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现在只在波多黎各经营。离开纽瓦克后，他有一段时间还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府签订合同，除管理自己在波多黎各蓬塞岛上的工厂外，还到布尔诺的一家捷克手套厂工作。然而，当他看到波多黎各马亚古埃斯附近的阿瓜迪拉有一家他中意的工厂要转让，就从捷克撤回来，那里的官僚从一开始就让他头疼。他在波多黎各买下二手设备，运来机器，建起第二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开设训练课程，又招了三百工人。到了八十年代，波多黎各人的生活也奢侈起来。除了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差不多所有人都到远东发展，那里劳动力充足且价格又低，最先是到菲律宾，然后到韩国和台湾，现在到中国大陆。棒球手套这种销量最大的美国手套，以前是由他父亲的朋友登克茨在纽约的约翰斯顿生产的东西，早已挪到韩国生产了。在1952年或1953年，当第一个人离开纽约州的格拉威斯维尔到菲律宾去做手套时，人们觉得他上了月球；而在1978年前后他死的时候，这人在当地已有一个四千工人的大厂了，格拉威斯维尔的整个手套产业基本上都迁到了菲律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格拉威斯维尔大大小小的手套厂有九十家，现在一家不剩，他们或是不再干这一行或是变成了进口商。瑞典佬说：“这些人分不清指岔和拇指，只是生意人，他们知道该进口各种颜色、各种规格的这种手套十万副、那种手套二十万副，但不知道究竟怎么做出来。”我问：“指岔是什么？”“手套上各指之间的部分，是和拇指皮料一块剪下来的。现在有许多人什么都不懂，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五岁时懂的一半多，但他们却要作出重大的决定。有个家伙要买鹿皮，质量很好可以做服装，差不多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他却要买去剪下巴掌大一块，缝到滑雪手套上。前两天我和他谈过，告诉他花一美元五十美分就可以买很大一块新皮子。要是大的订单，你算算，这就是上万美元的差额。他却一无所知。他本可以把一万美元放进口袋。”
瑞典佬在波多黎各和在纽瓦克一样还干这一行，他解释道，自己已经训练出许多好工人，他们会做手套上的细活，可以生产出达到他父亲那时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标准的产品。他也承认一家人都喜欢他十五年前建在加勒比海边的度假别墅，而且离他在蓬塞的工厂也不远。孩子们都愿到那里玩……肯特、克里斯和斯迪夫热爱冲浪、帆船、潜水和双体船运动……他所说的这些事清楚地表明，如果他是真的愿意去做的话，他也似乎对自己周围哪些事有趣，哪些事没有趣缺乏判断力。或者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趣。我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他回到开勒、福特冈、拉斯基、罗宾和侯尼格时代，回到指岔和怎样做副好手套的细节上来，甚至回到那个只为一块好料花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买错鹿皮的小子这事上来。但他一讲起来，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使他把话题从他的孩子在海上和陆地上取得的成就引开。
我们等点心上来时，瑞典佬说他除了最喜欢的通心粉外，也爱增加体重的意大利菜肴，因为在前列腺手术几个月后，他已瘦了十磅左右。
“手术顺利吧？”
“还不错。”
我说：“我的几个朋友做过那种手术后都比预料的差。这对男人来说是场灾难，即便不像癌症那样糟糕。”
“是啊，我知道，那有可能。”
“一个是丧失了性功能，另一个是既阳痿又失禁，都是我这把年纪。他们真受罪，只好用尿布。”
我所说的“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在波士顿做了手术，除了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外，我谁也没告诉。他陪我度过那段难受的日子，直到我又能站立起来。离开波士顿，我开车两个半小时，回到在贝克郡的我独自居住的家后，我想最好是把做癌症手术和身体虚弱的事埋在心底。
“啊，我还很轻松就过来了。”瑞典佬说道。
“我看你也是。”我语气委婉地附和道，心想这个自我满足的大家伙真的得到了他想的任何东西。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或者遭受无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愤怒的驱使……生活对瑞典佬来说就像绒线球一样慢慢展开。
