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怎么啦？”她回答道，“想让人家听见，你得像个大孩子讲。”
“这种展示和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
“一切事情，”她说，“你将从这种展示看到有些事情非常清晰的画面，会让你大吃一惊。”她双手慢慢摸向下面。
“这下面是丛林，”她说，“里面什么都没有。左边什么东西都没有，右边也一样。多少人进去过？谁也不清楚。太多了，无法统计。你还不明白这和发生的事情的关系？多看看。”
“科恩小姐，”他说，紧盯着她的眼睛，这是上帝赐予她的美貌象征——一双孩童似的眼睛，他发现那里面一点也没有她想干的这些事，“我女儿失踪了，有人死了。”
“你还不明白，你什么都搞不清楚。看看这里，给我描述一下。我错了？看见什么？看到了？不，你什么也没看见。你看不见，因为你并没有看。”
“这毫无意义，”他说，“你这样征服不了别人，除了你自己。”
“你知道它有多大？我们来看看你猜得准不准。很小，我猜是四号。这是女士中最小的，再小一点就是儿童的了。我们看看你放进十几岁的四号里面怎样，看是否这四号可以使你得到梦想中的最开心、最温暖、最舒适的性交。你喜爱上好皮子，喜爱优质手套——插进去。但要慢慢地，慢慢地，第一次插入时都要慢。”
“为什么还不停下来？”
“好吧，如果你决定这样，如果你这么勇敢，连看都不敢看一眼，那就闭上眼睛，上前来闻一闻。走过来吸口气。这块沼泽，把你吸进去。闻闻，瑞典佬。你知道手套的气味，闻起来像在新车里面。那么，这就是生活的气味。”
她那双黑色的孩子气眼睛，充满刺激和快感，全是厚颜无耻、不合情理、奇思怪想，是丽塔的真相。只有一半是装出来的，想挑逗、激怒和唤醒他。她已完全变形，这反复无常的淘气顽童，带来灾难的妖怪。似乎在充当他的折磨者和毁掉他家庭的同时，她发现了自身存在的罪恶意义。这个犯故意伤害罪的少年。
“你的生理克制力令人吃惊，”她说，“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你有所进展？我不相信还有你这种人，其他人在几小时前早就被自己的勃起制服了，你是返祖现象。尝尝它。”
“你还不算女人，这么干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你成为女人，只能成为女人的滑稽模仿品，令人厌恶。”他像遭到进攻的士兵一样朝她快速地反击。
“那看都不看一眼的人，又算什么的滑稽模仿品？”她问他。“看一下不正是人的天性吗？这人因为被现实套得太牢，总将目光移到别处，他又算什么？是因为与他所知的那个世界一点也不和谐的缘故？就算他知道吧。尝尝！这当然令人讨厌，你这伟大的童子军——我堕落了！”看到他不愿把目光降低一英寸，她不由得大笑起来，高声叫道，“这里！”
“这将揭开谜底。你想知道这与发生的一切的关系？”她说。“它会告诉你。”
他内心有这么多的情感，这么多的不确定因素，这么强烈的意向和对这意向的抵御，全是冲动与反冲动，他再也分不清到底是哪一边划出的界限要他不得跨越。所有这些想法都以陌生的语言在脑海里闪现，但他依然知道不得越线。他不能将她抓起来扔向窗户，不能将她掷到地板上，没有任何理由将她拎起来。他要聚集剩下的那些力气使自己不至于瘫痪在她床前，不能靠近她。
她将伸给他的手慢慢举到脸上，在空中飞快地画着可笑的小圈，然后触到嘴上，将手指一根接一根地滑入嘴唇之间，仔细舔干净。“你知道这是什么味道？想我告诉你？这味道像你女—女—女儿。”
他闩上门，使尽所有力气。
就这么回事。十分钟，或者十二分钟就完事了。联邦调查局接到他的电话后赶到饭店时，她早走了，他扔在一旁的手提箱也不见踪影。他并没有将孩子似的残忍和卑鄙关在门外，也未能挡住堕落的挑逗，而是将他再也无法命名的东西挡住了。
面对这说不清的东西，他所做的一切都错了。
五年过去了。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徒劳地等待丽塔在他的办公室重新出现。他没有给她照相，没有保留她的指纹——不，他们见面时，在那么几分钟里，她尽管是个孩子，却总是老板。现在她消失了。在特工和素描画家的帮助下，联邦调查局要他画出丽塔的像，他自己也注意研究日报和周刊，了解事实的真相。他等待丽塔的画像刊登出来。她肯定在某处。到处都有炸弹爆炸。在科罗拉多州的玻尔得[9]，炸弹毁掉了选举办公室和科罗拉多大学后备军官训练队总部。在密执安州，大学里发生了爆炸，人们还用炸弹攻击警察局和征兵局。在威斯康辛州，炸弹摧毁了国民警卫队的军械库，一架小型飞机从上空飞过，朝弹药厂扔下装着炸药的两只罐子。威斯康辛大学的校舍遭到炸弹的袭击。在芝加哥，炸弹摧毁了为在赫马克暴乱中丧生的警察而立的纪念像。在纽黑文[10]，有人用燃烧弹袭击法官的家，因为他主持审判了策划摧毁商店、警察局和纽黑文铁路局的十九名黑豹党成员。大学校舍遭到袭击的还有俄勒冈州、密苏里州和得克萨斯州。匹兹堡的一家购物中心、华盛顿的一个夜总会和在马里兰州的法庭也有炸弹爆炸。纽约有系列爆炸案发生——在联合水果码头、海陆银行、厂商信用社、通用汽车公司、美孚石油公司曼哈顿总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电话电子公司都遭到袭击。曼哈顿市区的一个选举事务中心被炸，刑事法庭大楼被炸，三颗燃烧弹在曼哈顿一所高中爆炸，八个城市的银行保险库也发生了爆炸。她肯定参与了其中之一。他们会抓住丽塔，就在现场——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样她就会带领他们找到梅丽。
