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马修·韩森是谁。”我对欧内斯廷说。我怀疑科尔曼是否知道，他是否想知道，是否不想知道乃是促使他做出决定的原因之一。
“祖克曼先生……”她温和地说，但还是让我感到无地自容。
“祖克曼先生年轻时没有参加过黑人历史月的活动。”我说。
“是谁发现北极的？”她问我。
我突然打心眼里喜欢上了她，她越变得咬文嚼字地好为人师，我越是喜欢她了。我开始和喜欢她哥哥一样地喜欢她了，虽然原因不同。我现在看出来了，如果你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就不难辨别出科尔曼是什么样的人。人人皆知……哦，愚蠢，愚蠢。愚蠢的德芬妮·鲁斯。一个人的真相无人得知，而且往往——正如在德芬妮自己的案件中一样——本人最不知情。“我忘记了是皮尔里还是库克，”我说，“我忘记了哪一个先到达北极。”
“韩森比他先到。当《纽约时报》报道时，他受到充分的赞扬。但等到他们写历史书的时候，你只听到皮尔里的名字。如果爱德蒙·希拉利爵士被称做爬到了珠穆朗玛峰，那你就不会听到有关坦京·诺基的一个字了。我的意思是，”欧内斯廷说，此刻，她置身于她的小天地中，一副专业人士的庄重与训导的模样，但不像科尔曼，她从头到脚都按她父亲对她的期待塑造而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门有关健康或随便什么的课程，那么你会研究查尔斯·德鲁博士。你听到过他吗？”
“没有。”
“很遗憾，祖克曼先生，我过一会儿告诉你。但当你有健康课程时你会研究德鲁博士。你不会把他放在2月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你在研究有关探险家、保健人士和其他所有的人时，读他们的书。但现在只有黑人这，黑人那。我尽最大的努力容忍这些，但并不容易。多年前，东奥兰治中学是优秀的。从东奥兰治中学，特别是从优等生班毕业的学生，可以自主挑选大学。哦，可别让我就这个题目开讲。由‘幽灵’那个词在科尔曼身上引发的事端出自同一个巨大的失误。在我父母的时代，你我的时代中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此，责任由那个不及格的人承担。现在则是课程。阅读古典作品太难，所以该谴责的是古典作品。当今学生把自己的无能当成特权加以宣扬。我读不懂，所以作品有问题，而那个非要教这些作品的坏老师就尤其有问题了。现在没有标准，祖克曼先生，只有意见。我经常思索过去每件事像什么样的问题：原来教育像什么样。东奥兰治中学像什么样。城市更新摧毁了东奥兰治，我毫不怀疑。他们——城市之父——谈论着城市更新将带来的各种伟大的变革。把商人吓死了，商人跑掉了，商人跑掉得越多，生意就越清淡。然后二百八十号和公园大道将我们的小镇化整为零。公园大道取消了琼斯街——我们有色人社区中心让公园大道一笔勾销了。接着是二百八十号。一场劫难性的入侵。对那个社区干了些什么呀！因为高速公路得横穿而过，沿着欧兰顿大道，榆树林大街，枫叶大街一排排漂亮的房子，州政府一下子把它们买断，一夜之间便统统不见了。我过去可以在美荫街购买所有的圣诞物品。嗯，美荫街和中央大道。中央大道当时被称做奥兰治的第五条街。你知道现在我们有什么？我们有个礼品店。我们有个泡泡果仁饼干店。还有个多米诺比萨饼店，但关门了。现在又开了一家食品店。有一家卖洁具的。但你不能比较质量。不一样。说真的，我开车上山，到西奥兰治购物。但那时候我不需要。没有理由。每天晚上我们出去遛狗，我会和我丈夫一道去，除非天气非常恶劣——走到中央大道，离开两个街区，然后沿着中央大道走四个街区，穿过马路，然后一路观赏橱窗，回家。有家B.奥特曼，一家拉瑟克斯，还有布莱克、斯塔尔以及戈韩姆。有家巴奇拉克，照相馆。一家非常好的男士用品店，明克斯，是犹太人开的，在美荫街上。两所剧院：在中央大道上的好莱坞剧院，美荫街上的皇宫剧院。小小的东奥兰治有着生活的一切……”
在东奥兰治有着生活的一切，什么时候？从前。在城市更新之前。在古典作品被抛弃之前。在他们停止发给毕业生美国宪法之前。在开办大学补习班教授孩子们他们应当在九年级就学会的东西之前。在有黑人历史月之前。在他们建起公园大道和引进二百八十号之前。在他们迫害一位因为在班上说了“幽灵”的大学教授之前。在她驾车上山，到西奥兰治购物之前。在一切——包括科尔曼·西尔克，改变之前。那是在一切都不一样的时候——从前。她哀叹，永远也不会跟从前一样了，不论在东奥兰治，还是在美国其他所有的地方。
四点钟，当我把车开出门前小路，准备驶往她投宿的学院招待所时，下午的日光倏然而逝，天空阴云密布，陡地变成了朔风凛冽的十一月天。那天上午他们埋葬了科尔曼——前一天上午埋葬了福妮雅——都是在温暖如春的天气里，但此刻一切都执着于宣布冬的来临，而且是海拔一千二百英尺高处的寒冬。它已经到了。
