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你是怎么想的，”我说，“如果你逮不到鱼？当它们不上钩时，你会怎么想？”
“告诉你我刚才正在想什么。我想着一大堆事情。我想着小滑头维利。我想着我们的总统——他的怪运气。我想着这家伙每次都能躲过去，我想着那些什么都躲不掉的家伙。他们没有躲避服兵役，没逃掉。似乎不公平。”
“越南。”我说。
“对呀。我们可得登上怪模怪样的直升机——我第二趟去，当了个门射手——我正想着的是那次我们进入北越去营救两名驾驶员。我坐在这儿，想着那时候的事。小滑头维利。那个狗杂种。想着那个杂种龟儿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用着纳税人的钱，让人舔他的鸡巴，然后想着那两名驾驶员，他们是去对河内港执行空中打击任务的，这两人伤得实在厉害，我们从无线电里收到信号的。我们甚至都不是救援直升机，但我们就在附近。他们发出求救信号说他们要跳伞了，因为他们所处的高度使得他们不跳伞就要爆炸。我们连救援机都不是——我们是射击机——我们是冒险去营救两条性命。我们都没有得到许可到那里去，我们就去了。你凭直觉行动。我们一致同意，两名门射手，驾驶员，副驾驶员，虽然机会不大，因为我们没有掩护，但我们还是去了——冒险营救他们。”
他在给我讲一个战斗故事，我想。他知道他在讲述这个故事。里面有个他要说明的中心思想。一个他要我随身带走的东西，带到岸上去，带到我车上去，带到他知道地点并希望我知道他知道地点的房子里去。作为“那个作家“带走呢，还是以别的什么身份——一个知道甚至比这个池塘的秘密更大的他的秘密的人？他要我明白并不是很多人看见过他所见过的东西，到过他到过的地方，干过他干过的事，而且如有必要，还可以再干。他在越南被谋杀，他把凶犯带回到伯克夏，然后他从作为战场的国家——恐怖的国家——回来，回到这个完全令人不能理解的另外一个地方。
冰上的钻具。赤裸裸的钻头。没有比蛮荒之地中央的这个钻头发出的无情的寒光更扎实地体现出我们的仇恨。
“我们心里想，OK，反正我们快死了，我们快死了，所以我们朝上升，按他们的信号找到目的物，看见一个降落伞，我们在空地上降落，救起那个身上一点伤都没有的家伙。他一下子跳起来，我们把他拉进机舱，就起飞，没有受到任何还击。所以我们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说：‘他向那边飘。’于是我们升到天空，但那时他们知道我们来了。我们又向前飞了一段距离，寻找另一个降落伞，这时整个倒霉的地狱都炸开了。我告诉你，简直不能相信。我们始终没有救起那个家伙。直升机没被击中，你根本不会相信。叮叮砰砰砰。机枪。地面火力。我们只能掉头尽可能快地离开那里。我记得那个我们救起的家伙开始哭起来。这就是我要讲的。他是个海军驾驶员。他们从富雷司达尔号起飞的。他知道另一个人不是被杀了，就是被俘了。他开始号啕大哭。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他的伙伴。但我们不能返回。我们不能用直升机和五名战友冒险。我们很幸运，救出一名。所以我们回到基地，钻出来，看着直升机，上面有一百五十一个子弹孔。没一颗击中水压线，燃料线，但水平旋翼上弹坑累累，许许多多子弹打在它上面。把它打弯了一点。如果他们击中尾翼，就会直接掉下去，但他们没有。你可知道他们在战争中打下五千架直升机？我们失去两千八百名喷气战斗机驾驶员。他们在北越作高空轰炸时失去两百五十架B—52。但政府永远不会告诉你这些。不会告诉你这些。他们告诉你他们想告诉你的东西。小滑头维利一次都没给逮到过。那个服兵役的家伙给逮到了。一次又一次。不行，不公平。你知道我想着谁？我想着要是我有个儿子，他现在就可以和我在一起冰上垂钓。这就是你走过来的时候我脑子里所想的东西。我抬起头，看见有人走过来，而我有些像做梦似的，我想，那可能是我儿子。不是你，不是像你这样的大人，而是我儿子。”
“你没有儿子吗？”
“没有。”
“没结过婚？”
这次他没有立即回答。他看着我，寻找目标，仿佛我像那两名驾驶员似的拉响了警报器，但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知道，我想，他知道我出席了福妮雅的葬礼。有人告诉他“那个作家”在那儿。他以为我是个什么样的作家？一名写像他那样的罪犯的作家？一名在书里描绘凶杀犯和谋杀的作家？