他每晚都身穿睡衣坐在厨房里，等着她那张满是煤灰的脸出现在窗口。他独自坐在厨房，等着他的死敌丽塔·科恩回来。
一架环球航空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在拉斯韦加斯被炸，伊丽莎白女王号被炸，五角大楼被炸——那是在五角大楼空军部四楼的女士休息间发生的！凶犯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我们袭击五角大楼这个美国军事指挥中心，这是我们对越来越多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越南的炮击做出的反应，此时美国的水雷和炮艇正在封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港口，华盛顿正在制订计划扩大战争规模。”越南民主共和国——如果我再听她这么 讲，塞莫尔，我发誓，我会疯掉的。这是他们的女儿！梅丽用炸弹袭击五角大楼。
“爸—爸—爸爸！”他在办公室里常听见她的喊叫声盖过缝纫机的噪音，“爸—爸—爸—爸爸！”
她失踪两年后，在格林威治村最安宁的住宅区中最精美的希腊复兴时期的房子里一颗炸弹爆炸——三次爆炸和一场大火摧毁了古老的四层楼砖房。这房子的主人是一对有钱的夫妇，他们正在加勒比海度假。爆炸发生后，两个晕头转向的女孩跌跌撞撞地跑出房子，身上满是伤痕。其中一人赤身裸体，人们说在十六到十八岁之间。一位邻居照顾她们，给她们衣服。但在这位邻居跑出去看被炸的房子，考虑是否还能帮上什么忙的时候，这两位年轻女士却走掉了。一个是房子主人的二十二岁的女儿，她是被称为“气象员”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下面一个暴力革命分部的成员。另一位身份不明。另一位是丽塔，是梅丽，他们把她也强行拉进去了！
他整夜都在厨房里等着女儿和那位“气象员”女孩。现在安全了——对这房子的监视，对工厂的监视和对电话的窃听已取消一年多了。现在出来没事。他解冻一些汤准备招待她们。他想到她刚开始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的时候，因为多恩的牛群，她认为自己今后要当个兽医。也是她的口吃使她转向自然科学，因为她专注于一个科学项目，干着手里的活时，她的口吃总会减少一些。世界上没有哪位做父母的看得出这与炸弹之间的联系。每个人都可能疏忽，不只是他才这样。她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完全是天真无邪的。一切都是这样。
人们在烧掉的房子的碎石堆中发现一个年轻男子的尸体，第二天被证实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是暴力反战游行的老手，“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个名叫“疯狗”的激进小组的发起人。第二天另一个逃离爆炸现场的年轻妇女被确认：是又一激进分子，但不是梅丽——是纽约左派律师的二十六岁的女儿。更糟糕的是听说在那房子的瓦砾中还找到另一具死尸——残缺不全的年轻女人的躯体。“这次爆炸的第二名受害者没有被马上辨认出来，助理法医爱略特·格洛斯博士说，‘我们还需花点时间才知道她是谁。’”
他独自一人待在厨房里，知道她是谁。六十管炸药，三十枝雷管，一窝自制的炸弹——十二英寸长的管子装上炸药——人们发现这些东西就离那具尸体不过二十英尺远。管子里装着把哈姆林商店轰上天的那一样的炸药。她当时正在组装一颗新炸弹，出了点错，于是将那房子炸飞了。先是炸掉哈姆林商店，现在是她自己。她这么干了，让这古雅小镇的人们大吃一惊——这就是结局。“爱略特·格洛斯博士证实，在那残缺的躯体上扎有许多小洞，是铁钉所致，根据警方报告，这类炸弹很明显是包装起来用于对人攻击的武器，而不仅仅是爆炸装置。”
第二天，曼哈顿有更多的爆炸发生：大约在1点40分，市中心三幢建筑物同时发生爆炸。那具残尸不是她！梅丽还活着！她的身体没有被铁钉穿透、炸得四分五裂！“由于电话报警，警察在1点20分赶到那幢楼，在爆炸前疏散了二十四名看门人和其他员工。”市区爆炸手和里姆洛克爆炸手肯定是同一个人。要是她在第一颗炸弹爆炸前知道用电话报警的话，就不会有人伤亡，她也不会因谋杀被通缉。这样看来至少她长了点见识，至少她还活着，他也有理由每晚坐在厨房里等她和丽塔一块出现在窗口。
