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北美印第安人一个分支，此语来自美国作家詹姆斯·F.库柏（1789—1851）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8] 美国一青少年组织，因所强调的脑、心、手、健康（Head，Heart，Handsand Health）的第一个字母都是H而命名，主要培养孩子们的实际能力。
[9] 科罗拉多州中南部城市，位于丹佛市西北部。
[10] 康涅狄格州南部城市。
[11] 1954年就任南越总统，后在一次军事政变中被暗杀。
[12] 古埃及隐修士，被认为是基督教隐修院的创建人。
[13] 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人们在处于无望境地时常祈求他。
[14] 《圣经·新约》中耶稣母亲玛利亚的丈夫。
[15] 据基督教《圣经》“外传”，系圣母玛利亚的母亲。
[16] 法国民族女英雄（1412—1431）。
[17] 美国废奴主义者，1859年他与二十一名跟随者在哈珀斯渡口占领了美国军火库，为解放南方奴隶作出了努力，后被判处绞刑。
[18]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黑豹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1942—1989）。
[19] 胡艾·牛顿的朋友，也是黑豹党的创始人。
[20] 1970年1月加州索莱达监狱谋杀案的黑人囚犯，与另外两人被称为“索莱达兄弟”，该事件被认为象征着美国司法体系对黑人和白人执行了两种不同的标准。
[21] 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城市。
[22] 一种用长柄木槌击打木球并使其穿过一系列球门的户外游戏。
[23] 马里兰州首府。
[24] 每四对男女构成一个方形的一种舞蹈。
[25] 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旅游胜地，以其用于出口和制作香水的鲜花而闻名。
[26] 指威廉·腓特烈·哈尔西（1882—1959），美国海军将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率领美军取得数次重大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人在他的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投降。
[27] 美国教育家（1862—1947），因通过教育促进和平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
[28] 南卡罗来纳州南部海洋中的一个岛屿，自从1915年以来一直是美国的海军训练基地。
[29] 指1945年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投降。
[30] 葡萄牙籍舞蹈演员、歌手（1909—1955），1939年进入好莱坞，主演音乐片。
[31] 西太平洋一个球状珊瑚礁，1942年被日本人占领，后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收复，属基里巴斯。
[32] 指美国东南部，通常包括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33] 宾夕法尼亚中部城市。
[34] 内布拉斯加东北一城市。
[35] 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
[36]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
[37] 佐治亚州东南部一城市。
[38] 美国港口城市
[39] 现捷克南部城市。
[40] 现斯洛伐克西部城市。
[41] 新泽西州东北部城镇，位于纽瓦克附近的帕塞伊克河边。
[42] 艾萨克·梅里特·辛格，1811—1875，美国一种连续缝纫的缝纫机发明家。
[43] 一种柔软、薄的小山羊皮。
[44] 产于法国Muenster的淡黄色的半软干酪。
[45]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电视明星。
[46] 威廉·布思于1865年建立的国际救助和慈善组织，1878年重新命名。
[47] 婆罗门教、佛教等主张的不杀生和非暴力主义。
[48] 印度东北部的港口城市。
[49] 美国新泽西州东北部城市。
[50] 印度最下等的种姓。
[51] 美国一黑人组织。
[52] 印第安纳州首府。
[53] 俄勒冈西北部港口城市。
