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地方几乎坐满了人就肯定不是偶然的事件了。他们一定自车祸以来便不断地打电话，以当年老戴利竞选芝加哥市长时将选民驱赶到投票站的方式将悼念者聚拢到一起。而且他们一定在基布尔身上狠下了一番工夫，说服他自愿地充当雅典娜罪恶的替罪羊。我越是想象着这两个西尔克小伙子反剪基布尔的胳膊，恐吓他，冲着他吼叫，指责他，也许甚至因为他背叛他们父亲的方式而威胁他，就越发喜欢他们，而且也就越发喜欢科尔曼，为他生下了两个魁梧、坚定、聪明的小伙子，他们对于为他翻案而必须做的一切是没有一丝一毫犹豫不决的。这两个人是会帮助将莱斯特·法利绳之以法，让他在牢房里度过余生的。
我这个信心一直维持到第二天下午，就在他们离开市镇前，他们——用我想象他们说服基布尔一模一样的直截了当的方式——让我明白我必须放弃它：忘记莱斯特·法利以及事故的境况，千万别敦促警察局对此事展开进一步的调查。他们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倘若他们父亲与福妮雅·法利的恋情由于我的强求而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的话，他们的反对将是不计后果的。福妮雅·法利是个他们永远也不想再听见的名字，更不要说是在一场牵涉丑闻的审讯中，审讯将被当地报纸大肆炒作，并给本地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么，科尔曼·西尔克大楼就将成为一个永远不可实现的梦。
“她不是和我们父亲身后的名望相联系的理想的女人，”杰夫告诉我，“我们母亲才是。”马基则说：“那个一文不值的小婊子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都没有。”杰夫又重复一遍。很难相信——面对两人如此炽烈的感情和坚定不移的决心——他们竟然会是加利福尼亚那边的大学理科教授。你会以为他们在经营20世纪福克斯[1]。
赫伯特·基布尔是个身材纤细、皮肤很黑的人，现在已经上了年纪，步履有点僵硬，虽然并没有显出由于病痛而佝偻或颠跛的样子，在他拘谨的举止以及不祥的宣判绞刑的法官似的嗓音里，透露出某种黑人布道士热切认真的风格。他只要说“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就足以臣服信众；他只要从矮墙后默默地凝视一下科尔曼的棺木，然后转身对着全体与会者，宣布他是谁，便可唤醒与朗诵赞美诗相联的感情领域。他严正淡泊得如同刀刃一般——倘若你一不小心便会引祸上身。总而言之，这人不论举止或相貌都令人过目难忘，可以想见当年科尔曼聘任他来打破雅典娜的肤色障碍肯定出自于和布朗其·瑞基雇用杰基·罗宾森组建第一支黑人篮球队相同的原因。在一开始就想象西尔克小子迫使赫伯特·基布尔服从他们的部署并非易事，除非以后你考虑到对一个个性中有着鲜明的虚荣心、不会拒绝委以主持圣礼重任的人来说，上演自我编导的戏剧则是颇有吸引力的。他很有派头地展示出仅次于上苍的权威。
“我名叫赫伯特·基布尔，”他开始说道，“我是政治学系主任。1996年我加入那些在科尔曼受到犯有种族主义过错的指控时不愿意为他辩护的人群——我，十六年前来到雅典娜时，正值科尔曼·西尔克被任命为院长；我，是西尔克院长的第一名学术任命者。太晚了，我站在你们面前，谴责我自己，因为我辜负了我的朋友和恩人。我会尽我所能——同样，太晚了——着手努力纠正冤案，悲哀的、卑鄙的冤案，雅典娜学院在他身上所犯下的。
“在所谓种族歧视事件中，我告诉科尔曼：‘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是故意对他这么说的，虽然也许并非完全出于投机、野心或怯懦的心态，不过他很快就认定那些正是我的动机。当时我想如果我留在后台消解反对的势力会对他更为有利，倘若我公开与他联手，而且，由于我肯定会被授予那个类似万灵丹、愚昧无知武器的绰号‘汤姆大叔’的缘故，反而会使一切变得无计可施。我认为我可以作为发自那阵线内部——而不是外部——的理智的声音，那些人因受到科尔曼所谓的种族主义言辞的挑衅，为两名学生的失败，对他以及学院进行不公正的诋毁。我认为如果我表现得机灵些，耐心些，我可以使得激情降温，如果不能影响那些最极端的对手，至少可以影响我们当地非裔美国人社团中有思想的、稳健的成员及其白人同情者，后者的敌意从来都只是被动和短暂的。我认为，我能够及时地——而且，我希望，越快越好——让科尔曼和控告者之间开展对话，并发表一篇声明，确认导致冲突的误解的性质，因而将这场令人遗憾的事件以某种较为公正的结论收场。
“我错了。我绝对不应当对我的朋友说：‘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说：‘我必须和你站在一起。’我应当反对他的敌人，但不是从内部以迂回曲折、隐晦误导的方式，而应该从外部，做出光明磊落、诚实的努力，以使他能从支持的话语中获得信心，而不是感到孤立以至于酝酿出毁灭性的自暴自弃的情绪，正是这种情绪发展成为伤痛，导致他与他的同事反目，以及从学院退休，并进而导致自我毁灭性的孤立，后者，我相信——对我来说要相信这一点是十分可怕的——导致，并非过于间接地，诸如那天夜里他死在那辆车子里那样的悲剧性的、毫无价值的、毫无必要的死亡。我当时应当大声疾呼，正如我现在以雅典娜教员中资深非裔美国人成员当着他以前的同事、熟人职员的面要说的话，特别是，当着他的孩子们——杰夫和马基，来自加利福尼亚，以及马克和莉萨，来自纽约——要说的话：“科尔曼·西尔克在他为雅典娜学院服务期间从来没有以任何偏离公正的方式对待过他的任何一个学生。从来没有。
