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他在床上想道，等梅丽上学读书时，他要诱使沃库特同意带她同样去走这一趟，这样她会实地学习她长大成人的这个县的历史。他想让她看看，在世纪之交，从白宫来的铁路由哪里进入莫里斯顿，还运来杭特顿的果园的桃子。三十英里的铁路只是为了运输桃子。当时大城市里的那些富裕人家对桃子有一种狂热，他们会从莫里斯顿用船运往纽约。桃子专列。还不重要？天气晴朗时，七十车皮的桃子从杭特顿的果园拉来。在一场枯萎病将它们一扫而光之前，那里有两百万棵桃树。到时候他可以自己给她讲有关火车、桃树和枯萎病的事，亲自带她去看铁轨原来铺设的地方，不需要沃库特为他干。
“莫里斯县第一个沃库特。”沃库特在墓地指着一块经过风吹雨打的褐色墓碑告诉他。顶上刻有带翼的天使，墓碑紧靠教堂的后墙。“托马斯，来自爱尔兰北部的新教徒移民，1774年到达，参加过第二次塔伦顿战役，此役为华盛顿第二天在普林斯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我不知道这些。”瑞典佬说。
“他在莫里斯顿建立后勤基地，为大陆军的炮兵列车供应物资。他战后买下莫里斯顿一家铁厂，毁于1795年的山洪暴发，两次山洪暴发，那是1794年和1795年。他是杰弗逊强有力的支持者。州长布卢姆菲尔德的任命救了他的命，莫里斯县代理法官，法院院长，最后是县书记员，那就是他，坚定的、多子多孙的家族创始人。”
“很有意思。”瑞典佬说——有意思是指他当时觉得这里死一般的宁静。他很感兴趣是因为以前从未遇到这样的人。
“到这边来，”沃库特说，带着他往前再走了大约二十英尺，来到另一块刻有天使的浅褐色旧墓碑面前。靠近底部有一首难以辨认的四行押韵诗。“他的儿子威廉。他有十个儿子，一个在三十多岁时死去，其他人都长寿，遍及莫里斯全县。没有一个农民，都是治安法官、县治安官、不动产所有者、邮局局长。沃库特家的人到处都是，甚至在沃伦，还进入苏塞克斯。威廉富起来了，搞收费公路开发、银行业。新泽西州1828年的总统选举团成员，拥护安德鲁·杰克逊[18]。杰克逊获胜后，他得到很高的法官职位任命，在州最高法院。他从未当过律师，那时候没有多大关系，去世时是位受人尊敬的法官。看见这石头上的字吗？‘善良有用的公民。’这是他的儿子——在这里，这一个——他的儿子乔治，为格里高利·芬德利工作，后来成为合作者。芬德利是州立法委员，奴隶制问题迫使他加入共和党……”
瑞典佬告诉多恩，也不管她是否愿意听——不，她才不想听——“这是美国历史的一课。约翰·昆西·亚当斯[19]、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伍德罗·威尔逊[20]。他祖父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同班同学，在普林斯顿。他告诉我那个班级的事，我现在忘了。1879年？我记的日子太多，多尼。他给我讲了一切。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山顶教堂后面的墓地到处走走。有点意思，上了一堂课。”
然而，一次足也。他尽量注意倾听，心里一直在想沃库特家的人在大约两个世纪里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尽管沃库特每次提到“莫里斯”时指的是莫里斯县，瑞典佬总认为“莫里斯”指的是莫里斯·利沃夫。他不记得一生中其他时候比此时在感情上更像他父亲——而不像父亲的儿子，只像父亲——他在这些沃库特家人的墓地里走来走去。提起祖先，他们家无法和沃库特家相比——他们大概用两分钟就可以把祖先的事讲完。追溯到纽瓦克以前，追溯到原来的国家，没有谁知道什么。没来到纽瓦克的时候，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或有关他们的事情，以及他们以哪种方式谋生，更别提他们为谁投票。可是沃库特能拉出一长串先辈，没完没了。对于利沃夫家的人来说，进入美国每走一步，前面就有另一步要走，然而这家伙早在那里了。
那就是沃库特为什么要故意强调的吗？是想把多恩谴责他的那些东西搞得更清晰，他只对你笑笑就明白无误地表现出的东西——只是要显示出他是谁，而你不是？不，那种思维不太像多恩的方式，倒像他父亲的。犹太人的怨恨和爱尔兰人的怨恨一样糟，还会更糟。他们没有离开这里，陷入到那一类东西里面。他自己也不是常春藤联合会名牌大学的学生。他同多恩一样，是在东奥伦奇低级的乌普萨拉学院接受的教育，原以为“常春藤联合会”是某种衣服的牌子，后来才明白它和大学有关。情形一点一点地清晰起来，当然——那是一个非犹太人的世界，建筑物上挂满常春藤，那些人口袋里有钱，穿着打扮有某种风格。不接受犹太人，不了解犹太人，也许还不那么喜欢犹太人。也许他们不喜欢爱尔兰天主教徒——他应该相信多恩的话，也许看不起他们。但是沃库特还是沃库特。人们应该按照他自身的价值衡量他，而不是按照“常春藤联合会”的价值办。只要他对我很公正和尊敬，我也这样对待他。
