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外面货车上的十六分之一比例的模型，沃库特还带来新的透明塑料材料的样品，让她考虑是否用做通道的墙壁和屋顶。他拿进厨房给她看。他们俩就待在那里，足智多谋的建筑师和严厉苛求的客户，从头开始争论——多恩在清洗莴苣、切西红柿、剥沃库特用袋子从自家园子里带来的几十根玉米——关于采用透明通道，而不是沃库特最早建议的那种木板通道连接在车库外面的优缺点。以前在这样的傍晚，从朝着小山的后阳台上，可以看见夏末落日的辉映下多恩的牛群身影，瑞典佬此时在这里准备着烧烤的焦炭。与他在一起的是父亲和杰西·沃库特。这些天来很少看见她和比尔出来参加社交聚会，据多恩讲，她正经历着人们讨厌地描述为“狂躁症发作前的平静阶段”。沃库特打电话时问他是否可以把妻子也带来吃晚饭。
沃库特家有三个男孩、两个女孩，都已长大成人，在纽约生活和工作。根据各方面的反映，杰西曾是这五个孩子尽责的母亲。他们走后，她才开始酗酒，最初只是为了给自己提提神，再就是抑制痛苦，最后则因为酗酒本身。在这两对夫妇第一次见面时，杰西健全的心智给瑞典佬留下深刻印象：精力如此旺盛、爱好户外活动、生活乐观、毫不做作或枯燥无味……她就是那样打动瑞典佬的，而不是作为他的妻子。
杰西是费城的一个极富有的女继承人，出自女子精修学校的姑娘。她那时候白天，偶尔晚上，穿着溅满泥浆的马裤，将头发用漂亮的亚麻色丝带扎上。这些丝带和她纯洁的、圆圆的、毫无瑕疵的面容——多恩说如果你一口咬进去，你在那里面找不到脑子，只会发现一个麦金托什苹果[27]——她从身边走过，会被人们看做四十几岁的明尼苏达农庄姑娘。有些日子，她将头发盘在头顶，看起来既像年轻小伙子又像年轻姑娘。瑞典佬怎么也想不到杰西的天资中缺乏某种东西，使得她不能沿着正常的航向驶入老年，她本该是一位令人赞美的母亲和活泼的妻子，可以耙拢树叶，举行聚会，招待任何人的孩子，她在古老的沃库特庄园举行的七月四日野餐会是朋友和邻居们喜爱的传统节目。那时瑞典佬觉得她的性格是一种混合物，你在那里面发现一切东西都不会让人绝望和无聊。他猜想得到，在她心中有一个干净利落紧紧编织而成的信念之核，如同她丝带扎起的头发。
然而她的生活是另一个被人干脆劈成了两半的。现在那头发成了一个铁灰色绞索的神经节，总是缺乏梳理。杰西已是个五十四岁憔悴的老太婆，营养不良的酒鬼，将高高凸起的酒鬼肚皮藏在不成形的布袋装下面。她所能找到的话题——偶尔她能从家里走开，来到人们中间时——就是她以前的“乐趣”，那还是在她滴酒未沾，没有丈夫，没有孩子，脑袋里什么也不想之前，那还是在她极大地满足于做个可以依靠的人而生机勃勃（当然他看来是这样）之前的事。
人们是具有多面性的生物，这并不让瑞典佬感到奇怪。甚至当某人让你失望，你再次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不过有些震惊而已。让他吃惊的是人们似乎从他们自身跑出来，脱离他们构成现在这模样的原材料，耗干他们自己，变成他们曾经为之深感遗憾的另一类人。似乎在他们的生活还富裕和充实的时候，他们暗地里已经厌恶自己，等不及要抛弃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健康、他们所有的分寸感，以便于堕落成另一个自我，真正的自我，完全被人迷惑的大笨蛋。似乎与生活和谐只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有时也许降临到幸运的年轻人身上，在其他时候人类缺乏与之真正的亲密关系。多么奇怪。而且他觉得自己也很奇怪，他总觉得仰仗上帝的恩赐，他能列入众多与世无争的普通人之中，可实际上，他是一种畸形，是真实生活的外来者，只因他如此根深蒂固。
“我们在保利郊外有一个地方，”杰西对他父亲讲，“总养着动物。我七岁时得到了最漂亮的东西。人们送我一匹小马和马车。那以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我非常喜欢马，一辈子都骑马，给人表演和狩猎。在弗吉里亚的学校里我参与了拖拉，在弗吉里亚上学时，我是鞭子。”
“等等，”利沃夫先生说，“喂，我不明白拖拉和鞭子是什么。慢点，沃库特夫人。你这里的小伙子来自纽瓦克。”
她噘起嘴来——他称她“沃库特夫人”——看上去有些责怪他这样称呼好像自己比她低一等似的，瑞典佬知道这只是父亲称她“沃库特夫人”的部分原因。对于娄·利沃夫而言，她是“沃库特夫人”，还因为他有对她敬而远之的轻蔑，看不惯她的杯中之物，不到一个小时这已是她第三杯苏格兰威士忌，还有她的香烟——第四枝了——正在颤抖的手指间燃烧。她这么缺乏控制力让他大惑不解——任何人，特别是喝醉酒的非犹太人也这个样子。酗酒是潜伏在非犹太人中间的恶魔——“鼎鼎有名的异教徒们，”他父亲说，“公司的董事长们，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喝烈性酒。”