[54] 将牛奶和冰淇淋等混合后搅打至起泡的饮料。
[55] 古巴领袖卡斯特罗。
[56] 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口城市。
[57] 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1898—1979），其作品包括《爱欲与文明》（1955年）。
第三部 失乐园
7
那是在水门事件听证会的那年夏天。利沃夫一家几乎每天傍晚都在屋后走廊上看十三频道重播的当天会议。农庄设备和牛群卖掉以前，他们在温暖的傍晚，总能从这里观察多恩的正在山丘上吃草的牛群。房子外面是一块面积达十八英亩的草场。许多年来，他们在夏天将牛群赶到那里，就不去管它们了。若是它们躲在附近，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穿着睡衣的梅丽总想在睡觉前出去看看。多恩会大叫道，“过来，孩子们。过来，孩子们。”人们上千年都这样呼唤它们。它们会做出回应，爬上山坡，从沼泽里、从藏身之处钻出来，迎着多恩的声音走过来，吼着回答。“我们这些姑娘不漂亮吗？”多恩总这样问女儿。第二天日出时，梅丽和多恩就去将它们赶到一起。他常听多恩说，“好吧，我们穿过大路。”梅丽打开大门，手拎棍子，带上澳大利亚牧羊犬阿普。母亲和幼小的女儿驱赶十二、十五或十八头牲口，每头重约两千英磅。梅丽、阿普和多恩把牲口圈起来，给它们喂草料，人手不够时兽医和下面那个男孩也去帮忙。梅丽帮我喂草料。小牛乱跑时梅丽会追上它。塞莫尔来干的话，那两头母牛会很不高兴。它们在草地上乱踢，对着他直摇头——梅丽不一样，它们了解她，它们只是告诉她需要什么。它们熟悉她，很清楚她会怎样对待它们。
她怎么能对他说，“我不想谈母亲？”看在上帝的分上，她母亲到底做了什么？她母亲犯了哪样罪？这些听话的母牛的温和的主人也有罪？
他父母上周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每年夏末都从佛罗里达来玩。多恩甚至没有想到要好好招待他们。每当她从新房工地回到家里，或从建筑师办公室开车回来时，他们早已坐在电视机前和亲家一道充当委员会的助理辩护律师。她的这些亲戚白天观看整个过程，晚上还温习一遍。在白天留给自己的空余时间里，瑞典佬的父亲就给委员会成员写信，吃晚饭时读给大家听。“亲爱的威克参议员：您对骗子迪克的白宫发生的事情很吃惊吧？别做傻瓜，哈里·杜鲁门[1]早在1948年就把他看穿了，当时称他为骗子迪克。”“亲爱的古内参议员：尼克松如同伤寒携带者，他接触的每一样东西都染上毒了，包括您。”“亲爱的贝克参议员：您想知道原因吗？因为他们是一伙普通罪犯，那就是原因！”“亲爱的塔西先生，”他给委员会里的纽约律师写道，“我为您喝彩，上帝保佑您。您让我觉得身为美国人和犹太人很自豪。”
他把最大的轻蔑留给了一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的人物，一位名叫卡门巴克的律师，此人安排募集了大量非法捐款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他的那些丑行其实还够不上这老头的关注。“亲爱的卡门巴克先生：如果您是犹太人，做出您所做的这些事，满世界的人都会说，‘看这些犹太人，真正的守财奴。’可是，谁是守财奴，我亲爱的乡村俱乐部先生？谁是盗贼和骗子？谁是美国人，谁是歹徒？您流利的谈吐绝对骗不了我，乡村俱乐部先生卡门巴克。您的高尔夫球骗不了我，您的行为举止骗不了我。我一直很清楚，您洁白的双手实际上很肮脏。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您应该感到羞耻。”
“你们以为我能得到那个狗杂种的回音？我应该把这些收进书里出版，应该找人把它们印出来免费散发，人们就会了解作为一名普通美国人的感受。这些杂种……看啊，看看这位，看看他。”尼克松的首席顾问艾里奇曼出现在屏幕上。
“他让我恶心，”瑞典佬的母亲说，“他和那位特里西亚。”
“喂，她不重要，”她丈夫说，“这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这一伙人，冯·艾里奇曼，冯·哈德曼，冯·卡门巴克——”
“她还是让我恶心，”她妻子说，“你会认为她是位公主，就像大家谈论她的那样。”
“这些所谓的爱国者，”娄·利沃夫对多恩说，“会控制这个国家，把它变成纳粹德国。你知道《不会在此发生》那本书吗？真是一本好书，我忘记作者了，但是那种思想更适合现在。这些人将我们带到某种恐怖的边缘。看这杂种。”
“我不知道更恨哪一个，”他妻子说，“他还是另一个。”
“他们是一路货色，”老头告诉她，“他们可以互换，那伙人都这样。”
梅丽的事。即使她在这里，和大家一块坐在电视机前，她父亲还是会如此恼怒。瑞典佬明白，她不在这里。造成她这样的后果，还有谁比水门事件这群恶棍更可恨？