他想，从这些东西得出的结论是这家伙谈起历史来会令人心烦。瑞典佬不愿再想这些，还是等其他人去证实吧。他们没有去了解山对面的邻居，他们甚至看不见邻居的房子——他们到过那边，就像他对母亲开玩笑说过那样，“我想占有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其他人举家离开纽瓦克时，都搬到梅普尔伍德或者南奥兰治郊外舒适的街区。相对而言，他们却搬到边界上。他和陆战队员在南卡罗来纳的那两年里，常常激动不已，“这就是以前的南方，我到了梅森—狄克森分界线以下[21]。我到南方啦！”可是他不能从南方赶过来上班，只能跳过梅普尔伍德和南奥兰治，跃过南山保留地，继续前行，尽可能地走到新泽西的西边，但还是要保证在一个小时内能赶到中央大街。为什么不？一百英亩的美国土地。大地被砍伐干净，原先并不是为了农业，而是为了给以前那些铁厂提供木材，它们每年要消耗一千英亩土地上的树木。（女房产商几乎和比尔·沃库特一样熟悉本地历史，同样乐于讲述给来自纽瓦克街的潜在买主。）仓库、水车贮水池、水车用水流、磨坊屋基遗址，这里当时给华盛顿的军队提供过粮食。房子后面不远有一处废弃的铁矿。革命刚结束时，原来的木结构房子和那家锯木厂被烧掉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一幢——根据刻在地窖门上方石头上和前厅房角大梁上的日期，这房子建于1786年。外墙是用从革命军以前在这些山上的营地炉灶收集来的石头砌成。这正是他常常梦想到的石头房子，以前用做厨房、现在成了餐厅的那一面有复斜屋顶。壁炉与他所见过的完全不同，大得足以烧烤一头公牛。外面嵌着烤炉门，可以用吊架将铁壶挂在火上，一根十九英寸高的过梁有十七英尺长，横跨整个房间。其他房间还有四个较小的壁炉，都能使用。原来的烟囱、木质的雕刻和铸铁，在一百六十多年来层层油漆后几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等人们去维修和揭示。中间走廊有十英尺宽。楼梯栏杆和支柱是用浅色条纹的虎槭木雕刻而成——据女房产商讲，虎槭那时在这里很少见。上下两层的楼梯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共八个房间，加上厨房，还有宽大的后走廊……为什么不能是他的？为什么不可以拥有？“我不想紧挨着别人住。我那样住过，我就是那样长大成人的。我不想从窗户看到的是楼梯——我想看到土地。我想看到小溪到处奔流。我想看到牛群和马群。开车过去，就能看到瀑布。我们不用像其他人那样生活——我们现在可以按自己所想的方式生活。我们这么做了，没有谁阻止我们。他们做不到。我们结婚了。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做任何事。多尼，我们是自由的！”
然而，想这么自由也不是毫无痛苦，他们有来自父亲的压力。他要他们在南奥兰治郊区纽斯特德开发区买一幢现代住房，里面一切东西都是崭新的，而不是一座老朽的“陵墓”。“你不可能给它供热。”娄·利沃夫那个星期六第一次看见这巨大、空旷的带出售招牌的旧石头房子时便预言道。房子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中间，离最近的火车站，莫里斯顿的拉克万纳站，也有十一英里。有淡黄色藤条座椅、带屏风门的绿色列车从这里把人们一直运到纽约。附带一百英亩土地、一座快散架的仓库和一座倒塌的磨房，等待出售快一年了，它的卖价大约只是在纽斯特德两英亩土地上的建筑的一半。“给这地方供热要花你一大笔钱，可你还会冻死。下雪天，塞莫尔，你怎么去乘火车？在这些路上，你走不了。不管咋说，他究竟为什么需要那块地？”娄·利沃夫质问瑞典佬的母亲，她正站在两个男人的中间，尽最大努力不参与他们的谈论，只注视着路边的树梢。（或者说，瑞典佬是这么想，后来他才知道，她当时在徒劳地寻找路灯。）“你准备拿这些地干什么？”他父亲问他，“供养饥饿的亚美尼亚人？你知道什么？你在做梦。我怀疑你是否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让我们坦率地谈谈——这是个狭隘的、偏执的地区。二十年代此处的三K党十分猖獗。你知道吗？三K党。就在这里，人们在房子上点燃十字架。”“爸，三K党已经不存在了。”“哦，不存在？这里是顽固的共和党人的新泽西，塞莫尔。这里从头到脚都是共和党人。”“爸，艾森豪威尔[22]是总统——全国都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当了总统，罗斯福已经死了。”“是啊，罗斯福在世时，这里也是共和党的。新政时期都是共和党的[23]。想想这个吧。这里的人为什么恨罗斯福，塞莫尔？”“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民主党嘛。”“不对。他们不喜欢罗斯福，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那就是他们搬到这里从头开始的原因。他们不喜欢罗斯福，是因为他让自己适应这些新来的美国人。他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并尽量给予帮助。可这些杂种才不这样。他们对犹太人一天也不让。儿子，我说的就是这些顽固分子。谈的不是正步走——而是仇恨。这就是怀恨在心的人们的地方，就在这里。”