“杰西，”她说，“请叫我‘杰西’。”她笑得很痛苦和做作，瑞典佬估计，她只掩饰了十分之一的苦恼，她现在觉得还不如待在家里和狗在一起，看看电视，使用自己的电话分机。只因为可笑的冲动，却扮演妻子的角色陪丈夫到外面来。她在家里，身边就是电话，能从酒杯上面拿过来就聊。即使穿戴不整齐，她也可以和熟人聊天，不管是否喜欢，也不会有这种面对面的恐惧。一连数月过去，杰西也许不来一个电话，可是当他们晚上睡觉后，她也许一连来三次电话。“塞莫尔，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多么喜欢你。”“好吧，杰西，谢谢你，我也喜欢你。”“是吗？”“当然，是的。你知道的。”“是的，我喜欢你，塞莫尔。我一直喜欢你。知道我喜欢你吗？”“是的，我知道。”“我总是敬佩你。比尔也一样。我们一直敬佩你和喜欢你。我们喜欢多恩。”“是啊，我们喜欢你，杰西。”爆炸后的那晚，半夜左右，梅丽的照片出现在电视上，全美国的人都知道她前一天在学校里对人说过旧里姆洛克将有惊人的事情发生。杰西想走三英里路到他们家来看看，可是孤独地走在没有铺平的乡村公路上，扭伤了脚脖子，在那里躺了两个小时，还差点被救她的货车碾死。
“好啦，我的朋友杰西，告诉我。拖拉和鞭子是什么？”你不能说他父亲不想和人们友好相处，尽管他真的做不到。只要她是他孩子的客人，就是他的朋友。哪怕他多么讨厌那香烟、那威士忌、那蓬乱的头发、那破旧的鞋子和粗麻布帐篷遮盖下的变形的身体——还有一切她滥用的特权和她生活中的耻辱。
“拖拉是一项追踪活动，不是猎狐。是用一根线，由骑马跑在前面的人放下的……系着的包里发出一种气味，人们可以跟踪。猎狗在后面追。有很大、很大的围栏，隔成一种跑道。很有趣，可以飞快地奔跑。巨大的，厚厚的树枝栅栏，八到十英尺宽，顶上有木条。很刺激，那里有许多障碍赛，优秀骑手也多，大家都去，飞快地穿越那些地方，真的好玩。”
在瑞典佬看来，她对自己的困境迷惑不解——一个醉醺醺的女人，在外面的聚会上无法控制地胡扯八拉一通——与他父亲故做亲切的“我—什么—也—不—懂”的提问差不多，让她凄惨地讲下去，每个含糊不清的字未能刺激她的嘴唇，使其像铃声一样清脆地发出一个来。像“爸爸！”那样清晰，像从他的耆那教女儿的面纱后面响亮地发出的那样。
不用抬头他也知道父亲在想什么，他正用煤钳垒起最红的炭堆。有趣，他父亲想，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乐趣是什么？什么东西这样有趣？他父亲一直搞不懂，自从儿子在克尔街以西四十英里的地方买下房子和一百英亩土地，他总在想。他为什么要和这些人住在一起？忘了酗酒吧，清醒同样糟糕。他们用两分钟就可以把我烦死。
多恩对他们反感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他父亲有另一个。
“不管怎样，”杰西说，手上夹着香烟，费力地下着某种结论，“那就是为什么我要牵着马去上学。”
“你牵着马上学？”
她又不耐烦地噘起嘴，也许这个父亲，以为在用他的问题帮她摆脱困境，却比平常更快地将她赶到崩溃的边缘。“是的，我们俩同时上火车。”她告诉他。“我不幸运吗？”她问，让两个利沃夫惊讶不已，似乎她毫不在意尴尬的处境——好像那不过是个可笑的幻觉，是令人恶心的自以为是的清醒的人们想从醉鬼那里听到的东西——她挑逗地将手放在娄·利沃夫的头上。
“对不起，我不明白你怎么将马带上火车。这马有多大？”
“那时候马都装在运马货车上。”
“啊哈。”利沃夫先生说，似乎他这一辈子对非犹太人的欢乐感到的迷惑终于有了答案。他从自己头发上拿下她的手，把它紧紧地握住，仿佛要将他所知道而她已忘却的一切有关生命的东西挤进她身体。此时，杰西在那种力量的鼓动下，对眼前的情况未能觉察，没有想到这一夜还未结束时便会出丑，她摇摇摆摆地接着讲。
“他们都跟着马球队走了，坐上冬季列车到南方去。列车在费城停下，我把自己的马也和他们的放在一起，离我的铺位两节车厢远，我对家人挥手告别，真的不错。”
“你多大？”
“十三岁。我一点也不想家，只是觉得开心，真的很好，真的”——她说着就哭了起来——“开心。”
十三岁，他父亲在想，尿床的家伙，你对家人挥手告别？那算什么？与他们有关？你十三岁时对家人挥手告别究竟有什么意思？难怪你现在成了酒鬼。
可是他嘴里却说，“好极了，忘了它吧，为什么不？你周围都是朋友。”尽管这样做令人讨厌，可还是得做。他从她一只手里拿走酒杯，从另一只手里取下她刚点上的香烟，把她搂进怀里，这可能是她一直都在渴望的。
“我知道自己又该做个父亲了，”他轻声地对她说，她什么也说不出，只是哭，让瑞典佬的父亲抱着自己摇晃着。她这一生中只是在另一个场合见过他一次——大约在十五年前，他们到沃库特家的草坪上参加庆祝七月四日的野餐会——她尽力学双向飞碟射击，那也是与娄·利沃夫的犹太人意识不符的娱乐活动之一。为了“乐趣”就扣动扳机，用枪射击。他们疯了。就在那天，他们回家时看见一块公理会教堂自做的标牌，上面写着“帐篷出售”，梅丽拼命地求瑞典佬停下来给她买一顶。
