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看，”马西亚说，“另一半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儿媳是位女士。她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
“娄，”他妻子对他说道，“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
“我不相信。他们都是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
“您太看重智力了，”马西亚对他开玩笑道，“它并不抹灭人性。”
“那是人性，那些电影？告诉我，当孩子们问时你怎么对他们讲？说它不错，健康有趣？”
“您一点也不用告诉他们，”马西亚说，“他们不会问。现在他们直接去。”
让他大惑不解的是，现在发生的一切看起来并不使她难受，一位教授，犹太教授——和孩子们在一起的人。
“我认为孩子们不会去，”希利·萨尔孜曼插话道，似乎既想打断这无聊的谈话，又想安慰瑞典佬的父亲，“我认为是青少年。”
“萨尔孜曼博士，你赞成吗？”
希利对娄·利沃夫这么多年还坚持使用的头衔一笑置之。希利是个面色苍白、身体肥胖、肩背浑圆的男人，系上蝴蝶结，穿着泡泡纱夹克，一位勤奋的家庭医生，嗓音总是那么和蔼可亲。那种苍白、那种体态、过时的金属框眼镜、无发的脑门、耳朵上边拳曲的银丝——这种天然的性欲匮乏在瑞典佬与谢拉·萨尔孜曼偷情的那几个月里，让他特别为他感到遗憾……然而他，可爱的萨尔孜曼博士，在家里接纳了梅丽，把她藏起来，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他，她的父亲、她在这世界上最需要的人。
我就是那样的人，瑞典佬一直在想，秘密地犯罪——甚至当希利和蔼地对瑞典佬的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赞成或者反对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多恩第一次提出要到日内瓦医生的诊所做整容手术是从《时尚》杂志上读到的——他们不了解这医生，一点也不懂该怎么进行——瑞典佬悄悄地找过希利·萨尔孜曼，单独到他办公室见面。他们自己的家庭医生是瑞典佬尊敬的人，一个谨慎、认真的老人，他也会给瑞典佬出主意，回答他的问题。他会替瑞典佬劝多恩放弃这种想法。瑞典佬却给希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来谈谈有关家里的问题。他到达希利的办公室后，方才明白自己是到那里去忏悔的，去讲出已经过去四年的事情，也就是在梅丽失踪后他与谢拉的私情。希利笑着问他，“我怎样帮你？”瑞典佬当时觉得自己几乎要说，“请原谅我。”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瑞典佬每次开口讲话都必须尽力打消想将一切告诉希利的念头，想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整容的事。我来是因为做了我永远不该做的事。我背叛了我妻子，背叛了你，背叛了我自己。”但这样讲的话，又会背叛谢拉，不是吗？他弄不清楚到底怎么做更好，该他向她丈夫忏悔还是让她向他的妻子赔不是。不管他多么渴望摆脱这个玷污了他、压迫着他的秘密，想用一次忏悔为自己卸下重负，可是他有权牺牲谢拉来解脱自己吗？牺牲谢拉？牺牲多恩？不，这里有一种叫做伦理维护的东西。不，他不能这么一心只顾自己。拙劣的伎俩、背信弃义的花招，也许今后并没有什么好处——可是瑞典佬只要开口讲话，他就特别想对这位和蔼可亲的人说，“我是你妻子的情人，”以便从希利·萨尔孜曼身上神奇般地找回那种宁静，这也是多恩一直希望在日内瓦找到的东西。然而，他只对希利讲了他是多么反对整容手术，只列举了反对的理由。让他惊讶的是，他听到希利说，多恩也许早就有了看起来还不错的打算。“如果她认为这有助于她重新开始，”希利说，“为什么不给她机会？为什么不给这女人每一个机会？没有什么不对，塞莫尔。这是生活——不是无期徒刑，只是生活。做整容没有什么不道德的。想这样做的女人并不轻佻。她从《时尚》杂志得到启发的？那并不是将你抛到一边，她只是找到她想找的东西。你不知道有多少妇女到我这里来，她们经历过可怕的伤害，想随便谈谈，结果发现她们心中只有这东西：整形手术。没看《时尚》杂志，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暗示也会产生结果，她们得到解脱。那些得到解脱的人，不能小看。我自己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我并不是说它总会发生，但是我看到它反复发生，那些失去丈夫、病入膏肓的女人……你好像并不相信我。”