答案是纽斯特德。在纽斯特德他不会有一百英亩地的头疼，在纽斯特德有顽固的民主党。在纽斯特德，他可以和家人一起生活，周围是年轻的犹太人夫妇，孩子可以和犹太人朋友一块长大。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也近在咫尺，从南奥兰治大道直接进来，只需半个小时……“爸，我开车到莫里斯顿只要十五分钟。”“要是下雪，你就不行了。要是遵守交通规则，你就不行了。”“我坐八点二十八分的快车，八点五十六分就到布罗德大街，步行到中央大街，九点过六分就开始工作了。”“下雪呢？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火车停了呢？”“经纪人坐这列火车上班，还有到曼哈顿的律师、商人、有钱人。不是牛奶车——不会停的。早班车上他们有豪华车厢，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不是边远山区。”“你本来可以瞒过我。”他父亲回答道。
可是瑞典佬像以前的拓荒者，没人能劝阻。父亲认为不切合实际和不明智的东西在他看来，却是勇敢的行为。与娶多恩·德威尔差不多，买下那幢房子和那一百英亩地，搬到旧里姆洛克住，也是他做过的最大胆的事。父亲认为是火星那样遥远的东西，对他而言就是美国——他似乎在革命时期的新泽西安下家来。在旧里姆洛克，开门就看到整个美国。他喜欢这个主意。犹太人的怨恨、爱尔兰人的怨恨——见鬼去吧。一对二十五岁的夫妇，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需要他们极大的勇气到旧里姆洛克。他听说皮革业有过好几个强壮、聪明、有天赋的小伙子被他们的父亲打垮了，他决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爱上了老头子也爱的这一行，取得了长子继承权，现在要更进一步，住在想住的地方。
不，我们不想承受任何人的怨恨。我们离那些怨恨有三十五英里远。他说的不是人们很容易跨越宗教的界限，也不是指没有歧视——他会像陆战队训练营新兵一样去面对它，好几次都迎头而上，把它顶下去。她也与喧嚣的反犹主义发生过摩擦，那是在大西洋城的盛会上。她的女伴不屑地提到1945年，那次是贝丝·麦耶森当选美国小姐，她将其称为“犹太姑娘获胜的一年”。小时候，她听到很多人们对犹太人的随意的挖苦话，但大西洋城才是真实的世界，使她惊讶。那时候她不愿提起这些，她担心他会对她翻脸，责备她那么礼貌地保持沉默，而不让那愚蠢的女人打住。特别是她的女伴还说，“我承认她很漂亮，可是怎么说也让那次盛会非常难堪。”那也不起作用。多恩不过是参赛者，才二十二岁——她能说什么或做什么？他的观点是根据他们的亲身经历，两人都清楚这些歧视确实存在。在旧里姆洛克，宗教的分歧不会像多恩现在遇到的那样难以应付。如果她能和犹太人结婚，就肯定能做新教徒的友好邻居——绝对行，只要她丈夫能办到。新教徒不过是另一种叫法。也许他们在她长大的地方很少——他们在他长大的地方也很少——可碰巧的是，他们在美国不少。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他们就是美国。如果你不坚持母亲信奉的天主教优越，我不坚持父亲信奉的犹太教优越，我敢肯定，我们会发现许多人也不坚持他们父母信奉的新教优越。再也不会有谁支配别人。那是战争的起因。我们的父母不是适应了机遇，而是适应了战后世界的现实，人们在此可以和谐地生活，各种各样的人相处在一块，而不管他们的出身怎样。这是新的一代，不必考虑任何人的怨恨，他们或者我们。上层社会也并不可怕，只要你熟悉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也是想这样生活下去的人。让我们理智地对待这些东西。
后来证明他再也不必那么煞费苦心地劝多恩少谈沃库特的事。郊游后，沃库特没有打搅他们的生活。多恩提到时，称之为“沃库特家族墓地游”。再没有像沃库特家和利沃夫家以前那种社交活动，甚至偶尔的交友也不多。尽管瑞典佬星期六上午还在沃库特家后面的牧场露面，参加每周一次的触身式橄榄球赛[24]，有沃库特的本地朋友和其他像瑞典佬一样的小伙子，还有退伍军人，他们带着新组成的家庭源源不断地从艾塞克斯县周围涌向这片开阔地。
他们中有一位眼镜商，名叫巴克·鲁宾森，矮个子、肌肉强健、内八字脚，有着天使般的圆脸。他曾当过山坡高中的四分卫替补队员，他们队在感恩节的比赛中是威夸依克的传统对手，那是在瑞典佬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巴克·鲁宾森来的第一周，瑞典佬就在旁边听他讲起瑞典佬·利沃夫高中时的事情，扳着手指数道，“全城注意的是足球，全城、全县的中心是篮球，全城、全县、全州垒球的一垒手……”瑞典佬平常会觉得这是人们对他的敬畏，可是这么露骨的说出来，在这种环境，完全不合他的秉性。他来此只想表示身为邻居的好意，只想和其他人一样玩玩球就行，他似乎并不在意站在那里忍受巴克的过分热情的是沃库特。他并未与沃库特吵过架，也没有任何理由，然而看到他平常喜欢作为一个谦逊的人隐藏起来的一切，被巴克这么动情地揭示给沃库特，觉得心里比想像中的还舒坦，几乎有一种自己毫不察觉的令人满足的欲望——复仇的欲望。