如果杰西因为十三岁时曾对家人挥手告别，十三岁时什么都不带，只牵着马孤独地被人运走，就可以趴在他父亲肩头哭泣，他的那种记忆——“爸爸，停下，他们在卖帐—帐—帐篷！”——那时她才六岁，有什么不可以使他为了他的耆那教女儿快哭出来？
想到沃库特应该知道杰西在这里的事，他也需要时间使自己振作起来。他突然感觉到这种情形的分量，尽量从自己的思想里驱除它，至少要维持到客人回家以后——他已身陷这种情形，是作为一个父亲，自己的女儿不仅仅偶然杀了一个人，而是借真理和正义之名，非常冷漠地杀掉另外三个。这个女儿抛弃了从他和她母亲身上学到的一切，事实上现在已经抛弃整个文明，以洁净开始，以理智告终——瑞典佬让父亲暂时独自照料杰西，从房子后面转过去，来到厨房的后门找沃库特。从门上的玻璃他看见桌上那一叠纸，那是沃库特新画的一批图，可能画的就是那讨厌的通道。此时，他在水槽边看见沃库特本人。
沃库特身穿紫红色亚麻裤，罩着宽松的夏威夷衬衫，上面是五彩缤纷的热带花卉，这可以用西尔维尔·利沃夫看到人家穿着打扮令人讨厌时最恰当的一个词语“花哨”来形容。多恩认为那种打扮是过于自信的沃库特向外展示的一部分，她刚来旧里姆洛克时还很年轻，曾经非常可笑地被他这种外表镇住。按多恩的理解——她告诉瑞典佬时，他觉得依然带有一点那种老怨恨——夏威夷衬衫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我是沃库特三世，我敢穿周围其他人不敢穿的东西。“在莫里斯县这个伟大的世界里，你越以为自己了不起，”多恩说，“就越想出风头。那件夏威夷衬衫，”她讥讽地笑了笑，“白种新教徒的极端主义——白种新教徒小丑。这就是我在这里生活学到的——然而威廉·沃库特三世们也有许多倒霉的时候。”
就在一年前，瑞典佬的父亲也得出过同样的结论。“我注意到这些有钱的异教徒在夏天的表现。夏天一到，这些保守的、正统的人穿上最不可思议的服装。”瑞典佬笑起来。“这是一种特权形式，”他说，重复多恩说过的话。“是吗？”娄·利沃夫问，也和他一块笑。“也许吧，”娄总结道，“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异教徒：要穿那些裤子和衬衫你得有勇气。”
当然，你若看见沃库特在村子里那样穿着打扮，一个魁伟的家伙，高大、结实，也许不会想到——如果你是瑞典佬的话——他那些看起来乱涂一气的画也有它们的特性。照多恩的说法，一个像瑞典佬这样对抽象艺术一窍不通的人，也许很容易认为身穿那种衬衫的家伙，作起画来就像芬普那个著名的家伙在古老的波罗运动场的第二回合时将登姆普西[28]打出圈外那样。可是，艺术创作的成功很明显不是用瑞典佬·利沃夫能理解的方法，或者为了他能明白的那些道理。瑞典佬认为，这家伙洋洋得意的一切都与他穿的这些衬衫有关——他的浮华、大胆、挑战，也许还有他的沮丧和绝望。
是啊，也许不都这样，瑞典佬想道，他站在外面巨大的花岗岩台阶上透过厨房门往里看。他没有推开门直接走进自家的厨房说，杰西非常需要丈夫的帮助，这是因为他看到沃库特在多恩上面弯着腰的样子，多恩此时在水槽边也弯着腰剥玉米。瑞典佬看到时的第一反应——尽管多恩不需要这种指导——似乎沃库特在教多恩怎么剥玉米，从后面朝她弯下身去，把手放在她的手上，教她干净利落地剥掉玉米壳和穗丝的窍门。可是，如果他只是在教她剥玉米，为什么在他蓬开着的华丽的夏威夷衬衫下面，他的屁股那样扭动？为什么多恩在说——如果瑞典佬正确地解读了她的口型——“不是这里，不是这里……”为什么不在这里剥玉米？厨房和别处一样好。不，他过了一会才弄明白，第一，他们不只是在一起剥玉米；第二，穿这些衬衫不全是为了对保守的势力的稍许反抗，而是表现出浮华、大胆、挑战、沮丧和绝望。
所以，这就是她为什么总对沃库特不耐烦——要我放松警惕！总谈起他的冷酷、他的教养、他虚假的热情，只要我们上床时，总那样谈到他。当然，她要那样谈——她不得不，她爱上他了。对这房子的不忠决不是针对房子——它就是不忠。“那位可怜的妻子不是无缘无故地酗酒，总是隐瞒一切。这么忙，这么有礼貌，”多恩说，“这么普林斯顿，”多恩说，“这么正确无误。他工作这么努力，都成单向度的了。特权白人的温柔。完全离开自己的地方生活。这个人有一半时间都不在那里。”
可是，现在沃库特在那里，就在那里。瑞典佬很快就转身返回阳台，去照看火上烤着的牛排，他相信自己亲眼目睹的情景，正是沃库特把自己放到他想放的地方，一边准确地告诉多恩他放在哪里了。“那里！那里！那里！那里！”他似乎不想克制什么。
8