“所谓的错误行为从未发生过。从未。
“他被迫经历的一切——指控、面谈、质询——直至今天，今天，比任何一天都更令人感到，依然是对这所机构的抹黑。在这里，在新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程度地表现出美国是个人决不屈从于吹毛求疵社团高压的地方——我们不由得想起霍桑、麦尔维尔和梭罗——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以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是规章制度，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拒绝盲目接受习以为常的以及被公认为真理的正统观念，一名美国个人主义者并不时刻按大多数人的礼仪和情趣的标准生活——再一次，一位卓越的美国个人主义者遭到朋友和邻居野蛮的践踏，以致他孤立地度日直至死亡，被他们道德的愚昧剥夺了他道德的权威。是的，是我们，道德上愚昧不堪的吹毛求疵的社团，毫无廉耻地玷污了科尔曼·西尔克的好名声，并以此贬低了我们自己。我特别代表那些和我情况相似的人讲话，那些人与他过从甚密，并因而了解他对雅典娜全心全意效忠的程度，以及作为教育家他奉献精神的纯洁性，但他们却出自于各种自欺欺人的动机，出卖了他。我再说一遍：我们出卖了他。出卖了科尔曼，出卖了艾丽斯。
“艾丽斯的死，艾丽斯·西尔克的死，正好发生在……”
我左边第二个座位上，斯莫基·霍伦贝克的妻子开始淌眼泪了，附近还有几个女人也哭了。斯莫基本人朝前倾着身子，额头轻轻地托在两只手里，他双手手指交叉着，放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做出一副模糊的类似祈祷的姿态。我猜想他是要我或他太太或其他可能看着他的人相信科尔曼·西尔克所遭受的不义行为令人无可容忍。我猜想他是想显出充满同情的样子，然而了解他身为模范丈夫所隐瞒的一切，他生活中的狄奥尼索斯层面，上述推断实在是令人难以下咽。
但，不谈斯莫基，聚焦在赫伯特·基布尔每一个字上的全神贯注的注意力，这种注意力在我看来却是发自内心的，足以让我想象在场的所有的悼念者都难以不对科尔曼·西尔克所忍受的冤屈感到悲伤。我怀疑，当然，基布尔对于他自己没有在幽灵事件中站在科尔曼一边的合理化解释是否是他自己的杜撰或是西尔克小伙子们想出来的一招，以便让他按他们的要求办，又保全他的颜面。我怀疑他的合理化解释是否能恰如其分地描述他的动机——当他说那句科尔曼痛苦地向我重复多次的话：“我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和你站在一起。”
为什么我不情愿相信这个人？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一个人的怀疑心修炼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对谁都不相信了？肯定的，两年前，当他保持沉默，没有站起来为科尔曼辩护的时候，原因是人总是不愿多嘴的，因为沉默符合他们的利益。自私的权宜之计并非是个深不可测的动机，赫伯特·基布尔不过又是一个出来打扫记录的人而已，虽然以一种大胆，甚至有趣的方式，将罪孽拉到自己的身上，但事实仍然是他在紧要关头没有行动，因此，我想，代表科尔曼操他的。
当基布尔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前，停下来和每一个科尔曼的孩子握手时，这简简单单的姿态却更加剧了由他的讲话所煽起的几乎是狂暴的激情。之后会安排什么呢？有一会儿什么也没安排，只有沉默，棺木和人群感情的陶醉。随后莉萨站起来，登上那几级台阶，走上讲台，在读经台后说：“马勒《第三交响乐》的最后乐章。”这就对了。他们不遗余力。他们播放马勒。
唉，有时你是不能听马勒的。当他选中你，让你浑身震撼时，他岂会半途而废。不到结束，我们全都痛哭流涕了。
只是对我自己说说罢了，我认为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像这样使我悲痛欲绝，除非聆听斯蒂娜·帕森1948年在科尔曼床前唱的《我爱的人儿》。
难忘向公墓走去的三个街区的行程，因为它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似的。有一会儿我们被马勒柔板乐章绵延不绝的脆弱所麻木，那并非艺术、并非计谋的单薄，那几乎显得是随着生活累积的节奏而展开的，随着生活所有的对死亡的不甘而延伸的脆弱……有一会儿我们被那精致绝伦的堂皇与亲昵的结合所麻木，先是由弦乐器静谧、悠扬、克制的激情开始，然后一浪高过一浪地汹涌澎湃着通过厚重的假声结尾，最后汇合成真正的、持久的、气势恢弘的尾声……有一会儿我们被哀歌式的膨胀、升腾、层层迭起、又复归原位的旋律所麻木，那哀歌以一种一成不变、永不妥协的斩钉截铁的步履向前，向前，向前滚动，然后又回归原处，犹如无穷无尽的痛苦、渴望……有一会儿我们，由于马勒不断高涨的情绪，进入科尔曼的棺木，与他分担无底深渊似的恐怖和逃离死亡的热切欲望。突然不知不觉地我们这六七十人的队伍便抵达了墓园，看他下葬，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一个所能设计出来的合乎常理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但却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彻底理解的。每次你都得亲眼目睹才能信以为真。