一连几个星期，巴克和瑞典佬到了一个队里，新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其他人只知道新邻居是叫塞莫尔，巴克一有机会就叫他瑞典佬。哪怕其他人空闲在那里，拼命挥手——瑞典佬还是巴克所能看到的接球手。“大个子瑞典佬，来啊！”只要瑞典佬回到人群，刚刚接过鲁宾森一次传球，他还是会叫喊起来——大个子瑞典佬，高中毕业后没有谁这样叫，除杰里以外，然而杰里喊起来总带着嘲讽。
一天，巴克搭瑞典佬的便车到附近的修车厂，他的车正在那里修理。他们坐在一起，巴克突然宣布道，他也是犹太人，他和妻子最近才去一个莫里斯顿的教堂。他说，在这里，他们才和莫里斯顿的犹太人社区的联系逐渐多起来。“在一个非犹太人的城镇，知道自己附近有犹太朋友会觉得有人大力支持你。”巴克对瑞典佬这么说。虽然不大，莫里斯顿这个社区却是个出名的犹太人社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内战以前，里面有好几位在镇上影响很大的人物。其中一位是莫里斯顿纪念医院的理事——通过他的不懈努力，两年前第一批犹太人医生被邀请成为该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也是镇上最好的百货商店的老板。成功的犹太家庭在西大街这些灰泥房子里已经住了五十年，尽管总的说来，人们并不认为这地方对犹太人特别友好。孩童时代，巴克被家人带到自由山，那是附近山区里的度假小镇，每年夏天他们在那里的里贝曼饭店住上一个星期，巴克就是在那里突然爱上莫里斯乡间的美景和宁静的。不用说，在自由山，犹太人玩得开心：十家，十一家大饭店都是犹太人的，成千上万的夏季游客全是犹太人——度假者自己开玩笑地称这地方是“弗里德曼山”。如果你住在纽瓦克、帕塞伊克或者泽西城的公寓里，到自由山住上一周就如同进了天堂。莫里斯顿虽然非犹太人居多，但还是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律师、医生和股票经纪人的社区。巴克和他妻子喜欢到社区看电影，喜欢那些商店，好极了。他们也喜欢那些漂亮的建筑，犹太店主们在那条斯比德大街上挂满霓虹灯。然而，瑞典佬知道战前自由山的高尔夫球场标志上画着纳粹党十字架吗？他知道三K党在布恩顿和多佛尔举行过集会，那些村民、工人、三K党党员聚在一起吗？他知道人们在草地上焚烧十字架，距离莫里斯顿的绿地还不到五英里吗？
从那天起，巴克总是尽量抓住瑞典佬，他本来就是非常值得一抓的人物。他拉他去参加莫里斯顿犹太社区的活动，即使不马上进入会堂，至少也要他到教会联赛打篮球，参加会堂支持的球队。鲁宾森的使命激怒了瑞典佬，就像他母亲当年那些做法一样。多恩怀孕几个月后，她令人惊讶地问他是否应该在孩子出生前，让多恩改变信仰。“妈妈，一个自己都觉得信奉犹太教没什么意思的人，是不会要求妻子皈依的。”他一生中对她从未这般严厉，他也很伤心，她走开时眼泪都快流出来。那天他拥抱了她许多次才使她明白，他并未和她“生气”——只是想表明他已是个成人，有成年男子的一些特权。现在他和多恩谈起鲁宾森——那天晚上他们躺在床上谈了很多关于他的话题。“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那种东西，我其实从来就没有。过去常常和父亲一块参加那些节日庆祝，根本不理解它们的含义。即使看见父亲在那里也不懂什么。那不是他，也不像他——他朝着他不想鞠躬的东西鞠躬，那是连他都弄不懂的东西。他是为了祖父而鞠躬的。我不理解那些东西中有哪一件与他作为一个男人有关。手套厂的事才与他作为一个男人有关，这谁都清楚——那一切东西。父亲谈起手套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信这玩意的？你应该听到他讲过。如果他了解皮革与了解上帝一样少，这个家早就落到贫民窟了。”“喂，巴克·鲁宾森没有谈上帝，塞莫尔。他想做你的朋友，”她说，“不过如此。”“我在猜。可是我对那东西毫无兴趣，多尼，从我记事起就这样。我从来都不懂。谁懂？我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我走进犹太教会堂，感到一切都陌生，总是如此。小时候进希伯来人学校，我待在教室里总是急不可待地想到球场玩。我认为，‘如果在这房间里再多待一会，我就会病倒。’那些地方有不健康的东西。不管哪里，只要靠近那些地方，我知道都不是我待的。从少年时代起，工厂才是我想的地方。从幼儿园起，球场就是我想的地方。而这里是我第一眼就看上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住在自己想的地方？我为什么不能和自己想的人在一起？这不是这个国家的意义所在吗？我要住在我想的地方，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这才是做个美国人——不是吗？我和你在一起，和孩子在一起，白天在工厂，其他时间在这里，这就是我在世界上想的地方。我们占有一块美国的土地，多恩。就是再努力也不会比这更幸福。我做到了，亲爱的，我做到了——我做到了我一生该做的！”
