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特尼克小姐对这两篇戏剧的误读，”他对她说，“是源于根深蒂固的狭隘、偏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不值得纠正。”
“那么你不否认她说的话了——你不想帮助她。”
“一个对我说我跟她使用‘派生语言’讲话的学生，非我的援助所能及。”
“那么，”德芬妮轻声说，“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是吗？”
他笑起来——既是自发的，又是有目的的。“是吗？我说的英语对一个诸如米特尼克小姐那样文雅的思想而言，不够精致细腻吧？”
“科尔曼，你离开课堂已有很长时间了。”
“而你还从没离开过呢，我亲爱的，”他说，故意的，而且面带一个故意恼人的微笑，“我一辈子都在阅读思考这几部戏剧。”
“但从没有出自埃利娜的女性主义角度。”
“甚至都不曾出自摩西的犹太教视角，更不曾出自时髦的尼采关于视角的视角。”
“科尔曼·西尔克，单独一人在这星球上，除了纯客观文学视角，便没有任何其他的视角。”
“几乎没有例外，我亲爱的。”——再一次？为什么不——“我们的学生无知透顶。他们所受的教育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生活在知识层面上是贫瘠的。他们一无所知地来，大多数也将一无所知地走。他们根本就不懂，当他们走进我的课堂时，如何阅读古典戏剧。在雅典娜教书，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教授美国历史上最愚笨的一代人，就跟你走在曼哈顿百老汇时自言自语一模一样，除了那十八个人是在街上听见你自说自话，而他们是在教室里。他们，别无二致，一无所知。在和这种学生——米特尼克小姐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打了几乎四十年的交道之后，我可以告诉你，使用女性视角阅读欧里庇得斯是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向最为天真的读者提供一个女性视角诠释欧里庇得斯是你所能设想的最好的封闭他们思维的方法之一，使得他们的思维甚至都来不及有任何机会摧毁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没有头脑的‘同道’。我很难相信，一个有着像你那样的法国学术背景的知识女性竟然会相信的确存在诠释欧里庇得斯的女性视角，而不当它只是个愚蠢的玩意儿。你是当真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就对它心领神会了，还是仅仅是一种由眼下对自己女性同事的恐惧为出发点的老式的名利思想？因为倘若仅仅是名利思想作祟，我没有意见。那是人之常情，我理解。但如果是在知识层面上赞成这种白痴的论调，那我就大惑不解了，因为你并非白痴。因为你心里很明白。因为在法国万万不会有哪个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会把这种东西当真的。他们会吗？读了两部诸如希波吕托斯和阿尔刻提斯的戏剧后，又就每一部听了一个星期的课堂讨论，然后无论对哪一部都无话可说，除了它们‘贬低妇女’，这不是‘视角’，基督啊，这是漱口水——新近最流行的漱口水。”
“埃利娜是个学生。她二十岁。她正在学习。”
“以感情用事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学生对你绝对不合适，我亲爱的。严肃对待他们。埃利娜并不在学习，她是在鹦鹉学舌而已。为什么她直接跑来找你，正因为你恰恰是她学舌的榜样。”
“不对，不过如果你喜欢在文化层面上对我做那样的界定，同样无所谓，而且完全在意料之中。如果你感到将我放置在那种痴呆的框子里使你安全地获得优越感的话，那么悉听尊便，我亲爱的，”她此刻喜滋滋地面带自己的微笑说，“你对待埃利娜的态度使她很反感，所以她跑来找我。你把她吓坏了。她很生气。”
“好吧，我在面对我竟然会聘任一个像你这样的人的后果时，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
“然而，”她说，“我们有些学生在面对僵化的教学法时往往彰显令人生厌的个人风格。如果你坚持用你习以为常的乏味的方式教授文学，如果你坚持使用你自20世纪50年代就采用的所谓人文主义观点探讨希腊悲剧，诸如此类的矛盾必将层出不穷。”
