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就谈了这些，这是我从杰里那能听到的——要知道多一点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啦——因为这时一位身材娇小、头发灰白、身穿褐色便服的女士走过来做自我介绍。而杰里这人天生就不会在有第三人出现时能待上五秒钟，所以向我玩笑般地示意后便消失了。当我后来去找他时，听说他早走了，去纽瓦克乘飞机回迈阿密。
我写好他哥哥后——这是我接下来的几个月要干的事：连续六小时、八小时，有时十小时去想瑞典佬，与他交换孤独，占据这个和我几乎完全不同的人物，消失在他体内，日夜揣摩这位明明空虚、天真和朴实的人，再现他的崩溃，把他这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角色描绘出来，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就在我将改掉那些姓名、把突出身份的标志掩盖起来前，我有一种业余作家的冲动想给杰里送一份草稿，听听他的意见。我打消了这念头：我写作和出版到目前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所以知道应该怎样办。“这不是我哥，”他一定会告诉我，“一点也不像。你误解他了。我哥不会那样思维，不会那样说话”等等。
是啊，现在杰里可能早已从葬礼后突然使他陷入孤寂的那种客观现实恢复过来，当时那种怨恨使他成了医院里人们不敢与之交谈的医生，因为他也从不出错。而且，还不同于大多数有成为众人楷模的亲人去世的人，杰里·利沃夫只会因为我没能像他一样抓住瑞典佬的悲剧实质感到好笑，却不会发怒。很有可能：杰里心里厌烦、嘲笑般地翻弄我的草稿，一项一项地带给我坏消息。“那妻子一点不像这样，孩子也不是那样，连我父亲都弄错了。我没说过你引用的那种话。但是，伙计，不提我父亲就如同谷仓少了一堵墙。娄·利沃夫是头畜生，伙计。这家伙不中用。那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另一位是和事佬。不，与我们所知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我们手里有剑，老爸暴跳如雷、订下规矩，就这么回事。不，没什么相似之处……比如这里，说我哥有心计，通晓事理。书中这人对失败很明智，而我哥认知上有问题，这丝毫不像他的思维，他没有这般理智。耶稣啊，你甚至还给他一位情人。完全是判断失误，祖克。绝对离题了。像你这样的大人物怎么会捣腾出这般东西？”
但是，若杰里的反应真是这样，他不会听到我太多辩解。我去过纽瓦克，找到了中央大街下段荒凉街区上废弃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厂。我到威夸依克看过他们的房子，现已失修，还去了克尔街，我在那条街上从车里钻出来，沿车道走向车库，去看看瑞典佬以前常在冬天荡秋千的地方，可这么做看来很不明智。三个黑小子坐在前面台阶上紧盯着车里的我。于是，我解释道：“有个朋友以前住在这里。”见他们没回答，我加了句：“那是在四十年代。”随后我开车离去。我驱车到莫里斯顿去看梅丽上高中的学校，然后到西面去了旧里姆洛克，找到在阿卡蒂山路塞莫尔·利沃夫一家曾度过青春幸福时光的大石头房子。后来就到村子里一家新开的百货店（麦克冯森），坐在吧台边喝了杯咖啡。这家店铺取代了原来那家被利沃夫十几岁的女儿炸掉邮局的商店。她为的是要“把战争拉回美国”。我到过伊丽莎白，那里是瑞典佬美貌的妻子多恩的出生地。我在她所住的艾尔莫拉宜人的街区转了转，开车经过她家常去的圣·日内维夫教堂，再一直向东到她父亲住的伊丽莎白河边的老码头一带，这些地方在六十年代由古巴移民和后裔取代了最后那批爱尔兰人。我还从新泽西美国小姐大会办事处搞到玛丽·多恩·德维尔的平版照片，1949年她才二十二岁，那时她正被加冕新泽西小姐。我也找到她的另一张照片，刊登在1961年的莫里斯周报上：拘谨地站在壁炉前，身着颜色鲜艳的运动夹克、裙子和翻领毛衣，画面上题为“利沃夫太太，1949年新泽西小姐，喜爱居住在一百六十年前的旧房子里，她称这环境反映出她们家族的价值观”。在纽瓦克公共图书馆我查阅了纽瓦克新闻报（1972年停刊）的运动版的微缩胶片，搜寻瑞典佬为威夸依克高中（1995年已陷入困境）和乌普萨拉学院（1995年停办）增光添彩时的记叙和得分情况。这是五十年来我第一次重读约翰·R.土尼思有关棒球的书籍，甚至一时认为自己所写的关于瑞典佬的这本书也可称为《来自克尔大街的男孩》。在土尼思1940年为康涅狄格州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写的小说中，那个孤儿作为联赛的主力队员唯一的缺点就是总想将右肩下垂再向上摆动，啊，就这点毛病也足以刺激诸神来毁灭他。
然而，除了这些和其他的努力，我所发现的瑞典佬的世界使我早就想承认我心中的瑞典佬不是他的本来面目。当然，根据这些线索，他给杰里留下的基本影响已荡然无存，也从我的印象中消失，因为这些都是我不了解或者不想知道的东西。瑞典佬的形象在我的书中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聚集起来，与他肉体聚集的方式截然不同。但是，是否这意味着我想像出一个富于幻觉的人物，完全缺乏真人独具的本质，是否我头脑里关于瑞典佬的概念比杰里所想的更荒谬（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荒谬），是否瑞典佬和他的家人在我心里显现时没有在他弟弟心里那么真实——也许，谁知道呢？谁又能知道呢？要描绘像瑞典佬这样琢磨不透的人物，了解那些人人喜爱、多少有些不愿抛头露面的普通小伙子，这还得看手里能抓到什么，对我而言主要是看谁的猜测更周详一点。
