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帽子”一族。他们是“住校作家”，美国难以置信地自命不凡的住校作家。很可能，在小小的雅典娜，她尚未见到其中最糟糕的，不过这两名就够糟的了。他们每周来上一次课，都已成婚，他们是主动找上她的，但他们绝无指望。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吃午餐，德芬妮？对不起，她心里想，我不感兴趣。她在课上喜欢昆德拉的原因是，他总是微微地有点阴郁，甚至有时有些褴褛，尽管如此，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至少她是那样看的，也是他身上她喜欢的东西。可是她肯定不喜欢，不能忍受，美国的我——是——作家的类型，这些人，她知道，在朝你看的时候怎么想，你的法国信心，法国时尚，法国精英教育，使得你的确非常法国，但你却是学者，而我是作家——我们并不平等。
这些住校作家，就她所能猜想，花大量的时间筹措他们的头饰。是的，诗人和散文作家都对帽子怀有一种异常的迷信，因此她在她的信件中将他们归入帽子一族。其中一个总是打扮得像查尔斯·林伯，一身古老的飞行员装束。她无法理解飞行员装束和写作之间有什么关系，特别是住校写作。她在写给巴黎友人的幽默信件中对此事进行过揣度。另一位是松软帽子型，不摆谱的类型——当然，完全是精心设计的——他在镜子前花八个小时把自己的穿着弄得马马虎虎。虚荣，不值一看，到现在为止已经结过一百八十六次婚，而且难以置信地自高自大。她对这一个与其说是恨，倒不如说是蔑视。然而身处伯克夏山沟，渴望着浪漫爱情，她有时也会对帽子一族感到游移不决，不知她应不应当至少把他们严肃地当做性爱候选人。不，她不可以，在她给巴黎写了那些话之后，不可以。她必须抵制他们，因为他们企图用她的词汇跟她交谈。因为其中一个，年纪较轻，稍微不那么自高自大的那个，读过巴戴伊，因为他略知一二，并且读过几本黑格尔，所以她和他外出过几回。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当着她的面如此迅速地解除所有的性冲动；随着他讲的每一个字——以他的方式，她现在都不能确定是否是她自己的语汇——他将自己直截了当地从她的生活中开除了出去。
至于年长的那一号，既不酷，穿着也随随便便的，“人文主义者”……唉，她在会议上、发表的文章和讲演里都不得不按专业要求随波逐流，人文主义者却实在是她自身的一部分，她有时感到亲手将它出卖了，因此她被他们所吸引：因为他们固守本分，从来不变，因为她知道他们把她认做一名叛徒。她的课有号召力，但他们认为那种号召力只是时下的流行现象，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些年长者，人文主义者，老式的传统人文主义者阅读过一切，再生教师（她在心里是这样评价他们的），让她有时觉得自己十分浅薄。她的号召力他们加以嘲笑，她的学术成果他们不屑一顾。在教职员会议上他们直言不讳，你会认为他们应当那样；在课堂上他们敢于说出他们的感受，而同样你也会认为他们本该如此；结果，在他们面前她直不起腰杆。既然她本人并不对她在巴黎和纽黑文学到的所谓话语具有充分的信心，内心里她也就土崩瓦解了。只是她需要那种语汇帮助她成功而已。她独自在美国打拼，要取得成功所欠缺的条件太多了！然而为了成功所做的一切努力无不带来负面效应，这使她感到自己越来越不真实，而将她的困境戏剧化地称做“浮士德交易”也于事无补。
她甚至觉得自己背叛了米兰·昆德拉，于是，默默地，当她独处时，她会在脑海里描绘他的形象，对他讲话，请求他的宽恕。昆德拉讲演的意图是将智力从法兰西的世故中解脱出来，将小说当做与人类生活、人性喜剧相关联的东西来加以讨论；他的意图是将他的学生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现代性的桎梏里解放出来，将他们身上从中哺育吸收的法国理论荡涤一空，而且倾听他的话语曾经是巨大的缓释，因为尽管她不断地发表文章和享有越来越高的学术声誉，她始终对使用文学理论应付文学作品感到力不从心。在她喜欢的东西和她应当爱慕的东西之间——在她应当如何评论她应当倾慕的东西和她如何对自己评说她珍视的作家之间——竟然会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致她背叛了昆德拉的感觉，虽然并非她生活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有时也会变成近似于出卖了一位良善的、信任她的、不在眼前的情人的羞耻。