其实瑞典佬知道他看起来像什么：一个满脸写着“谢拉”的人。“我知道，”希利说，“它看起来像用纯粹肉体的方法去对付感情深处的东西。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绝妙的获救策略。多恩也许正是她们中的一员。我想你不会像清教徒那样看待这件事。如果多恩特别想做整容，如果你陪她去，如果你支持她……”那天晚些时候，希利给在工厂的瑞典佬打来电话——他打听过拉普兰特医生的情况了。“我们这里也有和他一样好的医生，我敢肯定。但是你如果想到瑞士去，让她离开这里，在那里恢复，有什么不行？这个拉普兰特是位顶尖好手。”“希利，谢谢你，你真是太好了，”瑞典佬说道，在希利的慷慨大度的反衬下，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厌恶自己……然而同样是这家伙，与他同谋的妻子一道为梅丽提供藏身之处，不仅躲开了联邦调查局，还躲开了她的父亲和母亲。这是事实所能达到的最荒谬的事实。人们戴的是哪一种面具？我以为这些人站在我的一边，可是站在我这边的全是面具——是这么回事！整整四个月，我自己也戴上面具应付他，应付我妻子，我受不了。我到那里去告诉他，告诉他我背叛了他。我没有去，只是不想把这种背叛搞得更复杂，也决不会去，因为想到他也曾经多么残忍地背叛过我。
“我赞成或者反对，”希利在对娄·利沃夫说，“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但你是医生，”瑞典佬的父亲坚持说，“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娄，”他妻子说，“亲爱的，你也许垄断了谈话。”
“请让我讲完。”对着餐桌上的众人，他问道，“是吗？我一个人在讲？”
“绝对没有，”马西亚说，友好地将手臂搭在他背上。“很高兴听到您这些错觉。”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他对她说。
“指的是自从您带孩子们去吃中餐和阿尔·赫贝曼穿衬衫系领带剪裁手套起，美国的社会情况也许已经改变了。”
“真的？”多恩对她说。“它们变了？没有谁告诉我们。”为了克制自己，她起身到厨房去。那里还有几名本地的高中女生等着多恩的指示，她们是在利沃夫家有客人赴宴时来此帮忙上菜和打扫卫生的。
马西亚坐在娄·利沃夫的一边，杰西·沃库特在另一边。杰西刚倒满的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定是她想法在厨房里弄到的，被他端走了，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大家开始喝冷黄瓜汤。她动了动想起身走开，他不让她站起来。“坐着别动，”他说，“坐着吃。你不需要那东西。你需要食物。吃饭。”每次她在椅子上动，他都用力地按住她的手，提醒她哪里也不能去。
两座很高的陶瓷枝形烛台上燃着十几枝蜡烛。瑞典佬坐在母亲和谢拉·萨尔孜曼之间，他觉得每个人的眼睛——非常具有欺骗性，甚至马西亚的眼睛也这样——那种烛光似乎赐予了精神上的理解，大家和蔼友善，肝胆相照，生动表现出人们渴望从朋友那里寻找的全部意义。谢拉和巴里一样，每年劳动节都会来，因为他的家人很在乎她的光临。瑞典佬打电话到佛罗里达时，几乎没有哪一次父亲不问，“那位可爱的谢拉怎么样？可爱的女人，她怎么样？”“她是多么尊贵的女人，”他母亲说，“这么有涵养。亲爱的，她不是犹太人吗？你父亲说不是。他坚持认为她不是。”
他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这种争执会持续数年，但是关于满头金发的谢拉·萨尔孜曼的宗教信仰的话题却成了他父母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多恩几十年来一直尽量容忍瑞典佬并不完美的父母，就像他容忍她的一样。在她看来，这个话题是他们最难以讲清的当务之急——也是他们最让人恼火的（特别是当多恩知道了她青春期的女儿梅丽认为谢拉具有多恩没有的东西，便渐渐信任这语言矫正师而不再信任母亲的时候）。“除了你，世界上就没有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多恩问他。“这与她的相貌没有任何关系，”瑞典佬解释说，“是与梅丽有关。”“她是犹太人与梅丽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她过去是语言矫正师。他们敬畏她，”瑞典佬说，“因为她给梅丽做的那一切。”“她不是这孩子的母亲，不管怎样——是吗？”“他们知道，亲爱的，”瑞典佬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只因为矫正语言障碍，他们把她看成了某种魔术师。”