“你不记得我，是吧？”这位使杰里匆匆消失的女士问我。她热情地笑着，把我的双手握住。她精心打扮的脸庞在短发的衬托下，显得又大又实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棱角分明，恰如罗马君王的古石雕。她虽然面部有着如同用刻刀划过的深深刻痕，但在玫瑰色的脸妆下也只是嘴唇周围皱纹较多，在经历几乎六个小时的接吻后，唇膏差不多蹭光了。此外，她的肌肤尚有些许姑娘的柔性，显示出她好像没有遭受女性通常经历的种种磨难。
“别看我的姓名牌，我是谁？”
“告诉我。”我说。
“乔伊丝，乔伊丝·赫尔本。我有件粉红色安哥拉毛衣，原来是我表姐的，艾斯特尔的，她比我们大三岁。她死了，纳桑，归入尘土了。我漂亮的表姐艾斯特尔，她抽烟、和比她大的男人约会。在高中时，她和一个每天要刮两次胡子的男人约会。她父母在政府大街有间服装店，叫格罗斯曼。我母亲在那里上班，班级出游时你带我出去过。信不信由你，我那时叫乔伊·赫尔本。”
乔伊：聪明的小女孩，披着拳曲的淡红色头发，圆脸上有些雀斑，丰满性感，总也逃不过罗斯卡先生的眼睛。我们这位体态肥大，红鼻子的西班牙老师每天早晨当乔伊身穿毛衣到学校时，总要她起立背诵家庭作业。罗斯卡先生称呼她为“酒窝”。令人惊奇的是，在我似乎毫无所获的那些日子里，人们能获得许多东西。
因为语言的联系还不是完全的不可靠，乔伊形象持续地逗弄我，这比罗斯卡先生受的影响不会少，我最后一次见她从政府大街跳上车到学校，当时她穿一双古怪但有挑逗性的、敞开口的橡胶套鞋，明显是她哥哥长大后不能穿才传给她的，就像她漂亮表姐的安哥拉毛衣一样。只要有几行约翰·济慈的名诗在我脑海里出现，我总会想到她在我身下的那种充实丰满的感觉，她美妙的浮力是我这种青春期的男孩敏锐的雷达即使隔着马车上的毛毯也感觉得到的。那些诗句是取自“忧郁之歌”：“……他，火热的舌头/能挤破乔伊的葡萄，直逼他良好的味觉。”
“我记得那次出游，乔伊丝·赫尔本。你在大车上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而我现在看起来像斯宾塞·屈赛[28]，”她说道，突然大笑起来。“我再也不害怕了，可太晚了。我过去很害羞——现在再也不那样了。哦，纳桑，我老了。”她叫道，我们拥抱着。“老了，老了，多么奇怪。你那时想碰我裸露的胸部。”
“为了那事，我当时真想就那么待下去。”
“是啊，”她说，“那时刚长起来。”
“你十四岁，它们大约一岁。”
“总有十三年的差异。那时我比它们大十三岁，而现在它们却比我大十三岁。但我们肯定接吻了，是吧，亲爱的？”
“吻啊，吻啊，吻个不停。”
“我练习过。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练接吻。”
“和谁练？”
“在手指上。我当时应该让你解开我的胸罩。若你想，现在也行。”
“我恐怕再也不敢在全班人面前解开一只胸罩了。”
“真令人吃惊。当我准备好了，纳桑却长大了。”
我们来回嬉笑着，紧紧抱住对方，腰向后仰，这样更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面部和身体的变化，那是半个世纪的生活对人体的改变。
是啊，我们不停地打量对方，从头到脚，用身体接触，所花的那么长的时间正如我在那架马车上疑心过的，和生活的本身一样关键。这肉体，人们不管怎么用劲也无法将自己剥离出来；只要是在远离开死神的这一边，人们都无法逃避肉体的束缚。早先我看见阿伦·梅斯纳时，总爱看看他父亲。现在我望着乔伊，看到的则是她母亲的样子，那位袜子卷到膝盖，待在政府大街上格罗斯曼服装店里的肥胖的女裁缝。但我想着的则是瑞典佬，是瑞典佬和他肉体对精神暴君式的控制。这么孔武有力、才华横溢同时又孤独寂寞的瑞典佬，生活从未使他变得精明，他并不想作为漂亮小子和明星般的一垒手度过一生，只想做个人们能认真对待的人，而不是一个为了满足没完没了的需要就得安排好一切的婴儿。他想最好自己不是这么个天生的体育奇才，似乎对一个人来说，那种天赋是不够的。瑞典佬需要的是他所称的更崇高的呼唤，而他的霉运便是找到了这种呼唤。校园英雄的这种责任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贵族气质[29]。你是英雄，所以你得按某种方式行事，早规定好了。你得谦虚、你得克制、你得恭顺、你得善解人意。这种英雄般理想化手段、这种被当做责任和道义壁垒的战略上和精神上奇怪的渴求，所有这些都运转起来，全因为那战争，因为那由战争引起的糟糕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个联系多么紧密的社区里的孩子们远离家乡、面临死亡，人们被这个瘦削的、肌肉突起的、自我克制的小伙子吸引，因为他有天赋抓住扔到他近旁的任何东西。对瑞典佬而言，在荒谬的环境中一切就这么开始了——难道还有别的？
一切只因另一桩事了结。一颗炸弹。
