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学那些到这儿来学它的小学生，”女孩解释说，“当学校组织孩子们郊游时，他们就模仿乌鸦。这是它印象中的小学生。小学生那样做。它就发明了它自己的语言。跟小学生学的。”
福妮雅以一种特有的奇怪的嗓音说：“我爱它发明的那种奇怪的嗓门。”其间她已回到笼子边，站在离开笼门仅有几英寸的地方。她抬起戴着戒指的那只手，对鸟说：“看。看。瞧我给你带什么来玩了。”她退下戒指，举起来，让它就近看个仔细。“它喜欢我的蛋白石戒指。”
“我们平时给它玩钥匙。”
“嗯，它在世上的地位提升了嘛。我们不都提升了吗？这儿。三百块钱，”福妮雅说，“快，玩这个。人家给你一只贵重的戒指你都不认得啊？”
“它会要的，”女孩说，“它会拿进去的。像北美鼠一样。拿着食物，塞进笼子的裂缝里面，再用喙把它敲进去。”
乌鸦已经牢牢地用喙钳住了戒指，将头一左一右地两面转动着，然后戒指掉在了地板上。鸟扔掉了戒指。
福妮雅弯下腰，拣起戒指，又一次递给乌鸦。“如果你扔掉，我就不给你了。你知道的。三百块钱。我给你一枚价值三百块的戒指——你当自己是什么人，小帅哥啊？如果你要，你就得接住。是吗?OK?”
它再次用喙从她的手指上拔出戒指，牢牢地衔在嘴里。
“谢谢你，”福妮雅说，“拿进去，”她耳语，不让那女孩听见，“拿到你的笼子里去。去吧。给你的。”
但它再次把戒指丢在地上。
“它精得很，”女孩在房间那头大声对福妮雅说，“我们跟它玩的时候，把一只老鼠放在容器里，盖上。它竟然想出办法把容器打开。太惊人了。”
福妮雅再一次取回戒指，递给它。乌鸦再一次拿过去扔掉。
“哦，王子——你原来是故意的。做游戏，对吧？”
嘎。嘎。嘎。嘎。冲着她的脸，鸟爆发出一连串它特殊的叫声。
这时福妮雅伸长手臂，开始抚摩它的头，然后，非常缓慢地，从头往下抚摩它的身子，乌鸦让她那么做。“哦，王子。哦，这么美的秀发。它在哼歌给我听。”她说，嗓音欣喜若狂，仿佛终于破解了一切事物的内涵。“它在哼歌。”她开始对它哼唱。“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她模仿着鸟，鸟果真在感到抚摩它脊背的那只手的压力的同时，发出一种哞哞的声音。接着突然，喀哒，喀哒，它上下叩起喙来。“哦，棒极了。”福妮雅悄悄说，然后她回头对着女孩，打心底里笑着说，“它出售吗？这种喀哒声让人难忘。我要领养它。”说着，她一点点地将自己的嘴唇凑过来贴近它的喙，对它耳语着：“对，我领养你，我要买断你……”
“它咬人呢，当心你的眼睛。”女孩说。
“哦，我知道它咬人。我已经给它咬过两三回了。我第一次见到它，它就咬了我。但它也叩喙。哦，听它叩，孩子们。”
她回想起她曾经多么想死。两次。在西里福楼上那间屋子里。孩子们死后的那个月，在那间房间里我两次企图自杀。第一次我做足了准备。是护士讲给我听的。监测器都测不出心跳了。通常是致命的，她说。但有的女孩有那运气。而我还是费了大力气的。我记得冲了淋浴，剃了腿上的汗毛，穿上我最好的裙子，牛筋棉布长裙，裹过来的。那时，那个夏天在布莱特尔伯罗买的衬衫，绣花衬衫。我记得杜松子酒和安定，而且依稀记得那种粉末。我忘了名字。某种鼠药，很苦，我把它混在白脱苏格兰威士忌布丁里。我有没有打开煤气灶？我是不是忘了开？我脸色有没有发青？我睡了多长时间？他们什么时候决定破门而入的？我还是不知道谁救了我。对我来说，准备停当的过程让我狂喜。生活中有值得庆祝的时刻。凯旋时刻。那种需要精心打扮的场合。哦，我是怎样装扮我自己的啊。我梳了辫子。画了眼睛。会让我亲生母亲感到骄傲的，有点道理。就在一星期前给她挂过电话，告诉她孩子们死了。二十年来第一个电话。“我是福妮雅，母亲。”“我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对不起。”随着就挂断了。母狗。在我逃跑以后，她对每个人说：“我丈夫很严格，福妮雅不能按规矩过日子。她永远不能按规矩生活。”经典谎言。可曾有过生活优裕的女孩子因为继父严格而逃出家门的？她逃跑，你这母狗，是因为继父不严格——是因为继父恣意妄为，不让她安生。反正，我用我最漂亮的衣服把自己打扮起来。差一点都不行。第二次我没有穿着打扮。而我没有穿着打扮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我的心思不在上面了，第一次失败后便没有了心思。第二次是突发的，冲动的，毫无乐趣的。第一次等待了那么久，日日夜夜，不停地期盼。配制药品。购买粉末。搞到处方。但第二次却是草草了事的。没有灵感的。我想我停了下来是因为我受不了窒息的感觉。咽喉卡住了，真的窒息了，一口气都透不过来，慌忙解开电话分机线上的节。第一次完全没有这种慌慌张张的状况。平静安宁的。孩子们死了，没有人要我放心不下，我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时间。我那次做对了该多好。里头包含着快乐。终于一切都不复存在的时候，却有着那最后一刹那的欢乐。当死亡竟然屈就你的愤怒而大驾光临，可是你并不感到气愤，只觉得扬扬得意。我忍不住经常回想起那一刻。整个这一个星期。他对我读《纽约时报》上克林顿的事，可我想的尽是克瓦尔基耶大夫和他的一氧化物机器。深深地吸气。往里吸，直到吸不进为止。