他读到有关那两个失踪年轻女人的父母的消息，他们因房子被炸遭到传讯。她们其中一个父母在电视上询问自己的女儿，当房子被炸时里面到底有多少人。这位母亲说，“如果再没有其他人，搜寻就可以停下来，等周围的墙拆掉后再说。我相信你。”她还对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同志在一起，将那房子用做炸弹工厂的失踪的女儿讲，“我知道你也不愿意为这场悲剧再增添哀伤。请你一定用电话，或者电报，或者请其他人替你把这消息告诉我们。除了你很平安，我们不想知道别的事情，我们除了想对你说爱你和非常想帮助你以外，没有其他的了。”
这些也是里姆洛克爆破手失踪后她父亲对记者和电视台说过的话。我们爱你，想帮助你。“当被问及他是否和女儿有‘很好的沟通’时，这个房子爆破手的父亲回答道，”其神态和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一样真实或者说痛苦，“‘身为父母，我们不得不说没有做到，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他用女儿说过的话表明，她也为了梅丽那种事业而战——在餐桌上，她严厉谴责自私的父母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声明自己战斗的动机是：“改变这个制度，将权力移交给现在没有掌握经济和政治大权的百分之九十的人民。”
据警方调查人员说，另一位失踪女孩的父亲与她“根本无法沟通”。他只是说，“关于她的行踪我一无所知。”这里姆洛克爆破手的父亲相信他，对他的这种无法沟通有深刻的体会，比美国任何其他父亲都了解，当他说出“关于她的行踪我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似乎不动声色的套话里藏有多么沉重的痛苦感情。如果这种事情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他定会对他守口如瓶的表情感到惊讶。但他知道实际情况是那位失踪女孩的父母和他一样，正在陷落下去，日日夜夜都陷入不合情理的解释之中。
第三具尸体也在瓦砾中找到了，是一位成年男子。一个星期以后报纸上刊登了给第二位失踪女孩母亲的声明，表示出对这两家父母的同情。当人们问及她女儿时，这位母亲说，“我们知道她很安全。”
他们的女儿杀死三人，可是他们还知道她很安全。但是关于他的女儿，尽管未被证实杀了任何人——关于他的女儿，她被这类享有特权的城市爆破手一样的激进小暴徒们所利用，她被人控制了，她是无辜的——可他什么也不知道。他能拿他们怎么办？他女儿没有干过那事。她炸哈姆林的商店和炸五角大楼差不多。从1968年起，美国有成千上万的炸弹爆炸，他女儿和其中任何一件都没有牵连。他怎么知道？因为多恩知道。因为多恩肯定知道。如果他们女儿去干的话，她决不会在学校四处乱讲什么旧里姆洛克将有惊人的新闻。他们女儿太精明了，不会那样干，她会闭口不谈。
五年过去了，这五年里他寻求答案，回忆所发生的一切，仔细想想使她成型的那种环境以及影响她的人和事，没有什么可以解释得了那次爆炸。他猛然想起那些和尚，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和尚……当然，她那时才十岁，也可能十一岁。从那时到现在，无数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在他们身上，在这世界上。尽管那以后的两个星期，她被吓得要命，为那晚上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东西大哭大叫，不停地谈论，睡梦中也被惊醒，还是未能阻止她的变化。每当他想起她坐在那里看到和尚从火中钻出来的情景——也和全国其他孩子一样对将要看见的一幕毫无准备，她只不过是个晚饭后和父母一块随意看看新闻的小孩——他肯定自己找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的原因。
那还是早在1962年或者1963年的事，也就是在肯尼迪被暗杀的前后，越南战争还未进入白热化阶段。正如人人所知，当时的美国还处于对那里的局势失去控制的边缘。那位和尚有七十多岁，身材瘦削，剃着光头，披着藏红花色长袍。他双腿盘坐，肩背挺直，就在越南南方某个城市空旷的街道上。他这样风度翩翩地坐在一大群和尚面前，这些人聚集起来目睹了事件的发生，他们如同在观看一项宗教仪式，那和尚举起一只大塑料罐，将汽油或者是煤油，不管是什么，从罐中倒出浇了一身，泼洒在周围的沥青路面上。然后，他划着火柴，突突直冒的火焰形成的光环在他身上翻滚。