还在越南战争期间，娄·利沃夫就开始将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的副件寄给梅丽。他这些信对梅丽的行为的影响比对总统大得多。眼看十几岁的孙女对战争和他一样愤怒不已，并且事情开始糟糕，老头就感到很沮丧。他总是将儿子叫到一边说道，“她为什么要在乎这些？她从哪里搞到这种垃圾？谁给她灌输的？和她到底有什么相干？她在学校也这样吗？她不能在学校里这样干，她会丢掉学校里的机会，错过上大学。在公众场合，人们不能容忍这些，他们会把她的脑袋割下来。她只是个孩子……”如果他做得到的话，为了控制梅丽，让她少这样结结巴巴地喷发出愤怒言词，他常装做与她结成联盟，给她寄去从佛罗里达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他还在边缘上写下自己的反战口号。他来玩时，从皮包里取出自己写给约翰逊总统的信，对她大声朗读。他总是夹着皮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以他的努力来避免她伤害自己，尾随这个孩子，好像他自己也是个孩子。“我们必须在萌芽时就把它掐掉，”他对儿子倾诉道，“这样下去不行，绝对不行。”
“好吧，”他常说——在他对梅丽又读了给总统的一封请愿信后，便想起美国是个多么伟大的国家，罗斯福是位多么伟大的总统。他自己的家庭在多大程度上全靠这个国家，对他和他的亲人来说是怎样的失望，那些美国男孩到世界的另一端去为别人的战争卖命，他们应该待在家里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你认为爷爷怎样？”
“约—约—约翰逊是个战犯，”她会说，“他不愿停—停—停止战争，爷爷，因为您让他停。”
“他也是个想尽职的人，你知道的。”
“他是条帝国主义走狗。”
“啊，那是一种说法。”
“他和希特勒之间没有什么区—区—区别。”
“你夸大了，亲爱的。我不认为约翰逊不管我们。但是你忘了希特勒对犹太人做了些什么，梅丽，亲爱的。你那时还未出生，所以你不记得。”
“他没有做过约翰逊对越南人做的那些事。”
“越南人并没有被投入集中营。”
“越南就是一个大—大—大集中营！那些‘美国男孩’不成问题，就像人们常说的，‘及时把纳粹党徒撤出奥斯威辛[2]，好过圣—圣—圣诞节。”
“我得和这家伙讲政治，亲爱的。我不能在信上称他为杀人犯，又指望他听我的。塞莫尔，明白吗？”
“我认为没有作用。”瑞典佬说。
“梅丽，我们的感受和你一样。”她爷爷告诉她。“你明白吗？相信我，我知道读报纸后就开始发疯是咋回事。考哥林神甫[3]，那个狗杂种。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4]——亲纳粹，亲希特勒，这个国家所谓的民族英雄。杰拉尔德·L.K.史密斯先生。伟大的比尔博参议员。当然我们在这个国家里有狗杂种——土生土长的，很多这样的家伙，谁也不否认。兰金先生[5]、迪尔斯[6]先生和他的委员会。来自新泽西的J.帕内尔·托马斯先生。孤立主义者、顽固分子、愚昧无知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就在美国国会。J.帕内尔·托马斯之流的江湖骗子，最终关进监狱的骗子们，他们的工资却来自美国的纳税人。讨厌的人们，最坏的一帮。还有麦卡南先生、詹纳先生、芒德特先生、威斯康辛来的戈培尔先生、尊敬的麦卡锡先生[7]，都该在地狱烧死。他的伙伴科恩[8]，丢人现眼。一个犹太人，一种耻辱！这里和每个国家一样，总有一些狗杂种，他们被外面那些有投票权的天才选进政府。报纸又是怎么回事？赫斯特先生[9]、麦考密克女士[10]和韦斯特布鲁克·派格勒先生[11]，他们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派走狗。我恨死他们。问问你父亲。塞莫尔，我没有——恨过他们吗？”
“您恨过。”
“亲爱的，我们生活在民主制度下。感谢上帝。你不必到处乱跑、仇恨你的家人。你可以写信，你可以投票，你可以站在肥皂箱上发表演讲。上帝啊，你可以做你父亲做过的事——参加陆战队。”
“啊，爷爷——陆战队员亲—亲—亲——”
“那么，让它见鬼去吧，梅丽，参加另一方。”他说，一时失去控制。“那怎么样？你可以参加他们的陆战队，如果你想的话。有人做过，真的，看看历史。假如你想，等你长大了，你可以到那边为另一方打仗。我不主张你那样做，人们不喜欢。我想你很聪明，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叛徒’这个名字不好听。但是有人那样做过，那是一种观点。看看本尼狄克·阿诺德[12]，看看他，他就干过。就我所知，他到了另一方，从学校去的。我想，我就敬重他。他有勇气，为自己相信的东西起来抗争。他为自己的信仰去冒生命危险。但是，梅丽，据我看来，他碰巧走错了路。他在革命战争中到了另一边。我认为他错到底了。现在你怎么也不会错，只会对。这个家庭百分之百反对该死的越南战争。你用不着反叛自己的家庭，因为你的家庭并没有人不同意你的意见。你不是这附近反对战争的唯一的人。我们都反对。鲍比·肯尼迪也反对——”