我怀疑大多数人是否原来便打算一路陪同尸体来到墓地，但西尔克孩子们具有召唤悲哀并使之持续的能力，而这，我认为，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人紧紧地拥挤在将成为科尔曼永恒家园的墓穴周围的缘故。大家似乎都急不可待地想爬进去代替他，献出我们自己，充当他的代理、替身、陪葬品，倘若那将神奇地使得——根据赫伯特·基布尔自己的招供——几乎是在两年前从科尔曼身上盗窃的楷模性的生命重新复活。
科尔曼将被安葬在艾丽斯身边。她墓碑上刻着1932—1996。他的将刻上1926—1998。数字何其直截了当，可它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所能表达的含义又是何等的微不足道。
不等我意识到有人在吟诵，已听到珈底什[2]的声音了。一刹那间我以为一定是从公墓的另一个地方传过来的，突然明白声音来自墓穴对面，马克——最小的儿子，愤怒的儿子，像他的双胞胎姐姐一样，长得酷似父亲的儿子——单独一人站着，手中捧着书本，头上戴着小帽，正用柔和、哽咽的嗓音吟咏着熟悉的希伯来祷文。
在美国多数人，包括我自己以及，大约，马克的同胞手足，都不知道这些字的意义，但几乎每个人都察觉到它们携带的令人清醒的信息：一个犹太人死了。又一个犹太人死了。似乎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果而是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结果。
在马克读完以后，他合上书本，然后，在他使每个人心中升起一种阴霾的宁静之后，他自己却被歇斯底里所控制。这就是科尔曼葬礼的结束——这次我们大家都眼望着马克泣不成声，手足无措，他只顾无助地在空中挥舞双臂，大张着嘴巴，放声恸哭。这悲伤的自然之音，甚至比他诵读的祷文更为古老，越变越强烈，直到他看见他的姐姐张开双臂朝他奔过来，他把他扭曲的西尔克面孔转向她，以纯粹是孩子般的惊讶叫道：“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了！”
我心里的想法并不是我最为大度的想法。那天很难产生落落大方的念头。我想，这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当他在这儿的时候，你可并没有像现在这么迫切地要见到他啊。
马克·西尔克显然原本以为他父亲会一直待在不远的地方，让他永远地恨下去。恨，恨，恨，恨，然后，在他本人认为合适的时候，在指控的场面达到顶峰，并且在他已经用为人之子的怨恨将他鞭打得只剩一英寸长的性命以后，再实施宽恕。他以为科尔曼将一直待在这儿，直到整场戏剧演完为止，仿佛他和科尔曼并非在生活中各自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坐在雅典卫城南面的山坡上，坐在一个供奉狄奥尼索斯的露天剧场里，在这所剧场里，当着一万名观众的面，戏剧的三一律曾经被严格地遵循着，而伟大的净化轮回一年一度地上演着。人类对于开场、中间和结尾的向往——结尾必须与开场和中间大小相称——从来没有像在科尔曼所教授的戏剧里那么彻底地实现过。但除了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典悲剧里，对事物圆满的期待——更不要说对一个公正、完美结局的期待——不过是成年人所怀有的愚蠢幻想而已。
大家开始三三两两地散开。我看见霍伦贝克夫妇向着附近的街道，沿着墓碑之间的小道慢慢走去，丈夫的胳膊搂着太太的肩膀，爱护地引领她离去。我看见了年轻的律师纳尔逊·普赖姆斯（曾在幽灵事件中代表科尔曼），和他一起还有位怀孕的年轻女子，正在啜泣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我看见了马克和他的姐姐，他仍然需要她的安慰。我看见杰夫和马基，两位以如此专业的手腕主持了这场仪式，正在离我几码远的地方和赫伯特·基布尔轻声交谈。我自己没有离开，因为莱斯特·法利的缘故。在这座公墓外面，他继续不受干扰地逞强霸道，逍遥法外，制造着他自己的残忍的现实，一个野蛮人，与任何一个他喜欢的人，以任何一种他喜欢的方式发生着冲撞，这统统出自于他内心的、将他想要做的一切都合理化的理由。
肯定的，我知道不存在圆满，不存在公正和完美的结局，但这并非意味着——站在离开安放棺木的新坟不过几英尺的地方，我并不固执地思索着——这个结尾，即使如愿以偿地永远重新确立了科尔曼在学院史上受人尊崇的地位，还是远远不够的。仍有太多的真相隐藏着。
我指的是有关他死亡的真相，并非一两分钟后将大白于天下的真相。真相与真相环环相扣。虽然世上满是那种自以为他们将你或你的邻居看透了的人，实际上未知的东西却深不可测。关于我们的真相是无穷无尽的，谎言也同样如此。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想。遭到思想高尚者的谴责，受到正直之士的污垢，尔后被具有犯罪倾向的疯子消灭掉。遭到被拯救者、被选中者无处不在的当下道德标准的放逐，然后被残酷的魔鬼一笔勾销。人类的两种急需在他的身上找到了结合点。纯洁的以及不纯的，双双嗷嗷待哺，蠢蠢欲动，在彼此对敌人的需求上相依相存。遭到双人锯的毒手，我想，被这个世界阴毒的锯齿，被这个世界固有的敌意所腰斩。