当我们在文森特饭店会面时，可能他坚持认为他的三个孩子是多么的好，他以为我知道炸弹的事，知道他的女儿，那个里姆洛克爆炸手。他想我也和有些人一样对他作过严厉的评价。这么敏感的事，在他的一生中确实是这样——即使在二十七年后，人们又怎么能不知晓或忘记？可能这足以说明他为什么忍不住，即使想克制自己，也要不停地找我谈谈他的克里斯、斯迪夫和肯特的非暴力的诸多成就，也说明他首先想和我谈的是什么。降临到他父亲心爱的人头上的“惊人事件”就是他的女儿——她像惊雷一样落在所有人头上。这就是他要找我谈的——想我帮他写出来。而我却错过了，我这个人的虚荣心使得我认为他绝不会那么天真，可见我远比谈及的这人要天真得多。坐在文森特饭店，我只从瑞典佬那里挖到最浅层的珠子，而他想告诉我的却是这个：揭示他人不知、也不可能知的内心生活，这故事悲惨、可怕、不可能置之不理，这是个终极团圆的故事，而我却全错过了。
他父亲是上面的罩盖，下面燃烧的物体是他女儿。他觉察到的有多少？全部。他了解一切，我全弄错了，不知情的是我。他知道死神要来了。发生在他身上的那件事，多年来他还能掩盖一部分，在他的人生旅途上有时也能忍受一些，这次又向他袭来，势头比以前更猛。他尽力把一切抛到一边：再婚的妻子，又生的孩子，那三个令人可怕的男孩。在我看来，早在1985年，在希尔体育场我见到他与年轻的克里斯一起的那天晚上，他就将这些抛在一边了。瑞典佬从地上爬起来，他确实这么做——有了第二次婚姻，对理智和传统约束下的完整生活打出了第二枪，可传统重塑了一切，无论巨细，形成抵御不当行为的屏障。这第二枪也是对想做个传统的、富于献身精神的丈夫和父亲的观念再次冲击，要求他重新对作为家庭秩序的核心的标准条例和规定做出保证。如果需要避免任何错位的、特别的、不恰当的、难以接触和理解的东西，他有这方面的天赋。然而，即使是瑞典佬这个上帝赐予了凡人该具备的一切品质的人物，也不能像决裂者杰里指示的那样去摆脱那个女孩，尽力完全摆脱那种疯狂的占有、父亲的责任、对已失去的女儿的偏爱，抹掉那个女孩和那段历史的一切痕迹，从“我的孩子”的歇斯底里中永远跳出来。要是他真能渐渐忘记她就好了，可瑞典佬没有那么伟大。
他得到了生活能给予的最糟糕的教训，可毫无作用。而当那发生时幸福不再同时降临。这都是人为的，即使在那个时侯也是以完全与自我和自己的历史疏离的代价换来的。这可爱的、具有绅士风度的男人用他温和的方式处理冲突与矛盾，这信心十足的前运动员所具有的敏感和取之不竭的力量，在任何战斗中以公平的方式去对抗不公平的方式（人类交手时难以根除的恶习），所以他完蛋了。他那种自然的高贵品质也就是他表现出来的那样，他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已不可能再那么天真完美。瑞典佬再也不满足于相信旧的瑞典人方式，但为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为了他们天真的完整性——他还是冷酷地假装下去，他冷峻地压制住自己的恐惧，学会戴上面具生活，用一生的时间来试验忍耐力。一场劫后余生的表演。瑞典佬·利沃夫过的是双重生活。
现在他濒临死亡，支撑他度过双重生活的东西不能再支撑下去了。老天见怜，那种恐怖曾有一半、三分之二、有时甚至十分之九都被淹没，现在却整个地回来了，哪怕他第二次婚姻的英勇作为和对了不起的孩子们的父爱。在癌症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恐惧又回来了，比以前更糟，她回来了，带来更多的麻烦，这第一个孩子，就是她夺走了一切。一天晚上，他不能入睡，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抑制自己的胡思乱想，他被痛苦折磨的心力憔悴，这时他想，“有这么个小子在我弟弟的班上，是个作家，或许我可以告诉他……”但他把一切告诉了作家后又会怎样？他甚至也不清楚。“我要给他写信。我知道他写有关父亲、有关儿子的事，我给他写信谈谈我父亲——他会拒绝？也许他会对此回信。”抛出的鱼钩为的是我。但我来则是因为他是瑞典佬，不必用其他的鱼钩，他本人就是。
是啊，那件事又来了，比以往更糟糕，所以他想，“若我把它讲给一位专业人士……”但他约我到那里后，他却不能讲。他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可并不需要。他对此事有更好的看法，他是对的，那一点都不关我的事。这对他有什么好处？一点没有。你找到某人，你会想，“我把这事告诉他吧。”但是，为什么？这种冲动就是诉说会使你解脱。那也是为什么事后你会难受——你解脱了自己。如果真的很悲惨和糟糕，也不会因此而好转，只会恶化。这忏悔般的袒露心迹只会使苦难加重。瑞典佬认识到这一点，他一点不像我想像的那种木头人，他很容易就意识到这些。他意识到通过我也会一无所获。他肯定不愿在我面前像在他弟弟面前那样哭泣，我不是他弟弟，我不是任何人——那就是他看到我时明白的事情。所以他故意随便聊聊他的孩子、然后回家，将故事藏在心里、带入坟墓。而我错过了。在所有的人中，他找到我，他了解一切但我错过这一切。
现在克里斯、斯迪夫、肯特和他们的妈妈会还待在里姆洛克的家中，可能和瑞典佬的母亲，利沃夫夫人同住。那位老母亲肯定有九十岁了，在为她心爱的塞莫尔服丧。而那女儿，梅丽蒂丝，梅丽……显然没有来参加葬礼，和身材魁梧、但对她恨之入骨的叔叔见面，生性报复的叔叔认为有责任将她抓来。等杰里走后，她离开藏身之地前来悼念，亲自到旧里姆洛克，可能经过伪装。她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继母还有祖母一道，为她父亲的死号啕大哭……不，她也死了。如果瑞典佬对杰里说的是真话，四处躲藏的女儿早就死了。可能就在她的藏身之地被人暗害或自杀。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任何事情”都不该发生，至少对他是这样。