他也一样，只是在她作为梅丽的语言矫正师时他还不觉得怎样——那时候他只是感到她的沉着镇静是一种奇怪的刺激，让他老想到性——但是当梅丽失踪和不幸也被多恩带走后，就不同了。
猛力地摆脱了自己狭隘的自尊自大，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需求豁然敞开，一种深不可测的需求。他只好求助于一种陌生的解决方法，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这位安静的深思熟虑的女人曾经让梅丽对她不那么陌生，教她如何克服语言恐惧和控制那些精细的婉转曲折表达的器官。可笑的是，这却增强了梅丽孩童时逃离控制的意识。在这女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个自己想与之合为一体的人。这个在婚姻框架里正确无误地生活了二十年的人，决心要失去理智、非常虔诚地坠入爱河。直到三个月后他才开始明白，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谢拉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他没有找到浪漫的情人——只找到坦白直率的情人。她理智地告诉他，对她的这一切爱慕意味着什么，他和她在一起与将自己关在心理诊所的那个多恩差不多。她还对他解释道，他只是在毁掉一切——但是他当时正处于那种状态，总是对她说，他们一块逃到庞塞后，她可以学西班牙语，在那边的大学里教语言矫正技巧，他可以从庞塞的工厂操纵他的企业，他们可以生活在丘陵地带的现代化庄园里，到处是棕榈树，下边是加勒比海……
她没有告诉他的是梅丽就在她家——爆炸发生后，梅丽就藏在她家。除了这事，她对他什么都讲。本来应开始的坦白刹住了。
每个人的脑袋都像他那样不可靠吗？他是唯一看不清人们想干什么的人吗？每个人都像他那样滑来闪去，进进出出，每天上百次，从聪明到非常聪明，由和其他人一样愚蠢变成世上最愚蠢的杂种？是愚蠢将他变形，这笨蛋父亲的笨蛋儿子，还是生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每个人都得心应手，只他除外？
他也许对她描述过这种机能不全的感觉。他可以对谢拉谈，谈他的怀疑、他的困惑——她身上所有的恬静使她能做到这些。这位女魔术师曾给梅丽很好的机会，可惜被她扔掉了。按照梅丽的说法，她以一种“奇妙的漂浮感”至少置换了这个结巴一半的受挫感。这位头脑清醒的女人的职业就是为受难者提供第二次机会，这位情人懂得一切，包括怎样窝藏杀人犯。
谢拉和梅丽待在一起，却对他只字不提。
他们之间所有的信任，就像他曾经懂得的所有幸福（也像福雷德·康伦被害——像一切事情）一样，是一次意外。
她和梅丽待在一起，却只字不提。
而且现在还只字不提。在她罕见的炯炯目光的注视下，其他人讲话时的那种急迫感在她看来不过是一种病理表现。为什么人们要那样说？整个晚上她一言不发，不谈论林达·拉维里丝、理查德·尼克松或者H.R.赫尔德曼和约翰·艾尔里奇曼。她胜过其他人靠的是她的脑袋里没有装入那些把其他人的脑袋塞得满满的东西。她总将自己隐藏起来的做法曾被瑞典佬当做是表示优越性的面具。现在他想，“冷冰冰的母狗。为什么要这样？”她曾对他说，“你任凭人家对你施加影响，绝对是这样。没有什么像其他人的需要能这样迷住你。”于是他说，“我猜你指的是谢拉·萨尔孜曼。”和平常一样，他还是错了。
他认为她无所不知，可她有的只是冷酷。
现在他心里翻滚的是一种对所有人恼怒的怀疑。没有那些保障、那些最后的保障，他似乎一天之内从五岁跳到一百岁。他想，在所有的东西中，只要他知道在他们餐桌对面的牧场上还有多恩的牛群、有那头大牛康特保护着他，将给他安慰。在当时对他有用……深感解脱、超脱现实的片刻转眼即逝。当然他还没有意识到，只要康特还随着牛群在这漆黑的牧场上漫游，这种时候，梅丽总会在客人中穿来穿去。就在这里，梅丽，穿着马戏团那样的睡衣，靠在父亲椅子的后背上，对着父亲耳朵轻言细语。沃库特夫人喝威士忌，乌曼诺夫夫人有狐臭，萨尔孜曼医生是秃头。一种恶作剧似的聪明劲毫无害处——那时候并非无法无天、只是孩子气，完全在限度之内。
此时他下意识地说，“爸爸，再来点牛排。”他知道这是徒劳的——一个好儿子的努力——即使不能让这个自我嫌弃的父亲平静下来，也不要对非犹太民族人性中的机能不全这一点那么恼怒。
“我要告诉你们，我会为谁取点牛排——为这位年轻女士。”他从站在一旁的姑娘端着的大浅盘里叉起一片，放进杰西的盘子。他将杰西当成一个该全面负责的项目。“现在拿起刀叉，吃，”他对她说，“你能吃一点牛肉，坐好。”她似乎相信要是不这样做的话，他完全可能诉诸武力。杰西·沃库特醉醺醺地咕噜道，“我会的。”但她又开始笨拙地将肉扒来拨去，瑞典佬担心他父亲甚至会为她把肉切开。那些粗俗的工夫尽管很卖力，也无法重建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