“现在。”梅丽厌恶地说。
“好吧，就说现在。现在比过去好，不是吗？现实一点，梅丽——不这样的话，毫无益处。鲍比·肯尼迪反对战争，尤金·麦卡锡参议员反对战争，杰威兹参议员反对战争，他还是共和党人。弗兰克·丘奇参议员反对战争，怀纳·莫尔斯参议员反对战争。他真不错，我佩服这人。我写信告诉他了，还有幸得到他签名的回复。富布赖特[13]参议员当然也反对战争，大家认为是他提出了东京湾决议——”
“富—富—富——”
“没有谁说——”
“爸爸，”瑞典佬说，“让梅丽讲完。”
“对不起，乖乖，”娄·利沃夫说，“讲吧。”
“富—富—富布赖特是种族主义者。”
“是吗？你说些什么？来自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谈谈这些吧。我猜你就是这样弄错的，我的朋友。”她诽谤了他的一名英雄，这人曾起来反对乔·麦卡锡。听见她这样讲富布赖特，他费了最大努力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对她破口大骂。“现在也让我把要讲的讲完。我说的什么？讲到哪里了？塞莫尔，我到底讲到哪里了？”
“您讲到，”瑞典佬说，不偏不倚地在两个强人之间扮演调解人，这比做任意一方的对手要好些，“你们都反对战争，想阻止它。你们没有理由争论这个问题——我相信这就是您的观点。梅丽觉得给总统写信远远不够。她认为毫无用处。您认为，不管是否有用，这是您能做的，您打算这样做，至少继续让人们注意您。”
“确实如此！”老头叫道，“喂，注意我在此对他说的话。‘我是个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梅丽，听到了吧——‘我是个终身不渝的民主党人——’”
可是他对总统讲的任何东西都未能结束战争，他对梅丽说的任何话也未能在萌芽状态掐掉那场大灾难。家里只有他早就看出它的来临。“我看到它正在靠近，看得一清二楚。我看到了，我了解它，我感觉到它，我和它搏斗。她已失去控制，出了某种差错，我能闻到它的气味。听我讲，‘必须为那孩子想点办法，那孩子有问题了。’然而大家总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说，‘爸，别紧张。’我劝道，‘爸，别太夸张，那只是一阵子的事。娄，别管她，不要和她争论。’‘不，我决不会把她扔在一旁。我决不会放任自流，失掉一个孙女。那孩子有些神志不清。’你这样望着我，好像我疯了。你们都这样认为。只有我没疯，我是对的，我完完全全正确！”
他回到家时，没有谁给他留言。他一直祈祷有玛丽·斯托尔兹的消息。
“没什么事？”他对多恩说，她正在厨房里用园子里摘来的蔬菜做色拉。
“没有。”
他为自己和父亲倒上饮料，拿着杯子来到后面走廊，电视还在放。
“你们要做牛排，亲爱的？”母亲问他。
“牛排、玉米、色拉，还有梅丽的大牛排加番茄。”他本来指多恩的番茄，可是说出来后并不纠正。
“没有谁像你们这样做牛排。”等他这些话带来的震惊消失后，她才说道。
“好的，妈。”
“我的大孩子。谁还会想要个更好的儿子？”她说，当他拥抱她时，她在这一周里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对不起，我想起了那些电话。”
“我明白。”他说。
“她还是个小姑娘。你常来电话，你让她讲，她总是说，‘嗨，奶奶！猜猜我要说什么？’‘不知道，亲爱的——说什么？’接着她便告诉我。”
“来吧，你太糟了，你能坚持的，来吧，振作起来。”
“我在看那些快照，那时她还是个婴儿……”
“别去看，”他说，“尽量别看它们。你做得到的，妈，你不得不这样。”
“啊，亲爱的，你这么勇敢，这么让人开心，我们来看你，心情好多了。我多么爱你。”
“好的，妈，我也爱你。但是在多恩面前你不能失去控制。”
“是的，是的，不管你说什么。”
“那才是我的姑娘。”
他父亲还在看电视——奇迹般地自我控制了整整十天——对他说，“没有新闻。”
“没有。”瑞典佬回答。
“什么也没有。”
“是啊，什么也没有。”
“好吧，”他父亲说，露出与世无争的样子，“好吧——如果是那样，就别管它啦。”他继续看电视。
“塞莫尔，你认为她还在加拿大？”母亲问。
“我从不认为她在加拿大。”
“可是那些孩子都去那里……”
“喂，我们不谈这个好吗？问问是不错，可是多恩会进进出出——”
“对不起，你说得不错，”他母亲说，“我非常抱歉。”
“情况并没变，妈妈，一切照旧。”
“塞莫尔……”她犹豫不决。“亲爱的，就一个问题。如果她去自首将会怎样？你父亲说——”
“你为什么用那事去烦他？”他父亲说，“他对你说了多恩的事，要学会控制自己。”
“我，控制自己？”
“妈妈，您不该再去想这些。她走了。她也许永远不想再见到我们。”
“为什么？”他父亲插话道，“她当然想再见到我们，我不相信你说的！”
“现在谁能控制自己？”他母亲问。
“她当然想再见我们，问题是她不能。”
“亲爱的娄，”他母亲说，“有些孩子，即使在普通家庭，长大后也一走了之。”