这位战无不胜的人物的毁灭真是惨不忍睹。瑞典佬利沃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肯定不是发生在托姆金斯韦尔的男孩身上的那种事。即使在孩童时代我们就知道，对他来说事情不会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总有部分的神秘感，但谁能想到他的一生竟以如此可怕方式搞得四分五裂？美国混沌的彗星有一碎片松动脱落、一路飞旋来到旧里姆洛克和他的身上。他威武的相貌、他脱俗的气质、他的荣光、我们对他的英雄角色使其摆脱自我怀疑的那种感觉，所有这些富于男性气质的东西使我们认识到，他的死是政治谋杀，迫使我想到的不是约翰·R.土尼思的托姆金斯韦尔男孩的殉难者故事，而是肯尼迪的被害。约翰·F.肯尼迪只比瑞典佬大十岁，是另一个命运的宠儿，也是一个浑身流露美国性格的人物，他四十多岁时被人暗杀。那是在瑞典佬的女儿以暴力反抗肯尼迪-约翰逊的战争、毁掉瑞典佬生活的五年前。我认为，理所当然，他是我们的肯尼迪。
在这同时，乔伊告诉我她的生活，那时我心地单纯、不过是个四下寻乐的少年，绝不会懂得她的那些事。乔伊向这个被称为“团聚”的煽情的记忆之锅撒下了在当时无人知晓的内容，没有人会懂我们提及自己过去时仍然这么天真单纯、滔滔不绝。乔伊告诉我她父亲怎么死于心脏病，那时她才九岁，全家人住在布鲁克林；她和母亲以及哥哥哈罗德怎样从布里克林搬到了格罗斯曼服装店所在的纽瓦克港口；她和母亲睡大房间的阁楼上的双人床，哈罗德则睡在厨房里，每天晚上打开沙发当床。等早上收拾好，大家再进去就餐，然后她才去上学。她问我是否还记得哈罗德，现在是斯克奇平原的一名退休药剂师；她还告诉我就在一星期前还到布鲁克林公墓去看她父亲的坟地，她一般每月去一次，一路奔波到布鲁克林。她说，令她惊奇的是这墓地现在对她显得如此的重要。“你到公墓干什么？”“我对他毫无顾忌的谈话，”乔伊说，“我十岁时不比现在更糟。我那时认为人们非要有父母真奇怪，我们三人在一起看来很好。”我俩在那里随着单人乐队的终场歌曲摇晃着，听歌中唱道“梦啊……当你感到忧伤，梦啊……就是要做的事”。“啊，所有这些，”我对她说，“在1948年秋天的大车上时我完全不懂。”
“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不想让任何人发现哈罗德睡在厨房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让你解开胸罩。我不想你成为我的男朋友来接我去玩，发现我哥哥在哪里睡觉。这和你无关，亲爱的。”
“唉，要是告诉我，我会好受些。早点告诉我就好了。”
“我希望那样。”她说道。开始我们还在笑，但乔伊突然哭了起来，可能是因为那首该死的歌曲“梦”。我们过去常在这一个或那一个家里的地下室点上灯，随着这歌声起舞。那时候花衣魔笛乐队里还有乔·斯塔福德，他们总是认真地、以固定和声演唱这歌，和着四十年代那种紧张的节拍和木琴空洞漂浮的击打声。她也许是因为阿伦·梅斯纳成了共和党人；二垒手伯特·贝格曼已撒手人寰；艾拉·珀斯勒不再到爱塞克县法院报摊前擦鞋，他逃离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家庭，成了心理医生；朱里尔斯·平卡斯植上十四岁少女的肾，活了下来，但不得不靠药物控制身体的排斥现象而导致全身颤抖；门蒂·格里克依然是个十七岁的毛小伙子；乔伊的哥哥哈罗德在厨房里睡了十年；希里马娶了个几乎只有他一半大、体态糟糕的妻子，而他还需不厌其烦地给她解释过去的每一件事；我似乎形单影只、连个孩子或孙子也没有；或者用明斯科夫的话说，“就像那样”。毕竟分别多年后，这种团聚将完全陌生的人们拉到一起待上的时间太长，那些任意发泄的情感也在我身边慢慢滑过，我在此又想到了瑞典佬和那个无法无天的女儿在越战时期带给他和家人的狼藉名声。他这个人，几乎不了解自己的不满，而在中年时才觉醒过来，又因自我反省感到恐怖。所有这些正常举动却被谋杀打断，任何家庭都有可能碰到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被无法调和的事件夸大了。美国可预见的未来从实实在在的美国历史直接展现出来，一代又一代人逐渐变得更聪明，懂得上一辈人的不足和局限，每一代人又一点点地脱离乡土观念，最大限度地运用在美国的权利，将自己造就成摆脱传统犹太人风俗习惯的理想之人，不带一点从前美国的那种不安全感和桎梏，心地坦然地作为平等公民生活在平等的人群中，然而这种未来被打断了。
这女儿失去了，这美国的第四代。这东奔西藏的女儿曾是他本人完美的复制品，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完美的复制品，而他父亲又是父亲的父亲的完美形象一样……这愤怒、讨厌、人人唾弃的女儿丝毫没有兴趣成为下一个成功的利沃夫。她将瑞典佬从藏身之地赶出来，他似乎才是逃犯，被误置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这女儿和这十年的岁月将他独有的乌托邦思想炸得粉碎，而瘟疫四起的美国渗入瑞典佬的城堡，传染了每一个人。这女儿将他拉出向往许久的美国田园，抛入充满敌意一方，抛入愤怒、暴力、反田园的绝望——抛入美国内在的狂暴。
