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并没有立刻去接近她，担心她看清他心里的想法，嘲笑他对她的痴迷，实际上是这个前海军陆战队员自己对乌普萨拉春之女王了解太少。可能还早在他们相互介绍之前，她就认为，他以为她特别想满足塞莫尔·利沃夫渴望的想法证明他仍是个孩子，爱慕虚荣、被人宠坏。但实际上在瑞典佬看来，他完全被自己的目的激励着，对于这个目的，他比所认识的其他人更早了解，同时还带有一个成年人的目标和雄心大志，而该成年人已激动地预见了自己归宿的全部细节。他二十岁从军队退役回家时，愤怒地感到自己“成年了”。如果他是个孩子，他会发现自己盼望早点进入有责任感的男子汉阶段，就像孩子在糖果店橱窗朝里注视着一样。
由于太了解她为什么想卖掉旧房子，他马上就同意按她的愿望去办，甚至没有去费心思让她知道，她想走的理由——是因为梅丽还在那里，在每个房间，梅丽一岁时、五岁时、十岁时的情景——和他想留下的理由是一回事，这种理由和她的相比同样重要。但是若留下来，她可能熬不过去——而他似乎还能忍受任何东西，不管它是多么残忍地从他眼前飞走，虽然自己很喜欢——他同意放弃如此珍爱的房子，一点也没顾及自己对逃亡在外的孩子的那份思念。他同意搬进一座崭新的房子，四处都能见到阳光，非常明亮，大小刚够他们两人居住，只是车库上面有一间多余的小房间留给客人。一座现代之梦的房屋——“既豪华又简朴”，这是沃库特对多恩所描述的，他说出了她的心声。房间取暖是用电板加热（替代引起她的鼻窦炎的难以忍受的暖气设备），有固定的夏克尔风格（其特征为简洁、实用并做工精良）的家具（换掉那些暮气沉沉的家具）和吸顶灯（再不用阴郁的橡木房梁下那无数盏灯），还有宽敞干净的门式窗户（而不是那些总是黏糊糊的竖框百叶窗），所带的车库在技术上和核潜艇一样先进（不是原来那个阴湿寒冷的洞穴的地窖，她丈夫常带领客人参观他“储藏”起来供老年时享用的酒，在他们慢慢穿过发霉的石墙巷道时还需不断提醒大家注意防止铸铁下水管碰到头部：“头顶，注意，小心那边……”）。他什么都明白，这一切，知道这对她来说有多糟，所以他除了同意还能怎样？“财产是一种责任。”她说道。“没有机器和牛群，草会大量生长，你每年不得不割两三次来控制它。你还得修剪灌木丛——不能让它们随意疯长变成丛林。你必须修剪，可笑的是费用太高，但还得一年又一年地发疯似的支付。为了避免仓库倒塌也得进行维修——与土地打交道，你有一种责任，不能放任自流。最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她对他说，“是搬家。”
好吧。他们搬走。但是她为什么要对沃库特讲她“从发现它的那天起”就恨这房子？她待在这里是因为她丈夫把她“拖”到这里，当时她太年轻，毫不了解照看古旧的黑仓库似的大地方将是怎么回事。这里面总有东西在泄漏或腐烂或需要修理，她为什么要这么讲？她告诉他，最初去照料牛群的原因就是要摆脱那幢可怕的房子。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可惜现在发现这一点太晚！这如同发现了她的不忠——这么多年她一直对这房子不忠。当没有什么可说明他的感受是真实的，当他们显得如此荒谬，当她年复一年地对他们的房子怀着强烈的仇恨的时候，他怎么能四处荡游，居然愚蠢无知地认为是在使她幸福？他多么地喜欢做个供给者啊。要是他有机会不只是为他们三人，而是为更多的人提供什么的话，那该多好。若是这大房子里有更多的孩子，若是梅丽在她所爱和被其所爱的弟兄姊妹中长大，那件事情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但是多恩从生活中索取的是其他东西，不想做五六个孩子的奴隶似的母亲和照料一幢有两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的女佣——她想去养菜牛。因为不管他们到哪里她都被介绍为“前新泽西小姐”，她认为即使她有个学士学位人们还是只当她是个泳装美女，一个头脑简单的瓷器娃娃，对社会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站在那里好看而已。当人们提起她的桂冠时，她总是耐心地对他们解释多少遍，说她参加联合县选美只不过是因为她父亲得了心脏病很缺钱，她的兄弟丹尼又将从圣玛利学院毕业，她认为如果能赢的话——她相信自己有机会，不是因为她是乌普萨拉春之女王，而是因为她是音乐教育专业的学生，会弹奏古典钢琴曲——她可以用选美赢得的奖学金这笔钱作为丹尼的大学学费，以此来减轻……
但是不管她说什么、怎么说、说多少或多少次提到钢琴：没有谁相信她。谁也不会真正相信她从来不想比其他人更漂亮。他们认为还有许多其他办法可以获得奖学金，而不必穿着高跟鞋和游泳衣在大西洋城溜来溜去。她总是告诉人们她成为新泽西小姐的真正原因，可无人听她解释。他们笑笑，在他们看来，她不可能有什么真正原因，他们也不想让她有真正的原因。对他们而言，她所有的一切就是她那张脸蛋。于是他们便可断言：“哦，她呀，不过是那张脸”，然后露出对她的相貌毫不嫉妒或在乎的样子。“感谢上帝，”她对他咕哝道，“我没有获得亲善小姐桂冠。如果他们以为新泽西小姐应该是哑巴，就当我赢了傻瓜奖吧。”她满心希望地附上一句，“那样的话，我还能带回家一千美元。”