思绪将我拉回到他信中关于将给父亲写颂词的专业咨询。我自己不想提颂词的事，然而谜团还未解开，他为什么不提这回事，如果不愿意，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我只能认为他的一生比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那封信主要与他的手术有关，涉及到后来发生的、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种突如其来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亲笔信表明他发现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不是强壮而是虚弱的滋味；知道没有名望是怎么回事，生理上的耻辱、蒙羞、厌恶和绝望是怎么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请教是怎么回事。忽然被曾给予自己保障、使自己优于他人的美妙的身躯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从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亲、重新获取父亲的力量来保护他自己。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崩溃，在我看来，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冲动、衰弱、急需呵护的人。死亡突袭了他的生活之梦（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样），令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烦恼的那些事并没有将他放过。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还记得那种阴影像有毒的冰块凝结在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吗？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海阔天空地愉快闲聊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意大利菜，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他自己的谜，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再也不感到死亡的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这时却省略了，忘记了。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13]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1886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1995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罗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高声大叫“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但按美国的标准却最了不起。
“杰里是同性恋吗？”我突然问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会开玩笑。”
我也许是故意问点什么，想冲淡这烦闷的气氛。但我忽然记起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亲“因心爱的人遭到打击他是多么难受”，这使我又开始乱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起杰里那次遭受的羞辱。我们高中一年级时，杰里极力想赢得班上一个相貌一般，大家认为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欢心。