“很好，”他说，“让它们来好了。”他随即走出房间。于是就在那个学期，当翠西·卡明斯跑到鲁斯教授面前，两眼含着泪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十分沮丧地听说西尔克教授背着她对她的同学使用了一个恶毒的种族歧视的形容词刻画她时，德芬妮贸然确定将科尔曼请到她办公室对这项指控进行讨论只会浪费时间。既然她肯定他的举止不会比前次一个女生投诉时更为谦和，而且从以往的经验中她可以推断，她要是传唤他，他会再次以恩赐的态度居高临下地对待她：又有一个女性新贵胆敢调查他的行为，又来了一名女暴发户，要是他屈尊俯就对她们说话，他就非得将她所关心的问题贬得一文不值，她将这件事上交给了接替他的平易近人的院长。自那以后，她得以腾出更多的时间帮助翠西，稳定她的情绪，安慰她，几乎照顾起这个姑娘来，一个无父无母的黑孩子，受到那么严重的打击，以至在事件发生后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她还得设法防止她收拾起行李不告而别——无路可逃。德芬妮获准将她从宿舍里搬出来，住进她自己公寓的一个空房间，并且认领她，临时地作为某种被监护人。虽然在学年结束时，科尔曼·西尔克以自动退出教学岗位的方式，在实质上承认了他在幽灵事件中的恶行，但对翠西造成的伤害对于一个一开始就如此缺乏自信的人来说是无法弥补的：由于调查，她没办法专心于学业，同时因为害怕西尔克教授以偏见影响其他的教师跟她作对，她所有的课程无一及格。翠西打点行囊，不仅离开了学院，而且干脆从镇上出走——离开雅典娜。德芬妮本希望在雅典娜为她找份工作，给她辅导，监护她，直到她能够返回学校。一天翠西搭乘公共汽车去了俄克拉何马，去投奔她住在塔尔萨的同母异父的姐姐，可是德芬妮用这个塔尔萨的地址却再也没找到过这个姑娘。
不久德芬妮便听到关于克尔曼·西尔克和福妮雅·法利的关系，对此他正想方设法加以隐瞒。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退休两年，七十一岁，而这人还干这种勾当。再没有胆敢质问他偏见的女学生供他恐吓，再没有需要呵护的黑人女生让他嘲笑，再没有像她这样的威胁他的权威青年女教授给他当面吹胡子瞪眼地侮辱，他便设法从学院最底层捞上一个可征服的对象，此人是孤苦无告女性的典型：一个不折不扣的遍体鳞伤的妻子。当德芬妮到人事处去设法了解福妮雅的背景时，当她读到有关她的前夫以及两个幼儿可怕的死亡情况时，当她读了由于没有文化而限制了福妮雅只能从事总务部门的纯体力活时，她明白了科尔曼·西尔克设法挖掘到的不亚于一颗厌女癖的心愿：在福妮雅身上，他发现了甚至比埃利娜或翠西更为无助的女性——可以进行压榨的完美女人。不论在雅典娜曾经有谁胆敢顶撞过他荒谬的权威感，现在他都要叫福妮雅·法利做出回答。
而且还没有人阻止他，德芬妮想。没有人出手阻拦他。
他心里明白他已不在学院的管辖权限以内，因而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对她施行报复——对她，是的，对她，为了她曾采取的一切阻止他对他的女学生进行心理恐吓的措施，对她，为了她所自愿扮演的、剥夺他一切权威的、将他撵出课堂的角色——她不能忍气吞声。他用福妮雅·法利作为她的替身。他正通过福妮雅·法利对她进行反击。除了我的面孔、姓名和身段，她还能让你想起谁的——我在镜子里的形象，她能对你暗示的非我莫属。以引诱一个跟我一样受雇于雅典娜学院的女性，跟我一样不到你一半的年龄然而又是一名在方方面面都是我反面的女人，你精明地伪装了同时又悍然地暴露了你一心一意想要毁灭的人是谁。你并非如此迂拙，不懂得玩这一手，此刻，你正高高在上地残忍地偷着乐呢。但我也并非如此痴呆，认不出你伸出手来要逮的正是以模拟相出现的我。
理解来得如此之快，出现在自发性爆炸的句子里，以致就在她在信的第二页底部签名，并在一个信封上写上由他到邮局待领的字样时，她还禁不住气得七窍生烟，想着天下竟有如此狼心狗肺的人，把那么个地位低下、丧失了一切的女人变成一件玩偶，又随心所欲地将诸如福妮雅·法利那样受苦受难的人变成玩具，不过仅仅是为了自己向她泄私愤。他怎么能做得出来的？不，她连已经写下的一个音节都绝不更改，也不会费神用打字机打出来让他看得省心些。她绝不会使她的由她向前不断推进的手写体所传递的信息失灵，让他不可低估她的决心：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对她来说比揭露科尔曼·西尔克——使他原形毕露——更为重要的了。
但二十分钟以后，她将信撕得粉碎。幸好。幸好。当不加约束的理想主义席卷她的全部身心时，她倒不是总把它当做美妙的幻想曲的。不错，她必须谴责一个如此十恶不赦的食人肉者。但连翠西她都束手无策，还能想象去拯救一个像福妮雅·法利那样堕落的女人吗？谁能够想象与这样一个人开战并压倒他，这个人在他痛苦的晚年，不仅挣脱了任何机构的约束，而且还标榜为人文主义者。这难道是出自一切的人道关怀？对她而言，没有任何幻想比自以为能够和科尔曼·西尔克较量更荒唐的了。甚至一封如此清晰地表明是在白热化的道德义愤中一挥而就的书信，一封毫不隐讳地告诫他，他的秘密已大白于天下，他已被揭露、曝光、追踪的信件，落到他手里，也会变着手法，弄出针对她的指控，倘若机缘凑合，还会彻头彻尾地毁了她。