梅丽出生后他们夏天开始到蒂尔去，人们总是盯着穿泳装的多恩。当然她不会再穿那件白色的卡特林娜泳装，当时她在大西洋城的展台上穿过的，标志正在臀部下方，那是传统泳装女孩戴着游泳帽的样子。他喜欢那件泳装，对她非常合身，但是从大西洋城回来后，她再没有穿过。不管她穿什么样式或颜色的衣服，他们都盯着她看，有时他们走上前来拍张快照和要求签名。然而，比快照和签名更恼人的是对她的疑心。她说，“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那些女人总想到我是以前的什么，所以会勾引她们的丈夫。”也许吧，瑞典佬想，令她们如此害怕的是她们深信多恩能够勾引她们的丈夫——她们注意到那些男人怎样看她、怎样专注于她到了哪里。他自己也注意到了，可从不担心，对多恩这样的妻子完全不必，她所受的教育是那么的严格。可是多恩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恼怒，所以她开始不穿着泳装，任何泳装，到海滩俱乐部去，然后，尽管她很喜欢冲浪，还是完全放弃到海滩俱乐部。她想去游泳时，便驱车四英里到艾文。她小的时候夏天常和家人到那里度假一周。在艾文的沙滩上，她只不过是个娇小的爱尔兰姑娘，头发搭在身后，不管怎样也不会有谁注意到她。
她到艾文是要抛开自己的美貌，但多恩根本就摆脱不掉，只不过是公开地炫耀而已。你得有欣赏权力和有一定的冷酷，接纳那种美貌，而不因它使其他东西暗淡无光感到悲哀。如同任何将你分离出来、使你与众不同的被夸大的天赋一样——令人嫉妒和可恨——要容纳你的美貌，习惯于它在他人身上的影响，同它嬉戏和尽量利用它，你得培养自己的幽默感。多恩并不是个木头人，她有精神和勇气，能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行事。但那还不是行之有效、能使她解脱的针对内心的那种幽默。只是等她婚后、不再是个处女时，她才发现那个她认为不错并与她一样漂亮的地方，那个对丈夫和妻子两人都有益处的地方，是和瑞典佬躺在一起的床上。
他们常把艾文称做爱尔兰人的里维埃拉[25]。没有多少钱的犹太人到布拉德利海滩，而并不富裕的爱尔兰人却就近到艾文去，那是一个全长只有十个街区的海边小镇。那些爱尔兰暴发户——法官、建筑商、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们有钱——到泉湖，路过那些壮观的庄园门楼，就在贝尔玛（另一个度假小镇，几乎有各处的特色）的南面。佩格姨妈以前常带多恩到泉湖小住，她嫁给一位来自泽西城的律师内德·摩哈尼。她父亲告诉她，如果你是那座城里的爱尔兰律师，与市政府合作，那位“我就是法律”的黑格市长就会照料你。内德叔叔很健谈，爱好高尔夫球，相貌英俊，自从他在约翰·马歇尔学院毕业时与街对面一家新闻广场的大公司签下合同后，就一直在哈得逊县担任那份美差。在那么多的侄儿侄女中，他似乎最喜欢漂亮的玛丽·多恩，所以每年夏天，这孩子和父母以及丹尼一起在艾文的出租房里度过那一周后，她就来和内德、佩格以及摩哈尼家所有孩子在巨大的艾塞克斯—苏塞克斯老饭店度过另一周，那正在泉湖的临海处。每天早晨她在通风良好、俯瞰海面的餐厅里吃着带佛蒙特蜂蜜的法式烤面包。盖在她膝盖上的浆洗过的餐巾大得足以将她包裹起来，就像一条围裙，那些闪闪发亮的银餐具重得不得了。礼拜天他们一起到圣凯瑟琳教堂，那是小女孩所见过的最华丽的教堂。到那里去还须跨过一座桥——那是她所见过的最可爱的桥，狭长的弓形木桥——横跨饭店背后的湖面。当她在游泳俱乐部遭遇不快的时候，她偶尔也会驱车途经艾文到泉湖来，回忆这里以前每年夏天让她从无形中看到玛丽·多恩的美梦成真。她还记得自己多么向往在圣凯瑟琳教堂举行婚礼，做一位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与像她内德叔叔一样富有的律师结婚，在一座壮观的避暑别墅里生活，宽阔的阳台俯瞰着湖面、桥梁和教堂的圆顶，距离涛声隆隆的大西洋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她完全可能做到，只费举手之劳就能达到目的。可是她的选择是爱上了并嫁给了纽瓦克的塞莫尔·利沃夫，而不是那几十个遭受打击的天主教小伙子中的一个，那些是她通过摩哈尼家的表兄妹认识的，还有那些从圣十字和波士顿学院来的机敏、粗鲁的小伙子，所以她的生活就不是在泉湖，而是在蒂尔和旧里姆洛克，与利沃夫先生厮守在一起。“是啊，结果就是这样。”她母亲对那些愿意听的人都这么哀伤地讲。“本来可以有佩格那样的幸福生活，甚至比佩格还好，圣凯瑟琳教堂和圣玛格丽特教堂都在那里，圣凯瑟琳教堂就在湖边，多么漂亮的建筑，真美。但是玛丽·多恩是家里的叛逆者，一直都是，她总是做她自己想做的事。自从她去参加那场比赛，像其他人那样循规蹈矩很显然并不是她心里想的。”