“他们是那么漂亮的孩子，”他说，“你永远也不会想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发生在你自己或你朋友的身上。至少福妮雅相信她的孩子现在和上帝在一起。”
某个傻瓜是这样告诉报纸的。两名儿童在当地居民楼火灾中丧生。“‘根据初步调查，’唐诺德森警官说，‘有证据表明一台小取暖器……’乡间路上的居民说他们察觉到起火是在孩子的母亲……”
在孩子的母亲将自己从她正在吮吸的阴茎上恋恋不舍用力扯开的时候。
“孩子的父亲，莱斯特·法利，几分钟后冲出走廊。邻居说的。”
准备一次性地把我杀死。他没有成功。后来我也没有成功。太令人惊讶了。怎么还没有人对两个死掉的孩子的母亲下手，太奇怪了。
“不，我没有，王子。那次也没成功。所以，”她悄悄地对鸟耳语着，熠熠闪光的黑色羽毛在她手下的感觉是温暖滑润的，不像任何她曾经把玩过的东西，“我们才在这里相聚。一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乌鸦的乌鸦，一个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女人的女人。我们相互投缘。娶我吧。你是我的归宿，你这可笑的鸟儿。”接着她后退一步，鞠一个躬，“再见，我的王子。”
鸟有所应答。一声高亢的叫唤，听上去那么像“酷，酷，酷”，以至于她又一次哈哈大笑起来。当她转过身向女孩挥手道别时，她对她说：“嘿，比我离开街上那些家伙的时候好多了。”
她留下了戒指。科尔曼的礼物。在女孩不注意的时候，她把它藏在了笼子里。和一只乌鸦定了终身。这是门票。
“谢谢你。”福妮雅招呼说。
“不客气。星期天快乐。”女孩在她背后大声说。随后，福妮雅驾车回到科尔曼家，去吃她的早饭，看看和他下一步如何发展。戒指在笼子里。它得到了戒指。它得到了一枚三百美元的戒指。
到匹茨堡参观活动墙的旅行是在老兵纪念日进行的，那天下半旗，许多城市举行游行，百货公司降价售货。和莱斯特有相同感觉的老兵在这一天比在一年中任何别的日子里对他们的同胞、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政府更感到厌恶。现在轮到他在乐队奏乐和人人都挥舞着手中小旗的时候，参加某个廉价的游行队伍，到处走来走去了？现在让大家认识一下他们的越战老兵以换取一分钟的快乐？要是他们现在这么急切地想在那儿见到他，当初他回家的时候又何必朝他吐口水呢？怎么会有老兵睡在街上，而那个逃避服兵役的家伙却睡在白宫里呢？滑头的维利，三军统帅。狗娘养的。在老兵预算紧缩的时候却在使劲捏那个犹太妞儿的胖大奶子。就性交的事撒谎？狗屎。不要脸的政府什么事都撒谎。不，美国政府已经在莱斯特·法利身上开了足够的蹩脚玩笑，却没有在老兵日的笑话上增添半点佐料。
然而他还是加入了，偏偏在那一天，乘坐在路易的面包车里往匹茨堡驶去。他们的目的地是十五年来一直在国内巡回展出的真墙一半大的仿制品，它将于11月10日至16日由匹茨堡国外战争老兵协会筹办，在华美达酒店停车场展出。和他一道的是陪他闯过中国餐馆难关的那同一支队伍。他们将让他单独一个人去，他们将全程安慰他说：我们会陪着你，会站在你身边，如果需要，我们会七天七夜地陪伴你。路易甚至说在那以后莱斯特可以跟他和他太太住在他们家里，不论多久，他们都会照顾他。“你不需要一个人回家，莱斯特，只要你不想，就不必。我认为你不必勉强。你来跟我和苔丝一起住。苔丝目睹了全过程。苔丝理解。你不必为苔丝担心。当我回家的时候，苔丝成为我的动力。我当时的观点是，怎么可以让别人告诉我该做什么。我随时会莫名其妙地大发雷霆。你知道的。你知道这种事，莱斯特。但感谢上帝，苔丝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如果你要的话，她也将站在你身边。”
路易对他来说是个兄长，任何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兄长，但因为他不放过他非要他去看墙，因为他那么狂热地执意要他去看墙，莱斯特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扑过去卡他的喉咙，把这个杂种掐死。瘸腿杂种，放过我！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花了十年的工夫才走到墙跟前。住嘴，别再对我说这该死的墙怎样改变了你的生活。住嘴，别再对我说你怎样和米基言归于好。住嘴，别再对我说米基在墙面前对你说了什么。我不想知道！
然而，他们却出发了，路上，路易又对他重复这些话：“没关系，路易——这是米基对我说的，而这也是肯尼将要对你说的。他告诉我的是，莱斯特，没问题，我可以继续过我的生活。”
“我受不了。路易——调头。”
“伙计，放松。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了。”
“把这该死的东西转回去！”
“莱斯特，你只有去了才知道。你必须去，”路易温和地说，“你必须知道。”
“我不想知道！”
“再服些你的药怎样？一点劳拉西泮。一点安定。微微过量不会伤到你的。给他倒杯水，契特。”
