进了巴士底狱。
和天真汉住同一间牢房的人，是一个不同教派的修士，只因认为教皇不过是个主教，就在黑暗的牢房中受了多年的苦，而且毫无重见天日的希望。天真汉对这位老修士说 ：“我认为我命里只有恶魔捣乱。美洲人的同乡永远不会对我这样野蛮。人家叫他们野蛮人，其实他们是粗鲁的好人，而这里的人，倒的确是些文明的恶棍。”
天真汉的叔父想通过教会的门路救出天真汉，四处奔波求救，但在腐败的教会机构面前处处碰壁，无可奈何。圣・伊佛小姐从修道院出来，得知天真汉被关在监狱里，便打定主意要解救他。她来到凡尔塞宫去找国王的秘书，这位秘书对她说 ：“我没有力量做什么好事，我所有的权力只限于偶尔做几桩恶事。”
圣・伊佛小姐又找一位很有权力的圣・潘安越先生。这位先生看到她长相美丽，便对她说，只要她能献出她的贞节，就可撤回密诏，救出她心爱的人。
圣・伊佛小姐很矛盾，不知如何是好。她去请教万事灵神父，神父对她说，倘若用意纯洁，行动不称其为罪恶，世上没有一件事比救出心上人更纯洁了。他还对她说，潘安越先生是个诚实君子，说出的话决不会食言。圣・伊佛向一位女友求救，这位女友却更 露骨地说，在宫廷中，这种事情是必不可少的，从最低微到最重要的职位，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妻子最漂亮，丈夫才有官做。如果圣・伊佛小姐为救心上人而失身，人们会认为她德行超群，会因此而为她喝采。
在周围布满的陷阱中，圣・伊佛小姐悲愤地喊道：“什么德行啊，德行，想不到患难之中只有把我玷污的人才能帮助我。” 她为了拯救心上人，做出了最可怕的事情，屈服于潘安越大人的卑鄙要求，救出天真汉。但这件事带给她的痛苦使她无法忍受，她最后倒在痛苦得发狂的未婚夫－－天真汉的怀里死去了。
天真汉痛苦、愤恨的浑身发抖，他想去杀死仇人后再自杀，但无奈行动受人监视而无法动手。后来天真汉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官，并被称为不屈不挠的哲学家。
伏尔泰在这部小说中，暴露了当时法国社会统治者的邪恶和人间的悲惨，封建专制统治和教会势力是制造黑暗的罪魁祸首，贵族阶级和大圣徒都是一些无恶不作的恶棍。然而他们的卑劣行径都是以愚昧人民为基础的，只有用理性主义教育人民，才能使人民摆脱愚昧，解脱苦难。在伏尔泰的笔下，天真汉的成长道路是以时代的文明精神启蒙教化的过程。而反动教会则是这种时代不共戴天的仇敌。
伏尔泰在这一时期中篇哲理小说的代表作，除了 《天真汉》外，还有《巴比伦公主》、《有四十个金币的人》等，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是宣扬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揭露法国封建专制暴政。法国宫廷对伏尔泰极为痛恨，可又拿他无可奈何。 伏尔泰在法尔奈还插手日内瓦的政治纠纷，当他刚到日内瓦时，曾极力歌颂日内瓦的自由平等， 后来他渐渐发现， 在这个城市，政治制度和状况也并不理想，贵族有很大的势力，下层人民没有政治权利。伏尔泰对日内瓦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完成了他一生中最激进的论著。１７６８年完成的《日内瓦内战》、《甲乙丙对话录》、１７６９年完成的《巴黎高等法院史》、 １７７０年出版的《关于百科全书问题》等，这些论著中，最重要的、最有影响、最有价值的思想有三个方面： 第一，有关自由平等的观点；第二，对人民群众的看法；第三，有关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思考。
十八 回到巴黎
伏尔泰的声望已经极高了。他不仅是法国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巨匠，在欧洲舞台上也是第一流的大文豪，这是狄德罗、卢梭、达兰贝尔等人不曾享有的。人民群众热爱他，他们即使不知道他的作品，也要敬重他的年长；他获得后辈的宽容，因为明知他不久于世，也不再吝惜对他表示应有的崇拜；还有，他能恢复一个人天然的自由思想，因为知道自己距离最后的审判的日子不远了，因此对于世上的一切，即使不能常常保持坦白的判断力，即刻也能完全恢复。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成为欧洲知识界的元老。大家已不再当他是个人，而是个象征了。各国的君主，除了他本国的以外，认为他是思想界的权威。他的巴黎友人发起为他建造纪念像，四个国家的君主答应负担费用： 俄罗斯女皇、普鲁士国王、波兰国王、丹麦女王。这件事使得伏尔泰非常高兴。他说 ：“我有了一手的王，但我应当胜这一局。这个荣辱交错，黑白相映的生涯，你不觉得敬佩吗？在我的四王之中没有一个南方之王，你不觉得遗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