多恩到艾文只是想游泳。她仍然不喜欢躺在海滩上晒太阳，还在怨恨那时不得不听从新泽西州选美大赛组织者的话，把她娇嫩的肌肤每天都暴露在阳光下——他们说在台上，她白色的泳装与阳光浴的棕褐色可形成鲜明的对比。作为年轻的母亲，她尽量远离将她标示为“一位前某某”的一切，那些东西还会引起其他女人丧失理智的轻蔑，她很难受，觉得自己像头怪物。她甚至将那些衣物都捐献给慈善机构，那还是选美大赛主席亲自为她在纽约的设计师展厅里挑选的。当时为了参加大西洋城的竞赛，多恩花了一天的时间到纽约专门购物，大赛主席陪她一块前往（这人对新泽西州应推选何种姑娘给美国小姐的评委有他自己的打算）。瑞典佬认为她穿上那些礼服非常漂亮，很不情愿将它们送人，但至少在他的劝告下，她保留了州赛的桂冠，将来可以让他们的孙子看看。
梅丽开始上幼儿园后，多恩便着手工作，当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她要向妇女界证明：除了相貌外她还有其他的动人之处。她决定养牛。这想法也可以追溯到她孩提时候——到她外祖父那一辈。外祖父二十岁的时候，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克里县来到这个港口，在伊丽莎白南部离圣玛丽教堂不远的地方结婚、定居，陆续养了十一个孩子。他起初的谋生方式是在码头做工。后来他买了几头母牛为家人提供牛奶，然后将多余的卖给西泽西街上的著名人物的家里——来自穆尔佩英特的穆尔家、海军上将“公牛”哈尔西[26]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尼古拉·默里·巴特勒[27]家。他很快就成了伊丽莎白市首批个体牛奶商之一。他在默里街养了大约三十头奶牛，尽管他没有多少财产也关系不大——那个年代人们可以随处放养。他的儿子们都干这一行，一直持续到战后，大型超市的出现才将这小人物打翻在地。多恩的父亲吉姆·德威尔原来为她母亲家干活，多恩的父母所以才凑到一起。吉姆·德威尔还是个孩子时，人们尚不懂冷藏，他常从夜里12点到早晨一直待在车上将牛奶送往各家各户。他讨厌这差事，生活太艰难了。让它见鬼去吧，他终于忍受不了，于是干起管子工。多恩还很小时就喜欢去看那些牛，等她到了六七岁，一位表姐就教她怎样挤牛奶。真刺激——牛奶从乳房喷出，那些牲口还站在那里吃草，让她尽情地拖拉——她永远也忘不了。
然而，她养菜牛不需要人力去挤奶，几乎可以独自经营。西门塔尔牛（一种瑞士种肌肉粗壮的牛，体浅红、脸白，肉和奶都不错）产奶多，而且当做菜牛养也不错，当时在美国还不是注册的品种，她为了可观的利润冒险投资。杂交饲养——西门塔尔牛与注册品种赫勒福德牛（英格兰的一种肉用牛，通体淡红，有白色斑纹）杂交——她感兴趣的是那种遗传活力、杂种优势和所带来的快速生长。她研究有关书籍，订阅杂志，人们开始给她寄来目录。晚上她总叫他看看自己在目录上翻到的东西，“这头小母牛不是很漂亮吗？一定得去看看。”不久他们便一道去参观各种展览和拍卖。她喜欢拍卖会，悄悄对瑞典佬讲：“有点让我想起大西洋城，这是母牛们的美国小姐大赛。”她带着标志牌——“多恩·利沃夫，阿卡狄养殖公司”，这是她公司的名称，取自他们在旧里姆洛克的住址，阿卡狄山路62号信箱——总觉得难以抵御买头漂亮母牛的诱惑。
母牛或者公牛被引到圈子里，遛一遛，主人总要对牲口做一些介绍，比如它的品种，他们做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潜力等。然后，人们开始出价，多恩购买时很小心，她举手报价超过前一位时获得某种快感，但也是认真的。虽然他想要更多的孩子，而不想要更多的菜牛，但是他承认从未见到过她如此的可爱，甚至他第一次在乌普萨拉学院见到她时也不如在拍卖会上，此时她的美貌全在喊价和买进的激动中表现出来，充满诱惑力。她花一万美元买进的冠军公牛“康特”还没有来，她那百分之百支持她的丈夫还是忍不住对她讲这笔钱太大。会计每年年底查看她在阿卡狄养殖公司所花的钱时总对瑞典佬说，“这很可笑，你不能这样下去。”他们却不能挫伤她的积极性，她主要是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上面，所以他对会计说道，“别担心，她会赚些钱的。”即使她最终一分钱也不赚，他也根本没有想过要阻止她，因为他看见她带上狗和牛群出去时他提醒自己：“这些是她的朋友。”
她拼命干活，全靠她自己，她得注意母牛下崽，牛犊不会吃奶的话，她就用带奶嘴的塑料瓶教，还要给母牛添加饲料，然后赶回牛群。要修围栏，她只好雇个工人，但是打草包时她也一起干，那十八万两千包草使它们度过冬季。她喂养了“康特”多年，有个冬天它走丢了，她勇敢地四处搜寻，花了三天她把树林仔细梳理了一遍，终于在沼泽中的一个小岛上发现它。把它弄回牛棚非常艰难。多恩自己才一百零三磅重，五英尺二英寸高，可康特大约重两千五百磅，这身体很大的漂亮牲口眼睛周围有大块的褐色花斑，由它配种生下的牛犊大家最喜欢。多恩留下所有公牛犊，养大后卖给其他养牛户，他们再给自己牛群配种。她也不常卖小母牛，若卖的话很多人想要。康特的后代赢得一年又一年的全国大赛奖，那笔投资已赚回了好多倍。但当时康特的腿扭伤了，陷在沼泽里动弹不得，水冰冷刺骨，它肯定是把腿陷进洞里了，周围全是树根。它明白要离开这小岛还得穿过泥浆地，所以就放弃了。等了三天多恩才找到它。她带着狗和梅丽，想用缰绳把它拉出来，可是它伤得太厉害，不愿站起来。