以前在这个国家里，两代人之间的给予和接受的关系是固定的。那时，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角色，会认真对待规定，反复去适应我们生来所处的文化氛围。而现在为了成功，这礼仪上的后移民争斗其他地方都不如在我们超凡的瑞典佬富有绅士风度的农夫城堡里变得那么病态。一个人就如同堆积在一起的一副扑克牌，展开后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为他将要遭到的打击作好准备。尽管他小心翼翼、处处表现出自己的善意，可怎么能知道安分守己的生活需要这么高的赌金？人们顺从无非就是想降低赌金。漂亮妻子，漂亮房子，他的事业如施了魔法，把一个老人的那点事情弄得干净利落。真的不枉此一生，这是他的乐园。这便是成功人士的生活。他们是良民，只觉得幸运和感恩戴德，上帝朝下对着他们满脸堆笑。有问题，他们调节。但一切都改变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谁朝下面任何人露出笑容。还有谁能调节？人们生来就不会应付生活中的逆境，更别说应付不可能的事情。但谁又生来就会对付将要发生的不可能的事情？谁生来就会对付不可理喻的悲剧和苦难？谁也不会。人们毫无准备时悲剧往往降临，这就是每个人的悲剧。
他从外部窥视自己的生活。他生活中的挣扎就是要埋葬这种东西，可他又怎么能办得到？
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未有机会问问自己，“事情怎么会成这样？”当过去一切都很正常时，他为什么要去费那番心思？为什么事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在那之前他一直承蒙上帝的恩宠，根本没想到有这种问题存在。
一百个老人大胆地将时钟调回到大家对时间的流逝毫不在意的那个年代，所有这些力图复兴我们班在本世纪中叶那种天真浪漫的激情随着下午的愉快时光即将结束，这时我开始深思那个使瑞典佬临死都大惑不解的事：他是怎么成为历史的玩物的？历史，美国的历史，就是你在书本上、在学校里学过的那东西，却一路钻到平静的、交通不便的新泽西州旧里姆洛克，来到乡下。这里自从华盛顿的军队曾两次冬季驻扎在邻近的莫里斯顿那以后，历史上就再也没什么可提的啦。历史这东西，在独立战争后对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大的波及，这次却回到这些与世隔绝的丘林地带，令人难以置信地，带有其可以预见的偶然性，跌跌撞撞地钻进塞莫尔·利沃夫四平八稳的生活中，然后一走了之，留下一片废墟。人们常用长远的眼光看历史，可实际上历史是个突如其来的东西。
就在此时此地，我一边搂着乔伊随音乐的节拍晃动，一边仔细考虑，试图搞清是什么造成那种命运，它一点不像人们为那位有名的威夸依克三项全能运动员所勾画的。此时的音乐和伤感的歌词恰到好处，我不由想起瑞典佬和他周围的一切，他的城市和那时处于繁荣的顶峰的国家。那是人们最富有信心的年代，到处充满富于希望的幻想。乔伊·赫尔本再一次被我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她轻轻地抽泣声中只听见这昔日的流行曲向我们这些六十多岁的老人召唤。“梦想啊……一定会实现”，我将瑞典佬放到前台。在文森特饭店的那天晚上，纵有上千个充分的理由，他也无法迫使自己要求我这么做。就我所知他也没打算要我这么做。使我写关于他的故事不可能是他到那里去的原因。也许只是我在那里的原因。
篮球从不像这样。
在我的孩童时代，他就触动了我内心的东西，正如他对无数孩子做过的那样，那就是我想改变自己的最强的想像力。但期望自己进入他人的荣光之中，无论作为孩子或作为成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你若不是个作家则会一败涂地；但从美学角度出发，你若是个作家也将一事无成。在其毁灭之中拥抱你的英雄，让你的英雄生活在你的灵魂深处，而此时所有的一切都在削弱他，你却想像着进入他的霉运中，不是将你同他处于崇拜焦点的那种无所顾忌的优越感联系在一起，而是与他悲惨衰落的惶恐共命运，啊，这就是值得我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和乔伊待在一起的时候，总在想瑞典佬和在这只不过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从战时威夸依克高中的胜利凯旋的日子到他女儿在1968年扔炸弹的岁月之间，他的国家发生了什么，想到了那种神秘的、令人烦恼的特殊的历史过渡期。我想到六十年代、被越南战争不时引起的动乱、一些家庭怎样失去他们的孩子而另一些却没有、塞莫尔·利沃夫一家作为失去孩子的家庭之一又是如何挨过来的。这些家庭富有忍耐力，是善良的，也崇尚自由意志，但他们的孩子却变得狂暴、走进监狱，或者消失到地下，或者逃往瑞典或加拿大。我想到瑞典佬的大崩溃和他是怎样把这想像为因自己未能尽职而造成的。就从这里开始。他是否是任何事情的原因都不要紧。不管怎样，是他要自己负责的。他一生中都在这么做，让自己很牵强地去负责任，不只是要控制他自己，而且要控制任何无法控制的东西，献出他的一切将他的世界聚合到一块。是啊，灾难的原因对他而言就是背离常理。瑞典佬对自己能有其他解释？肯定是背离常理，就那么一次背离常理，即使只是他自己把这看成是背离常理也罢。降临到他头上的灾难起源于他的失职，他也是这么想的。