“这可是一件严重的事，是关于孩子的事。”让杰西获取了营养后，他又有心情来谈《深喉管》了。“如果这都严重，那还有什么？”
“爸爸，”瑞典佬说，“希利这么说不是指它不严重。他也认为很严重。他说的是一旦你对青春期的孩子讲了，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能将这些孩子拉进房间里锁起来，然后扔掉钥匙。”
他女儿是个失去理智的杀人犯，躲在纽瓦克一个房间里，躺在地板上；妻子有了情人，趴在家里厨房的水槽上就干；他自己的旧情人明知故犯，将灾难带给他家；他却在煞费苦心地规劝自己的父亲。
“您会感到吃惊，”希利对这老头说，“现在的孩子们很容易学会很多东西。”
“可是让人堕落的东西不应该让他们这么容易就学到手！依我看，如果他们轻易就能学到这种东西，就把他们关在房间里。我记得以前孩子们在家里做作业，并不出去看这种电影。这是我们谈到的一个国家的道德问题。啊，不是吗？我在胡说？这是对正派和正派人们的侮辱。”
“可是，正派是什么东西，”马西亚问他，“总是令人那么感兴趣？”
这个问题让他大吃一惊，他只好焦急地环顾四周，想在这餐桌上找哪位用足够渊博的知识的回答来震住这个女人。
沃库特，这个家庭伟大的朋友总算站了出来。比尔·沃库特来为娄·利沃夫解围。“正派有什么不好？”沃库特问道，对马西亚随意地笑了笑。
瑞典佬不敢看他。最要紧的是他不能想到还有这两个人——谢拉和沃库特——他不敢看。多恩觉得比尔·沃库特英俊？他从不这样认为。圆脸盘、大鼻子、噘着下嘴唇……肮脏的杂种。肯定有其他东西才使她在厨房水槽上那样疯狂。是什么？悠然自信？就是那东西让多恩动心？安逸舒适就因为是比尔·沃库特，自满自足就因为是比尔·沃库特？是因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要藐视你，即使你和他都知道你现在很糟？是他的恰当得体让她那样做，那种完美无缺的适当举止，多么恰当地扮演莫里斯县历史的管家？是他流露出来的那种神情，从来不用为任何东西拼搏，或者在乎任何人，或者束手无策，即使怀中的妻子是无可救药的酒鬼？还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了那个世界，等待着威夸依克的三项全能运动员也开始等待的某些东西，所以我们之中谁也没等，所以我们其他人即使累死累活地得到这些东西，还是根本无权占有？那就是她为什么要在水槽上发情——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感？或者是值得称赞的环境意识？伟大的艺术？干脆是他的阴茎？亲爱的多恩，是它吗？我需要一个答案！我今晚就要！只是为了他的鸡巴？
瑞典佬忍不住想像沃库特操他妻子的细节，这与他能够控制自己不再想那些强奸犯操他女儿的细节的强烈程度差不多。今晚，这种想像不会让他安下心来。
“正派？”马西亚对沃库特说道，也狡诈地对他微笑。“评价太高了，你说的不是对正派、文明和传统的诱惑？这不是我认为的对生活最丰富的答案。”
“你认为什么才叫‘丰富’？”沃库特问她，“直接越轨？”
这位贵族建筑师觉得文学教授很好笑，她装出咄咄逼人的样子，想吓唬老实人。他乐了，很开心！但瑞典佬不能将宴会变成为了妻子的大战。事情够糟了，用不着在父母面前与沃库特交手。他要做的就是不去听他讲的东西。可是每当沃库特讲话时，每个字都令他反感，震动他，使他充满敌意、仇恨和狠毒的想法。在沃库特不讲话时，瑞典佬又会望着桌面，猜想究竟那张脸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妻子如此激动。
“可是，”马西亚说，“没有越轨，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知识，是吧？”
“我的天，”娄·利沃夫叫道，“这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的。对不起，教授，你究竟在哪里有这种想法的？”
“《圣经》，”马西亚有滋有味地说，“最早的时候。”
“《圣经》？哪本《圣经》？”
“以亚当和夏娃开始的那一本。那不是人们在《创世记》里给我们讲的吗？那不是伊甸园故事告诉我们的吗？”
“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越轨，就没有知识。”
“啊，那不是他们教给我的东西，”他回答道，“说起伊甸园，那时候我只读到八年级。”
“娄，他们教您什么？”
“那就是天上的上帝叫你别做什么，你就绝对不能做——你做了就会自食其果。做了这一辈子就会遭殃。”
“听从天上那位好上帝的话，”马西亚说，“所有可怕的东西都会消亡。”
