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站在一旁观看使她变为圣人所要遭受的苦难。自称为“丽塔·科恩”的信徒。她们在嘲笑他。她们不得不笑。因为比作为一个邪恶的玩笑更糟的就是不成为邪恶的玩笑。您的女儿是神圣的。我的女儿是任何东西和一切东西，除了那以外。她主要是太脆弱，被引入邪道，受到伤害——她绝望了！为什么要对她讲你和我睡过？并且告诉我是她要你那么做的。你说这些话是因为你恨我们，恨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做这种事。你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鲁莽，而是因为我们谨慎、理智、勤劳、遵纪守法。你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失败，因为我们工作努力、老实肯干，最终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才兴旺发达，于是你就嫉妒、仇恨、渴望毁掉我们。于是，你便利用她，一个口吃的才十六岁的孩子。不，对你们这种人来说，没有什么算小，将她变成具有伟大思想和崇高理想的“革命者”。狗杂种们。你们欣赏的是我们的毁灭。胆怯的杂种。不是陈词滥调控制了她，而是你们用肤浅的陈词滥调中最动听的东西将她变成奴隶——而那个满腹牢骚的孩子，以她的口吃对不公正的仇恨，对这些东西没有一点防护能力。你们使她相信自己和被践踏的人们是一样的——将她变成你们的馅饼，充当你们的帮凶。其结果是福雷德·康伦医生死掉了，那就是被你们杀害以便阻止战争的人：多弗尔医院的主治医师，在小社区医院里建起有八张病床的冠心病治疗室。这就是他的罪行。
要么是有预谋的，要么是出了差错，那颗炸弹不是在村里无人时的半夜，而是在早晨五点钟爆炸，在哈姆林商店每天开门营业前一小时。当时福雷德·康伦把邮件投进信箱后正转身走开，信封里装着他前一晚上填好的家里开支应付的支票，他正在去医院上班的途中。一块金属从商店飞出，打在他的后脑上。
多恩服用了镇静药，不能见人，但瑞典佬赶到诺斯和玛丽·哈姆林的家里，表示了他对商店受害的同情并告诉哈姆林一家，这商店对多恩和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社区里其他人一样，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然后，他来到守丧的地方——棺材里的康伦看起来还不错，收拾得体，和平常一样和蔼可亲——在随后的一个星期，安排好多恩的住院治疗后，他单独拜访了康伦的遗孀。他怎样赶到那女人家里去喝下午茶的是另一个故事——另一本书——但他做到了，他去了。她非常大度地招待他喝茶，他也用言辞表达了他们家的哀悼之情，这些话已被他在心里排练了五百次，但在说出来时却仍然很糟，甚至比他在诺斯和玛丽·哈姆林面前讲的话还要虚伪：“深深的、由衷的遗憾……您家的极大痛苦……我妻子想告诉您……”听完他不得不说的这些话后，康伦太太平静地回答，神情如此镇定、和蔼、富于同情心，瑞典佬恨不得逃走，像孩子似的躲起来，同时他有一种冲动，很想扑倒在她脚下，永远待在那里，乞求她的宽恕。“你们是很好的父母，用了你们认为最好的方法培养自己的女儿，”她对他说道，“这不是你们的错，我一点也不怪你们。你们没有去买炸药，没有制造炸弹，没有安放炸弹，你们与炸弹无关。如果真像这样，证明该由你女儿负责，我也只怪罪她一人。利沃夫先生，我为你和你的家人感到难过。我失去了丈夫，我的孩子们失去了父亲。但你们的损失更大，你们是损失了孩子的父母。没有哪一天我不想到你们和为你们祈祷。”瑞典佬对福雷德·康伦只稍微有些了解，在鸡尾酒会上和慈善活动中碰过头，他们在那里都觉得很无聊。他主要是从这个人的声誉才对他熟悉，他是一个对医院和家庭具有同样献身精神的人——工作努力的好人。在他的领导下，医院已经开始策划一个建设项目，这还是医院建成以来的第一次。除了那个新冠心病治疗室，在他的日程中还有一个推迟了很久的急诊室设备现代化的项目。可又是谁这么一点也不在乎远离城镇的社区医院急诊室？谁这么毫不关心人们从1921年起就开办的乡村百货店？我们谈的是人性！没有一些小灾小祸和失误哪里会有人性方面的进步？人们发怒了，就发泄出来！暴力必将遭遇暴力，不管后果怎样，直到人民获得解放！法西斯美利坚炸掉了一家邮局，设备也完全摧毁了。
只是很凑巧，哈姆林商店不是一个美国的官方邮局，哈姆林家的人也不是美国邮政的雇员——他家只是一个承包的邮政点，就为了几个美元的收入而顺带处理一点邮政业务。哈姆林商店不是政府的机构，只是你的会计师帮你填写表格的办事处。但是对世界革命者而言，那不过是个技术性问题。设备被摧毁！旧里姆洛克的一千一百位居民被迫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驱车五英里去购买邮票、给包裹称重、寄挂号邮件或特殊物品。这将让林顿·约翰逊知道谁是老板。
他们嘲笑他。生活嘲笑他。