当时我突发一股冲动，想告诉欧内斯廷仅仅四个月前科尔曼驱车带我到城外奶场看福妮雅五点钟在午后的炎热中挤奶的情景——即他如何观察福妮雅挤奶，但不需要太多的智慧便克制了下去。不论欧内斯廷对科尔曼生活的感受尚有什么不足之处，她都没有探索的积极性。虽然她很聪明，她却没有就他如何度过他最后几个月的日子提出过一个问题，更不要说是什么引起他在那种情况下死去；虽然她很善良而且谨遵操守，但她宁可对他死亡的具体细节不加思索，她也不愿探讨在他二十多岁时使他与家人一刀两断的造反指令和四十多年后他作为贱民和叛徒与雅典娜脱离关系的愤怒的决定之间有没有自传性的相通之处。这并非意味着我肯定其间存在着联系，存在着一项决定套着另一项的扣环，但我们可以着手找找看，是不是？科尔曼这样一个人是怎么产生的？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于他自己的看法较之于别人对他的看法，哪个更不真实，或更真实？这种事真是可以了解的吗？但认为生活目的捉摸不透的观点，习俗不可思议的观点，社会的自我画像可能存在严重缺陷的观点，个人实在并不符合而且超出界定他的社会因素的观点，后者可能在他本人看来完全是虚假的——总之，一切鼓动人类想象力的疑惑似乎都被排除在她无可动摇地对于以时间为准绳的经典条文的不二忠贞之外。
“我没有读过你的书，”在车里她对我说，“这些日子，我读得最多的是神秘性质的东西，英国神秘书籍。但我回家以后，计划找出一些你的东西。”
“你还没告诉我查尔斯·德鲁博士是谁呢。”
“查尔斯·德鲁博士，”她告诉我，“发现了如何防止血液凝固，从而可以库存的方式。后来他在一次车祸中受伤，最近的医院不接受有色人种，他死于失血过多。”
这是我们在从山上驶往城里的二十分钟里的全部谈话。发现的激情过去了。欧内斯廷说了她所有要说的话。于是德鲁博士令人不寒而栗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命运获得了某种意义——一种明显的与科尔曼及其令人不寒而栗的、充满反讽意味的命运之间的特殊联系——虽然无足轻重，却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一次曝光让科尔曼在我眼里变得更加神秘莫测。现在我知道了一切，却好像什么也不知道，欧内斯廷告诉我的非但没有与我对他的想法相互统一，反而使他不仅变成一个未知数，而且变成一个前后矛盾的人。以什么比例，在什么程度上，他的秘密决定了他的日常生活，充斥了他每天的思维？随着年月的流逝，它有没有从一个滚烫的秘密变成一个冷却的秘密，变成一个被遗忘的、不足挂齿的秘密——某种早年关系到他接受的挑战，他对自我所下的赌注的东西？他有没有从他的决定中获得他所追求的冒险，或者是否这决定本身便是冒险？是不是那种误导作用使他快乐，隐名埋姓度过一生的成功令他欣喜，或者他不过就是简单地对他不想与之发生个人或官方关系的过去、人物以及整个种族关上大门？是否因为他希望绕过社会障碍？是否他仅仅是另一名美国人，继承伟大的西部拓荒传统，接受民主的邀请，将你的根源丢进大海，倘若那样做对追求幸福有所贡献？或者不止这些？或者少于这些？他的动机有多卑劣？有多病态？假设两者兼而有之——有什么关系？假设两者都对不上号——又有什么关系？在我遇见他的时候，这秘密是否仅仅微微地点染了他整个的生命色彩，或者他整个的生命只是一生秘密的沧海之一粟？他有没有放松过警惕，抑或犹如永远的逃犯？他是否摆脱过他不能摆脱的他正在成功的事实——他能在做过所做的事情后以完好无损的力量面对世界，他能在每个人面前显出一副如同他显出的那副模样，从容自在地活在自己的皮肤之中？假设，对，在某一点上，平衡偏向新生活，另一边退缩了，但他有没有彻底克服掉暴露的恐惧，以及他将被发现的感觉？当他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由于他妻子的突然死亡（如他所设想，遭人谋杀），那可怕的、他一辈子与之斗争的，但在临终时刻将他的忠心再次变得坚不可摧信念使他失去了理智。当他受制于那个疯狂的念头，一边跨进我的门槛，一边和我讨价还价，要我义不容辞地为他写本书的时候，他的疯狂本身难道在性质上不就是一个坦白的符号吗？幽灵！被一个甚至都不再有人使用的词汇所毁灭。对科尔曼来说，将他吊死在那上面的乃是对一切的平庸化——他复杂精确的谎言，他妙不可言、口径适度的欺骗，一切的一切。幽灵！可笑地贬低了他大师级出色的表演——他世俗且极其微妙的生活，一种表面上与越轨行为无缘的生活——因为所有的越轨都存放在秘密之中了。难怪，种族歧视的指控使他怒不可遏。似乎他的成就仅仅植根于羞耻。难怪，所有的指控都让他火冒三丈。他的罪行超过了他们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的一切。他说了“幽灵”，他有个只有他一半年龄的女朋友——统统是儿戏。这么可怜，这么小家子气，这么可笑的恶作剧，用这么一大堆中学生吵吵闹闹的玩意儿来对付这么一个人，在他循规蹈矩的外表下，别的不说，居然狠心对他母亲做出那种事情：跑到她那儿去，显示他英雄的自我生活观，对她说：“结束了。这场爱情结束了。你不再是我母亲，而且从来就不是。”任何胆敢采取这种行动的人不会只想当个白人而已，他要的是有能力那样做，绝对不会只限于为了获得快乐与自由。这就像《伊利亚特》中的野性——科尔曼最心爱的书中的人类贪婪的精神。每一次杀戮都有其独特的品格，每一次都是比前一次更为野蛮的杀戮。