一个女人，独自留在敞开的墓穴边，和我一样靠得很近。她沉默着，看上去并没有哭泣。她甚至好像都不在场似的——也就是说，不在墓园里，不在葬礼上。她好像正待在街角，耐心等待下一班公交车。是她将手袋规规矩矩地拿在面前的样子让我想起一个准备好付款的乘客，然后随车去到她要去的地方。我可以判断她不是白人——只要根据她突出的下颚和她嘴巴的形状，根据某种暗示性地将她下半部面孔的轮廓突出去的东西，同时，也根据她发式的僵硬质地。她的面容并不比一个希腊人或摩洛哥人更黑，也许我不会将一个又一个线索加在一起，正经八百地断定她是个黑人，倘若不是因为赫伯特·基布尔是仅有的几名尚未回家的人之一。因为她的年龄——六十五，也许七十——我猜测她必定是基布尔的妻子。难怪，她看上去仿佛入定了一般。听着她丈夫公开地将自己（不论由何种动机所左右）作为雅典娜的代罪羔羊绝非易事，我可以理解她会有许多想法，可能要花上比葬礼更长的时间才能化解。她的思绪必定仍然停留在此前他在里山界教堂所说的话上。她正待在那儿。
我错了。
当我转身时，她碰巧也转过身来，于是，只隔着一两英尺，我们四目相视。
“我叫内森·祖克曼，”我说，“我是科尔曼生命后期的朋友。”
“你好。”她说。
“我相信你丈夫今天改变了一切。”
她并没有好像我错了似的看着我，虽然我是错了。她也没有不理我，决定摆脱我，继续往前走。她也没有显出不知所措的样子，虽然她若是进退维谷，是会不得不那样的。科尔曼生命后期的朋友？考虑到她的真实身份，她又如何能说一声“我不是基布尔太太”便径自走开呢？
但她所做的只是站在那儿，面对着我，毫无表情，似乎被当天的一系列事件及启示惊呆了。不设法了解她是科尔曼的什么人，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所注意到的，很快注意到的，以快速的累计法得出的，如同通过你不断放大到正确聚焦点的望远镜所看见的辽远的星辰一样，并不是与科尔曼的相似之处：我所看到的——此时我终于看到，历经一切才看到，清晰地通往科尔曼秘密的东西——是与莉萨面部的相似之处：莉萨较之于她父亲的女儿，更多地却是她姑妈的侄女。
我从欧内斯廷嘴里——葬礼后待在我居屋里的几小时内——得知了大部分我现在知道的有关科尔曼在东奥兰治长大的故事：关于芬斯特曼医生企图叫科尔曼在期终考试时假装失手，以便让伯特·芬斯特曼超越他，成为年级致告别辞代表；西尔克先生如何在1926年发现东奥兰治的房子，至今欧内斯廷依然住在里面，当年卖给父亲的那对“夫妻”，欧内斯廷告诉我：“实在给他们隔壁的人家气疯了，所以决定把房子卖给有色人种以此羞辱他们。”（“瞧，你可以判断我所属的的时代。”她那天后来对我说，“我使用了‘有色人种’以及‘尼格罗’这个词汇。”）她告诉我她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眼镜店，如何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克服了沮丧情绪——“我不肯定，”她说，“他是否真的克服了”——又如何找到一份餐车服务员的工作，并在余生中一直为铁路服务。她谈到西尔克先生如何把英语称做“乔叟、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语言”，并坚持要孩子们不仅学会中规中矩地讲话，而且还要他们逻辑地进行思维、分类、分析、描述、举一反三，不仅学英语还要学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如何把他们带到纽约博物馆，带他们去看百老汇戏剧；如何，当他发现科尔曼秘密地成为纽瓦克男孩俱乐部的一名业余拳击手时，用那个无须提高音量便辐射出权威的嗓门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父亲我会说：‘昨晚你赢了？好。现在你可以以不败的记录退休了。’”从欧内斯廷的嘴里我得知奇斯纳医生——我本人在纽瓦克参加他的课余班的那一年中的拳击教练——如何在科尔曼离开了男孩俱乐部后对小科尔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如何要他为匹茨堡大学打拳，本可以为他作为一名白人拳手申请到匹茨堡奖学金，但科尔曼如何报考了霍华德，因为那是他父亲的计划。他们父亲如何在一天夜里在火车餐车上服务时倒地身亡，科尔曼如何立即退出霍华德，参加了海军，而且是以白人的身份。从海军退役后他如何搬到格林尼治，上了纽约大学。他如何在一个星期天把那个白人女孩带回家来，那个从明尼苏达来的漂亮姑娘。那天饼干如何烤焦了，因为她们统统一心一意地只顾着别说错话。如何，大家有福，瓦特已经开始在阿斯伯里园教书，那天不能驱车回家吃饭，每件事如何进行得尽善尽美，以至于科尔曼找不出抱怨的理由。欧内斯廷告诉我，科尔曼母亲对那姑娘是如何温厚。斯蒂娜。她们对斯蒂娜是如何地关切和蔼——斯蒂娜对她们也一样。他们母亲如何一贯地辛勤操劳，她如何在他们父亲死后完全凭借优秀的业绩被提升为纽瓦克一所医院的第一位有色人种护士长。她如何疼爱她的科尔曼，科尔曼如何不论做什么都不能摧毁他母亲对他的爱，甚至决定以假装他母亲是别的什么人，一个他从未有过的、从未存在过的母亲，甚至这也不能使西尔克太太放弃他。在科尔曼回家来告诉他母亲，他准备和艾丽斯·吉特尔曼结婚，她将永远也不会成为她媳妇的婆婆或她孙子孙女的奶奶之后，或当瓦特禁止科尔曼再与家人有任何联系的时候，以及瓦特如何正告他们母亲——以他们父亲统治他们时所用的同样的坚定不移的权威语言——她也不可以再和科尔曼联系的时候，她也没有放弃他。