当他们到达匹茨堡，路易把车停靠在了华美达酒店对面的路边时，让莱斯特下车可不容易。“我不干。”他说，于是其他几个人只好在车外面站着抽烟，好给莱斯特更多的时间，等待过量的劳拉西泮和安定发挥效应。路易在街上拿眼睛盯着他。周围有许多警车和许多大客车。在墙那边正举行着一个庆典仪式，你可以听到有人对着麦克风讲话，某个当地的政客，很可能是那天早晨第十五名大发空头议论的人。“姓名镌刻在我后面墙上的这些人是你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他们是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黑人、白人、本地人——全都是美国人。他们发誓保卫和护佑，并且为了遵守誓言而捐躯。没有任何的荣耀、任何的仪式能够充分表达我们的感激和景仰。下面这首诗是几个星期前在俄亥俄留下的，我愿与你们分享。我们缅怀你们，微笑着的、骄傲的、强壮的你们/你们告诉我们不要担心/我们记得那最后的拥抱和亲吻……”
当这个演讲告一段落时，又来了另外一个。“……我站在镌刻着名字的墙前面，当我放眼望去，看见像我一样的中年人，他们当中有的佩着勋章，穿着部分军服，我看见在他们的眼睛里有着微微的悲哀——也许这就是我们都是兄弟摔跤手，步兵。离家万里之遥时，无一没有学会的那种望眼欲穿的眼神——当我看见这一切的时候，我似乎又回到三十年前。这面流动墙的固定形式是1982年11月13日在华盛顿开放的。我花了几乎两年半的时间才到达那里。回首那段时间，我明白了，跟许多越战老兵一样，我有意远离它，因为我知道它会引发痛苦的记忆。于是，在一个华盛顿的夜晚，当暮色降临时，我独自来到墙面前。我把妻儿留在了旅店里——我们正在从迪斯尼回家的途中——去瞻仰了墙，并独自在它的最高处，接近我此刻站立的位置，驻足良久。记忆涌上心头——感情的旋风席卷而来。我回想起一同长大的伙伴，一道打球的伙伴，现在在墙上的人，匹茨堡人。我记起我的无线电发报员，萨尔。我们是在越南相遇的。我们玩‘你来自何方’的游戏。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马萨诸塞州的哪里。他来自西斯普林菲尔德。我说我来自匹茨堡。而萨尔在我离开后一个月死了。我4月回到家里，拿起一份当地报纸，看见萨尔不会在匹茨堡或斯普林菲尔德和我一道喝酒了。我还回想起一同服役的其他人……”
随后，来了一支乐队——很可能是一支陆军军乐队——奏起《绿色贝雷帽战歌》，这使得路易认为最好等到仪式彻底结束以后再让莱斯特下车。路易计算了他们的抵达时间，以致他们不用对付长篇大论的讲演或感情色彩浓重的乐曲，但很可能节目开始得晚了，因此他们还是赶上了。不过，看看表，快到中午了，他估计仪式已接近尾声。啊，不错——突然他们完事了。独支小号吹奏起踢踏舞曲。没什么两样。站在马路边上，被一大批空客车和警车所包围，听踢踏舞曲本来就够受的了，更何况身处此情此景，耳边阵阵啜泣声，叫人怎么能又要应付踢踏舞曲，又要应付墙。踢踏舞曲，合奏的踢踏舞曲，踢踏舞曲最后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音符，然后乐队奏起《上帝保佑美国》，路易听见墙下的人都跟着一起唱——“从高山，到平原，直达白色浪花飞溅的海洋”——一分钟过后，完了。
在车里面莱斯特仍然抖个不停，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断地朝后面张望，只是偶尔扭头看一看“那些东西”，所以路易艰难地爬回车里，在他身边坐下，明白莱斯特的整个生命此刻就构筑在他对即将要发现的东西的恐惧上，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将他拉到那儿，一次性地解决掉。
“我们叫斯威夫特先去，莱斯特，为你找肯尼。墙相当长，比你一个个名字看过去要好得多，斯威夫特和大伙一道过去，预先找到确切位置。名字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板上面。他们按时间先后排列，从第一个人到最后一个人。我知道肯尼的时间，你告诉我们的，所以现在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找到他了。”
“我不干。”
当斯威夫特回到货车边时，他把门拉开一道缝，对路易说：“我们找到肯尼了。我们找到他了。”
“OK，好了，莱斯特。乖乖听话。你得走到那儿去。就在酒店背后。那儿有其他的乡亲做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事情。他们举行了一个官方的小仪式，不过已经结束了，你不用为那个操心。没有讲演。没有吹牛皮。只有孩子、父母和祖父母，他们都准备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准备摆放花圈。他们准备祝祷。但主要是寻找名字。他们会像大家一样相互交谈，莱斯特。有的会哭。差不多就这些。所以你知道你在那儿会见到什么。你慢慢看，不过我们会和你一起去。”