晚饭时——在外面的后阳台上，夜幕渐渐降临，瑞典佬感到夜晚似乎停滞不动了、被悬浮起来，他内心产生出一种忧伤，觉得再没有什么东西可遵循，没有什么事情可发生，觉得进了一口用时间雕凿而成的棺材，他永远无法逃离——客人中还有乌曼诺夫家的马西亚和巴里、萨尔孜曼家的谢拉和希利。只是在几小时前瑞典佬才知道谢拉·萨尔孜曼这位语言矫正师在爆炸发生后将梅丽藏起来。萨尔孜曼夫妇没有告诉过他。要是他们说了——她一到那里就打来电话，那时他们对他负责一点……他不能想下去。他若再往下想的话，假如不让梅丽去逃亡，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这样想也没用。他坐在餐桌旁，只顾发呆——静止不动、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看不见他超乎常人的乐观所表现出的爽朗大方和生机活力。这一生作为商人、运动员和美国陆战队员的敏捷都未能使他适应被俘虏、被关进毫无未来的箱子里的处境。他在里面不去想他的女儿会怎样，不去想萨尔孜曼是怎样帮助她的，不去想……想他妻子会怎样。他该快些吃完，不去想他能够想的那些东西。他应该永远这么做。不管他多么渴望出去，他都要死死地停在这一刻，留在盒子里。否则，这世界将爆炸。
巴里·乌曼诺夫，瑞典佬以前的队友和高中时最亲密的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教授。每当有老乡从佛罗里达飞过来时，巴里和他妻子都会应邀赴宴。看见巴里，他父亲总是那么开心，部分原因是巴里从一个移民裁缝的儿子变成了大学教授，还由于娄·利沃夫——错误地，虽然瑞典佬装做并不在意——感谢巴里·乌曼诺夫让塞莫尔放下棒球手套进入商界。每年夏天娄都会提到巴里“顾问”——从高中时起他就这样称呼他了——想起巴里为利沃夫家做的好事，他用职业的严肃态度树立了榜样，可是巴里总说，他要是球玩得有瑞典佬百分之一好的话，没有谁能让他靠近法学院。
在瑞典佬禁止梅丽到纽约之前，她好几次来纽约时都和巴里、马西亚·乌曼诺夫一块过夜。梅丽从旧里姆洛克消失后，瑞典佬也是向巴里进行法律咨询的。巴里带他去见曼哈顿的公诉人谢威兹。瑞典佬要谢威兹对他实话实说——如果他女儿被抓住并证明有罪，对她最重的惩罚是什么？——他被告知，“七至十年。”“但是，”谢威兹说，“如果那么做是由于反战运动的激情所致，如果是意外发生，如果尽量采取了措施以防对他人的伤害……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一个人干的？我们不知道。甚至我们就是知道是她干的我们也不知道。没有重大的政治背景，没有那么多的言论，没有那么多的暴力演讲，只是这么个孩子，她自己会故意杀人？我们怎么知道她制造炸弹或引爆炸弹？制造炸弹，你必须非常老练——这孩子能点燃一根火柴吗？”“她理科很好，”瑞典佬说，“她化学课优秀。”“她在化学课制造过炸弹？”“没有，当然没有——不会的。”“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她会点燃火柴吗？这都可以是为她进行的辩护。我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其他人也一样。她也许得过威斯汀豪斯科学奖[29]，我们却不知道。这能证明什么？也许很少。既然你问我，最糟糕的是七至十年。可是我们可以假设她被当成少年犯处理。根据少年法，她将被判二至三年，即使她对什么事情都承认有罪，案底也会保密，谁也看不到。看，这一切要看她在杀人案里的作用。不用想得太糟。如果孩子来的话，即使她与之有关，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不再留下什么。”就在几小时前——他知道在俄勒冈的公社里，制造炸弹是她的专长，从她自己那不再口吃的嘴里，他听到她要负责的不是一次意外的死亡，而是冷酷地杀害了四个人——谢威兹的话有时是他不愿放弃的全部指望。这人不空谈，只要走进他的办公室你就能看出来。谢威兹这种人总想被证明是正确的，实现愿望是他的职责。巴里有言在先，他说谢威兹不是那种让人感觉很好的人。他说，如果孩子来的话，我们也许会帮她解脱，这并不是针对瑞典佬的期望而言的。但这是在过去，他们认为可以找到一个相信她不知道怎样点燃一根火柴的陪审团。这是在那天下午五点钟以前。
巴里的妻子马西亚是纽约的一位文学教授，即使根据瑞典佬宽宏大量的看法，也是个“难缠的人”，一个好战的反传统人士，自我意识惊人，擅长嘲讽，惯于发布处心积虑的预言，让世上的统治者惶惶不安。她的一言一行都清楚标明她的立场。她能在那里纹丝不动——你讲的时候，她咽下一切，指头轻轻叩击椅子扶手，甚至点头示意好像完全赞同——其实是在告诉你，你所说的一切都不对。为了容纳她所有的信念，她身穿带着印刷体字母的束腰长袍——阅历极深的女人，其貌不扬不仅是对传统的挑战，也标志出她是位一针见血的思想家。在她与严酷的事实之间无须废话和陈词滥调。