“我知道他是好意，”欧内斯廷说，“瓦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母亲，使她免受伤害。让她每逢生日、节日、圣诞节时不会因为科尔曼而伤心。他相信如果通讯线路畅通，科尔曼就会再让母亲心碎一千遍，跟他那天所做的一模一样。瓦特对科尔曼非常气愤，因为他事先没做任何准备便跑到东奥兰治来，没跟我们任何人打招呼，而且告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一个可怜的寡妇，就像法庭宣判似的。弗莱彻，我丈夫，总为瓦特的做法提供一个心理原因，但我却认为弗莱彻不对。我不认为瓦特真正妒忌过科尔曼在母亲心中的地位。我不接受这种说法。我认为他受到侮辱，因而火冒三丈——不仅因为母亲的缘故，而且为我们大家。瓦特是家里的政治成员，当然他要发火了。我自己并没有以那种方式发火，我从来没有过，但我可以理解瓦特。每年科尔曼生日的那一天我总要打电话到雅典娜跟他谈谈。一直到三天前。那天是他生日。他七十二岁生日。我想就是他遇害的那一天。他吃过生日晚宴后开车回家。我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没人接电话，所以我第二天又打。我才得知了他的死讯。房子里有人拿起话筒，告诉了我。我现在知道那是我的一个侄子。我只是在科尔曼的妻子死了，他离开学院，一个人住以后，才开始把电话打到他家里的。在那以前我总是打到办公室。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觉得没有必要。在他生日那天给他打电话。在母亲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在我结婚时给他打电话。在我儿子出生时给他打电话。在我丈夫死的时候给他打电话。我们总是聊得很开心。他总是想听各种消息，甚至包括瓦特和他提级的消息。每次艾丽斯生孩子，杰夫、马基，还有马克，我都接到科尔曼的电话。他打到我学校来。那对他来说总是个重大的考验。他生那么多孩子和命运较量，因为他们和他所抛弃的过去在基因上是互相连接的，总会有机会，你知道，他们可能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回到过去。他非常担心，这种事很可能发生的——有时的确发生过，但他还是不顾一切生下了他们，那也是计划的一部分。过一个充实、正常、硕果累累的生活。不过，我相信，尤其是在头几年里，自然每当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时，科尔曼都要为他自己的决定遭受内心的煎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逃得过科尔曼的注意，在感情问题上也一样。他可以和我们断交，却不能和他自己的感情一刀两断，在有关孩子的问题上尤其如此。我想他渐渐明白隐瞒对于一个人的身世来说如此关键的事情是很可怕的，知道他们的承传乃是他们生存的权利，而且还隐含着危险。想想看，倘若他们的孩子生下来时一眼就看出是黑人的话，他将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什么灾难啊。至今为止他还算幸运，我指的是在加利福尼亚出生的两个孙儿。但想想他的女儿，还没结婚。假设有一天她有个白人丈夫，这是完全可能的，她生下个黑孩子，她有可能——很有可能，她作何解释呢？她丈夫会怎么想呢？他会以为他孩子是别人的。一个黑人。祖克曼先生，科尔曼不告诉他孩子们真相是极其残酷的。这并非瓦特的评判——是我的。如果科尔曼一定要将自己的种族作为秘密加以隐瞒的话，那么他应当付出的代价便是不生孩子。他知道。他不能不知道。相反他埋下了一颗没有引爆的炸弹。那颗炸弹在我看来当他谈到他们的时候始终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特别是当他谈起，不是那双胞胎女儿，而是那双胞胎儿子，马克，跟他麻烦不断的那个男孩时。他对我说马基大约因为他自己的理由而恨他，但却好像已经猜到了真相似的。‘我罪有应得，’他说，‘即使他出自错误的原因。马基甚至连出自真相恨他父亲的奢侈都没有享受到，是我剥夺了，’科尔曼说，‘他那部分生的权利。’我说：‘但他也可能根本不因为那而恨你，科尔曼。’他说：‘你没听懂我的话。并不是他会因为是个黑人而恨我，这不是我所谓的真相，我指的是他会因为我从来没告诉过他，因为他有权利知道。’因为有着那么多引发误解的事情，我们就不再继续谈那个话题了。但很清楚，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和孩子们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谎言上，一个可怕的谎言。马基出于直觉，感到孩子们带着他们父亲相同的基因，并且将把这种相似点传给他们自己的后代，至少在基因里，也许甚至在可察觉的肉体上，却没能完全探知他们现在是谁，他们过去是谁。这有点猜测的性质，不过我有时认为科尔曼把马基看做是他对他自己母亲所作所为的报应。虽然，这，”欧内斯廷谨慎地补充道，“是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至于瓦特，我要说的是他所做的一切乃是继承我们父亲的遗愿，保证母亲不会一次又一次地肠断心碎。”
“她的心碎了吗？”我问。