有一段时间瑞典佬没去玩触身式橄榄球，省得自己总要岔开巴克·鲁宾森有关犹太会堂的话题。和鲁宾森在一起，他的感觉不像和父亲在一起——但与和沃库特在一起差不多……
不，不。你知道他觉得真的像谁？不是在他偶尔作为巴克·鲁宾森的接球手的每周那一两个小时里，而是在其他时候觉得像谁？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当然：他二十六岁了，刚当上父亲，人们会嘲笑这种孩子气。他自己也在嘲笑。这是你牢记心中的孩提时代的东西之一，不管你多大了。他在旧里姆洛克觉得很像的是约翰尼·阿普瑟德[25]。谁关心比尔·沃库特？伍德罗·威尔逊认识沃库特的祖父？托马斯·杰弗逊认识他祖父的叔叔？别提比尔·沃库特。约翰尼·阿普瑟德，那才是我要的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爱尔兰天主教徒，不是新教教徒——不，约翰尼·阿普瑟德只是个快乐的美国人。个头高大、脸色红润、幸福快乐，也许不太聪明，但不需要那么聪明——做个伟大的漫游者就是约翰尼·阿普瑟德的全部心思。完全的肉体上的快乐，迈开大步，提着一袋种子，带着对大地景色的无比热爱，无论走到哪里便播下种子。多美的故事啊。四下看看，到处走走。瑞典佬一生都喜欢这故事。谁写的？没有谁，就他所知。他们只是在小学里学过。约翰尼·阿普瑟德，到处种苹果树。那一袋种子。我喜欢那只口袋。也许那是他的帽子——他把种子装在帽子里？没关系。“谁教他做的？”梅丽问他，她已经长大些了，喜欢在睡觉前听故事——虽说还是个婴儿，你想给她讲别的故事，比如只装桃子的火车的事，她会叫喊，“约翰尼！我要听约翰尼！”“谁教他的？没有谁教他，亲爱的。你用不着教约翰尼·阿普瑟德种苹果树。他自己要干的。”“谁是他的妻子？”“多恩。多恩·阿普瑟德。那就是他的妻子。”“他有孩子吗？”“他当然有孩子。你知道她的名字吗？”“什么？”“梅丽·阿普瑟德！”“她把苹果种子种在帽子里吗？”“她当然种。她不是种在帽子里，亲爱的，她是把它们装在那帽子里——然后她再撒下它们。越远越好，她把它们扔出去。她到处撒下种子，随便落到哪里的土地上，你知道会怎样？”“怎样？”“一棵苹果树长起来，就在那里。”每次他走进旧里姆洛克的村子，他都控制不住自己——周末的第一件事，就是穿上靴子，走五英里山路到村子里去，再走五英里山路回来。早晨很早就去走这一趟，只是为了取星期六的报纸，他忍不住——他想，“约翰尼·阿普瑟德！”那种乐趣。那种单纯的、轻快的、不加控制、迈开大步的乐趣。他不管是否再去打球——他只想出去，迈开步子走走。似乎球类活动为他扫清障碍，能够这样做了，一小时之内大步流星地来到村子，在百货店买份拉克万纳版的《纽瓦克新闻》。店门前只有一台索罗可加油机，农产品用盒子和粗麻布口袋盛着，放在台阶上。五十年代只有这一家商店。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哈姆林的儿子诺斯从父亲手里接过来就没有什么变化——他们卖洗衣板和浴缸。外面挂着一块弗罗斯特软饮料的招牌，另一块是钉在墙板上的弗雷奇曼酵母片的招牌。还有匹兹堡油漆的，甚至在外面有一块上写着“锡拉丘兹犁头”，是当年这商店兼卖农具时就挂在那里的。诺斯·哈姆林记得早在他童年的时候，马路对面有一家车匠店。他还记得望着四轮马车滚过斜坡掉进冰冷的溪水里，也记得那时后面有一家酒厂，是众多酿造本地著名的苹果白兰地的酒厂之一，只是在禁酒法案通过后才关闭。商店后面只有一个窗口，那就是美国邮政——窗口和三十个左右带号码锁的柜子。哈姆林百货店里面有邮局，外面有告示牌、旗杆和加油机——成了以前农庄社区的集会地。从沃伦·迦玛列·哈定[26]的年代就是这样，诺斯那时当上老板。街的斜对角，就在以前的车匠店旁边，是一个六间房的校舍，也是利沃夫的女儿上的第一所学校。孩子们坐在商店前的台阶上，你的姑娘可以和你在此约会。一个聚会处，一个迎接客人的地方。瑞典佬喜欢这里。他熟悉的《纽瓦克新闻》上面有一个专栏，在第二版，标题为“拉克万纳一带”。甚至这也让他高兴，不只是能在家读报了解莫里斯的本地新闻，拿在手里带回家就让他开心。“拉克万纳”这个词里里外外他都喜欢。他在前面柜台上拿起报纸，玛丽·哈姆林在上面潦草地写着“利沃夫”。如果需要，再买一夸脱牛奶、一条面包、一打由上边保罗·哈姆林的农场运来的新鲜鸡蛋，对老板说声“喂，拉塞尔”就转身，迈着大步回家。他一路经过自己喜欢的白色牧场围栏、绵延起伏的草地、玉米地、萝卜地、仓库、马群、牛群、水塘、小溪、泉水、瀑布、豆瓣菜、奔流、草坪、大片大片的树林，他对所有这些东西有一种乡村新定居者对大自然天生的热爱。他走近自己所爱的百年树龄的枫树、坚固的旧石头房子——走过时还装出到处播撒苹果种子。