他残忍，他是个狂想症患者，而且不论她愿意与否，都有实际问题必须考虑。这些考量早几年当她是个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师范生时也许并不会使她有所顾忌，必须承认，她那时制裁非正义的无能往往使她失之偏颇。但现在她是名大学教授，早早地就得到了资格证书，已经是自己系的主任，只差尚未肯定某天将到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芝加哥，或甚而至于衣锦还乡，返回耶鲁。像这样的一封信，有她的签名，而且被科尔曼四下传播，最后无可避免地必定会落入什么人手中，出自嫉妒，出自气愤，因为她太年轻或他妈的太成功，可能希望颠覆她……对，这封信非常大胆，充斥着她的满腔愤怒，但却会被他利用来贬低她，以此说明她不成熟，没有资格凌驾于任何人之上。他有联系，仍然有人和他交往——他办得到的。他会那么做，把她的意思大加曲解……
很快地她把信撕得粉碎，在一张干净纸的中央，用一支她平时从不用来写信的红色圆珠笔，以没人认得出是她笔迹的粗大的大写字母写道：人人皆知
但就此打住。她在这里停下手来。过了三个夜晚，关灯后不到几分钟，她从床上爬起来，恢复了理智，走到书桌边，打算将开头写有“人人皆知”字样的那张纸窝成一团，扔掉并永远忘记，但却不然，靠在桌边，甚至都没有坐下——唯恐一等坐下她会再次失去勇气——就刷刷刷地添上二十四个字，这下足以让他明了曝光只是早晚的事。信封上写好了地址，贴好了邮票，没有签名的短笺封在了里面。台灯轻轻地咔哒一声灭了，德芬妮终于果断地解决了在她处境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头等大事，大大地舒了口气，回到床上，怀着心满意足的道德感，打算美美地进入梦乡。
但她必须首先将那驱使她再次爬起来，撕开信封，重新读一遍她写的东西，看看她是否写得太少或者语气太弱，或者用词过于简约的种种思虑压制下去。当然那并非她的修辞手法。不可能是。所以她才那么写——太露骨，太粗俗，太像口号，而不可能追踪到她头上。但也许正因为如此，而被她自己误判，并感到忐忑不安。她必须起床看看她有没有忘记伪装自己的笔迹，看看她有没有在那一刹那间鬼迷心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怒火中烧的瞬间忘乎所以，签下了自己的姓名。她必须检查一下有没有任何地方无意间泄漏了她的身份。她应当签名，她全部的生活便是一场决不屈服于科尔曼·西尔克们的战斗。那些家伙利用手中的特权，蹂躏其他所有的人，以便可以为所欲为。对男人们讲话。冲着男人们讲话。甚至对年纪大得多的男人也不例外。学会不要对他们装出的权威派头或道貌岸然的造作姿态感到恐惧。肯定她的智力的确是了不起的。敢于想象她与他们平起平坐。学会（当她提出一个论点却不起作用时）克服投降的渴望。学会调遣起逻辑、信心以及酷的派头，不断地辩论——无论他们为了封住她的嘴巴而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学会采取第二步行动，持续努力，而不是瘫倒。学会不退让地论证她的观点。她不需要遵从他，她不需要遵从任何人。他不再是当时聘任她的院长，也不是系主任，她才是。西尔克院长现在什么都不是。她真应当拆开那信封，签上自己的大名。他空空如也。这有着四吠陀咒词的一切安慰：空空如也。
她接连几个星期带着装有那密封信封的钱包四下走动，思索着她的理由，不仅为了要不要寄出，而且为了是否要斗胆签下大名。他选中这个倒霉的女人，一个根本不可能反抗的女人。跟他较量连门槛都找不到的。在智力上压根都不存在的。他选中一个从来没有进行过自卫的女人，不可能进行自卫，在这个地球上可供利用的最弱小的女人，在各个方面都绝对比他低劣。选中她，则是出于最明显的对照动机：因为他认为所有的女人都等而下之，因为他惧怕任何有头脑的女人。因为我敢于为自己讲话，因为我不愿意受支使，因为我很成功，因为我很漂亮，因为我独立思考，因为我接受过一流教育，一等学位……
后来，她在一个星期六去了纽约，去看杰克逊·波洛克的展览，在那儿，她从钱包里抽出信封，几乎想将这封二十八个字的信，没有签名的，丢进港务局大楼里面的一个邮筒——她从波南沙公交车下来第一眼就看见的邮筒。当她乘上地铁时，信还在她手里，但一等火车起动，她就把信的事全忘记了，又将它插回钱包里，一心一意地享受着乘坐地铁的快感。她依然保持着对纽约地铁的惊羡和兴奋。她在巴黎的地下铁道里从没留意过它，但纽约地铁里乘客的忧郁和焦虑却一再使她坚信她来到美国是正确的。纽约地铁是她为什么要来的象征——她拒绝回避现实。