“啊……对的，”他答道，虽然还不确定，却意识到正被人取笑。“看，我们离题了——我们谈的不是《圣经》。忘掉《圣经》吧。这不是谈《圣经》的地方。我们谈的是电影，是那里面的一个成年妇女。大家都这么讲，她在摄影机前面，为了钱，为了让成百上千万的人看看，小孩、每个人，公开做出她能想到的一切下流的事。这就是我们在谈的。”
“对谁下流？”马西亚问他。
“对她，看在上帝的分上。第一，是她。她将自己变成地球上的垃圾。你不会对我说你赞成这样做吧。”
“啊，她没有把自己变成任何东西的垃圾，娄。”
“相反，”沃库特说道，大笑起来，“她还吃掉智慧树[35]。”
“还有，”马西亚宣布道，“这使她成为超级影星，至高无上。我认为拉维里丝正在享受一生中的好时光。”
“阿道夫·希特勒也享受过一生中的好时光，教授，他同时还把犹太人铲进焚尸炉。那并不能说明他正确。这个女人正在毒害年轻人的心灵，毒害国家。她在这种交易中将自己变成地球上的垃圾——完了！”
娄·利沃夫在争论时对什么都认真。好像是为了观察一个固执己见、仍被自己对世界的幻觉束缚着的老头，才促使马西亚坚持下去。引诱、撕咬、吸血，她的拿手好戏。瑞典佬真想宰了她。别惹他！不惹他，他就会闭上嘴！不应该让他这样越说越有劲，没完没了——住口吧！
但他很早就学会绕开这个话题，一方面克制自己，表面上看在娄周围的时候，他尽可能顺从父亲的个性——处理父亲的问题，就是要维持对父亲的孝顺，不要冲撞这个不屈不挠的老头。然而这并不是她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中要考虑的问题。杰里干脆叫父亲滚开，多恩几乎被他逼疯，西尔维尔·利沃夫持续地、焦躁不安地容忍他，她唯一有效的抵抗就是冷落他，自己孤独地生活。她发现自己一年年地被蒸发掉。可是马西亚把他抓住，只当他是个傻瓜，他仍然认为靠自己愤怒的力量就能将现实中的堕落转变为过去的堕落呢。
“那么，娄，你想要她另外干什么？酒吧招待？”马西亚问。
“为什么不行？那也是工作。”
“不太像，”马西亚回答，“不是一种能吸引这里任何人的工作。”
“哦？”娄·利沃夫说，“他们宁愿她干什么？”
“不知道，”马西亚说，“我们不得不对姑娘们进行民意测验。你喜欢干什么，”她对谢拉说，“酒吧招待还是色情影星？”
可是谢拉不愿卷入马西亚的滑稽戏，两眼似乎注视着远方，超脱面前的一切，一直望到自我的中心，她的回答明白无误。瑞典佬还记得谢拉第一次见过马西亚和巴里·乌曼诺夫后，在旧里姆洛克那房子里，他问她，“他怎么会爱上这人？”并不像多恩那样回答说，“因为他是个无性的怪人，”谢拉回答道，“宴会结束后，大家也许都会那样去看某个人。有时大家那样去看每一个人。”“你呢？”他问她。“我总是那样看夫妻们。”她答道。
聪明的女人。可是这聪明的女人窝藏过一个杀人犯。
“多恩怎么认为？”马西亚问。“酒吧招待还是色情演员？”
她甜蜜地微笑着，展现出她最佳的天主教姑娘的姿态——这姑娘坐在桌前一点也不懒散，让修女们很开心——多恩说，“操你妈的，马西亚。”
“这是什么谈话？”娄·利沃夫问。
“餐桌上的谈话。”西尔维尔·利沃夫答道。
“什么东西让你这么不耐烦？”他问她。
“我没有不耐烦。我在听。”
这时，比尔·沃库特说道，“没有谁对你测验，马西亚。你喜欢做什么，好像你选定了？”
她对这种蔑视的暗讽开心大笑起来。“啊，他们肮脏的电影里有高大肥胖的女人。她们也出现在男人的梦里。这不仅仅是为了喜剧性的安慰。注意，你们这些人对林达太严厉啦。为什么有的姑娘在大西洋城脱掉衣服是为了奖学金，被奉为美国女神，而在色情电影里脱掉衣服就是为了肮脏的金钱，却被当做妓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好吧——没人知道。严格说来，伙计们，我喜欢‘奖学金’这个词。一名妓女来到旅馆房间。男人问她要多少钱。她说，‘好吧，如果你要我脱掉，我要三百美元奖学金；如果要我再脱，我要五百美元奖学金；如果要我再脱再脱——’”
“马西亚，”多恩说，“不管你怎么搞，今天晚上你都气不了我。”
“我不行？”
“今晚不行。”
餐桌中央有一盘漂亮的插花。“从多恩的花园采的。”他们坐下来就餐时，娄·利沃夫就对他们讲了。大浅盘装着切成厚块的牛排番茄，拌上油和醋，周围摆放一圈鲜红的洋葱片，那是刚从园子里摘来的。还有两只木桶——旧食物桶，他们以每只一美元的价格从克林顿市的旧货店买的——里面衬着大手帕，边上镶满玉米穗，那是沃库特帮她剥下的。餐桌两端的柳条篮子里有新鲜的法式面包，这些棍子面包是从麦克弗森店里买来后，在烤箱里再加热过，用手撕下时的感觉很妙。桌上摆着上好的勃艮第葡萄酒[36]，和五六瓶瑞典佬最好的波马特酒[37]，四瓶已经打开，这些酒是他五年前买下来准备到1973年再喝——根据他的藏酒记录，波马特酒放进窖里的时间与梅丽杀害康伦医生的事件相隔只有一个月。是啊，今晚早些时候，他发现那上面写着1968年1月3日，就在他用来登记每次购买量的螺旋芯活页簿上……“1968年1月3日”，他写道，完全没有想到他女儿会在1968年2月3日去干那种事，激怒所有美国人，可能只除了马西亚·乌曼诺夫以外。