有时马戏团的表演者在广告上被称为吐火人，他可以装出火焰从嘴里喷出的样子，而在越南南方的某市的街道上，这光头和尚不知怎么搞的，却弄得那火焰不是从外面朝他攻击，而是由他体内向外喷出，不仅仅从他的嘴里，火焰还同时从他的头皮、面颊、胸脯、膝盖、大腿和双脚爆发出来。因为他一直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势，显出一点也没有身处火中的感觉，因为他甚至连一块肌肉都未动一动，更别说叫出声来，乍一看很像马戏团表演的绝技。好像烧掉的不是那和尚，而是空气，他使空气燃烧，自己却毫发无损。他的姿态极具象征意义，就像在其他地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另一个人，一个无私的仆人，正陷入沉思冥想，心底宁静，在全世界面前，这只是与未发生在他本人身上的一连串事情的一丝联系，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打搅。没有喊叫，没有翻腾，只有他身居火焰中心的安详——镜头上看不到任何人有痛苦的表情，这种痛苦只出现在梅丽、瑞典佬和多恩脸上，他们被吓得在客厅里抱成一团。火焰的光环、端坐的和尚、他栽倒前的液化，这些景象不知从何而来，窜入他们的客厅。涌进他们家的还有其他那些和尚，这些人刚才坐在路边石上冷漠地旁观，有几位还双手合在胸前做出亚洲那种表示和平团结的手势；涌进他们在阿卡狄山路的家的还有那具仰面朝天、躺在空旷街头，烧焦的漆黑尸体。
这就是改变了一切的东西。那和尚进入他们家住了下来，他平静地保持被烧焦时的姿态，似乎像非常灵敏却又纹丝不动的人。肯定是播出这个火祭节目的电视台干的。如果他们家的电视机当时调到另外的频道，或者关掉，或者坏了，如果他们全家晚上一块外出，梅丽就永远看不到不该看的东西，她也永远不会去做不该做的事。难道还有其他原因？“这些温顺的人—人—人们，”她说道，此时瑞典佬将这瘦长的十一岁女孩搂在膝上，紧紧地贴着他，轻轻地摇动。她还在说，“这些温顺的人—人—人们……”起先，她吓得叫不出声来——只能憋出这几个字。只是后来，她上床睡了一会觉，突然爬起来，叫喊着冲出自己房间，穿过走廊，钻进他们的房间，她从五岁起就没有这么干过了。她爬上床来和他们待在一起，还问道是否能忘掉刚才看到的东西，所有这些可怕的事。他们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让她坐在他们中间不停地讲下去，直到她脑袋里没有什么使她恐慌。大约三点钟以后她终于睡着了，房间里灯还亮着——她不让他关掉——她已经说够了、喊够了，弄得自己筋疲力尽。“你得在火里把自己烧化才能使人们醒悟？有人关心吗？人们有良心吗？这世界上难道没有一个人还有良心？”她每次提到“良心”这个词时都会哭起来。
他们能对她讲什么？怎样回答她？是啊，有些人有良心，许多人有良心，但不幸的是有些人没有，这是真的。你很幸运，梅丽，你有精心呵护的良心。对你一样大的人来说，这么有良心是令人羡慕的。我们感到很自豪有这么有良心、关心他人、对人们的苦难深表同情的女儿……
她一个星期都不敢单独睡在自己房间里。瑞典佬仔细地为她读报，向她解释那和尚为什么要那样做。这与南越总统吴庭艳将军[11]有关，这与腐败、与选举、与复杂的地区和政治冲突有关，也与佛教本身有关……但是在她看来，这只与极端行为有关，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没有一点良心，所以这些温顺的人只好采取这种极端方式。
后来她似乎忘记了南越街上那位老和尚的自焚事件，又能在自己房间里睡觉，不用亮着灯，晚上也不会惊醒两三次了。可在这时又一位越南和尚自焚，接着是第三位，第四……一旦又开始，他发现自己无法让她离开电视。如果她在晚间新闻错过了一次自焚，她会很早起床，收看早晨新闻后再去上学。他们不知该怎样阻止她。她这么不停地看啊看啊，到底要干什么？他想要她不被打搅，但也不想让她像这样。她只是要把这事弄清楚？战胜她的恐惧？是想猜测自己那么做将会怎样？她把自己想像成那些和尚中的一个？她观看是因为还在恐惧，或者感到刺激？令他开始感到不安的是他认为，梅丽现在不太害怕，而是觉得好奇。没过多久，虽然与梅丽不同，他也身不由己，影响他的不是越南的自焚，而是他十一岁女儿的行为的变化。从她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为她强烈的求知欲感到骄傲，可是他真的想让她了解如此之多吗？
夺去你自己的生命是犯罪吗？其他人为什么站在一旁，只是观看？他们为什么不扑灭火焰？他们站在旁边，还让电视转播。他们的道德观在哪里？那些摄像的电视记者的道德又怎样？……她在问自己这些问题？这对她的智力发展必要吗？他不知道。她静静地观看，就像火焰中心的和尚那样纹丝不动，过后她也不说一句话。即使他对她讲话，向她提问，她只是一连几分钟在电视机前面发呆，她的目光已游离到别处，而不是停留在闪烁的屏幕上，专注到那里——深入和谐与确定地方，在那里，她所不了解的一切正在发生一场巨变，在那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淡忘……
尽管他不知道该怎样阻止她，他还是想方设法引开她的注意，让她忘却离她半个地球远的疯狂行为，这都与她和她的家庭毫无关系——他晚上带她去打高尔夫球，去玩扬基式赛马赌游戏，还带她和多恩到波多黎各的工厂作简短旅行和庞塞的海滩上度假一周。有一天，她真的忘记了那些东西，但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些努力的缘故。还是与自焚有关——他们停下来了。有五次、六次、七次自焚，然后再也没有了。没过多久，梅丽恢复了原有的天性，又开始关注日常生活和与她年龄相称的事情。