有一次从楼上的窗户，多恩看见他从小山脚走近房子，正在这样做，用力抛出去，抛出去时似乎不像投球或挥动球拍，倒像从购物袋抓出一把把的种子，用力撒到这块有丰富历史的土地上，和比尔·沃库特一样，他把这里看成自己的了。“你在那里练习什么？”她取笑地说。他闯进屋来，由于这种活动，看起来非常英俊，大个头、性感、脸色红润，如同约翰尼·阿普瑟德本人，身上好像发生了某种奇迹。人们举起酒杯为某个年轻人祝福时，他们说，“祝你身体健康，好运常来！”他们心中想像的情景——或者说他们应该想到的——是一个尘世间人类标本，正是这种无拘无束的男子汉形象。他兴高采烈地冲进卧室，发现独自一人待在那里的是只小巧玲珑的动物，他的妻子，剥去了少女的束缚，完完全全、满心欢喜地属于他。“塞莫尔，你在哈姆林店里干什么了——学芭蕾舞？”轻松，太轻松了，他用那双防护大手将一百零三磅重的她从地板上举起来。她身穿睡衣赤脚站在那里，他用奇大无比的力气把她紧紧抱住，他似乎想团在一起，捆在一起，成为牢不可破的整体，一个了不起的、新的、无可挑剔的存在，美国新泽西州旧里姆洛克阿卡狄山路的身为丈夫和父亲的塞莫尔·利沃夫。他在路上做的事情——似乎是一种可耻的或浅薄的行为，他不能让自己曝光，甚至对多恩也不能忏悔——这是在和自己的生命做爱。
至于他与年轻妻子生理上的亲密程度，他实际上更加小心翼翼。周围有人时他们显得一本正经，没有谁猜出他们的性生活也是如此。在多恩之前，他从未和约会的任何人睡过——在陆战队时和两名妓女睡过，那实际上算不了什么。只是他们结婚后才发现他是多么地充满激情。他有巨大的耐劲和力气，她的娇小与他的魁梧是两人的长处，他将她举起的那种方式，在床上和她在一起时的他身体的那种粗大，似乎刺激了他们两个。她说，做完爱他进入梦乡后，她感到自己好像在和一座山睡觉。有时她激动不已，觉得自己睡在一块巨大的岩石旁边。她躺在他身下时，他使劲地插入和抽出，同时也支撑住自己以免压碎她。由于他的耐力和干劲都不错，他能坚持很长时间却一点不累。他一只手就能将她拎起来，让她膝头着地转圈，或者使她坐在他膝上轻松自如地移动她这一百零三磅。他们结婚好几个月后，她达到性高潮时开始喊叫。高潮总来，她总在叫，可他却不知咋办？“怎么啦？”他问她。“不知道。”“伤着你啦？”“没有。我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也许是精液吧，你射进我里面就让我流泪了。”“可我没伤着你。”“没有。”“使你快乐吗，多尼？喜欢吗？”“喜欢。这有点……能达到其他东西都不能达到的地方。那就是眼泪所在的地方。你接触到我那个部位，其他东西都不行。”“好吧，只要不伤着你就行。”“没有，没有。只是有些奇怪……有些奇怪……奇怪的是不再孤独。”她说。只是在他第一次落在她身上时，她才停止喊叫。“你没这样叫过。”他说。“这完全不同。”她应道。“怎么？为什么？”“我猜……不知道。大概我又感到孤独。”“想我停下来？”“哦，不。”她笑了，“完全不用。”“好吧……”“塞莫尔……你怎么知道这么干的？以前干过？”“从来没有。”“你为什么要干？告诉我。”他无法解释她说的东西，所以就没有解释。他一心想做点别的，于是一只手抬起她的臀部，举到自己的嘴上。将脸凑到那里，动起来。他从来没有在那里干过。心醉神迷地一块干，他和多恩。当然，他没有理由相信她居然这样为他干，可是有个星期天的早晨，她真的做了。他不知该怎么看。娇小的多恩，用美丽的小嘴唇含住他。他惊呆了，他们都如此，这是两人的禁忌。从此，这样干了许多年，再没停止。“你身上有某种让人心动的东西，”她悄悄对他说，“特别是你到了不能控制的时候。”让她如此心动，她告诉他，这个非常克制、心地善良、彬彬有礼、很有教养的男人，总是这么善于运用自己的力量。他掌握着巨大的力量，而内心却没有暴力，哪怕有时他越过界限无法回头，越过任何人对任何事情感到尴尬的那个点，已经到了无法对她评判，或者认为她大概是个坏女孩，这么渴求他给予，他自己也想，在快要达到让人大叫的性高潮的最后的三四分钟……“这让我感到自己女性十足，”她告诉他，“使我觉得非常有力……两种感觉都有。”做完爱，她从床上爬起来，头发凌乱、脸色晕红、头发飘落得到处都是，眼上的化妆污成一团，嘴唇肿胀，走进卫生间小便。他会跟着她，等她擦干净后将她从马桶上抱起来，在卫生间的镜子前两人看看自己的模样。她会和他一样感到惊讶，不是发现自己有多漂亮、性交弄得她看上去有多漂亮，而是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副模样。社会性的面孔消失了——这才是多恩！但是这一切是人们不知道的秘密，只能如此。特别不能让孩子知道。有时多恩赤着脚跟在牛群后面走了一天，他会在晚饭后拖着椅子到她面前替她搓脚，梅丽会做鬼脸，还说，“喂，爸爸，真恶心。”那是他们当着她的面真正有所表示的唯一的事情。感情方面其他的东西是孩子们通常从自己父母身上能看到的，如果不继续下去的话他们会想念。他们在卧室里的生活是个秘密，女儿也不比其他人更了解。就这么持续下去，多年如此，直到那颗炸弹爆炸，多恩也住进医院。她出院后，那种事也就停止了。