康伦太太说过，“你们和我们一样，也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区别在于，对我们而言，尽管恢复需要时间，我们最终还是一个家庭，我们会作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熬过来，我们会生存下来，并保存完好无损的回忆，这些回忆也将给我们支持。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比你们更容易理解如此丧失理智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和福雷德在时一样的家庭，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她暗示瑞典佬和他的家庭不可能生存下去，她所用那种明白无误和有力的口吻使他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直怀疑她的仁慈和同情是否真像他起初愿意相信的那样无所不包。
他再没有去看过她。
他告诉秘书自己将去纽约，要到捷克出差，他已经为秋天晚些时候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旅行作了初步的商谈。在纽约他已经检验了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样品手套，以及鞋、皮带、笔记本和钱包。捷克人正在安排他到布尔诺[39]和布拉迪斯拉发[40]的工厂的参观。这样他就可以亲眼目睹手套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和完成时更广泛地抽查他们的产品。事实上已经很清楚了，在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皮装要比在纽瓦克或波多黎各都便宜——甚至质量也可能更好。自从暴乱以后，纽瓦克工厂的生产工艺水平就开始下降，越来越糟，特别是维基不当生产车间工头后，厂里的情况更是如此。即使他在这次捷克之行看到的不能算日常的生产情况，给他留下的印象也够深刻。早在三十年代捷克人就把他们的优质手套倾销到美国市场，多年来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都在雇用优秀的捷克剪裁工。那位被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聘为专职机械师长达三十年的就是捷克人，他照料厂里的缝纫机，保障那些重负荷机器的运转——更换磨损的转轴、杠杆、垫片、线轴，无休无止地调节每台机器的转速和拉力——多好的工人，是对付在世上各种手套机器的专家，能修好任何东西。尽管瑞典佬向父亲保证在他回来做出详细报告之前，不会签下任何合同将生产移到一个有共产党政府的地方，他还是相信离从纽瓦克的撤出已经不远了。
这次多恩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她开始有惊人的恢复，至于梅丽……是啊，亲爱的梅丽，梅丽，我的宝贝，我珍贵的、唯一的孩子梅丽。我留在中央大街拼命维持生产，接受那些毫不关心我的产品质量的黑人的打击——那些粗心大意、让我陷入困境的人，他们知道纽瓦克没有剩下可训练的人来替代他们——是因为我担心若离开中央大街，你会称我为种族主义者，并永远不再见我。要不然我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为了再见到你，我已经等得太久，你妈妈在等，爷爷和奶奶也在等。整整五年，每天中的二十四小时，我们都在等着见你，或者得到你的消息，或者以某种方式得到你一个字，我们再不能延迟自己的生命了。这是1973年。妈妈成为一个崭新的女人。如果我们还要继续生活，现在是我们必须开始的时候了。
然而他所等待的，不是那友好的领事在他的捷克之行中用梅子白兰地对他的欢迎（他父亲或妻子如果碰巧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的话，肯定会这么想），而是驱车十分钟，从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到新泽西铁路大街那家宠物医院。
相距十分钟路程，等上数年？就在纽瓦克，这些年？梅丽住在世界上这么个地方，即使让他猜一千次也不会想到。是他的智力有问题，还是她依然那样爱惹事、那样堕落、那样疯狂，所以他才想像不到她可能干的任何事情？他想像力也很差？要哪种父亲才不会这样？这才叫荒谬。他女儿就住在纽瓦克，在宾夕法尼亚铁路轨道的对面工作，还不到那些葡萄牙人要求恢复可怜的多纳克街道的峭壁街的尽头，只在峭壁街的最西边，处于将铁路大街与这条街隔离开来的铁路高架桥的影子里。那外观严酷的堡垒似建筑是城里的中国墙，巨大的褐色砂石垒起二十英尺高，长达一英里多，只是被几处污秽的地下通道截断。这里与美国任何被毁掉的城市的街道一样，带有某种恶兆。这条早被遗弃的街道旁边只有像爬虫似的荒芜的墙壁，上面甚至连涂鸦都没有。只剩下枯萎的野草从松散的土块里冒出来，灰泥已经裂开被雨水冲刷，高架桥的墙壁上什么也没有，只是还显示出疲惫的工业城市为纪念它的丑陋作出的持续和有些成功的挣扎而已。