当那些自焚的和尚极力反对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在几个月后被人暗杀时（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日早间节目，他被曾将他推上总统位置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杀害），梅丽似乎错过了这消息，瑞典佬也没告诉她。对梅丽来说，叫做越南的这地方甚至不复存在，如果有的话也不过是对异国他乡、不可思议的恐怖电视镜头的一点记忆，这早已被埋藏在她十一岁时敏感的心里。
她再没有提到和尚殉难的事情，甚至当她专注于自己的政治抗议后也不谈这些。1963年的那些和尚的命运看起来，无论如何也没有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在1968年，新一轮斗争兴起，抗议美帝国主义对人们争取民族解放的农民战争的干涉……他父亲日日夜夜都在想，认为没有其他的答案，她身上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没有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影响这么大，以至于使她变成爆破手。
五年过去了。安吉拉·戴卫斯，是一位年龄和丽塔·科恩相仿的黑人哲学教授——她于1944年出生于阿拉巴马，比里姆洛克爆破手在新泽西州的出生早八年。这位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共产党教授极力反战，在旧金山因绑架、谋杀和阴谋受到审判。她被指控为人们提供枪支，帮助三名圣昆廷黑人囚犯在受审时武装越狱。那枝杀死审判法官的手枪据说就是她在法庭枪战前几天购买的。她隐居了两个月，到处躲避联邦调查局，直到在纽约被捕后转押到加州。在全世界，在遥远的法国、阿尔及利亚和苏联，她的支持者们宣称她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不管她被警方当做囚犯带到哪里，黑人和白人都在附近街头等待，对着电视摄像机高举标语牌喊道：“释放安吉拉！停止政治迫害！消灭种族歧视！结束战争！”
她的发型使瑞典佬想起丽塔·科恩。每次他看见盘在她头上的乱发，就不由得想到在饭店的那天下午他本该做什么。不管怎样，他不应该让她从自己身边逃掉。
现在他收看新闻为的是看看安吉拉·戴卫斯。他阅读能找到的有关她的一切东西。他知道安吉拉·戴卫斯会把他引向他的女儿。他记得，那时梅丽还住在家里，她有一个星期六到纽约去了的时候，他进入她的房间，打开梳妆台底层的抽屉，坐在桌边翻看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些政治文件，还有小册子、平装书和带讽刺画的油印手册。还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她在哪里弄到的？不会是在旧里姆洛克。谁给她提供所有这些读物？是比尔和梅里莎。这可不只是反战的谩骂——写这些东西的人想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美国政府，他们渴望的是暴力和革命。他特别难受地看到她这个好学生画线的有些段落，但又忍不住读下去……即使现在他还依然记得自己在那抽屉里看见过安吉拉·戴卫斯写的东西。他无法证实，联邦调查局当时就查封了所有物品，将出版物装进证据袋，贴上封条后全拿走了。他们清理了她的房间，寻找一些指纹以便在调查中核对使用，收集家里的电话账单，查询梅丽的通话情况。他们在她房间里寻找藏身之处：撬开地毯下面的楼板，拆掉护墙板，取下吊灯的球形玻璃灯罩——检查她衣橱里的衣服，看看是否有东西藏在袖子里。爆炸发生后，州警察拦下了阿卡狄山路所有车辆，封锁本地区，十二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花了十六个小时把这房子从阁楼到地下室梳理一遍。最后，当他们在厨房里检查吸尘器的垃圾袋、企图找到“那些文件”的时候，多恩大叫起来。这都是因为梅丽在读卡尔·马克思和安吉拉·戴卫斯的东西！是啊，他至今还清楚记得自己坐在梅丽的桌边吃力地阅读的情景。他大惑不解，这孩子怎么能读懂，他认为，读这类东西就如同深海潜水，如同戴上阿奎龙水下呼吸器，镜框压在脸上，嘴里塞着气管，没有地方可去、可动、可使上撬棍、可逃生。这也像她在伊丽莎白的时候读德威尔老太太常给她的有关圣徒的小册子和宗教插图卡片一样。幸运的是，这孩子战胜了它们。但是，有一段时间，只要她找不到钢笔就会向圣安东尼[12]祈祷；考试前觉得没有学好功课，也会乞求圣犹大[13]保佑；母亲要她星期六早晨打扫自己凌乱的房间时，她就求助于劳动者的保护者圣约瑟[14]。有一次她才九岁，一些开普梅的顽固分子宣称圣母玛利亚在野餐烧烤时来到他们的孩子面前，人们从数英里外涌来，在他们的院子里守夜。梅丽被弄得神魂颠倒，也许重要的不是圣母在新泽西州出现的神秘感，而是有个孩子将被选出来去见她。“但愿我能见到，”她对父亲说道，还给他讲圣母玛利亚的幻影怎样出现在葡萄牙法蒂玛的三个牧羊孩子面前。他点点头，没说什么。