然而，在那以后，他将机制击败了。在那以后，他大功告成了：再也没有离开过城墙里面的城市，即习俗的保护。或者，宁可说，既完全生活在城墙里面，又鬼鬼祟祟地完全生活在城墙外面，完全关在外面——这便是他，一名创造出来的自我，所享有一切独特的生活。是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将它击败了，直到所有的孩子生出来都是白的为止——突然他又没能击败它，完全忽视了还有别的东西是不可控制的。这个决心打造一个杰出历史前途的人，这个着手旋开历史弹簧锁、聪明绝顶地成功改变了个人命运的人，到头来却落入他不能完全指靠的历史的掌心：还没有成其为历史的历史，钟表正在一分一秒勾销的历史，随着我的笔不断扩散的、一次增长一分钟的历史，未来将比我们更能把握的历史。这个无处遁逃的我们——当下，共同的命运，流行的情绪，所在国家的思潮，具有制约性质的历史，即我们自己的时代——被一切事物可怕的转瞬即逝的性质所蒙蔽。
当我们抵达南沃德街，我把车停靠在学院招待所外面时，我说：“我想什么时候见见瓦特。我想和瓦特谈谈科尔曼。”
“瓦特自从1956年以来就没有提起过科尔曼的名字。他不愿谈有关科尔曼的事。在新英格兰的一所最排斥黑人的大学里，科尔曼建立了他的事业。课程设置中被白人垄断的课程，却正是科尔曼选择去教的。对于瓦特来说，科尔曼比白人更加白人。除了这，他没别的好说。”
“你会告诉他科尔曼死了吗？你会告诉他你这两天在什么地方吗？”
“不会。除非他问起。”
“你会和科尔曼的孩子进行联络吗？”
“为什么我要？”她问，“应当由科尔曼告诉他们，不由我决定。”
“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
“我没有告诉你。你在葬礼上做自我介绍的。你对我说：‘你是科尔曼的妹妹吗？’我说是的。我只是讲了真话而已。我不是个藏头露尾的人。”这是她整个下午对我所说的最严厉的话语——也是针对科尔曼的。直到那一刻她都是谨慎地在母亲的毁灭和哥哥的愤怒之间保持着平衡。
这时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钱包。她展开钱包，让我看夹在塑料套子里的一张照片。“我父母。”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刚从法国回来。”
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座砖砌的门廊前，娇小的年轻女人戴着一顶大帽子，穿着长长的夏天的裙子；高个子年轻男子全身戎装，戴着有帽檐的帽子，挎着皮革子弹带，手上戴着皮革手套，脚蹬铮亮的长筒皮靴。他们肤色很浅，但他们是黑人。你是怎么看出他们是黑人的？就因为他们毫不含蓄的姿态。
“英俊的年轻人，特别是穿着那身军装，”我说，“可能是骑兵制服。”
“纯粹的步兵。”她说。
“你母亲我看得没那么清楚。你母亲的脸给那顶帽子遮住了一些。”
“一个人为控制自己的生活也只能做那么多了。”欧内斯廷说。下了这个她唯一情愿做出的富含哲理的结论后，她将钱包放回手袋，谢谢我招待她吃午饭，几乎就在我的眼皮下郑重地敛起容颜，重新返回那种秩序井然、寻常百姓的生存方式，严格地与不论是白人的、黑人的或不白不黑的人的任何幻想保持着距离，她下了车。我并没有立即驾车回家，相反，我穿过城区，来到公墓，在将车停靠在马路边后，走进大门，对正在发生的事茫然无知，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伫立在科尔曼棺木上所覆盖的高低不平的土丘边，我完全被他的故事所控制——它的开始，它的结尾，于是我当场开始写这本书。
我一开始就好奇地设想，科尔曼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福妮雅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假设他告诉了她，也就是说，假设他不得不告诉她的话。他在那天闯进来一路大叫着“写我的故事，你混蛋”时，隐瞒了不能直截了当对我说的事，隐瞒了他自己（因为这个秘密，我现在明白了）写这个故事时所不能对我说的话，但最后他忍不住要对她——对变成他战友的学院的清洁女工——和盘托出。对这个女人，他能够为她脱光衣服，转过身子，以致暴露出插在他光脊梁上的那把用来给自己上发条，从而启动伟大越轨行为的机械钥匙。这个继埃莉·玛吉之后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女人。埃莉，在她以前是斯蒂娜，最后是福妮雅。唯一永远不知道他秘密的是那个他与之共度一生的女人，他的妻子。为什么对福妮雅坦白？正如心中藏有秘密是人之常情，迟早揭露秘密也是人之常情，更不用说，在这件案子里，是对一个从不问问题的女人，对一个你会以为对一个男人——一个保有这样一个秘密的男人——来说如获至宝的女人。甚至是对她——尤其是对她。因为她不问问题并不是因为她愚笨或不想面对问题，她不问问题，在科尔曼眼里，乃是与她遭到蹂躏的尊严相一致的。