挥去在文森特饭店就餐时的光环，当时我匆匆忙忙地要对自己最没有意识到的看法做出结论。要说简单真是如此，我放到自己舞台上的就是我们一路跟随进入美国的这孩子，他是下一次浸礼的关键人物。在这里人们就如同当年的新教徒一样自由自在，作为一个美国人靠的不全是拼命工作，也不必非要做个发明了众所皆知的疫苗的犹太人或在最高法院占一席之地，也不是非得聪明绝顶、赫赫有名、成为人中豪杰，而是作为新教徒世界的同类，他以普通的方式、自然的方式、美国人常有的方式做到了。随着“梦之歌”优美的旋律，我使自己渐渐离去，远离这团聚，我进入梦乡……梦见到现实的岁月。我开始注视到他生活的内幕——不是孩子们对其胜利狂喜不已的那种神或半神半人的生活，而是另一位易受伤害的普通人的生活。隐隐约约地，看吧，我发现他在新泽西的蒂尔，在海边的小屋，那个夏天他女儿才十一岁。当时她还离不开他的膝头，还不停地用各种爱称对他呼喊，如她所说，“忍不住”要用指尖去探测他耳朵到头骨最近的距离的念头。她用毛巾裹住身体，跑步穿过房间，到外面的晒衣绳上取一件干浴衣，嘴里大声叫道，“谁也不许看！”好几个晚上她冒冒失失地闯进他正在洗澡的卫生间，当她看见他时大叫道，“啊，对不起，我的天——”“滚开，”他对她喊，“滚出去——我的天！”那个夏天有一次在海滩玩耍后和他单独驾车回家，被日光浴搞得昏头昏脑的，她懒洋洋地倚靠在他光光的肩头，她仰起头，一半天真一半大胆地、早熟地装出成年女性的样子说道，“爸爸，像你吻妈—妈妈那样吻我。”他自己也被晒得头昏脑涨的，整个上午和她在大浪里翻滚已是疲惫不堪。他朝下看见她游泳衣的一条带子从肩上滑落，乳头露了出来，那深红色的就和蜜蜂螫过的肿块一个样。“不——，”他说道，这使他们两人都大吃一惊。“把衣服弄好，”他轻声地加了一句。她无言地顺从他。“对不起，小甜饼——”“噢，我自找的，”她说道，尽力控制住眼泪，又成了他叽叽喳喳的可爱的伙伴。“在学校也一样，和朋友一起也差不多。我一有什么念头就停不下来，我总被牵着走—走—走—。”
好一会，他看着她脸色变得那样苍白或者说扭曲成那样。她尽量把那个字拉得很长，特别是在那天，他几乎都忍受不了。“走—走—”而他比任何人更了解此时不能做的是什么。如梅丽所说，她“开始瞎胡闹了”。她尽可放心，作为父亲他不会在她开口时冲她大喊大叫。“冷静些，”他对多恩说，“放松点，别管她。”但多恩控制不了自己。梅丽开始口吃厉害起来时，多恩就用手搂着她的腰，眼睛盯着她的嘴唇，意思很明白：“我知道你能这样做！”可她自己嘴上却说，“我知道你不会这样！”梅丽的口吃让她母亲伤透脑筋，也害了她自己。“我不是问题——妈才是！”尔后老师也成了问题，她总在回避梅丽，尽量不让她回答问题。大家开始为她感到难受时，所有人都成了问题。后来她讲话流利、不再口吃，大家的恭维也成了问题。她特别憎恨人家夸她说话流利。只要人家表扬她，她就完全失去控制。有时候，针对她所担心的事，她会说，“我将缩短我整个系统。”看到这个孩子能这样集中精力取笑此事，真令人惊讶——他这珍爱的快乐的玩笑家！要是在多恩的控制之下如此快乐就好了。但只有瑞典佬一人能接近她、改变她，尽管他总在克制自己不要恼怒地冲她吼叫：“如果你真的勇敢些，流利地讲话，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吗？”这种恼怒从未表现出来过：他不像她母亲那样把手扭来绞去。当她陷入麻烦时，他也不会盯着她的嘴唇，或像她母亲那样纠正她的话。每次她讲话时，他不想将她改变成不只是在这个家里而且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人物。他尽量做的并不是要去除梅丽的耻辱，让她以自己的方式变成爱因斯坦。他的目光告诉她，他会尽力帮助她，只要和他在一起，她想怎么口吃都行。所以他对她也讲过，“不—不—不要。”他做了多恩宁死也不会做的事——取笑她。
“噢，小甜饼，”他说，就在这时他知道夏天里双方看似无意的玩笑——两人细细品味的那种亲密感，太美妙了，无法放弃，但又不能太认真去考虑，去过分重视，完全超脱肉欲。这会随假期的结束一块消失，她又将整天待在学校里，而他也要回去工作，他们并不能轻易找回那种感觉。只是当他终于了解到这夏天的浪漫需要完全的调整时，他感觉的平衡才失调，一只手把她拉过来，激情地亲吻她口吃的嘴唇，这是她整个月都在索取的，可那时她只是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她想要的是什么。
他应该有那种感情吗？他还来不及想就什么都发生了。这在当时非常可怕。这不是任何他曾经片刻担心过的东西，这是一种你从未意识到的禁忌，是被禁止的、不能去做的事。你不过是轻而易举地、尽管只在一刹那间，还是做了这事。在他整个的生命中，不管是作为儿子、丈夫、甚至雇主，他都从未向任何这类偏离情感条例的事情屈服过，他被这些条例束缚。事后他老在想，这种奇怪的父辈错误究竟是不是他的责任感垮掉了，他的余生都在为之付出代价。这次的亲吻没有任何严肃的意味，也不是在模仿什么，以后也未重复过，持续了五秒钟……最多十秒钟……但这次灾难后，他刻意去追寻他们苦难的根源，那是个反常的时刻。当时她十一岁，而他有三十六岁了。他们两人都被汹涌的海浪和火红的骄阳挑逗起来了，从海滩一块愉快地往家赶的时候——他记得的就是这些。