作为情人节的礼物，杰里用仓鼠皮给她做了一件衣服，把一百七十五张仓鼠皮晒干，用从父亲厂里偷来的弯针缝制，他就是在厂里才想起这么干的。学校生物系进了约三百只仓鼠用于解剖课教学，杰里装出很勤快的样子，从生物系学生手里将仓鼠皮收集起来，他的好奇心和天赋使大家相信了他说的要在家里进行“科学实验”。他还设法把那女孩的身高弄清楚，设计了样式。在车库顶上把仓鼠皮晒干，去除臭气（他以为全部弄干净了），再仔细地缝制，并用白色降落伞上的丝绸镶边，那还是哥哥从北卡罗来纳的切里海军陆战队基地寄给他作纪念物的破降落伞。帕里斯岛球队在那里打赢陆战队棒球冠军赛该季度的最后一场。杰里将衣服的事只告诉了我，他的乒乓球搭档。他打算用薰衣草纸包好，扎上天鹅绒带子，放在母亲的班贝杰服装盒里给那女孩送去。但衣服做好后变得很硬，他无法折叠起来装进盒子里。他父亲后来解释说是由于他那种愚蠢的干燥方法所致。
坐在文森特餐馆里瑞典佬的对面，我猛然想起在他家地下室也见过这模样：这个大家伙当时穿着衬衣坐在地板上。我想要是在今天，肯定获得惠特尼博物馆[14]所有奖项，但在1949年的纽瓦克，没人知道伟大艺术，杰里和我绞尽脑汁想把那件衣服装进盒子。他打定主意要用那只纸盒，因为她打开时就会以为是来自班贝杰公司的高档服装。我却在考虑要是她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她会怎么想。要吸引这么个皮肤很糟，又没有男朋友的女孩的注意，根本用不着费那么大的劲。但我还是帮杰里，他这人风风火火，要么抽身走开，要么照他说的办，再说他又是瑞典佬利沃夫的弟弟，我还在他家，四下都是瑞典佬得的奖品。杰里最后把衣服整个撕开重新缝制，使线缝在中间以便折叠，就像一件盔甲。他在最上面放了一个用纸板剪出的心形图案，用黑体字签名，再用邮包寄走。他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将一个根本不可能的想法变成糟糕的作品，在大家看来还是粗糙不堪的。
她打开盒子时大叫起来。她的朋友们说她“怒不可遏”。杰里的父亲同样怒不可遏。“你就这样糟蹋你哥哥给你的降落伞吗？剪掉它？剪掉一只降落伞？”杰里很自卑，不敢告诉父亲自己为的是要那个女孩扑进他怀里，亲吻他，就像拉娜·特纳亲吻克拉克·盖伯那样。他父亲和他一道在中午的太阳下晒皮料时，我正好在场。“皮子要适当处理。适当！适当并不是在阳光下而是在阴暗处风干。不能晒焦，真见鬼！杰罗姆！只教你这一次，记得住怎样保存皮料吗？”他边说边做，开始时有些激动，想到亲生儿子做皮件活也这么笨头笨脑，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向我俩讲解他们怎样教商贩们处理埃塞俄比亚的羊皮，然后再运到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来加工。“可以用盐，但成本高，特别在非洲，非常贵。那里的人偷盐，他们没有盐，你得在盐里下毒才不被偷走。另一种方法是将皮子捆扎起来，用木板或者框架，各种东西都行，然后放在阴暗处风干。孩子，在阴暗处。我们称这些为僵板皮。撒上点火石粉以防腐烂和虫蛀——”我松了一口气，令人惊奇的是他已由愤怒转向耐心的，有些烦琐的技术性灌输，这似乎比他父亲吹胡子瞪眼睛的怒骂更使杰里难受。完全可能就在那一天杰里发誓决不去碰他父亲干的那一行。
为了去除皮子上的恶臭，杰里用母亲的香水浸泡衣服。当邮递员送去时，皮衣又不断发出臭味了。那女孩打开盒子，臭气熏天，她觉得遭受了奇耻大辱，惊恐万分，从此以后再也不和杰里讲话。据其他女孩讲，她认为杰里肯定去猎杀了这些小畜牲再送给她，只因她的皮肤很糟。杰里知道后气愤不已，就在我们下次玩乒乓球时，他大声咒骂她，称所有的女孩都是该死的蠢猪。如果在那之前他没有勇气约人出去，以后就再也没试过了。他是从不参加高中班级舞会的三人之一，另外两个被我们称作“同性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瑞典佬有关杰里的事，而在1949年我绝对想不到这种问题，那时我压根不懂什么叫同性恋，也不会想到我熟悉的任何人会是。当时我只知道杰里就是杰里，一个天才，对女孩既狂热又天真。在那些日子这种解释就足够了。也许现在仍能说明问题。我问他“杰里是同性恋吗？”，只是想试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动这不可一世的瑞典佬，让他说点有趣的，不然我就会失礼在与他的谈话中昏睡过去。
我说：“杰里年轻时有些神秘，没有女朋友，也没有亲密伙伴，除了他的聪明才智还有某种东西把他隔离于……”
瑞典佬望着我点点头，似乎懂得我内心深处的这种以前谁也没有过的念头。我敢肯定他那寻根究底的注视实际上什么也没看，所有这些表情毫无意义，一点也未透露出他的想法。不知他的心思在何处，甚至搞不清他是否有“思维”。我中途停顿下来，细心品味自己讲的这番话，发现并未引起另一位的注意，与他的思绪毫不沾边，他听后马上又忘得干干净净。我原打算闭口不谈，结账后就抽身走掉，再过五十年，也就是等到了2045年才会想起见他一面。他的眼神似乎总在向人们承诺绝不会干坏事，但我现在觉得这双无辜的眼睛越来越令人厌烦，于是便拿出他的信来。