负责上菜的两个高中孩子每隔几分钟就从厨房出来，默默地给周围各位添上他烧的牛排，切开后放到锡盘子里还滴着血。瑞典佬这套餐刀是从哈弗里兹买来的，用的是德国最好的不锈钢。为了在旧里姆洛克的家中过第一次感恩节，他到纽约去买来这套餐具和大切肉板。他曾经对这种事很在乎，喜欢在圆锥锉上把刀刃磨好再去抓火鸡。他喜欢那种声音。这些东西可悲地讲述着他对家庭的慷慨，总想让他的家人享受最好的，让他的家人拥有一切。
“对不起，”娄·利沃夫说，“谁能回答这东西对孩子们的影响吗？你们全都离题了。我们还没看够青少年的悲剧吗？色情、毒品、暴力。”
“离婚。”马西亚插进来帮他。
“教授，别让我谈起离婚。你懂法语吗？”他问她。
“我懂，如果需要的话。”她说，笑了起来。
“那好，我有个儿子在佛罗里达，塞莫尔的弟弟，他的专业就是离婚。我以为他的专业是心脏外科，但不是，是离婚。我以为送他到了医学院——我以为账单都是从那里寄来的。但不是，那是所离婚学院，那就是他拿到文凭的地方——离婚。对孩子来说，还有比离婚这个幽灵更糟糕的东西吗？我认为没有。它哪里是终点？什么是极限？你们都没有在那种世界里长大，我也没有。我们生长在那个时代，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对社区、家、家庭、父母和工作的感情……啊，完全不同，这些变化让人无法理解。我有时认为，1945年以来的变化比历史上所有这些年的都要大。我不知道这么多事情会有什么结局。人们在那部电影里看到的对他人的感情匮乏，对地区的感情匮乏，就像在纽瓦克发生的事情——这是怎么出现的？你用不着尊敬你的家庭，你用不着尊敬你的国家，你用不着尊敬你居住的地区，可是你得知道你有他们，你得知道你是他们的一部分。因为你不这样的话，就会孤独地待在那里，我同情你。我真的这么想。我说的对吗？沃库特先生，还是我错了？”
“想知道极限在哪里？”沃库特回答。
“啊，是的，”娄·利沃夫说，瑞典佬注意到他——并不是第一次——提到孩子和暴力时，根本没有觉得这个话题与他最亲近的家庭的生活纠缠不休。梅丽是被他人为了罪恶的目的所利用——这种说法很关键，他们紧紧抓住不放。他细心地观察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以确保没有谁对这种说法有片刻的动摇。只要他还活着，这个家中谁也不能怀疑梅丽的绝对清白。
在瑞典佬的禁忌盒子里的这么多东西中，他不敢想像的是当他父亲知道了死亡的是四个人后会有怎样的感受。
“您是对的，”比尔·沃库特对娄·利沃夫说，“想知道极限在哪里。我猜这里的每个人都想知道极限在哪里，每次读报时都在担心结局怎样，除了那个越轨的教授。可是我们都被传统压抑——我们不是伟大的反叛者，比如威廉·巴勒斯[38]、萨德侯爵[39]和圣人简·热内[40]。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文学流派，这个认为文明是压迫、道德更糟糕的辉煌的流派。”
他脸也不红。“道德”令他眼都不眨一下，“越轨”对他而言也很陌生。似乎在这些人中不是他——威廉三世，在沃库特家族那一长串在墓地自我标榜为德行高尚的人中的最后一代——越轨到最严重的程度，破坏一个已经被摧毁一半的家庭的和睦。
他妻子有个情人。就是为了这个情人，她才去接受整容的磨难，去追求、去赢得他的欢心。是啊，现在他才明白那封动情的书信，拼命地感谢整容医生花费“你五个小时，为了我的美貌”，那样感谢他，好像瑞典佬没有为他那五个小时支付一万两千美元似的，这还得加上他们在诊所套房里住的两个晚上所支付的另外五千美元。太妙了，亲爱的医生。似乎赐予我新的生命，从里到外都是如此。在日内瓦，他整个晚上都握着她的手坐在旁边，陪伴她经历恶心和疼痛，而所有这一切却是为了另一个人。为了这另一个人，她才建造这所房子。他们两人在为对方设计这所房子。
梅丽失踪后，他就该逃到庞塞和谢拉一起生活——不，谢拉使他恢复理智，重新变得正直起来，回到妻子身边，生活还和从前一个样，回到连情妇都明白他不能伤害的妻子身边，更别提在这样的危机中抛弃她。然而这另外两人却会成功。在厨房里一看见他们，他就明白了。他们的约定。沃库特抛弃杰西，她抛弃我，这房子就归他们俩。她认为我们的灾难已经结束，她要埋葬过去，从头开始——面容、房屋、丈夫、焕然一新。不管你怎么搞，今天晚上你气不了我。今晚不行。
他们是亡命之徒。多恩对丈夫说，沃库特的生活完全背离他们家族以前的东西——好啦，她的生活也正在脱离她以前成形的东西。多恩和沃库特：两只食肉动物。
到处都是亡命之徒。他们就在大门里面。
9
一个姑娘从厨房出来告诉他，有人给他来了电话。她轻声说，“我想是从捷克斯洛伐克打来的。”
他到多恩的书房接电话，沃库特将新房子的大纸板模型搬到这里。把杰西留在阳台上，让她和瑞典佬、他的父母，还有酒待在一起后，沃库特肯定又回到货车上取来模型，拿进多恩的书房，把它安放在书桌上，接着便去厨房帮她剥玉米。