在街的东面是黑色的老工厂——南北战争时的工厂，铸造厂、铜厂，一百多年被高大烟囱涌出的滚滚浓烟熏黑的重工业工厂——现在连窗户都没有了，只是砖头墙灰还挡住日光的照射，进出口处都用煤渣块塞住。在这些工厂里，人们失去手指手臂、压烂双腿、烫伤脸部，孩子们在高温和严寒里劳作。这些十九世纪的工厂将人们搅拌在一起艰苦地生产，现在成了无法穿透的密闭的坟墓。这就是被埋葬的纽瓦克，一个不再动弹的城市。纽瓦克的这些金字塔：高大、乌黑、可憎，还密不透风，如同历史上伟大朝代总会有的墓葬建筑。
那些暴徒没有钻过这架高的铁道——如果他们来过，这些工厂，所有这些，都会被烧成碎石堆，就像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市场大街上的那些工厂一样。
他父亲常常对他讲，“褐色砂石和砖块，那就是企业，褐色砂石在这里开采，知道吗？就在贝勒维尔[41]旁边，河的北岸。这座城市什么都有，那肯定是多好的行业。将褐色砂石和砖卖到纽瓦克的那家伙——占着天时地利。”
每逢星期六早晨，瑞典佬总会和父亲一起驱车到多纳克去，收集这一周由意大利人在家里计件加工的手套成品。当轿车沿着砖铺的街道颠簸前行时，他们经过一幢又一幢可怜的小框架房屋，巨大的铁路高架桥在视野里显得支离破碎。它不会走开。这是瑞典佬第一次遭遇到的人工建造的壮观景物，它分割和贬低其他物体，起先这使他感到很可怕。当时他只是个孩子，即使在那个年代，周围环境对他也有了很大的影响，有一种被它拥抱和进而去拥抱它的欲望。六岁或者七岁，也许五岁，也许杰里还没有出生。那些让人觉得非常高大的石头使这个城市在他的眼中显得比实际上更加庞大。这条人造的地平线粗鲁地在巨大城市的躯体上切下一刀——好像他们进入了地狱的鬼魅世界，这男孩看到的一切只是铁路对人民党改革运动做出的回应，他们要求在交叉口抬高铁路以避免撞车事故和对行人的伤害。“褐色砂石和砖块，”他父亲羡慕地说，“有个家伙真是无忧无虑了。”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他们搬迁到克尔大街之前。当时他们还住在犹太教会堂对面的一幢三家人合住的房子里，就在怀因莱特大街穷人住的那一端。他父亲那时连一间阁楼都没有，只是从另一家伙那里弄来皮料。那人也在多纳克干活，他在车库里交易工人们从皮革厂拿出来的各种东西。工人们把东西藏在他们大胶靴里，或者裹在罩衫里面。那个卖皮料的人自己也是皮革厂的工人，一个高大粗野的波兰人，结实的手臂上上下下全是纹身。瑞典佬隐约地记得他父亲站在车库的一个窗口前，拿起成品皮料对着灯光仔细查看是否有缺陷，还在膝头上用力拉，然后做出选择。“摸摸这张。”等他们安全地回到车里后，他总对瑞典佬这么说。这孩子会像他看见父亲做的那样，将精致的小山羊皮折起来，用手指欣赏地感觉那种精美和皮子上柔软光滑的紧密的糙面结构。“那才叫皮革，”他父亲告诉他，“塞莫尔，什么东西使小山羊皮这么细腻？”“不知道。”“那么，小山羊是什么？”“山羊小的时候。”“对。那它吃什么？”“奶？”“对。因为这动物吃的全是奶，所以它皮子上的糙面光滑漂亮。用放大镜看这张皮子上的毛孔，它们长得太精细，你甚至都看不清楚。但是，当小山羊开始吃草，皮子就不同了。山羊吃草，羊皮就会像砂纸。塞莫尔，做礼服手套最好的皮子是什么？”“小山羊皮。”“真是我的孩子。但不只是小山羊，儿子，还要看制革怎样。你得了解皮革厂，就像好厨子和坏厨子一样。你有一块好肉，坏厨子可以将它毁掉。为什么有的人能做出极好的蛋糕，而另一个不行？一种多汁好吃，而另一种则是干干的。皮子也一样。我在皮革厂干过，要看化学品、看时间、看温度，那就是区别所在。首先，不要买次等皮料，制一张坏皮子与制一张好皮子的成本是一样的。制坏皮子成本还多一点——你在上面要多用工。漂亮，漂亮，”他说，“多好的东西。”他又一次充满爱意地用指尖抚摩小山羊皮。“塞莫尔，你知道怎么把它制成这样？”“怎么制，爸爸？”“在上面下工夫。”
有八家、十家或十二家移民分散在多纳克，娄·利沃夫把自己的样式和皮料分给他们做。这些人来自那不勒斯，他们在家乡时就是手套工人，其中最好的工人后来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第一处厂房上班，那要等到他有能力租下西市场街椅子厂楼顶小阁楼的时候。年迈的祖父或者父亲在厨房餐桌上剪裁，用的是他从意大利带来的法国尺子、大剪刀和小铲刀。祖母或者母亲做缝纫活，女儿们进行整理——熨烫手套——用老办法，将烙铁放进厨房的大肚炉子上的盒子里加热。那些妇女用的是古老的辛格[42]缝纫机，这些十九世纪的缝纫机娄·利沃夫已经学会修理，都是他非常便宜地购进，然后修好的。每周至少一次，他得晚上驱车到多纳克去，花一个小时把缝纫机修好。不然的话，他白天黑夜都要到泽西城去沿街叫卖意大利人为他做的手套。他最早是在市区的主要街道上，将手套放在轿车的行李箱上叫卖。他后来直接卖给服装店和百货店，这些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第一批固定客户。