人要战胜自己的假象、浅薄，面对他人时才能不带脱离现实的期望，才没有太多的偏见、希望、自大；尽量不要像带半英尺厚的钢甲的坦克，也不需要加农炮和机关枪，只需赤着双脚毫无威胁地走向他们，以宽广的胸襟对待他们，做到真正平等，人对人的交流，如同我们常说的那样，这样你就绝不会把人看错。但你还是可能有坦克一样的头脑。在见他人之前你已误解他们，而你才打算前去见面；和他们待在一起也会误解他们；你回家谈起这次见面时还会再次误解他们。同样的情形不断重复，这确实令人迷惑、眩晕，简直是一出不可理喻的误解闹剧。这似乎有我们认为本来该有的和呈现而出的重要性，而不是什么滑稽可笑的东西以致会误导我们、曲解对方的思维运行和不可猜测的目的，但究竟该怎样处理这类非同小可、涉及他人的事情？是否每个人都该关起门来像孤独的作家那样把自己隔离开来，待在隔音的小间，遣词造句将人物呼来唤去，认为这些纸面上的人物比我们每天因自己的无知而混为一体的那些人还更为真实。不管怎样说，正确理解他人还算不上人生的全部意义。生活就是误解，不断地误解、误解、再误解，深思熟虑后还是误解。就这样我们懂得自己的存在：我们错了。可能最好是忘掉有关他人的对与错，一切顺其自然。若能做到这一点——好吧，你就算幸运了。
“在信中你谈到你父亲和他受的打击，我曾想这是指杰里。你家老头在对付性情古怪的儿子时不会比我的那个好多少。”
瑞典佬笑了笑，并未显得高人一等，也使我放心一些，他心里对我没什么排斥，只在向我示意：尽管他被人崇拜却不比我优越，和我比起来甚至还差一些。“是啊，父亲很幸运，他并不是非得那样。杰里既是他的儿子又是他的医生，杰里比任何人都要使他感到骄傲。”
“杰里是医生？”
“在迈阿密，心外科医生，每年挣上百万美元。”
“结婚了？杰里结婚了？”
他又笑了。笑容中的那种勉强很明显，是我们这位破记录运动家的弱点，对他赖以生存的豪放性格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不管他内心是否赞许，他的微笑还是表明不愿承认一个人在七十年的生活中所需的那种固执。似乎所有十岁以上的人都相信能通过微笑征服他人，用和蔼温馨的笑容应付所有烦恼，当难以预料的命运之神向你突然袭来时，一次微笑便可化险为夷。我又一次想到他可能真的神经不正常，这种微笑也许就是狂乱的迹象。没有做作，但更糟糕，这微笑毫不虚伪，也未仿效他人。那是一幅讽刺画，是经过一生的努力使自己越来越深地陷下去才形成的东西，但到底陷入的是什么？他周围的各色人等所形成的对他的看法将他永远定格在孩童时代。似乎他已从他的世界剔除一切他不适应的东西：欺骗、暴力、嘲弄和冷酷，还有那些无形中产生的东西，任何的偶然因素，以及恼人的绝望先兆。他对我似乎就像对他自己一样，始终显得朴实和真诚。
除非，除非他不过是性格成熟，和其他成人一样狡诈。也许是他的癌症手术触动了什么东西，使其临时穿透了一生舒适的假象，这是百分之百的复原而不是消失。他并不是没有性格的人物，而是个不愿被人揭示的人物、敏感的人物。要知道，如果你把自己的隐私看得很重，总想让心爱之人过得好些，这世界上最不愿信任的那就是勤奋的小说家了。不告诉他你一生的经历，只用灿烂的笑容将他打发，用温柔王子的微笑武器朝他轰击，再吃掉意大利菜，回到新泽西的里姆洛克，然后各走各的道。
“杰里结了四次婚，破我们家里的记录。”瑞典佬微笑着说道。
“你呢？”我已从他的三个孩子猜测过，那位四十几岁、涉足高尔夫俱乐部的金发女郎很可能是他的第二任或者第三任妻子。但离婚与我心目中的这个人不符，他这个人拒绝承认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若真的出现离婚，也只能是那位新泽西小姐引起的。或者她死了。也许是她嫁给了一位总是想让自己的成就显得圆满、全身心地幻想稳定生活的人，这反而使她自杀。也许那就是……遭受的打击。我企图寻找某种丢失的碎片，来拼接成一个完整连贯的瑞典佬，想从他岁月沧桑的面容仔细辨认紊乱的迹象，但在那上面一无所获。我弄不清他显出的这种空白究竟是像大雪掩盖了什么或者说那下面本来就没有什么。
“我？两个妻子，这是我的极限。比我弟弟的胆量差一点。他的新妻子有三十几岁，比他小一半。杰里是位专娶护士的医生，四个全是他的护士。她们对利沃夫医生崇拜得五体投地，四个妻子生了六个孩子，这使我父亲有些烦恼。但杰里是个大块头生性粗野的家伙，高大魁梧的一流外科医生，任意支配整座医院，连父亲也得听他的指挥。没办法，不然就会失去他。我这同胞兄弟并不四处拈花惹草，他每次离婚，父亲都大闹一番，想把杰里杀掉一百次。但只要杰里再婚，娶的新妻子在父亲眼里又成了比先前那个更好的公主。‘她是个漂亮女孩，很可爱，我的乖乖！’如果有谁对杰里的那些妻子说三道四，父亲都想杀了他。父亲也喜欢杰里的孩子，五个女孩，一个男孩。父亲很爱那男孩，但那几个女孩更是他的掌上明珠。为这些孩子他没有什么不愿去做。对大家的孩子都这样，只要我们大家，所有孩子，围在他身边，他快活得不得了。他已九十六岁了，从未病过一天。他中风后过了六个月才去世，那段日子真糟。他这一生不错，活得潇洒，是个真正的勇士。他有一种自然的力量，没有人能阻挡他。”在他谈论父亲快结束时，语气有点轻飘，话音里带着对父亲的无比崇敬，自然流露出父亲的期望对他的一生的巨大影响，这远远超过任何因素。