然而巴里很欣赏她。没人有他们俩这么大的反差，也许他们算是常说的那种异性相吸。巴里是这么深思熟虑、热情周到——从少年时起他就是如此，是瑞典佬认识的最可怜的孩子，勤奋向上的绅士，棒球队可靠的接球手，最后成为班上的告别演说者，服完兵役后享受士兵福利进了纽约大学。他就是在那里遇见马西亚·谢瓦兹的。瑞典佬很难理解，一个这么强壮，也并不是不漂亮的小伙子怎么会在二十二岁时放弃与这世上其他人交往的欲望，选择马西亚·谢瓦兹，一个如此固执己见的女大学生。有她在场，瑞典佬必须奋力挣扎才能保持清醒。可是巴里喜欢她，坐在那里听她讲话，毫不在乎她是个懒汉，甚至在大学里也穿得像人家的祖母，轻松欢快的双眼罩着沉重的眼镜显得更大，让人难受。她各方面都与多恩恰恰相反。马西亚，一个自我造就的革命者——是啊，要是梅丽聆听着马西亚的教诲长大……可是多恩？漂亮、娇小、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多恩——为什么是多恩？你到哪里寻找原因？怎么解释这种不相称？只是他们的基因玩弄的一个把戏？在要求停止越南战争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游行中，马西亚·乌曼诺夫和二十几名其他妇女被扔进囚车。正如她渴望的那样，她在哥伦比亚特区一座监狱里关了一夜。她在里面并没有停止抗议演说，直到早上才被释放。如果梅丽是她的女儿，那还说得过去。要是梅丽只斗斗嘴，只用语言和这个世界干，就像这尖刻的长舌妇一样就好了。那么，梅丽的故事也不会以一颗炸弹开始和结束，那会完全是另一个故事。可是一颗炸弹。一颗炸弹。一颗炸弹讲完了整个该死的故事。
很难说清楚巴里娶那女人的事，也许是他家里太穷的缘故。谁知道？她的敌意、她的高人一等的神态、她给人的不洁感觉，所有这些都让瑞典佬觉得作为朋友无法忍受的东西，更别提伴侣了——似乎恰恰是这些特性让巴里更欣赏他的妻子，真让人大惑不解，但确实如此。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会崇拜另一个理智健全的人连半小时都难以忍受的人物。只因这是一个谜，瑞典佬才尽量克制自己的厌恶，调整自己的评判，只将马西亚·乌曼诺夫看做来自另一世界的怪物，来自学术圈子，来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那里总有反叛人物，不管你对他们说的什么提出挑战，都会受到赞赏。他们以否定方式所获得的东西让他难以理解。在他看来，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能克服这些东西会更有出息。马西亚虽然常常刺激他人和研究他人，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喜欢这样做。当他发现这就是她在曼哈顿与人交往的方式时，他不认为她恶毒，而且也不相信巴里·乌曼诺夫——曾经比他亲弟弟还亲近的人——会娶一个恶毒的人。和往常一样，瑞典佬由于无法判断因果关系，只好不作任何反应（这与他父亲的条件反射似的怀疑态度不同），让生活的岁月去衡量，所以他显得宽厚和仁慈。他最多只是认为马西亚“难缠”，“啊，我们就当她是一盏不省油的灯好啦”。
但是多恩讨厌她。讨厌她是因为她清楚马西亚也看不起她，因为她曾经是新泽西小姐。多恩不能忍受人们只把那件事情当做她的一生，而马西亚特别令人烦恼的是她用根本解释不了多恩的故事来解释她的那种爱好——现在也很难解释她——如此洋洋得意地展示出来。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多恩告诉乌曼诺夫两口子有关她父亲的心脏病，家里没有收入，她意识到大学的校门将对她兄弟关上……整个奖学金的事，没有哪一件似乎能让新泽西小姐喜欢，可是被马西亚·乌曼诺夫当成了玩笑。马西亚懒得掩饰她的表情，她望着多恩时只当眼前并无一人，认为多恩装模作样地养牛，认为她这么做是为了改变形象——并不是一项严肃的活动，多恩每天干十二到十四小时，每周七天。据马西亚看来，这是一种家与园林的幻境，是由一个富有的愚蠢的女人设计出来的，这个人不是住在臭烘烘的新泽西，不，不，而是住在乡村。多恩讨厌马西亚，因为她毫不掩饰的优越感，这是针对利沃夫家的财产，针对他们的欣赏水平，针对他们喜爱的乡村生活。对她的讨厌已经超过讨厌本身，多恩相信马西亚私下里非常开心梅丽被指控干了那种事情。
马西亚感情中特殊的位置留给了越南人——越南北方的人们。她在政治信念或国际事务中表示同情的看法上从未妥协过，即使近在咫尺、亲眼目睹灾难降临到丈夫最好的朋友身上也不改变。这使得多恩对其大加谴责，可是瑞典佬并不相信，倒不是因为他能为马西亚的荣誉担保，而是因为巴里·乌曼诺夫的正直不容置疑。“我不许她跨进这个家！一头猪都比那女人更有人性！我不管她拿了多少个学位——她毫无感情，是个瞎子！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眼睛最瞎的、自以为是、心胸狭隘、令人讨厌的所谓的聪明人，我不想她到咱家来！”“可是，我也不便邀请巴里单独来。”“那么巴里也不来。”“巴里必须来。我想让巴里来。父亲特别想在这里看到巴里，他希望如此。这是巴里，是他带我去见谢威兹的。”“是那个女人将梅丽拉进去的。你不明白？那就是梅丽去的地方！到纽约——到他们那里！是他们给她提供的藏身之处！有人做过，有人不得不做。她家里有真正的扔炸弹的人——刺激了她。她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在梅丽最需要父母时将她藏起来不给我们。