“死了，”他最后说，又重新盯着冰窟窿，晃动他的鱼竿，挥动手腕上下抖动了十几下，“婚姻死了。从越南回来，一肚子的愤怒和怨气。患了伤后神经紊乱症。得了他们叫做伤后神经紊乱症的病。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不想认得任何人，我跟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接不上气，只要是文明的生活都不行，就好像我在那边待得时间过长，一切都疯掉了似的。穿干净衣服，大家相互问候，大家微笑，大家参加派对，大家开汽车——我不再能衔接得上。我不知道怎样和任何人交谈。不知道怎样跟人打招呼。我在很长时间里自我封闭。我常钻进车，到处转，到树林子里，在里面走来走去——最古怪的事情。我甩掉我自己。我不知道所经历的事情。战友们给我打电话，我也不回。他们担心我会死在车祸里，他们担心我会……”
我打断他。“为什么他们要担心你会死在车祸里？”
“我酗酒，我一边开车，一边酗酒。”
“你有没有出过车祸？”
他微微一笑，没有停顿，没有死盯着我，没有朝我递来有特殊含义的威胁目光，没有跳起来卡我的脖子，仅仅微微一笑，微笑中所包含的善意比我预料的要多得多。他以一种故意造作的轻松心态耸耸肩说：“撞到我差不多。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吧？车祸？出车祸？就是出了，我也不会知道的。我认为我不知道。你正患有他们叫做伤后神经紊乱症的病。各种东西不断跑进你的潜意识中，让你以为你回到越南，重返部队。我不是个受过教育的人，我连这些都不懂。大家耻笑我，说我这不好，说我那不对，可是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受了什么罪，连我也不明白——你知道，我没有受过教育的懂得这些事情的朋友。我只有臭娘们做朋友。哦，伙计，我指的是真正保证回收百分之百或双倍本钱的臭娘们。”又一次耸肩。笑话？有意说的笑话？不，更像是以无忧无虑的腔调表达的恶意。“所以我能做什么呢？”他无奈地问。
哄我。耍我。因为他知道我知情。这会儿只有我们两个待在这山上，而我是知情的，他又知道我知情。钻具也知道。你知道一切，你知道你所需知道的一切，一切都铭刻在它弧形的钢刀片的螺旋体上。
“你是怎么发现你得了伤后神经紊乱症的？”
“退伍军人协会的一个有色人种姑娘。请原谅。一位非裔美国人。一位非常聪明的非裔美国人。她得了硕士学位。你有硕士学位吗？”
“没有。”我说。
“唉，她得了，这就是我怎么得知我得了什么病的，否则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样我就开始了解我自己，了解我正经历的东西。他们告诉我。并不是我一个。别以为只有我一个。成千上万的人遭受和我相同的痛苦。成千上万的人半夜醒来又回到越南。成千上万的人给他们打电话，不回。成千上万的人做那些真正坏的噩梦。所以我把这些说给那个非裔美国人听，她都能理解，因为她有硕士学位。她告诉我那些东西是怎么进入我的潜意识的，相同的情况发生在成千上万的其他人身上。潜意识。你不能控制的。就像政府一样。政府又从头来一遍。它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成千上万的人结了婚，婚姻死了，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对越南有怒气，有怨气。她对我解释了这一切。他们啪的一下把我从越南拉进一架C—41空军喷气机，送到菲律宾，然后又登上一架世界航空公司的喷气机飞到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然后他们给我两百美元，叫我回家。所以我花了——大约，从我离开越南到回到家里——花了大约三天时间。你回到文明社会。你死了。你老婆，即使十年了，她还是死了。她死了，她究竟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
“仍然还患有伤后神经紊乱症吗？”
“嗯，我还是喜欢孤独，不是吗？你认为我在这儿干什么？”
“但不再酗酒驾车了，”我听见我自己说，“不再出车祸了。”
“从来没有出过车祸。你没听见？我已经告诉你了。反正据我所知没有。”
“婚姻死了。”
“哦，对。我的错。百分之百。她是个可爱的女人。完全没有错。都是我的。向来都是我的。她配得上比我好得多的男人。”
“她出了什么事？”
他摇摇头，悲伤地耸耸肩，一声叹息——一派狗屎，故意做出的透明的狗屎。“不知道。逃跑了。我把她吓成这个样子。吓坏了那个女人。她不管在哪儿，我都记挂着她。清清白白的一个人。”
“没孩子。”
“没有。没孩子。你呢？”他问我。
“没有。”
“结婚了？”