那是在离瑞典佬现在站的位置不到一英里的一间小厨房里，这孩子看到一双手套由前那不勒斯工匠中年纪最大的师傅剪裁出来。他相信自己还记得当时就坐在父亲的膝头上，娄·利沃夫品尝一杯那人自己酿的酒，他们对面的这位剪裁工据说有一百岁了，人们相信他曾为意大利王后做过手套。他用小刀的钝刀片对一张皮子的边缘反复搓捻，把它磨光。“注意看他，塞莫尔。看看这皮子多小？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把小山羊皮剪好，因为它这么小，看看他怎么做。你看到的是一位天才，一位艺术家。儿子，意大利剪裁工总在外表上显得更具艺术才能，可这位是他们所有人的师傅。”有时人们在锅里炸肉丸，他记得有个意大利剪裁工总咕噜咕噜叫“切贝勒若……”，他抚摸瑞典佬的金发脑袋时，称他“皮斯惹尔”，意思是可爱的小东西，还教他怎样把易碎的意大利面包浸入番茄酱罐里。不管后面的园子多小，这些人都种番茄、葡萄藤和一棵梨树，每家总有爷爷在。正是他酿酒，娄·利沃夫也总是用一种那不勒斯方言先与老人打招呼，还配上恰当的手势，他的保留项目中的一句完整的意大利话是，“‘纳曼诺拉瓦’纳德”——一只手洗另一只（相互帮助）——他把支付本周计件工资的美元摆在油布上。然后这孩子和他父亲起身离开，带上成品往家里赶。到家后，西尔维尔·利沃夫会检查每只手套，用撑具小心翼翼地查看手套每个指头的每条缝和拇指。“一双手套，”父亲告诉瑞典佬，“应该完全配对——皮料的糙面、颜色、图案阴影、所有这些。她检查的第一项就是看手套是否相配。”他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教他在手套制作中会出现的所有毛病，人们教她辨认这些毛病，作为这种丈夫的妻子是必要的。她告诉这孩子，漏掉一针就会使针缝张开，但你看不出来，除非将撑具插在里面用力撑开才行。还有一些本不该有的针孔，那是因为缝纫工扎错了，却想继续干的缘故。有一种被人们称为屠夫切口的毛病，那是剥皮时刀割得太深留下的，甚至在皮子刮好后它们还在。尽管你用撑具在手套上撑时，它们不一定裂开，但是人们一戴上就糟了。在他们从多纳克收回来的每一批手套中他父亲至少会发现一只手套的拇指与掌心不相配，这让他恼怒不已。“看见了？看吧，这剪裁工想在一张皮子上多剪出几双来，可他在这同一张皮子上剪不出一块拇指的皮料了，所以他就作弊——从下一张上剪出拇指的皮料。但是它不相配，对我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看见这里没有？指头扭曲了，这就是马里奥今天早上给你看的东西。你要剪指岔，或拇指，或其他东西，必须把它拉直。如果不拉直，就会有麻烦。如果他把指岔拉得不均匀，缝起来后就会卷成这样。这是你母亲要寻找的东西，记住，别忘了——利沃夫家的人只做完美的手套。”只要他母亲发现什么毛病，她就会把手套递给瑞典佬，他把大头针别在上面，只插在针脚处，而不是穿透皮子。父亲提醒他，“孔洞会留在皮子上。这与布料不同，那上面的孔会消失。只能穿过针脚，永远这样！”这孩子和他母亲检查完一批手套后，母亲就用一种特殊的线将这些手套简单地连在一起，这线很容易拉断。父亲解释说，顾客把它们分开时，上面打的结才不会从皮子中拉过去。手套连好后，瑞典佬的母亲就用薄纸把它们包起来——在棉纸上放一双手套，折起来保护好每一双。瑞典佬大声地为她数数，一打手套放进一只盒子。早期的盒子并不漂亮，不过是普通褐色的纸盒，一端标有尺码表示大小。带有金色镶边、烫着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金字的漂亮的黑盒子是后来才用的。那要等到他父亲在班贝格的订单上有大的突破以后，接着便是玛瑟小附属商店的订单。与众不同、外观漂亮的盒子，每只手套上有公司的名称和用金黄色和黑色的线条交织而成的商标，这不仅对商店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还深得高消费阶层顾客的青睐。
每个星期六他们驱车到多内克收这一周的成品手套，还顺便带去那些有毛病的手套，瑞典佬的父亲在他母亲发现的地方用大头针做好标记。如果一只手套上插了三根针，他父亲就会警告加工的这一家，要为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做事，马虎是不能忍受的。“娄·利沃夫卖出的手工手套必须完美无缺。”他对他们说道，“我在这里不是玩游戏。我在这里也和你们一样——赚钱。小心点，记住。”