对于11月来说天气反常地热，在走向墙的沿途，他们看见许多人只穿着单衬衫，有的妇女穿着短衫裤。大家在11月中旬戴着太阳镜，不过除此而外，鲜花、人群、孩子、祖父母——无一不和路易所描绘的一模一样。活动墙也毫无令人惊讶之处：他早已在杂志上，在T恤衫上见过了，还有一次在电视上，不等他来得及关掉之前，瞥到一眼真正的、足码的华盛顿特区的墙。顺着碎石路面的停车场一溜排开的是那些熟悉的相互连接的板块，一座垂直的、由矗立着并向两端逐渐下斜的深色板块构成的墓地，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用白色字母刻成的名字。每位死者名字的高度大约占一个男人小手指的四分之一长，这使得他们所有的人都得以登录在册，共有五万八千两百零九人，他们不再散步，不再看电影，然而，不论值得与否，都设法存活了下来——都作为铭文存活在马萨诸塞州一间华美达酒店背后停车场上的一面可移动的、后面由2×4×4见方的框架支撑的黑色铝板上。
斯威夫特第一次来看墙的时候，他不能走下巴士，大伙得把他拽下来，一路不松手，直到他和墙相对而视，后来他说：“你能听到墙在哭。”契特第一次走到墙面前，他开始用拳头砸墙，并尖叫：“那不应当是比利的名字——不是比利，不是——那应当是我的名字！”伯波卡特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伸手去摸墙，突然，手冻僵了似的，再也抽不回来——得了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医生称之为中风的症状。路易第一次来到墙面前，他没花多长时间就掂量出要害之所在，并且立刻实话实说。“OK，米基，”他大声说道，“我来了。我在这儿。”而米基，用的是路易自己的嗓音，立即回答他说：“没关系，路易。一切都OK。”
莱斯特知道所有这些第一次可能发生的故事，现在是他的第一次，可他连一点感觉都没有。什么也没发生。人人都告诉他情况会好转，你会接受它，每次回去都会感觉好一些，直到我们把你带到华盛顿，你将在那面大墙上搜索肯尼的名字，而那，那将是真正的精神愈合——这浩浩荡荡的造势，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斯威夫特曾听见墙哭——莱斯特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感觉到，什么也没听见，甚至连所有的记忆都丧失了，就像他看见他的两个孩子死的时候一样。这铺张的开台锣鼓，却没有戏。他那么担心，唯恐他会过度伤感，可是他什么感觉也没有，更糟。这表明尽管做了该做的一切，尽管有路易，并多次到中餐馆吃饭，还服药、戒酒，原来他相信自己已经死掉了的想法始终是正确的。在中餐馆里他有点感觉，那使他暂时受到蒙蔽，可是现在他断定他已经死掉了，因为他甚至都回想不起有关肯尼的任何事情。他以前一直备受折磨，现在他无论如何都和它衔接不上。
因为他是首次造访，大伙似乎都在他的附近徘徊。他们短暂地离开一会儿，一次一个，去向自己特别的战友致意，但随时都有人留在身边监护他，每个伙伴回来以后，都用一只胳膊搂着莱斯特，拥抱他一下。他们都相信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心心相印，他们都相信，因为莱斯特脸上挂着所必须的惊讶的表情，所以他正经历着他们都想要他经历的感情变化。他们不知道，当他抬起眼睛凝视着停车场上空的、和黑色的战俘/战斗失踪人员旗帜一同在风中飘扬的三面下半旗的美国国旗中的一面时，他并不在想着肯尼，甚至也不在想着老兵纪念日的事。他心里想的是，匹茨堡下半旗是因为他们最终确定莱斯特·法利死掉了。这是官方的讯息：整个死掉了，不仅是内心。他没把这个告诉任何人。有什么意思呢？事实就是事实。“为你感到骄傲，”路易在他的耳边悄悄说，“知道你做得到。我知道会这样。”斯威夫特对他说：“如果你想谈谈感想……”
此时一种宁静控制了他，他们误解为某种疗效。愈合伤痛的墙——酒店大门外的招牌是这么写的，墙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完成了站在肯尼名字前的任务，他们陪着莱斯特沿着整个一面墙走去又走回，大家都看着乡亲们搜寻名字，让莱斯特将一切都记在心上，让他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正在干什么。“这不是一座可以爬的墙，甜心。”一个女人轻轻地对一个小男孩说，她把他从他正在仔细打量着矮墙头的地方拉回来。“叫什么名字？斯第夫姓什么？”一个上年纪的人问他的太太，他正用一个手指头仔仔细细地、一行一行地从头梳理着一块面板上的名字。“在这儿。”他们听见一个女子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不点说，她用手指摸着墙上的一个名字。“在这儿，宝贝儿。这是乔尼叔叔。”她在胸前画个十字。“你肯定是二十八行吗？”一个女人对她先生说。“肯定。”“那好，他应当在这儿。第四块板，二十八行。我在华盛顿找到他的。”“这是我表哥，”一个女人说，“他在那边拉开一罐可口可乐，罐子爆炸。饵雷。十九岁。在敌后。他安息了，感谢上帝。”有一名头戴美国军团帽的老兵跪在一块铝板前，帮助两位黑人妇女，两人都穿着她们最体面的做礼拜的服装。“他叫什么名字？”他问其中一位年纪较轻的。“贝茨·詹姆士。”“他在这儿。”老兵说。“他在这儿，妈。”较年轻的说。