她们回去拿来一些药丸，给它灌下可的松和各种东西。她们在雨中和它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后，才又开始移动它。她们不得不拉着它穿过树根、乱石和很厚的垃圾堆。它走走停停，狗在后面赶，她在大声叫，它又会走几步，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她们给它套上绳索，它却摆动那长着漂亮眼睛、全是卷毛的巨大牛头，拉动绳索将多恩和梅丽两人“嘭”的一声扔向一边！她们爬起来从头再干。她们带着粮食，它吃后又走一段路，总共花了四个小时才将它弄出丛林。平时它总在前面领路，但是现在伤得很重，她们只好走走停停才能将它弄回去。瑞典佬看见自己娇小的妻子——一位只要愿意，单凭漂亮脸蛋就行的女人——和他的小女儿，浑身湿透、全是泥浆，牵着公牛从牛棚后面被雨水冲刷过的田野中冒出来，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情景。他想道，“好吧，她很幸福，我们有梅丽也够了。”他不是一个热心宗教的人，但在当时他感谢上帝，大声喊道，“光辉洒在我身上了。”
多恩和梅丽差不多又花了一个小时才将公牛弄进牛棚，它在干草中躺了四天。请来的兽医说，“你们不可能治好它，我所能为你们做的是让它舒服些。”多恩用桶给它喂水，还拿来食物。有一天（梅丽常把这个故事讲给到她们家的人听）它想道：“啊，我全好了。”于是，站了起来，到外面游荡。它没把自己的伤当一回事，也就在那一天它爱上了那匹老马，两个形影不离。那天他们要把康特送走——到屠宰场——多恩哭起来，她不住地说，“我不能这么做。”他劝道，“你必须这样。”他们把它送走了，让人惊奇的是（用梅丽的话讲）它在走的前一晚又让一头母牛怀上了，算做它的离别留念。生下的小母牛眼睛周围也是一圈褐色斑点——“它在周围撒—撒—撒下褐色的眼睛”，那以后他们喂养的公牛都不错，但再也没有哪一头能和康特相比。
难道这就是她为什么对人们讲她憎恨这幢房子？现在他肯定是个更加陌生的伙伴，她比以前也虚弱得多。他还算幸运，毫无疑问他不应该承受那么多——她只要有什么要求，他都顺从。如果他还能承受，而她不能的话，他也不知道自己除了顺从之外还有什么办法。那就是瑞典佬所知道的做男人的唯一的方式，特别是像他这么幸运的人。从最早开始他便觉得，忍受她的不满要比控制自己的怨气难得多。她的不满情绪似乎完全剥夺了他的自我——只要他承接了她的怨气，就会束手无策。三心二意地应付是不够的，对她的要求他必须投入整个身心，他从来都不能让自己背离默默献身的宗旨。即使所有事情都摊到他头上，即使大家向他索取工厂里或者家里的东西，他都一如既往，努力使大家满意——迅速地处理供货商的琐事、行会的索取、客户的投诉；应付变幻莫测的市场和海外难题；还必须满足口吃的孩子、具有独立意识的妻子和本已退休可是动辄就发怒的父亲的过分要求。他根本没有想过，对他的这种非人的野蛮的使用总有一天会将他耗尽。他就和他脚下的那块土地一样，不会那样去思考。他似乎从来都不清楚，甚至在疲惫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的局限性并不完全令人讨厌，他不将自己看成一幢一百七十年的石头房子，泰然地用橡木房梁承受巨大的重压。他是某种更为短暂和神秘的东西。
不管怎样，她恨的不是这房子，她恨的是无法摆脱的记忆，它们都与房子有关联，当然他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切。梅丽那时还是个小学生，躺在书房里桌旁的地板上画康特，多恩忙于为农场算账。梅丽模仿母亲全神贯注的样子，喜欢按同样的纪律工作，用某种基本的方式把自己像个大人般展示给他们——是啊，她总有一天会长大成为他们的伙伴。特别得记住他们有十分之九的时间不像其他父母那样干——给孩子分配任务，为她树立榜样，做道德权威，唠叨着要她捡起东西和不要迟到，记录下她该干的事情和日常工作，不能忘的是他们有时重新认识对方，超越父母般的控制与孩子气的抵抗之间的紧张，还有那些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可以得到的缓冲，以便和平地接触对方。
一大早，他到卫生间刮脸时多恩就去叫醒梅丽——他想像不出还有比看这种仪式更好的开端。在梅丽的生活中从不用闹钟——多恩就是她的闹钟。六点以前，多恩已经到牛棚去了，一到六点半她就停止喂牛，回屋来钻进梅丽的房间，她坐在床边便开始天亮后的安抚仪式。默默无声地进行着——多恩只是抚摸梅丽熟睡时的头，那是一幕要持续整整两分钟的哑剧。然后，几乎是唱出那些字，多恩轻声地问，“还活着？”梅丽回答时不用睁开眼睛，而是动一下小手指。“再表示一下，好吗？”游戏就这么进行——梅丽玩下去，皱皱鼻子，舔舔嘴唇，轻轻叹息——直到她终于下床来准备走为止。这是一种带有失落感的游戏，对梅丽而言，是一种被完全保护的情景；在多恩看来，这是在保护似乎完全可以保护的东西。唤醒婴儿：游戏持续到婴儿快满十二岁，这是多恩不能不纵容的一种儿童仪式，她们两人似乎谁也不急于放弃。