“塞莫尔，小牛皮是哪样的？”“是小牛身上的皮。”“糙面怎样？”“糙面紧密均匀，非常平滑、有光泽。”“用来做什么？”“大部分用来做男人手套，很厚重。”“什么是好望角羊皮？”“是南非羊皮。”“直毛绵羊呢？”“不是绒，而是毛的那种羊。”“哪里产？”“南美，巴西。”“答对了一半。这些动物生活在世界上赤道附近的任何地方，印度南部、巴西北部、横穿非洲的一条带——”“我们是从巴西买的。”“是的，那不错。你答对了。我只是告诉你其他国家也有，你这就清楚了。皮料整理中关键的步骤是什么？”“拉伸。”“永远别忘了。在这一行，十六分之一英寸可使世界大不一样。拉伸！拉伸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一双手套由多少个部分组成？”“十个、十二个，如果算上捆扎带的话。”“把它们数出来。”“六个指岔，两个拇指，两块手掌料。”“手套行业的度量单位呢？”“扣子。”“什么是单扣手套？”“单扣手套是指从拇指底部到顶部为一英寸长的手套。”“大致一英寸长。什么是丝纹？”“手套背面的三排针脚线。如果不进行端拉，丝纹会跑出来。”“好极了。我甚至还没有问你端拉的事。好极了。手套上最难做的线缝是什么？”“凸边缝。”“为什么？慢慢想，儿子——很难。告诉我原因。”毛边外向缝、间缝、单拉缝、短 V形装饰缝、鹿皮、摩卡羊皮[43]、英国母鹿皮、浸泡、脱毛、酸洗、分选、整理、糙面上光、绒皮整理、粘衬里、骨架线、无缝毛编织、切割缝纫毛编织……
他们驱车在多纳克来回跑，一刻也不停。每到星期六早晨他都跟着去，从六岁一直到他九岁那年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成立公司、有了自己的阁楼为止。
宠物医院在一幢矮小的旧砖房的角落上，旁边是一块空地，堆积着旧轮胎，地上的野草长得几乎有他一样高，人行道边上有破破烂烂的铁丝网围栏，他就站在这里等女儿……她就住在纽瓦克……这么久……在哪里，在这城市里什么样地方？不，他并不缺乏想像力——想像那些讨厌的事情现已无济于事，即使现在也不好弄清楚她怎么从旧里姆洛克来到这里。他不幻想有什么能缓冲随后的震惊。
她工作的这地方使人觉得，她肯定不再相信自己的呼唤将改变美国历史的进程。那房子生锈的防火梯快要倒下来了，如果有人上去的话，它会从固定处松动砸向街面——这防火梯的功能不是在起火时拯救生命，而是无用地挂在那里，见证人们与生俱来的无穷尽的孤独。对他而言，其他的意义已被剥去——那房子不会有比这更好的含义。是啊，我们都孤独，深深的孤独感，总是这样等着我们，甚至是一层更深的孤独感。对它我们束手无策。不，我们对孤独并不感到奇怪，尽管遭遇它时也许有些惊讶。你可以将自己尽量暴露出来，但结果是你暴露无余可孤独尚存，而不是将感情隐藏起来，暗自孤独。我愚蠢的、愚蠢的梅丽，亲爱的，比你愚蠢的父亲还要愚蠢，甚至炸掉楼房也没有益处。不管楼房有无，都只有孤独。没有什么庇护所可以用来对付孤独——历史上所有的炸弹攻击都不起一点作用。最厉害的人为的爆炸力也不能触动它。我的傻瓜孩子，令人惊恐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平常的、每天都有的孤独。“五一节”走上街头和朋友一起游行，庆祝它的伟大，把它当做超级强权中的强权，征服一切的力量。把钱花在上面、以它下赌注、崇拜它——不是向卡尔·马克思鞠躬，我口吃的、愤怒的、愚蠢的孩子，也不是向胡志明和毛泽东膜拜——而是对伟大的孤独天神俯首称臣！
我寂寞，她还是个孩子时就常对他这么讲，他怎么也想像不出她是从哪里捡来的这句话。寂寞。这是你能从一个两岁大的孩子嘴里听到的最难受的话。但她却那么快就学会说那么多次，开始就轻松自如地说出来，如此聪明的使用——也许那就是她口吃毛病的根源。在其他孩子还不会说自己的名字之前，她已令人惊奇地学会了所有这些话，这些含义太多的话语，甚至包括“我寂寞”。
他是她能交谈的人。“爸爸，我们谈谈吧。”谈话的内容经常是关于母亲。她总是告诉他妈妈对她的衣服说得太多，对她的发型说得太多，妈妈想把她打扮得比其他孩子更像成人。梅丽想留帕蒂那样的长发，但妈妈想把它剪掉。“如果我像妈妈在圣吉纳维芙教堂那样穿制服，她会很高兴的。”“妈妈保守，就这么回事，但是你也喜欢和她去购物。”“和妈妈上街最好的事是能吃到美味的午餐，很开心。有时也喜欢挑选衣服。但妈妈还是说—说—说得太多。”中午她在学校从不吃妈妈为她准备的东西。“白面包加大香肠让人作呕，肝泥香肠也讨厌，午餐袋里的金枪鱼也水太多，我喜欢的只是弗吉尼亚火腿，但要去掉硬壳。我喜欢热—热—热汤。”她把热汤带到学校时，总会将保温瓶摔坏，不是第一周就是第二周。多恩给她买来特别防爆的保温瓶，她连那种的也能摔坏，这就是她的破坏力。
放学后她和朋友帕蒂一起烘烤食物，总是梅丽打鸡蛋，因为帕蒂说打鸡蛋使她难受。梅丽认为这很愚蠢，所以有一天下午她当着帕蒂的面打鸡蛋，帕蒂呕吐起来。那就是她的破坏力——摔坏保温瓶和打破鸡蛋。还扔掉妈妈给她作为午餐的任何东西。从不抱怨，只是不吃。多恩开始怀疑到底是怎么回事，问她午餐吃的什么，梅丽也许连看都没有看一眼就扔掉了。“你有时是个很讨厌的孩子。”多恩对她说道。“我不是，如果你不问我午餐吃的什么，我就不会那么讨—讨—讨厌。”她母亲被激怒了，说道：“像你这个样子常常不容易吧，梅丽？”“我想，我这个样子可能比靠—靠—靠近我要容易，妈。”对父亲她倾诉道，“我认为水果也并不是那么叫人开心，所以我也扔了。”“牛奶你也扔了。”“牛奶有点热，爸爸。”但在午餐袋底部总有一毛钱用来买冰淇淋，这才是她想要的。不喜欢芥末，那是她在抱怨资本主义之前的那些年所讨厌的另一种东西。“孩子该怎么做？”答案在帕蒂那里。帕蒂常吃三明治加芥末和融化干酪。梅丽在对父亲的述说中讲，她“完全”不理解。融化干酪三明治是梅丽最喜欢的东西。融化门斯特干酪[44]和白面包。放学后她总把帕蒂领回家来，因为梅丽把午餐扔了，她们要做融化干酪三明治。有时她们只用箔纸化开干酪。她告诉父亲，如果她不得不吃的话，她肯定自己只吃融化干酪就能活下去。这可能是这孩子所做过的最不负责任的事——放学后和帕蒂一起用箔纸化开干酪，狼吞虎咽下去——直到她炸掉那家商店为止。她从不说帕蒂让她烦恼，害怕伤了帕蒂的感情。“问题是当人们来到你家后，过一会你就讨—讨—讨厌她们。”但是她在多恩面前显得似乎想让帕蒂多待一会。妈妈，帕蒂能留下来吃晚饭吗？妈妈，帕蒂能在这里过夜吗？妈妈，帕蒂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帕蒂到村子里去吗？