沃库特娶了他祖父的公司律师的孙女，那是芬德里的沃库特，一家莫里斯顿的公司，他一直希望进入这家公司。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谢绝了到哈佛法学院工作的机会——普林斯顿和哈佛法学院花了百多年时间才有机会教育一个沃库特家的孩子——他却与自己出身的这个世界的传统决裂，搬到曼哈顿一家低级的画室，成为一名抽象派画家，一个新人。在交通繁忙的哈得逊街肮脏的窗子后面，经过三年令人沮丧的狂热绘画后，他娶了杰西，回到泽西城，开始在普林斯顿钻研建筑学。他从未完全放弃艺术家的梦想，虽然他的建筑工作——主要是在莫里斯县的富人区修复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老房子，从萨默塞特、亨特顿县一直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县，将旧仓库改建成雅致的乡间房屋——使他愉快地忙碌着，他还是每隔三四年都在莫里斯顿的一家画室举办自己的画展，还讨好似的邀请利沃夫家的人参加开幕仪式，他们也总会到场。
在任何社交场合瑞典佬都不会像站在沃库特的画前这样难堪。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告诉你，这些画受中国书法的影响，可在他看来却什么也不像，甚至不像中国的。从一开始，多恩就发现它们有“思想煽动性”——对她而言，它们表现出比尔·沃库特最不可能的一面，一种她以前连一点迹象都没有看出的敏感性——然而这画展引起瑞典佬想得最多的是，他应该在一幅画前假装看多久方可移到下一幅。他真正想做的是倾过身子，看看每幅画旁边贴在墙上的题名，认为它们也许有点帮助，但是当他这么做时——尽管多恩告诉他不要那样，拉住他的上衣，轻声说，“忘了它们，看画。”——他只觉得比看画还要难受。《作品16号》、《图6号》、《冥思11号》、《无标题12号》……画布上只有一抹长长的灰色的污痕苍白地画过白色的背景，看起来似乎沃库特并不想画画，只想将它擦掉？参考画室夫妻俩所写的标注和小册子上的画展说明，也没有多大作用。“沃库特的书法是如此的有力，其外形消解。在其自身能量的光辉之中，笔画也将自己融化……”一个像沃库特这样的家伙，对大自然并不陌生，对这个国家的伟大历史剧情也很了解，究竟为什么——一个了不起的网球手——究竟为什么要画这些一钱不值的画？瑞典佬不得不认为这家伙还不是个冒牌货——一个像沃库特这样受过教育、如此自信的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去把自己打扮成冒牌货？——由于自己对艺术了解不多，他只好暂时将这种疑惑搁置一旁。瑞典佬有时也许会接着想，“这家伙有毛病，有某种极大的不满，这个沃库特没有得到他想的东西。”但是瑞典佬也会读读那本小册子之类的东西，觉得他不知说的什么。“格林威治村的那些岁月已过去二十年了，沃库特雄心依旧：他创造出，”小册子上接着写道，“一种个人对具有普遍意义的各种主题的表现形式，这些主题包括展示人类状况的持续的道义上的困境。”
读着小册子，瑞典佬从未想到这些画上的含义那么多，因为它们如此空洞，因为画中一无所有，你反而可以认为它们画出了一切——所有这些辞藻只不过以另一种方式说明沃库特平庸，不管他多么认真地尝试，却根本无法为自己打造出艺术气质，或者说，在这一点上，有关这种气质的严格定义在他出生时就束缚了他。瑞典佬也没有想到，他是对的，这个家伙看起来自以为是，好像完全适应了他居住的地方和周围的人们。这可能漫不经心地泄露了他的秘密，实际上他不合时宜，并且有一种多年来的欲望，他根本不懂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只知道稀奇古怪地画一些看起来什么都不像的画。很显然，他最好的表达自己渴望的方式就是这种东西。可悲，然而不管怎样可悲，也不管瑞典佬问了还是没问，是否了解这位画家都不要紧。多恩带着新面孔从日内瓦回来一个月后，这种表现普遍意义各种主题、展示人类状况的画中的一幅，终于挂到利沃夫家客厅的墙上。这让利沃夫感到有点可悲。
沃库特一直想从《冥思27号》中抹去的是一束褐色的条纹，而不是灰色的，背景淡紫色，也不是白色。按多恩的说法，那些黑色标志着画家形式上的革新。她对他这样解释，瑞典佬不知该怎样回答，对“形式主义”也没有兴趣，只是勉强说“有意思”。他小的时候，家里从不在墙上挂艺术品，更别说“现代”艺术——他的家并不比多恩家有更多的艺术。德威尔家有宗教绘画，那些东西也许可以说明多恩为什么突然成了“形式主义”的鉴赏家：一种隐藏起来的有关成长的尴尬。在多恩和她兄弟的相框旁边，只有圣母玛丽亚和耶稣心脏的画。这些有欣赏水平的人，都在墙上挂着现代艺术作品，我们也要在墙上挂现代艺术作品，把形式主义的东西挂在墙上。不管多恩怎样否认，这里不是有某种东西出现吗？爱尔兰人的嫉妒？
她直接从沃库特的画室买回这幅画，刚好花掉他们买牛犊康特时的所用的一半钱。瑞典佬对自己说，“忘掉那笔钱，一笔勾销——你不能把一头牛当做一幅画。”就算这样，他也努力控制自己的不满，看着《冥思27号》挂在他亲爱的梅丽的像原来的位置，痛苦地想到这多少也有点像留着金色刘海、光彩照人的孩子，她那时才六岁。那是纽霍普一位快活的老绅士为他们作的油画。他在画室里身穿工作服、头戴贝雷帽——耐心地用温酒招待他们，给他们讲自己在卢浮宫临摹的学画经历——他到他们家来了六次，叫梅丽坐在钢琴旁边让他画。那幅画连镀金的画框只花了两千块钱。可是瑞典佬听说，如果他们从画店买《冥思27号》，要多给百分之三十，这是沃库特少收的，五千美元还算便宜。