他是多么地高兴看到她们做这些母亲和女儿们都做的事啊。在父亲的眼里，她们一个是另一个的放大版，身着泳装一起从海浪里钻出来，相互追逐着去取毛巾——妻子有些过了她的黄金时期，女儿渐渐接近她的豆蔻年华。一种对生命周期特性的勾画让他后来觉得似乎对整个女性有了充分的理解。梅丽带着日益增长的对成年女性遭遇的诱惑的好奇，把多恩的珠宝戴在自己身上，而多恩还在一旁帮她打扮。梅丽向多恩倾诉她对人们的排挤的恐惧——其他女孩不理睬她，朋友合伙欺负她。在他被撇在一边的那种僻静的场合（女儿依靠母亲，多恩和梅丽在情感上是一个里面藏有另一个，如同那些俄罗斯玩偶一样），梅丽与以前大不一样，不只是一件他妻子的复制品，或他的复制品，还是一个独立的小东西——某种相似于他们的版本，但另有特色和新颖之处——在感情上这对他有最大的吸引力。
多恩所恨的不是这房子——他清楚，她恨的是，占有房子的动机（那是为了铺床、摆餐桌、清洗窗帘、准备假日、将她的精力分成若干等份、安排每天要干的活）早已随哈姆林商店一同被摧毁；她恨，因为那种曾经是他们生命基础的真真切切的每天的充实感和一帆风顺的规律性，现在只成了留在她心中的幻影，成了可笑的、触摸不到的、荒唐可笑的白日梦，这对旧里姆洛克除了她家以外的每个家庭来说还是真实的。他知道这些，不只是因为那无尽的回忆，而是在他书桌最上层抽屉里他随手可触的那张十年前的本地周报。在这张《顿威尔兰多夫信使报》上，第一版就刊登着有关多恩和她养牛的文章。她同意接受采访，只是要求记者别提1949年她曾经当上新泽西小姐的事。记者答应她的要求，那篇文章的标题为“深感幸运的旧里姆洛克妇女喜爱她所做的一切”，结尾有一段话虽然很简单，他每次重读时还是会为她感到自豪：“‘人们如果能去做自己想做的和擅长做的事情，他们就是幸运的，’利沃夫太太如是说。”
《顿威尔兰多夫信使报》上的故事可以证明她曾多么爱这房子，以及他们生命中其他的东西。报上还登有照片，她站在摆满奖牌的壁炉前——身穿白色圆领衫和奶油色运动夹克，头发内卷，两只小手放在胸前，手指优雅地绞在一起，虽然有点朴实，还是显得很可爱——下面标出：“利沃夫太太，1949年新泽西小姐，喜欢生活在一百七十年前的老房子里，她说这种环境反映出她家的价值观。”多恩打电话到报社愤怒地质问提及新泽西小姐之事的时候，记者回答说他已遵守诺言，没在文章中写出来，是编辑把它放在说明中了。
不，她没有恨过这房子，她当然不会——不管怎样，那都不要紧。现在要紧的是她身体状态的恢复，她对这人或那人说的那些愚蠢的话比起在进行的恢复来根本不值一提。也许使他恼怒的是她的恢复所依靠的那种自我调节对他来说，并不是有利的或完全值得称赞的，甚至可能是对他的某种公然的侮辱。他无法对人说——当然也不能说服自己——他憎恨自己所爱过的东西……
他的思绪又回到从前。他毫无办法，忍不住要去想，梅丽七岁时在烤制两打曲奇饼的时候，因吃生面糊大病一场。过了一周，他们仍发现到处是面糊，甚至冰箱顶上都有。所以说他怎么能去憎恨冰箱？他又怎么才能重构自己的感情，想像自己如多恩那样获救，靠扔掉它换上全静音的冰箱中的劳斯莱斯“爱司腾普型”就可以办到？比如说，梅丽常在厨房里烤甜饼，加热奶酪三明治，做意大利通心面，即使碗橱没用不锈钢做，灶台也不是意大利大理石的，他也不能说憎恨这厨房。他也不能说恨这地窖，她常和她那些尖叫着的朋友到里面捉迷藏，冬天有时候他在那下面甚至还被到处乱窜的老鼠所惊吓。他不能说恨这装有古老铁壶的大壁炉，这在多恩看来真是粗俗不堪。他记得每年一月初总是将圣诞树劈成小块，以便放进壁炉燃烧，干透的树枝发出熊熊火焰，嗖嗖乱窜，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跳跃着的影子和翻滚的鬼怪沿四周的墙面爬上天花板，梅丽既害怕又惊喜。他也不能说恨这带球爪式支脚的浴缸，他常在里面给她洗澡，只是因为几十年来井水的矿物质使珐琅上形成擦拭不掉的条纹，也在出水口处留下圈印。他甚至不能说恨这马桶，把手还需轻轻摇动才可止住冲水，他还记得她生病时跪在马桶旁将盖翻起，他也同样跪着用手抬起她的小额头。
他同样不能说因为女儿干的那些事就恨她——即使他能的话！要是那样会更好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混混沌沌地生活在没有她、她曾生活过、她也许依然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如果行的话，他也可以去好好恨她一番，才不在乎她在哪个世界，过去或现在都行。但愿他能回到从前，能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再次成为完全自然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个人格分裂的诚挚的吹牛大王、表面朴实而内心忍受煎熬的瑞典佬看似稳如泰山实际内外交困的瑞典佬或者掩盖了自己被活埋真相的伪瑞典佬。他在成为所谓的谋杀犯的父亲以前，具有尚未分裂的整和感使他轻易获得体能上的信心和自由，现在哪怕稍稍恢复一点也好啊。如果他真能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毫不知情就好了——要是他能像当年他的崇拜者心目中充满传奇的瑞典佬·利沃夫那样就好了。