“我承认这可能完全不对，”我对我完全改变了的朋友说，“我承认其中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正确性，但不管怎样还是开始了：当你尝试发现她是不是个骗子时……当你试图揭露她的秘密时……”就在那儿，在他的坟墓边，他曾经经历的一切都似乎至少被那一抔黄土的重量和体积所取消了。我等待着，等待着他说话，终于我听到他问福妮雅她曾经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然后我再一次等待，等待得更长些，终于一点一滴地我听见了她特有的那种脱口而出的与人顶嘴似的口气，那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我一个人站在暮色沉沉的墓地里，进入与死亡的专业竞赛。
“在没有了孩子们之后，在失火之后，”我听到她告诉他，“我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活成了一片雾。嗯，就碰到了那件自杀案。”福妮雅说，“在布莱克威尔城外的树林里。用一把猎枪。鸟枪。粉身碎骨。我认得一个女人，酒鬼，西西，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帮忙。她要去打扫那地方。‘我知道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西西对我说，‘不过我知道你胆子大，什么都能应付。能不能帮我干？’那儿原来住着一对男女，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吵架了，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把脑袋打开了花。‘我去把那里收拾干净。’西西说，所以我就跟着去了。我需要钱，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就去了。死亡的味道。我记得那个。刺鼻的血腥味，只是在我们动手打扫时才闻得到。只有在热水碰到血的时候才产生充分的效果。那是个木头小屋。墙上都是血。呸，呸，粘在所有的墙上，抹在所有的东西上。一等到热水和清洁剂碰上去……哎呀。我戴着橡皮手套，不得不戴上面具，因为连我都受不了了。墙上还有大块大块的碎骨头渣，和血粘在一起。把枪放进他嘴里。砰砰。也把骨头和牙齿打散了。看见的。到处都是。我记得朝西西看着。我看着她，她摇着头。‘我们干吗要他妈的为一笔钱干这种事？’我们好不容易才做完。一小时一百块。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值。”
“给多少才值呢？”
“一千块。把他妈的房子烧掉。再给也不够。西西走到外面。她再也没办法对付了。但我，两个孩子死了，疯子莱斯特到处跟着我，日日夜夜想对我下手，谁管我？我开始四下搜索。因为我是会那样做的。我想了解那个家伙究竟为什么那样做。这种事总是让我很好奇。为什么人家要自杀？为什么有大屠杀？不论什么样的死亡都让我着迷。看照片。看看有没有快乐的表情。看看整个的地方。最后我找到药物柜。药品。瓶子。那儿没有快乐。他自己的药房。我估计是治心理病的药。应当吃的药，而没有吃的。很清楚他设法寻求帮助，但没做到。他吃不下药。”
“你怎么知道的？”科尔曼问。
“我只是猜想。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编的故事。这是我的故事。”
“也许他吃了药，而且又杀死了自己。”
“不可能，”她说，“血。血迹斑斑。你根本搞不掉地板上的血。一条，一条，又一条的毛巾。还有那个颜色。最后变得越来越像三文鱼的颜色，但你还是弄不干净。就像仍然活着的东西似的。特效清洁剂不起作用。刺鼻子。甜甜的。让人恶心。我没呕吐。控制住了。不过也差不多。”
“花了多长时间？”他问她。
“我们在那儿待了有五个小时。我当了回业余侦探。他三十五六岁。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推销员或别的什么。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山里人类型。大胡子。头发乱蓬蓬的。她个子小小的。面孔很甜蜜。浅色皮肤。深色头发。深色眼睛。非常胆小。被吓怕了。我从照片里就看出这些。他是粗壮的山里人类型，而她是那么个娇小胆怯的女人。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我是个自我解放的选修生。中途辍学的。我上不了学。别的不说，太无聊了。一切像这样真正有趣的东西都发生在人家家里。发生在我家的是他妈的再坏不过的了。我怎么能进学校去学内布拉斯加的首府在哪儿。我想知道。我想走出校门，看看周围的世界。那就是我为什么去了佛罗里达，那就是我怎么会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那就是为什么我在屋子里四处探索的原因。只不过四处看看。我想知道最坏的情节。什么是最坏的？你知道吗？他自杀的时候她在场。我们到的时候，她已经给送去接受心理治疗了。”