她爷爷从孙女嘴里听说了开普梅的幻象时，他对她讲道，“我想下次人们会在戴尔利奎恩见到她。”梅丽到伊丽莎白时重复了这句话。外祖母德威尔于是就乞求圣安妮[15]保佑，让梅丽留在天主教里而不要计较人们对她的教育。过了几年，圣徒和祷告都从梅丽的生活中消失，她不再佩戴圣母玛利亚的护身符，她曾对外祖母德威尔发誓要“永远”戴着，连洗澡时也不会取下来。她厌倦了那些圣徒，今后也会同样厌倦共产主义。她肯定会厌倦的——梅丽对一切都会厌倦，不过是几个月的事。也许几星期后抽屉里的那些东西就被忘得一干二净。她要做的只是等待，要是她能等等多好啊。这才是梅丽的秘密。她没有耐心，总是急躁，可能是口吃使她迫不及待，我也不清楚。但是，她若对什么东西充满激情，就可能持续一年，非常投入，然后就扔到一边。再过一年，她就要准备上大学。那时候她会发现有新的东西去爱，新的东西去恨，新的东西来加以特别关注，肯定是这样。
一天晚上就在厨房的餐桌边，瑞典佬觉得安吉拉·戴卫斯就像“我们的法蒂玛女神”出现在葡萄牙那些孩子面前，和圣母玛利亚在开普梅显灵的情景一样。他想，安吉拉·戴卫斯可以带我找到她——她就在那里。夜晚独自在厨房里，瑞典佬开始与安吉拉·戴卫斯进行内心的交流，首先是关于战争，然后是对他们都至关重要的一切事情。在他的想像里，她有长长的睫毛，戴着很大的耳环，甚至比电视上看起来漂亮的多。她大腿修长，被艳丽的超短连衣裙衬托得更加鲜明。梳着独特的发型，她挑衅的目光像豪猪一样从里面射出，似乎告诉你，“不想被刺痛就别靠近”。
她想听什么他就讲什么，不管她说什么他都信，他只好如此。她赞扬他女儿，称她为“自由战士，反压迫的伟大战斗的先锋”。她说，他应该为她在政治上的勇敢行为感到骄傲。反战运动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梅丽才十六岁便以美国人唯一理解的方式进行抗议，冲在运动的最前面，是这场运动的圣女贞德[16]。他女儿是公众反抗法西斯政府和它对不同政见者恐怖迫害进行斗争的先锋。她所做的只是被一个自身就是罪犯的国家判定为犯罪，而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到处从事残酷的侵略活动，维持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和阶级统治的压迫。她对他解释道，反抗压制性的法律，包括暴力反抗的行为，可以追溯到废奴主义——他的女儿是和约翰·布朗[17]并肩作战的勇士！
梅丽的行为不是犯罪，而是在法西斯分子和抵抗力量之间权力斗争中的政治行动。这些抵抗力量包括黑人、奇卡诺人（墨西哥裔美国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抵制服兵役者、反战活动人士和像梅丽一样的白人少年英雄，他们以合法的方式或者以安吉拉所称的超法律的方式进行斗争，其目的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警察国家。他不应该担心她的逃亡生活——梅丽并不孤独，她是八万激进的年轻人中的一员，这些人从事地下工作能更好地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社会罪恶现象作斗争。安吉拉告诉他，他所听到的有关共产主义的一切都是谎言。如果想看看消除了种族偏见和劳动剥削、满足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的社会制度的话，他一定要到古巴去。
他洗耳恭听。她对他说，帝国主义是富裕白人使用的武器，这样他们便可以少付黑人工人的工钱。此时，他也抓住机会给她讲黑人女监工的事。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干了三十年的维基，是位小个头女人，很有才能和毅力，诚实可靠。她的双胞胎儿子，多尼和布莱恩是纽瓦克鲁特格斯的毕业生，现在两个都在医学院读书。他告诉她，在1967年动乱的日子里，维基和他二十四小时都一起待在厂房里。收音机里播出市长办公室的通知，建议大家立即出城，但是他留下来了，他想到只要待在那里就可以防止暴徒毁坏厂房，因为飓风来临时人们也常常留下来，他们不可能把心爱的东西撇下不管。维基大概也因同样的理由留下了。
为了安抚可能从南橙大街来的手持火炬的闹事者，维基做了一些标记牌竖立在醒目的地方。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一楼窗户上，巨大的白色木板上写着黑字：“本厂大多数工人是黑人。”两夜后，带标记的每个窗户都遭到一伙白人的枪击，可能是来自纽瓦克北部的义务警员，或者如维基所猜测，是坐在普通车辆里面的纽瓦克警察干的。他们打坏玻璃后就开车溜了。这就是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受的全部损失，而当时城里到处在燃烧。他把这些也对安吉拉讲了。