唯一她经常与之相约外出的男人，说来奇怪，是校园里最为保守的人士，一位离过婚的六十五岁的男子，亚瑟·苏斯曼，波士顿经济学家，曾提名任第二届福特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他略显矮胖，略显拘谨，总是穿着西服套装。他痛恨肯定性的行为，痛恨克林顿。他一星期从波士顿过来一次，在这儿得到天文数字般的酬金，人们认为他将雅典娜放上了学术地图。女人们一口咬定她和他睡过觉，仅仅因为他曾经有权有势。她们看见他们偶尔在自助餐厅共进午餐。他走进自助餐厅，一副百无聊赖的模样，直到看见德芬妮神色才为之一变。当他询问可否与她做伴时，她就说“您今天大驾光临，我们倍感宠幸”这一类的话。他喜欢听她挖苦他，在某种程度上。吃过午饭，他们进行了德芬妮所谓的“真正的交谈”。他告诉她，政府拥有三百九十亿财政盈余，却不打算退还给纳税人一分钱。是老百姓赚的，他们应当把它花掉，他们不该让官僚们决定怎么使用他们的钱。吃午饭时，他详尽地解释为什么社会保障应当交由私人投资分析家管理：人人都应当为他们自己的未来投资。为什么有人信托政府筹划老百姓的未来，当社会保障给予你的只是X报偿，而那些投资股市的人个个获得双倍的回报，若不是更多的话？他论点的核心始终是个人自主权、个人自由。德芬妮斗胆告诉这位从未上任的财长，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他们并没有足够的钱进行选择，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进行有深度的测算——对市场没有足够驾驭的能力这一点，他永远也无法理解。他的模式，她向他解释道，是建立在激进的个人自由的理念上，而后者在他的脑子里缩减为激进的市场主权。盈余与社会保障——让他烦躁不安的两大议题，自始至终都是他们讨论的热点。他似乎最恨的是克林顿将他心中之所想一律改换为民主党的版本。“好事一桩，”他对她说，“那个小矮子鲍伯·里奇不在那儿了。他会叫克林顿花上几十亿美元让老百姓接受二度培训，以便接手那些他们一辈子也无法适应的工作。大好事，他总算离开了内阁。至少他们有鲍伯·鲁宾，至少他们还有一个头脑清醒的家伙，知道尸体埋在什么地方。至少他和阿伦把利率保持在应有的位置上。至少他和阿伦使得复苏继续进行……”
她喜欢他的一点是，除了他粗暴的业内人士关于经济问题的看法，碰巧也对所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十分精通。更令人难忘的是，他熟知他们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部她一向为之着迷、喜爱有加的文本。当他邀请她外出到大巴林顿进餐时，情况就变得更加浪漫，更具才情，绝非自助餐厅所能相比。进餐时他喜欢用法语跟她交谈。他的一个被征服者是巴黎人，他无休无止地谈论着那个女人。德芬妮在他大谈其巴黎艳遇或前前后后多桩感情事件时并没有像初出茅庐者似的张大嘴巴。关于女人他吹个不停，以一种要不了多久就让她觉得丝毫也不文雅的貌似文雅的语气。她不能忍受的是他认为她对他所有的征服倍感兴趣，但她并不计较，只是略感枯燥乏味，因为除此而外，她为和一位聪明、自信、阅读广泛、人情练达的人共进晚餐而颇为高兴。吃饭时当他拉起她的手时，她会撂下话，自然非常委婉地让他明白，倘若他以为他将跟她上床的话，他便是异想天开。有时在停车场他用双手合抱着她，将她紧贴在身上，说：“我不能和你一次又一次地在一起，而不产生激情。我不能请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外出，和她谈话，谈话，什么别的也不做。”“我们在法国有句谚语，”她告诉他，“一个……”“一个什么？”他问，心里想着他也许可以从讨价还价中捡到一个新的好彩头。她微笑着说：“我不知道。以后会想起来的。”随即温柔地推开他那搂着她身子的强壮得令人惊讶的胳膊。她对他是温柔的，因为这样做很有效果，她对他温柔因为她知道他以为问题在于年龄，而事实上，她坐在他的车里往回开时向他解释道，这是一个不那么平庸的问题：问题在于“思想框架”。“关系到我是谁。”她对他说。倘若没有其他原因的话，那句话让他两三个月里没有来找她，直到他下次在自助餐厅露面，环视左右寻找她。有时他夜深时给她打电话，有时在凌晨，从他的后海湾居所的床上起来，他想跟她聊性的问题。她说她宁可谈马克思，而这足以使得保守派经济学家望而却步。然而不喜欢她的女人们却都一口咬定，因为他有权有势，她跟他睡过觉了。她们不能理解的是，尽管她生活惨淡孤独，她对成为仿佛是挂在亚瑟·苏斯曼胸口的小徽号似的情妇角色却不感兴趣。她也听说她们中有一个说她“这么过时，简直是对西蒙·德·波伏瓦的拙劣模仿”。此话的意思是波伏瓦将自己出卖给了萨特——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结果成了他的奴隶。对这些观察她和亚瑟·苏斯曼共进午餐却把什么都弄错的女人来说，一切都是问题，一切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姿态，一切都是背叛——一切都是出卖。波伏瓦出卖，德芬妮出卖，等等，等等。德芬妮身上有种东西让他们脸色发青。