“这是你做过的最糟糕的事——你不得不做的最坏的事？”
“太离奇了。是的。我见过许多事情。但这一件——并不仅仅因为它离奇，在另一方面它还很有神秘感。我想知道为什么。”
她想知道最坏的。不是最好的，最坏的。她的意思是真相。什么是真相？所以他说给她听。自埃莉之后的第一个人。因为在那一刻他爱她，想象着她刷洗血渍的样子。那是他对她最动心的时刻。可能吗？科尔曼不曾对任何人感到如此亲切过！他爱她。因为那是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面对最坏的状况却做出不以为然的样子的时候。不是勇气。不是英雄气概。仅仅是不以为然。他对她没有保留，一概没有。这是不假思索的，未经算计的。一派直觉。几小时后它可能变成一个非常糟糕的念头，但在那一刻，不是。他信任她——事情就这样。他信任她：她刷洗地板上的血渍。她不信宗教，她不伪装虔诚，不论其他的什么邪恶使她面目全非，她却从未被有关纯洁的神话所扭曲。她对评判别人不感兴趣——她见得太多，早已不相信那一套鬼话。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会像斯蒂娜那样逃跑。“你会怎么想，”他问她，”如果我告诉你我不是个白人？”
起初她只是看着他，倘若是发呆，也只是呆了半秒钟而已。随即她开始咯咯大笑，爆发出那种是她的商标的笑声。“我会怎么想？我会想你在告诉我一件我早就猜到的事。”
“不会吧。”
“哦，是吗？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在南方住过。我遇见过他们所有的人。当然，我知道。不然我又为了什么这么喜欢你？因为你是个大学教授？要是我把你当做那样一个人的话，我就是脑子不正常。”
“我不相信，福妮雅。”
“去你妈的，”她说，“你审问完了吗？”
“什么审问？”
“关于我做过的最坏的工作。”
“当然。”他说，然后等着她审问他是不是白人的事情，但一直没等到。她似乎并不真正关心，她也没有逃跑。当他把故事从头到尾讲给她听的时候，她倒是认真地听了，但并不是因为她发现故事不真实或不可信或希奇古怪——也当然不会因为她觉得这种行为该受谴责。不，在她听起来恰恰与生活本身相吻合。
2月里，我接到欧内斯廷打来的电话，也许是因为这是黑人历史月，她记起要向我确认马修·韩森和查尔斯·德鲁博士的地位。也许她正想着又该是她对我进行种族教育的时候了，特别要触及到科尔曼所抛弃的一切。一个满满当当、功成名就的东奥兰治世界，蕴藏着丰富的最难以忘怀的个人资料，一个成功少年时代坚实、抒情的河床，一切视之为当然的防卫、忠诚、战斗、合法，无需理论的论证，无需华美或虚幻的掩饰——一个跃动着激动和常理的幸福开端的一切有利质素，她哥哥科尔曼全都抹杀了。
令我惊讶的是，她在告诉我星期天瓦特·西尔克和他的妻子要从阿斯伯里来看她之后，说如果我不在意驱车到泽西的话，欢迎我去吃星期日午餐。“你想见瓦特。我想你可能想看看我们的房子。有照相本。有科尔曼的房间，原来科尔曼和瓦特睡觉的。双人床依然放在里面。后来是我儿子的房间，但枫树框架原封未动地保存着。”
我受到邀请去看科尔曼抛弃的西尔克丰饶之家，仿佛是他的宿命，为了生活在一个与他的自我规模感相一致的空间——为了变成另一个人，一个适合他的人，以被另一种东西所取代的方式求得他的归宿。抛弃所有的一切，整个的枝繁叶茂的黑人族群，认为他不能以任何别的手段取而代之。那么多的渴望，那么多的计划、激情、狡猾和伪装，统统为了满足离家出走以及脱胎换骨的饥渴。
变成一个新人。双重人格。承载美国故事的戏剧——发达后便一走了之的精彩戏剧——以及狂喜的驱动力所要求的动力和残酷。
“我很高兴去。”我说。
“我不能做什么保证，”她说，“不过你是个成年人。你能照看你自己。”
我笑起来。“你在对我说什么呀？”
“瓦特快到八十岁了，但他还是座熊熊燃烧的大锅炉。他说的话你是不会喜欢的。”
“关于白人？”
“关于科尔曼。关于那个费尽心机的说谎者。关于那个不孝之子。关于那个出卖种族的叛徒。”
“你告诉他他死了。”
“我决定告诉他。我告诉了瓦特。我们是一家人。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