马西亚·乌曼诺夫就是把她转入地下活动的人！”“梅丽以前并不愿住在他们那里。她在巴里家只住了两个晚上。就是那样。第三次她没有露面。你不记得了。她到其他地方过夜，再没有到乌曼诺夫家去。”“马西亚就是那个人，塞莫尔。谁还与她有联系？这个好教父，那个好教父，把鲜血泼到征兵登记本上。她那么喜欢她的反战牧师，那么亲密——可他们不是牧师，塞莫尔！牧师不是伟大的思想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否则他们不可能成为牧师。那确实不是牧师应该做的事情——他们只应该停止为去那里的孩子们祈祷。她为什么喜欢这些牧师是因为他们不是牧师。她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在教会，是因为他们在做其他事情。在她看来，这些人在给教会抹黑。他们在做教会以外的事，不是扮演牧师的正常角色。这些牧师是对我们成长所需东西的侮辱，那就是她喜欢的。这条肥母狗对这一切东西都有兴趣。我恨她，恨死她！”“好啦。我听够啦。你想怎么恨她都行，”他说，“但是不要因她没有做过的事情，她并没有那样做，多恩。你用虚构的东西把自己逼疯。”
那不是真的。不是马西亚拉梅丽进去的。马西亚只动嘴——总是这样：毫无意义、故弄玄虚的谈话，那些为了不择手段地展示自己，决不示弱、争强好胜的言辞只表现出马西亚的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她古怪的信仰，她所有的姿态都为了自己独立的心理。是谢拉·萨尔孜曼将梅丽拉进去的，这位莫里斯顿的语言矫正师。这可爱、和蔼、语气轻柔的年轻女士，有一阵子给梅丽那么多的希望和信心。这位老师给梅丽提供了那些“策略”去克服她的障碍，并取代奥黛丽·赫本成为她心中的女英雄。在多恩服用镇静剂，在医院进进出出的那几个月里，在谢拉和瑞典佬不再忽视自己生命的全部职责的那几个月里，在这两位很有条理的、举止端庄的人能够控制自己以免危及他们珍贵的稳定感之前的那几个月里，谢拉·萨尔孜曼成了瑞典佬·利沃夫的情妇。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情妇。一种最不像瑞典佬式的关系，不协调、难以置信，甚至令人可笑。“情妇”，在那种失去光泽的生活氛围里不太可能——可就是在梅丽失踪后的那四个月里，这便是谢拉对他的意义。
大家在餐桌上谈的是水门事件和《深喉管》。除了瑞典佬的父母和沃库特夫妇，大家都去看过这部X级影片，它是由一位名叫林达·拉维里丝的年轻色情女演员主演的。这部电影已经不局限在成人影院上演了，在泽西城所有社区影院都很火爆。让他吃惊的是，谢拉·萨尔孜曼说，那些选举人竭尽全力把虚伪的、假装强调道德虔诚的共和党政客推选为总统和副总统，他们应该利用这部用图像夸张口交场面的影片。
“去看这部电影的也许不是同一批人。”多恩说。
“麦克戈文耐茨？”马西亚·乌曼诺夫问她。
“在这桌上是的。”多恩回答道，早已被无法容忍的这个女人在晚宴的开场白激怒了。
“喂，”瑞典佬的父亲说，“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这对我来说是个谜。首先，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看那种垃圾。纯粹是垃圾——顾问，我说的对吗？”他看着巴里希望他赞同。
“是一种垃圾。”巴里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让它进入你们的生活？”
“它溜进来的，利沃夫先生，”比尔·沃库特友好地对他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外面有的东西都会溜进来。它朝里面涌，社会不一样了，恐怕您没听说过。”
“啊，我听说过，先生。我来自纽瓦克旧城区，听到许多不想听的东西。看，爱尔兰人管理过城市，意大利人管理过城市，现在让有色人管理城市。这不是我想说的，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轮到有色人接触钱柜了？我不是昨天才出生。在纽瓦克，腐败是这场游戏的名称。新的、第一位的是种族，再就是税收，还加上腐败，这就是你们的问题。七美元，七十六美分。这就是纽瓦克的税率。我不管你们多大还是多小，我在这里告诉你们，这种税率你们不可能经营一家企业。通用电器在1953年就搬走了。通用、威斯汀豪斯、雷蒙德大街的布莱耶、赛璐珞，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它们都是大雇主。在暴乱之前，在种族仇恨加深之前，它们都走了。种族问题是蛋糕上的冰块。街道无人打扫，烧毁的汽车无人拖走，人们住在废弃的房子里，剩下的房屋在燃烧。失业、污秽、贫困，更加肮脏，更加贫困。教育没有了，学校是灾难。每个街角都是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事可干，只好贩毒，只好惹事。那些项目——我最好别提项目。警察接受贿赂。人所共知的每一种弊病。早在1964年我就对儿子说，‘塞莫尔，走吧。’‘搬走。’我说。可是他不听。帕特森[30]发展了，伊丽莎白发展了，泽西城发展了。你两眼瞎了，看不见要发生的事。我这样对塞莫尔讲。‘纽瓦克是第二个沃茨[31]，’我告诉他，‘你以前在这里听我说，这是1967年的夏天。’我就是这样预言过。塞莫尔，是吗？实际上可以精确到某一天。”