因为墙只有华盛顿墙一半的大小，许多人不得不跪着搜索名字，而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要找到它们就尤为困难了。靠墙摆放着玻璃纸包裹的鲜花。有人把用手写在一张纸上的诗用胶带贴在墙根处。路易弯下腰，读上面的字：“星光闪烁，明亮的星星/我今晚见到的第一颗明星……”有人哭红了眼睛。有的老兵戴着和路易相同的黑色越战老兵帽，其中一些人还把战役绶带别在帽子上。有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大约十岁，倔强地背对着墙，对一位妇女说：“我不要看嘛。”有一个穿着第一步兵师T恤衫、浑身上下刺满文身的汉子——“红彤彤的大家伙”，T恤衫上写着——正拼命控制着自己，神情迷茫地转来转去，充满着恐怖的念头。路易停下脚步，一把抓住他，紧紧地拥抱了他一下。他们都拥抱他，他们甚至让莱斯特也抱了他一下。“我有两个中学朋友在上面，相继死于四十八小时内，”只听附近有人说，“两人在家乡同时安葬。那在金斯敦中学是个伤心的日子。”“他是第一个去越南的，”另有一个人说，“却是我们当中唯一一去不复返的。你知道他想在那面墙上他名字底下摆什么？就是他在越南想要的。让我确切地告诉你：一瓶杰克·丹尼尔酒，一双结实的靴子，烤成棕褐色的柔软的头发。”有四个人站成一圈聊天，路易听见他们在回忆往事，便停下来听，其他的几个留在原地等候。这四个陌生人都是头发灰白的男人——不是头发中夹杂着银丝，便是露出灰色的鬈发，其中一个戴着越战老兵帽，从帽子后面伸出灰白的马尾巴。
“你在那儿的时候是机械化部队吧，嗯？”
“是啊。我们做出许多快速反应，不过迟早你知道还是得回到五十口径。”
“我们可是做了不少脚板功。翻过整个希奇古怪的中央高地，全都是要命的高山。”
“机械化部队还有一点，我们从来不待在后方。我想我在那儿的全部时间差不多有十一个月吧。我刚到的时候，进了基地大本营，后来短期休假又去过一次——仅此而已。”
“路面一有动静，他们就知道你来了，而且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达，所以那种B40火箭筒就坐在那儿等候了。他有充裕的时间给火箭筒抛光，还把你的名字写在上面。”
突然路易挤进去大声说：“我们都在这里相聚了。”他对着四个陌生人脱口而出：“我们相聚在这里了，是吗？我们都在这儿了。让我记下名字。让我记下姓名和地址。”说着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笔记本，一面撑在他的拐棍上，一面写下他们提供的情况，以便可以给他们寄去他和苔丝出版并自费邮寄的一年两期的时事通讯。
然后他们走过那些空椅子。他们在进去的路上没有看见，因为当时正一心一意地设法护着莱斯特走到墙跟前，以防他半路瘫倒或崩溃。在停车场末端放置着四十一张棕灰色的旧金属桥牌椅，大约是从某个教堂的地下室里搬出来的，排成微带弧形的行列，犹如在一个毕业或颁奖典礼上所见到的那样——三排十张，一排十一张。将它们如此摆放，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每把椅子的靠背都贴有一个人的名字——在空座位上方，一个名字，一个男人的名字，印在一张白色卡片上。一组椅子单独摆放着，以保证不会有人坐在上面，四边都用黑紫两色的旗布相互扭曲而成的松松的环扣拦了起来。
那儿悬挂着一只花圈。一只大大的康乃馨花圈。当路易——他从不遗漏任何东西——停下来数上面的花朵时，发现，如同他所料想的，共有四十一朵康乃馨。
“这是什么？”斯威夫特问。
“匹茨堡死去的人。这是他们的空位子。”路易说。
“狗娘养的，”斯威夫特说，“一场他妈的大屠杀。要打就打赢，要么就干脆别打。狗娘养的。”
但对他们而言下午还没完。在华美达酒店门前的人行道上，站着一个皮包骨头、戴眼镜的家伙，他穿着一件过于厚重的不合时宜的大衣。他有着严重的问题——冲着路人大喊大叫，对他们指指戳戳，因为使劲叫喊而不断地吐痰。警察从警车里冲过来，企图不等他朝什么人饱以老拳，或，倘若他身上藏有枪支，突然拔出来开上一枪之前，劝说他冷静下来。他一只手握着瓶威士忌——似乎他身上并没带别的物品。“看看我！”他叫道，“我是个废物，你们只要看我一眼就都知道我是个废物。尼克松！尼克松！就是他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就是他！是尼克松把我派到越南去的！”
他们依次进入面包车时，神情肃穆，每个人都承受着记忆的重担，但看到莱斯特，不像那个家伙在街上胡说八道，而是处于一种他从未有过的平静状态之中，都深感欣慰。虽然他们都不是善于表达情感的人，却还是在莱斯特面前感觉得到那种与这种渴求相生的情愫。在驾车回家的途中，每个人——除了莱斯特——都以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领悟着活着和流变的神秘性。
他显得十分宁静，但那是个伪装。他心意已决。用他的车。把他们都干掉，包括他自己。沿着河边，直接朝他们开过去，走他们的车道，就在河道拐弯的弯道口。