他父亲看到这幅新画时，他的评价是，“这家伙要了你多少？”多恩极不情愿地答道，“五千块。”“第一件衣服就花了这么多钱，将画成什么？”“什么？”多恩酸酸地答道。“啊，还没画完，我希望它还没有……是吧？”“还没有‘完成’的，”多恩说，“是思想，娄。”“是吗？”他再看。“啊，如果这家伙真想完成它，我可以告诉他怎么画。”“爸，”瑞典佬说，想制止进一步的批评，“多恩买它是因为她喜欢。”其实他也想告诉这家伙该怎么画完（也许在言辞上和父亲心里想的差不多），他很不情愿挂上多恩从沃库特那里买来的任何东西，只是她已经买了。不管是不是爱尔兰人的嫉妒都行，这幅画是另一个迹象，表明她心中生存的欲望超过了死亡的打算，那曾经使她两次住进精神病院。“那幅画是狗屎，”他事后对父亲说，“那东西是她想要的。是她需要的东西。”他警告他，自己感到——很奇怪，就算有一点挑拨吧——快发怒了，“请别再提那幅画。”娄·利沃夫就是娄·利沃夫，他再来旧里姆洛克时，第一件事便是走到那幅画前大声说道，“知道吗？我喜欢这东西。我开始习惯它了，我实际上喜欢它。瞧，”他对妻子说，“看看这家伙怎么没画完。看见了吧？模糊的地方？他有意画的，那叫艺术。”
沃库特的货车后面放着利沃夫家新房子的纸板模型，准备晚饭后给客人展示的。草图和图纸已经在多恩的书房里堆放了几个星期。其中一张表上，沃库特标出一年中每月第一天，阳光以怎样的角度射入窗子。“充足的阳光。”多恩说。“阳光！”她叫道，“阳光！”要是不这么残忍地直接表露出来就好了，这真正衡量出他对她遭受磨难的程度和她所设计的解救方法了解多少，暗示她还是非常憎恨他喜欢的那幢石头房子，他喜欢的那些老枫树。那些巨大的树木为房子挡住夏日的炎热，每年秋天又用金色的花冠庄重地罩住草坪，他在那中央曾经为梅丽悬挂秋千。
到旧里姆洛克的开始几年瑞典佬念念不忘那些树木。我拥有那些树。让他更惊讶的是他对树木的拥有超过对工厂的喜爱，更令人惊讶的是，拥有那些树比在政府大街运动场和毫不浪漫的威夸依克街道上的孩子渴望拥有庄重的旧石头房子还厉害，革命战争时期华盛顿曾两次在他们房子所在的山上建起过冬营地。拥有树木令人迷惑——不同于拥有企业或拥有房屋。如果有什么的话，拥有它们靠的是信任，信任。是啊，为了所有后代，从梅丽和她的孩子起。
为了抵御冰暴和狂风，他用钢缆固定每一棵枫树，四条钢缆形成一个朝天的平行四边形，沉重的树枝在上面壮观地伸展开来，高达五十英尺。避雷针从树干一直伸到树尖，为了安全起见，他每年都注意检查。每年两次给这些树木喷药防虫，三年上一次肥，定期请园艺家来剪除枯枝和全面检查私家花园的状况。梅丽的树木。梅丽家的树木。
秋天里——就像他常常安排的那样——他肯定会在太阳下山前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她总在那里——也像他所安排的——在前门那棵周围撒满落叶的枫树上高高荡起，他们最大的树，他在树上为她搭建秋千时，她才两岁。她向上荡起，几乎钻进树叶里，树枝展开来刚好越过他们卧室的窗户……可是，尽管对他来说，每一天结束时的这些宝贵的时刻曾经象征着他的每一个愿望的实现，即使在她看来，它们曾经也并不是该死的东西。她后来爱这些树木的程度和多恩对待这房子差不多。她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她爱阿尔及利亚。秋千上的孩子，树上的孩子。以前在那树上、现在躺在那房间地板上的孩子。
沃库特夫妇很早就过来了，这样比尔和多恩便有时间在一起讨论怎样将一层的房屋与两层的车库连接起来的问题。沃库特到纽约去了几天，这是他们遇到的最后的问题，几个星期来想啊又想，到底怎样才能在大不相同的建筑物之间构成和谐的联系，多恩急于把它解决好。即使车库装饰得有些像仓库，多恩还是不想它太靠近，担心它影响房子的独特性，可是她也觉得沃库特建议的二十四英尺长的通道会让人看来像个汽车旅馆。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冥思苦想，不仅是尺寸问题，现在还要考虑温室效应问题，这不是当初设计的那种简单的通道。多恩有时感觉到沃库特在向她施加影响，不管多么和蔼，总是想让她接受与他过时的建筑美学思想有关的决定，而不是她心里所想的、他们的新房应有那种纯粹的现代派风格。在这种情形下，她会感到恼怒。在对他非常气愤的那几次，她甚至在想，找这个人是不是一种错误，尽管他在本地承包商中很有威信——保证一流的建筑工程——有良好的专业信誉，却“基本上是个古董修补者”。她刚离开伊丽莎白和娘家（还有墙上那些画和过道里的塑像）时很害怕势利小人，但多年过去了，她基本上了解沃库特那一套。他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对他那种乡绅的信任感是她要着重消除的东西。然而只要沃库特一回到她身边，往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愤怒的蔑视就消失，因为她突然发现了——用多恩的话说——“一个完美优雅的计划，”不管是洗衣机安装的位置还是卫生间的顶灯，或者是通向车库上面客房的楼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