她还有一个问题。她不愿和这些女人反目。然而在哲学层面上她和女人们的距离并不比和男人们的小。虽然她对她们就这一点直言不讳是不谨慎的，但在美国人的意义上，这些女人却比她更是女性主义者。不谨慎，因为她们的态度相当排斥，似乎总是知道她的立场，总是怀疑她的动机和目的：她迷人，年轻，瘦削，自然地优雅时尚。她这么快地就爬得这么高，名声已远播校外，和她巴黎的朋友们一样。她不用也不必使用陈词滥调（正是由于使用陈词滥调，尿布派才真心实意地使自己丧失了男子气概）。只有在发给科尔曼的匿名信里她才动用了她们的修辞，那不仅纯属偶然，还因为她当时思想负担过重。但，说到底，却是故意的，为了隐瞒身份。事实上，她思想解放的程度与雅典娜的女性主义者相比毫不逊色，抑或更胜一筹：她只身离开自己的国家，她敢于离开法国，她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发表科研论文，一心想功成名就；像她这样孤身奋斗的女子，必须成功。她是完完全全独立的，自力更生的，无家可归的，没有祖国的——离经叛道的。置身于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却经常感到凄凉地离经叛道。雄心勃勃？她碰巧比所有那些倔强地坚持独立的女性主义者加在一起还要雄心勃勃，但因为男人们被她吸引，而其中又有一个如同亚瑟·苏斯曼那样的名人，因为，为了好玩，她穿最精致的夏奈尔上装和紧身牛仔裤，或在夏天穿吊带连衣裙，因为她钟情于开司米和皮革，女人们愤愤不平。她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去关注她们可怕的衣着，所以她们有什么权利老是对她们认为她屡教不改的服装说三道四呢？她知道她们对她看不顺眼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她们说，她勉强尊敬的男人们盛传——这更让人受不了——她是个江湖骗子，非法的。她们说：“她在欺骗学生。”她们说：“学生怎么就看不穿这个女人呢？”她们说：“他们难道看不出她是个穿着女人衣服的法国大男子主义者吗？”她们说她当选为系主任是因为山中无大树。她们还拿她的语言开玩笑。“唉，当然，是她的文本间性的魅力给她赢得了信众。归功于她和现象学的关系。她是个如此出色的现象学家，哈——哈——哈！”她知道她们为了嘲笑她，正在说些什么，然而她记得她在法国，在耶鲁，为了获取这种语汇而玩命的经历；她相信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她非得具备这种语汇不可。她需要了解有关文本间性。那就意味着她是个骗子吗？不！这意味着她具有难以归类的特质。在某些圈子里这可能被认为是她的奥秘所在！但在这么个偏僻的破地方仅仅具有一点点这种特质就惹恼了所有的人，甚至叫亚瑟·苏斯曼不高兴。究竟为什么她连电话性爱都没有，在这方面也要当另类？他们不能与之和解什么东西，为此，他们折磨你。具备难以归类的特质乃是她这部成长小说的一部分，她一贯由于坚持难以归类性而兴旺发达，雅典娜无人得知。
有一个女性三人帮——一名哲学教授，一名社会学教授和一名史学教授——尤其逼得她几乎要发疯。她们对她充满敌意仅仅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老牛拖破车似的埋头苦干。由于她的时尚风度，她们便以为她没有读过足够的学术性杂志。因为她们的美国独立观与她的法国独立观之间的差异，她们认为她勾引有权势的男性而对她嗤之以鼻。但她究竟做过什么而引起了她们的怀疑，除了她善于调度系里的男教员之外？不错，她是和亚瑟·苏斯曼在大巴林顿共进晚餐，那是否意味着她就不把自己当做他智力上的伙伴了？她心里从不怀疑自己与他平等的地位。她和他外出并不感到受宠若惊——她想听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说法。她起初难道没有尝试和她们三位共进午餐，而她们的态度还能比当时更加倨傲吗？当然，她们不屑阅读她的学术论文。三人中没有一个阅读她写的东西。纯属观念的问题。她们见到的是德芬妮在任职期间在男性身上施展她所知的被她们辛辣地称之为“小小的法兰西风味”。