“很痛苦？”
“本来还要糟。只不过六个月，其实他有一半的时候已什么都不知道了。一天晚上他悄悄地离去……”
我说“很痛苦”是指他在信中所说的他父亲因“降临在他心爱之人身上的灾难”对他的打击。即使我把他的信带去，在他面前挥舞，瑞典佬还是会极力躲闪，就像应付五十年前在市体育馆那场比赛中我们最差的对手、南边队的争抢球员一样。他连续四次过人，创下了州记录。当然，我要发掘底层的那种冲动、那种持续的怀疑丝毫未减。我清楚许多的东西还未被发现，这也使他感到恐惧，担心我会刨根问底，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根本不相信他是自己希望在我们心目中的那种人。但我也在想，为什么对他有这些看法？为什么非要去了解这家伙？就因为他曾经对你说过“逃学鬼，篮球不是这样的”，你便渴望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抓住他不放？你怎么啦？除了你所看到的，他什么也没有，他就在你面前，一览无余。他一直就这样，并没有装出神秘的样子，你在挖掘并不存在的深层。这家伙是个空壳。
我错了。我一生中对其他人从未这么失算过。
2
让我们别忘记能源。美国人不仅统治自己，还统治意大利、奥地利和日本的约两亿人。对战争罪行的审判正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所有魔鬼。我们独具原子弹的威力，配给制即将结束，价格控制正被取消，在强调自我的浪潮中，汽车工人、煤矿工人、搬运工人、海运工人、钢铁工人，上百万的劳动者不断举行罢工、争取更多利益。星期天早上，在政府大街球场玩垒球和到学校后面的柏油场地上打篮球的全是刚从战场活着回来的小伙子，邻居、老表、兄弟，口袋里塞满离家的酬金，军人法案让他们为所欲为，这在战前是他们不敢奢望的。日本人无条件投降六个月后我们学校的高中班又开学了，大家正处于美国历史上集体陶醉的最幸福时刻。能量的爆发向四下传播，周围的一切生机勃勃，牺牲和限制已经过去，大萧条也不见踪影，所有的东西都在运动，盖子已被打开，美国人又从头开始，大家齐心合力。
最重要的事件奇迹般结束，历史的时钟重新设定，一个民族的目标不再被过去限制，如果这些不足以令人振奋，那还有周围的一切，大家共同的心愿：我们这些孩子应该摆脱贫困、无知、疾病、社会的伤害和胁迫——最要紧的是应该摆脱默默无闻。你不能一事无成！要使自己有所作为！
大家都有潜在的焦虑，每天都能感觉到苦难的持续威胁，只有始终如一的勤奋方能免受其害，对基督教世界普遍不信任，许多家庭大萧条后仍心有余悸、担心再受打击，但我们这个社区却未陷入一片黑暗。这里因众人的勤奋而欣欣向荣，生活中有了崇高的信仰，果断地指引人们走向成功，今后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目标就是要有目标，目的就是要有目的。这条规律常在人们的歇斯底里中显现。经验告诉他们只需极少的敌意就能不可挽回地毁掉一生。长辈们因为反复无常而情感负重太多，他们意识到与之作对的一切早已联手，然而这条规律使得社区成为大家难以割舍之地。整个社区总是要求我们不得出格，不得游手好闲，要抓住机会、利用优势、牢记重点。
世代之间差异不小，需要进一步论争的东西也有许多，他们不愿放弃的世界观和所崇尚的原则，随着美国时代几个世纪的流逝，我们一无所获，只是变得老态龙钟。他们反复无常的性格与我们无缘。我们内部正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敢于离他们多远，这确实令人烦恼、矛盾重重。我们有些人敢于对他们那些令人窒息的观点加以反击，但两代人的冲突从未像二十年后那样剧烈，社区不再因误解成为相互伤害的战场。有的是批评指责让人臣服，年轻人的求变能力被无数种要求、规定和戒律所束缚，这些限制终究无法突破。一条是因我们自己的现实利益所在而高度推崇，另一条则被时代普遍认为公正，这类禁忌还在我们孩提时候就完全接受，父辈根深蒂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我们荒唐的反抗意识消解，几乎将所有不当的欲望泯灭。
我们大多数人还需聚集更多的勇气——或者说更多的愚昧——方能挫伤他们要求我们达到尽善尽美的热情，远离许可的范围去自由翱翔。他们要求我们做到既遵纪守法又高人一等的理由是我们良心上无法承受的，因而那些近乎绝对的控制完全落入他们成人之手，通过我们这一代他们也尽力完善了自己。命运的这种安排留下无关痛痒的斑斑疤痕，但却很少听说有人神经失常，至少当时如此。感谢上帝！那些期望的重负并不一定都具有多大的杀伤力。当然，在有的家庭里父母若将控制闸松动一点会好得多，但大多数情况下，几代人之间的摩擦正好使我们向前迈进。