波洛克展览在感情上完全控制了她，以至于她从一幅令人惊叹的绘画走向另一幅时，能体会到那种膨胀的、喧嚣的、疯狂欲望的感觉。一个女人的手机突然铃响，而此时标题为1A号，1948的绘画的混乱正狂野地挤进那天早些时候——那年早些时候——原来只是她身体的空间，她一下子火冒三丈，转过身来，大叫道：“夫人，我真想掐死你！”
然后她到四十二街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她每次在纽约都这么做。她参观博物馆，看画廊，听音乐，她去看电影——那些绝对不会进入偏僻的雅典娜那唯一的一座可怕的电影院的影片。最后，不论她到纽约来为的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她都要花上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坐在图书馆的大阅览室里，阅读身边所带的书。
她读书。她四下张望。她留意观察。她对那里的男人有点动心。在巴黎她在一个节日里曾看过《马拉松人》这部片子。（没有人知道她在看电影时是个可怕的情感至上主义者，经常掉眼泪。）在《马拉松人》里，那个人物，那个假学生，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外面徘徊，被达斯丁·霍夫曼带走，所以她始终以那个浪漫的眼光思量纽约公共图书馆。至今都还没有人从那里将她带走，除了一名医科学生，那人太年轻，太生硬，立刻说了错话。一开口他就针对她的口音说了些什么，使她没法忍受他。一个根本没有生活的男生。他让她感觉自己像个老祖母似的。她不到他那个年龄就已经历过那么多次的爱情，那么多的思考和再思考，那么多层次的苦难。在二十岁上，比他小好几岁，她就已经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亲身遭遇了伟大的爱情。她到美国来，有一部分就是为了逃避她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为了从一部名为《等等》的长篇戏剧的小角色的扮演中退出，那部戏剧几乎是她母亲罪恶的成功的一生）。但此刻她在自己求偶的困境中却感到异常的孤独。
其他的男人企图带走她的时候有时说的话还算中听，有时讥讽冷嘲或淘气得讨人喜欢，但因为近看她比他们原来所想的还要美，而且，对于一个如此娇小的姑娘来说，比他们所预计的略为过分高傲了些，他们害羞起来，退避三舍。那些对她频送秋波的人又是她自发地不喜欢的人。而那些埋头苦读的人，那些迷人地心无旁骛、迷人地称心如意的，却……忘情于书海。她在寻找的是谁？她在寻找那个将认出她的人。她在寻找那位伟大的慧眼识珠者。
今天她读的是一本法语书，一部由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撰写的研究忧郁的十分精妙的论著，而在她对面的下一张桌子边她看见一个男子读的——无独有偶——也是一本法语书，克里斯蒂瓦的丈夫菲利普·索勒斯的作品。索勒斯的顽主态度她已不再认真对待，尽管在她智力发展的早期曾经当过真；闹着玩的法国作家，不像东欧的那些闹着玩的作家诸如昆德拉，早已不再使她满意……但这并不是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问题所在，问题是这种巧合——一种几乎是险恶的巧合。在她饥渴难耐、坐立不安、正阅读着克里斯蒂瓦的境况下，她放飞的思绪进入有关那个正在阅读索勒斯的男子的千百种揣测之中，感到一触即发的将不仅是一次约会，而且是一场恋爱。她知道这个黑头发的四十或四十二岁的男人恰恰具有她在雅典娜任何男人身上都不可能找到的吸引力。她从他静静地坐着读书的姿态里所能够猜测到的东西使她越来越充满希望，某种事情即将发生。
事情果然发生了：一位姑娘过来找他，绝对是个女孩，比她还要年轻，他们俩便一前一后走了出去，于是她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离开图书馆，在她看见的第一个邮筒前，从钱包里拿出信——她放在钱包里拎来拎去都有一个多月的那封信——一把它塞了进去，胸中的怒火与她在波洛克画展上对那女人说她要掐死她的时候颇为类似。好吧！滚吧！我完成了！妙！
足足过了五秒钟，这错误的分量才使她觉得心头发慌，两膝发软。“哦，上帝啊！”即使她没有在上面签名，即使她使用的粗俗修辞并非是她自己的，信的源头对一个诸如科尔曼·西尔克那样把她当做眼中钉的人来说，是不会成为一个谜团的。
现在他绝不会放过她了。
【注释】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