然而她却一心想巴结这个三人帮，向她们倾诉她不喜欢法国风情的原因——否则她会留在法国！她并不掌控男教员——她不掌控任何人。不然她为什么会独自待在这儿，成了唯一在夜里十点钟还坐在巴顿大楼办公桌前的人？不到一个星期，她尝试与这三人交结的努力便宣告失败，她们让她无所适从，令她伤透脑筋，但她们却是她无法以任何手段使之陶醉、智取或笼络的。“三女神”，她在给巴黎的信中这么称呼她们，恶意地把“女神”一词拼作“茅草”。三个油脂球。在一些晚会上——德芬妮并非真正想出席的晚会——三茅草毫无例外地到场。当某位大女性主义知识分子莅临时，德芬妮至少想受到邀请，但从来没有过。她可以去听演讲，但从未被邀请出席晚宴。可是召唤大人物的地狱三女巫却总是有份的。
由于对她的法兰西化的不完全的反抗（同时又对她的法兰西化念念不忘），自愿脱离她的国家（如果并不是脱离她自己），陷入三茅草对自己的蔑视之中，以致没日没夜地算计做出何种回应方可赢得她们的尊敬，又不会进一步模糊她的自我意识及导致对她天然的女性性情的表达偏差，由于在必须如何对付文学以赚取功名，与一开始为什么走近文学，两者之间存在着的巨大落差，使她不时深感羞愧，德芬妮惊愕不已地发现自己在美国竟然落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失去祖国，被孤立，遭冷落，对于生活中一切重要的东西大感困惑，陷入迷茫渴望的绝望境界，身处将她定为敌人的一片喝骂声中。这都是因为她热切地追寻一种特立独行的生存方式，这都是因为她非常勇敢，拒绝接受别人对她的指令。她觉得似乎在她令人赞叹的创造她自己的努力中她已经颠覆了她自身。生活中竟有如此卑鄙的东西，对她下这种毒手。这种东西的中心非常卑劣，满怀报复欲望，不按照逻辑推理，却根据敌意悖谬的心血来潮行事。敢于将你自己交给你自己的活力，竟可能落入一个老奸巨猾的罪犯的手中。我要到美国去充当我生活的主宰，她说，我将不按我家庭所限定的正统观念建构我自己，我要和这种限制作斗争，将豪情万丈的自我意识推向极致，表现出最优秀的个人主义——到头来她却以一场非她所能控制的戏剧收尾。她最终一事无成。人人都有掌控事物的动机，可是被掌控的却往往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仅仅想知道该怎么做竟会如此困难？
德芬妮会完全陷入孤立，要不是系秘书。玛格·露兹，一个三十几岁，胆小如鼠，离了婚的女人，也很孤独。她极其能干，害羞至极，心甘情愿地为德芬妮做任何事情，有时在德芬妮的办公室里吃三明治，最终成为系主任在雅典娜唯一的成年女性朋友。还有住校作家，他们似乎恰恰喜欢她身上别人痛恨的东西。但她不能忍受他们。她怎么会这样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她又如何才能抽身？正如将她进退维谷的处境看做浮士德交易、不能提供任何安慰一样，试图将她左右为难的窘状想象做“昆德拉式的内心放逐”也无济于事。
寻求。好，就这样，寻求。按照学生所说的去做——大胆干！年轻，娇小，女人味十足，漂亮，学术上成功的法国出生的斯特吉—韦伯基金学者，巴黎背景，耶鲁博士，麻省工作，寻求……现在就上网。不要隐瞒你真实的情况，不要隐瞒你真正的追求。一位美艳惊人、才华横溢、情欲超亢奋的女人寻求……寻求……明确地，不屈不挠地寻求着什么。
她现在急速地写起来。
有骨气的成熟男性。无牵累。独立。幽默。活泼。不唯唯诺诺。坦率。教育程度优良。具有嘲讽精神。魅力。有知识并热爱伟大的书籍。口才出众，直率。身材修长。五英尺八或九。地中海肤色。绿色眼睛更佳。年龄不限。但必须是知识分子。灰白头发可以接受，甚至很赏识……
就在这时，只有在这时，这位受到热切召唤来到屏幕上的神秘男士终于凝聚为一张她认识已久的某个人的照片。陡然她的手停了下来。此番习作只是一次实验，尝试从禁锢的枷锁中稍稍放松一下，以便重新编写的广告词不会由于拘谨而词不达意。然而她还是被她所不期而遇的东西，被她所不期而遇的人物吓出一身冷汗，情急中，她只想尽快地把这一百来字删除殆尽。与此同时思索着导致她加入这么一个丢人现眼的策划的种种原因及羞耻，竟然把失败当做福气，并且放弃摆脱两难困境的希望……思索着倘若她留在法国，她绝不需要这个广告，绝不需要任何广告，最不需要的是用广告找男人……思索着来到美国是她一生中最勇敢的行为，但究竟有多勇敢，她当时却不得而知。她只把它当做实现抱负的下一步，而且是并非不成熟的抱负，一个有尊严的抱负，获得独立的抱负，但现在她不得不面对后果。雄心。冒险。荣耀。到美国去的荣耀。优越感。出门远游的优越感。为了有一天还乡，经过闯荡天下又衣锦还乡的快乐而离开家门。离开家门，因为我想要有一天回家听到他们说——我要他们说什么呢？“她成功了。她做到了。