丽塔·科恩来的电话。她知道捷克斯洛伐克的事，因为“她们”在跟踪他：夏天早些时候，她们曾跟踪他到过捷克领事馆，那天下午跟着他到过宠物医院，跟着他到过梅丽的房间，然而梅丽在那里还说根本没有丽塔·科恩这个人。
“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女儿？”她问。
“我对女儿没做什么。我去见了女儿。你写信告诉我她在哪里的。”
“你对她讲了旅馆里的事，你告诉她我们没有性交。”
“我没有提到任何旅馆。不知道所有这些是怎么回事。”
“你在撒谎。你对女儿说没有搞过我。我警告过你，我在信中提醒过你。”
房子的模型就摆在瑞典佬面前。现在他能看到以前从多恩的解释中想像不出的东西——长长的单坡屋顶确实让阳光通过与前墙等长的一排高大的窗户直射到中间门廊。是啊，他现在看到太阳怎样成弧线划过南面的天空，阳光将洗净——看来她多么喜欢在“光”后面说“洗”——把白色的墙壁通通洗一次，这样就为每个人改变一切。
纸板屋顶可以拆下，他将它拎起来后直接看到各个房间。所有内墙都有，里面的门、壁橱也设计好了。厨房里还有橱柜、冰箱、洗碗机和炉灶。沃库特甚至在客厅里连小件的家具都用纸板做好，一张大书桌靠在西面窗下的墙边，一只沙发，几只茶几，一把长软椅，两把安乐椅，在房间这么长的壁炉前面放着一只矮茶几。卧室里的凸窗下是嵌入的抽屉，——多恩称之为震颤派样式抽屉——对面便是大床，等待着它的两个主人。两头的墙上有固定书架。沃库特做好了几本纸板小模型的书放在上面，甚至还有书名。他擅长做这些东西，也更能做这些，瑞典佬想，比他的绘画强。是啊，如果我们能用十六分之一英寸替代一英尺，生活不是就没有那么枉费心机了吗？卧室里唯一缺少的就是一条纸板做的鸡巴，上面写着沃库特的名字。沃库特应该做个十六分之一英寸比例的多恩，肚子朝下，屁股翘到天，他的鸡巴从后面插进去。瑞典佬站在多恩的书桌前，望着多恩的纸板美梦，承受丽塔·科恩的愤怒的时候又发现这种东西，他也许好受些。
丽塔·科恩与耆那教有什么关系？一样东西与另一样有什么关系？不，这并不涉及梅丽。这种咆哮与你有何关系，你甚至连水都不愿伤害？没有什么东西搅在一起——没有一点关系。只是在你的大脑里它有点关系。没有哪里有任何逻辑。
她一直在跟踪梅丽，尾随、钉梢，可是她们并无联系，她们从来都没有！这就是逻辑！
“你走得太远、太过分。你以为你在操纵演出，爹—爹—爹爹？你什么也不能操纵！”
然而，他是否在操纵演出都无所谓了，如果梅丽与丽塔·科恩有联系，以任何方式，如果梅丽说不认识丽塔·科恩是在对他撒谎，那么她也容易撒谎说爆炸后曾由谢拉收留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当多恩和沃库特逃出去住在这纸板房里的时候，他和谢拉肯定也会跑到波多黎各。如果他父亲因此而一命呜呼，好吧，他们只能埋了他。那就是他们要做的：将他深深埋到地下。
（他突然间想起祖父的死对父亲的影响。瑞典佬还是个孩子，才七岁大。前一天晚上他祖父被急匆匆地送进医院，父亲和叔叔们整晚都坐在老人的床边。父亲回家时已是早上七点半。瑞典佬的祖父去世了。父亲钻出轿车，只走到房子前面的台阶就坐下来。瑞典佬躲在客厅的窗帘后面望着他。父亲一动不动，甚至母亲出来安慰他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在那里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身子一直朝前弓着，胳臂肘撑在膝头上，双手紧紧捂住脸。他脑袋里有那么多的泪水，他只好用强壮的双手那样把它托住，免得它从他的身躯上掉下来。当他又能抬起头时，便开车回去上班了。）
梅丽在撒谎？梅丽已经洗过脑？梅丽是同性恋？丽塔是她的女朋友？梅丽在操纵整个疯狂的事情？她们不是为了别的，一心只想折磨我？是那种游戏，整个游戏就为了折磨我、给我痛苦？
不，梅丽没有撒谎——梅丽是对的。丽塔·科恩并不存在。如果梅丽相信，我也相信。他用不着去听从子虚乌有的人的话。她设计的这场戏也不存在，她充满仇恨的谴责、她的权威、她的力量都不存在。如果她不存在，她就没有力量。梅丽会有这些宗教信仰和丽塔·科恩吗？你听到丽塔·科恩在电话里咆哮就知道她是哪种人。对她来说，不管是在地球上还是在天上都没有什么神圣的生命形式。她与绝食、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有什么相干？她不存在，因为这里面没有她的位置。这些也不是她讲的话，不是一位年轻姑娘讲的话。这些话毫无根据，是对某人的模仿。有人告诉她该做什么和说什么。从开始这就是一出戏。她也是一出戏，她自己做不到这些，背后有人，有腐败堕落、愤世嫉俗、变态扭曲的人安排这些孩子做这些事情。他们从丽塔·科恩和梅丽·利沃夫身上夺走她们一切天生的美好的东西，引诱她们参与这场戏。