我这种认为我们乐于生活在此的想法错了吗？没有哪种错觉能比得上长辈们的乡愁所引发的幻象，但在塔巴奇尼克泡菜桶的芳香里成长，不可能像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贵族少年那样手执蜡烛，我这种想法全错了吗？我是否真错了，居然认为就在活生生的现实里，生活的丰富已将我们的情感搅动到某种特殊的程度。哪里还有这浩如烟海的细小情节将你团团包围？细节，细节的无边无际，细节的威力和细节的沉重——如同你坟墓上高达六英尺的尘土一样，这无穷无尽的细节在你年轻的生命里将你环绕。
所谓社区，就是一个孩子自然会全神贯注的地方，是孩子们透过表象、了解事物本质的畅通渠道。那些街道里，每一个街区、每一座后院、每一幢房子、每一层楼、每一位朋友家里的墙壁、天花板和门窗，都是如此富有个性，即使五十年后你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种渗透更彻底？我们如此敏锐地记录下身边的事物，以及用油毯油布、仪式蜡烛、烧饭气味、兰尚台灯和百叶窗标示出的社会等级的细微差别。相互之间，我们知道谁的柜子里有什么样的午饭、谁在塞德店里订下哪种热狗；我们了解对方的身体，知道谁走内八字、谁胸部发育了、谁带有发油气味、谁讲话时老吐唾沫；知道谁好斗、谁友好、谁聪明、谁愚笨；知道谁的母亲口音重、谁的父亲蓄胡须、谁的母亲在干活、谁的父亲已去世；我们也多少了解每个家庭因不同情况而面临的人生难题。
当然，还有因贫穷、欲望、幻想和对耻辱的恐惧而产生的强烈的动荡。我们每个人都处在绝望的思春意念中，孤独而隐秘，尽力约束自己，全靠青春期的不断反省，年轻的旅途才被照亮。好在那个年代，贞洁观念仍居上风，年轻人还热衷于自由和民主一类的国家大事。
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在脑海里时常显现，就像当年的同班同学一样还记得真真切切。今天当我们再次相见时，那份强烈的情感也令人惊奇。最惊人的是我们正接近祖父辈当年那把年纪。那是1946年2月我们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对将要发生的事毫不知情，现在却了如指掌。1950年1月的那个班级的同学都有了自己的归属——当年不能回答的问题全有了答案，未来的谜底已被揭开——这还不令人惊奇吗？在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像我们这么生活过，真令人惊奇。
这是一番我没有在第四十五次高中同学聚会时发表的演讲词，与其说是讲给大家听，不如说是留给自己。只是在聚会之后我才开始构思这番演讲，黑暗中我躺在床上费力琢磨到底是什么触动了自己。演讲的口吻对于一家乡村俱乐部的舞厅来说太书生气，也不是这类春风得意的人们到此想听的。从凌晨三点到六点，我冥思苦想，觉得构思还不错，万分激动之中尽量去理解这种重逢内在的凝聚力和将我们像孩童一般联系到一起的共同经历。尽管有贫穷与特权的等级差异，尽管有许多因家庭的争吵留下深刻印象的焦虑——幸运的是，人们后来发现这些争吵并未带来预料的那么多烦恼——还是有某种强有力的东西将大家团结起来。它不只在我们的出生之地将大家连在一起，而且在要去的地方把大家维系，并指导大家如何到达那里。我们有了新的方法、新的目标、新的效忠对象、新的内幕消息——一种新的悠闲状态，面对异教徒仍想坚持的排犹主义也没有那么激动反感。这些转变来自何处？在哪出历史剧里，在丝毫不像伟大的生活舞台的教室里和厨房内，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粉墨登场？究竟是什么的相互碰撞才产生了我们心中的火花？
我从新泽西开车回来八小时后，这些模糊的、让人无法入睡的问题和答案像影子一样挥之不去。我辗转难眠、烦躁不安，躺在床上不停地琢磨。在新泽西十月下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大家远离那些曾是孩童时代的家园、现在却到处充斥着罪恶、弥漫着毒品的街道，来到犹太郊区的一家乡村俱乐部，这次聚会从早上十一点开始，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持续了整个下午。那是在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边上的舞厅里，这群老人都是三四十年代威夸依克的小伙子，他们原以为是铁头球杆（那时被他们叫做九号球杆），是一块肥鲱鱼。现在我不能入睡——只能记起当男仆将我的车开到门廊的阶梯前时，这次聚会的总指挥，瑟尔玛·布拉斯洛佛友好地问我是否玩得开心，我告诉她：“就像硫磺岛[15]之战后回到故里一样。”
凌晨三点左右，我下床来到桌前，理不清的思绪在头脑里嗡嗡作响。我伏案工作到六点钟，终于把聚会演讲词写得像前面这样。只是当我用“令人惊奇”这句话把演讲推向感情的高潮后，才使自己不再被感情的力量震惊，并能重新入睡几个小时，或者说多少近似入睡，因为有一半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记叙，回忆那些刻骨铭心的事情。