如果她做到那件事，她就什么都能做得到。一个体重一百零四磅、身高不足五英尺二、二十岁的女孩，名不见经传，独自一人，独自一人，上那儿去闯荡，她成功了。白手起家。无名之辈。功成名就了。”我要听见谁说这些话呢？如果他们说了，谁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美国的女儿……”我要他们说，不得不说：“她在美国靠自己获得成功的。”因为我不能造就一个法国人的成功，一个真正的成功，而其中不带有我母亲以及她笼罩万物的阴影——她各种修养的阴影，但更糟糕的是她家族的阴影，瓦林古尔家族的阴影，家族姓氏源于13世纪，受封于圣·路易王的领地，至今依然遵从他们自13世纪确立的家族理想。德芬妮恨透了所有族中的家庭，血统的纯粹，古老的贵族，他们所有的人都想着一样的念头，流露出一副面容，墨守成规，谨遵礼教。不论他们有多大的抱负，不论他们如何督促子女上进，他们将子女一律按仁慈、无私、纪律，信仰，尊重——并非尊重个人（打倒个人），而是尊重家族传统——的祷文调教成人。高居于智力、创造性、脱离他们的个人深层次发展之上，高居于一切之上，是那愚蠢的瓦林古尔家族的传统！德芬妮的母亲体现了这些价值观，将它们强加在全家人头上，若是她唯一的女儿没有力量从少年时代起就尽可能地远离她，她一定已成功地将她从出生到坟墓套在了那些价值观的锁链上。德芬妮一辈的瓦林古尔孩子或陷入绝对的服从，或以令人不可理喻的可怕方式造反，德芬妮要成功，两者皆不可取。从一个绝少有人能够重新站稳脚跟加以应对的背景中，德芬妮已成功地实现了独一无二的逃跑。来到美国，上耶鲁，到雅典娜就职，她已经，在实际上，超过了她母亲，后者做梦也不会想过离开法国——没有德芬妮父亲和他的钱，凯瑟琳·德·瓦林古尔在二十二岁上几乎做梦也想不起离开比卡第到巴黎来。因为倘若她离开比卡第和她家族的要塞，她将是谁呢？她的姓氏将有什么意义呢？我离开是因为我想要获取一种没有人能够误解的功名，跟他们没有任何牵连的功名，我自己的……想着她得不到一个美国男人的欢心并非因为她得不到的缘故，而是因为她不能理解这些男人，她永远无法理解他们，而她不能理解这些男人的原因乃是她的英语不流利——她一口流利的英语，居然被认为是不流利！我认为我理解他们，而且的确理解他们；我不理解的不是他们说什么，而是他们不说的一切，他们不做声的一切。在这儿她只启动了她智力的百分之五十，可是在巴黎她却是对所有的微妙含义都能心领神会的。聪明机灵在这儿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我不是本地人，我便在实际上成了个聋哑人……想着她唯一真正懂得的英语——不，她真正懂得的美语——只是学术美语，几乎不成其为美语，这就是她不能进入的原因，永远不能进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她永远也不会找到称心的男人，为什么这儿永远也不会成为她自己家园的缘故，为什么她的直觉是错误的，永远是错误的缘故，为什么她在巴黎当学生时享受的舒适自在的学术生活永远不会在这儿重现的缘故，为什么在她的余生中她对这个国家最多只会理解百分之十一，而对这些男人只会理解百分之零的缘故……想到她全部的知识冒险都被她的离经叛道所湮没……想到她已失去视觉神经末梢功能，只能看见正前方的东西，却不能以眼角余光见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她在这儿所具备的并不是一个像她这样有才智的女性的眼光，而是一个平板、纯粹正前方的视野，一个移民或更换位置了的，一个被误置了的人的视野……想着，为什么我要离家出走？因为我母亲的阴影？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了属于我的一切，我熟悉的一切，把我造就成古怪精灵的一切，以致我现在变成了个稀里糊涂的呆子的缘故。我所爱的一切我全部都放弃了。人家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国家由于法西斯的控制而使得他们无法生存，并非因为他们母亲的阴影……想着，为什么我要离开，我做了什么，简直无法想象。我的朋友，我们的谈话，我的城市，男人，所有聪明的男人，我能够与之交谈的自信的男人，有悟性的男人，稳定、热情洋溢、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强壮、不受恫吓的男人，合法，又毫不含糊的男人……想着，当时为什么没人阻止我？为什么没人对我说点什么？