他拿定了主意。没有什么可丢失的，反而会赚回所有的一切。这并非是一桩如果那个发生了，或者如果我看见了这个，或者如果我这样想我就干，否则就不干的交易。他决心坚定的程度已达到他不再思索的地步。他进行的是一项自杀式的使命，内心忐忑不安。没有言语。没有思想。只有视觉、听觉、味觉、嗅觉——是愤怒，肾上腺素，又是屈从。我们不在越南。我们已走出越南。
（一年以后他再度被禁闭在北桑普顿老兵管理局里的时候，他试图用简单明了的英语对心理医生解说这种纯粹的有却是无的状态。然而内容必须保密。她是位医生。医疗道德。严格地限于他们两人之间。“你当时想什么？”“什么也不想。”“你应当有想法。”“没有。”“什么时候你上车的？”“天黑以后。”“你吃过晚饭没有？”“没吃晚饭。”“你认为你为什么要上车？”“我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你要到哪里去。”“去逮住他。”“逮住谁？”“犹太人。犹太教授。”“你为什么要那样做？”“逮住他。”“因为你非做不可？”“因为我非做不可。”“为什么你非做不可？”“肯尼。”“你打算杀死他。”“哦，对。我们大家。”“那么，是有计划的。”“没有计划。”“你知道你要干什么。”“对。”“但没有计划。”“没有。”“你是不是以为你回到了越南？”“没有越南。”“你眼前闪过过去的景象吗？”“没有过去的景象。”“你认为你是在丛林里吗？”“没有感觉。”“你想着孩子们吗？这是报应吗？”“没有报应。”“你肯定吗？”“没有报应。”“那个女人，你告诉我，杀死了你的孩子，‘一个吮吸阴茎的婊子，’你告诉过我，‘杀死了我的孩子。’你是在企图报复她，为那件事复仇？”“没有复仇。”“你感到压抑吗？”“不，没有压抑。”“你出门去杀死两个人，你不感到愤怒？”“不，不再感到愤怒。”“先生，你上了你的卡车，你知道他们会在什么地方，你朝他们的前灯直冲过去。可是你现在想告诉我你没有打算杀死他们。”“我没有杀死他们。”“谁杀死了他们？”“他们自己。”）
只顾开车。他所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有计划同时也没有计划。知道同时也不知道。另一辆车的前灯越来越逼近，随后消失了。没有相撞?OK，没有相撞。一等他们歪到路边，他便改换车道，径自往前驶去。他只是继续开车而已。第二天早晨，他等着和修路队一道出工的时候，在镇上车库里听到别人谈论这件事。大伙都已经知道了。
没有相撞，所以，虽然他有一点感觉，却不知细节，当他开车回到家，走出卡车时他并不肯定发生了什么。对他来说是个利好的日子。11月11号。老兵纪念日。那天早晨他和路易一起——他和路易一起到墙那儿去了，那天下午他从墙那儿回到家，那天晚上他出门去杀死所有的人。是吗？不能断定，因为没有冲撞，但从治疗的角度看，仍然是了不起的一天。第二部分比第一部分疗效更显著。现在方才获得了一种真正的宁静。现在肯尼能够和他对话了。和肯尼肩并肩地射杀，两人都打开全自动开关，只听海克特，队长，厉声下达命令：“拿好你们的东西，我们冲出去！”突然肯尼死掉了。就那么快。在一座小山包上。遭到袭击，撤退——肯尼死掉了。不可能。他的战友，也是个农场上长大的孩子，相同的背景，只是来自密苏里，他们将共同经营牛奶场，一个在六岁看着父亲死去、九岁看着母亲死去的小伙子，被叔叔收养，他爱他叔叔，老是谈论他，一名成功的牛奶场主，拥有相当大的牧场——一百八十头奶牛，在挤奶厅的一边就有十二台机器同时给六头牛挤奶——而肯尼的脑袋不见了，他死了。
似乎莱斯特此刻正和他的战友交谈，向肯尼表示他并没有被忘记。肯尼要他那么干，他干了。现在他知道无论他干什么——即使他连是什么都不清楚——他都是为肯尼干的。即使他的确杀了人，去蹲大牢，也没有关系——不可能有关系，因为他已经是个死人了。这就是为肯尼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和他两清了。知道现在肯尼没事了。
（“我走到墙面前，他的名字在上面，却只有沉默。等了又等，等了又等。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听不见任何声音，没有任何感觉，就在那一刻我明白肯尼有问题。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不知道是什么。但他不会就那样离开我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给我留下只字片语的缘故。因为我为肯尼做得还远远不够。现在呢？现在肯尼没事了。现在他可以安息了。”“而你还是个死人吗？”“你是个什么东西，笨蛋吗？哦，我跟你说不通，你这个笨蛋！我那么做就因为我已经死掉了！”）
第二天早晨，第一件事，他在车库里听到的就是她和犹太人遇上车祸。每个人都揣测她正在吮吸他，他失控，他们偏离路面，冲过护栏，越过河堤，车头首先落入浅浅的河水之中。犹太人失去对车子的控制。
不，他并不把这事和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他当时不就是开车出门吗，完全处于一种不同的心态之中。
他说：“是吗？出了什么事？谁杀了她？”
“犹太人杀了她。他开出路面了。”
“她很可能正趴在他身上。”
“人家都这么说。”