一个排的国民卫队的年轻士兵来到贝根街封锁闹事地区，他们在出事的第二天驻扎在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装卸码头。他和维基用热咖啡去慰劳他们，维基与每个人聊天——身着制服的小伙子，头戴钢盔，穿着长靴。他们虽然全副武装，有匕首、步枪和刺刀，这些从泽西南部来的乡下白人男孩还是怕得要命。维基对他们说：“朝着人家窗户开枪以前要想一想！那些不是‘狙击手’！是普通人！是好人！想想！”那个星期六下午，坦克就停在工厂门前——瑞典佬看到后便给多恩打电话，最后告诉她：“我们能行。”维基走上前去，用拳头敲击盖子直到他们打开。“别乱来！”她对里面的士兵喊道：“别发疯！你们走了，人们还得在这里生活！这地方是他们的家！”事后许多人批评休斯州长，说他不应该派出坦克，但是瑞典佬没有说什么——那些坦克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全面的灾难。他却没对安吉拉提到这一点。
在1967年7月14、15日，星期五和星期六那最糟糕、最吓人的两天里，他用对讲机和州警察保持联系，在电话上与父亲通话，维基却不愿抛弃他。她告诉他：“这也是我的，你只是拥有。”他对安吉拉讲他怎么理解维基与他们家的关系，知道这是一种古老的、持续的关系，知道他们有多亲密，但是他以前不能确切了解她对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的贡献并不比他少。他告诉安吉拉，在暴乱后，在经历了有维基在身边陪伴的围困时期后，他决心站到一边，不离开纽瓦克，不抛弃他的黑人雇工。当然他没有告诉安吉拉，他担心如果不在被烧掉之前撤离，梅丽最终会以她无懈可击的方式向他也发起攻击。要不然，他也不会犹豫——现在也不想收拾行李迁往别处。只为了自己的所得而牺牲黑人、工人阶级和穷人的利益是出于肮脏的贪欲！
在这些理想主义的标语中，没有真实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可他又能咋办？他不能为女儿做的疯狂的事情进行辩护。所以他留在纽瓦克，动乱后梅丽做出了比疯狂更可怕的事情。纽瓦克动乱，然后是越南战争，先是这个城市，逐渐波及全国，都将阿卡狄山路的塞莫尔·利沃夫卷了进去。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七个月后，在1968年的2月，第二次毁灭来临。工厂被围，女儿在逃，他们前途未卜。
除此之外，当城里的冷枪停下来、大火也被扑灭后，人们清点出有二十一个纽瓦克人在枪战中丧身。国民卫队撤离了，梅丽早已不知去向，纽瓦克女士皮件厂生产线的质量开始下降。他的工人疏忽大意、漠不关心，工艺上明显的退步是由于怠工造成的，尽管他没有那么讲。他不告诉安吉拉，关于这场斗争在他所想做的一切事情中，他要留在纽瓦克的决定是在他和父亲之间商量后做出的。他担心引起她对娄·利沃夫的敌视，不带他们到梅丽那里去。
他父亲每次坐飞机从佛罗里达赶过来和他争论时，总是恳求儿子在第二次暴乱摧毁这座城市剩下的一切前从这里脱身，他说：“我们现在得到的是，本该走一步的我们再不是走一步，而是走两步、三步、四步。每一步你都得回头，重新剪裁，重新缝纫，没有谁干一天的活，没有谁把它做好。整个企业正被耗尽，全是因为那狗杂种雷罗伊·琼斯，那个躲躲猫，管他戴着该死的帽子把自己叫做什么。我用自己的双手建起这一切！用我的鲜血！他们认为是人家给我的？谁？谁把它给我？谁给过我什么？谁也没有！我所有的都是我建起来的！靠工作——工—作！他们占领了那座城市，他们现在要夺走那个企业和我建起来的一切，一次混一天，一次偷一寸。他们留下来的只是废墟！那对他们大有好处！他们烧掉自己的房子——那才是白人社会！别让它们混在一起——烧掉算了。啊，那才是黑人自豪感创造的奇迹——住在完全毁灭的城市里！伟大的城市变成彻底的荒原！他们将会喜欢住在那里！是我雇用了他们！有什么可笑？我雇用了他们！‘你疯了，利沃夫，’——这是我在蒸气房的朋友常对我讲的——‘为什么你要雇用黑人？你得不到手套，利沃夫，你将得到垃圾。’但我还是雇了他们，拿他们当人对待，把维基的屁股吻了二十五年，每年该死的感恩节给所有女孩买感恩节火鸡。每天早晨来的时候，我都把舌头伸到外面，为的是舔舔她们的屁股。我说，‘大家好，我们都好，我的时间也是你们的。我不想你们对其他人抱怨，对我讲好了。坐在这张桌子后面的不仅仅是老板，是你们的同盟、你们的伙伴、你们的朋友。’还记得我为维基的双胞胎举行的毕业晚会？我真是个笨蛋。是的。直到今天！我站在池塘边上，我的好朋友常在看报时抬起头来对我讲，他们应该把这些黑人抓起来，排成一行统统枪毙。而我总会提醒他们那是希特勒对犹太人干的。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我吗？他们说：‘你怎么能把黑人比成犹太人？’他们让我枪毙这些黑人，可我还抱怨说不。可此时他们正在毁掉我的企业，因为他们做不出合适的手套。胡乱剪裁，拉伸方法不对——这手套甚至不能用。粗心大意的人们，粗心啊，简直不可饶恕。一道工序出错，全部都完了。更讨厌的是，我和这些法西斯杂种争论时，塞莫尔，这些犹太人和我一样的年纪，他们见过我所见的一切，他们比我清楚成千上万倍，我和他们争论时，实际上是反对我应该赞同的事情！”瑞典佬说，“是啊，有时你最终只能那样。”“为什么？说说原因！”“我猜是出于良心。”“良心？他们的、那些黑人的良心又在哪里？为我工作了二十五年后，他们的良心在哪里？”