离家不到十年，可是却仿佛已过了两辈子……想着，她依然是凯瑟琳·德·瓦林古尔·鲁斯的小女儿，并无一丝一毫的改变……想着，作为雅典娜的法国人也许使她在当地人眼中显得异乎寻常，但却不会使她在她母亲眼里变得略微与众不同，永远也不会……想着，对，这就是她为什么离家出走，为了逃避她母亲的亘古不变的笼罩一切的阴影，这也是阻挠她回乡的障碍，而现在她真正地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左右为难，既不在东也不在西……想着，在她异乎寻常的法兰西风情下，她在自己的心里始终是她自己，所有异国风情的法兰西特色在美国却使她成为最可怜、最受误解的外国人……想着，她比走投无路更糟——她身处流放之中，偏偏成了一个由愚蠢所致强迫自己舍弃母亲的焦头烂额的流放者——德芬妮没有发现，此前，在一开始的时候，她并没有将广告发给《纽约书评》，而是自动地发给了她先前的收信者、她大多数信件的收取者——雅典娜语言文学系的十名教师。她先是没有发现这个错误，然后，在她神不守舍、心烦意乱、百感交集的状态下，她并没有揿下删除按钮，却在这小小的不足为奇的错误上，又加上一个小小的不足为奇的错误：揿下发送按钮。于是乎，这寻求科尔曼·西尔克复制品或摹真本的广告便无法挽救地发送了出去，并非发到《纽约书评》的专栏，而是发到她系里每一位教师的手中。
电话铃响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一点钟。她早已跑出办公室——跑出办公室时，心里只想着去拿护照，逃离这个国家——此时离她通常就寝的时间已过了好几小时，突然电话铃响，报告她这个消息。她由于将广告当做电子邮件错发，并没有入睡，还在她的寓所里来回走动，扯头发，对着镜子唾骂自己，将头伏在厨房桌子上双手捂着面孔哭泣，虽然仿佛是从梦中惊醒——精心防御的成年人的睡梦——她跳起来叫道：“不会有这种事！我没有干！”但谁干的呢？过去似乎总有人拼命设法压制她，以某种方式清除掉他们眼里的她这个眼中钉——那些无情无义、她好不容易才学会如何防范的人。但今天晚上没有人可以指责，她自己的手打出了这毁灭性的一拳。
狂乱地，在剧烈的狂乱状态下，她试图想出什么招数，任何招数，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但在她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望之中她可以想见的只是最具灾难性的弹道轨迹：时间飞逝，天色破晓，巴顿大楼的一扇扇大门打开，她系里的同仁一个个进入他的或她的办公室，开启电脑，伴随着早晨咖啡的芳香在屏幕上发现她绝对无心发出的寻求科尔曼·西尔克复制品的广告。她系里的成员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以后，再在网上一字不漏地转发给每一位讲师、教授、职员、办公室秘书和学生。
她班上的每一名学生都将看到它。她的秘书将看到它。不等到下班，校长就已经看过了，学院董事会成员也不会例外。即使她声称广告只是个玩笑，一个圈内人士的玩笑，为什么董事们就一定会允许玩笑的始作俑者继续留在雅典娜呢？尤其是在她的玩笑被刊载上学生的报纸之后——而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当地报纸。在它被《法国人》收录之后。
她母亲！对她母亲的羞辱！还有她父亲！他的失望！所有循规蹈矩的瓦林古尔的表兄妹们——他们由于她的失败而获得快乐！所有那些可笑的保守的舅舅和可笑的虔诚的姨妈，共同维系历史的陈规陋习——这个消息将使他们多么高兴，在他们势利地相互靠拢坐在教堂里时！但假设她解释说，她不过是在实验如何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全然不带感情色彩地玩弄个人广告，当成……当成功利性的俳句。没有用。太可笑了。什么都没用。她母亲，她父亲，她兄弟，她朋友，她老师。耶鲁。耶鲁！丑闻将传到她认识的每一个人的耳朵里，羞耻将无情地伴随她一生一世。即使用护照能往哪里跑？蒙特利尔？马丁尼克？过日子钱打哪儿来？不，就是到说法语的天之涯海之角，人家也不会允许她教书——一旦他们听说了她广告的事。她为之精心策划、辛勤劳作的纯净，颇有声望的专业生活，未被污染的、无可指责的脑力生活……她想到给亚瑟·苏斯曼打电话。亚瑟会为她想出个办法的。他可以拿起话筒，跟任何人谈话。他很坚韧，很精明，是她所认识的在世故方面最聪明、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像亚瑟这样有权势的人，无论多么正直，都不会受到永远讲真话的限制。他会找着可以解释一切的对策。他会想到对策的。但当她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后，他为什么会想要帮她的忙呢？他会想到的是她喜欢的是科尔曼·西尔克，而不是他。他的虚荣将主导他的思路，引领他得出最愚蠢的结论。他会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想：她朝思暮想着科尔曼·西尔克，她梦想的并不是亚瑟·苏斯曼，更别提尿布派或帽子族了，而是科尔曼·西尔克。想象一下她爱上了科尔曼·西尔克，他将把话筒一摔，再也不跟她讲话。