就这样。对这事也没有任何感觉。还是没有感觉。除了他的痛苦。为什么他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那么痛苦，而与此同时她却能够继续在那老犹太人身上干吮吸的勾当？他才是承受痛苦的人，可现在她倒好，一走了事。
不管怎样，他在镇上车库里啜饮早晨的咖啡时，事情在他看来就是这样的。
当每个人都起身向卡车走去的时候，莱斯特说：“我看星期六夜里那音乐再也不会从那幢房子里传出来了。”
诚然，如同有时所发生的那样，没人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但他们照样哈哈大笑，并且在笑声中开始了又一个工作日。
如果她确定自己的住址是在西马萨诸塞州，那么她订阅《纽约书评》的同事就会根据广告追踪到她的头上，特别是如果她进而描述她的长相和列出她的证书的话。然而如果她不明确地说出她的住址，她很可能到头来在半径为一百，两百，甚至三百英里的范围内都别想得到任何人的回应。既然在她研究过的刊载在《纽约书评》上的广告里女人所披露的年龄都比她本人的要大到十五乃至三十岁不等，她怎么可以径自暴露她自己的正确年龄——正确地描述她各方面的情况——而不引起怀疑？她不是隐瞒了什么非同小可的事，便是曾犯下什么过错。一个女人声称自己如此年轻，如此迷人，如此富有学养，以致感到大有必要通过个人广告寻找一个男人。倘若她用“满怀激情”形容自己，可能立即被那些色胆包天的人解释为故意挑逗，认为言下之意是“不检点”或更糟，于是信件便会如雪片般地飞进她的《纽约书评》信箱，而写信的都是她根本不屑一顾的男人。但倘若她摆出一副女学者的派头，显出性绝对比不上她对学术、学位及知识方面的追求，她就肯定会鼓励那种过于阴柔的类型向她示爱，而她却是能够和一位她能托付的性爱伙伴竭尽颠鸾倒凤之能事的。倘若她将自己描述为“漂亮”，她就把自己和一种模棱两可、来者不拒类型的女人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倘若她直截了当用“美丽”形容自己，倘若她敢于坦诚地启用这个在她情人眼里从未显得过分的字眼——他们曾称她为华美炫目，令人震惊——或倘若，为了在一篇只有大约三十个字的广告文体里求得精确，援引近似于她的长辈对她父亲总是喜欢大加利用的莱斯利·卡伦所做的评论，那么除非是个自大狂，谁都会害怕得退避三舍，或者拒绝把她当做知识分子加以严肃对待。如果她写道：“随信附照片一张，将十分感谢。”或，简单地：“请寄照片。”那可能被误解为她对漂亮长相比对智力、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更加看重；而且，她收到的任何照片都可能经过修饰，多年前的，或压根是个伪制品，要求寄照片来甚至可能恰恰让那些她心心念念想引诱的男人打退堂鼓。可是倘若她不要求寄照片，其结果便可能是她一路跑到波士顿，或华盛顿，或更远的地方，为自己找到的晚餐伙伴却是个根本不合适，甚至大倒胃口的人。而且大倒胃口并不一定单单出自于相貌的缘故。如果他专门说谎怎么办？如果他是个骗子呢？如果他是个精神变态者怎么办？如果他患有艾滋病怎么办？如果他粗暴，凶恶，已婚，或正在接受治疗，怎么办？如果他性情乖戾，是个她无法摆脱的人怎么办？如果她把姓名、工作单位给了一个潜伏的坏蛋呢？但，他们第一次会见时，她怎么能不通报自己的姓名呢？在寻找一个引向婚姻和家庭的严肃的、热烈的爱情时，一个爽朗、诚实的人怎么能在一开始便如同她的名字那样就基本的事实说谎呢？另外，种族怎么处理？她应不应当加上善意的劝诱“种族不重要”？但并非不重要；该是不重要的，应当是，完全应当是，倘若不是当年她十七岁时在巴黎遭遇的那场惨痛的失败使她坚信另一种族的男人是个行不通的伴侣——因为他是不可知的。
她很年轻又充满冒险精神，她不想谨慎从事。他来自布拉扎维尔一个良好的家庭，最高法院法官的儿子——他自己是这么说的——在巴黎的楠代尔当一年的交换生。他名叫多米尼克，她将他视为文学精神爱好者，与自己志同道合。她在一个米兰·昆德拉讲座上遇见他。他在那儿与她结识，讲座外，他们依然沐浴在昆德拉有关包法利夫人的心得体会之中，双双感染上了德芬妮兴奋地暗暗称之为“昆德拉病”的东西。昆德拉作为一名捷克作家，作为一名在捷克斯洛伐克伟大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失败者遭受迫害，而被他们所推崇。昆德拉的搞笑并不显得轻浮，一点都不。《笑忘录》是他们之所爱。在他身上有种值得信赖的品质。他的东欧性。知识分子不安的天性。一切无不困难重重的观点。两人都被昆德拉的谦虚所折服，正是超级明星外表的反面，两人都欣赏他思维与忍受痛苦的精神气质。所有那种知识分子的磨难——还有他的相貌。德芬妮深深爱上了这位作家充满诗意的容貌，在她眼里，这是一种内心剧烈冲撞的外在标志。