如果他能说，“我恨这房子！”然后又变回威夸依克的瑞典佬·利沃夫就好了。如果他可以说，“我恨那孩子！永远不想再见到她！”然后继续生活下去，抛弃她，永远地鄙视和唾弃她。虽然她没有谋害却仍然残酷地抛弃了她的家庭，这种景象不管怎么说都与“理想”无关，与之联系的是背信弃义，是犯罪行为，是妄自尊大和丧失理智。盲目的对抗和孩童般的威胁欲望——这就是她的理想。总在寻找某种可供仇视的东西，是啊，这远远超出她的口吃。对美国的强烈仇恨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可他热爱美国，喜欢当一个美国人，但他那时却根本不敢向她解释为何要这么做，担心激起她可怕的侮辱。他们生活在梅丽口吃的舌头的恐惧之中。那时候他什么影响力都没有，多恩也没有，他的父母也没有。如果那之前她都不是他的，又怎么可能再成为他的？如果将她逼入可怕的闪电战精神状态，她父亲又非得对她解释，自己对生他养他的这个国家有这种感情，那么她就更不会成为他的了。口吃，口吃的小母狗！她究竟认为自己是该死的哪一个？
想想她会用来攻击他的讨厌方式吧，她会认为在她面前背诵那四十八个州名不过是刺激他回到小孩的年代而已。实际上人们在加油站免费给他们的地图也常常让他激动，他绰号的由来也是一回事。上高中的第一天，他们到体操房第一次上课，他拍着篮球跳来蹦去，而场上其他人还在忙于穿运动鞋。距离篮板十五英尺他一连投中两次——嗖嗖！嗖嗖！——这才刚刚开始。就是用那种轻松口吻，那位人缘很好，刚从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来的年轻体育老师和摔跤教练、亨利·“博士”·沃德大笑起来，从他的办公室门口——他从未在这体操房看见有人用这么轻松自如的方式投球，朝这个瘦长的金发碧眼的十四岁少年喊道，“瑞典佬，你从哪里学的？”因为这名字将塞莫尔·利沃夫与同在一个班的塞莫尔·芒泽和塞莫尔·威西诺区别开来，所以一年级时人们在体操房都这么叫他。然后其他教师和教练也跟着叫，随后是学校的孩子们。到后来，只要威夸依克高中还在，只要住在威夸依克犹太人老区的人们还关心过去的事，沃德博士总被当成给瑞典佬·利沃夫命名的人。一下就粘上了，就那么简单，一个老式的美国绰号由体操教师脱口而出，从体操房传下去，一个将他神化的名字，这是塞莫尔所做不到的。这种神话不只是在他读书年代流传，而且留在他同学们的记忆里，以至于在他们的余生总都忘不了。他带着这绰号如同看不见的护照，越来越深地浸入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中，直接进化成一个大个头的、平稳乐观的美国人，他那些相貌粗犷的先辈们——包括他那对美国性很看重的倔强的父亲——也从来想像不到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人。
他父亲与人谈话的方式也让他着迷，父亲对加油站的小伙子用那种美国式口吻讲话，“加满，迈克，把前面检查一下好吗，头儿？”那是他们在德苏妥旅行时激动人心的事，在满是霉味的小屋里过夜，穿过纽约州风景区人迹稀少的乡间小路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他们到华盛顿时，杰里还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那是他第一次从陆战队回家，与家人一块去参观海德公园，一家人站在罗斯福墓前。刚从海军新兵训练营来到罗斯福墓前，他觉得某种有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最热的几个月在操场上的艰苦训练使他坚强起来，皮肤晒的黝黑，当时的气温有些天曾高达华氏120度。他默默地站着，自豪地穿着崭新的夏装制服，衬衣浆洗得挺直，后面无袋的卡其布裤子熨烫得光滑整洁，领带拉紧，帽子戴在仔细修剪的头正中，黑色礼服皮鞋擦得铮亮，还有皮带——那皮带使他觉得最像陆战队员，编织紧密的卡其布皮带嵌有金属扣——扎在腰间，曾这样作为帕里什岛[28]的新兵做过上万次仰卧起坐。她到底是谁，要嘲笑所有这些，拒绝这些，仇恨这些，决心毁掉这些？那场战争，打赢那场战争——她也恨这个？在对日作战胜利日[29]，邻居们一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相互拥抱、鸣响喇叭、在房前草坪上游行、敲打厨房里的盆盆罐罐。他当时还在帕里什岛，母亲给他来信讲述这些，一共写了满满三页纸。那晚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上举行庆祝会，他们熟悉的人都来了，家族的朋友、学校的朋友、附近的肉商、食品商、药剂师、裁缝，甚至连糖果店里买赛马赌票的都来了，大家如痴如醉，长排长排的沉静的中年人也疯狂地模仿卡门·米兰达[30]，跳起康加舞（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一种舞蹈，舞蹈者排成一个长队一起跳）一二三，踢腿，一二三，踢腿，直到晚上两点以后。战争，打赢那场战争，胜利，胜利，胜利终于来临！再没有死亡和战争！