不管瑞典佬付出多大代价来反驳父亲让他脱离这种苦难的理由，固执地否认父亲话里的真理，他都无话可讲。原因很简单。如果梅丽听到消息——她肯定能，通过丽塔·科恩，如果丽塔·科恩与她还有联系的话——知道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从中央大街的工厂撤走，她一定非常开心。她会认为，“他干的！他和其他人一样腐朽！我自己的父亲！利润原则决定一切！所有事情！纽瓦克不过是我父亲的黑人殖民地。剥削它，榨干它，有了麻烦就抛弃它！”
这些想法和甚至更加愚蠢的想法出现在她脑袋里，肯定会预先葬送再见到她的机会。尽管他可以告诉安吉拉这一切影响他拒绝放弃纽瓦克和他的黑人雇员的理由，他还是清楚在他做出这种决定时其个人的复杂感情与圣安吉拉理想中彻底的未来主义思想是不会吻合的。所以他在解释时把自己想像成反贫困组织的两个白人托管人中的一个（这不是真的——他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就是托管人）。这个组织定期在纽瓦克开会以促进城市的重建（这也不是真的——怎么可能？）但他还是相信能做到。他告诉安吉拉，他到纽瓦克各地参加会议，毫不理会妻子的担忧。为了她的人民的解放，他尽力去做一切事。他提醒自己每晚对她重复这些话：人民的解放、美国的黑人殖民地、社会的残暴以及被压抑的人性。
他不会告诉安吉拉：他女儿喜欢像孩子一样的吹嘘，为了给她留下深刻影响而撒谎，他女儿对炸药或者革命都一窍不通，这些东西对她来说全是纸上谈兵，她信口胡言为的是使自己感到强大有力，从而忘却语言上的障碍。不行。安吉拉这个人知道梅丽的活动，如果安吉拉像这样来到他面前，那就不只是一次友好的访问。如果安吉拉·戴卫斯不是被派来了解他女儿情况的革命领导人，她为什么要突然冒出来，每晚半夜来到旧里姆洛克这间厨房？她来还有别的目的——为什么她不断地回访？
他于是就给了她肯定的答复：他女儿是位自由战士，是的，他很骄傲，是的，他听到的那些关于共产主义的谣传都是谎言，是的，美国关心世界的安危只是为了做生意，只是不想穷人侵占富人的利益——是的，美国应对各地的压迫负责。她的事业、胡艾·牛顿[18]的事业、鲍比·瑟艾尔[19]的事业、乔治·杰克逊[20]的事业和梅丽·利沃夫的事业都说明这一切是对的。这期间，他对谁也不提及安吉拉的名字，当然不会对维基讲，因为她认为安吉拉是个惹祸的家伙，她做工的时候对其他女孩子就是这么说的。独自一人时和在暗地里，他祈祷——虔诚地向上帝、向耶稣、向任何人、向圣母、向圣安东尼、向圣犹大、向圣安妮、向圣约瑟祈祷——为了让安吉拉被判无罪。他如愿以偿时不由得满心欢喜，她自由了！但是他没有把那晚坐在厨房里写的信寄给她，几个星期后他也没有这么做。当时安吉拉来到纽约，站在防弹玻璃罩后面，面对一万五千名狂热的支持者强烈呼吁释放那些未经正常审判而遭到非法监禁的政治犯。释放里姆洛克爆破手！释放我女儿！请给她自由！瑞典佬哭道。安吉拉说：“我想，是时候了，我们大家应该开始给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一些教训了。”是啊，瑞典佬哭道，是时候了，在美利坚合众国来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孤独地待在厨房的桌边，因为他仍然无法去做该做的事，相信该相信的事，或者说他甚至再也不知道要相信的是什么。她真的干了那事，或者没干？他应该把丽塔·科恩操了，只要能搞清楚——把这密谋策划的小性欲恐怖分子操个够，把她变成自己的性奴隶！直到她带他到她们制造炸弹的藏身之处！如果你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想见女儿，就过来把丽塔·科恩狠狠地操一回。他应该尝尝滋味，操她一回。这是任何父亲都应该做的吗？如果他愿意为梅丽做任何事情，为什么就不能做这事？为什么要跑开？
这只是“五年过去了”的部分含义。很小的部分。他所读、所看、所听的一切只有单一的意义。没有什么不从个人方面考虑。整整一年，他只要到村里去就忍不住要看看那商店原来所在的位置。买张报纸，买一夸脱牛奶，或者加一次油，他不得不到莫里斯顿去，旧里姆洛克所有人都得如此。买张邮票也是这样。这村子基本上就是一条街，东面是新建的长老会教堂，一座白色的仿殖民地时期建筑，看起来不伦不类，用来替代在二十年代里被烧毁的旧长老会教堂。离教堂不远是橡树林，一对生长了两百年的橡树是镇上的骄傲。从橡树走过去大约三十码便是旧铁匠铺，就在珍珠港事件前它被改建成家居商店。本地妇女常在那里买点墙纸、灯罩和小摆设，以及向福勒夫人咨询如何进行室内装饰。沿着街道走到尽头是佩里·哈姆林开的汽车修理厂，他是诺斯·哈姆林的酒鬼堂兄，他还做藤椅。再过去一些，是占地约五百英亩的延绵起伏的牧场，属于佩里·哈姆林的弟弟保罗·哈姆林。像由哈姆林家族经营近两百年的这类丘陵，从北到南形成三四十英里宽的地带穿越泽西北部，环绕旧里姆洛克，一条丘陵山脉延伸到纽约构成卡次启尔岩层，从那里一直到缅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