“确实如此。”瑞典佬承认。
“制造业在纽瓦克完了。纽瓦克也完了。暴乱还是很厉害，即使比不上华盛顿、洛杉矶和底特律。但是，记住我说的话，纽瓦克这个城市再也不能恢复元气。它不行。还有手套业？在美国？毁掉了，也完蛋了，只有我儿子还在坚持。又过了五年，除了政府合同，没有在美国生产一双手套，波多黎各也没有。他们已经到了菲律宾，那些大家伙。将来要到印度，到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孟加拉——你们会看到的，全世界到处生产手套，除了这里。只是工会，不会让我们破产。当然工会不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有些厂商也不明白——‘我不会再多给狗杂种们五美分了。’这家伙现在开着凯迪拉克，冬天待在佛罗里达。不，很多厂商没有想通。工会根本不了解来自海外的竞争，我毫不怀疑。工会也加快了手套业的消亡，大家做工粗糙，无法赚钱。工会的计件要求将许多人赶出这一行，或者迁往海外。在三十年代，与我们的竞争主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意大利。战争来临挽救了我们，是政府合同。军需官一下订购了七千七百万副手套，手套商富起来。可是战争结束了。我要说的是，即使早在那些好日子里末日也已经来临。我们的衰败是因为我们绝对竞争不过海外。我们加速了这种结束是缺乏对两方面的正确判断。不管怎样都无法挽回。能够阻止它的只有一样东西——我也不赞成，我想你们也不能阻止世界贸易，你们也不应该——能阻止它的唯一办法是设置贸易关卡，不只是百分之五的税，而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
“娄，”他妻子说，“你说的哪样东西与这电影有关？”
“这电影？这些该死的电影？啊，当然，它们并不新鲜，你知道。我们曾有过宾诺克[32]俱乐部，那还是在几年前……还记得，周五夜间俱乐部？我们有个做电器生意的家伙。你记得他，塞莫尔，阿贝·萨克斯？”
“当然。”瑞典佬说。
“啊，我不愿意告诉你们，可是他家里有各种各样的电影。真的有。在穆尔贝利大街，我们常带孩子到那里去吃中国餐，那里有一间酒吧，你可以进去，想买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行。你们知道吗？我去看了五分钟就回厨房了，为他说句好话吧，我亲爱的朋友也这样，他现在去世了，多好的伙计，我的心也跟着去了，手套剪裁工，见鬼，他的名字叫——”
“阿尔·赫贝曼。”他妻子说。
“对。我们两个玩了一个小时的牌，直到放电影的客厅里喧闹起来，原来是那狗屁电影，那放映机，你们——随便叫——的东西起火啦。我从没有那么高兴过。那是三十年、四十年以前，到现在我还记得坐在那里和阿尔·赫贝曼玩牌，其他人在客厅里像白痴一样地淌着口水。”
他现在把这些讲给沃库特听，只朝着他一个人说道。看起来，虽然娄·利沃夫旁边就坐着一个女醉鬼作为明证，虽然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他有犹太人的渊博知识，可是出身名门的非犹太人的无政府状态还是让他难以想像，所以在餐桌上的这么多人中间，只有沃库特最能欣赏他的这番陈词滥调。他们应该是能够控制自我的可靠的人。不是他们吗？他们标出疆界。不是他们吗？他们制订规矩，就是那些到这里来的我们其他人都同意遵循的规矩。早在1935年，他坐在那间厨房里，耐心地玩牌，直到正义的力量终于战胜邪恶，让那肮脏的影片在浓烟里化为灰烬，沃库特能不钦佩他？
“啊，对不起，利沃夫先生，我要说的是，您再也不能只靠玩牌就挡住它，”沃库特对他说，“过去有把它挡在外面的办法，可现在没有了。”
“把什么挡在外面？”娄·利沃夫问。
“您谈的那些，”沃库特说，“纵容。掩饰为意识形态的变态。永久的抗议。那时候您可以走开，可以旗帜鲜明地反对，如您所说，甚至可以用玩牌来抵抗它。但现在越来越难找到解脱的办法。奇形怪状的东西正在取代人们在这个国家所喜爱的一切普通的东西。今天，被他们称做‘受压抑’的东西是让人们深受其辱的根源——就像过去不被压抑的那样。”