“祖克曼先生，不可复原——永远没有。在她在医院里临终的时候，在她弥留之际，你知道她说什么？她不断地呼叫护士，就像过去病人呼叫她一样。‘哦，护士，’她说，‘哦，护士——把我送上火车。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婴儿。’一遍又一遍，‘我家里有个生病的婴儿。’我坐在她床边，握着她的手，看着她死去，我知道那生病的婴儿指的是谁。瓦特也知道，是科尔曼。她是不是会好过些，要是瓦特没有用他那种将科尔曼永远驱逐出去的方式加以干涉的话……唉，我还是不能肯定。但瓦特作为一个男子，他的特殊才能是他的果断。也是科尔曼的。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很果断。爸爸是那样，他的父亲也是那样，祖父是佐治亚州卫理公会的牧师。这些男人一旦做出决定，便一言九鼎。不过，他们也得为自己的决断付出代价。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我今天明白了。但愿我父母当年也明白。我们是个教师之家。自我祖母开始，当她还是个年轻的女奴时，就由她的女主人教会了识字，后来，黑奴解放后，进入当时叫做佐治亚有色人种州立师范及工业学校。就这么开始的，就这样我们成了现在的样子。这就是我看见科尔曼的孩子们时所意识到的。他们中除了一个全是教师。我们所有的人——瓦特、科尔曼、我——也都是教师。我自己的儿子是另外一回事。他没读完大学。我们之间有些龃龉，现在他有个重要的另一半，就像人家说的，而我们对于那个看法也不尽相同。我应当告诉你，白人阿斯伯里园的学校体制中，在瓦特1947年去报到的时候没有有色人种教师。你必须记住他是第一个。随即又是他们的第一任黑人校长。随后又是他们的第一任学校督察。这让你对瓦特多少有些了解。那儿已经有一个很有根基的黑人社区，但直到瓦特四七年去了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他的果断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使你出生在纽瓦克，我也不敢肯定你知道1947年前新泽西一直在法律上、制度上赞成种族隔绝、种族歧视的教育。在多数社区里既有有色人种学校，又有白人学校。在南泽西的初级教育中存在着严格的种族隔离。从特伦顿、新布伦斯威克起，一路南下，你看到的都是种族隔离学校。还有普林斯顿。还有阿斯伯里园。在阿斯伯里园，瓦特刚去的时候，有一所叫做斑恩大街的学校，其中一所——东校或西校——是给住在斑恩大街周边的有色人种孩子念书的，另一所则是给住在那附近的白人孩子念书的。其实是一幢房子，但分成两半，当中用一道篱笆隔开，一边是有色人种孩子，另一边是白人孩子。同样的，一边的教师是白人，另一边的是有色人种。校长是白人。在特伦顿，在普林斯顿——而普林斯顿不算南泽西——直到1948年还有隔离学校。并不在奥兰治也不在纽瓦克，虽然曾有一度即使在纽瓦克也有一座有色人种学校。那是在20世纪初期。但在1947年——我回到瓦特在这一切中的位置，因为我要你理解我的哥哥瓦特，我要你在一个当时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看待他和科尔曼的关系——那时民权运动还远未发生，甚至科尔曼的行为，他所做的决定，抛弃他的黑人血缘，以另一个种族的成员生活，那在民权运动之前绝非匪夷所思的决定。就有电影讲这种事。记得吧？一部叫做《平克顿私家侦探》，还有一部，梅尔·弗乐主演的，不过片名不记得了，也很火爆。改变你的种族——没有民权可言，没有平等，于是大家就往那上面想，做白人也做有色人种。也许有这想法的比付诸实施的要多，但这个念头还是使人着迷，如同迷上神话一般。但在1947年，州长召集了一个宪政会议，修改新泽西州宪法。那是有意义的开端。其中一项修改是此后新泽西不会再有隔离或歧视性的国民卫队单位。新宪法第二部分，第二个改变，说不再强迫儿童在他们的社区经过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去上学。措辞大约是这样。瓦特可以逐词逐句地说给你听。这些修改取消了公立学校和国民卫队中的隔离。州长和教育董事会必须执行。州董事会叫所有的地方教育董事会着手履行合并学校的计划。他们建议首先将学校的教员合并起来，然后再慢慢地将在校的学生合并起来。瓦特打完仗回家，还是个蒙特克莱尔州立大学学生的时候，就到过阿斯伯里园，他属于那种关心政治的类型——一个享受军队奖学金的退役军人，已经在为新泽西学校合并而积极战斗。甚至在宪法修正之前，当然还有在修正之后，瓦特一直是在合并学校的战斗中最活跃的一分子。”
她所要强调的是，科尔曼并非是那些为消除隔离，为种族平等，为民权而斗争的退役陆军中的一分子；以瓦特的观点，他除了为自己之外，从来没有为任何其他的事情进行过战斗。西尔基·西尔克。那就是他进行战斗的身份，他战斗的目的，也是为什么瓦特永远不能忍受科尔曼的原因，即使当科尔曼还是个小男生的时候。为自己而投入，瓦特过去常说。如果永远只为科尔曼一个人而投入，他所要的一切就是走人。