“但不是在十六岁。看在上帝分上，也不在那种情况下。你谈什么‘普通’家庭？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家庭。这是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是个陷入麻烦的孩子，我们不是一个对陷入麻烦的孩子弃而不管的家庭！”
“她二十一岁了，爸，二十一。”
“二十一，”他母亲说，“去年一月份。”
“可是，她不是孩子了，”瑞典佬对他们说，“我说这些就是想要您们别灰心，您们俩都应该这样。”
“哎，我不会，”他父亲说，“我还有那点理智，可以保证我不会。”
“是啊，你不必担心。我只是认为大概永远见不到她了。”
比起他们永远见不到她来，让他们看见他将她留在那个房间的地板上会更糟些。在过去的这几年里，他一直都在努力，如果不能使他们完全放弃，也要将他们引向适应，让他们以务实的心态面对未来。他现在怎么能告诉他们梅丽身上发生的事，找到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又不至于毁掉他们？如果他们去看她，心里对将要看到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准备。人们为什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非知道不可？
“儿子，你能肯定我们永远见不到她了？”
“五年了，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这就是充分的理由。”
“塞莫尔，有时我走在街上，跟在人们的后面，如果一位姑娘个子高——”
他握住母亲的手，“你认为是梅丽。”
“是的。”
“我们都这样。”
“我忍不住。”
“我理解。”
“每次电话铃响的时候。”她说。
“我知道。”
“我对她说过，”他父亲说，“她决不会打电话的。”
“为什么不？”她对丈夫说，“为什么不给我们来电话？那是她可以做的最安全的事，给我们来电话。”
“妈，这些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今晚为什么不可以尽量少谈一些？我知道您忍不住有这些想法。您不能抛开它，我们都不能。可是您得试试。您不能靠想像就让想发生的事发生，尽量把自己解脱出来。”
“不管你说什么，亲爱的，”他妈妈回答，“我现在感觉好些了，只是谈谈而已。我不能一直闷在心里。”
“我知道，可是我们不能在多恩周围这样悄悄谈。”
和他无所顾忌的父亲打交道——此人一生这么多时间都处于同情与对抗、理解与茫然、温和的亲近与粗暴的挑衅的过渡之中——不难想像他母亲会怎么样。他从不害怕和她斗，决不会猜测不出来她站在哪一边，或者担心她接下去会被什么东西激怒。不像她丈夫，她苦心经营的不是别的，只是对家庭的热爱。她的个性很简单，孩子们过得不错是最重要的。还是很早从孩童时开始，他和她交谈会感到似乎直接进入了她的内心。和父亲在一起，他也很容易进入他的内心，他会首先遭遇他的头骨，那争吵者的头骨，他会尽量不流血地打开它，取出想得到的东西。
他惊讶地发现她变成一个多么小的女人。她身上没有被骨骼石化症消耗的东西，却在过去的这五年里被梅丽消耗了。这位在他年轻时快活的母亲，进入中年后人们也常夸她的青春活力，现在成了老太婆，弯腰驼背，受伤很深，迷茫的表情嵌在脸上的皱褶里。当她没有察觉到人们在注视着她时，眼里总浸满泪水。从那双眼睛看来，它们早已习惯生活在痛苦之中，可又惊讶痛苦竟是如此漫长。他少年时代的所有记忆（那些东西不管多么难以置信，他知道是真实的，甚至近于冷酷、缺乏幻想的杰里，一旦需要也会支持他们）都是他母亲罩着大家，那是一位身体健康、高个子、肤色浅红、笑声爽朗的金发美女，在这充满阳刚之气的家里倍感快活。小时候他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奇怪和令人惊讶，你居然凭着人们的笑声就能和看见他们的面容一样判断出是谁来。在她当年有什么值得笑的时候，她的笑声轻盈，如同飞翔的鸟儿，升高，再升高，非常欢快。你若是她的孩子，那笑声，还会升高。他甚至用不着处在同一间房里，就知道母亲在哪里——听见她的笑声，他就能在房子的图形上标出她的位置，这张图与其说是在他脑子里，还不如说就是他的大脑（他的大脑皮层不是分成额叶、顶叶、颞叶和枕叶，而是被分为楼下、楼上和地下室——客厅、餐厅、厨房等）。
上周她从佛罗里达来时，感到压抑的是藏在钱包里的那封信。那是娄·利沃夫写给被杰里抛弃的第二位妻子的，他们最近才分手。丈夫让西尔维尔·利沃夫去寄一叠信，可是她不能寄这一封。她到没人的地方把它打开，现在她到北方来把信给塞莫尔看。“如果苏珊拿到这信，杰里将会怎样？你知道杰里会怎样暴跳如雷？他不是没有脾气的孩子。他从来就不是。他不像你，亲爱的，他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但你父亲总是到处插手，结果怎样他才不关心呢，所以他常常在不应该的地方插手。他所做的就是把这信寄给她，将杰里置于不利的地位。那样的话，你弟弟不知道会付出什么代价——绝对糟糕透顶。”