几天以后，欧内斯廷随短笺寄来一帧相片：“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并想到我们的访问。如果你喜欢，请留下，作为对你朋友科尔曼·西尔克的纪念。”一张退色的黑白照片，大约四英寸宽，五英寸长，经过放大的快照，很可能原来是在人家后院里用布朗尼箱式相机拍摄的，相片里的科尔曼是他的对手在铃声响起时将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一架拳击机。他不会超过十五岁，虽然那些小小的轮廓鲜明的五官日后在成年男子脸上显出迷人的孩子气，但在孩子的面孔上却呈现出一副男子气概。他从事运动，像个专业运动员，有着潜行觅食的食肉动物的晦气目光。一切都不存在，只有胜利的欲望和毁灭的技巧。眼光平视，直接发自他内心，犹如一道命令，即使尖尖的小下巴笔直地塞在瘦骨嶙峋的肩膀里。他以典型的架势做好准备——双手摆在面前，手套仿佛不仅承载着他的拳头，而且承载着他一十五年全部的力量，每一只手套的面积都比他面孔大。你不由自主地感到这孩子有三颗脑袋。我是个拳击手，这凶狠的架势趾高气扬地宣布，我不把他们打趴下——我要将他们碎尸万段。我凌驾于他们之上，直到他们无力招架。毫无疑问，是她命名为坚定先生的哥哥；果然，相片背后有着浅浅的蓝墨水题词，肯定是欧内斯廷小时候的笔迹：“坚定先生”。
她也很有意思，我想，为少年拳击手找到一个透明的塑料镜框，将他安放在我的书桌上。那家子的勇气并没有随着科尔曼开始与结束。这是个大胆的礼物，我想，来自一位并不显山露水的大胆的女人。我非常想知道她请我上她家是出自什么想法，我也非常想知道我接受她的邀请是为什么。想到科尔曼的妹妹和我竟然会如此你来我往，真是有点奇怪——虽然只是有点奇怪而已，倘若你记得科尔曼的一切，要奇怪上一万，两万，十几万倍都不止。
欧内斯廷的邀请，科尔曼的照片——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2月第一个星期日，在议会投票否决将克林顿撤职的动议之后，动身前往东奥兰治；为什么我会走上一条偏远的山道，我平时进进出出时从不走的，除非在我把它当做是从我家到七号路线的一条捷径的时候。那就是我怎么会注意到停在我原来一眼都不会看的一大片田野的边缘的那辆破旧的灰色货车，有着战俘/战斗失踪人员事务局的保险张贴，我肯定，只会是莱斯特·法利的。我看见货车，不知怎么就晓得是他的，不能只顾朝前开，而不记录车的样子和行踪，我踩了刹车，停了下来。我倒车，直到我的车到了他的车前，才在路边停靠下来。
我想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我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不然我怎么会那样做呢？但那时已有差不多三个月了。科尔曼·西尔克的生活比我自己的更贴近我的心，所以我不假思索地便恰恰在那座寒冷的山顶停了下来，将一只戴手套的手放在那辆车子的发动机罩上。那辆车曾沿着错误的车道高速行驶，将科尔曼猛地撞出公路护栏，使他和坐在身边的福妮雅一起在他七十二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坠入河底。倘若这是谋杀工具，谋杀者便近在咫尺。
当我意识到我正朝什么地方去的时候——并再一次为得知欧内斯廷的信息，被邀请与瓦特见面，为我整天，往往直到深夜都在思念着一个与我相识不到一年并从来都不是我最亲密朋友的人而感到惊讶的时候——事态的发展似乎相当符合逻辑。这是你写书的时候通常发生的情况。不仅会出现一些状况，逼着你去探询一切——某些状况甚至开始将一切都自动地陈列在你的行车道上，突然之间，你连一条可以避免一头栽进你梦魇的退路都不复存在。
于是你便着手做我做的事情。科尔曼，科尔曼，科尔曼，你这个现在连谁都不是的人此刻却统领着我的生存状态。当然你不会写这本书，你的已经写完了——那书便是你的生命。书写个人的事既是揭露又是隐瞒，但对你来说，只能是隐瞒，所以永远不能奏效。你的书乃是你的生命、你的艺术。一旦你开始启动，你的艺术便是成为一个白人。成为，用你哥哥的话来说，“比白人更加白人的白人”。那就是你独特的发明行为：每一天你睡醒来扮演你创造的自我。
地面几乎没有残雪，只在开阔的田野里的短茬上还残留着蛛丝网络似的雪痕，无迹可遁，于是我拔脚朝另外一边走去。那儿有一排稀疏的树木，透过树木之间的豁口，我可以看见另外一片田野，我便再向前走，直到抵达第二块田野。我横穿过那一块，穿过另一排茂密得多的、长满高大的常青树的林子，眼前出现了一个冰封湖泊的熠熠闪光的眼睛，椭圆形，两端都是尖尖的，被白雪斑斑的棕褐色山岗环绕，而高山，层层叠叠，一个弧形接着一个弧形地向远处退隐。离开大路在走了五百码以后，我来到了——不，是擅自闯入；我心里产生的几乎是一种违法的感觉……我擅自闯入了一个，我设想——一个如同包围新英格兰任何内陆水域那样的原始的、未开垦的、宁静得未经污染的境地。它使你想到，这种地方往往正因为如此而备受众人的喜爱。世界在有人类之前是什么样子的？自然的威力有时具有非常强烈的镇定作用：这正是个具有镇定作用的地方，喝住你卑琐的念头，同时又不使你因为想起生命旅程的短小而感到敬畏。一切都安全地处于世俗崇高的档次。一个人能够啜饮美，而内心却不感到压抑或恐惧。