他在高中的最后几个月里，每晚读报，追寻太平洋对面海军陆战队的行踪。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些照片——那些纠缠在他睡梦里的照片——在佩里留战死的陆战队员扭曲的尸体，那是在被称为帕劳斯的一串岛屿中的一个。在一个叫做血腥鼻梁山的地方，人们发现在以前的磷酸盐矿井里，那些被火焰喷射器烧成碳渣的日本人曾砍死上百名年轻陆战队员，十八岁的、十九岁的、几乎和他一样大的男孩。他在房间里挂了一张地图，用图钉标注出围攻日本的陆战队到了哪里，他们从海上的小环礁，或一串小岛上向日本人发起进攻，而那些日本人则从修筑的珊瑚堡垒朝外倾泻凶险的迫击炮弹和步枪子弹。1945年4月1日，他们攻下冲绳岛，那是他在高中最后一年的复活节星期日，是他在那场失利的与西部球队的国内赛中击出二垒安打的两天以后。第六陆战师突击上岸才三个小时就占领岛上两个空军基地之一的仰滩。他们十三天便夺取本武半岛。5月14日，而就在离冲绳岛海滩不远的地方，两架神风特攻队的飞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训撞击军舰进行自杀性攻击的日本空军飞机）袭击了旗舰“邦克山”号航空母舰——那是瑞典佬在与欧文顿球队的四对四的比赛中击出一个一垒打、一个三垒打和两个二垒打的第二天——日本人驾着满载炸弹的飞机扑向飞行甲板，当时那上面刚加完油、装上弹药、准备起飞的美国飞机正挤成一团。火焰高达一千英尺直冲云霄，在持续八小时的爆炸和燃烧中四百名水手和飞行员丧身。第六师的陆战队员在1945年5月14日占领圆形山——瑞典佬那天在战胜东部球队的比赛中又击出三个二垒打——那也许是陆战队历史上战斗最残酷的一天。也许在人类历史上也算是最糟糕的一天。日本人在该岛南端的圆形山上构筑工事隐藏部队，形成巨大蜂房的洞穴和隧道遭到火焰喷射器的攻击，然后用手榴弹和炸药进行清理。白刃战日夜不停，日本人的步枪手和机枪手被牵制在阵地上不能动弹，直到战死为止。瑞典佬从威夸依克高中毕业的那天，在6月22日——刷新了纽瓦克市联赛球员在单个赛季的二垒打记录——第六陆战师在冲绳岛第二个空军基地卡登纳升起美国国旗，进攻日本的最后的战区集结地被拿下了。从1945年4月1日到6月21日——有些巧合，相差不过几天，这是瑞典佬作为高中一垒手最佳和最后的赛季——一个大约长五十英里、宽十英里的岛屿被美军以15000条生命的代价夺得，日方的军民死亡共计141000人。要征服北边的日本本土、结束这场战争意味着双方的死亡人数会增大到十倍、二十倍、三十倍。瑞典佬还是去了，为了最后的对日作战，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就是在冲绳岛、塔拉瓦岛[31]、硫磺岛、关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伤亡惊人的部队。
海军陆战队。当名陆战队员，海军新兵训练营，各种方式折磨，随口咒骂，生理上、心理上长达三个月的谋害，这是我一生中最好的经历。把它当做一种挑战，我是这样做的。我的名字变成“伊—欧”。来自南方的训练教官就这么叫利沃夫，去掉L和两个v的发音——把辅音都扔了——拉长两个元音。“伊—欧！”像驴叫。“伊—欧！”“到，长官！”运动部主任丹利维少校身材高大，是普度大学的足球教练，有一天他叫住了这个排。我们称之为“水手袋”的肌肉发达的中士喊列兵伊—欧，我头戴钢盔跑出队列，心跳个不停。我以为是母亲去世了。我还有一个星期就将被派往北卡罗来纳的勒居纳军营，接受先进武器训练，但是丹利维少校不同意，所以我再没有机会使用布郎宁自动步枪。那就是我参加陆战队的原因——最想的是将布郎宁自动步枪抵在腹部、支起枪管射击。这就是我眼中的陆战队军团，十八岁的小伙子配快速射击、带冷却装置的三十毫米口径机关枪。想使用反坦克武器，便携式火箭炮，想自我证明并不害怕，敢做这些事：扔手榴弹、使用火焰喷射器、在带刺铁丝网下爬行、炸毁碉堡、攻击洞穴。想乘坐水陆两用车进攻滩头，想帮助打赢战争。可是丹利维少校接到他在纽瓦克的朋友的来信，那里面谈到这利沃夫是个怎样的运动员，这封热情洋溢的信说明我是多么优秀，所以他们重新委任我，把我留在岛上当教练帮他们打球——就在那时他们投下了原子弹，战争也这么结束了。“你在我的部队里，瑞典佬。很高兴有你在这里。”一次突变，真的。只要头发一长好，我又回到人形了，不再被叫做“笨蛋”或者“笨蛋—动动—屁股”，突然间我成了教练，新兵得称我长官。教练称呼新兵你们这些人！准备行动，你们！站起来，你们！快步走，你们，快起来！克尔大街来的小伙子最好的经历，我这一生本来无法遇到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带着各地的乡音，中西部的、新英格兰的。有些农场男孩来自得克萨斯和南方腹地[32]，我甚至都听不懂他们的话，但还是慢慢地了解他们，喜欢他们。粗野的、贫困的男孩们，许多是高中时的运动员，常和拳击师住在一起，和娱乐圈那帮人混在一起。另一个犹太小伙子曼尼·拉宾诺维兹来自阿尔图纳[33]，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强壮的犹太小伙子。