“是这样，是这样。让我告诉你阿尔·赫贝曼的事。你要谈过去的世界和以前的样子，我们就说说阿尔吧。多好的伙计，阿尔，英俊的家伙。靠剪裁手套富起来。那时候你做得到。有点雄心的夫妻可以弄几张皮子做起手套来。他们最后有了一间小屋，两个男人剪裁，几个妇女缝纫，就可以做手套，就可以熨烫，然后出货。他们赚钱了，自己当老板，可以一周干六十小时。很久很久以前，还是在亨利·福特支付前所未闻的每天一美元的报酬时，一名优秀的剪裁工每天会挣到五美元。但是，那时候一名普通妇女有二十双、二十五双手套算不了什么，很常见。妇女有手套柜，每套服装有各种的手套配搭——各种颜色、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任何天气，妇女外出不能没有手套。那时候，并不奇怪，妇女在手套柜台花上两三个小时，试戴三十双手套，桌子后面的女士有个水槽，每换一种颜色她都要洗一次手。精美的女士手套，我们有四分之一扣，四扣，直到八扣半。手套剪裁是了不起的职业——过去是，不管怎样。现在所有东西都是‘过去的’。像阿尔那样的剪裁工总是穿着衬衫系上领带。那时候剪裁工没有衬衫和领带是决不工作的。你可以工作到七十五岁，甚至八十岁。人们可以像阿尔那样开始，在十五岁，或者更早，干到八十岁。七十岁还是童子鸡。他们可以空闲时干，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些人总有工作，有钱送孩子上学，有钱把房子装修漂亮。阿尔能够拿起一张皮子对我说，开个玩笑，‘你想要什么，娄，八又十六分之九？’不用尺子就一下剪断，只用他的眼睛就能量得准确无误。剪裁工是主角。当然，所有这些技能的骄傲现在都消失了。在那些可以剪裁十六扣百色手套的匠人中，我认为阿尔·赫贝曼也许是在美国能做到的最后一人。当然，那种长手套已经消失了。另一个‘过去的东西’。有一种八扣的手套在那时候流行起来，用丝绸衬里，但也在1865年消失。我们当时有许多更长的手套，只好剪去上端，做成短手套，用剪下来的做另一只手套。从拇指缝这里每一英寸钉上一颗扣子，所以谈起长度我们仍然用多少扣。感谢上帝，在1960年，杰凯·肯尼迪[33]走出来，戴着到手腕的小手套到肘关节的手套和到肘关节以上的手套，还有圆桶帽。忽然间，手套又流行起来。手套业的第一夫人。戴的是六扣半的。手套业的人们为那位太太祈祷。她自己在巴黎购物，但那有什么？那个女人把精美的女士皮手套又放回地图上了。但是，他们暗杀了肯尼迪，雅克莱恩·肯尼迪也离开白宫。这事件和超短裙成了女士时装手套的末日。暗杀肯尼迪和超短裙的到来，两者连在一起，敲响了女士时装手套的丧钟。在那之前，这是个十二个月的、全年不变的行业。那时候，女人不戴手套是不出门的，甚至在春天和夏天也是如此。现在手套是用来御寒、开车或运动——”
“娄，”他妻子说，“没有谁在谈——”
“请让我讲完。请别打断我。阿尔·赫贝曼很爱读书。没受过教育，可是他爱读书。他最喜欢的作家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34]。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他的一部经典小说中，有一段手套匠和鞋匠之间关于谁是更好手艺人的争论，结果手套匠赢了。你们知道他说什么？‘你做的一切，’他对鞋匠说，‘是为脚做一只连指手套。你用不着分清每个脚趾。’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难怪他会赢这场争论。你们不知道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是手套匠的儿子吧？除了沃尔特爵士和我的两个儿子，你们知道还有谁？威廉·莎士比亚。他父亲是个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手套匠。你们知道朱丽叶在阳台上时罗密欧对她说什么？大家都知道‘罗密欧，罗密欧，你在哪里？罗密欧’——她说的。可是罗密欧说什么啦？我十三岁就开始在一家制革厂干，但我能回答你们，因为我有朋友阿尔·赫贝曼，很不幸，他已经去世了。七十三岁时，他从家里出来，在冰上滑倒，摔断了脖子。太可怕了。他告诉我的。罗密欧说，‘看见她将面颊靠在手上的样子吗？我要是那只手上的手套就好了，我就能抚摸那面颊啦。’莎士比亚，历史上最著名的作家。”
“娄，亲爱的，”西尔维尔·利沃夫再次轻声地说道，“这和大家谈的有什么关系？”
“别插嘴。”他说，很不耐烦，根本不看她一眼，朝她挥动着一只手，不理睬她的反对。“可是麦戈文，”他继续说，“我一点也不明白这种说法。麦戈文与那部恶心的电影有何关系？我为麦戈文投了票。我在整个共管地里都为麦戈文的竞选运动出力。你们应该听听我是怎样忍受犹太人那些话的。尼克松怎样为以色列做过这事，为以色列做过那事，但是我提醒他们别忘了早在1948年哈里·杜鲁门就将他称为狡猾的迪克。现在看吧，他们得到的回报，我那些为冯·尼克松先生和他的暴风部队投过票的好友。我可以告诉你们谁常去看那些电影：社会渣滓、流浪汉以及没有父母监管的孩子。我儿子为什么要带他可爱的妻子去看这样一部电影，我到死也不会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