在上五年级时她送给妈妈一个母亲节礼物。趴在学校的小桌布上，老师让她们写出自己愿为母亲做的事情。梅丽写道，她愿意每个星期五晚上做饭，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难得了。但是她把这事做好并坚持下来，主要因为这样就可以保证一星期中有一个晚上能吃到烤意大利通心面，而且做饭就不用去洗盘子了。在多恩的帮助下，她有时还做烤奶酪肉馅面条或填馅贝壳，但她自己做烤意大利通心面。星期五有时也吃通心面加奶酪，但大多数时候是烤意大利通心面。她告诉父亲，虽说保证通心面的顶层烤得又硬又脆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看着干酪融化。当她做烤意大利通心面的时候，他就负责饭后的收拾，总有那么多东西要洗，但他喜欢做这些。“做饭有意思，打扫却不然。”她肯定地对他这么讲。可他在梅丽做饭时的感受却不是这样。他听一位客户讲在纽约的西四十九街有家饭店的烤意大利通心面做得最好，于是他就开始每个月带家人到文森特饭店去吃一回。他们会到无线电城或去百老汇的音乐会，然后再到文森特饭店。梅丽喜欢文森特饭店，一个名叫比利的年轻侍者喜欢她。后来才知道，他有一个弟弟也口吃。他告诉梅丽那些到文森特饭店就餐的电视明星和电影明星的事情。“看到你爸爸坐在哪里？看他的椅子，小姐？丹尼·托马斯[45]昨晚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你知道当人们走上前来自我介绍时，丹尼·托马斯说些什么？”“我不—不—不知道。”这位小姐说。“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于是，星期一上学时，她就把前一天纽约文森特饭店的比利告诉她的一切在帕蒂面前复述出来。还有比这更幸福的孩子？毁灭性更少的孩子？被父母更宠爱的女儿？
没有。
一位身材高大穿着黄色休闲裤的黑人妇女，像运货车马匹使用后腿一样，穿着高跟鞋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她脸上伤痕累累。他知道她来是告诉他，女儿已经死了。那就是纸上所写的，是来自丽塔·科恩的便条。“先生，”她说，“能告诉我救世军[46]在哪里吗？”“这里有？”他问道。她看起来好像不知道这里有。但是她回答道，“我想是的，对。”她举起那张纸条。“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在哪里，先生？”任何话开始或结尾带先生一词实际上意味着“我要钱”，所以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钞票递给她。她东倒西歪地走开了，穿着那双不合脚的鞋子消失在地下通道里，随后他再没有见到任何人。
他又等了四十多分钟，本来要再等四十分钟，或直到天黑，或者更久些。一个男人，身穿七百美元订做的西装，像穿得破破烂烂的游民那样背靠在路灯杆上。从外表上看，这人似乎要去谈生意、参加会议和社交活动，却故意在火车站附近败落的街头闲荡，也可能是城外的富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到了红灯区，假装漫无目标地四处看看，而脑袋里全是秘密，心里（像以前那样）想着其他勾当。想到有那种可能，太吓人了，丽塔·科恩也许讲的是实话，一直都是实话，他完全可能就这么站在那里整整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晨，脑子里还想着会在梅丽上班时抓住她。但是，老天见怜，如果用这句话说，只过了四十分钟她就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是个女的，要是别人不告诉他来这里找的话，他也许决不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他的想像力又一次让他失望。他感到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这是他两岁时就掌握的东西——如果身上的一切甚至连同他的鲜血，一起喷洒到人行道上，他也不会这般吃惊。要扛住这些太难，要是回到家中，也会让多恩所换的新面孔受不了。就是在那中间有艺术烹饪台的现代化的厨房里，顶上的电动天窗也无法使她找到回头的路。经历一千八百个夜晚，凭着作为一名杀人犯的父亲的想像力，他还是没有想到她隐姓埋名时的这个样子。要躲避联邦调查局也不必这样。她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太可怕了。难道从自己的孩子身边跑开吗？害怕？她的灵魂需要安抚。“生命！”他对自己下命令。“我不能让她走！我们的命！”梅丽这时已看见他，就算他早先有这种可能，他也没有崩溃和逃跑，而现在想逃也晚了。