“不再结婚。”我说。
“所以，你和我境况相同。和风一样自由。你写什么样的书？破案的？”
“我想不是。”
“真人真事？”
“有时候。”
“什么呢？爱情故事？”他笑嘻嘻地问道，“不是色情的吧，我希望。”他假装这是个不受欢迎的念头，即使一闪而过都令他不愉快，“我肯定希望我们的本地作家不会在山上麦克·杜默奇尔的屋子里写作并发表色情的东西。”
“我写像你这样的人。”我说。
“是吗？”
“是的。像你这样的人。他们的问题。”
“你有本书叫什么名字？”
“《人性的污秽》。”
“是吗？我买得到吗？”
“还没出版。还没写完。”
“我会买的。”
“我给你寄一本。你叫什么名字？”
“莱斯特·法利。对，寄来。你写完了，寄给镇上的车库代交。六号路，镇车库。莱斯特·法利收。”又一次戏弄我，有种戏弄每个人的样子——他自己，他朋友，“我们的本地作家。”他说，即使这个想法开始让他发笑，“我和那些家伙会看的。”他并没有大声笑起来，而是抿着一个大笑的诱饵，逐步接近它，并绕着它转，牙齿却没有真正咬下去。离危险的欢乐钓钩非常接近，但并非近到可以一口吞的地步。
“我希望你会。”我说。
我不能转身离开。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在他又蜕去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感情伪装的时候，不能在有可能更进一步窥视他内心的时候。“你在服役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为了你的书吗？”
“是的。是的。”我大声笑了起来。随着一股可笑的、强悍的、对抗的冲动，我不假思索地说：“都是为了我的书。”
他此刻也比刚才较为放肆地笑出声来——在这个疯人院似的湖面上。
“你原来是个合群的人吗，莱斯特？”
“是呀，”他说，“我是的。”
“和大家相处？”
“没错。”
“喜欢和他们玩个痛快？”
“对。数不清的朋友。飙车。你知道，全是那种玩意儿。我上全日班。但在我不上班的时候，没错。”
“你们越战老兵都在冰上钓鱼？”
“我不知道。”那种抿着嘴的笑声又来了。我想，要他杀死一个人比叫他开怀大笑容易得多。
“我开始冰上垂钓，”他告诉我，“并不很久。在我老婆跑了以后。我租了间小棚子，在树林子里面，在蜻蜓湖上。树林里面，就在水边上，蜻蜓湖。我总是在夏天钓鱼的，钓了一辈子，但我对冰上垂钓并没有多大的兴趣。我总以为外面太冷，你知道，所以我住到湖上的第一个冬天，那个冬天我不正常——倒霉的伤后神经紊乱症——我就这么看着那个人一步步走过去，看他怎么在冰上钓鱼。我仔细观察他两三回。有一天我穿上衣服，散步到那儿去，那个人钓了一大堆的鱼，黄鲈鱼、鳟鱼，什么都有。所以我想，这种钓法并不比夏天差，说不定还更好呢。你只需要穿上足够的衣服，配备恰当的工具。我照办。我下山买了把钻子，呱呱叫的钻子，”他用手指着，“钓竿，引线。几百种不同的厂家和型号。各种各样的尺码。你在冰上钻一个窟窿，把你最喜欢的引线连同上面附带的诱饵丢下去——只不过手动一动而已，你只要上下抖动一下，你知道。因为冰层下面很黑。哦，真的很黑。”他告诉我，并且，在整个对话中，他脸上第一次显示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的阻光度。太少的欺骗。太少的伪装。在他讲话的时候，嗓音里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弦外之音：“真正的黑暗。”一种令人头皮发麻、大惊失色的弦外之音，由此而使得关于科尔曼事故的来龙去脉统统变得一目了然。“所以下面任何一点闪光，”他补充道，“都会把鱼吸引过来。我猜想它们能够适应黑暗的环境。”
不，他不笨，他是个畜生，一个杀手，但并非如我所设想的那样愚痴。他不缺心眼。在无论什么伪装之下，缺心眼是极为罕见的。
“因为它们得吃东西。”他科学地解释给我听，“它们在下面找得到食物。它们的身体能够适应那种异常寒冷的水。眼睛能够适应黑暗。一有动静它们便能感觉得到。如果它们看见任何一丝闪光，或者它们也许感到了你牵动引线发出的震动，它们就被吸引过来。它们知道说不定有活的东西可以吃。但倘若你不抖动鱼竿，就一条也别想钓到。如果我有个儿子，你知道，这就是我刚才在想的，我会教他怎么抖动。我会教他怎么在引线上挂诱饵。有不同种类的诱饵，你知道，大多数是苍蝇蛆或蜜蜂蛹，他们专为冰钓培养的。我们会下山到商店里去，我和小莱斯特，我们会在冰钓商店选购。用小杯子盛的，你知道。如果我现在有小莱斯特做伴，你知道，如果我一辈子没有给这种古怪的伤后神经紊乱症毁掉，我就会和他一起待在这儿，教他全部的技巧。