几乎在冰面的正中有一个孤独的身影，穿着褐色的连衣裤，戴着黑色的帽子，坐在一个黄色的矮桶上，弯腰对着一个冰窟窿，带手套的手里握着一根缩短的鱼竿。我直到他抬头看见我时，才踏上冰面。我不想突然或以任何显得似乎是故意的方式接近他，倘若这垂钓者真的是莱斯特·法利。如果真是莱斯特·法利，他便不是一个你想让他受惊的人。
当然我想到转身回去。我想到重新朝大路走去，想到钻进我的车，想到继续朝前开到南七号公路，再往前通过康涅狄格，上六八四号公路，从那儿开到嘉顿州立公园大道。我想到参观科尔曼的卧室。我想到会见科尔曼的哥哥，他因为科尔曼的所作所为，在他死后都不能不恨他。在我一路穿过冰面，去看一眼杀死科尔曼的凶手的时候，只想到这些，别无其他。直到他面前，我说：“嗨。手气如何？”我想：悄悄走上去还是不悄悄走上去，并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你都是敌人，在这一片空旷的、白花花的冰天雪地的舞台上，唯一的敌人。
“钓到鱼了吗？”我说。
“哦，不好不坏。”他只是朝我的方向瞥了一眼，便又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冰孔上——散落在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湖面上的、在岩石般坚硬的冰面上所凿出的十二或十五个相同大小的冰孔中的一个。很有可能，这些孔洞是用那个放在离他黄色矮桶——原本是装七加仑洗洁剂的大桶——仅仅几步之遥的工具钻通的。钻具包括一根约四英尺长的钻杆，其钻头是一个螺旋刀片式的宽宽的长圆锥体，一个结实的、真正的钻孔器具，相貌堂堂的钻头，由转动顶部曲柄旋转，它在阳光中闪烁，好像是新的。一个不祥的预兆。
“它达到了目的，”他喃喃道，“消磨时间。”
就好像我并非第一个，而更像是第五十个人，碰巧跑到离乡间山地的一条偏僻大路五百码的冰冻湖面的中央，来询问关于垂钓的情况。因为他戴着一顶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又盖住耳朵的黑色呢绒警卫员帽子，还由于他蓄着一撮深色泛灰的山羊胡和相当浓密的唇髭，只有一窄条面孔露在了外面。如果那面孔有任何特殊之处，那便是它的宽度——在水平轴线上，一张空阔的椭圆形平扁的大脸。深色的眉毛又长又浓，眼睛是蓝色的，间隔得特别远，而坐落在唇髭上方的却是一个孩子的扁平、无鼻梁的鼻子。在法利暴露在口套似的唇髭和呢绒帽子之间的一小条自我中，各种各样的原则在起着作用——几何学的和心理学的，但没有一项与其他的相互协调。
“美丽的景点。”我说。
“所以我待在这儿。”
“宁静。”
“接近上帝。”他说。
“是吗？你感觉到了？”
现在他蜕去外壳——他内心的防护罩，蜕去一些他在我撞见他的那一刹那时的情绪，显得似乎准备进行一个比无聊的闲扯更有意义些的沟通。他的姿势没有改变——依然是垂钓，而不是闲聊式的——但至少反社会的气息稍稍被一种我绝对没有料想到的略为深沉、反思的嗓音所驱散。若有所思的，你甚至都可以这么称它，虽然是以一种异常超脱的方式。
“远远地在一座山头上。”他说，“没有房子。没有居民。湖上也没有茅屋。”在每一项陈述之后，都有一个沉思性的停顿——陈述性的观察，大有深意的沉默。任何人在句子结尾的地方都会做出猜测，看看他是否对你讲明白了。“这里没有什么动静。没有噪音。三十英亩的湖面。没有一个手里拿着电钻的家伙。没有他们的噪声和他们汽油的臭味。七百英亩的空旷良田和树木。一个非常美的区域。只有和平和宁静。还有清洁。干净的地方。远离尘世喧嚣和疯狂。”最后是将我收入眼底的向上的一瞥。为了评估我。一个百分之九十晦涩和难以读懂、百分之十令人惊讶的透明的快速的一瞥。我在这人身上没有看到有丝毫幽默的地方。
“只要我保守秘密，”他说，“情况就不会变化。”
“说得很对。”我说。
“他们住在城市里。他们生活在日常工作的繁忙嘈杂之中。疯狂就要起作用。疯狂正在起作用。疯狂从工作回到家里。交通。堵塞。他们撞上了。我逃了出来。”
我不需要问“他们”是谁。我可能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我可能并不拥有电钻，但我是他们，我们都是他们，除了这个蹲在湖面上，手中轻轻摆弄着短鱼竿，宁愿对着冰窟窿，对着我们脚下僵硬的水——而不是我——说话的人。每个人都是他们。
“也许有个徒步跋涉者会路过这里。或者一个长途滑雪运动员，或者像你这样的人，找到我的车，他们就在这里找到我，所以他们就上我这儿来，就像你这样跑到冰上来——像你这样不钓鱼的人——”说到这儿他又抬头打量一次，神秘兮兮地揣测着我的“他们”性质。“我猜想你不钓鱼。”
“不钓。不。看到你的货车了。不过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驾车兜兜风。”
“唉，他们跟你一样，”他告诉我，似乎自打我在岸边出现的那一刻起，便没有过疑惑，“他们总是在见到有人钓鱼的时候过来。他们好奇。他们问我钓到什么鱼，你知道。所以我要做的是……”但此刻我的脑子似乎突然失灵，被他的思路所干扰。我在干什么呀？我究竟想干什么？当他又拾起话茬时，我的心立刻由于恐惧而狂跳起来。现在他的垂钓被毁掉了，我想，他决定和我玩一把。他要行动了。他不当渔翁了，要当莱斯特以及许多现在又是又不是的东西了。