他又能跑向哪里？还是去做那个尽干徒劳无功之事的瑞典佬？那个承蒙上帝保佑忘却了自我、丢掉了思维的瑞典佬？那个从前曾经有过的瑞典佬·利沃夫……他或许求救于那位笨重的、面带伤疤的黑女人，满怀希望地问，“夫人，您知道我这是在哪里？您知道我要去哪里？”
梅丽看见他了。她怎么会错过他？甚至在只有生命没有死亡的街上，在聚集着奋力拼搏、饱受折磨和忙于生计的人群中，而不像这样致命空旷的街上，她也不会错过他吧？这是她漂亮的、一眼就能认出的、六英尺三的父亲，是一个女孩能有的最英俊的父亲。她从街对面跑过来，被吓坏的小家伙，像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他常常看到她就想起自己天真的童年——那个从石头房子外面的秋千上跑下来的女孩——她扑进他的怀里，双臂绕在他的脖子上。从戴在脸下半部的面纱里——遮住嘴和下巴的透明面纱是从破尼龙袜撕下的一块——她对这个越来越恨的男人说道，“爸爸！爸爸！”无法对她加以指责，她与其他孩子一样，似乎她的悲剧就在于不是其他人的孩子。
他们拼命地哭，这位可以依靠的父亲的中心工作就是维护一切秩序，不能忽略或允许哪怕是最小的混乱迹象——对他而言，将混乱远远挡在外面是直觉既定的通向确定性的道路，是生活赋予的每天应严格完成的任务——而这个女儿本身就是混乱。
6
她成了耆那教徒。她父亲开始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直到她用流利的唱歌似的语调——若她能控制自己口吃的话，这种流利的语调她本该在生活于父母的安全保护下的时候就使用——耐心地告诉他。耆那教相对来说是印度宗教的小派别——他能接受这种事实。但他不清楚梅丽的宗教活动是否很特别或是别出心裁，她甚至会认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宗教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她戴面罩是为了在呼吸时不伤害空气中的微生物，不洗澡是因为尊重所有的生命形式，包括寄生虫。她不清洗，说是“不伤害水”。天黑后，她不到处乱走，甚至在自己房间里也一样，害怕踩坏活物。她解释道，每种形式的物体里都有灵魂，生命形式越低级，禁锢在里面的灵魂的痛苦就越剧烈。要超越物质世界、达到她所描绘的“自我永恒不朽的福地”的唯一方法就是成为她虔诚崇拜的“完美的灵魂”。人们要达到这种完美只有通过苦行僧式的严于律己和自我否定，遵循阿西穆沙[47]或者叫非暴力主义的教义。
她将摘录的五条“戒律”打印在卡片上，贴在窄小的泡沫橡胶简易床旁的墙壁上方，地板从未打扫过。她就睡在这里，房间里空空如也只在角落里放有这床和一堆破旧衣服（她的衣服），她肯定是坐在另一个角落里随便吃一点赖以生存的东西。从她的神色很少能够看出她就住在离旧里姆洛克东部还不到五十分钟路程的范围内，倒像是在德里或加尔各答[48]，几近饿死的状态似乎不因虔诚的禁欲主义活动所致，而是作为最低种姓被人抛弃的结果，拖着不可接触者的那种瘦弱的四肢，痛苦地到处游荡。
房间很小，让人感到幽闭恐怖，甚至比少年监狱的牢房还小，他失眠的时候总想到她要是被发现，他就会到这样的地方去看她。他们从宠物医院步行到她家，先朝火车站方向走，然后转向西边，穿过通向迈卡特公路的隧道。那条隧道不过一百五十英尺长，但人们得锁好车门才敢经过。没有路灯，人行道上到处是破烂家具、啤酒罐、玻璃瓶、乱七八糟的其他东西，脚下还有车牌照，这地方十年没人打扫过，也许从来就没打扫过。他每走一步，碎玻璃都在鞋子下面嘎吱嘎吱响。一只酒吧间用过的便桶搁在人行道中间，来自哪里？谁弄来的？还有一条绕成一团的男裤，真龌龊。是谁的？他出什么事了？就算看见一只胳膊或一条腿，瑞典佬也不会惊讶。一个垃圾袋挡住他们的路，黑色塑料袋上面打了结。里面装的什么？大得可以装进一具死尸。还有一些物体，活着的东西，蓬头垢面的人影在窜动，相貌凶险的家伙就躲在身后的暗处。黑色的横梁上面传来火车的噪音——进站时的车轮声。五六百列火车每天从头顶上轧过去。
要到梅丽住在迈卡特公路旁边的出租房，你不得不穿过这隧道，这不仅在纽瓦克，而且和全世界任意一条隧道一样危险。