是啊，从高中聚会这么美好的庆典上回来，很难立刻就躲进周而复始的日常生活里。如果我才三四十岁，也许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这三个小时里聚会时的甜蜜感觉就已淡忘。但人到六十岁，对这类事情就难以把握了，况且刚动过癌症手术一年。不是我想抓住过去的时光不放，而是我现已被它套牢，我看似正远离时光的世界，实际上却在穿越它神秘的核心。
在相聚的几小时里，我们拥抱、接吻、闲聊、相互招呼和回忆那些并无大碍、令人难堪的往事。“看！谁来了？”、“啊，好长时间了”、“你还记得我？我可记得你”之类的叫喊声此起彼伏。“我们曾……”、“你的孩子……”相互间所用的这几个词在整个下午任人们不断重复，大家被同时拉进好些个闲聊的圈子，嘴上喊道“别走开！”。当然，也跳舞了。脸贴着脸，迈着过时的舞步，和着“单人乐队”的伴奏，那小伙子留着胡须，身穿晚礼服，额头上扎条手巾（他至少是在我们合着奥兰多充满激情的乐曲从礼堂列队出来后，晚了整整二十年才出生的）。他用合成器为自己伴奏，模仿纳·“金”·科尔[16]、弗兰克·莱尼和西纳特拉[17]的风格。在那几个小时里，人们对时间长链，对被称为时间的每一件事情该死的消失过程的理解，像对早上就着咖啡毫不费力咽下的油炸饼的尺寸一样容易。头扎手帕的单人乐队奏起“骡马车队”，我陷入沉思，时间天使正从头顶掠过，我们生活过的所有时刻都随她的一次次呼吸完结。时间天使当时肯定在场，和我们一起就在雪松山乡村俱乐部听那小伙子模仿弗兰克·莱尼演奏“骡马车队”。有时我看看大家，似乎觉得仍在1950年，似乎“1995年”不过是高年级班上舞会的未来主题，我们都戴着可笑的纸壳面具，装着已接近世纪末的样子。那天下午的时光只是为了给我们自己某种神秘感而人为制造出来的。
分手时瑟尔玛送给我们每个人一只纪念杯，里面橘黄色的纸袋装着六个小甜饼，用橘黄色玻璃纸包好，再扎上橙、褐（校园色彩）相间条纹的卷曲绸带。这小甜饼是来自我们班的学生，一个蒂内克面包师的礼物，就像我放学回家吃上的那么新鲜，那时则由她麻将俱乐部的烹调师、我的母亲烘烤的。离开聚会不到五分钟，我就剥掉双层包装，将六个小甜饼全吃下，每个蜗形面团沾满糖粉，缝里夹着细小的葡萄干和核桃片。我一口接一口吞下面包屑，感受到面粉与黄油、酸奶酪、香草、奶油、蛋黄和蔗糖混合的多种滋味，这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东西。此时我可能也体会到自己从纳桑消失，如同普鲁斯特[18]的所说，当他辨别出“玛德琳蛋糕（一种贝壳状重油小蛋糕）的味道”：对死亡的焦虑，从马瑟尔消失一样。普鲁斯特写道：“只需一尝，‘死亡’这词……就对他毫无意义。”我于是狼吞虎咽，不停地将这种渗透油脂的东西塞进嘴里，到最后也没有类似马瑟尔那样的运气。
再谈谈死亡和欲望，这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是种可以理解的极端要求，预防死亡，抵制它，不惜一切可能的方法，随便怎样观察死亡，无论什么，除了清晰透明以外。
按照我们进门时拿到的小册子上所说，毕业班的一百七十六人中有二十六人现住在佛罗里达……兆头不错，这意味着我们在佛罗里达现有的人还是比死去的多一点（多六个）。另外，整个下午不只我一人，大家在心里都将这些男人戏称为男孩，女人戏称为女孩。有个从佛罗里达赶来的小伙子告诉我，在从纽瓦克机场到利维斯顿的那一段路程中，他租了一部车急忙赶路，却两次被迫到加油站找房间休息，只因受不了身体颤抖。这人叫门蒂·格里克，1950年被选为班上最帅的小伙子。在1950年，他是个身材魁梧、睫毛长长的美男子，是我们最重要的吉特巴舞手，喜欢四处对人叫喊：“索里德，杰克逊！”他有一次被他哥请到奥古斯塔街的一家妓女院去玩，那里到处是拉皮条的，实际上也就在他父亲开的布兰夫德酒馆街角旁。他后来承认自己连衣服都没脱，只是坐在外面走道上翻翻桌上的一本《机械插图》杂志，而他哥哥才真的在“干事”——门蒂算得上是班里的少年犯了。正是这个门蒂·格里克（现在叫伽哈）带我去亚当斯剧院听伊利诺斯·杰克特、巴迪·约翰逊和“纽瓦克本地的”撒拉·沃恩[19]唱歌。他曾买票请我去听比利·厄克斯汀（B先生）在清真寺的音乐会。他在1949年还搞到票，和我一起到劳拉公园观看瑟比亚美洲美女大赛。门蒂曾三四次带我到泽西电台（WAAT）看午夜黑人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比尔·库克的现场播音。星期六晚上我常在自己卧室的黑暗之中聆听比尔·库克的音乐大篷车节目。开场曲为埃林顿[20]的“大篷车”，那极富异国情调、饱经沧桑、兼有非洲与东方的节奏，肚皮舞的鼓点，这一切本身就值得收听。就是紧裹在母亲刚刚洗过的被单里，杜克亲自演奏的“大篷车”还能令我冲动不已。先是“咚！咚！”的开场鼓，开士巴声中传出悠扬婉转的长号声，再就是舞蛇的长笛徐徐吹起。门蒂把它叫做“可笑的音乐”。