“所以我要做的是，”他接着说道，“如果冰面上有鱼，我就做我看见你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会马上捡起所有钓到的鱼，把它们放进塑料袋，放进我的桶里，我坐在上面的这只桶。这样鱼就藏起来了。当人家过来说：‘钓得怎样？’我说：‘没钓到。我认为这儿什么鱼也没有。’也许我已经钓到三十条了。成绩很好的一天。但我会告诉他们：‘喏，我准备走了。我在这儿守了两小时，一条也没钓到。’每回他们都立刻转身离开。他们会到别的地方去。他们会传出话说那个池子没鱼。这就是为什么这么秘密的缘故。也许我会变得有点不诚实，但这儿就会成为全世界保守最严密的秘密的地方。”
“现在我懂了。”我说。我看出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和我这个干涉者一道对他的伪装哈哈一笑，没办法以笑嘻嘻听他说话的方式让他稍许放松，所以我连试都没有试一下。我意识到虽然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任何真正个人性质的事情，按他的决定，倘若并非我的，我们两人已走出微笑可以解决的范围。我陷入一场对话，这场对话在这个偏远、人迹罕至、冰天雪地的地方突然显得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我也知道你坐在一大堆鱼上面，”我说，“在这只桶里。今天多少？”
“嘿，你看上去像是个能守住秘密的人。大约三十条，三十五条。对，你看上去是个老实人。我想我好像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作家吗？”
“正是。”
“不错，我知道你住哪儿。在苍鹭住的那个沼泽对面。杜默奇尔的地方。杜默奇尔在那儿的小屋。”
“我从杜默奇尔手上买的。那么告诉我，既然我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为什么你坐在这儿，而不是那儿？这一大片冰冻的湖面。你怎么会单单选中这儿钓鱼？”即使他并没有尽力把我留在那儿，我似乎却主动在尽力让我自己不能够脱身。
“唉，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他告诉我，“你到你上次逮住它们的地方。如果你上次逮到鱼了，你会永远到这个地方来的。”
“原来如此。我一直想不通。”现在走吧，我想。这是全部必要的对话。比必要的还多。但关于他是谁的念头吸引我继续下去。关于他的事实吸引我继续下去。这并非揣测。这并非沉思默想。这不是创作小说的思维方式。这是事实本身。谨慎的规则，在我工作之外，在最近五年以来一直严格地控制着我的生活，突然中断了。在穿过冰面走过来的时候不能转身回去，现在我不能转身逃跑。跟勇气没有关系。跟理性和逻辑没有关系。他在这里。这才是有关系的东西。这引起我的恐惧。穿着厚重的褐色连衣裤，戴着黑色门卫帽，脚上蹬着厚底黑胶靴，两只手套在猎户（或士兵）的迷彩无指手套里，正是谋杀了科尔曼和福妮雅的凶手。我肯定。他们没有驶出路面，开进河里。这就是凶手。他就是那个人。我怎么能走？
“鱼总在那儿，”我问他，“当你回到上次所在的地点？”
“不，先生。鱼成群游动。在水下面。一天它们会在池子北边，第二天可能在池子南边。也许有时它们会接连两天待在同一个地方。它们会依然在那儿。它们喜欢的是，鱼喜欢的是成群结队。它们不太移动，因为水太冷。它们能够根据水温自我调节，水这么冷，它们动得就很少，不需要很多的食物。但如果你进入一个鱼聚集的区域，你就会钓到许多鱼。但有些日子你会去同一个池塘——你不可能钓完一池的鱼——于是你会在五六个不同的地点试试，钻洞，却一条也钓不到。一条鱼也逮不着。你是没找准鱼群的地点，那么你就枯坐在那儿好了。”
“接近上帝。”我说。
“你明白了。”
他说话的流利程度因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而让我感到惊讶；他愿意清晰地解释池塘里的水寒冷时水中生物的习性，同样也是我始料未及的。他怎么会知道我是“那个作家”的？他是否还知道我是科尔曼的朋友？他是否知道我参加了福妮雅的葬礼？我猜想在他脑子里此刻有着许多关于我的问题——以及我在这里的任务的问题——正如我脑子里有着许多关于他的问题一样。这个广袤的覆盖着穹隆的空间，这个寒冷的地面墓穴似的山峰，其顶端搂抱着大大的一片。冰冻得犹如岩石般坚硬的椭圆状淡水，湖中生命古老的活动，这是冰的结构，这是鱼的新陈代谢，一切无声无息的，亘古不变的力量不屈不挠地运作着——仿佛我们在世界之巅相会，两个隐秘的脑子互不信任地转动，是两个不顾一切的相互仇恨的偏执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