这封信有两页，上面写道，“亲爱的苏茜，这里的支票是给你的，没人知道这事。这钱是捡来的。请把它放在无人知道的地方，我什么也不说，你也不要讲。我想让你知道，我心里没有忘记你。这钱归你了，拿它干什么都行。我会照看这些孩子的。假如你想投资，我非常希望你那样做。我的建议是买黄金股票。美元将变得一钱不值，我自己就刚投入一万美元买了三种黄金股票。我给你这些股票的名称：本宁顿矿产公司、卡斯特威普发展公司、西雷维根矿产公司，是些实实在在的投资项目。我是从《巴灵顿通讯》上获得这些名称的，这份杂志从未误导过我。”
钉在信纸上——这样她打开信时才不会飘落下来、掉到沙发下面弄丢的——是签付给苏珊·R.利沃夫的一张七千五百美元的支票。她那天来过后，已经拿到了两倍这么多钱的支票了。当时她哭着叫着请求帮助，她说杰里早晨离开她，和办公室新来的护士好上了。办公室新来护士的位置是她自己以前的，那是在她和杰里好上之前的事。杰里与第一位妻子离婚后，她就不干了。据瑞典佬的母亲讲，当杰里发现那一万五千美元支票的事以后，他就打电话来“用各种脏话”骂父亲。那天晚上，娄·利沃夫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胸部疼痛，她不得不在凌晨两点钟请来医生。
而现在，四个月过去了，他又犯老毛病。“塞莫尔，我该咋办？他到处乱嚷，‘第二次离婚，第二次家庭破裂，破裂的家庭里有了更多的孙子，又有三个了不起的孩子失去父母的指导。’你知道他会怎样闹下去。这么没完没了，日复一日，我想自己快疯了。‘我儿子是从哪里学到这么擅长离婚的？我们这家有史以来谁离过婚？没有谁！’我再也受不了了，亲爱的。他对我叫喊道，‘你的儿子为什么不去妓院？从妓院娶个妓女了事！’他还要和杰里再斗一场，杰里也不示弱，杰里没有你这样考虑周全。他从来如此。还在他们为那件衣服争吵的时候就这样了。杰里当时用仓鼠皮做出那件衣服——你记得吗？你可能在服役。不知杰里从哪里弄来仓鼠皮，我想是从学校里，他为某个姑娘做了一件衣服。他觉得自己做了件使她高兴的事。可是她收到这东西后，大概是邮件，紧紧裹在盒子里，盖子一打开，臭气熏天，姑娘哭了起来。她母亲打来电话，当时应该将你父亲捆住，他感到被羞辱。于是，他们吵起来，他和杰里，把我吓得要死。十五岁的孩子朝着自己父亲大喊大叫：他的‘权利’，他的‘权利’，人们能在市场街听到他喊的‘权利’。杰里不肯退让，他根本就不懂‘退让’的道理。现在他不是朝着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吼叫，而是朝着一个患有心绞痛的七十五岁的人吼叫。这次就不会是消化不良，也不是头疼，只会是不折不扣的心脏病发作。”“不会有心脏病发作的，妈妈，镇静些。”“我做错了吗？我这一生从未碰过其他人的信件。可他怎么能把这东西寄给苏珊？她不会保密的，会像上次那样干。她会用来对付杰里——她要告诉他。这次杰里肯定会杀了他。”“杰里不会杀他，他不想杀他，也不会的。寄去吧，妈妈。信封还在吗？”“在。”“没有撕掉？你没撕？”“我不好意思告诉你——没有撕，我用的是蒸汽。但是我不想让他突然死掉。”“他不会的。他也没有。你别管这事。用那信封把支票和信都寄给苏珊。杰里来电话时，你就到外面走走。”“他的心绞痛又犯了咋办？”“如果他又心绞痛，你再叫医生。你只是别管这事。你不可能防止他的自我伤害。那样干已经太迟了。”“啊，谢天谢地，我还有你。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你自己有这么多麻烦，经历了这一切，可你还是家中唯一说话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人。”
“多恩支撑得住吗？”他父亲问。
“她不错。”
“她看起来精神很好，”他父亲说，“那姑娘似乎恢复了。卖掉那些奶牛是你做的最明智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喜欢它们。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需要它们。感谢上帝，她做的整容手术，我以前反对，可是我错了，完全错了。我不得不承认。那家伙做得不错。感谢上帝，我们的多恩看起来再也不像经历过那些事情。”
“他做得太好了，”瑞典佬说，“祛除了所有的磨难，使她的容貌复原。”她从镜子里再也看不到那些痛苦的痕迹。这是明智的行动：她从眼前直接将那东西除掉。
“但是她在等待，我看出来了，塞莫尔。一位母亲明白这类事情。也许你能从脸上抹去痛苦，可是你无法从内心抹去记忆。在那张面孔下面，可怜的东西在等待。”
“多恩并不可怜，妈。她是位勇士。她没有问题，她曾大踏步地走过来。”真的——在那一段时期，他坚强地忍受着痛苦，她却取得重大进展，靠的是发现它无法容忍，靠的是遭它打击、被它摧毁，靠的是自我彻底暴露。她不像他那样抵御打击，她承受打击，完全崩溃。她重新站起来时，便决定放弃自我。这里面没有不值得赞许的道理——首先放弃的是被那孩子攻击的面孔，然后是被那孩子攻击的房子。毕竟这是她的生活，她将让原来的多恩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这就是她最后要干的事。“妈，我们别谈这个。到外面去，我去升火。”