多好的勇士，多好的朋友，他连高中都没念完，我在以前或那以后都没有那样的朋友。我一生中从没有像和曼尼在一起时那么开怀大笑过。对我而言，曼尼就是银行的存款。没有谁给我们送来傻瓜犹太男孩，想起训练营的事，确实如此。曼尼参赛时，大家总会在他身上赌香烟。只要和其他基地比赛，巴迪·法尔贡和曼尼·拉宾诺维兹总是我们的胜利者。与曼尼交过手的人都说一生中没有人这么凶狠地揍过他。曼尼常和我玩，我们两人都爱拳击和抽烟。形影不离的一对——犹太人海军陆战队员。曼尼唆使那个到处惹事、体重145磅的自作聪明的新兵去和一个体重160磅的人打拳击，他认为这人会将那家伙打得屁滚尿流。“要选红发人，伊—欧，”曼尼说，“他会为你打一场世界上最好的，红发人决不会放弃。”曼尼算得上科学家，他到诺福克[34]去和一名战前是中量级选手的水手比赛，他胜了。我早饭前带领全营做操，晚上带新兵们到游泳池教他们游泳。我们实际上是将他们扔进水里——老一套教人游泳的方法，当一名陆战队员你必须会游泳。总得准备比新兵多做十个俯卧撑，他们常向我挑战，但是我身体很棒。再就是乘车去打球，还飞到很远的地方去。鲍伯·科林斯也在球队里，这圣约翰的大个子。我这队友是个令人害怕的运动员和酒鬼。我生平第一次喝醉是和鲍伯在一起，一连两个小时不停地讲为威夸依克打球的事，然后吐得甲板上到处都是。爱尔兰小伙子、意大利小伙子、斯洛伐克人、波兰人、来自宾夕法尼亚的粗野的小私生子，还有离家出走的小子，只因做矿工的父亲常用皮带扣和拳头揍他们——这些就是和我一起吃饭、睡觉的人们。甚至那个印第安人，是个切罗基人[35]，也是我们的三垒手。我们称他“小便刀”，与我们的帽子同名，别问为什么。并不都是正直的人，但总的说来还不错。好小伙子。组织了许多球赛，与本宁要塞、切里海岬、北卡罗来纳，以及海军陆战队的空军基地比赛，战胜他们，还打败了查尔斯顿[36]的海军船厂。我们有好几个男孩都能那样掷球，有个投手还进了老虎队，他们到佐治亚州的罗马市、到佐治亚州的韦克罗斯的军事基地打球。他们称部队里那些家伙“小狗”，打败他们，打败所有人。到南方去，见识一下我从未见过的东西，看看黑人的生活，遇见你想像得到的各种异教徒。结交漂亮的南方姑娘，找妓女，用避孕套，脱掉衣服压到地上。到萨凡纳[37]、到新奥尔良[38]，坐在亚拉巴马州墨比尔市年久失修的酒店里，我非常高兴看见海岸巡逻队就在门外，还与第22团打篮球和棒球。我终于成为合众国的海军陆战队员，戴上了锚和地球组成的徽章。“那边没有投手，伊—欧，朝这里打，伊—欧——”我成了这些来自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路易斯安那州、弗吉尼亚州、密西西比州、俄亥俄州的小伙子眼中的伊—欧——这些没受过教育、从美国各地来的家伙都只把我称做伊—欧。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伊—欧，我喜欢那样。我在1947年6月2日退伍，和一位叫做德威尔的漂亮姑娘结婚，经营父亲创立的公司，而他自己的父亲连英语都不会讲。我还住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恨美国？为什么？他生活在美国就如同生活在自己体内一样。他年轻时候的乐趣就是美国人的乐趣，所有这些成功和幸福都是美国式的，他再也用不着仅仅为了缓和她无知的仇恨而闭口不谈这些。作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全部的美国情感，他会感到孤独，会渴望到另一个国家去生活。是啊，赋予他那些成就意义的每样东西都是美国的，他爱的一切都在这里。
对她而言，做个美国人就是厌恶美国，而他对美国的热爱就如同他不愿放弃的事情，这和他不愿放弃对父亲和母亲的爱是一样的，和不愿放弃自己的正直是一样的。她对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概念，又怎么能憎恨？他自己的孩子怎么能如此盲目地斥责这种给她的家庭提供每一次成功机会的腐朽制度？斥责她的资本家父母，就好像他们的财产不是他们三代人连续不断经营的结果。三代人，包括他自己，都在皮革厂的黏液和臭味里艰难行进。这个家庭从皮革厂起家，曾经和下层人中最低贱的人是相同的，和他们同甘共苦——现在才成为她的“资本主义走狗”。在仇恨美国和仇恨他们之间没有多大的区别，她很清楚。他热爱她所仇恨、因生活中所有不完美的事情加以责备，并想用暴力推翻的这个美国；他热爱她所仇恨、嘲笑，并想颠覆的这种“中产阶级价值观”；他热爱她所仇恨，并只想以她的所作所为进行谋害的这位母亲。该死的无知小母狗！他们付出的代价啊！他为什么不撕掉丽塔·科恩的这封信？丽塔·科恩！她们回来了！这些有虐待狂的捣乱鬼，她们有无尽的反叛天赋，从他手里勒索钱财，为了好玩还从他这里索取了奥黛丽·赫本的剪贴簿、口吃日记和芭蕾舞鞋。这些年轻的违法的畜生自称为“革命者”，五年前恶意地玩弄过他的希望，现在又认为到了再次嘲弄瑞典佬·利沃夫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