我们在我家里吃过午饭已有好几个小时了，但欧内斯廷却没有显出丝毫疲惫的迹象。每件事都在她脑海里盘旋——并不只是由于科尔曼的死，还由于她在过去五十年里努力探索的有关他秘密的一切——以致她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不一定是她这个当了一辈子严肃的小城镇教师的妇人一贯的说话风格。她是个相貌端庄的女人，显得很健康，虽然面孔略显干瘪，你绝不可能想象她有过人的食量。从她的衣着和姿态，从她吃午饭时谨小慎微的举止，甚至从她在椅子上的坐姿，就可清楚地判断出她的个性是委曲求全的，在任何冲突中的条件反射是自动地充当调停者——完全操控着理智的反应，更愿意当个听众，而不是谈话者。然而由于她声称自己为白人的哥哥死亡——一个对她的家人显得仿佛是漫长、悖谬、蓄意傲慢的背叛的生命的终结——其引发的激动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却是难以用惯常的尺度加以衡量的。
“母亲直到入土都不明白科尔曼为什么要那么做。‘六亲不认。’她是这样说的。在母亲家里他并不是第一个，有过其他的人，但他们是别人，他们不是科尔曼。科尔曼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个黑人而发过脾气。据我们所知没有过。这是事实。当个黑人对他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你会看见母亲夜里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你知道她正在猜想：会不会是这，会不会是那？是不是为了摆脱爸爸？但等到他那么做的时候，爸爸早已过世。母亲会提出原因，但没有一个是有充分的说服力的。是否因为他认为白人比我们优秀？他们比我们有钱，肯定的——但比我们优秀？他相信这一点？我们连最细微的证据都从来没有看到过。现在，人一长大便出走，和他们的家人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必是有色人种才那么做，这种事全世界每天都有。他们那么恨所有的一切，所以一走了之。但科尔曼小时候心里没有仇恨，他是你看都看不够的最轻松活泼、乐观的孩子。长大以后，我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瓦特比科尔曼不快乐得多了。他有那么多的成功，那么引人注目……不，母亲始终没有明白。思念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照片。他的成绩单。他的田径奖章。他的年级证书。他当选年级致告别辞代表的证书。甚至到处可见科尔曼的玩具，他小时候喜欢的玩具。她保留着所有这些，她瞪着眼望着它们，仿佛算命的人凝视水晶球，似乎它们会揭示一切。他有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他所做的事？他有没有，祖克曼先生？他有没有告诉他妻子？他的孩子？”
“我想他没有，”我说，“我肯定他没有。”
“所以他始终是科尔曼。决定要做，做不到，便誓不罢休。这是他从还是孩子时起身上就有的特别的东西——他全身心地坚持一项计划。对他的每项计划他都矢志不移。所有由那个大谎言所必须引发的谎言，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同事，他统统坚持到底。甚至作为犹太人下葬。哦，科尔曼，”她伤心地说，“如此坚定。坚定，先生。”在这一刹那，她更像在笑，而不是哭。
作为犹太人下葬，我想，而且，如果我猜想得正确的话，作为一名犹太人，遭到杀害。扮假者遇到的又一个问题。
“如果他曾对什么人坦白过，”我说，“也许是对那个跟他一起死的女人。对福妮雅·法利坦白过。”
她清楚地表明她不愿听到那女人的名字，但因为她很通情达理，所以不得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是我的想法而已，”我说，“与我感觉得到的他们之间的盟约紧密相连——他必须告诉她。”所谓“他们之间的盟约”一说，我指的是他们两人都认识到没有简捷明快的出路，但我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对欧内斯廷。“瞧，今天从你这儿了解了这么多的事，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都得重新思考。我真不知道如何着手。”
“那么，你现在是西尔克家的一名荣誉成员了。除了瓦特，对于有关科尔曼的一切我们谁都不知道该怎么思考。他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坚持，为什么母亲非得那样死。如果瓦特没有制定那道规定，”她说，“谁知道事态会如何发展？谁知道科尔曼会不会随着岁月的消逝、决心的软化而告诉他妻子？说不定还会有一天告诉他孩子。告诉全世界。但瓦特及时地冻结了一切。那从来就不是个好主意。科尔曼那样做的时候还只有二十几岁。二十七岁的一颗炮仗。但他不会永远二十七岁。不会永远是1953年。人要老的。国家要老的。问题要老的。有时问题就这么老得消失了。然而瓦特使它冻结了。当然，如果你以狭窄的眼光，仅仅以社会利益的观点看问题，当然当时对谈吐优雅的黑人中产阶级而言，按科尔曼的做法行事是有利可图的，正如今天做梦都不想那么干才是有利可图的一样。今天，倘若你是个中产阶级有知识的黑人，想要你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如果你需要全额奖学金，你连做梦也不会想到要说你不是有色人种。你根本就不会那么做——尽管你皮肤可能很白。现在不那么做才是有利可图的，就像当时那么做是有利可图的一样。所以又有什么区别呢？但我能对瓦特那么说吗？我能对他说：‘真的有什么区别？’首先因为科尔曼对母亲所做的事，其次因为当时瓦特眼里有一场仗要打，而科尔曼不想仅为那些原因而战斗。