到WAAT电台比尔·库克的工作室去时，我们乘14路车到市里，几分钟后便像上教堂的人一样，静静地坐在他玻璃隔间外面的椅子上，比尔·库克将离开麦克风出来见我们。放着“比赛录音”，此时听众们正悠闲在家，库克诚挚地与两个瘦高的白人机灵鬼握手，他们身着从亚美利加商店买来的单排扣西装和从专卖店买来的衬衣，衣领翻开。（我身上穿的是专为这晚上的活动而从门蒂那里借来的衣服。）“我将为你们演奏什么？”库克优雅地向我们问道，那种圆润共振的嗓音是门蒂在电话里和我闲聊时总爱模仿的。我点的是那种音调优美的东西，如戴纳·华盛顿“小姐”、萨万娜·邱吉尔“小姐”等——在当时这些性感“小姐”主持的流行音乐节目多么吸引人啊——而门蒂的口味要求更刺激，欣赏水平要权威得多，他点的音乐家则是通俗沙龙钢琴手罗斯福·塞克斯、艾伟里·乔·亨特（“当我失去心爱的……我啊……最疯狂”）等。门蒂似乎特别喜爱一曲四重奏，把它叫做“雷—奥—沃克斯”，特别加重第一个音节，完全就像来自南方、放学后为门蒂父亲商店送货的黑人小伙子梅尔威·史密斯那样唱。（门蒂和他兄弟在星期六送货。）门蒂有天晚上大胆地陪梅尔威·史密斯到灯塔街利洛伊德大厦的保龄球道上面休息室里听比博普爵士乐现场演奏，白人很少到那里去，除了无畏的音乐家苔丝狄蒙娜[21]才会去冒这个险。也是门蒂·格里克带我第一次到市场街的电台录音棚，从十九美分的柜子里挑选便宜的录音带，并在隔间里试听后再买。战争期间为了鼓舞国内战线的士气，七、八月份每周一个晚上在政府大街运动场举行舞会，社区的大人小孩和学童们玩到深夜，围绕夏天打垒球的油漆过的白色垒座欢笑着来回奔跑，门蒂常常到热情高涨的人群里乱窜，鼓励那些愿意听没有格伦·米勒[22]和汤米·杜尔西[23]那么出名的音乐的人到学校后面昏暗的泛光灯下跳舞。也不管插满旗子的台上正演奏着曲子，门蒂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奔忙，嘴里唱道：“卡尔多尼亚，卡尔多尼亚，是什么让你的大脑袋如此坚硬？岩石！”他一边唱，一边欢快地宣布“免费”，就像路易斯·乔丹和他的五人乐队的音乐一样狂热。不管哪个胆大的只要想听这类音乐，不论何时，或因何种怪异的原因（玩小赌注的七张牌游戏，无数次地看他抽屉里廉价“色情书”中的画片，或偶尔围成圆圈手淫比赛时），他都乐于分享。没其他人在家时我们便钻进他那邪恶的卧室。
门蒂曾是威夸依克最聪明的男孩，差不多是众人仰慕的孩子榜样，性格游离于轻微的令人讨厌的肤浅平庸与大胆的让人羡慕的离经叛道之间。现在还是这个门蒂，到了1995年忽然回来却举止无礼，既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在不断冒犯他人。这个风度翩翩、肮脏龌龊、疯狂愚蠢的门蒂·格里克还是来了，并没有待在牢里。（他曾劝我们在他卧室地板上坐成一个圈，四五个胆大妄为的家伙褪下裤子，为赢得放在中央罐子里的几个美元，比赛看谁先“射精”。那时我就认为他最终肯定会被关进去。）他也没下地狱。（当他在利洛伊德大厦差点被个有色小子刺死时，我认为他肯定会到那里去。那小子“大麻烟抽多了”，或其他原因都一样。）门蒂只是个退休的餐馆老板，他有三家名叫加尔斯格里尔的牛排餐厅在长岛的郊区，没有使他在第四十五次高中班同学聚会更觉得声名狼藉的了。
“门蒂，你不必担心。你身体还是不错的，容貌依旧，真令人惊奇，看起来很好。”
他确实这样。他经常晒日光浴，身材修长，是高个脸窄的慢跑者，身着黑色鳄鱼牌长靴和黑色真丝衬衫，外套绿色羊绒夹克。只是长满银白色头发的脑袋看上去不太像他的，似乎是一个讨厌鬼因曾经那样生活过而遭到的报应。
“我注意自己的身体，那不是我想干的。我给笨狗打过电话。”马迪·“笨狗”·谢福是我们三人在玩垒球时组成的敢死队里漂亮的侧掷球投手。从这次聚会排序的名册看，他注明的是“金融顾问”（这似乎与我记得的不同，当年他特别怕见女孩，这个娃娃脸的笨狗曾把打垒球挣几个小钱当做青春期的主要消遣），他已有三个孩子，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四岁和三十一岁，有两个孙子，分别为两岁和一岁。门蒂说：“我告诉笨狗如果他不坐在我旁边，我也不来。在我干的这一行，我不得不和真的笨狗打交道，应付该死的暴徒。但这次我从一开始就应付不了。逃学鬼，不只两次，而是三次，我只好停车方便。”
“是啊，”我说，“多年来我们尽量将自己涂抹得让人看不透，这恰恰把我们直接拉回一眼就能被人看穿的年代。”
“是吗？”
“可能吧。天晓得。”
“我们班上有二十个死了。”他给我看小册子后面标题为“纪念”的那一页。“有十一个男生死了，两个是敢死队的，伯特·贝格曼和尤迪·奥伦斯坦。”尤迪是笨狗的棒球搭档，二垒球员。“他们俩都死于前列腺癌，又都在这三年里。我常查血。自从听到尤迪的事后，我每六个月查一次。你检查过吗？”
“我查过。”当然，我再也不去了，因为已经没有前列腺了。
“多久一次？”
“每年。”
“那不够，要每六个月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