我会教他怎么使用钻子。”他指着那工具，工具依然放在他身后稍稍够不到的地方，“我用的是五英寸的钻子。它们从四英寸到八英寸宽。我比较喜欢五英寸的窟窿。再好不过了。我从来没碰上过从五英寸窟窿里拉不出鱼的问题。六英寸太大一点。六英寸太大的原因，刀片宽出一英寸，看上去似乎不多，但如果你看看这五英寸的钻子——瞧，我拿来给你看。”他站起身，走过去，拿起钻具。尽管他穿着棉连衣裤、长筒靴，使他粗大的身躯更显矮壮，却是灵活地走过冰面，只用一只手就一把抄起钻子，其架势就像你打出一个飞球后，小跑步返回板凳时顺手从球场上抄起垒球棒一样。他走到我面前，举起钻子，将雪亮的长钻头直逼我的面孔。“就是这。”
就是这。这就是根源。这就是本质。就是这。
“如果你将这五英寸的钻子和六英寸的钻子作比较的话，”他说，“就大不相同了。当你用手钻过一英尺到十八英寸的冰层时，用六英寸的钻子比用五英寸的要费劲得多。用这把我可以在大约二十秒钟的时间里钻通一英尺半厚的冰层——倘若刀片锋利结实的话。锋利是最要紧的。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刀片锋利。”
我点头。“冰面上真冷。”
“你还是相信为妙。”
“到现在才注意到。我越来越冷了。我的脸。我架不住了。我该走了。”我朝后退了第一步，离开他周边的稀薄的雪水和他垂钓的窟窿。
“不错。你现在知道该怎样冰钓了，是吧？也许你想写本书，谈谈那个，而不是破案的故事了。”
往后面一次退半步，我朝岸边退了有四五英尺远，但他仍然用一只手端着钻子，螺旋刀片对准我眼睛原来所在的高度。我完全溃败。我开始撤退。“现在你知道我的秘密地点了。连这你也知道了。你知道所有的事，”他说，“但你不会告诉别人，是吧？有个秘密地点感觉很不错的。你不会告诉别人。你学会了什么都不说。”
“我会守口如瓶的。”我说。
“山上有条小溪流进来，越过一道道山脊。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他说，“我从没探寻过源头。反正是一股源源不断的水流，从那儿流到这儿的湖里。湖的南边有个溢洪口，水从那口子里流出去。”他用手指着那边，依然端着钻子，他一只戴着无指手套的大手紧紧地抓着它不放，“湖下还有数不清的泉眼。水从湖底上来，所以水不断地更换。它自我净化。鱼必须有清洁的水才能存活，长得大而且健康。这地方具备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上帝创造的。人跟这些没有关系。这就是它为什么这么干净，这就是为什么我到这儿来的原因。如果有人来插上一手，我就立刻走开。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一个潜意识里充满伤后神经紊乱症的人的座右铭：远离人群，接近上帝。所以别忘记这是我秘密的藏身之地。一旦秘密泄露，祖克曼先生，就是你讲出去的时候。”
“我听明白了。”
“还有，嘿，祖克曼——那书。”
“什么书？”
“你的书。把书给我寄来。”
“你一定会有的，”我说，“邮寄来。”说着便开始穿过冰湖往回走。他待在我身后，端着那个钻具，看着我慢慢地走开。路很长。即使我逃脱，我也知道我一个人待在我房子里的五年告一段落了。我知道如果真写完那本书，当我写完书的时候，我将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落脚。
我刚安全跨上湖岸，便转过身，朝回看，看看他最后是否要尾随我到树林深处，把我干掉，让我永远没有机会走进科尔曼·西尔克童年的家，像在我之前的斯蒂娜·帕森一样，作为白人客人，和他东奥兰治家庭成员坐在一起共进星期日大餐。仅仅是面孔朝向他，我都能感到钻头的恐惧——即使他已经重新在桶上就座：皑皑的冰封湖面包围着一个微小的黑点，那是一个人，大自然中唯一的人类标志物，仿佛是由一名文盲留在一张纸上签字画押用的×符号一样。这就是，如果不是全部的故事，也是全部的画面。只有在极为稀有的场合，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末尾，生活会呈现出诸如这幅画面般纯洁宁静的景象：一个孤独的人，坐在桶上，通过十八英寸的冰层垂钓。这位于美国的一座田园牧歌似的山峦顶部的湖泊有着长流不绝的水源。
【注释】
[1] 好莱坞一电影制片公司。
[2] 犹太教徒为死者祈祷唱的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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