重现。把当时的情景回想一下。试图获得充足的视角以做出理智的举动。她没有想发送。她写了，不错，但她不好意思发送，不想发送，而且并没有发送——然而信却走掉了。和匿名信相同——她没有想寄出，把它带到纽约，没有寄出的意图，而信却走掉了。可是这次走掉的是糟糕得多得多的东西。这回她如此之绝望，以至凌晨一点二十分决定要做的理智的事情便是给亚瑟·苏斯曼打电话。不管他怎么想，亚瑟必须帮助她，他必须告诉她她怎么能消除她已经铸下的大错。突然，正巧在一点二十分，她拿在手中给亚瑟·苏斯曼拨号的电话铃声大作。亚瑟打电话给她了！
但说话的却是她秘书。“他死了。”玛格说，她哭得那么伤心，德芬妮都听不清她说的是什么。“玛格——你没事吧？”“他死了！”“谁死了？”“我刚听说。德芬妮。太可怕了。我给你打电话，我必须，必须给你打电话。必须告诉你这可怕的事。哦，德芬妮，时间很晚，我知道很晚了……”“不！不会是亚瑟！”德芬妮喊道。“西尔克院长！”玛格说。“死了？”“可怕的冲撞。太恐怖了。”“什么冲撞？玛格，出了什么事？在哪里？讲慢些。再讲一遍。你在说什么？”“在河里。和一个女人一起。在他的车子里。冲撞。”玛格现在已语无伦次，而德芬妮所受的惊吓如此之大，以至于事后她回想不起是放下听筒，还是哭着冲到床上，还是躺在那里喊叫着他的名字。
她放下听筒，然后她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堪的几个小时。
因为广告他们会以为她喜欢他？因为广告他们会以为她爱他？但他们会怎么想，倘若他们现在看到她哭得就像是他的遗孀似的？她不能闭上眼睛，因为当她一闭上眼，就看见他的眼睛，他的那对瞪大的绿眼睛，轰地爆炸了。她看见车一头冲出路面，他的头部往前方投射出去，在冲撞的那一刹那，他的眼睛爆炸了。“不！不！”但当她睁开眼，看不见他眼睛时，她看见的都是她所做的一切，以及那将引发的嘲笑。她睁着眼看到的是她的羞耻，闭着眼看见的是他的崩溃，整个夜里痛苦的钟摆将她从一端推到另一端。
她醒来时处于和她入睡时同样的极度紊乱的状态之中。她不记得她为什么发抖。她想因为她做了噩梦的缘故。他眼睛爆炸的噩梦。但不，那已经发生了，他死了。还有广告——那也发生了。每件事都已经发生了，无可奈何了。我要他们说……而现在他们说：“我们在美国的女儿？我们不谈她。她对我们而言，不存在。”当她企图镇定下来，决定行动计划时，不想是不可能的。只有错乱是可能的，令人揪心的螺旋式上升的隐痛。早晨五点刚过。她闭上眼，试图入睡，将一切排开，但一等她的眼睛刚合拢，便出现他的眼睛，它们瞪着她，随之便轰地爆炸。
她穿衣服。她尖声叫喊。她走出家门时天刚破晓。没有化妆，没有珠饰，只有她受过惊吓的面孔。科尔曼·西尔克死了。
当她到校园时，一个人影都不见，只有乌鸦。时光尚早，国旗还没有升起来。每天早晨她总在北大楼顶寻找它，每个早晨，一看到它，便生出一刹那心满意足的感觉。她离家出走，她敢于这么做——她到了美国！对她自己的勇气感到满足，也为她了解这一切的艰辛而心怀感念。但美国国旗不在那儿，她也没有看见国旗不在那儿。除了自己所必须做的，她一无所见。
她有一把巴顿大楼的钥匙，她走了进去。她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完成了这么多了。她犹豫着。她此刻在思索。OK。但她如何进得了他们的办公室去操纵他们的电脑呢？她昨天夜里就应当这么做，而不是慌慌张张地跑掉。为了恢复她的自控力，拯救她的名声，阻止使她身败名裂的灾祸，她必须继续思索。思索是她做了一辈子的事。她从开始上学所受的训练还教过她什么别的事吗？她走出办公室，走过走廊。她的目的清楚了，她的思维也明断了。她将直接走进去把那删掉。她有权删除它——她发送的。她根本就没做那事。那不是有意的。她不负责任。它自己发出去的。但当她扭动他们的门把手时，都上了锁。下一步她试图用她的钥匙开锁，先是她大楼的钥匙，然后她办公室的钥匙，但两把都不行。它们现在开不了，昨晚也不会开得了的。至于思想，巴不得她能像爱因斯坦那样思想，但思想打不开这些门。