我当然不能说，虽然不认为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努力过。瓦特实际上并不是个苛刻的人。你想听听我哥哥瓦特的事?1944年瓦特是有色人种步兵连的一名自动枪手。他和他部队的另一名士兵一道守在比利时的一座山脊上，俯瞰敷设了铁轨的山谷。他们看见一名德国兵沿着铁轨往东走。肩上挎着个小包，边走边吹口哨。和瓦特在一起的士兵举枪瞄准。‘你干什么？’瓦特对他说。‘我要杀死他。’‘为什么？住手！他在干什么？在走路。可能正往家里走。’瓦特得用劲才把枪从那个家伙手上夺下来。一个南卡罗纳的孩子。他们走下山脊，拦住德国兵，将他俘虏了。原来他真的是走回家去。他有个假期，他唯一知道通往德国的路便是沿铁轨往东走。是瓦特救了他的命。有多少士兵那么做？我哥哥瓦特可以是个铁石心肠的人——如果他不得不那样做的话，但他也是个血肉之躯。因为他是血肉之躯，他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种族的利益。所以我试过和他谈，有时候努力对瓦特说些我自己将信将疑的话。科尔曼是他时代的一部分，我告诉他，科尔曼不能等到通过民权运动获得他的人权，所以他跳了一级。‘历史地看他，’我对瓦特说，‘你是个历史教师——把他当做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告诉他：‘你们一个也没有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你们两人都是斗士，而且你们两人都战斗了。你以你的方式战斗，科尔曼以他的方式战斗。’但这种推理对瓦特没有效果。什么都不起作用。那是科尔曼成人的道路，我告诉他——但他不愿接受。对瓦特来说，那是科尔曼不想成人的道路。‘对，’他对我说，‘对。你哥哥多多少少成为他想成为的东西，除了他是个黑人。除了，除了，这个除了改变了一切。’瓦特不能改变他一贯对科尔曼的看法。我又能怎么办呢，祖克曼先生？因为瓦特哥哥当时冻结了科尔曼和我们家的关系而恨他？由于科尔曼哥哥对母亲的所作所为，他让那可怜的女人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天都痛苦不堪，而恨他？因为倘若我恨我两个哥哥的话，那为什么停下来呢？为什么不为我父亲所做的一切错事而恨我父亲呢？为什么我不恨我死去的丈夫呢？我没有嫁给一个圣人，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爱我丈夫，但我看得很清楚。我儿子又如何呢？要恨这个男孩根本不难。他索性走开，让你清静。但恨的危险是，一旦你开始启动它，你就会得到比你想要的多一百倍都不止的恨。你一旦启动，就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恨更难驾驭的东西了。戒酒比控制恨容易多了。这可是有意义的。”
“你以前知道，”我问她，“为什么科尔曼从学院退休吗？”
“不知道。我以为他到了退休年龄。”
“他从来没告诉过你？”
“没有。”
“所以你不会明白基布尔说的是什么。”
“不完全明白。”
于是，我告诉她幽灵的事，告诉她整个的来龙去脉。当我讲完的时候，她摇着头直截了当说：“我不相信曾听到过一所高等院校做出过比这更愚蠢的事了。听起来我觉得更像一个愚昧的故事。迫害一位教授，不论他是谁，不论他的肤色，污蔑他，侮辱他，剥夺他的权威、他的尊严、他的威信，就因为那么一件愚蠢的、微不足道的事情。我是我父亲的女儿，祖克曼先生，一位讲究辞藻的父亲的女儿，而每一天我听到别人使用的词汇，使我感到越来越不是对事物真实的描述。从你告诉我的话里，听起来今天在大学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听起来好像里头的人都忘记了该教什么。听起来好像他们所作所为更接近于演滑稽戏。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反动权威，这儿在雅典娜他们似乎来势汹汹。一个人得那么害怕他所使用的每一个词吗？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到哪里去了？在我童年时代，你也一样，每一个新泽西的中学毕业生在毕业时都必须手持两样东西：一张文凭和一本宪法。你记得吗？你必须学一年的美国史和一学期的经济学——当然，如今你不必了：‘必须’已经从课程表中消失了。当时我们许多学校在毕业典礼时传统地由校长给你颁发毕业文凭，另外一个人发给你一本美国宪法。今天没有几个人对美国宪法有个合情合理的清楚的了解。在美国，据我所见，每时每刻都在变得越来越愚昧。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那些补习班，教孩子他们早该在九年级就学会的东西。在东奥兰治中学，他们早就不读古典名著了。他们甚至都没有听说过《白鲸》，更别说阅读了。我退休那年，小年轻来找我，对我说为了黑人历史月他们将让一个黑人读一篇黑人写的日记。我想问他们，黑人写的，还是白人写的，又有什么区别？我对黑人历史月根本不感兴趣。我把2月里举办一个黑人历史月并集中学习黑人史比做即将变酸的牛奶——你依然可以喝，不过就是味道不正罢了。如果你要学习马修·韩森，并发现有关他的事，那在我看来在你研究其他的探险者时，研究马修·韩森就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