但那时他也在想，那天过后他可能太注意离她远些了，肉体上本来不需要离她这么远。他只是想让她明白用不着担心他会再一次失去控制，也不必担心她自己纯粹自然的糊涂念头，结果却夸大了那次亲吻的暗示内容，过分在意其挑逗性。他继续努力将此改变为一种完全无害的关系，反而使她加重了这口吃小孩自我怀疑的负担。而他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她，帮她治愈！
那伤害是什么？有什么可以伤害梅丽？是那无法去掉的缺陷本身或者是将缺陷强加到身上的人们？但怎么做的？他们除了爱她、照顾她、鼓励她，还给予她支持、指导和独立，这些都在他们看来符合常理——而这个还未开窍的梅丽却被玷污了！扭曲了！疯掉了！是什么所致？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口吃——他们都没有长大后引爆炸弹！梅丽哪里出错了？他对她做过什么错事，这么严重？亲吻？那次吻？这么残忍？一次亲吻就能将人变成罪犯？亲吻的恶果？是他的退却？那就是兽性？但好像不是因为他从此再没有拥抱她、触摸她、或者亲吻她——他爱她。她知道这些。
一旦这种微妙的感情开始，自我反省的折磨就没有尽头。不管答案是多么牵强，他的问题总没完没了，他这个人以前从不认真考问自己有关结果的问题。那次炸弹事件后，他再也不能将生活看成理所当然的事，或者相信他的生活与他所想像的有什么特别不同。他发现自己常常回忆起幸福的少年时的成功，似乎这就是他们招致毁灭的原因。所有的胜利在他的审视下都显得肤浅；甚至令他惊讶的是他的那些美德也似乎像恶行。在他记忆中的过去再没有清白可言。他明白你说的一切所表达的要么比你想说的多，要么比你想说的少；你做的一切要么比你想做的多要么比你想做的少。你说的和做的肯定会起作用，但这作用却不是你所想要的。
他所了解的那个瑞典佬，心地善良、举止端庄、有条有理的塞莫尔·利沃夫，蒸发掉了，剩下的只有自我反省。他不能从脑海里去掉那种想法，认为自己对那种邪恶的念头更负有责任，而所有的一切都出于偶然。他被容许进入了一个甚至比梅丽的口吃更令人困惑的迷宫：这里没有流利可言。全是口吃。夜晚待在床上时，他把自己的整个生活想像成一张口吃的嘴和扭曲的鬼脸——整个生活没有原因和意义，糟糕透顶。他再也没有什么秩序的概念。一点没有。他把自己的生活想像成口吃者的思维，完全脱离他的控制。
除了她父亲，那一年梅丽伟大的爱还来自奥黛丽·赫本。在奥黛丽·赫本之前有天文学，天文学之前是4H俱乐部，伴随而来的甚至还有使他父亲有点烦恼的一段天主教狂热时期。每次她到伊丽莎白去玩，德威尔外婆都带她上圣·吉纳维芙教堂。天主教小装饰品一点一点地进入她的房间，只要他还把它们当成小装饰品，只要她不出格，一切都相安无事。首先是圈成十字架的棕榈叶，是她祖母在棕枝全日[30]送给她的。那也不错。任何孩子都想把它挂在墙上。然后是蜡烛，用厚玻璃做成的，有一英尺高，叫不灭的蜡烛，标签上有一幅耶稣的圣心画和一句祈祷词“啊，耶稣的圣心，他说：‘请求吧，你将接受。’”那不太合适，但只要她不想点燃它，只放在梳妆台上作为装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再就是一幅正在祈祷的耶稣的侧面像挂在床上，这一点不好，可他没对她说什么，也没告诉多恩，也没对祖母德威尔抱怨，只是对自己讲，“没什么害处，一幅画而已，对她来说不过是一个英俊男人好看的画，有什么关系？”
起作用的是这雕像，一尊圣母石膏像，是德威尔外婆放在餐厅台架和卧室梳妆台的那些大雕像的袖珍版。这雕像使他和她坐下来谈谈，他问她当利沃夫祖母和爷爷来玩时，是否愿意将这些画和棕榈叶从墙上取下来放进衣橱里，还有那雕像和不灭的蜡烛。他轻言细语地解释说，尽管在她自己的卧室里她有权利挂上自己想挂的任何东西，但祖母和爷爷是犹太人，当然他也是，不管是对还是错，犹太人不，等等。当然，她是个乖小孩，想讨人喜欢，特别能使爸爸开心，应注意当下次瑞典佬的父母来旧里姆洛克时不要让他们看见德威尔外婆给她的那些东西。于是，有一天，天主教的一切东西都从墙上和梳妆台上永远消失了。她是个完美主义者，做起事来全凭感情冲动，生活中关注新的兴趣，激情一过，所有东西和那激情一道被锁进箱子，自己又朝前走。
现在是奥黛丽·赫本。她从她所能找到的报刊杂志仔细收集这位电影明星的照片或芳名。甚至电影时刻表——“第凡内的早餐，2点，4点，6点，8点，10点”，她在饭后也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她的奥黛丽·赫本剪辑本里。好几个月她进进出出，装出个顽皮小姑娘的样子，丛林小妖精一样优雅地闪进自己的房间，对所有反光的物体都转动卖弄风情的双眼微笑着，只要她父亲说一句话她便大笑起来，笑声里带有人们所称的那种“感染力”。她买了“第凡内的早餐”的录音带，在卧室里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他听见她在那里模仿奥黛丽·赫本魅力无比的腔调演唱“月亮河”，非常流利。不管她有多装腔作势、卖弄风情、自我关注于大胆表演，家里没有谁表示厌烦，更不会去管她脑子里那个滑稽的不可能实现的美梦。如果奥黛丽·赫本能帮她减少一点口吃，就让她继续那滑稽表演吧。这女孩，有上天赐予的金色头发、逻辑心理、高智商、成人一样的幽默感，并能如此对待她自己。她还有修长的四肢、富裕的家庭和独有的执着，什么都有，只缺流利。安全、财富、可以想像的一切优势——只是无法在要个汉堡包时避免让自己蒙羞。