“不，”他母亲说，好像又要哭。“谢谢你，亲爱的。我在这里陪你爸爸看电视。”
“你看了一整天，到外面帮帮我。”
“不，谢谢你，亲爱的。”
“她在等他们询问尼克松，”他父亲说，“等他们把尼克松带上来，在他心窝钉上木桩，你母亲会快乐无比。”
“难道你不会吗？”她说。“他睡不着，”她告诉瑞典佬，“因为那可恶的家伙，他半夜里爬起来给他写信。有的信我要亲自审查，我不得不干脆阻止他那样干，说的话那么肮脏。”
“那个臭人！”瑞典佬的父亲恨恨地说。“那条凄惨的法西斯走狗！”带着令人可怕的威力，滔滔不绝的辱骂从他嘴里涌出来。这种针对美国总统的尖酸刻薄的话语，除了缺乏梅丽用来增大她仇恨的杀伤力的机关枪似的结巴外，即使在她最疯狂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厉害。尼克松解放了他，使他什么都敢讲——如同约翰逊解放了梅丽一样。似乎在他对尼克松的毫无保留的仇恨中，娄·利沃夫仅仅模仿了孙女对约翰逊的辱骂和厌恶。要想法抓住这狗杂种，抓住尼克松，一切都好办了。如果我们能给尼克松涂满柏油粘上羽毛，美国又会恢复正常，就不会有这些可恨的无法无天的东西，就不会有这些暴力、威胁、疯狂和仇恨。把他放进笼子，把骗子关起来，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伟大的国家恢复原来的样子！
多恩从厨房跑过来，看看出什么事了，不一会，大家都泪流满面，相互紧紧地搂成一团，在宽大的后走廊上哭了起来，似乎炸弹就安放在房子下面，现在被炸得只剩下这走廊了。瑞典佬束手无策，不知怎样去阻止他们或控制自己。
这家人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悲惨。他聚集所有力量来减轻那一天的恐怖带来的余震，以免自己崩溃——他下定决心使自己重新鼓起勇气。那是在他急匆匆地穿过隧道、发现自己的车还完整无损的在那里以后。他把车停在了风险极大的唐内克街。杰里在电话上给他沉重的打击，他还是以这种决心使自己第二次振作起来。他在停车场围栏的布条下，拿着车钥匙，第三次下定决心。他小心翼翼，虽痛苦万分还是装成坚不可摧，精心制作了充满自信的虚假外表。他决心保护所爱的人免受她杀的那四人的伤害——尽管这般煞费苦心，他还是出现口误，说什么“梅丽的大牛排加番茄”而不说“多恩的”，这会让他们感觉到某种无法控制的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晚上，除了利沃夫一家人，还有六位客人一同就餐。首先到达的是多恩的建筑师和妻子，比尔和杰西·沃库特，他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友好的邻居，就住在这条路上几英里远的沃库特家的老房子里。比尔·沃库特开始设计利沃夫家的新房子后，他们熟悉起来，成了常来聚餐的客人。沃库特家族很早以来就在莫里斯顿赫赫有名，有当律师、法官和参议员的。他是这里地界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现在表现的是新一代保守主义者的历史良知，沃库特领导人们斗争，却没能阻止287号州际公路穿越莫里斯顿的历史中心，但是成功地顶住修建喷气机机场的企图，因为那将毁掉大沼泽，它位于查塔姆的西边，县里许多野生动物都在那里。他现在着手的是努力使霍帕康湖[14]免受污染物的毁灭。沃库特汽车的保险杠上写着，“莫里斯，绿色、安宁和清洁。”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友善地在瑞典佬的车上贴了一张。“我们需要所有的援助，”他说，“抑制现代弊病。”当他得知新邻居来自城市，对莫里斯高地的乡间景色毫不了解，便自告奋勇地带他们到县里各地看看，结果花了整整一天，第二天还要继续。瑞典佬只好撒谎说他和多恩和孩子星期天早上必须到伊丽莎白去看岳母一家。
多恩当时就反对这次出行，沃库特那种有产阶级的举止在首次见面时就激怒她了。在他宽泛的谦恭礼仪中她发现有某种令人不安的自高自大的东西。她相信，在风度翩翩的年轻乡绅看来，她不过是故做风雅的可笑的爱尔兰人，一个学会了模仿诀窍的姑娘。她试着像那些比她优越的人一样行事，只是为了在闯入他家独有的院子时不会显得愚蠢滑稽。信心，那才是使她不安的东西，伟大的信心。是啊，她当过新泽西小姐，但是瑞典佬好几次发现她和常春藤联合会[15]那些身穿毛衣的富家子弟在一起。她那种怕人冒犯的自卫常常让人觉得奇怪。一接触他们，体会到等级差异的痛楚时，她就会觉得信心不足。“对不起，”她说，“我知道这只是我们爱尔兰人的怨恨而已，但我不喜欢被人看不起。”她的这种怨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表面上他很反感，却也感到自豪，认为自己的妻子可不是弱者——也让他不安和失望；他宁愿把多恩当做一位美貌超群、极具成就感、引人注目而不必感到怨恨的年轻女人。“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唯一区别”——她所说的“他们”指新教徒——“是我们这一边多喝一点酒。那也不算什么。‘我的凯尔特人新邻居，和她希伯来人丈夫。’我能听见他和其他头面人物这么说。只是我无法恭维他对我们卑微的出身的轻蔑。”