他们步行去的，她不愿和他坐车。“我只走路，爸爸，我不坐机动车。”他只好将车停在铁路大街，任凭过路的人们去偷。他陪着她走了十分钟才到她家，这段路开始的那十步就足以让他泪流满面，幸亏他不住地对自己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不能放她走。”要是不抓住她的手一起走的话，他也做不到。在一起穿过那可怕的地下通道时，他提醒自己，“这是她的手，梅丽的手，除了她的手，其他都不重要。”他真想哭，在六七岁时她最爱玩陆战队员游戏，要么是他对她喊或她对他喊，“注意！立正！稍息！”她喜欢和他演练——“向前—走！向左转—走！向后转—走！向右四十五度—走！”她喜欢和他一起做陆战队体操——“小伙子们，上甲板！”她爱称地面为“甲板”、他们的卫生间为“船头”、她的床为“卧铺”、多恩的食物为“军粮”，但她最喜欢的是在穿过牧场时，为他数帕里什岛的行军节拍——骑在他的肩头——去寻找妈妈的牛群。“拜哟勒、拉、勒、拉、勒、拉哟勒。勒、拉、勒……”而且一点也不口吃。他们玩陆战队员游戏时，她一个字都不口吃。
她的房间在一楼，这房子在一百年以前大概是寄宿公寓，还不错，是座人们喜欢的寄宿公寓，客厅地面是褐色砂石，上面是砖墙，带弯曲的铸铁栏杆的铺砖楼梯通向上面两个房间的门口。这房子现在破旧不堪，被废弃在狭窄的小街上。这里剩下的还有另外两幢房子。难以置信的是，两棵旧里姆洛克悬铃树还保留下来。这房子被夹在废弃的仓库房和疯长的草丛之间，大块的锈铁件、机械残片散落在乱草丛中。
房门上边的山墙已没有了，檐口也被人拨拉下来，悄悄偷运到纽约某家古董店卖掉。纽瓦克到处如此，最古老的建筑物上的装饰石头檐口——就是四层楼高的檐口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车载升降机摘走了，用十万美元一件的设备干的。警察在睡大觉，也许早被贿赂。谁干也没人阻止，也不去管谁为赚点小钱就开来了车载升降机。埃塞克斯旧城区带火鸡装饰的中楣在华盛顿和林登[49]都有市场，赤陶土的中楣和巨大的满装花果、象征丰饶的羊角装饰——被人偷走。房屋着火，中楣一夜之间就没影了。黑人大教堂（贝瑟尼洗礼大教堂关闭后后用木板封门，还是遭到抢掠、受到威胁，威克里夫长老会教堂被大火严重毁坏）——檐口被盗。甚至有人居住的房屋、还未倒塌的建筑物，铝制排水管也被偷走。水槽、落水管、排水管无一幸免。人们能弄到手的一切东西都没了，顺手牵羊，拿了就走。倒闭的工厂里的铜管被人拉出来卖掉。不管哪里，只要窗户没有了，门被封起来，马上就暗示人们，“进来吧，剥掉它，剩下什么，剥掉什么，偷走，卖掉。”剥下来的东西——就是食物链。开车路过时，看见有牌子写着此房出售就是说，什么也没有，没有可卖的东西。所有东西都被团伙用车偷走，被那些推着购物车满街乱窜的人偷走，被单独行事的盗贼偷走。这些人急红了眼，他们拿走一切。他们“拾破烂”，就像鲨鱼进食一般。
“如果一块砖还在另一块上面，”他父亲喊叫道，“他们马上就会想到灰泥也许有用，他们会推倒砖头、取走它。为什么不？灰泥！塞莫尔，这城市不是一座城市了——是具死尸！走吧！”
梅丽住的这条街是用砖铺就的，完整无损的砖铺的街道在全城已不到十二条了。最后一条鹅卵石街道，那条非常漂亮的老街，也在暴乱后大约三个星期被人偷光了。那里毁坏得最严重。瓦砾上还在冒烟，郊区的一个开发商夜里一点钟就领着人来了。他们开来三辆卡车，大约有二十人，夜里悄悄干的，没有警察打搅他们。这些人从狭窄的小巷挖起鹅卵石，把它们运走。小巷就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厂后面的斜角上。瑞典佬第二天早晨来上班时，发现街道没有了。
“他们现在偷起街道来了？”他父亲问道。“纽瓦克连街道都保不住吗？塞莫尔，赶快走吧！”他父亲已经变成一种理智的声音。
梅丽住的这条街只有几百英尺长，被挤压在迈卡特公路——这里昼夜都有载重货车高速行驶——和穆尔贝利大街的遗址之间的三角地带。瑞典佬还记得最早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穆尔贝利大街是一处唐人街的贫民窟。那时候，在纽瓦克的利沃夫一家，杰里、塞莫尔、妈妈、爸爸，常常在星期六下午，鱼贯而上地由狭窄的楼梯到一个家庭饭店吃中国餐，然后开车回到克尔街的家中。他父亲总会给孩子们讲有关穆尔贝利大街过去发生的难以置信的“帮派战争”。
那是过去岁月的故事。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故事了，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退色的、浸过水的床垫，像连环漫画中的醉鬼靠在电线杆上懒散地坐着。电线杆上还有一个标识指明你在哪个角落。就这些啦。
从她的屋顶望过去，他能看到半英里外商业化的纽瓦克的天际，那几个熟悉的、令人欣慰的字，英语中最能给人保障的字，从装饰得优美华丽的峭壁瀑布般飘落下来，那里曾是嘈杂的市区的中心——十层楼高、白色醒目的巨型大字，标志着金融的信心和机构的永恒，以及城市的进步、机遇和骄傲。你只有乘坐喷气式客机从北边飞到国际机场降落时，才能看见这几个坚不可摧的大字：第一忠诚银行。
剩下的就只有它了，那句谎言。第一，最后，最后忠诚银行。从下面，从他女儿现在住的地方，哥伦比亚和格林大街转角上——他女儿住的这地方甚至比她新来美国的曾祖父的还要糟，尽管他们刚上岸，就住在王子街的出租房——你可以看见一块巨大的告示牌用于掩盖真相。这种标志只有疯子才相信，神话传说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