“你想将她拉回到你们那些愚蠢的享乐中？把她从她的神圣状态拖进那种浅薄的、丧失灵魂的只为生活的假象里？你们是这个地球上最低级的物种——你还不明白？你真的相信，以你对社会的理解，你这种没有因财富的罪恶受到惩罚而还在享乐的人，还会有什么东西，不管哪样东西，可以提供给这个女人吗？确切地说有什么？完全过着一种邪恶信仰的生活，就是那样，极端的吸血动物的行为！你不知道这女人是谁？你还未意识到这女人变成什么了吧？你一点也猜不出来她在与什么交往吧？”来自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对中产阶级的持续控告，对他女儿堕落的祝贺和对他这个阶级的严厉责难：有罪！按照那根本不存在的人的说法。“你想将她从我这里带走？你，看见她时感到恶心吧？恶心，是因为她拒绝受到你们可耻的渺小的道德世界的束缚？告诉我，瑞典佬——你怎么会如此精明？”
他挂上电话。多恩有沃库特，我有谢拉，梅丽有丽塔，也许她没有丽塔——丽塔能留下来吃饭吗？丽塔能在这里过夜吗？丽塔能穿我的靴子吗？妈妈，你能开车送我和丽塔到村子里去吗？——我父亲死了。如果不得不这样，那也只好如此。他熬过他父亲的死亡，我也会熬过我父亲的死亡，我能熬过一切。我不在乎它有什么意义或者没有什么意义，它合适或者不合适——他们再也与我不相干了。我不存在了。他们现在是与一个没有责任心的人打交道，他们对付的这个人什么也不在乎。丽塔和我能炸掉那邮局吗？能。你不管要什么，亲爱的。不管谁死了，死吧。
疯狂与挑衅。一切都无从辨认。一切都不可靠。没有它能聚到一块的环境了。他也不再是一个整体。他甚至连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一种极妙的想法控制了他：他受苦受难的能力也已丧失。
但是那种想法不管多妙，在他离开这房间后就行不通了。决不应该挂断电话——决不。她会让他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六英尺三英寸，四十六岁，一家上百万美元的企业，被一个不计后果、身材娇小的荡妇再一次弄得四分五裂。这是他的敌人，她真的存在。可是她从何而来？她为什么要给我写信、打电话、向我进攻——她与我可怜的、崩溃的女儿有什么关系？一点也没有！
她又一次让他汗流浃背，脑袋成了痛得嗡嗡直响的圆球，整个身子感到疲惫不堪，似乎到了死亡的边缘。然而他的敌人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东西，像个神秘的怪物。可不是一个影子敌人，并不是空洞无物——但又是什么？一名信使。对的。彻底挫败他、指控他、掠夺他、躲避他、抵御他、使他完全处于迷茫混乱，靠的是随意乱讲那些钻进她脑袋的疯话，用她精神错乱的陈词滥调把他包围，彻头彻尾地像一名信使。可是，谁的信使？来自何方？
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完美地表现了她那一类人的愚蠢，只知道他依然是她眼中的恶棍，她对他的仇恨也是肯定无疑的，只知道她现在二十七岁，不再是个孩子。一个女人，可是被古怪地固定在她的位置上，行为举止像人类身体的机械运动，像一只大喇叭，是被装配成一只大喇叭的人的肢体，为的是要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这声音令人分裂和发狂。五年过去了，声音依旧，只是含义更多。梅丽的堕落是耆那教，丽塔·科恩的堕落是含义丰富。他对她毫不了解，只知道她需要比从前更加负责——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超乎想像。他知道自己是在和一个不屈不挠的破坏者打交道，应付那么瘦小的人身上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东西。五年过去了，丽塔又回来啦。出了什么事，又将发生某种无法想像的事情。
他绝对闯不过今晚这一关。自从他将梅丽留在那个小房间，留在面纱后面，他就知道自己不再是那个总能避免被压碎的男人了。
我已经放弃了渴望和自我。这全靠你。
有人打开了书房的门。“你还好吗？”原来是谢拉·萨尔孜曼。
“你要什么？”
她随手关上门进了房间。“在餐桌上的时候你脸色不好，现在看来更糟。”
多恩的书桌上方挂着一个有康特照片的相框。康特赢来的那些蓝色绸带都钉在照片的两侧。这就是多恩每年登在西门塔尔养牛杂志上的康特的照片。还是梅丽从多恩建议的三条广告词中选中那一条的。那是某天晚饭后在厨房里的事。康特能为您的牛群创造奇迹。若要用公牛，那便是康特。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梅丽开始时为她自己的建议争辩——你能依靠康特[41]——只是遭到瑞典佬和多恩的分别反对后，梅丽才选中“一头能够产生一个牛群的公牛”这一句。在康特担当多恩这一流派的超级明星期间，这句话成了阿卡狄养牛协会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