她多么用功！放学后，她两个下午去学芭蕾舞，两个下午由多恩开车送她到莫里斯顿看口吃矫正医生。星期六，她很早起床，自己做早餐，然后骑自行车跑五英里山路到旧里姆洛克的村庄里当地巡回心理医生的小诊所，但这医生有一种谬论。瑞典佬发现梅丽尽管拼命努力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他气愤不已。心理医生使梅丽相信口吃是她的一种选择，一种她表现出她特殊性的方式，当她意识到多么奏效时便将自己封闭在里面。医生问她，“如果不口吃，你父亲会怎么看你？你母亲的感觉又会怎样？”他还问，“口吃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瑞典佬不明白让孩子感到要对她不能做到的事负责会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去见这位医生。到他离开时，真想宰了他。
从病因学上讲，梅丽的问题似乎与她有这么漂亮和成功的父母有关。瑞典佬从听到的话分析，埋怨最多的是父母的好运让梅丽吃不消，所以她从和母亲的竞争中退却，任由她母亲在她的头顶上罩住她、关注她，结果便采取极端手段。另外，为了从漂亮的妈妈身边夺走父亲，她故意作践自己，成为严重的口吃者，因而可以用一种表面的弱点操纵大家。“但梅丽的口吃使她自己很痛苦，”瑞典佬提醒他。“所以我们才带她到你这里。”“她得到的好处远远超过遭受的惩罚。”有一阵瑞典佬不明白医生解释的什么，他答道，“不，不，看见她这样口吃我妻子难受得要命。”“也许，对梅丽而言，那正是好处之一。她是一个绝顶聪明、操纵心理很强的孩子。如果她不是，你也不会对我这么生气，只因我告诉你口吃特别能操纵他人，即使不是报复性的、也是非常实用的行为方式。”他恨我，瑞典佬心想。这全是因为我看起来的样子。因为多恩的样子他才恨我。他嫉妒我们的长像。这就是他恨我们的原因——不像他那么矮小和丑陋！心理医生说，“父母对有的东西那么关注，女儿有时却认为这种东西很无聊，所以她的成长过程很艰难。除了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自然竞争，最要命的是人们会问小女孩，‘想长大后也成为你妈妈那样的新泽西小姐吗？’”“但没人这么问过她。谁问她这个？我们从来不。我们没有谈起过此事，这话题也没有出现过。为什么会谈它？我妻子不是新泽西小姐，我妻子是她母亲。”“可是人们会这样问她，利沃夫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人们问孩子各种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这不算什么问题。”“但你确实也清楚当孩子根本无法和母亲比、还不能接近这种水平，她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会采取——”“她没有采取任何方式。注意点，我认为你可能将一种有偏见的负担强加到我女儿身上了，让她把这看成一种‘选择’。她没有选择，口吃的时候对她而言完全是地狱。”“她常对我讲的并不是那样。上星期六我直截了当地问她，‘梅丽，你为什么口吃？’她告诉我，‘口吃只是更容易些。’”“但你知道她那样说的意思。她的意思很明显。她指的是她就不用努力去做要不口吃就非得去做的事。”“我刚好想到她在告诉我比那含意更多的事。梅丽可能甚至感觉到如果她不口吃，那么，噢，天啦。人们将会发现她真正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里，大家不切实际地非常重视她讲的每一句话。‘我如果不口吃，母亲真的会从我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她将发现我真正的秘密。’”“谁说我们是个承受很大压力的完美主义的家庭？耶稣啊。我们是普通的家庭。这是梅丽讲的？关于她的母亲，她这么对你讲？她会从她身上看出捣蛋的劣迹？”“没讲这么多。”“因为这不是真的，”瑞典佬说。“那不是原因。有时我只是认为原因是她的大脑反应太快，比她的舌头快多了——”啊，他看着我时那样子真可怜，而我的解释也令人难受。养尊处优的杂种。冷漠绝情、无心无肺的杂种。愚蠢透顶的杂种。愚蠢——这是最糟糕的。所有一切都因为他看起来的样子，我的样子，和多恩的样子……“我们经常遇到有些父亲不能接受、拒绝相信——”噢，这些人没有一点用处！他们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请这狗屁心理医生是谁的主意！“我不接受任何东西，见他的鬼。我首先带她到这里的。”瑞典佬说。“我按照任何专业人士建议做的一切来帮她克服。我想从你这里知道的是对我女儿有什么好处，她面部扭曲痉挛、腿部抽筋、敲打桌面、面色苍白，这么难受，你却说她这么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想操纵她的父母而已。”“那么，她敲打桌子、脸色苍白时谁在负责？谁在那里有权控制？”“当然不是她！”瑞典佬气愤地说。“你认为我对她的看法不仁慈。”医生说。“是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她父亲看来，是这样。你可能从未想到过有什么哲学根据。”“不，我没有说过。利沃夫先生，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讲些生理学理论。但我发现那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