在昆德拉讲座上结识以后，和多米尼克分享的完全是一种肉体经验，她以前从未有过的。完全和她的肉体相关联。她刚和昆德拉讲座产生了那方面的联系，她误把那种联系当成她和多米尼克的联系，一切发生得非常迅猛。什么都不复存在，唯独她的肉体。多米尼克不理解她不仅仅是对性有所要求。她要的是，不止被当做一块肉放在火上旋转，烧烤。那却是他所做的——甚至也就是他所说的：旋转她，烧烤她。他对其他一切统统不感兴趣，最不感兴趣的就是文学。放松然后关紧——这就是他对她的态度。她却陷了进去，无以自拔，然后那可怕的夜晚来到了，当她出现在他房间里时，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等候着她。并不是她现在持有偏见，只是她意识到她绝不会如此误判一个她本民族的男人。这是她最严重的失败，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救赎仅仅在她和送她罗马戒指的教授交往时才迟迟到来。性，是的，美妙的性，但却是与玄学同在的。和一个富有魅力又不虚荣的男人发生与玄学同在的性关系——一个与昆德拉相似的男子——这便是她的计划。
此刻，她独自坐在电脑前，天早已黑了，巴顿大楼里只剩下她一个人，害怕离开办公室，害怕待在寓所里面对又一个连做伴的猫都没有的夜晚，此刻，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她的广告词里加上——不论措辞多么微妙——一句实际含义为“唯有白人需要申请”的话。如果雅典娜有人发现是她明确定下这么个禁忌——不，对一个在雅典娜学术统治集团内地位提升得如此神速的人来说，绝对不行。她别无选择，只有要求一张照片，虽然她知道——由于她尽可能周详地考虑到每件事，对一切都杜绝天真，并根据她作为一个独立女性的短暂的生活经验思考男人可能的表现——她知道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止一个色情狂或变态者寄来一张经过设计的照片以达到误导的效应，特别是在种族上。
不，整个这件事都太冒险——同时还有失尊严——发广告求见一个她自始至终都没能在像雅典娜这么个土得掉渣的地方的教职员中发现的对口径的男人。她不能做这种事，也不应当做。她思虑着一个女人对陌生人发广告以寻找一个合适的配偶的不稳定因素、危险性，她思量着为什么一位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向同仁们披露自己并非仅仅是一名严肃的教师和学者——暴露自己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虽然完全符合人性——是不可取的，与此同时，她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刚刚给系里的每位教师发去电子邮件，通报她最新的关于高年级论文题的想法，而今正着手编写一篇广告词，既使用标准的《纽约书评》个人广告栏中的陈词滥调，又能真实无误地再现她本人的口径。努力了一个多小时，她还是不能拟定一个令她满意的不太屈辱的文稿，即使是匿名用电子邮件发给刊物。
麻省西部。二十九岁。娇小，热情，巴黎教授，教授莫里哀和布雷尼同样得心应手，美妙的伯克夏学术地位，烹调和驾驭人文系科同样得心应手。
寻求严肃的斯特吉—韦伯基金学者。寻求斯特吉—韦伯基金耶鲁博士。出生巴黎学者。瘦小，学者风度，爱好文学，具时尚意识，肤色浅黑。寻求迷人，严肃的学者。寻求斯特吉—韦伯基金博士，法国人，住在麻省。
寻求什么？随便什么，只要不是那些雅典娜的男人——插科打诨的小男孩，娘娘腔的老太太，胆小乏味的妻管严，教授老爹，他们全都那么忠心耿耿，又那么缺乏男子气概。她对他们为自己承担一半的家务劳动而引以为荣的事实大为反感，无可容忍。“对，我得走了，我得替换我太太。我得和她分担换尿布的活，你知道。”当他们吹嘘自己是太太的好帮手时，她总要哆嗦一下。做就做吧，得，可别庸俗地挂在嘴上嘛。为什么要把自己当成与太太平起平坐的丈夫而大加推销呢？只管去做，但闭上嘴巴。她的反感表现出她和她女同事之间的巨大差别，后者因为这些男人的“多情善感”而对他们崇拜有加。难道对自己老婆大加吹捧便是所谓的“多情善感”？“哦，萨拉·李是如此这般地这和那。她已经发表了四篇半文章……”多情善感先生不提到她的荣耀绝不罢休。多情善感先生谈到大都会博物馆的某次伟大展览时，断然不可不用下列开场白：“萨拉·李说……”他们要不是肉麻赞誉他们的老婆，便是绝口不提。老公沉默寡言，变得越来越郁闷，而她从来没有在别的国家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如果萨拉·李是个学者，找不到工作，而他，假如，只是勉强应付他的工作，他宁可丢掉工作也不愿让她以为自己吃了亏。甚至如果形势倒转过来，他成了那个不得不待在家里的人，而不是她，他甚至会产生某种自豪感。一个法国女人，即使一个法国女性主义者都会觉得这样的男人令人厌恶。法国女人智商高，性感，是真正独立的。倘若他话说得比她多，那怎么样，问题究竟在哪里？这些激烈的辩论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哦，你注意到了吗？她完全受制于她粗暴、权欲熏心的丈夫”。不，女人味越浓的法国女人，越要男人投射他的威力。哦，五年前刚到雅典娜的时候，她曾那么热诚地祈祷，以期能遇上一个威力四射、令人赞叹不已的男子，可是绝大多数年轻男性教职员都是那种依恋家庭、全然没有男子气概的类型，知识方面毫无进取心，平庸，是一味吹嘘萨拉·李的老公们，她在给巴黎友人的信件中已津津有味地将萨拉·李纳入“尿布”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