沃库特性格中主要的东西——她认为甚至不必和他谈话就很清楚——是他深知他和他的举止有多少上流社会的渊源，所以巡游的那天她非常愿意待在家里，独自照看婴儿。
她丈夫和沃库特八点正就朝着县的西北角斜插过去，返回时朝南沿着旧铁矿蜿蜒的山脊行驶。沃库特一直都在讲述十九世纪那些光荣岁月。当时铁矿业最重要，上百万吨从这块地里开采出来，从希贝尼亚、布恩顿直到莫里斯顿，这些乡镇和村子布满轧钢厂、铁钉厂、铸造厂和翻砂车间。沃库特把布恩顿的旧厂址指给他看，以前用于莫里斯—埃塞克斯铁路的车轴、车轮和铁轨都是这里造出来的。他还带他参观肯威尔的炸药公司的厂房，这里生产的炸药用于采矿、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还生产出梯恩梯炸药，或许还为政府在皮克提尼建立兵工厂铺平了道路，使人们在那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生产出大炮弹。1940年就在肯威尔的工厂发生过军火爆炸——死亡四十二人，由于人为的疏忽大意，起先还怀疑是外国特工或间谍作案。他开车带他沿着莫里斯旧运河西段走了一阵子，驳船从菲利浦斯勃格把无烟煤由此运到莫里斯的铸造厂。沃库特微微一笑，接着讲——让瑞典佬更为惊讶——从菲利浦斯勃格直接穿越特拉华州就是伊斯顿，而“伊斯顿，”他说，“就有为从旧里姆洛克来的年轻人服务的妓院。”
莫里斯运河东端的终点是泽西城和纽瓦克。瑞典佬孩童时代就听说过纽瓦克运河的尽头。他们上街时只要接近雷蒙德大道，他父亲就会提醒他，在瑞典佬出生时高街旁边还有一条真正的运河流过，就在犹太人的Y字形居民区附近，一直穿过现在宽阔的市内干道，也就是从佩恩站下面的布罗德大街到帕塞伊克大道，再连接到高速公路的雷蒙德大道。
在瑞典佬年轻的心里，莫里斯运河的“莫里斯”从不和莫里斯县联系在一起——那地方在当时似乎和内布拉斯加州一样遥远——而且只会想到他父亲最大的创业兄弟莫里斯。1918年，他才二十四岁，就成了一家鞋店的老板，和妻子一块经营——那是在渡口街的一个唐恩内克小门市。周围是贫穷的波兰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在接到陆军妇女队的战时合同使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出现在地图上之前，它是这家人最大的成就——莫里斯最终在流行性感冒发作时期突然去世。甚至在他们那天的巡游中，沃库特每次提到莫里斯运河的时候，瑞典佬便会首先想起他从不认识的死去的叔叔，一个他父亲非常想念的可爱的兄弟，这孩子以前也认为雷蒙德大道下面的那条运河是以他命名的。甚至当他父亲买下中央大街的工厂时（距离运河朝北流向贝勒维尔[16]的转弯处不到一百码，市里建在旧运河河道下面的地铁就从工厂的后面穿过），他依然把运河的名称和他家的奋斗史，而不是和州里更宏大的历史联系起来。
参观了华盛顿在莫里斯顿的司令部后——他在那里礼貌地装出从未看到过那些滑膛枪、炮弹、老式望远镜，如同纽瓦克四年级学生一样——他和沃库特往西南走了一程，来到莫里斯顿郊外一处可以追溯到美国革命时期的教堂公墓。战争中死去的士兵们被安葬在这里，另外还有二十七名士兵被安葬在同一墓穴里，他们是1777年春天流行乡间营地的天花病的受害者。在这些古老的墓碑中间，沃库特像上午在路上一样精通历史。那天吃晚饭时多恩问起沃库特带他走了些什么地方，瑞典佬笑道，“我花的钱很值得。这家伙是个活的百科全书。我一生中从未这么感到自己无知。”“很枯燥？”多恩问。“为什么，一点也不。”瑞典佬告诉她，“我们玩得很开心，他是个好人，很不错。比你第一次看见他所想的要好得多，与沃库特的关系要比以前的同学强。”他特别想起伊斯顿的妓院，但却谈到“革命时期的家庭”。“那不稀奇。”多恩说。“这家伙什么都知道。”他说，装做不在意她的嘲讽。“比如说我们去的那处旧墓地，它在最高的山顶，所以落在老教堂北面屋顶的雨水会向北流到帕塞伊克河里，最终进入纽瓦克湾，而落在南面的雨水则朝南流入拉里坦河的支流，最后到达新布伦兹维克[17]。”“我不相信。”多恩说。“那是真的。”“我才不信，不会到新布伦兹维克。”“哦，别像个孩子，多恩，这在地理上很有意思。”他故意加了一句，“非常有趣，”让她明白他一点也没有爱尔兰人的怨恨。这藏在他的心底，偶尔也在她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