回到办公室，她打开档案册。寻找什么呢？她的履历。为什么要找履历？这是她履历的结束。这是我们在美国的女儿的结束。因为结束了，她把抽屉里所有该死的档案一把拉出来，扔在了地板上。整个抽屉都出空了。“我们没有女儿在美国。我们只有儿子。”现在她没有努力让自己动脑子，相反，她开始扔东西。所有堆在她书桌上的东西，所有她墙上的装饰物——什么东西碎了有什么关系？她努力了，她失败了。这是那些无懈可击的档案的结束，也是档案尊严的结束。“我们在美国的女儿失败了。”
她一边啜泣一边拿起话筒给亚瑟打电话。他将一下子跳下床，直接从波士顿驾车赶来。不到三小时他就会抵达雅典娜。九点钟时亚瑟就在这儿了！但她拨的号码却是贴在电话机上的报警号。她并不想拨这个号，就像她不想发送那两封邮件一样，她心里只有一个纯人性的求救愿望。
她说不出话来。
“喂，”另一端的人说，“喂，你是谁？”
她几乎说不出口，在任何语言里的最困难的两个字，自己的名字。无可简约的，不可替代的。代表她的一切。代表她过去的一切。现在世界上最可笑的两个字。
“谁？什么教授？我听不懂你的话，教授。”
“保安吗？”
“大声一点，教授。对，对，我们是校园保安。”
“快来，”她请求说，又一次哭了起来，“立刻来。出了可怕的事。”
“教授？你在哪里？教授，发生了什么事？”
“巴顿。”又说一次让他明白了，“巴顿121，”她告诉他，“鲁斯教授。”
“什么事？教授？”
“可怕的事。”
“你没事吧？出了什么事？什么事？有人吗？”
“我在。”
“没事吧？”
“有人闯进来过。”
“闯进哪里？”
“我的办公室。”
“什么时候？教授，什么时候？”
“我不知道。夜里。我不知道。”
“你没事吧，教授？鲁斯教授，你在吗？巴顿大楼，你肯定吗？”
犹豫。努力想一想。我肯定吗？是吗？“绝对肯定。”她说，此刻啜泣已失去控制，“赶快，求你们！马上赶来，请你们！有人闯进我办公室！一团糟！可怕至极！恐怖之极！我的东西！有人闯入我的电脑！赶快！”
“闯入？你知道是谁吗？你知道谁闯入？是个学生吗？”
“西尔克院长闯入，”她说，“赶快！”
“教授——教授，你在吗？鲁斯教授，西尔克院长死了。”
“我听说了，”她说，“我知道，很可怕。”然后她尖叫起来，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恐怖而尖叫，对他最后所做的事，针对她，针对她的——此后，德芬妮的一天便成了马戏团的演出。
西尔克院长和一个雅典娜学院的清洁女工一起死在车祸里的惊人消息刚刚传到学院的最后一间教室，关于德芬妮·鲁斯办公室遭劫，西尔克院长仅在致命事故前几小时企图利用电子邮箱作案的传言便开始扩散。大家正为这一切不知该是否相信时，突然另外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案发现场情况的故事从镇上传到校园里来，更使大家如坠云里雾中。尽管细节令人发指，故事却据称来自于可靠的源头：发现尸体的州警察的兄弟。据他称，院长失去对车的控制乃是因为坐在他旁边客座上的雅典娜女清洁工，在他驾驶的时候，她正在满足着他的需求。这一点，警察局可以在撞毁的车子被发现并被打捞出河水时，从他衣冠的不整和她身体的部位以及在车里的位置推断出来。
大多数教职员，特别是与科尔曼有多年私交的教授，起初都不愿相信这个故事，而且对将它作为无可辩驳的事实津津有味地钉着不放感到十分义愤——侮辱的残酷性使他们不寒而栗。然而，随着这一天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更多的有关闯入的事实，尤其是更多的关于西尔克跟清洁女工不正当关系的细节也浮出水面：众多的人曾经看到他们俩鬼鬼祟祟地在一起，以至于教师中的年长者也感到越来越难以“坚守”“伤心欲绝的否认”——如同当地报纸第二天在人类兴趣专栏中所称。
此时大家开始记起两年前没有人愿意相信他把两名黑人学生称做幽灵；大家记起他如何在羞辱中退休后和原来的同事绝交，如何对在镇上偶遇他的任何人态度无礼到粗暴的程度；大家记起他大肆张扬地表达对与雅典娜有关的每件事和每个人的厌恶的同时也和自己的孩子分道扬镳……唉，甚至那些在当天一开始根本拒绝流言蜚语、不相信科尔曼·西尔克的生活竟会落到如此可怕下场，不忍心相信一个像他那样享有崇高学术地位、具有超凡魔力的教师，一位精力充沛和富有影响力的院长，一个有魅力、生命力蓬勃、在七十岁依然老当益壮的男子，四个长大成人的棒极了的孩子的父亲，竟然会丢弃一切他曾珍视的东西，陡然滑进一个遭唾弃的乖戾的另类的充满丑闻的死亡。甚至那些人也不得不面对紧接着幽灵事件之后所发生的彻底逆转，这一逆转不仅将科尔曼·西尔克送上黄泉路，而且也造成——不可原谅地造成——福妮雅残酷的死亡。那个不幸的三十四岁不识字的女人，现在人人皆知，他在老年时将她纳为情妇。
【注释】
[1] 中国餐馆的折叠形小饼，内有纸条，上写预测运气的格言或幽默套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